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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与身份:自传研究的新视角

1970年代以来,自传成为西方学界眷顾的对象之一,自传研究出现了兴盛局面。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偏见与狭隘的视域,更客观、全面地对待自传这一文类。一方面,在研究者眼中,自传的

1970年代以来,自传成为西方学界眷顾的对象之一,自传研究出现了兴盛局面。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偏见与狭隘的视域,更客观、全面地对待自传这一文类。一方面,在研究者眼中,自传的范围大大扩展了,它可以涵括一切形式的自我“生平写作”(life-writing),除正式自传外,回忆录、游记、口述历史等边缘自传,以及日记、书信、检查等私人文献都被纳入了研究的范畴。英国学者马格莱塔·乔雷主编了两大卷的《传记百科全书:自传和他传的形式》,将各种类型的自传包含在内,富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国内传记研究专家杨正润先生在其新著《现代传记学》、《众生自画像:中国现代自传与国民性研究(1840-2000)》中也都是采用此类“大自传”观念,突出了其“自我生平写作”的特点,代表了自传研究的现代观念。另一方面,自传的写作主体,即自传者的身份也呈现更加多元的趋向。在研究者看来,自传研究不能再局限于欧洲“白人、男性、有高等文化修养者”[1]59,研究涉及的人群、身份应当更加宽泛,尤其是之前被忽略的群体,由此女性、有色人种、少数族裔等自传受到了认可与尊重,自传研究趋向开放和民主。如勒热讷就曾呼吁说:自传是一种人权,成为你自己的生活的主人!将自传写作与基本人权联系起来,高度肯定了自传的价值。豪威尔斯则称自传是文学中“最民主的领域”,波乔科兰德非常赞同,认为任何人的自传都是能够“迷人的”,不管乍看起来是多么“简单甚至庸俗”[2]15

研究者自传观念的这种变化表明,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了自传的本质特征与基本要素,接近了这一文类的内核。从根本的角度看,自传的核心问题并非读者或研究者过度强调的自传者的出身或内容的真假问题,而是作为主体的自传者的自我意识与自我表达问题。自传是自我意识的结果,是自传者实现自我认同和自我解释的方式,带有鲜明的主体性,其中关键之处就是自传者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这决定着自传的品格与具体样式。从这一角度出发,任何形式的自传,任何人写作的自传都具有平等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因此,自传研究应该返归主体,从自我意识与身份理论出发,建构新的自传诗学。

自我意识是人类探索自我、认识自我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发展。古希腊人曾告诫世人:认识你自己。哲学家卡西尔则说,“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 [3]3。认识自我这一命题被认为是一切思想的中心和阿基米德点,甚至被宣称为“人的基本职责。”[3]6它是人的一种基本特性。在近现代社会,自我意识被看作是人具有现代意识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个性意识,并呈现出现代自我的独立、自由意识。杨正润先生指出,具有主体性的“自我”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出现的:

在古代希腊文和拉丁文中没有“主体”一词,在古法语和中古英语中“主体”是“臣民”的意思。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步解体,“主体”就增加了“人”的含义,在现代哲学中,主体又指“自我”、“自我意识”。[4]113

科恩也认为,“封建联系的瓦解扩大了个体的自觉自我意识领域。人要在多种多样和不断变化的情况中独立作出决定,这种必要性要求人必须具有发达的自我意识和坚强的、亦即坚定灵活的‘自我’。[5]149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的普遍人性论的共同特点就是“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主体的原发性、自主性和独立性。”[4]113由此,对个性、自我的强调成了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

自我意识存在于人的思维之中,并呈现为多种形式,通过不同的文学、艺术等载体加以表达,自传就是其中最普遍、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与主体的形成相应,自传与自我意识的真正结合也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开始的,是自我主体性发展的结果。这是西方个性主义萌发、张扬的时期,也是现代自传的初步发展时期。葛德文说,“‘自我’,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词语‘个体’、‘个人’,其现代意义的出现不早于17世纪”,“自传——作为融汇了自我、生平与写作的文类——是人类个体性进化的文学、文字记录。”[6]10自传与自我意识相结合的典型表现,就是在18世纪形成以卢梭《忏悔录》、歌德《诗与真》、富兰克林《富兰克林自传》等为代表的自传黄金时代。马库奇在分析英国自传与个人主义的起源的关系时也指出,现代自传的出现与18世纪后期“个人主义自我的明显出现相关联”,这种个人主义自我“即自我中心者的身份,就如同古斯塔夫的史传式的‘创造者’,他把自己当作对象加以神话,把自己看作自己的主宰。”[7]8这就意味着对个人价值、追求的高度肯定,每个人的存在都得到了尊重,而不管其地位与身份如何。

自传者以自身为对象甚至“主宰”, 有利于个体意识的传达与自我的呈现,但是往往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从而背离传记的真实性要求。在这一意义上,自传就不止是一般客观的自我认识、自我表达,而是一种自我建构和对自我的解释。古斯塔夫认为这正是自传的独特之处:“它不是给我们展现个人生涯客观的阶段——这是历史家的任务——而是揭示创作者给他自己神话般的故事赋予意义的努力。”[8]48波乔科兰德也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自传“是人们如何阐释和说明他们的生活的一种记录”,通过自传,“我们探究,也可能是创造人生的意义。”[2]ix-x 创造性的想像和重构是记忆的一个基本特点,这也正是歌德把他的自传题名为《诗与真》的道理所在。斯宾格曼也指出了人的自我意识的变化对自传写作的影响,提醒人们应在二者的关系中认识和把握自传:

我们应当历史地看待自传,不能把它看作作者们一再重复地写作的同一事物,而应当把它看成是用不同事物和不同方式描画出的图案,他们以此来对应不断变化的关于自我本性的观念,以这种方式自我可以得到理解,并且可以正确地表达这些理解。[9] xiii

他还详细梳理了自传研究史上的重要文献,指出了研究的基本发展趋向。自18世纪以来,以约翰生博士为代表,对自传的历史文献性价值、文化价值及主体性的研究就开始了,而且伴随着自传的发展而发展。起初的研究强调的是自传作为传记材料的价值,到了20世纪以后研究者更侧重自传中传主的个性人格。这意味着研究者对自传的主体性问题越来越关注,“自传的主体性现在已成为一个研究的话题”[2]x,逐步从“自我的本性”转到了研究“人如何谈论自我”的问题 [2]2。当然,二者是难以割裂的,人如何谈论或塑造自我,如果不是从叙事学或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其根本问题还是关涉到自我意识和自我表达的问题,即自传者如何在自传中描述并呈现自我形象的。由此看来,自我意识和主体性问题正构成了自传研究的切入点和有效途径。

与自我意识相关联的是身份意识。自我意识的表现有多种样式,身份(identity)是其中的核心与关键。或者可以说,自我意识是身份的基础,身份则是自我意识普遍而突出的表现,是个体存在的基本要素:

所有的人,在他们作为人的能力范围内都有一个关于自我的独特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自我身份”。 [7]18

基本而言,身份就是个人区别或认同于他者的表征。一个人的身份非常复杂,它具有多重性、流动性和关系性,如在不同语境下生成的自然身份、职业身份、民族身份、文化身份等。因此,身份是一个很难确定的概念,它自身就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是认同与差异、统一与变化的协合。纽曼认为,“身份概念聚焦的是个人对过去的认同、当下的角色以及未来的志向的积极整合。”[10]164-65指出了身份的自我建构和理想认同特征。瓦尔曼则认为,身份处于两种相互矛盾的趋向的张力中,即“作为个人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性的身份(如在‘身份证’中),或作为将个体置于某一群体的共同特征的身份(如在‘身份政治’中)。”[11]xii在前一种情况下,身份是差异的本质要素,保证个人和他者的区分;在后一种情况下,身份是差异的抹杀和对立面,让人忽视独特性而承认集体性。不过,并不存在对纯粹群体性或纯粹个体性身份的追寻,如维特拉伯说,“没有人会纯粹追求一个模范,也没有人会仅仅追求独一无二性。”[12]xvi因为个人生活与社会环境、文化语境密切相关。这正构成了身份面临的复杂处境,“认同性”和作为“身份认同的对立与补充”的“相异性”形成身份认同的两极。

亨廷顿在研究文化冲突对自我认识和身份的影响时,也总结了不同学者对身份的定义和分析,他概括性地指出了身份的几重内涵:

第一,个人有identity,群体也有identity

第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identity都是构建起来的概念。Identity是想像出来的自我:我们想到自己是什么人以及我们希望成为什么人。

第三,个人有多重身份,群体在较小的程度上亦是如此。

第四,identities由自我界定,但又是自我与他人交往的产物。

第五,对个人和群体而言,各种identities的重要性是随情况而定的。[13]20-22

亨廷顿的分析比较全面,指出了身份的建构性与多重性,对身份研究很有启发,对我们认识自传也有很大的帮助。不过对自传来说,身份更主要的是一种对自我的认同,杨正润先生就指出:“身份是对一个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确认或自我确认,自传中的身份意识即作者对自己身份的确定。”[14]23它是自我意识或主体性影响的产物,而且,在作者所描写的多种身份中,他往往会倾向于确定一两个主导身份,以此强调自己的社会定位和角色。

在这一意义上,自传、自我意识与身份结合了起来。自传研究者托马斯·库塞在分析自传的“权威性”问题时指出,这种“权威性”就“来源于个人体验,来源于记忆和主体性——即自我身份。”[15]73他将自传的主体性和身份问题等同起来,也就意味着肯定个人的身份认同对于自传写作的重要影响。确实,自传与身份难以分割,“谈到自传,叙述和身份就密不可分地联结在一起”[16]3,自传者总是以一定的身份进行写作,并试图让人们接受他的这种身份。在《传记百科全书》的“身份”这一辞条下,布鲁克米尔就指出,“和在生活中一样,在传记中身份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它既是书写个人生活的一个动机也是其结果。”[15]455

身份意识贯穿在自传写作之中,与此相应,自传就是身份认同的体现,这是一个相互生发的过程。或者说,自传就是自传者在身份引导下进行的自我塑造,这一过程也正是他构筑自己身份的过程,形成了自我认识、自我表达与自我认定的循环。从身份的角度入手,恰恰可以深入自传的中心,探究自传者对自我形象的塑造与认定,分析他如何确定自己的主导身份,同时又如何回避了自己的某些身份,进而可以深入自传者的内心世界,展现其多元复杂的心理空间。

作为现代自传的先驱和典型之一,卢梭的《忏悔录》鲜明地体现了自传、自我意识与身份的密切关系,而且,从这一角度也可以更客观地把握这部自传的品格。众所周知,卢梭写作这部自传,怀着通过自我暴露进行自我辩解的意图,是他高度自我意识的产物,而这一过程,也正是卢梭实现自我身份认定的过程。通过认定,他找到了自己区别于他人的特性,进而加强了对自身的认同。勒热讷对《忏悔录》评价极高,他认为《忏悔录》一下子挖掘了自传的几乎所有潜能,出现了一些全新的特点,其中一条就是:“卢梭是一个寻找自己身份的人。”[17]59他要通过自传来认识自己,通过重建过去来建构自己现在的身份。阅读《忏悔录》可以发现,卢梭在自传中描绘了自己的多种身份:日内瓦公民、仆人、情人、父亲、罪人、作家等。不过,对卢梭来说,最为重要的,也是他所认同和强调的主导身份则是“公民”以及“人类的精神导师”身份。公民是他与生俱来的自然身份,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和权利,而以作家为职业的导师身份则是他的文化身份,是自然身份的发展,表现了其人格的演变与社会承担意识,并由此导致了他一系列的痛苦与不幸。

对于公民身份,卢梭有过明确的表达,在《忏悔录》一开始就提到:“我于一七一二年生于日内瓦,父亲是公民伊萨克·卢梭,母亲是女公民苏萨娜·贝纳尔。”[18]2这就肯定了他继承的公民身份,这对他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威尔·杜兰在征引这句话后评论道:“最后两个字(指“公民”——笔者),含有深意。因为日内瓦的两万居民,只有1600人拥有公民的头衔和权利,卢梭个人的历史即由此说起。”[19]7也就是说,作为公民,他虽然出身低微,但有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其人格独立的基础,自传写作也正是这种权利的实现。斯塔罗宾斯基也指出,在那样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时代,卢梭认为自己有权利向公众展示自己,并敢于写作自传,实际上是他公民身份的内在认定和肯定的结果,“他既不是主教(如圣奥古斯丁)也不是贵族(如蒙田),他也没有在宫廷和军队中任职”,他是一个穷人、普通人,不得不为了每天的面包而劳作,他敢于讲述自己的故事,展示自己的存在,恰恰是因为“他是一个人,他内心的情感并不依靠社会地位和财富来衡量”[20]184。他确信自己的“内心生活和私人生活事件都有着绝对的重要性。”[20]185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日内瓦的“普通公民”,他认为记录自己的情感和生活不无意义,其命运值得作为“范本”留下来,这是一个普通人的真实、坦诚的生活,与人们已经非常习惯的“具有高等社会地位的人的传记和回忆录”[21]303,如伟大的英雄和著名的将军的自传不同,这也正是其独特价值所在。在此基础上,卢梭对自己的丑行、过失的暴露和辩解也有了依据,其逻辑在于,他只是普通的公民,在那样的等级社会中,他缺乏贵族的权势和社会地位,不得不自我谋生,社会的压力加上人类的一般弱点和缺陷,导致他的丑行或堕落行为,如偷盗、撒谎、遗弃孩子等不道德的行为,这是他作为公民自我保护和维持生存的必然。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也可以理解卢梭肯定人的自然天性,而批判社会文明的一个出发点:恰恰是所谓文明构成了人犯罪的基础和动因。

公民是卢梭的基本身份,他对此甚至引以为豪,但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肯定、留恋,对社会不公、堕落的不满,加上自身的不幸遭遇,使他逐渐变成了一位社会批判者,他要成为“人类的良心”和“精神的导师”。作为“第三等级”的代表,他描述自己与上层社会对抗的行为、不屈的性格,阐释著作中的思想,从本质上剖析自己的心理,都是在对所有人进行解剖,他承担了这一艰巨而痛苦的使命。第戎学院的征文是一个出发点,此后他开始了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他多次描述过这一事件,就是因为这代表着他身份的巨大变化,从普通的公民逐渐跻身启蒙思想家、作家的行列:“一看到这个题日,我登时就看到了另一个宇宙,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22]433从《论科学与艺术》的写作出发,他开始以自然、个体对抗文明与社会。征文的获奖更是对他的鼓励和肯定,他对自己的身份和思想资源更加认同,这“终于使我的父亲、我的祖国、以及普鲁塔克在我童年时代灌输到我心中的那种英雄主义与道德观念的原始酵母开始发作起来了。从此我就觉得做一个自由的有道德的人,无视财富与物议而傲然自得,才是最伟大、最美好的。”[22]439他记述自己与朋友的冲突、与社会的隔离、孤独的行为,都表明他承担这份痛苦的勇气。对此,卢梭并没有什么忏悔、悔恨,他要使人们认清堕落的根源,从而摆脱社会的侵蚀,寻找本性自我,恢复到理想的自然与情感状态,因为“人的价值完全依赖于他的情感” [20]184,而非社会权利或特权。自传的这种哲理性与教谕性也正是卢梭的重要意图,如同维特拉伯所指出的,《忏悔录》有两层含义:“第一层,这部作品是一个人的自我呈现,深刻地意识到他独一无二的个体性,他期望正是在这种特殊性的意义上被人理解。第二层,对卢梭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部教谕之书。”[12]308由此,卢梭超越了个体自我的局限,使自传带有了普遍的哲学色彩。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可以理解卢梭在自传开篇的大胆声明:它可以作为关于人的研究——这门学问无疑尚有待于创建——的第一份参考材料。这样,“个人的和哲学的目的”渗透在《忏悔录》的每一部分,他“试图为他个人生活最私人的细节注入一种普遍的意义,同时,也试图将最一般的学术问题转化成最深奥的个人问题。”[21]306

由此可见,身份构成了卢梭自传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其自我意识的鲜明体现,借由自传,他也实现了对自我的重新/塑造和人生定位。身份视角正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卢梭自传的有效路径,使我们能尽可能地接近卢梭的写作语境,客观地审视其自传的表现,进而能更深入地了解自传者在自我认识与自我描绘时的种种情境,其中的自我暴露、自我隐瞒、自我辩解等因素都找到了解释的依据。

自传研究专家奥内曾指出,一般而言,“自传是最简单也是最普通的文学事业”,每个人都可以写作自传,且不论其文学成就如何,但同时它又远非如此简单,因为它又被看作是“一种极为大胆的、甚至是有勇无谋的事业——是进入了连天使可能都非常害怕踏入的领域的一种冒失的冲动。”[23]3其根本原因是它触及了人存在的根本问题:自传写作和研究都是对“人”这一“斯芬克斯之谜”进行的探索,是对“认识你自己”这一古老命题的回答。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有着各自的自我认识与表达方式,其答案自然也就各各不同。自传的品格与个体自我意识必然有着密切的关联,如居斯塔夫所言:“很显然,在一种文化环境中,恰当地说,如果自我意识不存在的话,自传就是不可能的。”[8]30任何自传都必然是某种程度的自我意识的表现,或强或弱,二者不可分割,而自传者的复杂境况与身份正直接决定了自传的多元风貌和面相。

诚然,要做到真正全面而准确的自我认识和真诚坦率是非常困难的,自传者为自我身份所影响来选择并展示的自我,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一种“合法性的偏见”,体现着自传者鲜明的个体意识与主体精神。认识与研究自传,就应该将自传看作“艺术品”,“超越真实与谬误来看待自传的意义” [8]43也就是说,自传的核心问题就是自我意识、身份认同问题,“自传最终成了一种自我的认识论。”[24]30而且也必定如此。从这一角度出发,也许能超越那些关于“自传之死”的抽象思辨和纯粹理论之争,返归自传的根本特性,给自传以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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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consciousness and Identity: the New Ways of Autobiographical Study

LIANG Qingbi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Abstract: Autobiography, self-consciousness and identity are inseparable in the writing and studying of autobiography. One autobiography is the product of the writer’s self-consciousness, and it’s the way by which the author gets his self-awareness, self-identification and self-interpretation. With the distinct subjectivity, the pivot of autobiography is the autobiographer’s identification of himself, which determines the characters and forms of the work. Autobiographical study should return to the subject itself,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elf-consciousness and identity, constructing the new autobiographical poetics.

Key words: autobiography; self-consciousness; identity; subject


文章分类: 学术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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