陈兰村 | 传记教育的历史回顾与新时代推进传记教育的现实意义

内容摘要：顾名思义，传记教育即是以传记为载体，以优秀人物经历为榜样而向公民和学生进行的公共教育和学校教育活动。中国自先秦有史以来从部落和国家层面即重视传记教育，以纪念祖先、教育后代、团结族人、巩固国家为目的。近现代社会变革中、直至当代国家建设和社会生活中，在向先进人物看齐的各种活动中，传记总是发挥着现实的导向作用。改革开放以后，从大学到高中传记教学正式进入课堂，传记教育得到进一步的推动。新时代推进传记教育具有深远现实意义。 提出传记教育的命题很有必要，这有助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史明理、学史崇德等主要指示精神；提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提升社会成员的道德情操；促进新的传记类作品的繁荣。

关键词：传记教育   历史回顾   现实意义

传记教育顾名思义，即是以传记为载体，以优秀人物经历为榜样而向公民和学生进行的公共教育和学校教育活动。中国自先秦以来从部落和国家层面即重视传记教育，以纪念祖先、教育后代、团结族人、巩固国家为目的。近现代社会变革中、直至当代国家建设和社会生活中，在向先进人物看齐的各种活动中，传记总是发挥着现实的导向作用。改革开放以后，从大学到高中传记教学正式进入课堂，新的传记创作和传记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传记教育得到进一步的推动。但当前提出传记教育的命题仍很有必要。回顾传记教育发展的历史，对推进新时代的传记教育具有现实意义

从传记文学理论看，传记文学具有文学欣赏、历史记忆、教育激励等多重功能。而考察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史，发现伴随传记文体的传记教育自古有之，只是传记教育的具体内容和教学方式在各个历史时期侧重点不同。本文把传记教育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从西周至清代灭亡，可以称古代时期；第二、自中华民国成立，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称近现代时期；第三，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称新中国时期。

（一）中国传记教育自古有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说：“随同人，我们进入了历史。” ①传记源于历史，在最初的历史中就孕育了传记文学的因素。远古时代，人们在部族或部落里生活，长者在空闲时谈论祖先或本部族本部落的英雄业绩，代代相传，便成为古代远祖的英雄传说。这就是最初的传记教学，是部族或部落长者不自觉的口头传记教学。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以今存之《诗经》300篇论，其属于纯粹的史诗体裁者尚多篇，例如：……《生民》篇，……《公刘》篇。” ②白寿彝教授《史记新论》中也说：《生民》《公刘》“这两篇是歌颂古代英雄传说，是传记体” ③。《诗经》中的《生民》《公刘》等史诗是最早的传记文学萌芽，也是最初的传记文学教材。它们产生在西周初年，即公元前11世纪，距今已有三千多年。从最初的英雄传说发展为史诗，发展为传记，就与尊重祖先，纪念先人，教育后人，团结族人分不开。

中国古代，自西周初年至1911年清朝被辛亥革命推翻，在长达3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已很重视历史，也重视传记教育。先秦时期出现《左传》《国语》《战国策》《晏子春秋》等先秦历史散文著作，书中已出现了传记文学雏形。汉代司马迁写了《史记》，开创了“纪传体”的史书体裁，出现了成熟的史传。这种史传体裁以记述人物传记为主。从此，封建社会历代的所谓正史都以《史记》“纪传体”为样板，这意味着从民间到国家层面的传记教材也一直传承下来。

《史记》及以下诸多正史几乎是近代以前文人的必读书。《三国志·吴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记载吴国君主孙权教部下吕蒙读书，既谈了自己读书受益的体会，又教吕蒙和蒋钦二人要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这里的“三史”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所以孙权向吕蒙他们开出的书目中，《左传》、《国语》及三史，共五本都是历史书，其中以传记为主。后来吕蒙听孙权的话，读书大有长进。鲁肃见吕蒙夸奖他“非复吴下阿蒙。”吕蒙也很自负地说 ：“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在《江表传》里吕蒙还提到蜀国大将关羽“斯人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 ④可见当时关羽也是读《左传》知名。以上事例说明，古代统治者对以传记为主要载体的传记教育的重视。教学方式是政治军事首脑开出书目，让下属自学。这里也透露，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的传记教育的内容注重从前人吸取政治军事智慧，实践于当时为统一中国的政治军事斗争。

（二）从唐代至清代，传记教育的发展过程。唐代起至清代科举取士制度长达千余年，也影响中国教育上千年。考试科目是对考生学习的指挥棒。唐代科举考试如进士科开始重视考诗赋，但后来也注意考史学。据学者雷闻研究：“唐穆宗时终于有了常科“三史科”的设立，原属制举的“一史”也变为常举，它们既是礼部贡举的科目，也是吏部科目选的科目，对于史科及第者，朝廷往往进行优奖。” ⑤所谓“三史”，在六朝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部史书，但到唐代范晔《后汉书》逐渐取代《东观汉记》。所以唐代及以后至清代人所说“三史”一般指《史记》《汉书》《后汉书》。唐代后期礼部、吏部考试科目要考“三史”，而这“三史”都是纪传体史书，考生也就必须要学习这些书中的传记。

唐代朝廷还重视组织编写史传，内容偏重维护本朝利益，突出当朝的主流思想。唐太宗李世民正式设立史馆制度。修史由宰相领导，修史正式列入国家层面的大事。唐初设馆修史，共修八部纪传体正史，即《晋书》《隋书》《南史》《北史》《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成绩显著。可见唐代统治者对传记体史书的重视。官修正史目的，也可看作是传记教育的内容侧重是借鉴前朝亡国，尤其是隋朝亡国的历史教训，探索帝王将相对中国统一事业成败的作用。⑥《旧唐书·魏徵传》载，魏徵死后，唐太宗李世民称赞魏徵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⑦李世民的话说出了古代清醒的统治者对历史，对传记教育借鉴意义的明确认识。唐以后至清代，一般都是在前朝灭亡后 ，后来的王朝就继续编修前朝的纪传体正史。正史仍是以人物传记为主要形式，作为传记教育的载体，这是国家层面传记教育的主要工作。

唐代兴盛时期开始有了书院的教育形式，到宋代书院鼎盛，明清仍存在。书院教学对象是青少年或成年人，教学内容有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而历史著作包含了传记的内容。宋代书院普遍将《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列为专门的历史教学素材。朱熹曾言：“先读《史记》及《左传》，却看《西汉》《东汉》及《三国志》。次看《通鉴》。”⑧朱熹的理由是从便于学生理解的角度出发，先读较为形象、贯穿人物事例的纪传体史书，再读相对理性的编年体史书。可见，朱熹要学生读纪传体史书，那么必然要读其中作为主体的人物传记。

（三）从魏晋开始，文人个人创作的传记逐步壮大。从魏晋开始，唐宋兴盛，直至明清各代，大量出现。形式以杂传、别传、碑传、散传等名称出现，其中也不乏有教育意义的传记作品流传于世，如唐代韩愈写的散文《张中丞传后叙》，表彰在安史之乱中抗击叛军的张巡、许远的英雄业绩，表达了作者反对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的主张。《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七下《张巡传》和韩愈的文章，使张巡的事迹为后世文人传颂。

史传与文人个人创作的杂传共同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大业中起到了传记教育的作用。诸如人文始祖黄帝，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儒家代表孔子，爱国诗人屈原，抗匈名将李广，出使不辱使命的苏武，舍身求法的法显、玄奘，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于谦、戚继光、林则徐，为民请命的清官包拯、海瑞等等。他们的英名教育中华民族后人树立民族自信心，为维护祖国的统一而奋斗。

（四）古代传记教育的特点：第一，从最初的传记文学萌芽《诗经》中的《生民》《公刘》等史诗成为最初的传记文学口头教材，教学方式是口头传授，内容就有尊祖、教育族人的意义。第二，从唐代开始至清代历代朝廷组织史馆编写正史，成为国家层面正史传记教材编写的主体。《史记》及以下历代正史几乎是近代以前文人的必读书。其中一些传记人物长期成为后世文人写诗文、戏曲、小说的题材 ，更扩大了教学效果。许多有作为的帝王将相、英雄人物保存在民间信仰、民间口头记忆里。第三， 魏晋以后至清代文人个人创作的传记以别传、碑传、行状等形式大量出现，与正史传记教材起了互补的作用。第四，唐宋兴起的书院教学机构，相当于官助民办的学校。在书院的教学内容中已包含了传记，用讲授法、问难法、自学与指导结合的方式教学。

近现代的传记教育，主要表现为传记文学载体由古代向现代转变。传记的创作与教育的主体由原来国家史馆为主已转变为以个人提倡和写作传授为主。标志性的人物是梁启超、胡适、许寿裳、朱东润。朱东润从事传记研究、创作、教育事业则从1939年延伸到改革开放后1988年他去世那年，近50年。他既属于这个时期，又超越这个时期。这个时期的传记教育内容配合辛亥革命、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出了相应的社会关切或作为榜样的人物传记，为社会进步鼓与呼。

（一）梁启超是开现代传记创作与教学先河的有功之人。梁启超的传记创作与传记教育，明显地起到了古代传记文学向现代传记文学发展的桥梁作用。他的传记作品可分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古代名人的传记，如《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第二，外国名人的传记，如《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三，同时代名人的传记，如《戊戌六君子传》。梁启超的传记创作，反映了他把传记引向启迪民智、社会改革、强化作家的主体意识。他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1922年起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兼课，先后到北京、济南、苏州、上海等地讲学。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他虽然没有开设专门的传记课，但他讲历史也涉及人物传记了。梁启超提倡读传记，他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文，谈到“二十四史”读法时指出：“读名人传记，最能激发人志气，且于应事接物之智慧增长不少，古人所以贵读史者以此。” ⑨他自己的“新民”体传记文在当时通过报纸对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中有一段回忆说：“那时候，梁任公已经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都鄙屑他，但却喜欢他的著书。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⑩由此可知，梁启超的传记作品和他对名人传记的提倡在当时已经发挥了传记教育作用。

（二）胡适是现代传记文学的提倡者和实践者。胡适曾经在北京、上海、台湾多次通过公开演讲，提倡传记文学，不遗余力。如在1953年1月12日演讲中提出“传记可以帮助人格教育”。⑪胡适积极劝人写传记，尤其极力劝人写自传，或作新传。他曾经为20余种别人传记作序，对中外传记做评论。由于胡适的大力提倡传记文学，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中国出现了一个写自传的小高潮。如郁达夫的《达夫自传》、郭沫若的《沫若自传》、沈从文的《从文自传》等等。

胡适在1919年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学生写了长达7000字的《李超传》，借此向社会控诉封建礼教，支持了妇女反封建、求解放的愿望。《李超传》在当时的《新潮》杂志发表后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人们通过妇女被迫而死的事实，认识到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让人们更加同情妇女的解放斗争。他还写过《四十自述》、《胡适口述自传》、《丁文江的传记》等。他的传记内容上注意宣扬爱国精神。他早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就在《竞业旬报》第34期发表《爱国》一文，阐述其爱国主张。他早年的传记创作也贯彻了爱国主题。如《姚烈士传》、《贞德传》、《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丁文江的传记》等。⑫胡适的传记对传主的选择范围比梁启超更为扩大，古今中外，名人平民都可以作为传主。总的说，胡适作为现代传记的开风气者，努力提倡，亲自实践，对推动现代传记文学创作和传记教育的发展功不可没。

（三）国内大学较早开设传记研究课的几位教授。为发挥传记文学在素质教育与学院文化中的作用，较早开设传记研究课有以下几位教授。

1934年北京大学郑奠教授开设了“传记文学研究”⑬

1935年9月-1936年6月，胡适在北大增开了“传记专题实习”课程。

1939年朱东润在武大开设了“传记文学研究”课程。

1940年许寿裳先生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讲授“传记研究”的专题课。同年他发表《谈传记文学》(《读书通讯》第3 期)。他的传记作品《章炳麟》于1945年在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1948年他在台湾殉难。辜也平《许寿裳与现代传记文学——在许寿裳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指出：“许寿裳先生是现代传记文学研究、写作和教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⑭许寿裳是鲁迅的好友，可惜去世早，他在现代传记文学的发展和传记教育中作出过的贡献已引起学界的注意。

（四）朱东润教授是现代一位忠实的传记文学家。他从民国开始传记研究，直到改革开放，对传记文学的研究、创作和教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从1939年转治传叙文学，朱先生为此奋斗了近五十年，直到去世前两个月为最后一部著作《元好问传》写下最后一个句点。” ⑮1939年，朱东润先生43岁。年初到达内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教书。他在 1941 年连续发表了《传叙文学与人格》(《文史杂志》第1 期)、《关于传叙文学的几个名辞》(《星期评论》第 15期) 、《传叙文学与史传之别》(《星期评论》第31期) 等文，后来又写有《论自传及法显行传》(《东方杂志》1943年第 17 号) 、《〈张居正大传〉序》( 开明书店，1945年) 等重要文章，并从事传记写作，著有《张居正大传》、《陆游传》、《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等，努力开拓中国传记文学的道路。《张居正大传》写在抗战艰苦时期，写张居正这样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作者含蓄地表示有所期待的。这本传记最后一句话：“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可见他的传记与时代是相关的。

朱东润于1939年在武大开设了传记文学研究课程后，1947年他又在无锡国专兼课时开设“传记文学”课程。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又在复旦大学开设“传记文学”专题课。1961年8月5日的《文汇报》发表《漫谈传记文学》，文章开头就说：“传记文学是一个有优秀传统，同时又有广阔前途的文学部门”。文章提出了传记文学今后的几项工作。为传记研究者、创作者指出了努力的方向。20世纪80年代，他在国内又率先招收传记文学专业硕士生及博士生，为传记文学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个时期的传记教育我们特别要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传记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斗志，为争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教育作用。如记述共产党领袖和重要将领的传记。“《毛泽东自传》（[美]斯诺著）1937年先后在美国《亚细亚》（ASIA）月刊和上海《文摘》杂志连载，紧接着当年在中国各地出版了不同译者的多种单行本。” ⑯这部传记成为国内外人士了解毛泽东和中国革命事业的经典之作，鼓舞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投身革命队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一批进步作家写了八路军、解放军高级将领的传记。如刘白羽、王余杞1938年合著的《八路军七将领》，作为国统区第一部集中描写八路军高级将领的传记，包含的传主有朱德、任弼时、林彪、彭德怀、彭雪枫、贺龙、萧克7人。何其芳的《记贺龙将军》《记王震将军》《吴玉章同志革命故事》，周立波的《聂荣臻同志》《徐海东将军》等。这些传记振奋了国统区、解放区的人民，也为我军民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激励作用。

（五）近现代的传记教育的特点是：第一，传记教学由古代模式逐渐向现代传记教学形态转变。古代传记教学模式多是在历史外壳包裹下进行，近现代传记教学正式以传记研究的名义出现。一些著名学者教授，革命作家成为传记作家。第二，传记教材的形式从短篇发展到长篇，传记内容从记述反封建人士，到正面颂扬抗日和解放战争中的军民。第三，传记教学的对象是由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发展到国统区、解放区军民，范围更为广泛、更为直接。 第四、传记的教学者由现代传记的提倡者逐渐向传记教学的讲授者发展，传记课已逐步进入部分大学的课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已经历70多年。传记教育在此期间仍在不同阶段得到发展。

（一）新中国前十七年的传记教育。传记作品中以革命英烈和先进共产党员为传主的形象对全国青少年和广大人民群众产生深远影响。优秀的传记作品通过报刊、通过图书馆到了读者手里；有的作为范文选入课本，成为各级学生的教材。这类优秀传记数量众多不可胜举，只择影响特别大的传记举出三类。

第一类，大量描写革命先烈的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出现。如缪敏的《方志敏战斗的一生》，读者结合读方志敏烈士的遗著《可爱的中国》，对方志敏烈士留下深刻印象，他的英名和他的爱国精神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史上。还有如杨植霖、乔明甫的《王若飞在狱中》，石英的《吉鸿昌》，张麟、舒扬的《赵一曼》，梁星的《刘胡兰小传》，柯蓝、赵自的《不死的王孝和》，丁洪、赵寰的、董晓华的《真正的战士——董存瑞的故事》，韩希梁的《黄继光》，曹鹏、涯天《在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沈西蒙的《杨根思》，肖琦的《罗盛教》等，传记配合相关的电影。这些烈士们为国牺牲的精神也牢牢地刻在青少年心里。这许多英烈在当时的青少年中都耳熟能详。有的中学甚至以其中某英雄为班名，如黄继光班。而兵工功臣吴运铎1953年完成的自传《把一切献给党》，写活了一个真正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无私奉献的共产党人。作品极大地激励了亿万中国青年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⑰

第二类，雷锋的传记故事家喻户晓。1963年春节，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文艺界人士时指出：“你们这些作家，应该大量地反映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东北有一个战士叫雷锋，他的事迹可以写一写。” 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分别推出《雷锋的故事》（陈广生、崔家骏）和《雷锋小传》（陈广生）。这两本英雄传记伴随着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雷锋同志题词而家喻户晓，颇具轰动效应。⑲雷锋的事迹，经过传记书籍、影视、画册，战友的报告，雷锋宣传画、纪念馆等的扩大宣传，他为老百姓做好事的精神至今不衰，对提升全国人民道德品质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三类，焦裕禄的传记永不过时。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年出版了多部集体编著的人物通讯或 “焦裕禄传”，主要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伟大的战士焦裕禄》《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焦裕禄》等。共产党好干部焦裕禄一心扑在工作上和甘于奉献、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不仅是各级干部学习的榜样，也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里。习近平总书记说：“焦裕禄同志是人民的好公仆，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生命有限，很多英雄模范人物崇高精神的形成过程也是有限的，但形成了一种宝贵精神财富，是一个永恒的定格。焦裕禄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红旗渠精神等都是共存的。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有这样的精神构成其强大精神力量，这样的精神无论时代发展到哪一步都不会过时。”⑳

（二）“文革”十年期间的传记教育。由于特殊时期，学校停课等因素，传记教育受停滞影响。传记创作也相对寂寞。彭德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情况下写的《自述》虽然不是有意创作，但表现了一个老革命家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不屈的性格，难能可贵。彭德怀去世后，书稿正式出版为《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初版）。

（三）、新时代的传记教育。改革开放后，1978年至今的新时代，传记教育出现前所未有新局面。各种传记创作如雨后春笋般长出来，形成了“传记热”。《光明日报》1994年8月3日报道：“传记：当代文学的新热点”，敏感地察觉到传记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勃兴局面。其中教育意义大、影响深的作品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领袖传记。如老一辈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传记，都有很多种。权延赤创作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王朝柱写的《周恩来在上海》《开国领袖毛泽东》，庞瑞垠写的《早年周恩来》，都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著的习近平系列传记，包括《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福州》《习近平在福建》《习近平在浙江》等，让读者了解习近平如何从一位知青成长为国家领导，读来十分亲切，深受读者欢迎。

第二类，著名科学家传记。新时代，国家要强大，科技要发展。党和国家、人民群众把科学家视为英雄。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召开表彰研制“两弹一星”功臣大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授予于敏等16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等7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务院从2000年起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9年5月，党中央专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 2020年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隆重举行，钟南山院士被授予“共和国勋章”，陈薇院士等3人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一批国防科学家和其他著名科学家传记随即问世。如《钱学森传》（叶永烈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魂牵心系原子梦：钱三强传》（葛能全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两弹元勋——邓稼先》（祁淑英著，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07年），《袁隆平传》（郭久麟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钟南山：苍天在上》（熊育群著，花城出版社2020年）。这批科学家的精神雕像为祖国强大、为中国人民争光添彩。

第三类，业余或专业作家写的名人传记或自传。如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这是张胜为他父亲张爱萍将军写的传记，对具体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了细致的阐释，还对某些历史现象有所评判，创作上有所创新。再如《彭德怀全传》（彭德怀传记组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该书材料详实，记录了彭德怀光辉而坎坷的一生，史料学术价值高，能给读者以深思和启迪。又如《启功口述历史》（赵仁珪、章景怀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是一本成功的自传性质口述史。这类口述自传和一般自传大量产生。

（四）新时代传记教学的特点如下。

1、可供传记教育的传记作品出版数量激增，出现各种传记刊物。新出版的大量传记作品成为各级学校传记教学的课内外教材。21世纪，我国每年出版的各种形式的长篇传记大约在6000-10000部之间，与长篇小说出版数量大体相当。以发表传记作品为主的刊物有《传记文学》《名人传记》《人物》等。同时，传记研究机构陆续涌现。全国性的传记研究学术团体有中国传记文学学会（1991）、中外传记研究会（1993）、国际传记文学学会（1999）；单位传记研究机构有浙江师范大学传记中心（1993）、北京大学世界传记文学中心（1998）、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2012）、中国海洋大学传记与小说研究团队（2021）等。这些传记研究机构的成立有力推动了传记教学的发展

2、传记教学进入大中学校课堂。1992年浙江师大传记文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点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授予权。在此先后，传记研究硕士点、博士点则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多所高校开设。经教育部有关部门审查通过，高中语文选修课之一有《传记选读》。如陈兰村主编《中外优秀传记选读》（语文出版社2007年）。高校一批高质量的传记文学教材、研究成果出版。如韩兆琦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陈兰村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语文出版社1999年），赵白生著《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杨正润著《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全展著《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传记文学：观察与思考》（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等等。传记研究的三个层面：传记文学史、传记理论、传记批评都有了丰硕的成果。这为培养高素质的传记人才、提升传记理论水平、进一步开展全面的传记教育提供了动力。

3、传记形式已经冲破只限于文字载体，公共传记教育的空间得到扩充。新时代的传记还有新潮的电子传记、有声读物，传记文学的品种比以前任何时代都多样化。而公共传记教育的空间设施在各地政府关心下新建或扩充，如各种革命英烈、名人纪念馆对相关人物的生平事迹得以展出或介绍。以传记文学为基础的影视传记片受到观众欢迎。全国各地的地方志机构新编的地方志书都有人物传或人物志，或单独成书。

4、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历史教育的重视与指示，是进一步推进社会公共传记教育和学校传记教学的关键。《求是》2021年第13期，刊出习近平总书记：《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一文，汇集了新时代习近平关于历史教育的多次讲话，其中就包含了传记教学的内容。

回顾中国从古代到近现代，到新中国建立至今传记教育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深刻认识到社会公共传记教育和各级学校的传记教学对公民和青年学生增强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有特殊的精神鼓舞作用。我们国家现在进入21世纪强国强军、为民族复兴伟大事业奋斗的新时代，今天进一步推进传记教育的实施，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我们觉得提出传记教育的新命题很有必要。

在传记文学研究的领域中，目前检视学界有代表性专著，大致分为传记史、传记理论、传记批评三个层面对中外传记文学进行研究，但尚缺少对传记教育的专门研究，尤其是对中小学的传记教育的关注不多，对社会公众的传记教育也缺少研究。学界尚没有对传记教育的命题进行学术性讨论。为了引起学界的重视，所以强调提出传记教育的新命题。

  理由一、要普及传记文学知识，推广优秀的传记作品，发挥优秀传记作品文学欣赏、历史记忆、教育激励等多重功能，离不开传记教育和教学。理由二、要培养传记创作和传记研究的各种人才，离不开传记教育和教学。理由三、要了解传记文学当代的发展趋势，要研究古代、现当代以及外国的传记文学，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也需要进行传记教育。理由四、明确传记教育新概念可以使相关教育部门和文化宣传部门以及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自觉做好传记教育工作，这将会促进传记教育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发展，更大发挥其社会作用教育作用。显然，新时代推进实施传记教育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推进传记教育可以有助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讲话精神。学习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加强学习历史的讲话，理解其中包含的传记教育的内容和意义。他说：“要在学生中加强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改革开放史等的教育，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8年9月10日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他又说：“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随时面临生死考验，支撑他们视死如归、革命到底的是坚定理想信念。毛主席、贺老总、夏明翰烈士等满门英烈而初心不改。马日事变后湖南一片血雨腥风，革命者血流成河却没有被吓倒。”（2020年9月18日在湖南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他指示：“各行各业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包括航天英雄、奥运冠军、大科学家、劳动模范、青年志愿者，还有那些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好人，等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家要把他们立为心中的标杆，向他们看齐，像他们那样追求美好的思想品德。”（2014年5月30日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作家们有责任为他们写传记，他们的事迹是进行社会公共传记教育和各级学校传记教育的好教材。

（二）推进传记教育，提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提升社会成员的道德情操。鲁迅先生1934年刊发《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文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 ①这篇驳论文作于九一八事变三周年之际，反驳了当时社会对抗日前途的悲观论调以及指责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的言论，鼓舞了民族自信心和抗日斗志。现在我们正处在比以往任何时代更接近民族复兴的大好时期，

①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2页。

我们也应该鼓励作家把当代的中华民族的脊梁人物写成传记，或把已出版的写当代优秀的国家栋梁、民族脊梁人物的传记作为教材，也可以编写中华民族脊梁人物传，让全国人民学习。

（三）推进有组织的传记教育将促进新的传记作品，包括影视、图画传记以及其他传记品种的繁荣。建议有关宣传部门、教育部门以及学校应有意识的自觉而有组织地开展社会公共传记教育和学校传记教育。让传记教育立体化开展起来。出版新闻单位应该有意识多出优秀的传记作品，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而出版垃圾传记。提倡和支持传记批评家浇花锄草。加强各地历史名人和革命纪念馆对相关人物传记的展出与介绍。让公认的中华民族脊梁人物、革命英雄传记进课本。教育领导部门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导部门可以协调加强对传记教育相关的教材、研究成果的鉴定、推广。奖励优秀的相关的传记产品。

总之，传记教育是以传记文体为载体，以优秀人物经历为榜样而向公民和学生进行的公共教育和学校教育。传记教育实际分为社会公共传记教育和学校内传记教育两大部分。中国传记教育自古有之，古代社会由朝廷组织编写的正史传记，是知识群体学习的教材。唐宋兴起书院教学机构，其教学内容已包含了传记，用讲授法、问难法、自学与指导结合的方式教学。近现代传记教育发展为学者、作家成为创作和教育的主体。新中国成立后，传记教育在前十七年和改革开放后新时期在宣扬革命英烈和各类先进人物方面发挥了巨大的教育作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传记教育的实施，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这可以有助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史明理，学史崇德等主要指示精神；可以提供学习榜样，提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提升社会成员的道德情操；将促进新的传记作品，包括影视、图画传记、其他传记艺术品种的繁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59页。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10页。

③   白寿彝：《〈史记〉新论》之一《史记写作的历史背景》，求实出版社1981年，第15页。

④［晋］陈寿：《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裴注引《江表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1275页

⑤   雷闻：《唐代的“三史”与三史科》，《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⑥   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158页

⑦［五代］刘煦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61页。

⑧［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一《学五》，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95 页。

⑨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2页。

⑩   陈兰村、叶志良主编：《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⑪ 姚鹏、范桥编：《胡适讲演》，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237页。

⑫   陈兰村、叶志良主编：《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⑬ 陈平原：《老北京的故事》（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0—243页。

⑭ 辜也平：《许寿裳与现代传记文学——在许寿裳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上海鲁迅研究》 2013•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30页。

⑮ 陈尚君：《朱东润先生1939年的学术转型》，《文汇报·文汇学人》，第2版。

⑯ 俞樟华、陈含英：《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27-428页。

⑰ 全展:《建党百年共产党人传记的发展进程》，《中国传记评论》第一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4—5页。

⑱ 殷云岭：《雷锋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第399页。

⑲ 全展：《建党百年共产党人传记的发展进程》，《中国传记评论》第⑳ 习近平《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求是》2021年13期。

熊明主编《中国传记评论》第三辑，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第1版，第2页至第13页

陈兰村，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和传记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曾任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教授，硕士生导师，校传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副主任。曾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下属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传记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主要著述有《中国古典传记论稿》《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名人自传选》《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初中古诗文译注评析》《古代散文概论》《中外优秀传记选读》《蒋风评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