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魂铸剑
——纪念我党保卫工作和公安司法战线的第一代
领导人谭政文诞辰100周年
1937年谭政文在延安抗大第二期学习
1949年谭政文接管北平时留影
今年，是谭政文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谭政文同志1910年4月26日出生于湖南资兴一个贫农之家。1926年投身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随军上井冈山。参加了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大革命时期，谭政文一家可谓满门忠烈。他的父亲和四伯父也是老共产党员，湘南暴动中，他的父亲、两位伯父和他的弟弟，全都当了红军。父亲谭津怀在反围剿战斗中英勇牺牲；三伯父在敌人严刑拷打下不幸丧命；四伯父从军队调回本乡搞地下工作，被叛徒出卖，遭敌枪杀，暴尸示众。为了人民的红色政权，他们前仆后继，奋斗不息。谭政文长期从事我党我军的保卫工作和地方的公安、司法工作，系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公安、司法战线第一代领导人。1961年12月1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五十一岁。
谭政文同志把他的毕生精力全部贡献给了党和国家的政法工作。他将肩负的神圣职责，比喻成护正祛邪的革命宝剑。为锻铸这柄利剑，他以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以自己独特的大智大勇，建立了许多殊勋，创造了许多传奇。但由于隐蔽斗争中特殊战斗的残酷和组织纪律的严明，又为后世留下了太多未解的秘密和费猜的谜团。这里仅选取他精彩人生的若干片段，敬呈于读者，以表达对谭政文同志的纪念。 一、第一部《审讯学》
中国共产党撰写出版的第一部《审讯学》，是谭政文同志三十二岁时的著作。
谭政文中等身材，瘦削精干，浓眉大眼，乌发重须。他机敏好学，忠贞尚武，
鲠直正派，喜爱整洁，严厉而有风趣。因家境贫寒，只读毕高小。上学时喜欢画画，常画关公、张飞、猴子和山水。他从小爱看《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等名著，爱听有文化、通中医的父亲讲《包公案》、《聊斋》故事。一生爱读古典诗词。虽然他原来文化程度不高，但酷爱学习，非常勤奋，尤肯钻研。在革命队伍里，在斗争实践中，他迅速地自学成才。中央苏区时期，他从战斗部队调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开始专职从事保卫工作。叶剑英同志任建宁警备区司令兼闽赣军区司令时，谭政文作为他的直接下级，担任建宁警备区保卫局长兼闽赣军区及闽赣省保卫局长。1933年谭政文刚二十三岁，就在国家政治保卫局举办的保卫干部培训班兼任教师，主讲审讯，颇得好评。他的讲课，结合案例，旁征博引，不少是从斗争实践中得出的经验，甚至是从失误和鲜血中汲取的教训，见解独到，发人深省。
长征到延安后，谭政文自1938年起，从军队调到地方，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副处长兼地方部长，后调中共中央社会部任地方部长。在中社部改组缩编、撤销地方部后，谭政文暂到中社部西北公学三班（地方保卫干部训练班）协助工作。其间，他对审讯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心得、体会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总结。为此，中社部专门组织了审讯研究小组，协助谭政文集中精力研讨、编写审讯学。他在自己九年前国家政治保卫局训练班讲课稿的基础上，综合阶级分析、民族特性、职业心理、犯罪心理和审讯心理等诸多领域的学术成果，进行整理、补充、编写，形成了除“导言”和“结束语”之外的六章结构，于1942年5月写成并出版了《审讯学》。被中央审定为正式教材。
我党这第一部审讯学专著，是作者在革命最艰苦时期于百忙中挤时间撰写完成的。按照谭政文在前言性的“几点声明”中表述的观点，该书虽然尚不完善，欠完整，“粗枝大叶”，有些还属“尚欠成熟的粗浅见解”，但那是谭政文在整风运动中对自己在锄奸保卫部门工作历史的自我反省和检讨，是苏维埃时代及抗日战争（内战和抗战两个阶段）中审讯工作部分经验的总结，其中不少是从沉痛的流血斗争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也是他将要调离延安留给中社部和延安的一件纪念品。
被誉为审讯专家的谭政文，一贯重视人才开发培养和干部队伍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的提高。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只要有重要的保卫干部培训班，谭政文总是积极支持，认真授课。他自己在红大、抗大的学习结束后，还曾留任抗大训练部教育干事兼教员。在中社部任副部长时，他亲自兼任接管大城市公安集训的训练班班主任。在任北京市第一任公安局长时，他迅即组建并亲自兼任北京市公安干校（北京人民警察学院）第一任校长。在任广东省公安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时，同样亲自兼任广东省公安干校（广东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和广州市公安干校（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两校的第一任校长。在我国政法系统干部培训的工作中，谭政文做出了突出贡献，可以说他的桃李满天下。他的言传身教，使一批批忠诚保卫工作和法制建设的有为青年，成长为我国政法战线的骨干，走上了公、检、法、司的各级领导岗位。不少干部经过更全面的培养和锻炼，还成为省、部级独当一面的栋梁之材。
建国后，在各方催促下，1950年11月华南分局社会部精装再版了《审讯学》这部革命草创时期的专业开山之作。政法界许多高级干部把这本书当做珍贵的个人藏品和纪念品。其中一本，现作为北京警察博物馆珍藏的文物，在基本展中为公众展出，向后人陈述着那些历史尘埃遮掩不住的岁月和光彩。 二、主席支持土改纠“左”
对于以土地革命为特征，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策略，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领导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正确解决土地问题，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这个攸关革命生机的重大问题上，谭政文作出过独特的贡献。
1942年谭政文调赴晋绥，任晋绥分局常委、社会部长兼晋绥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局长。我党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后，很快又迎来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在解放区大力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在一些地区，为纠正运动初期的某些右倾倾向，在反对组织不纯、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时，又出现了大面积的“左”倾倾向。对地富乱打滥杀，在划分阶级成分时错误地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的利益，开展“搬石头”运动，伤害基层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晋绥在康生主持下搞的土改试点，推行了一套极左的土改政策和干部政策，在晋绥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1947年，当土改工作全面铺开时，谭政文由分局常委分工，被派作山西崞代两县土改工作团团长并兼崞县县委书记，领导崞县和代县两个工作团。崞县工作团除两位军队团级干部，多数成员是“七一”剧社的同志，包括社长林杉（电影《上甘岭》作者），还有晋绥日报记者马烽（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和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作者），公安总局则带去了连同谭政文夫人姜鹏在内的两男两女四名干部。
谭政文自己就出身农家，熟悉农村，熟悉农民。早在1926年，他刚十六岁，便在广州考取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团后，被党组织派回家乡搞农民运动，曾任区苏维埃土地委员，不乏农村工作经验。他带工作团下乡时，正值晋绥“左”风泛滥。谭政文曾收到一份鼓吹极左观点的宣传册子，明确在文件上批注了不同意见，令秘书退回分局。他夫人在一旁听他自语了一句“真左”。到崞县后，谭政文将原县委书记、一位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干部留任为副书记，不但在工作中给以信任，而且在下面别有用心的人乱揪乱斗时，专门派员给以保护。同时，又把乡公安员及一些村、镇治安员都抽调到工作团工作，发挥他们的知情优势。但有的同志思想不通，不愿离开自己的工作“领地”。待运动进行到审干、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时，别的区、县都在查三代、“搬石头”、“斗争”基层干部，闹得鸡飞狗跳时，崞县的基层公安干部只在工作团开了三天会，整顿思想，清查历史，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便基本都顺利过了关。到这时候，大家才理解谭政文对干部关爱、保护的一片苦心。
然而，谭政文在崞县抵制和纠正“左”倾错误的一系列做法，在当时是不合潮流的。那时，侵犯中农利益，挖地主“底财”，对地富乱打滥杀，伤害基层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甚至批斗摧残同情革命、支持共产党的开明绅士，等等极左的错误相当普遍。所以，管辖崞县的六地委视崞县工作团为另类，对其非常冷淡。晋绥分局那边也有人不断吹风，“敲打”谭政文，不要搞右了。主管政法的保卫干部，可不能犯右倾错误！土改一年多，“才子”马烽写了不少通讯发往晋绥日报，居然一篇不用。谭政文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坚持实事求是，于1948年初对崞县土改工作特别是纠正“左”倾倾向的经验，进行了认真的总结。2月8日报告送至晋绥分局，分局未予理会，留中不发。
直到1948年3月12日，毛主席亲临晋绥看到这份报告，高度评价了崞县的土改经验，批示《人民日报》以“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为题，于3月24日全文刊发了谭政文的报告。并以“按语”的形式，同时发表了他在谭政文报告上的批示原文：“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领导同志们，在对自己领导的各项重要工作发出决议或指示之后，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现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随后，才有毛主席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4月2 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毛主席的重要批示和重要讲话，不仅为晋绥分局土改工作的路线之争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全力支持了谭政文的观点和做法，全面肯定和推广了崞县的经验；也不仅为老解放区乃至下步全国解放后广大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指明了方向；而且就运用典型经验领导群众运动方面，向全党高级干部提出了方法论和领导艺术的更高要求，以适应全国解放的新形势，以迎接建设新中国的新任务。毛主席对谭政文土改报告的这个批示，1996年重新发表在《毛泽东文集》第五卷79页上，并对背景作了简要的注释。将这段故事定格在了党的历史上。 三、首都公安奠基人
谭政文率领一百单八将，组建北京市公安局，为首都公安奠基，成为共和国
公安史的一段佳话。
1948年谭政文调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时，亲自主持中社部“西黄泥训练班”的工作。党中央为迎接全国胜利，从西北局、华北局、华东局和晋绥分局抽调一百名县团级以上、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优秀保卫干部，到中社部接受接管大城市的公安集训。后来，又从北平调来八名大学生，合起来谑称“一百单八将”。此外，训练班还有一名不在编的“学员”，是毛主席的大儿子毛岸英，他不住班，上课来，下课走。
革命形势的发展，比人们预料快得多。原定一年学期的中社部训练班，刚学了不足三个月，谭政文便已面临接管北平的新任务。当时，正在研讨定都北平的动议。中央决定，将由谭政文主持北平公安工作。谭政文向中央请求，将训练班为全国培训的公安精英，全部带往北平，“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为将来的首都公安建设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也为全国其他各大城市的接管开个好头，闯条路子。所以，这一百单八将，加上中社部机关抽调的二十个干部，再加上进京途中不断向谭政文归建的中社部直属平津情报站、冀热辽北平情报站及各大区、军区在华北的所有情报站约一百多名干部，就成了日后组建北京市公安局的骨干力量。谭政文一是抓住训练班，二是抓住情报站，使公安系统对北平的接管有了坚实的基础和得力的队伍。各情报站的工作结合地下党提供的情况，使市局基本掌握了北平的敌情、社情，以至进城后能够立即对着门牌和名单去搜捕敌特分子。
1948年12月17日，进京途中在保定召开了第一次北平市委会议。中央决定，北平首届市委委员十一人，市委书记彭真，第一副书记、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叶剑英，公安局长谭政文是七人常委之一。当时没有配副局长，就由他一个局长，带着不足十名处长、十几个科长和内七、外五、郊八共二十个分局长等四十多员干将，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在首都整顿好了战后的混乱状态，建立起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给党中央创造了一个稳定安全的工作环境，为后续接收和管理大城市树立了学习榜样。
1949年2月2日上午十时，以谭政文为首的军管会正式接管旧警察局。2月3日，解放大军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入城仪式。集中的接管工作，约持续了一个多月。旧警局代理局长徐澍，是一个有十五年警龄的职业警官，原是外一分局局长。当旧警察局长杨清植畏罪逃跑后，他由于比较廉正，威望较高，而被推到了代理局长的位置上。在混乱中，他命令各级警官将旧警局的文件、档案保存完整，并在移交前对人员、武器、财务等都造册登记，谭政文对此十分满意。后来徐澍成为谭政文很尊重和信任的留用人员。接管中二处（侦讯处，处长冯基平）主要负责政保，对口接管国民党中统、军统等特务业务，即秘密手段；三处（公安处——后改称治安处，处长赵苍璧）主要负责治安，对口接管旧警局的全套业务，即公开手段；人事等其余工作，由一处（秘书处，处长刘涌）接管；四处（行政处，处长曲日新）则对口接管行政、总务。入城式的第二天，即2月4日下午，国民党保密局北平少将站长徐宗尧到市局自首，交出北平站人员名单及二十五本密码。经过短暂的秘密登记后，市局又设立公开登记处。截止2月19日，接管特务机关三十七个，国民党、三青团机关十九个，旧警察机关三十二个。从2月19日起截止4月，仅收容散兵游勇一项，已登记了包括马占山等国民党将军在内的流散军人两万一千多人。到6月，共登记特务三千五百余名。约5、6月份，接管工作基本结束，社会秩序基本正常。
按照谭政文的工作安排，市局对天桥、八大胡同等藏污纳垢的场所进行初步清理整顿和加强过渡性管理的同时，对妓院、赌场、制毒贩毒、一贯道、包括天主教中的反动势力和间谍活动，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积累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基础资料，为日后条件成熟时及时开展禁娼、禁毒、禁赌、取缔反动会道门和黑社会组织等专项斗争，创造了前提，奠定了基础。8月9日至18日，北平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听取叶剑英市长所作的市政府工作报告。毛主席出席了这次盛会。周恩来副主席在会上做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建设新中国》的重要讲话。谭政文就市府工作报告，作了关于财经和治安工作的补充报告。
当年的北京市公安局，除要行使社会治安和城市管理的职能外，还肩负着直接保卫党中央的重任。3月25日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京，谭政文在召集有关方面研究布署警卫工作后，还亲自去迎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进城。7月1日，华北局和北京市在先农坛召开党员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谭政文担任大会副总指挥，具体布置大会保卫工作。开会前，谭政文随同中社部长李克农一道，去接毛主席安全到会；会后，又亲自护送毛主席安全返回。有三十万人参加的开国大典的保卫工作，谭政文同样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除主席台的警卫由公安部直接负责外，其余的大会保卫任务几乎全部由市局承担。为了永载史册的开国大典万无一失，谭政文在局里专门召开了两天会，研究、布置大会内外的各项安全保卫工作。仅观礼台周围，就从公安部队调派了一千多便衣警卫。可以说，开国大典有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顺利进行，也是对市局前段工作的一次严格检验。事实证明，从白天的大典，到晚上的狂欢，都没有发生重大事故。北京市公安局不负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重托，光荣地完成了开国大典的安全保卫任务，得到中央和北京市委的表彰。同时，也为以后历年的国庆保卫工作积累了最初的宝贵经验。
那时，国民党潜伏特务活动十分猖獗，不断策划暗杀我中央领导、高级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甚至阴谋组织武装暴乱，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所以，对于直接保卫党中央的工作，谭政文总是亲临一线，一丝不苟，竭尽心力。一次正开政治局会议，李克农部长让秘书打电话通报谭政文，毛主席和政治局领导同志当晚要到长安戏院观看梅兰芳的京戏。谭政文放下电话，便紧急布署，派人把长安戏院控制起来，并将包厢全部包下（包赔全部退票损失），在戏楼上设立了一圈安全带。他自己穿着便衣，拿着手电，亲自在戏院门口迎候。其他同志见他连随员、警卫员都不带，很不放心。他却说：“今天还管我干什么！你派个人跟着我，不是反倒暴露了吗？”直到散戏，观众也不知道那晚与往常有什么不同。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安全退场后，谭政文提着的一颗心才算放下来。
在那个百端待举激情燃烧的年代里，谭政文身上体现出的革命者、创业者那种拼命、忘我的工作精神，感人至深。他的忠于职守，他的爱憎分明，他的大智大勇，他的雷厉风行，成为许多公安干警效仿和学习的榜样。他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对北京市公安干部的影响至深、至远。虽然谭政文在北京市只工作了一年，但作为奠基人，他却给首都公安锻炼了一支好队伍，缔造了一派好作风，留下了一个好传统。 四、“港澳镇反”威震敌胆
叶剑英同志从北京市长任上，南下去主持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任华南分局书记兼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和广州市（直辖市）市委书记、市长。他点将，要求中央把曾与他两度共事的谭政文调去做他的助手。1949年11月15日，中央任命公安部长罗瑞卿兼北京市第二任公安局长，同时任命谭政文任华南分局常委、社会部长、广东省公安厅长、广州市公安局长兼广州警备区政委，去协助叶帅开辟公安工作和情报工作在祖国南大门的前哨阵地。
谭政文赴广州履新，面临严峻的形势。那时，广东全省的散兵游勇就有五万之众。广州市内土匪横行，青天白日公然抢劫，不知何时就开枪杀人，甚至与警卫战士对射。市政管理也很混乱，汽车撞死了人，两、三天无人收尸。敌特活动十分猖狂。除大肆收集情报，还不断实施暗杀、爆炸等恐怖手段，企图杀害我党政领导干部，破坏铁路等水陆交通运输，破坏我经济建设。在农村，敌人组织武装暴乱，袭击我县、区、乡政府，杀害干部、群众，抢夺武器、粮食，散布谣言，制造恐慌。仅1949年底至1950年上半年，全省就发现土匪三百三十七股、四万余人，发生反革命暴乱、袭击、爆炸、抢劫、纵火、投毒、暗杀事件三百四十九宗。严重威胁新生的人民政权。
面对这样的危局和乱局，谭政文努力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发扬“抓住重点，推动全局；顽强果敢，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雷厉风行地连出重拳，短期内迅速扭转了局面，掌握了主动。他的工作节奏，同在北京时一样紧张，经常是夜以继日连轴转地忘我工作，底下干部都吃不消。有时身边工作人员或下级给他提“意见”，希望他能有所节制，注意身体，他总是说：“敌人搞我们，难道还分什么昼夜吗？”所以，他坚持认为，“搞公安保卫工作，就是要这样拼命工作，要赶到敌人前面！”
谭政文在广东的工作特点，可用“两手共抓，两面作战”这八个字概括。在那个复杂形势犬牙交错的特殊历史年代，使他心力交瘁的是，一方面要高度警惕地对敌斗争，另方面又要时时注意克服内部的不良倾向。在反对错误思想的干扰时，他也要同时与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进行斗争。谭政文坚决反对敌我不分、宽大无边、“和平土改”等右倾错误；同时，也反对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搞扩大化的极左做法，使广东的政法工作坚持了正确的方向。
在内部建设上，谭政文首先抓了“文”、“武”两个方面。一手抓“文”，刻不容缓地成立省厅公安干校；另一手抓“武”，尽快组建广东公安部队。谭政文本人尚未到广州，已令先遣干部开始了干校的筹建和招生工作。首批学员招收了千余名广州的社会青年和大中学生。从中挑选两百多人办速成班，四十天结业即分配各处。后来还专门成立了女生队。在因陋就简、草棚办学的艰苦条件下，公校陆续培养、输送到各类岗位的这千余学员，对于加强公安队伍建设、迅速打开工作局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且不论日后的长远意义，仅只讲南下干部如无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新干部的配合，沟通语言就是天大的难题。莫说治安、侦查、审讯，连治安积极分子的群众会议都开不起来。谭政文举重若轻的这一招，至今还为许多老同志所钦佩、称道。在由京南下的同时，谭政文即已下令从广东各地方部队调员，尽快组建公安十九师。该师下辖两个大团，约九千余人。1950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公安十九师改为广州公安总队。有了这样一支专业化的威武之师，广州乃至广东的大局立即稳定下来，混乱的局面得到迅速的控制和改善。
在公安业务工作上，谭政文一手抓治安，一手抓肃反，不同阶段突出不同的重点，同时展开交替进行的两方面工作。谭政文认为，不肃清各类反革命分子，天下永不得安宁；反之，不抓好治安建设，肃反不仅失去了扎实的工作基础，也失去了最直接的意义和目的。所以，他主张，“防治并重，以防为主；防治并用，以治为先”。在治安格局中，明确以广州为核心：稳定广州，辐射全省。1950年上半年，广东迅速开展了肃反运动。不到一年，便破获敌特案件一千二百多起。经一个月的内线侦查，探明活动于港澳、粤北及广州、韶关一带铁路沿线的特务、土匪、黑帮组织“飞轮党”的三个匪首及其住址和几个主要销赃点，一举将这个危害地方、民愤极大的匪帮一网打尽，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确保了铁路干线的畅通。
1950年3月3日，敌机临空，特务的信号弹满天飞，几乎将黄沙火车站炸平。“三•三大轰炸”的各类损失和政治影响都很大。面对党、政、军、民各界的责难和政治压力，谭政文精心策划，周密部署，亲自指挥，决定打掉敌特在港澳的指挥机构，给敌人一次“釜底抽薪”的致命反击。经请示叶帅批准，展开了代号为“港澳镇反”的特别行动。首先，原广州伪侦缉处长临要出走西班牙的前两天，被击毙在澳门的街道上。不久，又处决了军统澳门站站长和军统港澳穗站站长。前线完成任务后，向省厅和谭政文发出了“生意已成交”的捷报。敌特全线震骇，活动大为收敛。不到两个月，华南、广东的治安迅速好转。1950年过了个安稳祥和的“五•一”节，党、政、军、民无不称赞。节前谭政文向广州市人民代表会议作了治安工作报告，《南方日报》发了消息，还举办了公开展览。半年后，继续执行“港澳镇反”第二阶段任务，在香港处决了军统华南站站长。至此，一连剪除了军统（保密局）在港澳的三名少将级特务头子，“港澳镇反”的计划全部胜利完成。使原来比广州公安机关编制还大的港澳特务机关，一度陷于瘫痪，并一蹶不振，遭到摧毁性的打击。台湾保密局长郑介民为之惊慌失措。“港澳镇反”的成功，从根本上改善了东南沿海各省的政治环境和治安状况。
谭政文这柄出鞘的利剑，在镇守祖国南大门时，充分彰显了护正祛邪、令敌丧胆的革命神威！ 五、化腐朽为神奇
1954年，由周恩来总理“钦点”，毛主席以国家主席名义任命谭政文为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同年，宪法颁布后至1961年，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其间，他担任中央处理日本战犯指导小组副组长、组长，出色地领导了侦查、起诉、审判和处理日本侵华战犯的工作。
正确处理日本侵华战犯，是一项司法难度极大、政策性极强而又为全国人民及世界各国瞩目的特殊历史使命。中国作为二战中反法西斯的战胜国，以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威力、智慧和方法，妥善地解决这一世界大战的善后问题，不仅对于中日两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弘扬社会主义的正义事业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持续斗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央主管这项工作的周总理，“钦点”审讯专家谭政文组织指挥一线工作，堪称任将有方。
谭政文不负众望，为此又开始了废寝忘食、日以继夜的辛勤工作。1954年2月起，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三百多名司法干部，组成“侦处日本战犯工作团”，由谭政文亲自动员，在北京真武庙进行有关方针政策、法律程序、侦查审讯和调查取证等业务的短期集训。一个多月后，便在掌握和熟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采取“争取下层，瓦解中层，动摇上层，孤立打击少数特别反动、顽固、狡猾的战犯”的策略，对在押的一千零六十二名日本战犯开展了个别讯问与认罪检举相结合的大规模侦查。同时，先后派出六批干部，分赴十二个省、区，取得了大量直接和间接的有力罪证。从1955年底至1956年6月，检、法、司合署办公，各方司法专家汇聚北京卧佛寺，由谭政文牵总，起草起诉书、公诉词、辩护词和判决书等各类法律文书。大家在统一对敌的原则下，分工负责，相互制约，共同准备，密切配合。后来，检察、审判、辩护三方又分别进一步修改加工各自的文件。最后，由彭真同志亲自指导，对这些文件逐字逐句推敲修改，使所有起诉的罪行起码都有两个以上的证据。
战后十多年了，再对战犯罪行进行如此周密的侦查，是非常艰巨的。一来战犯多数是中毒很深的“武士道”崇拜者和军国主义分子，关押期间有机会串供，侦讯审理十分困难；二来由于语言不通，多数受害群众对当时日军的番号、罪犯的姓名等记述不详；三来时隔已久，所涉地域遍及广大的沦陷区；四来战乱期间，许多罪证早已湮灭难寻。在这种情况下，谭政文领导着“侦处工作团”，经过短短一年半的时间，便完成了对一千多名日本战争罪犯的全部侦查工作，使他们在我革命人道主义管教的感召下，在如山的铁证面前，一个个认了罪，服了法，创造了国际司法史上的奇迹。
为了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周到，中央还委派日本问题专家廖承志同志参与其事，并担任处理日本战犯指导小组组长，谭政文任副组长。他们两位取长补短，合作得非常默契。1956年3月7日，周总理指示，改由谭政文担任六人小组组长。无论大政方针，还是具体环节，整体工作始终是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有时深夜一两点，周总理还会给谭政文打来电话，或问情况，或作指示。谭政文和廖承志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后，谭政文于3月12日在周总理主持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就日本战争罪犯处理问题作了说明性发言。4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赞同党中央“下层从宽，上层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认罪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通过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确立了对日本战犯审判的六项原则。
当时的特别军事法庭分设沈阳和太原两地。沈阳一庭审理日陆军大案，沈阳二庭审理伪满大案。审判从1956年6月开始，至8月结束。其间，谭政文三下抚顺、沈阳，一下太原，对战犯管教、侦讯及审判等各方面的一线工作，进行细致周到的具体指导。工作细致到，连特别法庭的设置细节，都要一一亲自过问。据很多受审的日本战犯讲，一进庄严肃穆的法庭，就深切感受到了新中国法律的神圣和历史的威严，内心感到沉重的压力，令其终生难忘。在审判庭的楼上，专门为谭政文布置了一间办公室，电话直通法庭上的审判长和首席检察员，使他能够根据现场的情况和变化，坐镇指挥审判的顺利进行。那时，对四十五名职位高、罪恶大，或职位虽低，但罪行严重、情节恶劣的主要战犯，分作四案，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提起公诉，进行审判，根据罪行轻重和悔罪表现，分别判处八到二十年有期徒刑。对其余一千多名次要的或悔罪较好的战犯，则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分三批免予起诉，宽大释放（一般都已关押六至十年以上）。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举世周知。因此，当时许多干部、群众都强烈要求严惩日本战犯。谭政文刚满十四岁的儿子禁不住问父亲：“你带那么多叔叔、伯伯忙了整整两年半，怎么连一个日本鬼子也没有杀掉呀？”谭政文深深吸了一口烟，若有所思地说：“是啊，并不是不能杀他们，其中多数战犯，就是一人枪毙他十次，也是罪有应得。这一千人都杀掉，还不及我国抗战期间死难人数的万分之一！”顿了顿，谭政文长长吐了一口浓烟，又缓缓地说：“中国人民以胜利者的身份，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独立行使司法主权审判侵略者，这本身就比什么都重要。通过庄严的审判，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为中华民族伸张了正义，为全世界反法西斯的革命人民报仇雪恨，对一切侵略者和战争贩子发出了严正警告。孩子，通过管教和审判，把战争狂人改造成能为世界进步、和平事业出力的新人，这不比简单地把人杀掉困难许多、也有意义许多吗？”
确如谭政文所言，当年他亲自领导的严正而宽大的审判，对日本战犯产生了极大的震慑力和感召力。中国人民不但在战场上是胜利者，在法庭上同样是胜利者。审判中，被判刑的战犯对起诉的罪行一一供认不讳，表示沉痛的忏悔。不少人痛哭流涕地向法庭或证人谢罪，还有的跪地磕头，要求判自己死刑。一些参与审理过其他战犯的苏、美等国司法专家，为之惊叹折服，认为不可思议。至于被宽大释放的战争犯罪分子，很多人更是感动得泣不成声。他们把战犯管理所称为自己的“再生之地”。将回国时，向我管教人员和红十字会人员挥泪告别，甚至哭倒在地。连接他们回国的船长也感动地说：“这种惜别真是少见！”1959年，我国政府又根据服刑战犯的悔罪表现，先后全部宽释了所有在押战犯。
这些放下屠刀的“新人”，一回国就发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号召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告日本人民书》，并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合会”，前日本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当选为会长。有的人返日后，立誓一辈子睡觉不许自己的脚对向中国。很多人四处现身说法，教育自己的同胞要世世代代与中国人民友好下去。“归还者”们曾六次组团来华“探亲”，看望“恩师”、“母校”，成为反对战争、促进中日友好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藤田茂率团访华就有四次，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还赠他一套中山装。1982年他弥留之际，就穿着这套衣服谢世，以示九泉之下也不忘中国恩师，系念中日友好之情。1988年“归还者”们集资五百万日元，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修建了一座三米多高的汉白玉“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刻下为和平与中日友好决不允许再发生侵略战争的誓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法律，竟有如此神奇的威力，它真的把战争狂人变成了和平使者！
这一切，不但产生了一般人当初难以预料的深远影响，在中国司法史乃至国际司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在谭政文短暂的三十五年革命生涯里，留下了独特的骄人篇章。 六、仁爱的性情中人
谭政文是位爱憎分明的性情中人。工作中不畏艰险，杀伐决断，雷厉风行。他对敌斗争英勇、顽强、坚决、果敢。同党内错误倾向斗争坚持原则，不屈不挠。在他光明磊落的革命人生中，并非没有缺点、错误，他有时急躁，不够冷静，有时也随着潮流一起“左”过，但他从来不是那种故意整人的人。谭政文对敌人像一柄剑，对人民、对同志却像一团火。他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要求自己的工作，也以同样的态度要求自己的同志和部属。他最不能容忍的，一是破坏纪律，在党内搞歪风邪气；二是工作拖拉、马虎、不负责任，完不成任务。尤其遇到工作中出了毛病和差错，他毫不讲情面，甚至会忍不住要瞪起那双熬红了的大眼睛，厉声训斥一顿。但是，跟他工作过的同志，包括挨过他严厉批评的同志，却仍然爱戴他。干部对谭政文畏而不怨，敬而不远，主要是因为：他批评干部是为工作好，为干部好，不是故意整人；批评过后，几乎立即就手把手地教改正的方法；而且事后对干部在政治上、生活上照样关心爱护；特别是，别管他骂得多凶，在上级面前却从不诿过，总是替下面承担责任。所以，底下的干部都说：“谭老板脾气大，心地好！”
谭政文情重战友，心系军魂，十分珍重战争年代、艰苦岁月的同志友谊。每逢国庆、劳动节等重大节日，各部、委部长及上将以上将帅都要陪同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天安门城楼上站位的规矩是“文西武东”。可是谭政文经常“破例”，有时不待在部长席中，而爱同那些授衔的老战友们相聚。因而看国庆检阅的电视片和纪录片时，在东侧身着藏蓝军礼服的开国上将中间很容易找到穿着中山装的谭政文。中共八次代表大会期间，谭政文特意将来京开会的好友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夫妇和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夫妇，分别请到家中吃饭，畅叙旧谊。曾希圣堪称湘南才子，是谭政文的资兴老乡。舒同是党内书法家，长征时与谭政文同在一军团二师工作。谭政文是师特派员，舒同是师宣传科长。那时师一级，除师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和特派员五大首长外，非军事干部不配马匹。身材不高的舒同就是拉着谭政文战马的尾巴爬过雪山的。一天行军夜里，谭政文抽烟睡着，不慎将军毯烧毁，过草地宿营时，只好同师政委刘亚楼合盖一条毯子过夜。和孩子们讲起长征的故事，谭政文总是难以忘怀这些同甘共苦的战火春秋。
虽然谭政文在地方工作长达二十五年，但他骨子里却终生把自己看作一名革命军人。这辈子他喜欢三样东西：战争年代喜爱战马；和平时期仍然喜爱军犬；终生爱枪，爱枪如命。他喜好的体育运动是狩猎。假日出猎时，他同司机、勤务员、炊事员及自己的儿子一起“编队”，风餐露宿，“官兵”同享山野之乐。在三年困难时期，有次谭政文到草原去打了几只黄羊，除分别给几位领导同志家里送去些羊肉外，还在家里做了一桌“黄羊席”，特意请高检各厅的正、副厅长来“打打牙祭”、“补充营养”。逢年过节，谭政文夫妇都要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吃饭，感谢他们的工作和服务。勤务员、炊事员和司机结婚，都是在谭政文的家里举行仪式，都是谭政文作他们的证婚人。秘书的孩子病了，谭政文还专程到家里去看望。
谭政文特别喜爱孩子。工作再忙，哪怕是深夜回家，也要到孩子们的房间去看看已经入睡的儿女。出差回京，除一定要给儿女们买些小礼物，有时还会给夫人带回一瓶香水，或捧回一束鲜花。他对孩子少有重言重语。不赞成学生读死书，对儿女在学校的成绩从不看重，从无苛求。要求他们品学兼优，虚心向社会的三教九流广泛学习，读好“无字书”。只要允许，他走到哪里就把孩子带到哪里，尽量让儿女们多见世面，多长见识。谭政文大儿子寄宿的干部子弟学校同班有两个烈士子弟，周末儿子放学回家，谭政文就让把那两个同学也带到家里来，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看戏，一起郊游，同吃、同住、同洗浴、同置衣。有的领导同志奉调到外省主政，谭政文就叫老战友的儿女住在自己家里，让他们能够继续在北京的学业。谭政文大儿子上五年级时，全班到京郊金山春游，谭政文童心不灭，竟也驱车跟着孩子们的大巴一起去踏春，并兴致勃勃地给三十多名小朋友拍摄合影。半个多世纪后，当年的同学相聚，欣赏这珍贵的历史旧照时，不但唤醒了他们儿时那浓浓的童趣，也让他们重温着谭伯伯那暖暖的爱意。
1959年谭政文去藏区视察平叛后的工作。当地的藏族县团委书记荷茂作为身边工作人员，照顾他生活，十分尽心。虽有一个班的警卫战士护卫，但由于情况复杂险恶，连首长上厕所，荷茂也紧跟不离。她的马，总是比其他战士的马离谭政文的坐骑更近。谭政文非常喜欢这个朴实机敏的藏族姑娘，征得荷茂和她丈夫县委书记的同意，认她做了干女儿。谭政文郑重地办了一桌酒席，邀请当地各族各界的负责人，一起来庆贺这桩民族团结的大喜事。席间，谭政文还让女儿给客人斟酒、敬酒，给大家演唱“吉祥如意”的祝福歌。后来，草原上居然传说：荷茂是红军长征时留下的孤女，现在，当红军的阿爸回来了，认出了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大家都说：汉藏两族的受苦人、革命人，本来就是一家人！半个世纪以来，荷茂夫妇不时总要来北京走娘家，或把她的“妈妈“——谭政文夫人接到草原去消夏，真正成了谭政文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他们的子女、后代，也都成了谭政文家密不可分的藏族亲戚。
谭政文热爱生活，热爱生命。但积劳成疾，被确诊患有十一种疾病。有次生病疗养期间，医生不许他看书、看文件，他就请人每天来给“上课”，专门讲解唐诗宋词。“老师”到来之前，他总是提前备好了诗集、眼镜和铅笔。只要可能，还要拉上大儿子一起听讲，父子切磋生活的诗意和诗意的生活。1961年8月，谭政文在广州被诊断为肺癌，跨国庆前后，由医护人员陪同，乘专列返回北京。他拖着瘦弱的病躯，在旁人的搀扶下逐屋到儿女们房间去转了转，看了看，隔天立即住进了协和医院。藏族女儿荷茂赶到北京来探望，第一次同全家人见面，却是在这样的境况中，大家悲喜交集，都非常激动。看着荷茂穿着鲜艳的藏裙，前面围着五彩氆氇，两根大辫子盘在头上，浓眉大眼，比照片更加精神。谭政文对夫人说：“姜鹏，我给你领回这么个女儿，比你想象的还要好得多吧？”为了让泪流满面的藏族女儿开心，谭政文专门向医院请假，抱病和全家一起陪荷茂到团河玩了一整天。谭政文对女儿说：“荷茂，你不是最爱吃葡萄吗？可惜草原上不容易吃到。这次爸爸带你到团河农场葡萄园去，让你吃个够！”这竟成为谭政文最后一次远游。肺癌后期，已有大面积转移扩散，谭政文相当痛苦，他却以坚韧的革命意志同病魔顽强地战斗到最后一刻。他割舍不下自己终生投入的革命事业，放心不下党、国家的法制建设和长治久安，也舍不得离开自己的爱人和三男二女以及他关爱过的孩子。然而，1961年12月12日，谭政文终因医治无效，英年早逝，诚为党和国家政法战线的沉痛损失！
谭政文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也是传奇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他的高贵品德，他那许多不为人知的功绩，将永垂不朽，所有正直和善良的人们都会永远怀念他！
谭政文正在批阅文件
1956年谭政文去抚顺日本战犯管理所视察时与干部们合影
附：
谭政文小传
谭政文（1910年—1961年）
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同志，系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公安、司法战线第一代领导人。
政文生于1910年4月26日，逝于1961年12月12日，享年五十一岁。他出生于湖南资兴县一个贫农的大家庭里，汉族。中等身材，瘦削精干，浓眉大眼，乌发重须。机敏好学，忠贞尚武，鲠直正派，喜爱整洁，严厉而有风趣。其父谭聿怀，在五兄一姊之下排行末六，有文化、通中医，民国初年为乡里创办贝税小学。土地革命中参加中国共产党，组办农会。湘南起义后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在反围剿战斗中英勇牺牲。其母何美姣，生育政文兄弟四人。兄政达早逝，政文居次，政山、政士为弟。因家境贫寒，政文只读毕高小。上学时喜欢画画，常画关公、张飞、猴子和山水。他从小爱看《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等名著，爱听父亲讲《包公案》、《聊斋》的故事。一生爱读古典诗词。
1926年，政文刚16岁便参加革命，到广州投考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团。回乡后搞农民运动，曾任区苏维埃土地委员。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随军上井冈山，并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历任红军大队、支队、纵队士兵委员会主席，连政治委员兼连长，师政治部秘书处长、宣传科长、组织科长，团政委等职。后长期从事党的保卫工作，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预审科长、侦察科长、执行部长，建宁警备区保卫局长兼闽赣军区及闽赣省保卫局长等职。长征时任红一军团二师特派员。到达陕北后，任西北保卫局（原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参加东征后到红大学习，1937年抗大成立，继续在抗大学习，毕业后留任抗大训练部教育干事兼教员。1938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副处长兼地方部长，1940年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地方部长。1941年到中社部西北公学三班（地方保卫干部训练班）协助工作，并于1942年撰写出版了我党第一部《审讯学》，被誉为审讯专家。同年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常委、社会部长兼晋绥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局长。1947年曾兼任崞代两县土改工作团团长及崞县县委书记，1948年3月12日毛泽东主席以编者按的形式，在《新华日报》上向全党批转了政文土改纠“左”的工作报告《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1948年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并亲自兼任接管大城市公安集训的“中社部训练班”班主任。
北京解放前夕，1948年底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同时兼任北京市公安干校（北京人民警察学院）第一任校长，为首都的公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时年三十九岁。1949年底调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社会部长、广东省公安厅长、广州市（当时为直辖市）公安局长兼广州警备区政委，同时分别兼任广东省公安干校（广东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和广州市公安干校（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第一任校长，开辟了公安工作和情报工作在祖国南大门的前哨阵地。1954年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同年，宪法颁布后至1961年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担任中央处理日本战犯指导小组副组长、组长，出色地领导了侦查、起诉、审判和处理日本侵华战犯的工作，书写了中国司法史乃至国际司法史的骄人篇章。
政文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一贯对党忠诚。拥护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任务坚决，工作艰苦，认真，善于钻研。对敌斗争顽强，机警，坚决，果敢。作风正派，团结群众，关心干部，受到同志们的爱戴。他在党的保卫、公安、政法工作中，特别是在地方保卫、城市治安、审讯工作和干部培训以及检察工作建章立制等业务建设上，很有经验，很有成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曾被选为中共七大、八大代表。他全心全意为建立和巩固人民的政权英勇奋斗，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的事业。
政文1939年与姜鹏同志结婚。1942年三十二岁始得长子谭斌（力夫），建国后续得北亚、宏基二子与卓娜、湘玲二女。政文终生嗜烟，酷爱狩猎。在长期革命斗争和艰苦工作中，积劳成疾，不幸患肺癌，1961年12月12日在北京病逝，诚为政法战线的沉重损失。姜鹏从四十三岁始，独养三子二女，并度过了“文革”浩劫。已有两个孙儿、两个孙女和一个外孙、一个外孙女。
以湘为荣
——谭斌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原党委书记，现任中国战略与管理
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马来西亚友好协会副会长
虽然，我出生在延安，童年在山西，上学在北京，但从小我就明白，我是湖南人。而老家湖南资兴市，只在1998年湘南起义七十周年纪念时，与夫人和小妹陪同老母亲回去过一次。在乡亲们高举横幅的热情簇拥下，我们扶着妈妈走进了家里的堂屋，邀全村老少满坐一堂，请大家吃着从乡里买来的干鲜果品，聊着“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古老话题。“文革”后期，我的大弟、大妹曾联络另十一个好朋友，回家乡上山插队一年。看着家徒四壁而百年未变的老屋，看着年轻媳妇整洁衣服上的补丁，看着乡亲们一双双亲切而又充满期待的眼睛，心中的感慨真是一言难尽。即使如此，每当有人问起我的籍贯，我还总是自豪地回答：我是湖南人。因为，我以湘为荣。
芙蓉国的绿水青山，真的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屈子离骚，浪漫楚风，不但孕育了汉风唐韵的文采，也锻铸了仁人志士的风骨。论智商，道是“惟楚有材”；论情商，道是“湘女多情”；论骁勇，道是“无湘不成军”；论意志，道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以致陈独秀留下一句名言：“只要还有一个湘人在，中国便不会亡！”从小到大，父亲通过他的言传身教，已在潜移默化中把这一切点点滴滴深植在了我的心灵里。所以，我以湘为荣。
无论是变革，无论是坚守，湖南历来不甘人后。近现代的湖南，更成了革新与守旧、革命与反动搏斗的主战场。维新变法谭嗣同喋血，唤醒民众《警世钟》长鸣，使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后，湖南成为首应之省。秋收起义和湘南暴动两支红军会师井冈，更是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之路。抗日战争中，三湘子弟出兵二百万，军民牺牲九十二万，是全国抗战贡献最大的省份之一。湖南不仅出了个毛泽东，还出了刘少奇、任弼时，还出了胡耀邦、朱镕基，出了齐白石、田汉、袁隆平，出了罗盛教、雷锋、欧阳海，等等，等等。十大元帅湘有其三，十位大将湘有其六，五十七员开国上将湖南人有十九名。共和国六十年，湖南出了一位党主席，一位总书记，两位国家主席，一位总理。湖南为革命、为国家做出了永载史册的特殊贡献。所以，我以湘为荣。
作为湘人子弟，作为共产党的后代，我亲眼目睹了父母在革命战争里，在建国创业中，是怎样以党事国事为己业，以民生民权为己任，艰苦卓绝，奋斗终生。我立志以他们为榜样，不枉此生。大学毕业时，曾写《明志七绝》：“革命是业国是家，为党仗剑走天涯。一腔热血春何在？人民万代幸福花！”现在，我为共和国服务三十六年之后，已退休六年。三十六年间，从大格局上算，曾调整三次工作：带过兵，经过商，管过文化，实践着我所理解的共产党的文武之道。不论是搞武还是搞文，不论事业顺利还是身处逆境，我都要求自己忠于职责和操守，以无愧于党和国家，无愧于家乡父老。因为，我以湘为荣。
桑梓情怀，对于我，已不是一般的山水故土之恋，也不是一般的衣食回味之趣。它成了一种激励和追求，一种信念和责任，一种情操和尊严。它给人的既又柔情，更有豪情，是一股感天动地的浩然正气。使我虽在千里、万里之外，心中亦知根蒂之所在。虽有风霜、雨雪之袭，心中亦存百折不挠之定力。在有形与无形之间，乡情笼罩和照管着人的一生，令其有所遵循，有所归依。缘此，我才特别关注湖南的状况、动向、进步和发展，才特别希望湖南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中，不辱先贤，续写新篇；在新世纪的改革大潮中，引领先机，力争上游。也期望因此之故，而让所有的湖南人能更加执着地以湘为荣！
20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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