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2012年10月 中国 韩城 西方近年司马迁研究现状一瞥
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唐岫敏 20世纪，司马迁研究在西方一直没有间断过。虽然专题性研究不算多见，但有关中国历史的研究中，都会涉及到这位中国的历史之父。近年来的司马迁和《史记》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考据性研究、比较研究、内部研究、和文化研究。 考据性研究 普林斯顿大学马丁·科恩（Martin Kern）的文章《论司马迁＜史记＞中“司马相如传”和“赋”的真实性问题》以“司马相如传”为个案条分缕析地论证了“赋”的真实性问题。科恩置疑“司马相如传”中对于赋的讨论实为后人杨雄的言论（304）；另外，“如果在西汉中期，赋用于进行道德批评和政治批评，为什么司马迁没有在《史记》中包括进其他著名的批评声音，如董中舒？”（306）而且，赋在屈原和贾谊这里是用来发牢骚的体裁，但在司马相如这里并非如此。这也是《史记》中关于赋的终点。科恩援引日语、法语、俄语和英语的大量资料，解释了这些矛盾之处，最后得出7点结论： 1、“司马相如传”中有关“赋”的讨论实为以杨雄观点为依据。而扬雄的观点是在司马迁写完《史记》之后大约一个世纪成型的。 2、有关卓文君的浪漫故事、司马相如临终馈赠、以及“论伟人的赋”都源于传说。 3、传记中使用的意指司马谈的“谈”，证明这是后人由于遗忘而犯的讳忌。 4、关于武帝读司马相如的赋一事，实为西汉晚期、甚至东汉时期的文学行为。 5、司马相如所写的赋的格式是后代的规范格式，极有可能是六代时期的。 6、《司马相如传》的叙事句式是后来文本发展的一个证据，依据这个文本我们在《汉书》中有了一个较早的再叙事。 7、赋只出现在《史记》中《司马相如传》和《屈原/贾谊传》中，其他场合则没有，因此这两部传记不可以用来作为证明汉代早期和中期文学体裁赋的证据（316）。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William H. Nienhauser, Jr.的研究《需要帮手：观＜晋世家＞与司马迁的＜春秋＞》探讨了《史记》中《春秋》的确切所指。通过分析具体文本中的《春秋》，如第14卷《十二诸候年表》、第36卷《陈杞世家》、第46卷《田敬仲完世家》中出现的《春秋》，作者认为《史记》中使用的“春秋”意义包含的内容不是单一的，源自《公羊传》、《榖梁传》、和《左传》等（237）。此外，司马迁为了道德指归改写了一些内容，比如对鲁世家中庄公见孟女一节的描写，作者认为司马迁完全脱离了《左传》中对此的生动描写，而赋予了道德意义，但这种道德意义并不符合当时的鲁国国情（241）。论文通过研究《晋世家》文本中有关《春秋》的确切含义，提出四点假设： 1）《晋世家》中作者采用了《春秋》的三家主要评注本《公羊传》、《榖梁传》、和《左传》。 2）虽然司马迁只提及了《左传》，但在重新建构事件时，他经常参考所有三家之言。 3）司马迁的再创造包括缩写过去的故事；有时甚至比较粗心，以致在《史记》中某些段漏掉一些必要铺垫，造成理解困难。这表明《史记》写作过程中有助手参与其中。 4）综上所述，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只有口述材料和其他原始性的文字纪录（绢本，或竹简本），极有可能的情况是司马迁所理解的“春秋”、他所研究的、记忆的、和读到的关于经典 “春秋”实为指“春秋”名下的所有文字材料和口述材料。 比较研究/体裁性研究 德国德莱斯顿技术大学的F. H. Mutschiler的论文《司马迁与他的外国同行：论描述的可能性范畴》在研究两位同行——一位具有东方背景；一位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观点的基础上探讨了古代中国史学家与古希腊罗马史学家的治史风格。论文从史学角度梳理了古代中国、古希腊和古罗马三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认为古罗马的形势与司马迁生活的汉代更为相似。两国人民都非常重视传统与历史，将其视为生活准则，而古希腊则是将思辨视作生活指南。古代中国史官和古罗马史官的历史观与历史编撰都高度重视道德一面，而修西的底斯之类的希腊史学家则重视通过内省参悟人生。作者的研究方法着眼于厘清史学论辩中具体例子与抽象规则之间的关系，采用Rusen的“范例式意义－概括”分类，但对范例进行“样板/典型”意义和“个案/例子”意义上的区分。汉代史学和古罗马的史学都强调道德意义，采用的是“样板/典型”式以例子进行意义－概括的方法，希腊史学重智性，则采用“个案/例子”式的意义－概括法。 Mutschiler的研究指出，中国古代史官掌管天象，占卜，同时也负责纪录朝廷言论，历史大事。“中国史官的地位很高，直接参与宫廷政治”（196）。古希腊史家往往是知识分子阶层，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常常被流放，远离政治中心。只是因为他们本身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人品他们在流放地才能依然体面地生活。但如此以来，古希腊史家所撰历史或许更加客观，更具有个人的观点。同样，其史学著作也难能影响到主流政治（196－197）。古罗马的情况介于前二者之间。史家的工作属个人写作，但他们常为政府官员，其为文与为人都符合主流道德标准。由于古罗马社会评价人的标准基于本人或他的家族在几个世纪当中对社会的贡献，这也在某种意义是一种历史评价法（197）。从修辞理论上看，古希腊史学主张以理治史；古罗马和古代中国由于偏重道德倾向因而是以情动人的（200）。通过对比研究，作者认为，研究不同的文化，承认同一性与承认差异性同样重要。承认他文化中的差异方能展开全方位的有效对话（200）。2500 荷兰伊拉斯默斯大学的希普·斯多曼Siep Stuurman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比较了东西方史学之父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司马迁。斯多曼认为古希腊时期对待波斯帝国的历史和中国古代汉朝时期对待之前的历史有相同之处。波斯帝国和汉帝国都对周边的异邦感兴趣；都通过研究异邦民族了解人性（Stuurman 16）。这是二位史学之父可比的基础。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可贵之处是，虽然二人都是站在各自本国人的立场上，但他们都超越了本民族的大国沙文主义，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历史，看他们自己及其周围世界（Stuurman 38）。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没有现代西方的欧洲启蒙主义的居高临下，而是认为不同民族的文化没有优劣之分，甚至认为斯奇提亚人正是因为采纳了古希腊人，即波斯人的风俗文化，而导致其丧失了繁荣前景（Stuurman 35）。司马迁从汉匈双方的角度写了文化问题。他通过中行说之口，提及匈奴人被汉人的财富和风土人情所诱惑，认为这是匈奴人的大忌（Stuurman 35）。 希罗多德与司马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时间观。希罗多德的时间观是围绕崛起/败落发展的二元式，政治上呈线性，和宗教上呈环形。历史事件乃政治之果。虽然在希罗多德笔下历史事件的叙述是线性的，但结局却是宗教性、或哲学性的环形意义（Stuurman 36）。波斯人也许在某些战役中获胜，占领一些国家和地区，但是辉煌是暂时的，因为希腊宗教就告诫人们敬畏上苍：“众神不会让某个人，某个国家，或某个帝国永远繁荣下去”；“谁的伟大超过了上天，上天会把他拉下来”（同上）。因此，刚愎自用的波斯王刚比西斯死于自己的傲慢自大，但同时“也是埃及神惩罚他的结果”（同上）。 司马迁观历史依据的是与神学无关的宇宙观，其典型的观点是“盛极必衰”（同上）。据此宇宙观，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是沿着一条不断灭亡崩溃的微弱线性发展的（Stuurman 38）。 正如Grant Hardy的《铜与竹》所言，失败感和今不如昔论充斥了《史记》（Hardy 120）。司马迁对匈奴民族的描述强调了汉朝帝国征服北亚草原地区的有限性（同上）。 希罗多德欢呼波斯帝国的灭亡，司马迁则慨叹强国的衰败。主要不同之二是二人的文化相对论。希罗多德因为是独立史学家，他从外部视角看希腊、希腊周边国家、波斯、埃及、北非等地区和民族，是动态的；司马迁作为体制内的史官，则从帝国内部看周边民族，因此相对比较稳定。作者认为必须在二位史学家“同”的语境之中，才能认识二人之“异”的意义（Stuurman 40）。 内部研究 德国的威廉姆·G.波尔茨（William G. Boltz）的论文《论<史记>的神话与结构》是为一例。作者论证了《史记》的神话结构及其意义。从《史记》的结构安排看，前面几个本纪表明五帝一直到秦都是同一个家族里衍生出来的。论文认为，《史记》从政治合法性，执政能力等方面大赞五帝，后面排列下来的刘姓皇帝汉朝努力在周朝找联系，暗示着做统治者的合法性。因此，《史记》实为建构一个政治合法性的神话，用历史编撰的方法证明刘姓皇帝同上古时代的五帝一样是合法的。司马迁意在建构“一种无可争辩的、毫无争议的皇家历史谱系，通过追溯君王的谱系和祖先，以确定其定政治合法性。”最终《史记》表明君王谱系来自黄帝，因而证明刘家汉朝统治是合法的正当的。如此建构政治神话有其历史原因。在古代，人们的担忧有两重：担忧宇宙秩序有所变化（如地震、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和人的生存状态（能否活下来）。神话使人的担忧得到有效的控制。帝国诞生之后，过去的担忧变成新的担忧：人们担心统治者是否名正言顺；亟于证明新王朝的统治在文化上、国家统一方面、和传统上与先祖黄帝一脉相承。新担忧需要新神话来慰籍人们。 司马迁就象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一样。维吉尔写古罗马首任皇帝奥古斯都上溯到希腊罗马神话的伊尼亚斯，司马迁写当时的开国君臣，但一直上溯到光荣的上古五帝。司马迁“决心要建构一个唯一的、无懈可击的谱系，以保证统治者的皇帝宝座和统治合法性”（585）。 Grant Hardy的论文探讨了司马迁的历史编撰法。他认为，《史记》将历史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从西方史学角度看，这种设计似乎不在意历史的真实性，但事实上，《史记》的多重叙述法在许多方面恰恰非常注意史实的准确性（Hardy 20）。司马迁在每个列传之后提纲挈领的个人评述“显示了对重要史料和困难史实的深度理解”，在这一点上，“他胜过了西方史学家Herodotus and Thucydides”（ibid. 22）。 (Stephen W. Durrant)的论文《自我做为传统的十字路口》研究了司马迁《史记》中的自我概念，或自我意识。作者认为，中西方文化对于自我的认识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强调从本质上寻找现实，中国哲学则注重在关系当中找现实，因此西方自传“以个体为中心”，“人首先是个体的人，这一概念是当代历史意识形式的一部分”（Weintraub 52），例如卢梭的《忏悔录》、哥德的《》、《富兰克林自传》。所谓本质进而推到世系，因此希腊罗马时代，“个人的身份就是家族的身份”，个人的道德水平就代表了家族的道德水平，自传就尽量将个人与社会分离开来，显示个人的不同之处（Durrant 36）。而中国传统自传“以关系为中心”，自我由历史来定义，个人价值在历史的比对中体现。例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列举的历史名人与其自我的关系。虽然司马迁的史官地位也属世袭制，但在多兰特看来，这与西方社会的世袭制完全不同。此外，西方传记中的情形往往是自传主导传记模式，而中国传统自传则是传记主导自传模式。鲁索的《忏悔录》虽是自传，但却像传记一样反映了那个时代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司马迁的《史记》则是自传寓于传记之中，司马迁本人像历史上的前辈西伯、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信一样，“意有郁结，不得通斯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第1558页）。 司马迁的自我意识是一种历史定位的意识。历史上的孔子不只是他尊重的大师，也是他 确认自我身份的映照，有三点为证。一、尊孔是他父亲的遗愿。父亲司马谈临死前要他向孔子一样写出一部类似《春秋》的史书（司马迁，第1555页）。二、尊孔是他个人的强烈意愿。司马迁对孔子顶礼膜拜。司马迁游历到鲁国至孔府时，为孔府的礼仪所感动而流连忘返（司马迁，第766页）；三、尊孔在司马迁有神喻。司马迁记载，春秋时代鲁哀公14年猎获麒麟（司马迁，第1555页），而汉武帝也在登基不久猎获麒麟（司马迁，第173页），言外之意，写《史记》就是写《春秋》。事实上，在写作过程中，司马迁也暗喻自己是受苦受难的孔子，《春秋》是他写《史记》的榜样。只是为了避免二次遭祸，他辩解说自己“述而非作”，《史记》比不得《春秋》；“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是做《史记》的原因（司马迁，第1557页）。多兰特专门探讨了“述”字的特别含义，通过《说文解字》中“述”的含义，和墨子对孔子著作引用时“循而不作”的态度，他认为所谓“述”意为“传播”、“播扬”之意，不是“创作”，因此译为transmit，并就此认为司马迁因为“循”史，所以是“保守派”。历史帮助确立了司马迁的自我意识，也助他坚定了自尊，在他联系到历史上诸多的名著名人之后，看到了一个真理：“不幸出天才”（Durrant 38）。西伯被囚，有《周易》，孔子受困，写《春秋》，屈原被逐，作《离骚》等等。 还有一些研究从文化角度着眼，例如游记研究。John E.. Wills的论文《主要往西行——中国的游记观》（2007）研究了中国古代自公元前500前至清代地理知识与写作之间的文学关系和比喻关系，探讨了这期间的政治背景和文学背景（191）。作者认为，《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尝试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系统化，完整化的文学记载，是中国史学的第一座高峰（192），堪与西方史学之父古希腊的希罗多德（Herodotus, 公元前484?-425）和修西的底斯（Thucydides, 460-400公元前）比肩。 博士论文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博士论文以司马迁为研究对象，展开了自传的，历史的，和语言的研究。这些论文普遍认为，司马迁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其人和其著作对后世的史学、文学、甚至文学理论有深远的影响，其研究价值无与伦比。在历史研究论文中有两篇值得注意。博士论文《穿越古今：司马迁在＜史记＞中运用世家材料中的王道理念》（Knickerbocker, Bruce J.. Penet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s from the ancient to the present: Ssu-ma Ch'ien's conception of the Kingly Way in the use of sources for the Hereditary Houses of the Shih chi, 2009）实际上专注于司马迁的撰史技巧。作者首先考虑了《史记》开始写作之前的社会氛围，为王之道，以及史官的责任所在，以及皇室的国家治理史，以此探讨司马迁对历史的认识和治史理念。随后，作者以此为准绳考察了《史记》的目标、写作方法、及特征。他以《史记》第32章、第42章为例，通过细读文本，探讨了《史记》如何围绕历史编撰技巧，叙事塑造和主题策略运用早期的历史叙事。作者认为，司马迁的叙事技巧帮助《史记》完成了读者导向的目标，换言之，司马迁的叙事技巧帮助读者理解了司马迁所要表达的主题和道德准则。 《一个史学家的历史：透视司马迁的作者角色》（Klein, Esther Sunkyung. The history of a historian: Perspectives on the authorial roles of Sima Qian, 2010）探讨了自汉代以降至清代之间历代人们心目中的司马迁形象。作者认为，司马迁的悲剧形象是后世读者建构的结果。作者首先考察了司马迁在中国古代的命运，探讨了他的作者角色与中国古典作品、历史文本、文学理论、及作文法之间的关系。作者也研究了《史记》文本中的作者创意性。此外，作者还探讨了司马迁的个人悲剧与《史记》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事实上《史记》的经典地位是在宋代之后才通过司马迁的自传得以确立。结合当代文艺理论，作者也探讨了史实真实性问题，并且考察了真实性在历朝历代当中的演变，以及司马迁的历史观如何影响了中国人的传统史观。作者还讨论了自传性的《报任安书》与《史记》的阐释关系。 有些博士论文也探讨了司马迁对史学之外的文类和思想的影响。《20世纪初中国文人的自传》（Larson, Wendy Ann. Autobiographies of Chinese Writer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1984）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专论，专门探讨了郭沫若、鲁迅、沈从文、胡适等人自传的主题。论文在考察中国自传传统的生成与发展语境时，上溯到司马迁对中国文人的影响，将中国传统自传分为两类：印象式与环境式。他认为，20世纪初的中国文人恰恰是不满中国历史对“文人”的定位，从而抛弃传统的文人定义，以背叛、堕落、沉湎于物质世界来证明自我。 《中国古代话语中的语言理论及作者：含蓄之预示》（O’Neill, Timothy Michael. Harbinger of sequestered intent: Language theory and the autho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discourse）是一篇比较研究。它比较了西方语言和汉字表意功能，详细考察了中西方两种文化中的经典理论，如中国的《尔雅》和《说文解字》和西方人彼德·马克·罗杰的《英语单词与词组多功能词典》（Peter Mark Roget's eponymous Thesaurus of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并依据这些理论细读了亚里斯多德、柏拉图的文本和司马迁的《史记》。作者认为，汉语文字表意系统注重人类表达语言的日常意图和具体的社会历史含义，而西方观念中则要求语言偏重具体化，超历史性，普遍性，甚至无所不包。本篇论文最终希望通过比较研究，旨在更好地理解中西文化传统如何看待语言、以及语言在实际运用中的功能是怎样的、进而帮助当代理论引向对作者意图更含蓄，对文化更加包容的学术观点。 参考文献 Cohen, Alvin P. "Avenging Ghosts and Moral Judgement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ree Examples from Shih-chi." Legend, Lore, and Religion in China: Essays in Honor of Wolfram Eberhard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Ed. Sarah Allan and Alvin P. Cohen.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79. 97-108. Rpt. in Classical and Medieval Literature Criticism. Ed. Jelena O. Krstovic. Vol. 72. Detroit: Gale, 2005.Literature Resource Center. Web. 6 Aug. 2012. <http://go.galegroup.com/ps/i.do?id=GALE%7CH1420061519&v=2.1&u=a23uh&it=r&p=LitRC&sw=w> Durrant, Stephen W.. 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 SUNY Ser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Albany: State U of New York P, 1995. Hardy, Grant. “Can a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an Contribute to Modern Western Theory? The Multiple Narratives of Ssu-Ma Ch'ien.” History and Theory 33.1 (1994)：20-38. Grant Hardy, Worlds of Bronze and Bamboo: Sima Qian’s Conquest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1999. Klein, Esther Sunkyung. The history of a historian: Perspectives on the authorial roles of Sima Qian, Princeton U, 2010. Knickerbocker, Bruce J.. Penet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s from the ancient to the present: Ssu-ma Ch'ien's conception of the Kingly Way in the use of sources for the Hereditary Houses of the Shih chi, The U of Wisconsin-Madison, 2009. Larson, Wendy Ann. Autobiographies of Chinese Writer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1984. Nienhauser, William H. Jr. “For Want of a Hand: A Note on the ‘Hereditary House of Jin’ and Sima Qian’s ‘Chunqiu’.”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7.3 (2007): 229-47. O’Neill, Timothy Michael. Harbinger of sequestered intent: Language theory and the autho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discours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10. Stuurman, Siep. “Herodotus and Sima Qian: History and the Anthropological Turn in Ancient Greece and Han China.”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9.1 (2008): 1-40. Weintraub, Karl. The Value of the Individual. Chicago, 1978. 司马迁：《史记》，许嘉璐主编、安平秋副主编。第一册、第二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