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军 | 论《毛泽东自传》叙事的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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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崇仪在《女性自传：透过性别来重读／重塑文类？》一文中有言：“自传如今被理解为一个过程，自传作者透过‘它’，替自我建构一个（或数个） ‘身份’（identity）。所以自传主体并非经由经验所生产；换言之，必须利用前述自我呈现的过程，试图捕捉主体的复杂度，将主体性读入世界中。”朱崇仪的观点代表了西方学术界第二代自传理论研究家的思想，第一代理论批评家重视的是自传的真实性以及自传是否足以反映当时的时代精神，而第二代理论批评家强调的则是在自传的写作过程中，作者是如何建构自我认同和确立身份政治的。事实上，刺激文学产生的原因尽管复杂与多变，但“个人身份的不确定性”（ an uncertainty concerning the identity of individuality"）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一直以来，人便在社会规范和内在欲望（social norm and drives）的夹缝间辛苦鏖战；文学，正是让人超越两者挟制的最古老方法之一。不论委身于何种文类，文学势必在‘个人’与‘身份’中转圈；而自传更是将‘个人’和‘身份’的讨论深度／广度极致化的最佳文类。自传包容了‘个人’所能掌握的一切时空和身份，并给予个人超越现状的绝大契机－－因此，自传性创作一直是文学／艺术家永远不可能离弃的母题。”本文拟以毛泽东自传为个案，来阐释中西自传叙事的政治功能。

尽管在延安窑洞的烛光中，向斯诺叙述自我的时候，毛泽东没有像曹操那样完全掌握话语霸权，但是政治家的敏锐告诉他此时此刻（1936年）的“我”，是很需一次“政治身份”认定和宣传的。天赐机缘，这不，有着美国文化背景且不无“左倾”的记者斯诺来到了保安。斯诺说：“每次和毛泽东谈话时，全由一个留学生吴黎平任翻译。我的记录用英文写出后，交吴氏译为中文，然后让毛泽东加以修正。毛氏对于任何条文节目，都一定要求其详尽和精确。”也就是说虽然毛泽东没有亲自书写自传，但是这里的自传性回忆，事实上是在毛泽东的整体构思与自我叙述中完成的。“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当然，由于是斯诺的笔录与整理，我们从文中也可看出斯诺的视角。可是这其实正是毛泽东愿意与斯诺合作的深层原由。因为斯诺认为：“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指南”毛泽东深知，斯诺笔下的“毛泽东”不但是政治家毛泽东的身份建构而且还是政治家毛泽东的政治寓言。“这时，毛泽东开始向我谈到他的一些个人历史，我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一边写着他的个人历史，一边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他的个人历史，也是共产主义——一种对中国有实际意义的适合国情的共产主义，而不是像有些作者所天真地认为的那样，不过是从国外领来的孤儿——如何成长，为什么能赢得成千上万青年男女的拥护和支持的记录。”于是，在这部由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1937年11月出版的《毛泽东自传》中，我们所读到的毛泽东生平就鲜明地烙上了当下政治家毛泽东的身份认同。毛泽东的“童年叙事”变成了“政治家的身份建构”。

第一个身份：“反抗的我”。著名法国自传诗学家勒热讷说得好：“任何第一人称叙事，即使它讲述的是人物的一些久远的遭遇，它也意味着人物同时也是当前产生叙述行为的人：陈述内容主体是双重的，因为它与陈述行为主体密不可分。”毛泽东讲述的他的童年故事确实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但是政治家的毛泽东作为叙述者是自然把他的童年纳入了当前的政治家的叙述身份。这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毛泽东所确认的“反抗的我”。“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之中，意见并不一致。”有论者会说，毛泽东在自传中对“我的父亲”的叙述，也许是中国自传发展史中“审父”意识最为强烈的文字之一，甚至比司汤达的“对父亲野兽般的极端仇恨”的叙述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把父亲叙述为“暴君”，这是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是为了确认自己的“反抗的自我”。“当我以公开反抗来保卫我的权利时，我的父亲就客气一点；当我怯懦屈服时，他骂打得更厉害。”所以，尽管毛泽东叙述了许多被父亲“骂打”的情节，但是我们所看到叙述者却一点也不悲伤反而是字里行间流露出自我欣赏的喜悦之情。原因即肇于此。

第二个身份：“求索的我”。这是叙述者毛泽东对自我的有意塑形：图书馆里苦学、读书会上论理、报纸广告中觅友。访谈中只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为了革命本钱而“浴风浴雨”训练体格。甚至与“买肉”招待他的青年绝交：“我的同伴连日常生活中的琐事都不谈的。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和我谈起‘买肉’的事情，并且当面叫用人来和他商量，叫他去买。我动怒了，以后就不和他来往。我和朋友只谈大事，只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

第三个身份：“分裂的我”。这是自传性叙述中最重要的自我意识。由于个人身份的不确定性，导致叙述者对自我没有自信，因而此时的叙述最接近叙述者本人个人生活的“原生态”。但是其中所内涵的“政治情结”尤其值得研究。因为，毕竟这是当下的叙述。泰勒说：“我是什么必须被理解为我要成为什么。”毛泽东在这里平实地叙述了他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佐馆员所讲的话。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这里若从症候性阅读的角度来看，“自尊心极强”的毛泽东尽管不丧气，但是内心的痛苦还是存在着的。所以在这里他透过自传叙事得以释放为“我要成为什么”。是政治使“图书佐馆员”毛泽东改变了自我身份成为了当下全国知名的红色“领袖”。事实上这里的叙事，是负荷着叙述者现实欲望的政治无意识叙述。

第四个身份：“复数的我”。当毛泽东叙述到他生平的红军时期时，斯诺吃惊地发现：“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斯诺的吃惊是事实也是无奈。可是斯诺不知的是，这是政治家毛泽东的有意叙述，也是政治性自传的必然叙述策略。只有把“我”变成“复数”，只有进行一次“修辞置换”才能巧妙地把自我的“小我”转喻为“大我”。也就是在这样的叙事修辞中才能达到自传的最大政治功能。换句话说，政治性自传或说自传的政治性，像整个自传文类一样，一直在追求这种自传的转喻的修辞，以达到自传的政治性展示。“政治性和自传性文本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有一种建立在可资参考范畴的目的性阅读含义。尽管这种含义在它的主题和形式中隐蔽很深，但是，这个米歇尔·雷瑞斯所说的既是自传性又是政治性的“公牛角”却难隐其身。” 事实证明，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毛泽东自传》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之所以被西方作为理想“他者”来肯定，这不仅是因为斯诺替这些传主进行了身份塑造，而且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的传主同时也在构造自己的身份政治。“《大地》走红西方的同时，斯诺的《西行漫记》出版。斯诺与他的著作不仅开启了近半个世纪西方激进知识分子的中国朝圣之旅，也开启了红色中国的理想化形象。在20世纪西方的左翼文化思潮中，中国形象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仅复活了启蒙运动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种种美好品质，而且还表现出现代性中自由与进步的价值。49年之前西方记者笔下的共产党统治的“边区”，“无乞丐，无鸦片，无卖淫，无贪污和无苛捐杂税”，几乎是“一个柏拉图理想国的复制品”，毛泽东是那里哲人王式的革命领袖。”      当然，当自传叙述者的“我”被“我们”替代后，自传的政治性的增强无疑也意味着自传的叙事性的削弱。毕竟自传不是政论文。我们必须牢记这样一个自传诗学原理：自传是艺术地展示自我人生身、心世界的叙事文类，其美学价值与史学价值同样重要，甚至是更为重要。尽管表现自我似乎是艺术家最本能和轻松的事，“原则上讲随便一个人都能成为他自己的传记作者。”但是，自传又是所有叙事文类中最难成功的艺术形式。“比起真实地塑造同时代和所有时代任何一个人来，艺术家塑造他自身要更困难”，因为，自传是最容易被其他文类引诱的艺术形式，如满足于自己所经历的事件把自传写成“流水帐”（《西蒙·波娃回忆录》）；怯懦于自我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自我抽干为“生平梗概”（《鲁迅自传》）同理，政治家笔下的“我”往往迷失在“我们”之中，就是这种宿命的表现。

我们认为，自传的政治功能可以有三个层面的展示，一是把我等同于“我们”，如《毛泽东自传》的叙述者；一种是身份建构如曹操的自我肯定；一种是把自我置换成民族政治寓言，如富兰克林。进一步说，由于自传叙事总是纠葛着叙述者的身份政治建构，所以它即使是一种自然的讲述自己的生活（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从读者反映批评角度来看，读者必然在特定政治文化话语中参与对文本的建构。再反过来，读者的反映批评又促使自传叙述者把读者认同的政治话语带入叙述之中。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有三个版本的自传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事实上，当下自传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其自传的政治功能表现得尤其重要。我们拟在另章论述。

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说得好：政治视角构成一切阅读和解释的绝对视阈。他说，每一种文类形式都是该形式多种不同运用经过竞争后的残存。每一种文类的叙事模式，就其存在使个体文本继续发生作用而言，都负荷着自己的意识形态。甚至那些表面看来是远离“政治”的风格本身，也在内蕴着“意识形态”。如海明威的小说叙事就是在以“陌生化”的形态，来抵制美国工业革命的现实困惑。我们在这里阐释和强调自传的政治功能，也是基于对西方自传诗学中的后现代语境过分肯定“非政治化的文本游戏”（保罗·德曼）和意义死亡的（鲍德利亚）理论的反思。记得希利斯·米勒说过：“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我想说的是，文学从来就没有米勒所抽空的那个文学研究的时代。自传性创作这个文学永远不可能离弃的母题，总是与身份政治和政治寓言紧密相连的。

参考文献：

1.朱崇仪:《女性自传:透过性别来重读/重塑文类?》,《中外文学》（台湾）, 1997年第4期，第133-150页。

2.贺淑玮：《主体分裂与诠释偏执：寻找迷路的‘杨照’》，世纪中国网http://www.cc.org.cn/newcc/index.php，2002年12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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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原名《RED STAR OVER CHINA》）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5页。

5.毛泽东：《毛泽东自传》，史诺录，汪衡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根据1937年11月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版再版，第79页。

6.[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原名《RED STAR OVER CHINA》）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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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毛泽东：《毛泽东自传》，史诺录，汪衡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根据1937年11月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版再版，第29页。

11.毛泽东：《毛泽东自传》，史诺录，汪衡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根据1937年11月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版再版，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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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毛泽东：《毛泽东自传》，史诺录，汪衡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根据1937年11月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版再版，第32页。

14.[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原名《RED STAR OVER CHINA》）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6页。

15.[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原名《RED STAR OVER CHINA》）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7页。

16.[美]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8页。

17.周宁：《中国形象：西方现代性的文化他者》， http://www.culstudies.com发布时间：2003-12-30 20:40:4

18.1845年，1855年，1881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出版了三个版本的自传。

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184页。

王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