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晖
摘要：邹韬奋先生在不同时期撰有《经历》等三部自传性质的作品，这三部书是现代知识分子自传中的代表性作品，真实反映了传主的人生历程及思想发展过程，折射出了独特的时代风貌，具有鲜明的个性。本文拟通过对这三部自传性作品的分析，来探索传记写作中某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
关键词： 邹韬奋 经历 传记写作
邹韬奋先生是现代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和爱国民主战士，其人生经历丰富而曲折。除主要从事新闻和言论等写作外，邹韬奋本人对于传记创作也有浓厚的兴趣。他不仅在报刊上编译发表了大量传记作品，还撰写过三部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质的作品，即《经历》（写于1936－1937年）、《抗战以来》（写于1941年）以及《患难余生记》（写于1943年），其中《患难余生记》计划写四章，仅写出了不到三章。这三部书具有连贯性，内容又有交叉，构成了一个自传体系，大致勾勒出了韬奋一生的奋斗轨迹。
在这三部自传中，邹韬奋对自己的求学经历、报刊从业活动、参加爱国运动及民主活动等人生历程，作了较为系统的回顾，总结出了许多可贵的经验，堪称中国现代传记史上有代表性的自传作品。这几部作品不只是对作者个人经历的简单记载，也展现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上下求索、寻求救国富民真理的足迹，具有鲜明的特色。为此，本文拟重点分析邹韬奋这三部作品的特色，以及给予后人写作同类传记的重要启示。
一、对于传主人生轨迹与思想发展线索的真实揭示
一般来说，能否对传记事实进行客观的叙述和恰如其分的阐释、是否真实地反映传主的人生轨迹与思想发展线索，这是评价传记质量好与坏的根本一点。
而《经历》等三部自传是正是对传主人生经历的实事求是的回顾总结，客观、真实是邹韬奋《经历》等自传的一个突出特点。
作者邹韬奋本人显然有着自觉的传记意识。尽管作者在《经历·开头的话》中自谦道：“这本书并非自传，我也够不上有什么自传”[1]，可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提到了自己对于传记写作特别有兴趣。从这篇“开头的话”中还可以了解到，当邹韬奋谈到传记写作时，将之与“研究历史”联系起来，反映出作者对于传记本质的独到的理解。传记学界一直就传记本质上属于史学范畴还是文学范畴、是否“允许虚构”这些命题而争论不休。而以“真实”为作品生命的新闻工作者出身的邹韬奋，在构成传记的基本要素中，显然认同于传记的“史学属性”说，对于“真实性”这一原则是是特别注重的。
这三本自传中所叙述的传主人生经历，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主要阶段，各个阶段都写出了传主的主要思想特点，以及文化活动的侧重点。将几部自传放在一起看，就刻画出了一个中国现代新闻史、文化史上的进步知识分子真实而具体的形象。同时，邹韬奋的成长经历和思想转变过程也颇具启示性，折射出了不少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价值的命题，如：
１、受教育的经历和传主人格形成的关系：优秀的传记作品，不仅应该回答传主“是怎样一个人”的问题，也应该解决“何以成为这样一个人”的问题。邹韬奋的自传比较清晰地反映出了他的人格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从作者的自传中可以了解到，作者在教育经历中受到了传统文化和西式教育的双重影响，大致的线索如下：六岁时开始背诵《三字经》、接受传统的启蒙教育；十岁时背诵《孟子》等经书；读小学和中学时，在学校里学还是文言文，并且课外阅读了《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曾文正全集》，以及《明儒学案》等等，有的还看了第二遍、第三遍。在中学阶段接触到了《新民丛报》上的梁启超的文章、《时报》上黄远生的北京通讯，可谓受到新旧两种文化的交互影响。[2]
对于南洋公学及圣约翰大学这两所按照现代教育理念创办的新式学校，韬奋在他的回忆录《经历》里似乎充满着感恩。在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里，他学会用英文这个工具来做学问，并进一步接触了近代新的社会科学，开阔了视野。而家庭的败落，半工半读的求学经历，则促使他养成了对事业的责任感、不苟且的精神，以及坚持自己的做人准则、对自身信念的坚守。
作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哺育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他的思想理念中的平民意识、言论自由、民众参政议政等观念，显然都是直接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启蒙的。尽管可能出于当时言论受限的背景，作者对这方面的情况写得不是很详细，但是从他所叙述的经历中仍然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来。总之，是那个时代造就了邹韬奋这样的人物。
对于大量的传记事实，如何加以选择和剪辑，这体现了作者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文化观念，而韬奋的这三部传记，脉络清晰，主次分明、传记事实详略得当，真实地反映了一个进步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这对于同类传记的撰写是很有启发性的。
２、注重交待“我”与其他人物的关系：作为一个社会人，传主不是孤立地生长着的，因而对其成长过程中与其它人的关系的叙述，对传主形象的塑造也显得非常重要。而以往一些传记就存在着这样的弊端：把传主写得光芒四射、生而知之，给人的感觉仿佛石头缝里蹦出来似的。
有学者指出，“传记作品的本位要素，本身有几个侧面。除了传主的生平活动、思想风貌和个性特征等之外，还包括传主所处的时代背景、具体的社会活动背景以及传主与其他人物的交往联系等等。因为只有本位要素中同时包含这几个互有联系的侧面，传主才不是一个孤立的人，对于传主的种种描述也才能立体化，同样，对于传主的评判也就有了一个可靠的参照系。”[3]可见，一部优秀的自传作品中，凡是对自己人生中起了重要影响的人，必须作如实的交待，做到客观、实事求是。对恩人要记恩，对于论敌的记叙也不应是脸谱化的。邹韬奋的三部自传无疑就做到了这一点。
（１）对于正面人物的描写：如邹韬奋少年时期的恩师沈叔逵、沈永癯等先生，是传主为人处事“不撒烂污”的榜样。邹韬奋在《经历》的第一节“永不能忘的先生”中，就深情地回忆了少年时代的老师对他的影响。如：校长是沈叔逵先生“是一位很精明干练的教育家，全副精神都用在这个小学里面，所以把学校办得很好”。
而邹韬奋那一级的主任教员沈永癯先生的熏陶，更促使了传主做事认真负责的态度的养成：我尤其受他的薰陶的是他的人格的可爱。我这里所谓人格，是包括他的性格的一切。他的服饰并不华丽，但是非常整洁，和我所不喜欢的蓬头垢面的自命名士派的恰恰相反……他教得非常认真，常常好像生伯我们有一句一字不明瞭；他的认真和负责的态度，是我一生做事所最得力的模范。[4]
邹韬奋还回忆了青年时代的同学、朋友郁锡范、刘威阁等对作者的经济支援和精神鼓励，将他们的真挚友情写得很感人。“他那种特别爱护铁深情厚谊，实在使我一生不能忘的。”[5]
而张竹平、黄炎培等先生，提携传主迈进了新闻事业。黄炎培对邹韬奋编译的书的指点批评，对于邹编辑思想的核心内容----“读者中心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使邹韬奋开始明白，“这是有志著述的人们最要注意的一个原则:在写作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你的读者”[6]。
对于黄炎培给予作者的重要影响，在《经历》中写得详尽而生动，字里行间浸润着感激之情： 他所指出的要点是我们编译这本书的时候，不要忘却我们的重要的对象－－中国的读者 ……我接受了他的批评，从头写过，写完了一万字就给他看，并把全书的纲要也写出来给他看。这—次的结果和上次同样地出于意外，虽则是在两极端的相反。他看后大称赞，不但他自己欣赏，立刻还交给沈信卿先生看看，沈先生看了也大加鼓励。[7]
在社会活动中，重点写了“我们的家长”沈钧儒先生的人格力量的感染。以及与“七君子”中的章乃器、王造时等先生的交往，对他们的爱国精神加以摹画、并且阐述了作者从他们身上所受的鼓舞。如：“王博士屡有做官的机会，但是因为忠实于他自己的主张，不肯随便迁就，宁愿过清苦的生活，行其心之所安，这是很值得敬佩的。[8]
写到章乃器的文字也不少，并且抓住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从乃器的经历里，很显然地可以看到他办事的勇于负责，更可以看到他的正直的性格是在随处流露着。我尤其感触的是常人在职业上的位置愈高，往往愈颓唐，暮气愈深，学识也愈退步；乃器便完全两样。我们每读他的文章，——尤其是两三年来有关救国问题的文章一没有不感觉到他从实践中得来的学识是时刻在那里前进的。”][9]
值得注重得还有胡愈之对作者的重要影响：在邹韬奋思想转向左倾、以及其出版事业的发展中，关键时刻都得到了胡愈之的积极支持和亲密合作。这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佳话。胡愈之曾经在《我的回忆》等书中回忆了与韬奋的友谊，从多个角度详细地回顾了与邹韬奋的交往情况，以及自己对邹韬奋的印象。韬奋也曾写过《读〈莫斯科印象记〉》，载于1931年9月26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40期，以较长的篇幅介绍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并给予其很高的评价：“全书虽有一五一页、但以著者亲切有味的叙述，通畅流利的文笔．令人非终卷不能自休、看完时觉得没有这么多的页数似的。”
胡愈之对邹韬奋的思想转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邹在自传中对此很少提及，只在《经历》中一笔带过，提到了胡愈之从法国回来，到香港帮助作者办《生活日报》：“被我由法国电请回来帮忙的胡愈之先生，他的办公桌就在我的对面。有—夜他发现一个大蜈蚣！如在不知不觉中，乘他在写作无暇他顾的时候，取道他的裤脚管向上前进，那还得了！他生怕再有蜈蚣出来。他摇头慨叹这种地方真有些危险！我想他当时的两个裤脚管里大概是常在宣布戒严的状态中!”[10]对与胡愈之的友谊不多提及，究其原因，可能是当时胡的左倾色彩十分明显，而作者的自传写于政治高压的年代，因此有意地对两人交往的具体情况加以回避。
（２）对于反面人物的描写：对于前来游说的国民党系统的L、C先生（指刘健群、张道藩），尽管作者的感情是厌恶的，还是刻画得活灵活现，突出表现了对法西斯党棍的“领袖脑壳论”的嘲讽。这里反映出邹的思想理论的基础是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而领袖脑壳论则来自法西斯的“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是法西斯独裁的思想基础，与作者的进步理念是格格不入的。
而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官刘百闵，尽管邹韬奋作为一个崇尚民主、维护“言论自由”的新闻报人来说，对新闻检查制度是从根本上予以否定的，他仍然写出了这个新闻官较为“讲理”的一面，新闻出版者们的“通情达理”，愈加反衬出了大多数新闻官的颟顸和霸道。
对于早期在《时事新报》接触到的陈布雷、潘公展等同行，尽管其后来政治上转向亲蒋、与作者政治立场迥异，作者也并不回避自己早期从他们那里学到的新闻从业经验，反映了邹韬奋对他人评价的客观公允，这在自传写作中是难能可贵的。如：潘先生当时在新闻界已有了十几年的经验，我和他相处一年，在学习方面得到不少的益处……我在时事新报馆工作的一年，是我生平更有意义的“练习”的时期。我常觉得我的这一年的“练习”，比进什么大学的新闻科都来得切实、来得更有益处。[13]
二、自我评价以及对他人的评判准确客观
传记作为与史学有联系而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对作品的真实、客观性要求是不容置疑的。因而作者是否能够对自我与他人做出恰如其分的评判，就成为评价自传性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邹韬奋对于其成长历程与新闻活动的自我剖析，对他本人的报刊活动在新闻史、文化史上的地位的评判，基本上是准确、客观的。与其它类似的自传性作品相比较，可以说，另外一些人的自传中存在着自我吹嘘的成份，而邹韬奋的这几本自传性作品中是没有的。
例如，邹韬奋提到早期接受新式教育的动机时，并不讳言其父亲和他本人的真实想法，是以后能当工程师、赚大钱，而不是出自什么“救国济民”的宏大志向。这样敢于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更显得作者的自传写作态度诚恳、文字真实可信：“我在那个时候，不知道工程师究竟有多大贡献，模模糊糊的观念只是以为工程师能造铁路，在铁路上做了工程师，每月有着一千或八百元的丰富的薪俸。父亲既叫我准备做工程师，我也就冒冒失失地准备做工程师。其实讲到我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14]
类似地，作者在叙述自己写作生涯时的开端时，谈及他起初给报刊投稿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想锻炼写作才能，但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则由于自身经济的窘迫，于是想赚些稿费：“我读到中学初年级，几个月后就陷入了经济的绝境，我知道家里已绝对没有办法，只有自己挣扎，在挣扎中想起投稿也许不无小补。但是不知道可以投到哪里去。有一天偶然在学校的阅报室里看到《申报》的《自由谈》登着请领稿费的启事，才打定主意写点东西去试试看……”[15]
作者在谈到自己对写作的兴趣时，提到了早年梁启超、黄远庸等人的言论、通讯作品对他产生的巨大影响，承认自己并非是“生而知之”者，这样的自我评判能够尊重客观历史。如书中提到，他从老师沈永癯那里几本几本地借来《新民丛报》看，“简直看入了迷”，“他（梁启超）的文章的激昂慷慨、淋漓痛快，对于当前政治的深刻的评判，对于当前实际问题的明锐的建议，在他的那枝带着情感的笔端奔腾澎湃着，往往令人非终篇不能释卷。” 类似地，他还提到了黄远庸的影响：“在那个时候，我对于《时报》上的远生的《北京》通讯着了迷……他所写的内容，和所用的写的技术，都使当时的我佩服得很，常常羡慕他，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做成那样一个新闻记者……”[16]
而那个时代的自传写作，做到准确、客观并不是很容易的，有传记理论界学者对此总结到，无论是文学家还是政界人物的自传和回忆录，从“赤裸祼的真实”一点上来说都有一定的距离，前者常不免虚拟夸张，后者则不免作种种隐讳。这很大程度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所决定的，对此，黄绍竑《五十回忆》一书的“引言”中有个实在的解释： “我是一个当代人而且还是一个与当代政治颇有关系的当事人，”因而要写出自己所经历的各种政治事件，也难免仍然怀着历史上的恐怖……[17] 而在《经历》等自传中，邹韬奋对自身与它人的评价，往往是比较恰当的，这是这几部自传非常可贵之处。
试与时代相近的高长虹的《走到出版界》作一比较，可以看出高长虹的《走到出版界》中对己评价颇多虚夸不实之词，而对于同时代的文化人的评论又多从个人感情出发、意气用事，对他人任意指摘攻击，远不能做到客观公允。如高长虹在《文化的论战》一节中是这样肆意贬低著名学者胡适的：“胡适自己的文字，便没有同文化有什么关系的。整理国故吗？那只是整理中国古代的文化！宣传或应用实验主义吗？那也只是宣传或应用外国的文化，况且，国故与实验主义究竟是不是文化，还是没有先决的问题呢！……则胡适除了一些谈说的闲话外，有没有文学，科学，乃至哲学，乃至好政府把来给人看呢？[18]
他在“题郭沫若文艺论集”一节中，更以打油诗的形式对郭沫若进行人身攻击：“有什么壮士，又有什么神女，/我遥想着这冢中的主人，/这人他活着时荒唐，／而今已死了呵犹在作梦。”[19]对与其有着个人情感恩怨的鲁迅，高长虹在书中也颇多明枪暗箭、冷嘲热讽。
此外，高长虹的书中还有攻击周作人、郁达夫、蒋光赤等几位同时代文化人的文字。这样的作品，在记叙、评价之时都掺杂了过多的私人感情，写作态度不够严肃，评价又从个人好恶出发而显得过于随意，当然就很难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当时的文化界面貌了。与那些多有“不实”之辞的自传及回忆录比较，更可见韬奋自传的价值。
三、作品中流露出作者的进步社会观与历史观
一般来说，选择任何一位传主并撰写任何类型的传记，都不能不反映出作者本人的社会政治观。“所谓社会政治观，其表现形态是一种政治倾向，而这一点往往是通过对于传主生平事迹的材料的搜集运用以及某种评价性言词表现出来的。”[20] 从传记理论批评的角度说，作者的社会政治观构成了传记的派生要素，其进步与否也成为衡量传记作品质量的标准之一。
与之相关联的另一个概念是作者的历史观。传记作品在本质上应归属于史学范畴，文本中蕴含的历史观自然也成为评价作品深浅得失的一个要素。传记作品的历史观含有多方面内容，“重要一点在于：对于传主生平思想活动的描述和相应的历史评价是否遵循历史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否严格地局限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来考察分析一切问题？”[21]
在邹韬奋的三部自传中，作者对其人生经历的阐述，以及与自己有密切交往的人物表现出的感情色彩、言词中流露出的褒贬意味，无疑也反映出了其本人的社会观与历史观。邹韬奋始终把促进社会进步和民族解放事业作为从事新闻出版事业的目的。他一向认为，新闻记者的活动要有正确的动机，要为社会的福利而活动，要以社会改进为目的，这些观念都充分地在《经历》等自传中体现出来。 另外，他在《生活日报》创刊词中曾鲜明指出:“本报的产生正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最迫切的非常时期” “本报的两大目标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这也是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22]
又如，邹韬奋认为新闻工作者应该是代表了最广大民众的利益的：普通社会一般人给与报人的头衔，叫做“民众喉舌”。我们不必讳言世上尽有报人做豢养他的主子的“喉舌”，和民众恰恰立于敌视的地位；但是就原则上讲，报人应该是“民众喉舌”，那却是无可疑的。平时这样，在非常时期更应该这样。同人愿以自勉的第一义，便是以全国民众的利益为一切记述评判和建议的中心标准。[23]
面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利诱，邹韬奋没有屈服，而是尖锐地批评国民党政府和香港当局的新闻检查制度，坚决主张社会大众应该享有言论自由。在创刊办报实践中，邹韬奋力争做到思想与时代同步，与社会俱进。早期他为社会提供“精神食粮”而积极创办刊物，后来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根本改造社会制度，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邹韬奋先生的思想虽然有差异，却始终是心系国家和民族发展，始终以社会的改进为努力的目标。
在三十年代著名文化人撰写自传还不算多的情况下，邹韬奋写出了《经历》等自传，集中回顾了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斗争历程，而且比较尖锐地触及到了时事，如抗日救亡活动、争取民主运动、新闻检查制度等，体现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鲜明的政治立场，无疑对其他知识分子写作类似传记起到了引导作用。而这几部自传的客观性，使其具有了“信史”的性质。在语言方面，这部作品又不乏形象性的描绘刻画、以及各种修辞手法的恰如其分的运用，语言生动而风趣，且整体上看颇具情节性和戏剧性，这使得这三部自传性作品呈现出浓郁的文学色彩，完全可以当作优秀的文学作品来读.。
继邹韬奋自传后，不少文化界人士的回忆录中对自我及他人的评价也能做到客观公允，有的则掺杂了许多个人恩怨在内。文化人的传记应该如何来写，邹韬奋传记树立了某种标杆，后来的新闻出版人士写自传往往绕不开韬奋的影响。直到现在，邹韬奋的传记作品依然有着较高的研究价值，同时也是值得文化界，尤其是新闻界人士仿效学习的。
注释
[1] 邹韬奋．韬奋全集（第七卷）［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30
[2] 邹韬奋．韬奋全集（第七卷）［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36．
[3] 朱文华．传记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46．
[4] 邹韬奋．韬奋全集（第七卷）［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32．
[5] 邹韬奋．韬奋全集（第七卷）［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61．
[6] 邹韬奋．韬奋全集（第七卷）［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75．
[7] 邹韬奋．韬奋全集（第七卷）［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74-175．
[8] 邹韬奋．韬奋全集（第七卷）［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53．
[9] 邹韬奋．韬奋全集（第七卷）［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48．
[10] 邹韬奋．韬奋全集（第七卷）［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70．
[13] 邹韬奋．韬奋全集（第七卷）［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95．
[14] 邹韬奋．韬奋全集（第七卷）［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34．
[15] 邹韬奋．韬奋全集（第七卷）［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41．
[16] 邹韬奋．韬奋全集（第七卷）［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44．
[17] 朱文华．传记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135-136．
[18] 山西省盂县政协《高长虹文集》编委会．高长虹文集（中）［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105
[19] 山西省盂县政协《高长虹文集》编委会．高长虹文集（中）［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136
[20] 朱文华．传记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47．
[21] 朱文华．传记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49．
[22] 邹韬奋．《生活日报》创刊词[A]．穆欣编．韬奋新闻工作文集［Ｍ］，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105
[23] 邹韬奋．《生活日报》创刊词[A]．穆欣编．韬奋新闻工作文集［Ｍ］，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