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萧军杯辽宁省首届传记文学评论奖论文选》
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传记文学评论集是辽宁省传记文学学会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辽宁省传记文学学会成立十周年，与省社科联、省文艺理论家协会联合举办的辽宁省首届传记文学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其中有十余篇评论荣获了辽宁省首届萧军杯传记文学评论奖，作者多为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省内高校文学院的研究员、教授与知名文艺评论家，他们以对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热切关注，对辽宁省30年来在传记文学创作上卓有成就的作家、作品进行研究，并深入探讨了当代传记文学创作中的诸多带有普遍的理论问题，视野开阔，论题广泛，阐述精当，发人深味。在当下传记文学热滚滚涌潮，传记文学评论与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的背景下，这个论文集的问世恰是当代传记文学发展繁荣的一个缩影。
从上世纪未到本世纪初，传记文学成为世界各国读者的钟爱，也正成为中国亿万读者的热读。2006年6月，第二届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年会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召开，这所大学有一个重要的学术机构，即“传记研究中心”，学术定位是“致力于传记写作的跨学科研究"。而组织这次年会的国际传记文学学会是由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赵白生教授1999年创建，参与者囊括了世界这一研究领域的一流学者，仅到夏威夷参加年会者即达三百余人。这种传纪文学研究热，也恰是世界传记文学热的一个侧面。访美归来的武汉大学教授樊星说：在美国“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学常是旗鼓相当的”。同样，在欧洲，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欧文•斯通的《凡•高传》和当代戴高乐、戴安娜、比尔•盖茨等人物传记所代表的非虚构文学与虚构文学在读者中也是平分秋色的。
在当代中国，传记文学日渐广泛地走进亿万人民群众的家庭，融入人们的社会生活。在地铁里青年人津津有味地读《痛，并快乐着》，在科研院所《杨振宁传》被传来传去，在家庭的书架上摆着《我的父亲邓小平》、《思念依然无尽》等，早已并非鲜见。据统计，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我国内地出版的人物传记仅500余种，而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传记文学雨后春笋般的涌现，铁竹伟的《霜重色愈浓》、柯兴的《风流才女——石评梅传》，权延赤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等传记掀起的一次次轰动效应推动下，传记文学常成为读者的阅读首选。1984年至1990年七年间，我国内地出版的人物传记就达3700多部，是建国初17年的7.5倍，其后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人物传记每年更以超千种的速度递增。《人物》、《中华儿女》、《名人传记》、《传记文学》等刊发传记文学的的杂志更为读者喜爱畅销不衰，以至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惊喜地认为传记文学已进入“黄金时代”，“传记文学则正充分显示着它的文体上的优势，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的确呈现出比其他文学品种更为生气勃勃的前景。”《雷锋的故事》作者陈广生告诉我，据《人民日报》一位记者调查，这本书1990年即已发行2千余万册，迄今又过去近20年，大致已有远远超过亿万的读者。老作家杨大群几年前完成的长篇传记文学《毛岸英》，出版不久即多次重印，他得到稿酬近50万元。读者对先烈的炽情感动着大群，作为回报，他将稿酬全部捐赠给希望工程，在邻近朝鲜的丹东市郊区建起了一座以毛岸英命名的希望小学。
传记文学为何这样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它有怎样的文体优势?樊星教授认为：这“与现实生活正变得越来越出人意料的现状有关(就象不少作家感叹的那样：实际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的不可思议，已远远超出了作家的想象力)。从成功人士的经历中去感悟人生的启迪，从历史的烟云中去了解鲜为人知的往事，一如从匪夷所思的历史事件中去发现世界的不可理喻一样，已成为当代人需要传记文学的重要原因。”本书中晓宁在评论萧军传记时认为：“在一个价值被重新估定、历史被重新淘洗的时代，被后现代学者称作逻各斯中心主义解构的时代，各种框架、结构、成规都受到挑战，人们可以尽情摆脱曾经的多重束缚，对以往被尘封的经验，扭曲的历史进行公正的评说，从而构建起属于个体的言说方式。传记文学作为以人物为中心的文体样式，不但是作为学者进行研究的第一道不可逾越的资料，而且它自身的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均不容小觑，西方理论家将它称为将坚硬的花岗岩(史实)和绚丽的彩虹(人格)融于一体的艺术。它拔开历史迷雾，将传主真实的人生样态呈现给读者，来获得他们所期许的现实意义或历史意义"二位说法有别，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好的传记文学作品具有无可比拟的教育功能、历史意义与文学启迪价值。传记文学的这种优势已被文化教育部门关注，在中学教学改革的形势下，教育部决定，在实行课程改革的学校，高中语文要开选修课了，其中一门即浙江师范大学陈兰村教授主编的《中外优秀传记文学选读》。
传记文学发展繁荣的这种态势必然促进对传记文学的评论与理论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一些研究传记文学基本理论与传记文学发展历史的专著即陆续问世，朱文华的《传记通论》，李祥年的《传记文学概论》，杨正润的《传记文学史纲》，韩兆琦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陈兰村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等都出版较早，较有影响。本世纪初在大连召开的全国首届传记文学学术研讨会上，湖北荆门的全展教授宣读了论文《论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随后，又出版了专著《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全展不但对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详尽的梳理，而且站在传记文学理论前沿，对传记文学形态的多元化与艺术创新进行了学理分析，进而指出：“当代传记文学以其累累硕果向人们证实，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传记文学都有重大的革新，它已经具有了越来越鲜明的个性特征，由散文的附庸而蔚为大国，成为一支独立的又字体裁，在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传记文学占有了自己的地位!”全展的这一论点，在他其后问世的《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一书中从基础理论层面更得到充分的拓展。因此，全展被识者评论为“当代传记文学研究的拓荒者。”为传记文学理论研究投入巨大热情的还有四川的郭久麟和解放军的李健。前者以极大的学术胆识写出了《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呈示了宏阔的学术气象和扎实的理论品格；后者更以构建中国新时期传记研究的理论框架为己任，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研究》。李健认为，传主形象的变化与突破，是传记文学在新时期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并进而探讨了“史传合一”的特征和新英雄主义的精神、人文精神的重建和大众化的趋势等深层理论问题。可以说，传记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的这种态势，充分显示传记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重要而特殊的部分，已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繁荣时期。
辽宁省首届传记文学学术研讨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与会的学者、评论家们在探讨张毓茂、徐光荣、萨仁图娅、赵杰、杨大群、颜廷瑞、徐彻、汤士安、李占恒、王占君、刘恩铭、毕宝魁、黄瑞、武斌、康锦达等辽宁作家的传记文学创作时，也正是面对新时期传记文学创作态势进行深入研究。这些作家的作品缘何能在读者中间产生影响?其中佼佼者缘何能走向全国、走向海内外?许多评论家在研究作家与作品个案时，都论及新时期传记文学创作带有普遍性的理论课题。如吴玉杰教授评《国宝鉴定大师杨仁恺》时，探讨传记文学的历史理性与文化审美；卞地诗教授在探讨毕宝魁的历史文学传记时，以较多文字研究传记文学创作中如何实践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夏门集美大学姚楠教授在研究李占恒一系列传记文学作品后，结合作家的创作集中探讨了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呈示；而张克正在研究了康锦达记述人民代表冯有为的传记文学《焦点老人》后，关切地探讨了传记文学贴近现实、服务现实的问题，他的论文题目即冠以《吁请法制民主的猛士》……可以说近二十篇学术论文，涉猎到当代传记文学基本理论的方方面面，许多论述都触及当代传记文学理论的深层，阐发出诸多卓见。因而，这些论文不仅对探讨、总结辽宁传记文学创作收获极有价值，对研究中国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现状与进一步推动这一领域创作与理论的发展繁荣也大有裨益，因而在编发这些论文时，我将论文集冠名为：《传记文学、当代中国热读》，意在为中国传记文学热推波助澜也。
自然，写到这里，我的视野中并非没有看到传记文学发展中的种种隐忧。北京大学赵白生在为全展新书写序时即提到几点，其一是“当代传记文学数量上去了，可是选者和史家还是不买账，依旧没有在选本与文学史里给予传记文学一席之地。"他举出了“中国新文学大系”与时下一些文学选本，文学门类中有文学理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杂文、报告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儿童文学等，唯独没有传记文学，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看来，正在成长的事物获得承认总是需要时间的，比如“报告文学"，就是20世纪才在中国逐渐兴起的，也是几十年后才被普遍认可。我甚至乐观地憧憬，有朝一日，中国作协的鲁迅文学奖或可增添一个“传记文学奖”，中国作协全委会若做出这一决议，当是有识之举。其二；“缺乏严肃的传记文学批评，是另一大病灶”。赵白生教授的这一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过去这方面的批评确为鲜见，而能发表传记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报纸、刊物也确实不多。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辽宁省传记文学学会与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在2002年共同发起举办了“首届中国传记文学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传记文学的崛起与勃兴》，2006年与2008年，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又先后举办第二届中国传记文学学术研讨会与中国传记文学(中短篇)优秀作品研讨会，规模更大，探讨的传记文学理论问题更加深入与广泛。而全展主编的《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在全国首家设立了“传记文学研究”专栏，成为全国高校学报特色栏目，在其带动下，许多院校学刊也都发表了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与专著评论，2008年发刊的《中国传记文学》，办刊伊始就旗帜鲜明地在“学术论坛”、“学术探讨"、“书评”等栏目张扬传记文学理论研究，这样一浪高过一浪的传记文学学术研究活动，势将推动我国传记文学的创作、评论及出版事业更加活跃，更加兴旺。
此刻，又令我想起在一次中外传记文学研讨会上一位学者的预言：传记文学可能成为21世纪标志性文类。我认为，这位学者的憧憬是建立在对传记文学这一特殊文体的功能、意义与价值的科学判断之上的，这一期待将会变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