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新中国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有口皆碑的是“三红一创”和“山青保林” 八部，前四部即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红日》《红旗谱》《红岩》《创业史》，后四部则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我们不难发现，在毛泽东提倡文艺“为工农兵而创作和利用”的年代，这八部长篇小说中，唯有《青春之歌》的主人公是知识分子。如今，知识分子已经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而在“文革”结束之前，作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则一直是“小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一部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要得以出版，这在当年，显然是闯了“禁区”，其难产经过，真可谓说来话长。
2007年底，我在采访江晓天时，说到文革前中青社在编辑出版优秀长篇小说的业绩比人民文学出版社还略胜一筹时，他不无遗憾地说：“其实，《青春之歌》原本也是吴小武抓来的稿子，后来才落到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手里。那时候，我们文学编辑室的组稿工作是大撒网。同《红旗谱》一样，《青春之歌》是我们网到的一条大鱼。杨沫的原稿叫《《烧不尽的野火》》，是小武建议她改成《青春之歌》的。”
吴小武即作家萧也牧。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是新中国第一篇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文艺作品，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并迅即由郑君里执导、赵丹、蒋天流、吴茵主演，拍成了故事片。就在影片《我们夫妇之间》热映之际，丁玲在向毛泽东汇报之后，把《我们夫妇之间》作为“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的代表作，发动了一场大批判。原在团中央宣传部任科长的萧也牧遭受错误批判后，连降两级，贬到中青社当起了文学编辑（后升为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其时，杨沫在文化部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工作，关露、王莹、颜一烟、海默、柳溪等作家都是她的同事。说起来很有意味，曾在《文艺报》主持批判萧也牧创作倾向的丁玲、陈企霞在肃反运动中被打成了“丁、陈反党集团”，柳溪因与陈企霞有过云松巢一夜风流的生活错误，也被隔离审查了半年多。柳溪在《我的人生苦旅》（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中记述了她解除审查后，结识萧也牧的最初印象：“这时中国青年出版社举行了一次和作者的联谊会，主办人是萧也牧和张羽。对于萧也牧我早已闻名，他因写了一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而挨批评，说他以‘小资’的情感损坏了工农的形象，闹得全国文艺界沸沸扬扬。但我心里却偷偷喜欢上这篇小说，在心里也无限同情小说作者并为他抱不平。这次由他出面带着作者们到香山去郊游，我很乐意去。一路上我和他交谈着，话很投机。我得知他是南方人，原名吴小武，萧也牧是他的笔名。他很健谈，当编辑已有些年头。是一位业务很强、笔底下也很过硬的有名编辑兼作家。这次我们游了卧佛寺、香山、碧云寺，看见了断垣残壁的中山别墅，玩得很尽兴，心情也舒畅起来。”萧也牧就是在与柳溪“很投机”的交谈中，得知杨沫刚写完一部叫《烧不尽的野火》的长篇小说的。至今中青社的书稿档案里还保存着当年萧也牧、张羽和杨沫间有关此稿的来往信件及审读意见。
1955年3月，杨沫接受剧本创作室的创作任务，编写反映青年生活的剧本，到外地去捜集创作素材，20日她从天津写信给萧也牧，询问出版社是否拿到了《烧不尽的野火》草稿的上半部。接到杨沫的来信后，萧也牧即派张羽从柳溪处拿到了书稿，因稿件过于凌乱，编辑室只得请人重抄了一遍。3月31日，萧也牧给杨沫回信说：“现在没着手看，因为编辑部人手极端缺少，拟待四月初《烧不尽的野火》下半部手稿寄来后，我们当即安排时间阅读。你回北京后，请即来电话，我当去访你。”4月底，杨沫写完了全书，共35万字，出版社帮助她重新誊写一遍，5月5日杨沫把出版社抄写过的稿件又校对一遍后，再次把稿子寄回中青社，并给编辑张羽写有一信：
《烧不尽的野火》已校好，送上，共九章，请查收。
阳翰笙同志答应在五月十五号以后可代审阅，请在十号以后送给他。最好在送他时，除了我写的信以外，也请你们自己把要求他怎样负责的话当面和他讲一讲。
我还有这样一个建议，不知妥当否？在送给他看之前，最好你们编辑部先看一看，这样在他提意见时，你们就比较先有了“底”。因为我听吴小武同志谈，你们编辑部先不看，先送给外边人看。
阳翰笙同志看后，或你们看后，对这部小说的基本意见，能否出版，请早日赐知。
杨沫的信到达编辑部时，距离她所说的应该送给阳翰笙的时间（5月10日）也差不多了，所以编辑部已经来不及按她说的“先看一遍”，就直接给了阳翰笙。稿子在阳翰笙那里放了几个月后，编辑部给阳翰老打电话，才知道阳翰老太忙，无暇看稿，就决定把稿子拿回来自己看，等出版社初审之后，再拿给阳翰老复审。11月15日，焦急等待中的杨沫给中青社文学编辑室写了一封信：
这部东西，在病苦和烦忙的工作当中，前后写了四年，因此，当它初步完成后，我是多么渴望能够早日得到人们的意见啊！可是，各种机会都不凑巧，因之从今年四月迄今，竟还没有得到编辑部门的任何意见，我的焦急心情想你们是能体会得到的。我盼望你们能够拨冗看一看它，早日给一点意见好么？
11月19日，编辑张羽初审完毕，写了审稿意见书，提出了“处理意见”：
这部小说因为篇幅较长，我只初读了一遍，基本上是感动的。增加了不少感性知识。我想，一般青年读者也会欢迎的。如果能作适当修改，对读者是有教育意义的。这部小说整理好以后，曾由我社找人重抄了一份。作者已联系好，请阳翰笙同志审读，翰笙同志因为工作忙，一直没有看，我们才要回来先看了一遍，提出初步意见，他还是要读一遍的。我建议再送阳翰笙同志去，把初步意见告诉他，请他抽空审查，将来再把意见送作者作修改时参考。
这部小说如能大大压缩、改写，或删削掉一些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健康思想情感的地方，就会大有改进；如再能把前边所述那些薄弱的地方适当增强，是可以达到出版水平的。
同日，文学编辑室副主任陶国鉴在张羽的审读报告上签署了“同意这样处理”意见。11月25日，张羽访杨沫，一是把《烧不尽的野火》给杨沫，二是请杨沫再物色人审读稿子。12月8日，张羽从杨沫家再拿回稿子，因为他得到阳老的电话，说是“左联”时期的老作家、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欧阳凡海愿意帮助审读稿子。12月15日，张羽到颐和园拜访正在那里休养的欧阳凡海，把《烧不尽的野火》交欧阳审阅。1956年1月26日，欧阳凡海把审读完的《烧不尽的野火》送回出版社，并附有长达六七千字的《〈青春之歌〉的初稿意见》。欧阳凡海的意见共33条，前3条仅几十个字讲了此稿的优点，如“结构活泼而紧张”、所写卢嘉川等人物“相当成功”外，后30条，指出的则全是缺点。而他所提的“最大的第一个缺点”，恰恰是张羽的审读报告所没有提到的更核心的问题：
此稿最大的第一个缺点：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林道静作为书中最重要的主人公、中心人物和小说的中心线索。而对于林道静却缺乏足够的批判和分析。从林道静的出身看，她的性格，可以从两方面形成，即自小受虐待歧视的一面，和地主家庭生活、学生知识分子的一面。前者应该是她各种革命品质的发源地，后者则形成她的各种缺点。作者在这两方面的发掘都很不够。作者没有随时紧密联系前者，大量发掘她的积极方面，也没有充分做到不留情地多方面具体揭露她的消极的一面。以小资产阶级做主人公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对小资产阶级有足够的批评，而这位主人公，如果是走到革命方面去的话，那就必须使人明快地看出她在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改造教育下得到进步的各种具体情形，那才能对读者有教育意义。在林道静的性格中，有其消极的一面和积极的一面，她如何在无产阶级的教育下，发展了积极的一面，从而如何和消极的一面发生激烈的矛盾斗争，如何在实际生活中碰钉子、得教训，如何经过痛苦的自我改造，一步步向前提高等等，都应该有鲜明的刻画。当然，我知道作者是知道这个道理的，而且作者在作品中有过这种努力。（如550页，作者用晓燕的口，说到道静一些进步，说明作者是想表现主人公性格的发展的，但作者对于作品中主人公的发展，应把这种侧面透露的手法作为补助办法，只有和刻苦的正面刻画相结合，这种补助办法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我所说的是这种努力太不够了，还远达不到要求。（《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一期）
张羽和陶国鉴的意见，是“删削掉一些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健康思想情感的地方”，以避免作品产生“副作用”，而欧阳凡海的意见，则是“增加法”，增加具体的细节，来具体地刻画主人公性格中相互矛盾的两种“阶级来源”的斗争和正面性格的发展。中青社对欧阳凡海的意见当然是很尊重的。1956年2月4日，张羽把《青春之歌》初稿和欧阳凡海的审读意见送给了杨沫，并对杨沫说：“稿子很好，我们都很喜欢，希望你在意见的基础上，好好改吧，我们觉得欧阳的意见很好，你觉得有什么地方需要改，由你自己决定，你改好了，我们就出。”
欧阳凡海的意见等于基本否定了这部作品。杨沫起初还是很尊重欧阳凡海的意见的，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决心改好它。凡海同志的许多意见是极宝贵的。但目前我没有力量，我想多酝酿一下，准备好再执笔。”（《杨沫文集》第6卷243页）但她当时疾病缠身，真要按欧阳凡海的意见修改，又实在力不能及。她给中青社打电话,想再与责任编辑交换一下意见,却一直没有回应。看来，专家的意见对中青社起了作用。她只得把这部书稿放进抽屉，打入了冷宫。
事情忽然有了转机。杨沫之子马波在《杨沫与〈青春之歌〉》一文中这样记述：
4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学术上要百家争鸣。报纸广播立刻整天宣传双百方针,声势铺天盖地,如潮如涌。一时间,出版空气变得宽松。杨沫在沮丧中,看到了一线希望。杨沫就与张克联系,想把书稿请老战友秦兆阳看一看。
1942年杨沫在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时,秦兆阳当时是美术系的教员,彼此就认识了。从1943年起,两人都在冀中十分区工作,秦兆阳是黎明报社社长,杨沫在黎明报当编辑,两人关系变密切。他的爱人张克,还是杨沫给介绍的。自从进北京城后,秦兆阳的名气越来越大,而杨沫却还是个一般干部。从1949年到1952年,杨沫曾去看过秦兆阳几次,但他一次都没来看过。很敏感,以后就没再找他了。1956年春,杨沫把稿子给了秦兆阳。请他过目,如无大问题,拜托他把稿子介绍给作家出版社。过了些天,秦兆阳来了电话,说稿子看过了,挺好,没什么大毛病,他已经把稿子转给了作家出版社。
秦兆阳当时是《人民文学》杂志的副主编,他的话有分量。作家出版社果然非常重视,经过认真阅读后,认为这部手稿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想尽快出版。5月底,责任编辑任大心把此消息通知了杨沫,并表示只需对个别的一两处地方做些修改即可,因为要落实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
但事情发展到现在,杨沫并不着急发表。她根据凡海同志的意见,经过反复思索,认真写出了一个修改方案。任大心把修改方案拿回去研究了之后,同意了杨沫的意见,也认为还是争取尽量修改得好一些好。为表诚意,作家出版社还预支了杨沫一千块钱稿费。
杨沫的体力发生了奇迹,她竟能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这样改了二十多天,如期在约定的时间6月20日前完成。全书约四十万字。（《百年潮》2005年第4期）
据江晓天回忆说：“1955年5月，我先去重庆、武汉、广州约稿，回来后就临时抽调出搞‘肃反’、审干。不久，萧也牧突然急匆匆地从外地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碰到《人民文学》的副主编秦兆阳，秦说，他们最近收到一部写‘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长篇小说稿，早知道萧调中青社就转给他了。萧也牧问明情况后，告诉我，稿子已转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我放下电话，急忙拨通‘人文’当代文学编辑室，告诉他们《青春之歌》是我们的约稿，回答说他们已发排了，毫无商量余地。”（《江晓天近作选》第97页，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显然，秦兆阳是无意地把《青春之歌》推荐给了作家出版社，而杨沫则是很有用意的，因为出现中青社的交涉后，作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任大心曾和她商量，最终的裁决权在作者手里，她还是决定给作家社出。为此，她给中青社写了一封道歉信：也牧、张羽同志：首先向你们道歉，那部稿子文学出版社已经发稿付排了，他们计划七月发稿完毕。以前我对这些情况都不了解，后他们来人说到这些情况，我想算了，哪儿全是一样。
过去，这稿子我一直希望由青年出版社来出，中间虽耽搁很久，我都在耐心等待。可是，等欧阳凡海同志看过了，总该最后决定它的命运了，然而出版社方面却缄默起来，一直没表明态度。当时，对于一个作者，这确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因为这作品我整整花了四年的时间，几乎把整个生命的力量全放了进去的。说这些也不是埋怨，只是叫你们了解这些情况，我确实由于这稿子没了办法，才拿给秦兆阳同志，而由他拿给了文学出版社的。
因为你们两位曾对这稿子费了精力和心血，所以我总觉得有些抱歉，但是事
已至此，只好将来再补偿吧！
杨沫 1956年6月18日
杨沫的这封信说是道歉，其实是把稿子跑到人文社的责任差不多全推给了中青社。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中青社之所以痛失后来产生了巨大轰动效应的《青春之歌》，其根本原因，不是他们没有眼力，而实在是在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挨批判之后，对处理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作品慎而又慎，生怕犯政治错误，才一再要杨沫请专家担任书稿的外审。而时任中国文联秘书长阳翰笙推荐的欧阳凡海，早年留学日本，1937年冬就到延安，曾任鲁艺的文学研究室主任以及华北大学教授等,是研究鲁迅著作的专家。他对《青春之歌》提出的意见，又把“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林道静作为书中最重要的主人公、中心人物和小说的中心线索”当作了“此稿最大的第一个缺点”，他们怎能不将书稿送回杨沫，请她好好修改呢？尽管张羽对她说“你改好了，我们就出”，其实他心里也明白，真正要按欧阳凡海的意见把稿“改好”，几乎是另写一部作品，其实是不可能的。张羽晚年，就在一份手稿中这样回顾：那时候，“中青社出版的东西都是教育青年的，教育青年要热爱斗争，如果里面有太过庞杂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那是不行的。我本人以及其他的人（当时）都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尽量（选）描写工人、农民、战士的作品，《青春之歌》写的（是）青年知识分子，萧也牧本人就是因为写青年知识分子才被打了一棒子，成了右派，受到了批判。对《青春之歌》这部作品，我个人看了后，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我对‘一二•九’运动也比较了解，但是修改后究竟会怎么样，符合不符合当时的阶级政策呢？”是啊，阶级斗争的大“棒子”，毕竟是很可怕的呀！
其实，在秦兆阳将《青春之歌》推荐给作家出版社后，因纸张供应短缺，直到1957年1月，也未能将《青春之歌》列入当年的出版计划。为此杨沫心中不快，便又去找了秦兆阳，询问既然缺纸，可不可以少印一点,先把书弄出来呢？秦兆阳说：“情况确实如此，赶到了这个时候，谁也无能为力。《人民文学》每期19万都不够卖，可现在因缺乏纸张，每期要少印3万册。”而萧也牧闻讯后，立即表示，他完全有办法解决纸张问题。他先托海默告诉杨沫，如果作家出版社不出杨沫的稿子,中青社有能力出。几天后，柳溪去找他谈书稿时，他又请柳溪转告杨沫：“要和作家出版社谈好、砸死，如果他们不出，我们出！”这表明，在他的心目中，秦兆阳是一个既懂理论又有创作经验的编辑大家，对《青春之歌》思想和艺术质量的判断，是充分信任的。他是多么希望这朵香花早日在文艺的百花园里开放啊！
杨沫当时心里也很清楚，人文社之所以对《青春之歌》大放绿灯，其主要的原因是赶上了政治气候的“清朗”时期。正如她在6月28日的日记中所说 ：“看起来，什么都是一阵风。现在是赶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机上了，否则这小说的命运还不知如何呢？”（《杨沫文集》第6卷，第 253页）1958年1月，难产的《青春之歌》终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北影很快将它搬上了银幕，周恩来总理看了片子，大为赞赏。一下子，《青春之歌》和杨沫都红了。杨沫不仅成了单位的先进工作者，还成了全国人大代表，继而从北影调到了北京市作协，成了专业作家。功成名就的杨沫在1959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不禁感叹：“人生的际遇，变化无常。随着社会的需要、机遇，和人们的认识，一个庸人可以变成英豪，一个英豪也许成了庸人。陈学昭的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刚一出版就被打回去了。而我呢，则万般幸运……同是写知识分子的作品，而遭遇却大不相同。天命乎？人意乎？看来，际遇该是何等的重要！”（《杨沫文集》第6卷，第 359页 ）历史业已证明，《青春之歌》是一部在当代文学史占有重要地位的优秀长篇小说，秦兆阳、萧也牧是培植这朵文艺香花的好园丁。可是，就在《青春之歌》出版后不久，秦兆阳、萧也牧相继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了党籍。他俩受难之时，正是《青春之歌》炙手可热之日，千千万万的读者，根本不知道、也不可能相信他俩为《青春之歌》的出版所起的巨大作用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