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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齿难忘任仲夷

在不久前群众评选的广东改革开放3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20位代表人物中,任仲夷同志名列榜首。以思想解放、睿智大勇、坚持改革而政声远播的任老,真可谓众望所归/textarea>

     在不久前群众评选的广东改革开放3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20位代表人物中,任仲夷同志名列榜首。以思想解放、睿智大勇、坚持改革而政声远播的任老,真可谓众望所归。实际上,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篇章上,也必将记下任仲夷这个名字。
     1988年我在部队离休后,应邀参加一些社会工作,由于受聘于多家报刊作特约记者或特约撰稿人,又曾参与《任仲夷论丛》的编委工作,因而有幸较多地和任老近距离接触,聆听他的教诲,请他释疑解难,对他的博学多闻、善于思辨、谈古论今、幽默达观,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长达17年的交往中,我深感任老是位可亲可敬的长者,循循善诱的导师,坚持原则,爱护干部的好领导。任老虽已离世三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现在,略记数事,寄托我对这位敬爱的老前辈的无限怀念与哀思。

“我是不当顾问的顾问”

     1988年3月,北京《中国人才报》委托我采访任仲夷,在家休养的任老欣然接受我的采访,就改革、人才、竞争和办报等问题谈了一些精辟、中肯的意见。当我提出报社有意请他出任高级顾问时,任老说:“我中风失语,刚刚恢复,不好担任什么顾问了。但是我的大脑还不会退休,只要一息尚存,我还会关注党和人民的事业,关注改革开放。以后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多交流,‘我是不当顾问的顾问’”。
     20世纪90年代,广州的集体经济由原来占广州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降到三分天下有其一,有人说它渐渐会成为“被遗忘的角落”。此时,集体经济研究会应运而生。梁灵光、焦林义、肖鸣、黄菘华、曾牧野、赵元浩等省、市领导和专家学者都同意担任名誉会长或顾问,我也被推选为副会长。研究会拟邀请任老出任名誉会长。当我和他谈及此事时,任老说:“一回生、二回熟,我们已经是好多‘回’了,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多沟通,多研究,名誉会长的衔头就不必了。需要我支持的,‘责无旁贷’!”
     此后,我遇到感到困惑的问题,对某些见闻有自己的想法时,总要设法通过多种形式向任老请教,请他指点迷津。有时候,任老也找我去聊聊。每次见面,他总要问我最近忙些什么,读些什么书,写了什么文章,有什么新闻。同时,也谈他自己的见闻和正在思考的某个问题,听听我的反应;或向我推荐他认为值得采访的人和事。任老笑说:“我们是互动,经常是你采访我,有时我也采访你。”他的这种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我感到亲切;他对国家大事和社会动态的关注,使我深受教育;他那举重若轻的气度,对事物非凡的洞察力和幽默的语言,更使我终身受益。1993年底,我去看望胃部动过大手术正在康复中的任老。任老风趣地对我说:“我这个人很有意思。1983年11月割了胆,人说胆小如鼠,我没有胆,我不如鼠,但也可以说我浑身是胆。10年后,1993年11月,我又割掉百分之八十的胃。我也就无所“胃”了,也可以说是无所胃(畏)惧了。”在如何对待生活、对待疾病方面,任老也真算是不当顾问的顾问。

“你看过白云山上的大鸟笼吗?”

     1992年春天,有一次,我向任老谈到参加一个研讨会,听到有人发言中谈到关于市场第一、计划第二的关系,觉得这在理论上是个突破。我问任老怎么看。任老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你看过白云山上的大鸟笼吗?”我说:“看过。”任老说:“这个鸟笼硕大无比,但再大也还是个笼子。鸟儿只能在这个笼子里飞,无法越雷池一步。”他接着说,有人把计划经济比作“鸟笼经济”,而“鸟笼经济”是不可能有很大发展的。我说,我了解集体企业,强调自主经营,领导班子自己选,资金自己筹,生产什么产品、到哪里寻找资源、到工厂找边角废料、如何销售,都是计划外自主进行的。任老说:“是这样,乡镇企业发展得那么快,就是因为可以在‘笼子’外自由飞翔。顺德的鸿运电扇,不是飞到欧美市场去了吗?顺德的鳗鱼不是也游到日本去了吗?市场第一,这是经济的内在规律决定了的,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自觉不自觉,迟早都要走这条路。”他还意味深长地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说有哪个国家是靠这类‘鸟笼经济’富起来的!”
     我联想1988年就听到任老谈到对人才的选用、对集体企业的发展,都应该改革,把竞争机制引进去。用人只要德才兼备,“不拘一格”;搞企业不要定什么科级、处级,也应该“不拘一格”放手让他们去大胆经营,能发展多大就发展多大,联营、合营、集团和跨国公司等等都可以。任老很强调要充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价值规律,这同他不主张搞“鸟笼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

“刘海”为什么要“砍樵”?

     20世纪90年代,广东曾因绿化成绩突出,省里表扬奖励了一大批市、县委书记,总结了党委怎么抓绿化的经验和封山育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当时,北京有的报纸对此颇有微言。我也听到一些人议论,怎么多是奖书记,很少奖市、县长。我问任老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任老说他也听到一些反映,据说还有位市委书记“罢奖”(不领奖)。他认为绿化工作主要还是市、县长和机关抓的,只奖励书记,不实事求是,不利于今后工作。任老认为绿化工作是件大事,党委当然要领导,要管,但要看你怎么领导,怎么管。总结领导经验和管理的具体措施都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抓住根本的经验。接着,任老问我看过叫“刘海砍樵”的戏没有?我说:“看过。”他接着说:“刘海为什么要砍樵,是因为太穷了,靠山吃山,只好砍樵卖柴度日。这是禁也禁不了,堵也堵不住的。广东这些年绿化抓得好,最根本的是农村经济发展了,需要靠‘砍樵’度日的‘刘海’少了。广东要进一步搞好绿化,最根本的还是要深化改革,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当然,对绿化宣传教育的形式方法要不断改进,要提高全民对绿化的认识,经营管理体制也需要进一步改革,使它更有利于调动经营者、管理者的积极性,加强责任心。”
     这次我去任老家,是他旧房改建后的新家。我临走的时候,任老送我到院子门口,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前几年我还可以摘点自家种的杨桃什么的送给你,今年没有了。房子高了,院子小了。”他指着外面的果树对我说:“你看,这些果树都在围墙外面了。过去这些果树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现在是‘公’有制,产权不明晰。不是有个国家叫加拿大吗?我这些果树也变成‘大家拿 ’了!”

“怎么能说社会科学不重要呢?”

     我离休后,曾应邀到广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兼任副秘书长的工作,在社科联内外常听到有些人议论社科联条件差、科研经费少,同科协比起来差得太远了。有些人看到提拔技术工作出身的干部居多,就说是现在搞经济建设,重理工,轻文史;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还有的好心人对我说,现在社会科学不重要,你兼这个职没意思。我把这些情况说给任老听,他很不以为然。他说:“搞经济建设,科技兴国,当然需要发展自然科学,需要大批科技人才。但是,社会科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人们长期被禁锢的思想解放了,为我们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个联产责任制把中国农村搞得生机勃勃,这个改革开放的大政策,把中国引上致富的康庄大道。再说随着经济的大发展,多种经济成分都要发展,带来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多层次,也要靠社会科学进行正确分析和引导,使人们转变观念、逐步适应。诸如此类,这不都是社会科学范畴的事吗?怎么能说社会科学不重要呢?现在有些人产生误解,也说明我过去对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强调得不够,关心得不够。尽管我已经退下来了,但是我还要用行动来弥补一下过去的不足,支持你们的工作。过几天安排时间,你陪我一道去社科联看看好吗?”我说:“好哇,这是大家求之不得的。”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陪任老一同到市社科联。在车上,任老就要我简要介绍了一下社科联的基本情况和面临的问题。到达后,社科联主席黄菘华等领导在门口迎接任老上楼。他和领导同志很轻松地交谈了一阵,还提出了一些问题,菘华等同志分别作了回答。然后,任老到各个办公室亲切看望大家,和大家一一握手,后到凉台上合影。任老看到外面就是市委大院,就说:“你们离市委大院这么近,你们的编制问题、经费问题、办公条件差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向市领导反映一下。”我在旁插了一句话:“任老你说话有影响,能不能请你给他们讲讲?”任老说:“如果让我打电话或写信,他们会感到有压力,你们先讲更好,我有机会也可以说一说。”
     随后,任老问省社科联离这里远不远,听说靠得很近,任老说:“我到了你们这里,如果不就近去看看他们也不好,不能厚此薄彼嘛!”于是,菘华同志和我又陪他到省社科联看望了大家。
     任老到市社科联看望的事,第二天就在市里给领导看的内部快报上反映出来了。任老巨大的影响力,辐射到各个方面,不多久,一个个老大难问题都先后获得解决。社科联又要我去请黎子流市长带头,开展市长定题的课题招标活动。从此,社会科学的课题研究活动与市领导民主科学决策紧密地联系起来,更受到市领导和各方面的重视,有效地推动了市社会科学研究的蓬勃发展。从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也可以看出高龄的任老对党对人民对社会科学事业的赤子情怀,同他善于听取民意、妥善解决问题的高超领导艺术。

“为我编书的事可以放一放,你应该先去台湾探亲!”

     10年前去台湾探亲,限制很多。1999年春,我有幸获准去台湾探视有病的大哥和其他亲人时,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过去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终于变成现实。担心的是我参加了《任仲夷论丛》的编委工作,这时正是紧张的时候,担心请假一个月影响工作进程,但又不能不请假。我把这件给任老汇报,他问了一下情况,就说:“组织上批准你这时去台湾探亲很不容易,我真为你高兴。为我编书的事可以放一放,你应该先去台湾探亲!”以往我同任老倾心交谈时,他曾告诉我,过去“左”风盛行时人家老说他右,他说其实我不过是实事求是说了真话。善解人意的任老说他很理解我过去长时间因有台湾关系承受的压力和受到的影响。他说:“你能去台湾探亲,此时无言胜有言。客观上为自己‘正名’,还可以为沟通两岸关系作点贡献。过去台湾当局宣传大陆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夫妇俩能去,至少在你的亲友中这个疑团会不攻自破。”他还说:“过去,我们对台湾了解得也很少,你们去了可以了解些真实情况。对他们有误解的地方,你们作客观的介绍和必要的解释,他们比较容易听得入耳,好处很多。”从台湾回来后,任老问我对台湾的印象。我介绍了所到之处和所接触的人后说,初步印象是台湾城镇建设和经济生活的总体水平比大陆高一些,但就珠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来看,这些地方的很多方面比台湾还好些。台湾注重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尊老爱幼,讲究礼仪,遵守公共秩序,保护园林绿化等。就我所接触的外省人包括我亲属中10多个本土人,多心向大陆,但疑虑也多,主要有两怕:经济上怕“一拉平”,政治上怕“政策变”。这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他们的误解不少,比如对蒙古国独立,就误认为是共产党毛泽东卖国。我用历史事实,详细说明这是源于美英苏各为私利秘密达成的雅尔达协定。那时还是抗日战争末期,怎么能错怪在共产党毛泽东身上呢?这件事也不能怪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是不同意的,美国还派特使对蒋介石软硬兼施,逼其就范。我这一解释,亲友们都承认不了解这段历史,是错怪了。任老听我介绍后,高兴地说:“看来两岸真应该广泛开展民间交流活动,多做工作、多沟通;同时,我们还要加快经济的发展,大力提高经济实力,使大陆更有吸引力和凝聚力,这样才有利于几十年的鸿沟逐步填平。”

“今天我到你家看看,算是‘回访’吧!”

     1992年初春的一个星期天,上午8点多,任老秘书小裴打电话来,说任老邀我夫妇带上孙子去越秀山看“西游记景点”。我问什么时候去。小裴说,就是今天上午,任老马上就要上车去接你们。事出突然,有点措手不及,我和外孙女易佳匆匆吃了早点,换了衣服,赶到大门口,一两分钟后,任老的车就到了。
     上车后,任老问:“你夫人怎么没有来?”我说小孙子还没有起床,她要留下照顾,我带外孙女来了。任老说自贡市花灯很有名,在越秀山搞了个“西游记景点”。省老干局组织老同志去参观,我请你们一道去欣赏。我连忙表示感谢。在陪同人员引导下,任老和我们看了各个景点,还不时把《西游记》里的故事讲给佳佳听,大家都很开心。任老对陪同参观的原省顾委秘书长关相生同志说,组织这类参观活动,老少咸宜,对弘扬中华文化很有好处。
     参观快完的时候,正好10点多钟。任老说:“你常到我家来,来而不往非礼也,今天还有点时间,我到你家看看,算是‘回访’吧!”我说:“任老想到寒舍看看,非常欢迎,说‘回访’不敢当。”任老一口气走上四楼我家,进入客厅,看到一幅中堂两边挂着他书赠我的两个条幅,一条是“松竹梅”,一条写的是陈毅同志的“大雪压青松……”这首诗。任老笑着说:“我这几个歪字还能登你的大雅之堂?”我说:“挂上你题赠的字,我蓬壁生辉呀!”大家坐下来拉家常,当他知道我爱人程凡是抗美援朝时志愿军高炮部队的作战参谋、蹲了三年坑道时,就对程凡说:“你算是巾帼英雄啊!”程凡连忙说了:“算不上。我是普通一兵。”拍照片时,任老想抱起我的小孙子洋洋坐在他膝上,洋洋怯生,拿了个小凳子坐在他脚下。任老说:“你这个小孙子还很有个性嘛!”任老对佳佳、洋洋说:“你们有两个爷爷,我也是一个好吗?”他俩高兴地说:“好哇”!任老说:“那好!我这个爷爷和你俩单独照张相吧!”
     我们看快到中午了,对任老说:“请您就在我家吃个便饭,冰箱里有什么吃什么好吧?”任老说:“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餐,我年近八十,既不能留宿也不便留餐,老夫还是回去的好。”他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手,上车后还把手伸出窗外挥手,示意要我们快回去。
     任老这种谦和平易、关爱后辈、幽默风趣的领导风范,我们全家至今也难以忘怀。

“凡事顺其自然,遇事处之泰然”

     1998年我搬住新楼房以后,任老题赠两句话:“凡事顺其自然,遇事处之泰然”。这两句话是在《任仲夷谈人生》这篇很有影响的文章中提到过的。凡事,是说一个人平时做任何事情都要遵循自然规律,特别是老年人更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不服老,硬干,挑战什么极限,过犹不及,容易出事。遇事,是指遇到各种偶然事件,出现任何意外情况,都要善于自我调控,保持良好的心态,面对现实,泰然自若。任老说:“这两句话的意思,你写过,很清楚。概括地说,就是‘知其可为者为之,知其不可为者不为之’。我题送给你,希望你经常给自己‘提个醒’吧!”我问任老:“你这次为什么写‘陈世基先生留念’,落款也写不常用的‘任重夷’呢?任老解释说:“同志是党内志同道合之谓也,过去大家常用同志,笼统地这么讲并不一定都符合实际。先生是过去对有名望的人、有学问的人的一种尊称,如对孙中山,人们习惯地称他中山先生,对鲁迅,人们也是习惯称他先生。我这个‘重夷’平时用得少。这次我用先生称呼你,用‘重夷’落款,是对你表示尊重和亲切呀!”我连声说:“这是您抬举我,看得起我。谢谢!”
     “松竹梅”和“大雪压青松……”就是任老到我家时在客厅见到的那两幅字。这是任老早些年书赠的。当时我也问了任老为什么题这个内容。任老作了解释,他说:“松竹梅是人们所熟知的‘岁寒三友’,它们是经得起风霜雨雪考验的‘患难之交’。”陶铸同志不是有个名篇《松树的风格》吗?《沙家滨》这出戏不是也把十八个新四军伤病员比作“十八棵青松”吗?《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首歌不也是把革命人比作挺立在高山上、四季长青的松树吗?对竹子的赞语历来就多,不是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吗?竹子有勇于开拓、敢于冒尖的品格。春笋遇到合适的天气,有时一夜之间破土而出。它又很有韧性,任凭大风吹得它摇摇曳曳,但不能把它吹倒折断。风一停,它又挺立起来了。竹子是虚心的象征,又是有节气的象征,有诗曰:“翠竹虚心身有节”。竹子粗生,索取甚少,却一身是宝,为人所用,贡献大着呢?至于梅!古往今来,咏梅的诗词很多,毛主席的词《咏梅》更是千古绝唱,被人们广为传诵。“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这是多么高尚的风格,多么崇高的境界!一首《红梅赞》,“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这种大无畏的豪情壮志鼓舞人们去战胜一切困难,坚持革命斗争。我马上接着说:“任老,我明白您的深情厚意,一定会照着这样去做的!”
     谈到陈毅元帅的那首脍炙人口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任老说:“陈毅元帅把松树人格化了,表现了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这些人读起它来,更感到亲切。为了革命事业,都在征途中经过很多坎坎坷坷,有时要承受种种不同的压力,甚至委屈,但都应该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像青松那样,雪再大,都是‘挺且直’,泰山压顶不弯腰。我们共勉吧。这对我们都是有益的。”
     任老还曾用硬笔写给我几句箴言。2003年11月7日,广州新四军研究会在广州召开规模较大的“叶挺生平和思想学术研讨会”,我作为研究会的副会长参与具体的组织工作和接待工作。任老应邀参加了开幕式。开会休息时,任老把梁灵光会长的开幕词文稿递给我说:“我刚才写了几句话送给你。”我接过来一看,开幕词的反面空页上面写的是:“我既不是乐观主义,更非悲观主义。乐观易生悲,达观能生乐。”我说:“好得很,谢谢。”任老微笑着,点了点头。我仔细一想,是啊,人的一生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对不如意的事要看得开,要达观,不能自寻烦恼,更不能作茧自缚。任老给我的每一幅字,每句箴言,都寓意深刻,给我以启迪和教育,成了我家的传家宝。

“这个风险与其让你承担,不如由我来承担”!

     2003年2月的一天,任老让秘书打电话告诉我,说他最近对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作了一些思考,希望同我谈谈。我去了以后,任老把一叠他用铅笔信手写的提纲给我看了,然后又具体地和我谈了近两个小时。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马克思主义要发展,毛泽东思想要发展,四项基本原则要坚持,但它的内涵和具体要求、做法,也要与时俱进,有所创新。任老同意我就《再论四项基本原则》问题写篇访问记。
     我把访问记写好以后,送给任老审改。两三天后,任老打电话对我说:“这篇稿子,你写得是好的。只要稍加推敲、修饰就可以。我压了几天没退给你,因为我考虑,这篇稿子发表出来,可能会有风险。这个风险与其让你来承担,不如由我来承担。怎么说我的肩膀还是比你硬点。”我说:“我同意您的意见,把访问记改成你的署名文章,这里面的思想观点本来也都是你的。”任老看过后作了些推敲和修饰,就让秘书送给报社。
     这篇文章送到《南方日报》,社长范以锦同志看了以后非常兴奋,当即决定第二天见报,《南方周末》也马上转载,反响都很好。本来这篇文章并没有任何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意思,只不过是根据21年来我国实践的发展引起人们在认识、观念和理论上的变化,重点谈了关于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关于发展人民民主和加强党内外监督等问题的一些积极的意见。现在看来,这些意见恐怕还说得很不够,可是在当时,却遭到北京某杂志的反对。他们采取文化大革命中那种大批判的手法,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歪曲本意,上纲上线,引经据典,大加讨伐。消息很快传到任老耳朵里,在参加一次活动时,任老告诉我,说北京有家杂志对他那篇文章开展大批判。我问任老打算怎么办,任老说:“有人还在搞‘左’的那一套,我的办法就是‘置之不理’,本来就‘不屑一顾’嘛!”两三天后,范以锦同志打电话给我,托我转告任老,北京某杂志还搞大批判,点了他们报社的名,他们准备痛加驳斥。任老让我劝范以锦不要理会,无非是几个碰壁的苍蝇嗡嗡叫几声也就完了。范以锦接受了任老的意见。果然不久,这场大批判连同这家杂志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几天后,市社科联原主席黄菘华在参加一次活动时见到我,他说:“杜老(润生)知道这件事以后,写了一首题为《观文战》的诗支持任仲夷同志,我抄给你,你可以把这首诗给任老看看。”诗的原文是“人间正道是沧桑,多元认识本无妨;只因解读四原则,缘何上线又上纲。”“文革阴影今犹在,时间未到理难张;劝君暂忍早春寒,风物长宜放眼量。”任老看了以后说:“好!我知道了。杜老站得高,看得深,难能可贵!”
     事后我想,经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敢于独立思考一些问题,离休后又接触了一大批坚持改革开放的省、市领导干部和企业家,自己也深受教育,所以我的思想确实解放多了。为坚持正确的意见,有点风险,我也无所畏惧。但是敬爱的任老却体贴入微,为我着想,由他去承担可能会有的风险。我曾经听到不少省、市干部赞颂任老勇于支持敢于开拓进取的干部、爱护干部、保护干部的高尚情操,经历了这件事,使我更深有同感。
     岁月不居,敬爱的任老已经离开我们三年了。每当想起这些他支持我、关爱我、教育我的历历往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实在叫人没齿难忘!建国60周年即将到来,每逢佳节倍思亲。我要将这篇文字化作一瓣馨香,呈献于任老之前,愿他在九泉之下好好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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