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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的盛世——十八世纪

摘要:18世纪是传记文学的盛世。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传记有了真正的倡导者和执行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年代的人会如此关注这一文学形式,并创作出如漯textarea>

     摘要:18世纪是传记文学的盛世。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传记有了真正的倡导者和执行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年代的人会如此关注这一文学形式,并创作出如此丰饶的传记实例。而人的生命意志和智性光辉借此得以无限地光大和张扬。

     
     概说:
     人类学家拉斯特说:所有社会,包括我们每个人,最终都会“迷失在时间中”。所以人类不仅需要真实的历史事实,更需要记载真实人物的传记。经历、故事和语言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1](P4) 而传记正是将传主的经历借助语言加工成故事,并通过故事语言达到对他人和自我的理解。因而在传记中我们能看到经历,听到故事,还能享受到语言的美感(如果有的话)。
     18世纪是传记文学的盛世。当时的学界几乎没有人拒绝传记写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年代的人会如此关注这一文学形式,并创作出如此丰饶的传记实例。诗人蒲柏去世后的20年间,有5部传记作品问世,还不包括有关他的轶事和信件;约翰逊去世后10年间,至少有7部传记出现。“18世纪后半叶的传记艺术作品如此丰富,任何试图将其全面列举出来的想法都不仅单调乏味而且是不自量力的。这是一个威廉•奥蒂斯(William Oldys)、托马斯•博尔斯(Thomas Birth)、 米德尔顿(Conyers Middleron) 的时代;是梅森(Mason)、约翰逊的时代,更是鲍斯威尔的时代”。[2](P63)


盛世之“源”


     17世纪末、18世纪前期的英国,科学理性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启蒙运动的‘狂飙’唤醒了人们的心智,“自我崇拜” 与个性主义代替了“王权崇拜”。这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又一次“人”的解放的时代,是公认的理性的时代。这里的理性是指“人的天然的知性能力,一种天然的法则”。[3](188) 理性的张扬标示出人的进一步独立和生命个体更充分的自由。对人的空前推崇催生出人们对走向心灵深处的心理学的关注和兴趣。人们被自我这面镜子所吸引,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因而精神自传充斥着当时的书架,忏悔文学比比皆是。传记不再只是人的行为及外在的个性表征,既然记录和公开自我思想的经历成为时尚,那么传记艺术所崇尚和重视的走进他人生活、思想深处之路近在咫尺。
     18世纪人们对传记文学话题的谈论、写作实践及阅读兴趣空前高涨。新的读者群厌烦了那些不真实的虚构,他们想了解人的特性和事实,想了解圣贤之外普通人身边的趣闻轶事。而传记刚好可以满足这些求真的诉求,传记发展的黄金时机已到。
     埃德蒙•科尔(Edmund Curll)是一个“难以言说”的英国传记文学的真正鼻祖。印刷工人出身的他,创建了有名的出版社。自己很少写传记,但不遗余力地帮助其他作者收集资料以满足读者的猎奇心。18世纪开始的十年里,他首先批量出版了涉及当时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传记。可惜其中虚构事实不少,但作者们反复强调“真实性,及具体的日期、地点、环境,让其带有文学的色彩而非纯粹的虚构”。[4](P29) 他们对虚构技巧,如具体的对话、戏剧性场面的关注为其传记文本增添了前所未有的趣味性和艺术性。
     18世纪小说的发展推进了传记文学发展的步伐。18世纪早期迪福(Defoe)、理查森(Richardson)、菲尔丁(Fielding)等人的小说开始聚焦生活、关照生命本身。他们对小说人物的心理描写为传记作者真实地刻画传主的个性特征提供了不可忽视的模式。游记、书信、自传等趋向于个人意识探究和坦露的形式,也转向人的自我、内心,成了传记的绝好传料。
     18世纪是一个归纳与经验主义的时代,人们努力寻求宏大的宇宙法则,通过数据的积累和分析来解密物质的本质。而要找到一种解决个体习性、爱好、动机和选择的力量,对人类行为的记录必不可少。正如休谟在其《人性的协定》一书的引言里所说,“在心理学方面,我们必须通过对人类生活的仔细观察,通过对人的合作行为、事件及他们的兴趣的了解中,捡拾起我们试验结果,并将其视为世间的平常事”。[4](P34) 约翰逊就曾经说过:我尊重传记,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自己身边的事,而且是可以直接拿来用的东西。传记的这一实用功效使18世纪的传记艺术之花绽放出片片斑斓。


盛世之“盛”


     传记文学发展迅速、成就最大的18世纪,离不开世纪初相关学者在促进传记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对准确性的坚守。这一时期强调传记写作的客观性的人大多数是牧师。他们带着些许的得意和胜利感,开始查证有关英国伟人的第一手资料,并以书面的形式把自己的调查结果公之于众。
     塞米尔•奈特(Samuel Knight)是世纪初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第一部受到关注的传记作品《约翰•科莱特传》(Life of John Colet, 1724)和后来的《伊拉兹马斯传》(Life of Erasmus, 1726),对怀特•肯尼特(White Kennett)《英国史》中的有关内容进行了考证和校正,并附加了自己调查研究的事实真相资料。
     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在《威克里夫传》( The Life of Wyclif )和《卡科斯顿传》(Life of Caxton)这两部传记作品中,列举了自己查证过的有关翻译家和英国首位印刷业大亨的资料。他广泛搜集信函和原始记录以及建立自己权威性的方法值得后世称颂。
     在搜寻和调查历史数据方面,威廉•奥尔蒂斯(William Oldys)堪称表率。1747年他开始以编辑和主要撰稿人的身份,完成了《大不列颠传记大全》(Biographia Britannica)。到1760年去世前,他共撰写了22篇具有相当传记价值的文章。
     可尼尔•米德尔顿(Conyers Middleton)是18世纪前半叶对传记的撰写方法贡献巨大的另一位学者。他的《西塞罗传》(The Life of Cicero, 1741)10年内再版过三次,是研究18世纪后期传记叙写方法的重要材料。他对传记的认识和态度无疑是超前的。不管从占有材料的完整性还是从写作的方法和风格上来说,《西塞罗传》都比同时代的作品略胜一筹。作者不仅按照严格的时间顺序,详尽地罗列出传主的公共事务,还将其私生活的诸多细节插写进叙述中。而他对传主的客观性评判,更是避免了因个人的崇敬和忠诚而导致的叙述偏差。
     戴维•莫莱特(David Mallet)的《弗朗西斯•培根传》(1740)在献词中这样描述传记作者的责任:“历史学家最有价值的品德应该是对真实的绝对坚守。除此之外。其他品质都可以忽略;否则应该受到强烈谴责:他们误导了本该告知和指导的读者…… 这是我将坚守的原则”。[2](P216) 在传记的结尾,他按照时间顺序罗列了培根的所有作品,这一做法标志着学者传记的一大进步。
     以上学者分别在自己的领域、以自己的特有方式,为人们提供了事实真相,并且声称希望“他们的成就为以后的传记发展扫清道路”。[4](P193) 在学术还处于初始阶段的18世纪,他们对传记研究方法的贡献有目共睹。在他们看来:真实性是史学家们追求的主要目的,典雅性只是个点缀。近代学者隆戈克(Longaker)这样评价道:“追求真实性的人应该得到我们的敬重。…… 他们用耐心和能量奠定了用文学魅力抒写真实故事的地基。他们的传记作品给这个世纪树立了精确的标准,他们的考证调查的方法为促进传记的健康发展意义非凡”。[2](P290)
     对传记的体裁影响巨大的人物非威廉•梅森(William Mason)莫属。他在《托马斯•格雷回忆录》(Memoirs of Gray,1775)中,把私人信函用于传记内容之中。尽管信函作为传记的技巧之一早在世纪初已经出现,但梅森是首位把传主的信函当作人物分析的主要工具的传记作者。在传记撰写方法的改进方面,《格雷回忆录》具有“里程碑的作用,梅森进一步证实私人信件在传记中的强大功效”。[2](P298) 难怪贺瑞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在写给他的信中略显夸张地说:“它(《格雷传》)的价值远远超出当今的技能:是你奠定了传记的抒写方法,任何人想写好一部传记必定要模仿你”。[2](P300)
     罗杰•诺斯是17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传记作家,也是18世纪传记史上的第一位伟人,是18世纪末的传记理论和实践的先行者。他践行在自己的《诺斯兄弟传》中关于传记写作的坚定而独特的思想预兆着鲍斯威尔的传记观念。“他擅于从生活的琐事中总结人类的行为功过, 这一点与约翰逊博士颇为相似, 他的随性漫谈甚至超过约翰逊”。 [5](P354) 罗杰•诺斯的传记作品以回忆为主,但他的故事因来自对其生活经验的老练总结而个性飞扬。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 - 1794)算得上18世纪传记历史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探究出了许多传记家根本没有意识到的真理:创作时的用心可以使一个平凡的生活记录变成审美意义上的如意。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风格是人格的肖像”。在一页页的书面里,他把自己的存在精炼到艺术的高度。在他的风格即生命中,18世纪的尊严、高雅、才智和矜持将永远不会消亡。
     仅凭奥利佛•哥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 1730–1774)在《理查德•纳什传》(The Life of Richard Nash)中对传主艺术的、原创性的界定,他也堪称传记艺术的开拓者:“如果以牺牲真实为代价把这个故事叙述得更令人满意,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但我选择按照他的本来面目而非想象来完成他的肖像”。哥德史密斯这样看待传记的道德教诲功效:“传记不仅可以提供想像,还可以给人以教诲。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不用得罪人就可以随意给人以建议的机会。……(通过)把规诫变成实例展现给众人”。[4](P34) 他对纳什一生的精辟总结,张扬出他的传记写作才情。
     直至20世纪初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ry)的出现,还没有一个人对传记发展史的影响超过历史上第一位重要的理论家、艺术实践家、最伟大的传记的传主、历史文学巨匠——约翰逊。他认为传记作者的任务是关注人,而非人之外的事件。而对于一个人物性格的真正了解,从其与佣人的谈话中要比他讲述其从出生到葬礼的叙述还要真实。因此人们应该重视而非鄙视那些给人物及其动机带来灵光的卑微的事实碎片。他“用我最惯常的方法,详尽而仓促而成”的《英国诗人评传》,开创了传记写作的新诗篇。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单独撰写并出版人物传记,尤其是关于文人的传记。他独具匠心的选材和写作方法是“对英国文学史上那段伟大时期的一个精炼总结,是一个伟人成就的一部伟大作品”。[6](P351) 达姆罗奇(Damrosch)精当地评论道:“《诗人传》的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判断融合于客观的论述之中…… 它们巧妙地将文学史和对个别作家的评述综合在一起,其方法的绝妙应用至今无人能够匹敌”。[7](P204)约翰逊的《诗人传》大大拓宽了人物传记的写作手法,为后来的直述式传记奠定了基础。
     18世纪末人们对文学天才的崇拜及其对娱乐精神的崇尚共同造就了一批热爱传记文学的人。不管当时的哲学和批评意见孤立还是抑制了传记作为文学类别的繁荣,人们对一墙之隔的另一个人的生活——哪怕是坐在椅子上想心事——的兴趣弥足高升。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他自觉地吸收、借鉴前人的宝贵意见,以大量细节,描摹出一个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英国18世界的怪才约翰逊,并通过约翰逊及其与同代人的活动,勾勒出了十八世纪英国社会的缩影。作者站在18世纪理性哲学的高度,择别了那些最重要、最富戏剧性效果的材料和大量细节,始终聚焦于丰润的“人”的事实,把传主的个性张扬得如怒放的花朵,芬芳四溢。整部传记没有历史发展线索的铺陈,没有恣意汪洋的宏论;只有叙述事实的横向的交流互动和栩栩如生的灵动的细节描述。飘逸洒脱的文笔下,丰饶的事迹纪传和宏博的精神传递形成空灵与富足并举之美。一组组动态排列、组织的事实不经意间建构出传主人格的散片,使外在的流动性的事实逐渐内化为传主的学问、趣味、善良、诚实、癖好、偏见,凝结成传主的人格、性格、人性、品行。理查德•奥提克(Richard D Altick)激动地说:“鲍斯威尔之后英国所有的传记都笼罩在他的阴影之下。《约翰逊传》不仅没能推动传记艺术的发展,反而以自身的不可模仿性的态势而阻滞了传记的发展。它把传记抬高到等级森严的文学形式中尊严的位置,使传记形式成了一种文学活动,他在传记中展现出了以前从来没人梦想过的可能性……”。[4](P76)


     结语:
     正如约翰逊在《漫游者》中提到的那样:没有任何一种体裁比传记更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挖掘。正是这一时期智者们激扬的文字、知性的活力和卓绝的思想锋芒,催生出18世纪这一传记文学的盛世。18世纪理性的力量张扬的正是人类自己和人的进一步独立和生命个体更充分的自由,而理性的思想养料也因此孕育成文学中自由人性的灿烂之花。
     [参考文献]
     [1] [美] 卢克 拉斯特,《人类学的邀请》[M]. 王媛 徐默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 Longaker, Mark: English Biograph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Octagon Books,1971.
     [3] 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M]. 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 Altick, Richard D. Lives and Letters. NY: Alfred A. Knopf, 1966.
     [5] Stauffer, Donald A. The Art of Biography in Eighteentn Century England. New York/ Russell & Ruessell, 1970.
     [6] Arnold, Matthew. Selected Criticism of Matthew Arnold, ed, Christopher Ricks New York: Signet, 1972.
     [7] Dunn Waldo H. English Biography. NewYork:E. P. Dutton & Co. 1916.


     作者简介:焦小婷(1965-)女,陕西富平人,文学博士,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文章分类: 学术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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