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全国人民高度赞誉的胡耀邦，最为人称道、最受人尊崇的是，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无比坚定的原则性和无所畏惧的理论勇气，在组
受到全国人民高度赞誉的胡耀邦，最为人称道、最受人尊崇的是，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无比坚定的原则性和无所畏惧的理论勇气，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充当两项伟大系统工程的主要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一是为在历次运动中受迫害的大批干部、群众平反冤假错案。给我们多灾多难的党修复了被毁坏的肢体，给纯朴善良的人民燃起新的希望之火。二是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 。其所释放的能量，犹如“核爆炸”，带来了全党全民思想大解放。吴象于2001年3月写的《大写的人——记胡耀邦与中国农村改革》，则从胡耀邦对改革伟业贡献中一个十分重要又鲜为人知的方面进行阐述。吴象开门见山写道：胡耀邦逝世后，“党中央在悼词中强调他‘重视调动八亿农民的积极性，主持制定和执行了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绝不是什么泛泛的虚词套话。事实上，从1978年《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到1980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特别是1982年到1986年连续5个中央1号文件，一步步推动着农村改革的发展，无不凝聚着胡耀邦的心血。”
吴象阐述的一件件感人业绩，充分体现出耀邦铁打的公仆情怀，深邃的理论功底，鲜明的改革态度，果敢的工作作风，广博的现代农业知识和崭新的农业经验理念，令笔者为之倾倒。而且，通过吴象的阐述，还使笔者对耀邦待人处事有更深层的感悟，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原来，胡耀邦出生于湖南浏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4岁就参加红军，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爬雪山过草地的长征成长为人民解放军兵团将领。新中国成立后，亲历了中央许多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胡耀邦一生的经历决定了他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对农村问题倍加关切。从1964年11月30日到1965年3月11日，他在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岗位上工作了100天。当时陕西被认为是“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老巢”，四清中“左”的恶果远甚于其他省份。胡耀邦到任后立即下农村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提出了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一系列观点、政策、措施，实际上是进行了100天的超前改革。明快果断，雷厉风行，效果极为显著，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热烈拥护，被誉为“耀邦瘦了，陕西肥了”。可惜这场局部改革刚刚起步就被扼杀，胡耀邦被解职，受到连续两年先后10次以上的会议批判。但也因而使他对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的风云变幻有非常清醒的观察和感悟。“文革”中他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农村，在饱受肉体和精神折磨的同时，对亿万啼饥号寒的农民，对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曲折，更有深刻的反思。当“四人帮”垮台，他再度复出后，自然也就更加关注农村、农业的状况，被称为“农民的贴心人”。
1978年底，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发言，就大声疾呼：“农业的加速发展是加快现代化进程一个决定性的环节。”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中国不到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却养活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胡耀邦很不以为然，认为对此应持分析态度，防止陷入自我封闭、自我麻醉、自甘落后的观念。他尖锐地指出：“笼统地说集体就是好，是抽象的分析方法；如果集体经济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特别强调：“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基本因素。”这番在当时犹似石破天惊的话，在会上引起广泛共鸣，并在中央重新改写的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中得到体现。
1979年1月11日，经“三中全会”原则通过并重新改写的两个农业文件以及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正式公布。虽然由于“左”的传统根深蒂固 ，即便是“三中全会”的农业文件，也不免拖着“左”的“尾巴”，但毕竟是“三中全会”后第一批纠正农业战线“左”的文件，是中央从全局开始突破传统农村体制的文件。胡耀邦非常看重这一点，他兴奋地指出：“搞了农业两个文件，对农业发展理出了一个眉目。”就在中央文件下发那一天，胡耀邦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上布置学习“三中全会”文件时，唯独对农村三个文件的传达作了时间上的规定：要求春耕前(二、三月份前) 传达到基层，与生产队见面。他意味深长地说：“在政治斗争上，在处理人的问题上，多考虑一下关系不大。处分人，打板子，我赞成‘三思而后行’。但落实政策，把工作搞上去，不能慢吞吞的，不能走京剧台步、迈八字。”接着胡耀邦正颜厉色道：“据我所知，农村不脱产干部的冤假错案、成分问题的纠正，基本没动。这么慢吞吞的怎么行！”
胡耀邦清醒地看到历史转折中的曲折与艰难，要人们正视“三座大山”——问题成山、麻烦成山、困难成山，鼓励人们“挖山不止”。他要求人们沉下心来抓好三个问题：抓农业、抓发展安定团结政治局面、抓改进工作方法。他把抓好农业摆在第一位。他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闭幕会上讲话，明确点出我党长期领导农业的两个主要教训，即“除林彪、‘四人帮’干扰，主要教训在两个问题：一是思想太窄，二是限制太死”。
所谓“限制太死”，耀邦一言以蔽之：“动不动就说搞资本主义。”这是限制、打击、反对农村改革者的主要“法宝”。他针对这种只顾“国家利益”，不顾农民死活，死拖着既有体制、既定政策，不许越雷池一步的倾向——“左”的倾向，强调指出：农村要在经济上打翻身仗，“首先要考虑思想上冲破阻力”，并布置在农村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与讨论，“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以调动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
所谓“思想太窄”，就是只想着粮食，不顾其余。耀邦说：“要上粮食，就要水、要肥、要机械化，这是从粮食来的；其他东西都搞掉了，结果粮食也上不去。”他清楚地看到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的恶性循环。他说他要冒叫一声“以粮为纲在一段时间里起了作用，后来就变成‘紧箍咒’了”。这大概是最早对“以粮为纲”发出的尖锐挑战之一。
1979年任仲夷在辽宁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的致富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此，胡耀邦极为赞扬，他在同年12月召开的全国地、县宣传工作座谈会上说：“最近辽宁全省讨论如何迅速富起来，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好。每个公社，每个生产队，每个农民怎么尽快富起来？应该重视研究。过去不是怕富吗，怕冒尖吗，现在我们反过来，要展开迅速富起来的讨论。”
1980年2月，胡耀邦出任党的总书记，同年7月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作重要讲话中，讲到农村改革时说：“中央不反对搞包产到户。”“我们不要把包产到户同单干混为一谈，即使是单干也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不要一提到单干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说单干就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他进一步指出：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单干户，也就是个体所有制的农民，他本身没有剥削。如今的个体所有制，已不同于旧社会的小农经济，它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是密切联系着的。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发展到资本主义。不要自己吓自己。”胡耀邦点出人们往往产生概念上的糊涂：“就是把劳动方式（集体劳动或分散劳动，伙干或单干）同所有制混为一谈，认为搞社会主义什么事情都必须集体劳动，一起伙干。如果分散劳动，一个人独干，就是单干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他举例说：“农奴社会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分散干，而是集体劳动，一块地里有七八个农奴一起干，一个人看着。相反，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但在某些情况下还只能一个人单独干，例如汽车司机就是一个人单干，独立劳动。有些农活也只能一个人单干，这并不影响到所有制的性质。”胡耀邦还提到以往的教训：“我们前些年搞那个‘大呼隆’，二三十人，三四十人，一起下地，名曰集体劳动，实际是集体窝工、磨洋工，上午搞这块地，下午还是搞这块地。这样搞了一二十年，搞得没有饭吃。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啊！”
就是在胡耀邦出任党的总书记后，在胡耀邦“最好每年来个1号文件”的提议下，中央每年年末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年初发一个1号文件，以显示其连续性、重要性和权威性，一连发了5个1号文件。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1982年第一个1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就明确规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1983年第二个1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又明确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在1984年，形成了农村第一步改革黄金时期的高峰。连续6年农业大幅度增产，特别是粮食上了两个大台阶，1984年达8000亿斤，人均800斤，接近世界人均水平。国务院总理向世界粮农组织宣布，中国已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时，梳理流通渠道，大力发展农村的产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务之急。但此时却有种论调，说什么如果允许粮食自由买卖，农民就会弃农经商，变成二道贩子，无人安心务农，导致天下大乱。胡耀邦对称农民是二道贩子特别反感，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说着说着就习惯性地站起来了，挥着手不无激动地说：“什么二道贩子？是二郎神！农民手里只有点粮食，不贩粮食还有什么好卖！应当允许长途贩运，应当帮助农民出卖余粮。”
1987年初，胡耀邦在中央内部的生活检讨会上受到批评。随即自行辞职，但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两年多一点，1989年4月15日病逝。在胡耀邦辞世8年后——1997年10月10日，万里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几位同志采访时，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我1980年到书记处分管农业，当时相当作难，可以说动辄得咎。多亏耀邦同志全力支持，主动配合。我们俩很谈得来，观点特别一致。好多事我们一商量，呼噜噜就干起来了，一次又一次冲破难关。如果没有耀邦，那就不好办了。”万里对采访者说：“我离休后一般不接见记者，因为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到处去发表议论。但你们是研究党史的，可以对你们讲讲当时的真情。”万里这番话，深切地道出了胡耀邦与中国农村改革风云的真情。
对于胡耀邦的辞职和辞世，有人惋惜，说胡耀邦在他不该下的时候下了，又在他不该走的时候匆匆走了。有人叹息，说胡耀邦为那么多蒙冤的人平了反，却不知道自已到哪里去讨个公道。吴象情深意重地写道：“‘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不会忘记胡耀邦。语云：‘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诚者有信，仁者无敌。’其胡耀邦乎？他的性格、风格、人格具有独特的魅力。在人民心中，他永远是个大写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