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2012年10月 中国 韩城 《史记》叙述五题张 强 《史记》是一部史学著作，有着深邃的思想，同时也是一部精彩的人物传记，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针对这一情况，现从传记文学的角度谈一谈《史记》的成就。 一、读《陈涉世家》 为什么要写《陈涉世家》？为什么要把陈涉列入“世家”？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的史家叙述历史时始终用“盗”、“贼”等词汇称呼农民起义。然而，司马迁不但第一次从正面肯定了陈涉的历史功绩，而且以极大的史学勇气叙述了陈涉起义从成功到失败的全过程。 解开这一谜团的关键是司马迁的史识。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在司马迁看来，历史发生巨大的变化是因“失道”而起。总揽从夏商周三代到秦末各个历史时期的转折点，司马迁别有深意地提出成汤、周武、孔子、陈涉等四个关键性的人物。在这四个关键人物中，如果说成汤、周武通过建立新朝成就一代帝业的话，那么，孔子、陈涉的作为能与成汤、周武相提并论吗？如果能，隐藏在背后的依据是什么呢？关注这一问题，对于全面理解将陈涉列入“世家”有重要的意义。 从春秋到战国，五百年间先后出现了春秋争霸、战国称雄的局面。针对周道陵迟、社会纷争的现状，孔子提出了以“仁”为大道的政治主张。具体地讲，孔子以《春秋》为载体提出了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案。为了宣传以“仁”为核心的思想学说，孔子一方面广收门徒，通过门徒将其思想传播到各地，另一方面又身体力行，希望通过周游列国把他的思想化为各国君主的行动。这一作为经过长时间的沉积，到了战国后期终于成为显学，进而成为制约、规范和支配社会群体行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学说。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孔子没有坐上王位，但其高远的思想足以使他成为高不可及的无冕之王即“空王”或“素王”。也就是说，孔子虽然没有创立新朝，但他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贡献，足以使他与当立的新王相比肩。 新王当立的依据是旧王失道。旧王失道是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为了关注这一过程，司马迁以“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史记·天官书》）的通变思想为逻辑起点，畅言孔子成为“空王”的前提是周道陵迟，同时把孔子视为周公以来的又一位圣人，如司马迁十分赞成其父司马谈“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观点，在此基础上，申明孔子学说“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的情况。“周失其道，而《春秋》作”是中国政治中的一件大事，在司马迁看来，《春秋》匡正人心的作用完全可以与汤武革命相媲美，孔子虽只有《春秋》，但这部为后王立法的著作足以使他成为无冕之王。 旧王失道、新王当立是历史的必然。秦失道后是如何建立新朝的？新王又是如何当立的？为此，司马迁叙述了“陈涉发迹”的过程。在这中间，司马迁将陈涉与成汤、周武、孔子等量齐观，既有独具慧眼的一面，又有微言大义的一面。所谓独具慧眼，是指司马迁敢于跳出士大夫的偏见忠实地记录一个草莽英雄发迹变泰的过程，敢于排除封建统治者污蔑农民起义的恶声。所谓微言大义，是指通过寻找秦王失道与新王当立的交汇点，以陈涉事迹为载体，用历史的变化观探究社会运动大势、揭示社会运动的根本规律。 《陈涉世家》是一篇不可不读的篇什。具体地讲，一是《陈涉世家》通过肯定陈涉在推翻暴秦中的作用，为后人研究秦末政治形势和秦末农民起义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二是真实地记录了这支起义军的弱点以及导致失败的主客观原因，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三是从侧面反映了司马迁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司马迁十分敬重那些能在历史进程中干一番事业的英雄，如司马迁笔下最精彩的人物往往是一些气壮山河的英雄，相反，浑浑噩噩、平平庸庸的小人往往是他批判或鄙视的对象。如他描述蔺相如勇挫强秦、完璧归赵的形象时感慨道：“知死必勇，非死者难，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廉颇蔺相如列传》）以此对照陈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涉世家》）之语，再来看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报任少卿书》）的豪言壮语，应该说，陈涉的思想行为十分契合司马迁追求壮丽人生的文化心理。李景星指出：“涉虽一起即蹶，所遣之王侯将相，卒能亡秦，既不能一一为之传，又不能一概抹杀，摈而不录。即云有各‘纪’、‘传’在，无妨带叙互见，然其事有可以隶属者，亦有不能强为隶属者，此中安置，颇觉棘手。惟斟酌‘纪’、‘传’之间，将涉列为‘世家’，将其余与涉俱起不能遍为立传之人皆纳入《涉世家》中，则一时草泽英雄皆有归宿矣。故通篇除吴广外，牵连而书者至有二十余人之多，千头万绪，五花八门，却自一丝不乱，非大手笔何能为此！”[①]从中可见《陈涉世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二、读《萧相国世家》 萧何是汉代第一功臣，一生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如为了帮助刘邦寻找打天下的帅才，曾上演一出月下追韩信的传奇故事；又如萧何依秦律创立了汉王朝的国家制度；再如汉初社会经济凋敝，在萧何的主持下国家很快走向稳定。然而，司马迁在《萧相国世家》中或只字不提，或交代记载在其他传记中，或一提而过。也就是说，《萧相国世家》基本上略去了萧何最光辉动人的一面。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叙述结构，与司马迁品评萧何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如司马迁写道：“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②]尽管如此，《萧相国世家》还是以不长的篇幅反映了相当深刻的社会内容。具体地讲，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值得注意。 其一，萧何有超人的政治智慧。“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③]当众人忙于争夺财物时，萧何只关心收集秦代的“律令图书”。在这里，司马迁用简洁的语言，采用对比手法，表现了萧何不同于常人的战略眼光。 其二，司马迁善于抓住不起眼的小事，颂扬萧何在帮助刘邦夺天下时的丰功伟绩。如天下已定，群臣争功不下，这时，刘邦“以萧何功最盛”评价萧何，并给予最多的赏赐。当功臣们表示不服气时，刘邦一方面用“功狗”比喻居功自傲的功臣，另一方面又将萧何视为“发踪指示”的“功人”。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奇怪。当刘邦率军挺进关中时，是萧何“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史记·萧相国世家》），为刘邦平定关中提供了物资保障。后来，在刘邦与项羽争天下的紧要关头，是萧何为刘邦“守关中，侍太子”，“计户口转漕给军”（同上）。特别是在刘邦屡屡失利时，萧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同上），为刘邦筹集粮草和输送兵源，为战胜项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三，司马迁别开生面地描述了萧何与刘邦这一特殊的君臣关系。萧何与刘邦是老乡和老朋友，早年，萧何曾给予刘邦诸多方面的照顾。如萧何“以吏事护高祖”，又如刘邦带领百姓到咸阳服徭役，“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这样一来，刘邦自然不会忘记照顾这位老朋友。很有意思的事发生了，当萧何全力以赴地支持刘邦与项羽决战时，刘邦总是派使者从前方回来专程问候萧何。直到有一天，鲍生的一席话才让萧何恍然大悟，为此，萧何将“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即把家人送到刘邦那里，才换来刘邦的高兴和放心。又如天下平定后，刘邦十分优待萧何，不但给萧何许多殊荣和赏赐，甚至还给他配上卫队。当大家都来祝贺时，召平及时提醒萧何，于是萧何将赏赐退还给刘邦，又“悉以家私财佐军”，才换来了刘邦的“大喜”。再如，黥布反，刘邦率军亲征期间“数使使问相国何为”，有客告诉萧何说，刘邦这样做，是“畏君倾动关中”。不得已，萧何只好采用“自污”的办法，才再次换来“上乃大说（悦）”的结果。这三件事合在一起，似乎可以看到刘邦早就对萧何动了杀机了，幸好，有人提醒，萧何才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透过这三件事，司马迁似乎想诉说这样的事实，刘邦得天下以后已高高地祭起了诛杀功臣的屠刀。韩信等一批功臣被杀，固然从一个侧面诉说着封建统治的血腥，但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息，一些看不见的阴谋还在悄悄地酝酿和发酵成型。更为悲哀的是，当萧何献策诛杀韩信时，当萧何因此受到犒赏几乎得意忘形时，他本人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下一个被捕杀的对象。这多少有些让人寒心。 总之，这篇传记的书写方法别具一格。萧何一生有许多事迹，但司马迁皆略去不写，有意识地将书写对象集中到刘邦与萧何这一对君臣关系的方面。如举荐韩信是萧何生平中的大事，由于不符合突出君臣关系这一主线的内容，因此，司马迁用“何进言韩信，汉王以信为大将军。语在淮阴侯事中”带过，即采用“互见法”将这一内容放到《淮阴侯列传》中。正如李景星指出的那样，这篇传记“以高帝为经，以余事为纬”，其“精神焕发处尤在两论功、三说客及高帝一大喜，一大悦，一大怒，一不怿”[④]方面。这一有别于其他传记的结构方法，与司马迁以切肤之痛认识君臣关系有直接的关系。 在《留侯世家》中，司马迁纵横笔墨叙述了张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描绘了他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尖锐的军事斗争中的超人智慧。 司马迁写人，不作流水账，不求面面俱到，通常是抓住关系到治乱盛衰的大事，通过剔除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事件来映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张良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可以大书特书的事情很多，然而，司马迁却说：“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⑤]那么，该如何写张良在关系天下存亡大事中的表现呢？司马迁别开生面地书写了张良的政治智慧和远见。 其一，张良有超人的政治智慧。如刘邦在张良的辅佐下占领秦都咸阳后，见秦宫“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是张良提醒刘邦不要“安其乐”，劝刘邦退出秦宫。又如为麻痹项羽，张良向前往封地汉中的刘邦献策，让刘邦“烧绝栈道”，以示“无还心”，以此放松项羽的警惕。又如楚汉之争的紧要关头，是张良献策让刘邦实施争取黥布、彭越，笼络韩信的策略。 其二，张良有超出同时代人的政治眼光。如在楚汉之争的紧要关口，郦生献“复立六国后世”（《史记·留侯世家》）的计策，试图以此来打破楚汉对峙的僵局。张良得知后，立即劝阻，一连列举八个“不可”，力劝刘邦打消分封诸侯的念头。《史记·留侯世家》记载道： 汉三年，项羽急围汉王荥阳，汉王恐忧，与郦食其谋桡楚权。食其曰：“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世，毕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衽而朝。”汉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 食其未行，张良从外来谒。汉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为我计桡楚权者。”具以郦生语告，曰：“于子房何如？”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汉王曰：“何哉？”张良对曰：“臣请藉前箸为大王筹之。”曰：“昔者汤伐桀而封其后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者，度能得纣之头也。今陛下能得项籍之头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闾，释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表贤者之闾，式智者之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钱，以赐贫穷。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穷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毕，偃革为轩，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复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复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马华山之阳，示以无所为。今陛下能休马无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阴，以示不复输积。今陛下能放牛不复输积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无强，六国立者复桡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 在反问中，张良一连提出了八个“不可”，从而纠正了刘邦即将要犯下的错误。又如刘邦称帝后，因众将“未得行封”，“往往相与坐沙中语”（同上），刘邦对此极为不解，是张良提醒他赶快论功行赏，省得生变，同时又提醒他先封有宿怨的雍齿，以宽众将之心，使即将爆发的政治危机在顷刻间得到化解。 顺带提一句的是，张良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萧何任丞相后，张良“乃学辟谷，道引轻身”。至于张良为什么要“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同上）呢？只要读一读《史记·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便可知张良激流勇退的原因。萧何、韩信、张良同为“兴汉三杰”，后来，韩信因谋反罪被杀，萧何屡屡受到刘邦的猜疑，在这一背景下，张良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不再参与朝政，只能用不问世事的方法求取君主的放心。在叙述张良的事迹时，司马迁特别注意用具体事例肯定张良不同凡响的大智慧。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精心的选材，采用该取则取、该舍则舍的方法，详写时用墨如泼，大写特写；简写时三言两语一笔带过，从而把错综复杂、乱如丝麻的历史事件叙述得有条不紊，从而造就了疏密相间、详略得当、要言不繁的语体风格。 总之，司马迁善于抓住关键或细节来突出张良的政治远见、智慧和才干。在这中间，由于选取事例十分典型、生动，因此常常能以一当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篇传记中，司马迁用平实的语言，将赞扬留侯之情隐于字里行间。可以说，司马迁娓娓道来，常常于不经意处挟持风雷。如秦攻破韩国以后，张良“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随后，乘“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从承担责任的角度塑造了张良勇于复仇的形象。又如，张良逃亡下邳后遇圯上老人，得《太公兵法》，功成名遂后又“学辟谷，道引轻身”、“从赤松子游”，避祸全身。使整个叙述扑朔迷离、亦真亦幻，为塑造张良这一智者的形象添上了精彩的一笔。再如司马迁充满了深情地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可谓是意味深长而隽永，耐人咀嚼。 从语言的角度看，《留侯世家》明显地具有文辞浅显的特征，似乎更能代表司马迁独特的语体风格。出现这样的情况纯属自然。众所周知，司马迁为先秦人物作传时采用了大量的先秦典籍。很显然，先秦时期的语体与汉代的语体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司马迁是严谨的史学家，当他“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列传》）、“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将先秦典籍录入《史记》时，尊重其原貌是他必须要遵守的规则。换言之，当司马迁为先秦人物撰写传记时，受先秦典籍的限制，其篇章势必会出现古朴古奥的风格。与之相比，司马迁撰写《留侯世家》时则完全可以冲破限制，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语体风格，极大限度地进行艺术创造。 三、读《老子韩非列传》 在先秦诸子中，唯有道家学说的开创者老子的称呼十分特别。“子”是尊称，意为“先生”。诸子的称呼统统是姓氏加上“子”，如孔丘被尊称为“孔子”，孟轲被尊称为“孟子”，墨翟被尊称为“墨子”，等等，不一一赘述。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鹿邑境内）人，姓李，名耳，字聃，是周王朝掌管藏书室的史官。如果按照古人称呼的规律，老子应称呼“李子”才是。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是研究老子事迹的重要资料，可惜，司马迁没有说明李耳为什么有“老子”的称谓，而不是“李子”。孔子曾当面向老子讨教礼的知识，据此，老子的生活年代应略早于孔子，然而，司马迁在其本传中又引援他人的话说，老莱子也是楚人，著书十五篇，是道家学说的重要人物，其生活年代与孔子是同时代人。问题是，李耳是否就是老莱子？“老子”这一称谓是否与老莱子相关？从司马迁的叙述看，可以肯定地说，李耳与老莱子是两个人。可是，千百年来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李耳为什么有“老子”的称谓，看来这一问题只有等到有新的文献出土时才能找到答案。 其实，不仅老子的称谓让人感到是个谜，而且他的事迹也同样扑朔迷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是记录老子生平事迹较为权威的历史文献，充满了神奇的色彩。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本传记载的老子事迹主要是上述二事。到了司马迁生活的年代，经汉武帝的首肯，儒学已代替道家学说成为了官方哲学。这一时期隆儒黜道不但成为时代的风尚，而且孔子提倡的礼学经董仲舒的推明，已成为维护政治秩序的基本力量。在这一时刻，司马迁能不受时代风尚的影响，专门在老子本传中记载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并借孔子之口说老子是“龙”，这种见识是非常有眼光的。 孔子向老子问礼表明，孔子熟悉周礼的程度远不如老子。在这里，老子对孔子的回答极有深意，他十分不客气地说：“您所请教的礼，不但制定它的人早已死了，而且连他的尸骨都已经腐朽了，现在，只有他的言论还在。”言外之意是，我与你没有什么可以探讨的。接下来，老子又以教训的口吻点拨孔子，让他审时度势，立即打消入世进取的念头。然而，孔子被教训以后，不但没有感到难堪，反而由衷地发出了赞叹老子的言辞。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意思是说，世上学习老子学说的人，就排斥儒家，学儒家学说的也排斥老子学说。主张不同的人不互相商量，难道讲的就是这种情况吗？从其疑问的口气中可以得知，司马迁认为，世人把儒道两家对立起来是没有多少道理的。 入世进取与归隐山林并不矛盾。孔子生活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一生当中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并希望所学能为诸侯所用。然而，当孔子积极地周游列国推销其政治主张时却又处处碰壁时，世事艰难使他发出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喟叹。这种归隐的念头写在《论语·微子》中则变得更为明确，“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避）之，不得与之言。”接舆是楚国著名的隐士，他走过孔子的车子时故意唱道：“凤凰呀，凤凰呀！你为什么这么倒霉呢？过去的已不能加以挽回，未至的事情还可以追止。算了吧，算了吧！现在的执政者都很危险，是不可以救治的。”言外之意，你孔子着迷似的游说君主，推销政治主张，难道说，你就没有看见那些执政者所处的危险吗？接舆的话打动了孔子，孔子想下车同他谈谈，但接舆却避开了他。不难发现，在孔子的人生哲学中，入世进取虽然是主要方面，但并不排除心存归隐的念想。 这种念想经过孟子的阐释和发挥，后来成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的人生极境。由此来看孔子面对老子的教训，不但不生气，反而赞叹老子为“龙”一事，则不难理解其中的缘故了。原来儒道两家存在着互补的关系。进而言之，司马迁选择孔子问礼一事写入老子的事迹中，其更深的含义是，发表自己对这两种学说的看法，并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年头，这样做不但需要有学术上的见识，还需要胆量和勇气。 在《史记》本传中，司马迁讲述了老子为“龙”的故事以后，又讲述了函谷关令尹喜留老子著《道德经》的事，在民间，一直流传着紫气东来的故事，传说老子乘青牛离开周都向西而行，此时，善观天象的尹喜发现紫气滚滚东来，心知将有异人过关，于是亲自洒扫，迎接异人。老子到了以后，尹喜留他在函谷关住下，请求他著书立说，因此，老子留下了五千言的《道德经》。这一则充满了神话色彩的故事不见于《史记》，司马迁只是说，老子从尹喜那里离开以后，就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了。联系孔子称老子为“龙”一事，真可谓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了。 老子究竟活了多大的岁数？一说是大约一百六十多岁，一说是二百多岁。这些，司马迁采取了存疑的态度，均写入了《史记》本传，同时又说他“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四、读《孙子吴起列传》 孙武、孙膑、吴起是杰出的军事家，在史述中，司马迁用简笔勾勒的方法展示了不同的军事家不同的用兵之道，并展示其风采和特质。 为了突出孙武的军事指挥才能，司马迁别开生面地叙述了孙武训练吴王阖庐宫中美女的故事。在训练中，孙武通过“约束”士卒、申明军令、反对吴王阖庐干预、斩杀担任队长的吴王宠姬等一系列行为，将一支由宫中美女组成的队伍训练成“虽赴水火犹可也”的战斗队伍。“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⑥]为了彰显孙武的军事指挥才能，司马迁采用了十分空灵的笔法，即详写孙武训练宫中美女的故事，略写孙武破楚攻入楚郢都一事。通过这样的叙述，试图给人留下想象和补充的空间。 与孙武注重训练、强化军令不同，孙膑的军事才能主要表现在出谋划策方面。为了全面地突出孙膑这一智者的形象，司马迁选择了三件事进行叙述。第一件事是写孙膑为田忌赛马出谋划策，因孙膑得知田忌的马力与他人的相当，于是用下马对上马、中马对下马、上马对中马的策略赢得胜利。从表现上看，这件事是写赌马，但通过这一事件为下文叙述其谋略作出了必要铺垫。第二件事写孙膑围魏救赵之策。司马迁通过叙述孙膑声东击西的战术，重点突出了孙膑的谋略。在战争中，孙膑有意识地避开魏军的锋芒，直接奔袭魏都大梁，迫使庞涓回救，遂在桂陵大破魏军。第三件事写孙膑诱敌深入、麻痹魏军的谋略。为了麻痹傲横自大的魏军，孙膑采用减少军灶向魏军统帅庞涓发送错误信息的办法，在马陵道上大败庞涓，迫使庞涓自杀。 叙写吴起的军事才能时，司马迁将关注的重点放到吴起与士兵同甘共苦的事件上。如吴起与士兵同衣食。又如士兵害毒疮，吴起亲自为士兵吮吸毒疮中的脓水。正因为这样，吴起才有了一支勇猛直前的军队，才会取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骄人战绩。 该传记的史料来源主要是《战国策》，对照其相关内容，可知司马迁取舍史料时是有自己的价值尺度和评判标准的。如司马迁指出：“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作《孙子吴起列传》第五。”[⑦]又指出：“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语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⑧]“比德”与“如德”是司马迁评价孙武、孙膑、吴起三人的关键词。所谓“比德”，是指有德行有操守；所谓“如”，是指随顺、依照。因此“如德”与“比德”同义。以此为司马迁历史评判的价值取向，不难发现司马迁贬吴起、赞扬孙膑的价值尺度是以“德”为依据的。 司马迁在给友人任安的信件中写道：“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⑨]这一内容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再次得到重申：“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李陵之祸后，司马迁万分绝望，然而，古人在逆境中发愤著书的事迹激发了司马迁强烈求生的愿望。从这样的角度看，司马迁赞扬孙膑除了与坚持道德评判的标准相关外，更重要的是，古人发愤成为司马迁坚持完成《史记》的动力，是孙膑等人的行为使司马迁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五、读《苏秦列传》 司马迁为先秦诸子作传，唯有孔子列“世家”，如果再进一步深究的话，为儒家立传的篇目最多，其次是纵横家、兵家，再次是道家。 长期以来，人们的认识是，纵横家为了个人的高官厚禄，不惜朝秦暮楚，缺少独立的人格和品行。因此，人们往往用不屑一顾的态度否定纵横家，乃至于纵横家成为被谴责和批判的对象。其实，这里面有许多的误区。 其一，纵横家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发生在战国后期。战国时期是政治矛盾空前尖锐、社会极度动荡的年代。为了取得优势，各诸侯国都在不停地调整政治、军事、外交政策，试图利用他国间的矛盾来壮大自己。当时，任用客卿及游说之士的成功范例是秦国，秦国通过任用商鞅等一大批客卿或游说之士，推行变法，率先打破了七国势均力敌的局面。在秦暴露出吞食六国野心的情形下，秦国重视客卿及游说之士的做法引起关东六国君主的高度重视，一时间，重用有才干的异国之士成为时代的风尚，一批精心研究各国政治的游说之士开始成为各国君主争相拉拢的对象。当时，一方面关东六国为了自身的安全需要采取种种手段化解秦在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另一方面秦统一六国需要打破六国联合抗秦的僵局。这样一来，主张“合纵”或“连横”的游说之士遂成为显耀的政治明星。所谓“合纵”，是指函谷关以东的六国结成抵抗秦国侵略的军事联盟，因六国分布在函谷关以东、呈南北向，故称。所谓“连横”，是指秦打破六国联盟，与六国中的某一国或数国结成联盟，因秦在六国的西面，故称。在这样的形势下，主张“合纵”和“连横”的游说之士穿梭于各国，遂有了用武之地。 其二，游说诸侯并不是纵横家的专利，除道家以避世的态度远离现实外，诸子百家为推销其政治主张都在四处奔走，都在游说各国君主。而且，在一国碰壁后，又跑到其他诸侯那里继续游说。尽管诸子干谒各国君主时，有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独立人格，但从本质上看，诸子游走各国与纵横家游走各国的行为是一致的，因此，不做具体分析，只是片面地批评纵横家游说诸侯的行为是为了追求富贵，并且以此为逻辑起点批评纵横家朝秦暮楚的行为，是有缺陷的。 其三，尽管纵横家游说诸侯包含了追求个人富贵的内容，但应该看到，他们是有政治眼光的。不然的话，纵横家怎能用说辞打动君主，进而在他们任职的诸侯国大显身手呢？司马迁叙述苏秦佩六国相印之后的天下大势时，有苏秦“投从（纵）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⑩]语，是说苏秦凭借“合纵”给天下带来了15年的和平。刘向进一步指出：“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然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苏秦结（从）之时，六国为一，以傧背秦。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11]苏秦与张仪是同学，四处碰壁的张仪听说苏秦得到大富贵，于是兴冲冲地去投奔苏秦。苏秦接待张仪时采用故意羞辱的办法，迫使张仪入秦。从此，天下换来了29年的安宁。《苏秦列传》的史料来源于《战国策》，刘向是《战国策》的整理者。很显然，刘向的说法比司马迁的更准确。退一步讲，即便苏秦、张仪给天下带来的不是29年的安宁，只是15年，突然间，天下有了15年的安宁，对于黎民百姓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啊！试想在相互攻伐，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战争的年代，突然有十五年可以休养生息，那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事。 其四，古人关注纵横家时往往以忠君爱国的尺度进行价值评判，认为纵横家没有祖国意识。这种说法甚为偏颇，是在道德判断上使用了两把尺子。假定是同一尺度的话，也许会对纵横家宽容些。如同样是离开自己的祖国去其他国家游说君主，为什么孔子的行为可以不受责难？为什么游说齐宣王、梁惠王的孟子可以受到表扬？为什么跑到敌国秦国任职的韩非子没有受到唾骂，反而成为后人高度赞赏的对象？这里有必要专门谈一谈韩非子，韩非子是韩国的贵公子，当时，韩国处于秦国的严重威胁之下，在这样的紧要关头，韩非子跑到敌国秦国任职。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起码可以说韩非子是个“韩奸”，可是，后人评价韩非子时没有人批判他的“韩奸”行为，反而赞扬他是法家后期集大成的人物，并因其受到李斯的迫害下狱致死一事多有惋惜。很显然，这是在用不同的标准进行衡量，在这一衡量的过程中，纵横家受到的伤害最大。如通常认为纵横家无行，难道孔子为了在卫国当官，去巴结淫荡的卫灵公夫人南子就是有行吗？所以，有许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和思考。 或许是看到纵横家在历史上的贡献，看到纵横家在汉代政坛上的杰出表现，司马迁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通过《苏秦列传》等对纵横家的思想行为作出新的诠释。如司马迁交待为苏秦作传的原因时指出：“天下患衡秦毋厌，而苏子能存诸侯，约从（纵）以抑贪强，作《苏秦列传》第九。”（《史记·太史公自序》）又说：“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史记·苏秦列传》）司马迁通过肯定苏秦率六国联合抗秦的功绩，从历史贡献和社会运动角度提出了重新认识纵横家的大问题。为了纠正偏颇的认识，司马迁为苏秦、苏代、苏厉三兄弟作传时专门指出：“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史记·苏秦列传》）司马迁为苏秦作传，实际上是在为纵横家鸣不平，是希望通过立传的方式擦干泼在纵横家身上的脏水，带有为纵横家翻案的性质。 从史料来源上看，《苏秦列传》主要取材于《战国策》。两相对比，可知司马迁进行了很大的取舍。 其一，司马迁调整了《战国策》的叙述顺序，略去了《战国策》中的某些情节。如在《战国策》中，作者详细地叙述了苏秦出游后狼狈而归的情景，又叙述了苏秦为谋求高官厚禄而苦读的情景，这些在《苏秦列传》中基本略去。 其二，司马迁将叙述重心集中到苏秦的说辞方面，以此突出了苏秦以合纵游说关东六国的精神风貌。具体地讲，一是针对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国家形势、军事实力、民生大计等方面切中六国君主的心思，通过对症下药，来打动六国君主，使其自觉自愿地加入到合纵的行列；二是以极具章法的布局，突出苏秦游说时善于雄辩的形象。在这里，司马迁在《战国策》原有文字的基础上适度地进行修饰，使其话语更加亲切可感，更加具有煽动力；三是注意突出苏秦对时局的深刻了解和把握，通过汪洋恣肆的说辞，尽显苏秦对时局精确的把握和纵横捭阖指点江山的磅礴气势。 其三，司马迁叙述苏秦政治上的成功时，有意识地侧击了炎凉世界。苏秦发迹前，“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苏秦佩六国相印路过老家雒阳时，“北报赵王，乃行过雒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疑于王者。周显王闻之恐惧，除道，使人郊劳。苏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虵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于是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通过富有戏剧性的对比，司马迁表达了良多的感慨。 最后要说的是，要真正地读懂《苏秦列传》，应参读《张仪列传》。苏秦与张仪都是鬼谷子的弟子，早年，两人约定要相互帮衬，大有“苟富贵，无相忘”（《史记·陈涉世家》）的味道。后来，苏秦佩六国相印，力主合纵，共同抗击秦国。稍后，张仪西入秦国，向秦王进献连横之策，试图打破关东六国间的联盟，为秦东下统一六国制定战略发展目标。在传记中，司马迁对这一情况是有所交待的。如司马迁写道：“苏秦恐秦兵之至赵也，乃激怒张仪，入之于秦。”（《史记·苏秦列传》）要全面地了解这句话的含义，应与《史记·张仪列传》对读。苏秦佩六国相印后，深知六国的积怨和矛盾很深，勉强结成的同盟关系很容易瓦解，那么，怎样才能巩固合纵的成果呢？这时张仪出现了。苏秦与张仪的感情笃厚，两个人早年曾有约定，谁先成功，谁就应该帮助另一个人。这时贫穷潦倒的张仪听说苏秦发达了，立即去找苏秦，希望谋求一官半职。苏秦听说昔日的老同学来了，不但没有热情接待，反而有意地慢待他。先是让张仪在外面等待数日，接见后又故意让他吃下人吃的饭，然后又当面羞辱张仪，以激发张仪萌生与苏秦为敌的情绪。果然，愤怒之极的张仪要报复苏秦。其实，这些都是苏秦精心安排的，其目的就是要刺激张仪，使张仪入秦发愤图强，从而造成关东六国合纵联合抗秦，关中秦国要各个击破关东六国就必须采用连横的战略。经此，两人一个在关东，一个在关中，竟给天下带来长时间的太平。
[①] 李景星《四史评议》，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9页。 [②] 司马迁《史记·萧相国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20页。 [③] 司马迁《史记·萧相国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14页。 [④] 李景星《四史评议》，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3页。 [⑤] 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47页。 [⑥] 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62页。 [⑦]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13页。 [⑧] 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68页。 [⑨]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 [⑩] 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62页。 [11] 刘向《书录》，范祥雍笺证《战国策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