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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一份不该湮没的谏言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在相当于一个婴儿到花甲之年的岁月里,从旧中国过来的一代文化人,为繁荣祖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笔者近来整缯textarea>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在相当于一个婴儿到花甲之年的岁月里,从旧中国过来的一代文化人,为繁荣祖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笔者近来整理多年来的新闻采访资料。其中, 1991年在夏衍府上听他仗义执言的记录,今天读来仍如黄钟大吕,镗鞳在耳。
     夏公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筹建左翼作家联盟,曾写下《狂流》、《上海屋檐下》和《包身工》等著名作品,在新中国建国之初的1954年,就任文化部副部长。他始终关注着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1991年初春,江泽民总书记召开文艺界知名人士座谈会。当时,文化界仍几近沉寂,夏衍深感痛心。该座谈会新华社当时发了通稿,但座谈会中的发言没有详细报道。笔者正好在会后不久看望夏公,91岁的老人记忆特别清晰,打开话匣,一一讲述他在座谈会上的谏言:
     “过去,周总理经常接触文艺界人士,每年总要和大家见见面,交换意见,当知心朋友。希望今天党的领导同志,学习周总理的工作作风,多与大家沟通,继承好的传统。”
     夏公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源远流长,自古以来都是忧国忧民,讲求‘文以载道’的。中国的作家是很好的作家。他们的绝大部分是爱国的、进步的,为发展人民文学事业而努力工作。‘左联’以来,进步作家为革命文学发展做了许多事情。‘左联五烈士’就是杰出的表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艺界成立了‘抗敌文协’,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
     “上海、重庆等地的同志,在国统区坚持斗争,写了很多好作品,演了很多好戏。那时候,白色恐怖很厉害,国民党特务盯得很紧,但他们照演、照写,很了不起。当时,蒋介石很生气,指责专管宣传的头目说:‘为什么共产党能把文艺界那么多人拉过去,你们一个也拉不过来!’解放区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
     “解放初期,远居美国的曹禺、老舍和在日本的冰心等,一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马上想办法回来。他们不在乎放弃在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像吴祖光、钟敬文他们从香港回来的,就多得很了!这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大量作家跑到外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当时,爱伦堡、阿•托尔斯泰都走了,高尔基也到国外住了好些年才回到苏联的。”
     夏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残了左腿,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有着切肤之痛。他说:当年,老舍先生在美国已创作出《四世同堂》、《鼓书艺人》等作品。1949年他应周总理的邀请回国,满怀热忱地创作出《龙须沟》、《全家福》《茶馆》等,尽心尽力地为繁荣新中国文艺事业而努力。即使如此,在“文革”中仍受到残酷折磨,他的笔已无所适从,不堪屈辱的老舍被逼得投太平湖!
     而书香一脉、奉行“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的吴祖光,年轻时不仅创作出《风雪夜归人》、《正气歌》等声震剧坛的作品,有“神童”之誉;重庆谈判时还冒着生命危险,率先发表了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一时全国媒体竞相转载,使共产党领导人的风采更为国人知晓。新中国成立后,他与父亲吴灜一起把家藏的二百四十一件文物(其中大部分为国家一级文物)统统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然而,后来他竟为了一些针砭时弊的话,被发配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多年,“文革”中又被摧残,他说“我的冬天太长了”。令人欲哭无泪,扼腕长叹。
     与夏公同年出生的小姐姐冰心,成名于五四新文学。1 951年秋,她与丈夫吴文藻先生,辗转回到北京。和所有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全身心投入了新中国的建设,《我们把春天吵醒了》、《小桔灯》、《拾穗小札》、《再寄小读者》等作品联翩发表,翻译了纪伯伦等外国作品,还作为友好使者出访亚非国家……然而,她的丈夫“反右“时被打成了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夫妻双双被尖刻地批判,身心备受折磨。但“文革”后,老人达观地宣布:生命从80岁开始。她说:“知书识字的公民们许多都比我年轻,不要坐视堂堂一个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在二十一世纪变成一片广阔无边的文化沙漠。”她惜时如金地读书创作,想到就写。她的《等待》、《空巢》、《〈孩子心中的文革〉序》、《我请求》、《痛悼胡耀邦同志》、《我的家在哪里》等等,都是新时期散文、随笔、小说中的传世之作。
     ……
     夏公说:“历次极左运动整知识分子,文艺界受到很大的伤害。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文艺界坚决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拥护改革开放,创作了许多新题材,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有的人以井蛙之见,动辄把自己看不惯的作品,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或其他什么‘莫须有’的帽子,作家的创作生命受到损害,这对繁荣文艺事业十分有害。至于有个别人跑到外国自有他的原因,不能代表整个文艺界。很多人没有走,他们起码是爱国的。出去的也应弄清情况,万勿一棍子打死。说文艺界是‘自由化的重灾区’,我认为是根本错误的!这是个极严肃的政治概念,不能想扣帽子就乱扣!”
     他语重心长地寄语:“执政党要珍惜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生命。”
     坦荡夏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在党的总书记面前仗义谏言,挺身肩负保护文化人的重任。那时,他因双目白内障,动过两次手术,戴着厚厚的眼镜。不过,心既明,眼睛又如何不亮!
     在倡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倡建“和谐”中国的今日,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夏公和一代文化人为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事业鞠躬尽瘁的良知和精神,想能使人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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