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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斌俊 |《彭德怀自述》传记意义初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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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社团活动资助项目(批准号   21STB70)

“中国传记文学百年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传记文学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

活动”研究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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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自述》传记意义初识


文 /王斌俊



《彭德怀自述》(以下简称《自述》)是在传主处于政治困厄之中,带着满腔的不解、不屈和忧虑,也带着心灵深处对历史公正的期待,经过认真回忆、仔细梳理和慎重落笔写下的,虽经专门班子整理编辑后正式出版,但无疑属于自传著作。关于该自传内容来源及结构方式、成书过程,人民出版社版《彭德怀自述》书中做了说明。“自述”初衷并非是写一本公开出版的传记。由于这是彭德怀这位功勋卓著、蒙冤受屈、刚正不阿、心系华夏苍生的英雄自传,又是在一种特殊环境条件下、特别的人生际遇之中专心致志用心灵热血和冷静深思写出的,所以有了非凡的文本品质和传记价值。它对于理解传主个人史乃至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传记研究和写作(尤其是自传)也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彭德怀自述》具有许多难能可贵的秉性特质。


一、《自述》的客观性

虽为自传,采用第一人称,回忆历史、叙述往事的角度皆出于“我”,但全篇笔触是十分冷静、客观的,这同传主有什么就说什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绝不藏着掖着的耿直性格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完全吻合。阅读《自述》,那些冷静客观的述事常常让你感到好像不是传主在叙说,倒像是位作为置身事外的历史工作者在笔述记录。《自述》叙事客观、求实、求真,这是由传主的思想、性格、作风所决定的一条无形的写作守则。这不仅仅是自传文本所呈现的风格特色,更是一个宝贵的自传写作原则。在这条原则面前,自传的文学修辞方面的讲究则居于了次要位置。对于自传来说,叙事客观、求实、准确,正是保持真实性的根本基础,是可靠、可信、可为史作鉴的保证。反之则不真实可信;异之——如写成虚实相参(相间)、主观情感情绪浓烈的华彩文章,其叙事的真实性也难免打折扣、被淡化,从而不能以信史视之。

二、《自述》的申辩性

自述行文中虽然没有使用直接申辩性语言,也难见明显的辩诬话语,但却力求从正面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叙述历史事实、人事关系和事情的来龙去脉、因缘后效、作用影响、经验教训,说明历史过程的真实情况,达成以正视听、反诉不实之论和误解之谬。着眼于由对历史事实的回溯和基于客观实际的说明来申辩,即由“事实来说话”。传主心里是相信“事实胜于雄辩”的,归根结底对“历史是公正的”这个道理怀抱着希望。

三、《自述》的史料性

在以上两种特性和品质的基础上,《自述》必然造成它的又一个侧面的品格特征,这就是它的珍贵的史料价值。《自述》是完全可以相信的可靠的信史品质的历史叙事和革命斗争历程回顾和总结。这一点也为学界的许多研究成果所证明、所肯定。这也就是为什么治史者、理论界视《自述》弥足珍贵、高度重视并当作重要研究资料和援引史料的缘由之一。

四、《自述》的社会效应性

社效性,意味着在国家政治层面、社会政治生活中带来或正面或负面的反馈、效应。不同政治形势背景的发表传播,会造成不同的政治反响、社会效应和政策反馈。因此,传记尤其是政治人物、社会公众人物传记的公开(哪怕是有一定范围的公开)、发表都跟问世的时机条件有密切关系,都客观具有“社会效应性”。政治人物传记的“社效性”又以其政治效应性表现得最为直接和快捷。传播的“社效性”为我们发表和判断传记作品的实际社会效果,为后来者研究传记的传播和转变为集体记忆和集体意识(无意识)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观察视点和分析工具(方法)。

鉴于传记的政治效应性,《自述》作者作为经历坎坷、有分量的政治人物,又是功勋卓著而被“罢官”的元帅,其言行举动必会带来国家政治层面的强烈反响和回应,此亦可称为政治“应力”作用。不同的发表(公开)时机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甚至是相反的效应状态,前后形成强烈反差。政治人物这种传记的政治效应、政策反馈效应无论在自传还是他传上都有很好的事例证明。

五、《自述》叙事内容的自逊性

跟后来组织撰写的彭德怀全传比较,再互文熟悉了解彭德怀经历和事迹的老同志的回忆、评论,《自述》结构尽管是严格按照历史的时间顺序,但叙事着重于在当下政治际遇中被揭批、被指责、被诟病、被曲解误解的史事故事,而对能说明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有些战事、艰苦斗争,对自己的功劳成绩,则舍略未述。从这层意义来说,《自述》可以说不是一种完全彻底的传记。究其原因,固然有自述者主观意识的中的作用,同时也有客观政治环境条件的制约作用。这主要是由《自述》主要意图和写作方式、发表途径(递交组织)所决定的。

六、《自述》文字的质朴性

语言质朴、少文重质是《自述》语言的鲜明特点。《自述》并未作文学修辞意义上的讲究,或者说,传主压根也没去想着怎么样去雕琢润饰,也不有什么“文学性”“可读性”概念。想必他在文字上要说有什么出发点,有什么写法上的考虑,简单说来就是一点:把历史事件的真实过程、人事活动的本来面目清清楚楚地写明白了就好。鉴于此,是不能拿“文学性”这类的标准和适应于纯文学的尺度来衡量它的。

这与其说是《自述》的一个弱点,倒不如说是史传类作品这种体式的缺点;与其说是传记文体的缺点,还不如说是它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其文体本身内在的一种规定性。与纯文学体式比较,说它是传记文体的局限性之一种,也未尝不可——任何文体自然都有其优长之处,也有其不足,有其不敷应付裕如之处。

正因为《自述》具有这些特性和特点,从而使得它同一般传记作品、同正常政治生活状态、社会活动环境下撰写的自传类著作文章相比,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和价值。它至少会减却不少因顺境安康、满足现状而极容易带来的一些矫情虚饰、浮言套语,平添几多的凝重与严肃,较真与细致,缜密与慎重,会更多地蕴含些观照现实与历史的审慎与历史叙事的分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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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斌俊

中国青年出版总社退休编审,1978年至198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图书编辑工作,担任过编辑部门副主任、主编、主任等职,2000年被评聘为编审。退休后参与一些社会文化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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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 传记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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