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对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的启示价值

　　论文摘要：司马迁的《史记》是文学与史学高度完美结合，是中国历史学与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作品，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在塑造历史人物时，忠于历史，实事求是，不是纯客观记录，力求达到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史记》写作中，能精心选材，描写典型事例，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刻划人物形象和性格，使之达到个性典型性的统一；《史记》中传记文学艺术形式表现得自如，作者对艺术技巧的运用得比较娴熟，得心应手，达到一种比较自由的高度。这些创作特色都对当代传记文学创作有启示价值。

　　关键词：传记 ； 写作特色；  启示价值。

　　中国当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巨著《史记》是文学与史学高度完美结合，是在中国历史学与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杰出作品。翦伯赞在其《中国史纲》第二卷中指出：“在汉以前，中国早有记录历史的文献，如《尚书》、《春秋》、《国语》、《战国策》、《世本》、《楚汉春秋》等，唯此等史籍，无论记言记事，旨简略散漫，断烂成书。一直到汉初，中国尚没有一部有系统的史书。因而历史学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中国的历史学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两汉时起，这种学问的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以人物为本位，用本记、世家、列传的形式，写下我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第一批真正的人物传记，真实而又形象地展现了我国上古三千年间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生活，这是史学史上划时代的标志，开创了我国记传体通史体例。与此同时，司马迁以他的《史记》创立了我国史体传记文学。因为《史记》以人物活动描述历史，与文学以人为对象反映生活，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而且他在坚持史历真实的原则下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大都具有艺术形象的一般特征，不仅性格鲜明，有很高的典型性，还融进了他的褒贬爱赠，形象本身有着动人心弦，移人性情的艺术魅力。从这个意义上看，《史记》不仅代表了汉代叙事散文的最高成就，也标志中国传记文学的创立，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其文学贡献超过了史学上的贡献。如胡怀琛等人选注本《史记·序言》中认为：用真正史学眼光看，史记存在不少缺点，但《史记》在文学上有三个特点，即富于感情，善于描写，趋于自然。“史记既有这三种特色，就可以知道它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比在史学界的位置还要高。”清人吴兴祚在《史记论文·序》中甚至说：“迁史既非古今之信史，其文实为古今之至文。”足见学人们对司马迁《史记》文学价值推崇之高。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现代学人们用科学史观考察中国史学与文学，对史记的评价更为中肯。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赞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主要表现在司马迁“忠于实录”的进步的历史观。它继承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历史人物与事件的真实面貌，表现出鲜明的反专制、反暴政的民主色彩，重视下层人民的力量和品质才能，敢于揭露和批判汉武帝以的多位汉代皇帝荒淫、骄奢、腐败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互相残杀等，他这种“不虚美，不隐恶”，被后世誉为“良史之才”的史德、史识，对我国史官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史记》被称为“无韵之《离骚》”，主要在于它有极强的文学性。在思想内容上它表现出鲜明的人民性与批判精神；在艺术表现上，《史记》重人物描写，其中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达一百多个，极富色彩；其艺术枝巧也十分高妙，选材、构思、描写、叙事方式、语言运用等多显示出作者极高的文学功力。正因为在史学上，文学上的杰出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史学上，《史记》开创了纪传体通史体例。基本上确定了我国后世正史纪传的体例。班固的《汉书》易通史为断代，自《汉书》之后，《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旨为断代史，体制大多袭《汉书》，实际都取法于《史记》。赵翼在《二十二史扎记》卷一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三中也说：“史之体例，迁实创之，而其义例纤悉，班始备之。”均肯定其先导作用。同样《史记》的文学成就以对后世的散文、小说、戏曲等文学门类的创作产生重大影响。以韩愈为代表的“唐宋八大家”提倡古文运动，是要从当时盛行的骈偶文体中解放出来，形成自然流畅的散文风格。其追求最高目标，就是司马迁的《史记》。韩愈在《柳子厚墓碑铭》中写柳宗元；柳宗元的《童区寄传》等都是承袭了司马迁的《史记》之长。至若在小说、戏曲中取材《史记》故事，承袭《史记》之笔法的例证更是难以胜数了。

　　可以说，《史记》对后世史学与文学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当代的史学研究与文学的创作，这一现象也是符合史学发展与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的。马克思说：“人们创造自已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鲁迅也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富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②，都提出要继承文艺遗产，要重视艺术借鉴的价值。自然继承不是照搬，而是在学习的同时有所创新。俄罗斯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说：“在真正的艺术品里，一切形象都是新鲜的，具有独创性的。其中没有那一个形象重复另一个形象，每一个形象都凭它所有的生命而生活着。”③，艺术形象的独创性，是艺术创造的生命，而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继承的目的，这两者的辩证关糸必须把握好。对此，古人亦有体悟，清代诗人叶燮说：“学诗不可忽略古人，也不可附会古人。”强调性灵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也说：“不学古人，法无一可；意似古人，何处著我。”都是在艺术实践中摸索出的关于继承与创新的至理名言。

　　显然，一切文学艺术创作都需要在推陈出新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升华，那么，对于当代的传记文学创作，司马迁的《史记》有那些启示价值是我们应该认真吸取与借鉴的呢？

　　司马迁的《史记》在汉代就创造了一个传记文学写作高峰，不仅仅是有“法”无“法”的写作体例、艺术技巧问题，最重要的是他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气概和创造精神，他那种对传记文学写作倾注全部心血和生命的投入。但是我们今天通过对史记的深入研究，探求其创作的意旨、规律、技巧等写作神髓，用以助推当代传记文学创作实践，肯定是不无意义的。

　　首先，在《史记》中所呈现的人物，都是忠于历史，实事求是的，不是作纯客观的记录，力求达到真实性与倾向性统一。司马迁写人物是通过人物展现历史，展现中华民族在历史时空中的发展过程，求得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此，司马迁不仅努力占有丰富的史料，还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伪存真，他“网罗天下放佚旧闻”，不放过任何可以利用的载籍及文书档案，并下功夫进行“考信”。他尽可能地到各地进行实地调查考察，以验证和弥补书本所得。他曾对楚汉之际陈胜、项羽、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人的家乡和起义地区进行调查访问，并在他们的亲友后人中采摭遗事，因而这些历史人物的传记都写得真实可信，成为《史记》中的上乘之作。

　　司马迁《史记》中的人物体现了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很好结合。传记文学以历史为依据，不允许虚构，写人物工要受到历史事实的制约，但作家不能纯客观地记叙与描写人物，不是自然主义的记灵，而是在事实的记述中倾注进自已的鲜明爱憎和褒贬态度。《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包括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各种各样的人物，从帝王将相到庶民百姓，它写了杰出的政治家、学者，也写了刺客、游侠、倡优和占卜者，还写了农民起义领袖和失败的历史人物等等，他在几乎每个被写的人物身上都表现出自已的爱憎。他从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和批判精神出发，毫不隐晦地申明自已写《史记》是为了“采善贬恶”，寄托褒贬刺讥。如对封建帝王，他就持有和当时统治者不同的态度。汉代宫廷政坛倡阴阳五行之说，对刘氏获得政权加以神秘化。在司马迁笔下，都还原了历史本来面目。对刘邦这个人物，司马迁写了他坚韧不拔等一些长处，同时又写出刘邦的一些无赖行为和他的奸诈性格，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司马迁能在一个帝王身上作出许多真实描写。使人看到了一个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染的“受命帝王”并不浑身肃穆，这确实是一种大胆的批判精神。他曾完成写汉武帝的《今上本纪》，据汉卫宏《汉旧仪注》说触犯了武帝的忌讳，被他“削而投之”，因而不传。虽然卫宏之说尚有异议，但司马迁在《封禅书》和《平准书》是对汉武帝都有讽刺。在《封禅书》中写汉武帝迷信方士，屡为方士所骗，最后还是“羁縻不绝，冀遇其真”，使人觉得十分可笑。在《平准书》中写汉武帝对外用兵和奢侈浪费，在财政支绌后，任用一些官司吏大肆向民间搜刮的情形，这些对当时皇帝的批判都是很深刻的。

　　其次，司马迁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统治阶级正统思想的藩篱，不以成败论英雄，对项羽这样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敢于充满同情和热情地正面描写与歌颂。称之为“近古以来未常有”的杰出人物。在《陈涉世家》中，司马迁对反秦起义农民领袖陈胜、吴广“首发难”之功做了充分估价，对他们起兵的情形做了详细的描绘。写他们在被谪戍渔阳途中遇阻误期，按法当斩，他们决计反抗，揭竿而起，终于推翻秦的统治。司马迁将陈胜比作商汤王、周武王、孔子这样的圣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出生的历史学家对农民起义领袖能做出这样公正的评价，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再次，《史记》里写了一些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物，常常热情地歌颂他们身上的一些优良品质。像《魏公子列传》里写的“夷门监者”侯嬴和“市井鼓刀屠者”朱亥，都是接近社会底层的人物，但《史记》中写了他们的傲骨及在魏公子无忌礼贤下士感召下，能急人危难，助魏公子吴忌出兵攻秦，解赵国都城郸之围。《刺客列传》中的刺客聂政、荆轲，《游侠列传》中的游侠朱家、郭解等也是社会地位不高的小人物，但司马迁却在笔下淋漓酬畅地叙述他们的事迹，表彰他们的可贵品格。这在封建时代正统的历史家看来，是“退处士而进奸雄”（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而这恰显示了司马迁的思想高出于那些正统思想家与学者之处。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历史人物的这些特色，都对我们今天传记文学创作有振聋发聩般的启示意义。回顾当代对某些杰出人物的传记的写作，远不如司马迁当年那样实事求是，敢于秉笔直书。如在一个时期内某些毛泽东传记的写作，不是将这位领袖人物方方面面真实的呈现，而是一味“大颂扬”，直至将其捧上神坛；关于张学良传记的写作中，固然应该赞颂其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作用是人民功臣的一面，却对其在“九一八”事变后，错失战机，使东北大好河山很短时间内沦陷的失误缺乏客观的批判。这些情况显然是有违于传记文学应该忠于历史真实，做到真实性与倾向性相结合的创作原则的。其后果是，这种写作状态继续下去是很难让后人真正了解历史与历史人物真相的，也就难以“以史为鉴”或“以人为鉴”。是必须加以扭转的写作倾向

　　第二，司马迁在《史记》。中能精心选材，描写典型事例，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刻划人物形象和性格，使之达到个性与典型性的统一。

   《史记》中的人物数以百计，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出身、经历、地位各不相同。各有秉性、气质，要求作者必须以创造性的笔墨因人立传。熊士鹏在《鹄山小隐文集·释言》中说，在司马迁笔下，“自公卿大夫，以及儒侠医卜，佞幸之类,其美恶谲正,喜怒哭笑，爱恶之情，踊跃楮墨间，如化工因物付物，而无不曲肖。”就是说司马迁从人物实际出发运用多种手法写人，从不千篇一律地按一定模式去浇铸人物，这样他笔下的人物就以个性化而呈现,并以个性化人物反映出社会的复杂面貌与某些本质方面。如《项羽本纪》中，司马迁突出表现了项羽的勇敢善战,喑呜叱咤，所向无敌,性格直率，但也写了他刚愎自用、残酷暴烈的缺点。写了他不善计谋，结果为刘邦和他的谋臣所算，归于失败.司马迁以笔酣墨饱的文字尽情描绘了“巨鹿之战”、“鸿门宴“和“垓下之围”三个典型场景，在动态勾描中展现项羽的个性。使人们脑海中不仅铭刻下项羽咤叱风云的英雄形象，还感受到泰汉之际时代风云之变幻，认识了历史转变的契机，典型化程度很高。

　　司马迁的传记描写人物时选材之精是一直受到历代称道的。如：他于“列传”的选材原则是“扶义椒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主旨是要写意义重大的题材，尽量写奇人奇事，奇节异行，即鲁迅先生所称赞的“传畸人于千秋。”实际上即是在提倡作者要善于抓住人物一生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事例来着力描写，典型事例一般是大事，也可是细节小事。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为表现蔺相如的勇敢、机智和先国家而后私仇的精神，重点勾描了“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三件大事，而写廉颇时则多借助于琐事。梁启超曾有过精辟的分析：《史记》“写他八次胜仗，不到二十字。反鲁鲁索索写他如何与蔺相如吃醋怄气，如何负荆请罪……”，“写他几件小事便可以看出，他老人家是一位极其忠诚的军人，气量很小，但很识大体，待人很厚”。（转引自《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

　　司马迁《史记》中人物能是有动人的艺术力量，除了作者思想感情方面的感染力外，他善于抓住历史人物一生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行动和语言来勾描人物也是成功的奥秘之一。有些人物本身在某些方面本本来就具有典型性。象信陵陵君的礼贤下士，李广的怀才不遇等，司马迁抓住这些人物的典型特征，在写他们传记时着意地写几件事，就会使人物个性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司马迁这种传记文学的大师的艺术功力在《史记》中随处可见，我们只要认真研读，自然会在潜移默化中获得足征借鉴的体悟的。

　　第三，司马迁《史记》中传记文学艺术形式表现得自如，作者对艺术技巧运用得比较娴熟，得心应手，达到了一种比较自由的高度。

　　司马迁史记中，能突破编年、记言等体例的限制，从多方面多层次来展示社会生活，比较熟练地通过人物社会背景、场面、气氛、人物之间的关系，通过人物自身的语言、表情、行为、姿态等多方面来表现人物形象。

   《史记》传记中注重故事情节，以人物行动带动情节的发展，情节脉络清楚。环环相扣，以某一个人物生平为主线，用奇妙的穿插，不断转换人物和场景，使情节跌宕曲折，关合自然，错综交织成庞大的传记结构。

   《史记》传记中的人物肖像描写一般只是粗线条向描勾勒，常用点睛之笔，以小见大，突出人物精神，使传记人物气韵生动，形神兼备而重于传神。

   《史记》传记中往往首尾相顾，卒章显志，以“太史公曰”作结，记叙中穿插论、赞之辞语，散文中偶尔夹杂有排偶甚至韵文。而语言总体上是准确传神的，生动形象的，富于口语化和个性化，不似汉赋以富丽整齐见长，却以自然、朴实、浑厚取胜，形成一种简洁精练。流畅生动的有情有势有力的风格。宋苏辙说：司马迁“为文疏宕，有奇气”〈《上韩太尉书》〉，“疏宕”，“有奇气”是就风格说的，这种风格正是来源于司马迁诗一般的激情。《史记》里面歌正面人物固然投入了激情。写反面人物也投入了作者极为憎恶的感情。

   司马迁《史记》对后世发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开创的传体以人为纲的特点以及它们提供的大量人物形象范本，在人物性格的描绘上。在细节的刻画上都堪称典范，他们创造的许多历史人物形，如：项羽、樊哙、韩信等，两千年来一直为广大人民所熟悉。他们的故事永远在人民当中流传。而这一切，对后世作家的启示是深刻的，多方面的。而根本的启示，是使他们从这里看到文学与人的关系，看到文学的对象与特点，从而自觉地注意人生，观察、研究一切人，并以《史记》为楷模，塑造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创作出一部部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传记文学精品来。                                                                                                                                                                                          

   1），引自马克思：《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

   2），自《鲁迅全集》第六卷53页。

   3）转自《西方美学史》下卷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