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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兆寿:新史观 新理论 新书写——关于《共和国传》的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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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社团活动资助项目(批准号   21STB70)

“中国传记文学百年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传记文学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

活动”研究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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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观   新理论   新书写

——关于《共和国传》的虚构


文 / 徐兆寿



关于传记文学,我从前写得不多,但五年前的小说《鸠摩罗什》可作为一部传记文学。鸠摩罗什是佛教中的一位佛经翻译家,我们所熟知的《金刚经》《法华经》等都是他翻译的,他也使我由此踏上了文史互融的古老道路。这应当就是中国古代的文学了。

这几年由于一些原因,我对《史记》研究颇多。研究它并非是为某种学术文章的写作,而是想明白它为何是一部“究天人之际”的著作,它要表达的思想是什么?因为这部著作与司马迁的老师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是一体的,他们一个从政治,一个从历史,共同完成了中原文明中心说,确立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和伦理纲常,中国大一统的历史观由此完成,同时,这些思想影响了中国2000年之久,无论皇帝谁来做,政治体制未变,所以中国人的心未乱。可见,《史记》的作用巨大。2000年后,中国大变,家天下重新变成了公天下,但此时,一方面我们需要完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和伦理纲常,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构建一套史学体系,以此来完成这个时代的理论体系。所以说,这样的作家就具有了古人所讲的经师的意义。他要给中国人重新立法,立经,立道。这是一般意义上的虚构类作家做不到的,但是,那些没有思想体系的传记作家也就无法完成。它需要虚实结合。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套符合天道、历史、人心的思想。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应当有人潜心研究中外思想和历史,苦心孤诣地写作一部《共和国传》,以此来重启未来。

《共和国传》是我虚构的一个名称,除了已有的《二十五史》外,我们还缺少一种能够得到大家普遍认同的《共和国史》,但这部史书之难度是以往除《史记》外没有的难度。它需要的思想资源是当今的作家们难以达到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都没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对史学的把握也不够,最重要的是对中国历史和西方文化要有一个会通,也就是集中西方思想的大成。除了这个还不够,恐怕还需要对司马迁提出的“天人之际”要重新进行回答。但我也相信,很多作家的心中都有一个蓝图,即在思考如何书写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历史。这是这个伟大作家出现的基础。

最近,我刚刚参加了中国文联第十一届文代会和中国作协第十届作代会,有一些新的体会。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比如人民性、人类性和面向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这都是我们要思考的大方向。再联想到他2021年一年来视察福建和河南时,考察朱熹园和河南的“医圣祠”,从朱熹和张仲景讲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提出“没有五千年的文明,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观念,并指出中医是进行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途径之一。他还给《文史哲》杂志回信,迫切希望学者们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方向做出贡献。再回顾前几年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界学者们“通古今之变”,这也使我们想到司马迁的《史记》,所以我们必须追溯到司马迁那个时代去思考当前时代,我们怎样才能创作出贯通古今、融汇中西文化的史书?

司马迁的《天官书》这篇文章很少有人看,也很难看懂,因为它讲的是天文学内容。我们现在大部分人不懂天文学,都不抬头看天了,觉得那是迷信,但司马迁讲的不是迷信,完全是古代科学。我看过一个资料,说今天中国的天文学者和爱好者仅2000多人,而欧洲有20000多人,是我们的10倍,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我们对天文学较为陌生,不重视。古人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才能说是有学问,也才能够谈学术,现在我们把天文称之为迷信,也不去究地理,觉得天下地理都一样,只穷究人事,而这个人事也常常是以西方学术为资源和价值尺度,排斥中国传统的人文学术。我们今天读《史记》,大多只看其辞藻、记事时间等,虽然这形成了文学和历史学科的研究资源,而这只是《史记》的皮毛。《史记》的天人观念和通古今之变的方法论都不清楚,或者说不大赞同,于是,我们写的内容就很难与古代文化沟通。我读《天官书》,起初是一点都不懂,然后就学习天文学,学了将近两年,再去读,有些小懂,再学西方天文学,与中国古代天文学进行对比,就发现我们几乎没有当代中国的天文学。我买过一个地球仪,是AR技术呈现的,中国的中小学生都在用。我插上电后,发现在地球上空出现了天气的变化,同时也出现了星座,而这些星座都是西方人的星座,中国的天文星座都不存在。我们的北极星呢?北斗七星呢?启明星呢?都看不见。我便想,我们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人都在西方人的地理学和天文学背景下来理解世界,我们还能相信古代中国人的天文学概念吗?不会,我们只有反对。问题在于,我们相信西方人的星座是科学,我们的天文就成了迷信。这是多么大的讽刺。讲这么多要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完全排斥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要复兴中华文明就要从这些方面入手去思考,去转化,去复兴。而《天官书》在《史记》中是至关重要的一篇文章,因为它正是司马迁提出“天人之际”观念的文章。不看这篇文章,我们就根本不能理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虽然我们对天人关系还需要进一步去论证,去进行现代转化,但不读这些文章,不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何以能回答这些问题。所以说,今天要写类似于《史记》这样的大文章,大传记,不是随意能完成的,它需要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自然观、天人观、伦理观和核心价值观等,没有这些,我们就根本无法动笔。即使写成了,也不过是些故事罢了。

在古代天文学、地理学的基础上,司马迁科学地分析了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的规律,他写道:“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我们也听到总书记讲“前30年”“后30年”和“百年未有之变”,这些概念都是从历史中走出来的,某种意义上是规律性的重申。现在,我们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30年,当我们再去回顾古代经验的时候,我们要思考司马迁为什么写《史记》,他是怎样写出来《史记》的,他的思想是什么,他对后世的影响是什么。这对我们写作新的历史有借鉴意义。

此外,我们也要思考一个问题。汉代是经历了数百年的战乱、思想纷乱之后建立的大一统帝国,这时候急需要学术整合、思想统一。这也是《史记》写作的一个宏旨。我们现在的一些情况与汉代也有某些类似。我们经历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思想解放,不仅在物质文明方面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的历程,而且在科学文化方面和精神信仰方面的讨论也经历了西方几百年的探索,但西方人没有统一的概念,而我们一直有,所以说,某种意义上我们过去是一个思想大开的时期,现在来到了一个思想大合的时期。这也就是《三国演义》开篇所讲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其实,它根本的科学理念来自于对世界的认识,这些认识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讨论。五行运转,最终得由中央土来调和,天上地下皆如是,如是,才可能有四季轮回,万物生长。人类社会也一样。这就是道法自然的观念。这些观念上自天文,下到地理,中至人情,皆可适合,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统一性或整体性特征。经历了春天的生和夏天的长之后,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必然是动乱的时候,万物皆要遭遇金秋的刀割,和严冬的霖打雪冻,皆变为泥土。这就是天道不仁的道理。但同时,在大地下面,正深沉地孕育着新一个春天。等节气到来时,春天就又一次来临。所以说,春夏为和平,秋冬便是战争,战争与和平总是彼此交替。这便是天文。有没有永远的和平?有。这就是人文。人文是通过一系列的道德修养来平衡人的欲望和利益,以此来节制人,和消灭战争,但是,当人们认识不到这些,而皆以利益为重,或者遭遇天灾之时,人文便暂时不起作用了,于是道德败坏、社会动乱、战争频仍。只有以战止战,并调和利益,提倡和建设新的道德文明,社会才能重回安宁。这就是司马迁讲的天人之际的相互原理。我们现在都不大讲天文地理,不去讲环境,只讲人类社会自身的利益纠葛,怎么能明白世界的真理呢?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又一次来到究天人之际的时候,又一次来到了调和人与自然的时候。恰好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前兆。比如,我们国家提出的“生态文明”的理念是符合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特征,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回来。我们也开始治理乡村,使中国文化的一系列理念重新与大地相关,这就是重回农耕文明的基点,以此来调和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复兴传统的步骤。

关于汉代的经验,与当下相比,有几个特征值得我们深思。一是从汉代建立之初,到经历文景之治,经历了60年的经营,这与我们今天的历史有点相似。我们也经历了60年的经营终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后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就是十八大以来的时代。这是一个图治的时代。所以与汉武帝时有共同的特征。经历几十年的发展后,也积累了很多社会问题,这一方面是秋天的丰收时期,同时也是经历刀剑雨雪的时候。秋后算账是农民的事,一年到头忙了些啥,获得了啥。本是褒义词,但也存在清理一年来错误做法的总结。所以得讲讲一些教训,以图来年的好收成。道理就这么简单。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因果是自然规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有什么样的思想和行为,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果和报。这不是迷信。这是天文,在人文中就是修身,在国家就是讲治理。文景之治使大地主崛起,两极分化,但朝廷并没有真正受益,受益的是地主们,同时还有各诸侯。这就面临吏治和经济领域内的双重治理。所以在汉武帝的第一个三十年里,他实行了改革,首先是吏治,其次是经济治理,同时进行的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革,如三纲五常、天人感应等,实现了从乱到治的转变,最后是大国外交,打击匈奴。董仲舒从理论上进行了一次梳理,对过去文明进行大一统的总结,而司马迁从传记文学的角度,对上下3000年历史进行了一次系统地总结,进而提出了以中原文明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一直持续到了明清之末、五四运动之前。他总结的不是简单的汉代理论,而是从伏羲、黄帝、大禹、文王、周公到孔子,3000年来所积累的经验,可以说是人人共识。我们也要有这样的胸怀和理念,但我们面临的理论问题更大,一是需要重新总结五千年的文明史,二是梳理人类文明史,三是梳理600年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史,以此来推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就能达到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了。这是一个大工程,必须学贯中西,古今融通。

所以,当我们要用这样的治史理念去写《共和国传》的时候,会有诸多理论上的难点,需要我们去厘清。从一定意义上讲,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的《决议》是一个治理的政治纲领,其中对党的百年历史作出了理性的梳理和论述,同时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方向进行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是方向,中华文明的复兴是结果,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是胸怀。这些新的总结一旦被阐释和打开,作家、艺术家的创造能力将会得到极大地提升。在新的世界史观之下,包括传记文学在内的所有文学形式都面临着新的书写,我们要凝炼新的理念。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我们就要总结600年来整个人类的社会主义运动,其次要总结中国共产党100年的革命运动和建设,总结新中国70年的探索与实践,这些还不够,我们还要将这些置于中华5000年文明中,用道法自然的观念进行新的梳理,才能凝炼出新的史观。这些还不够完善,还需要关照整个人类社会,要吸收一切人类的优秀文化传统。这是大史观,人类史观,又是我们的史观。这个史观正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作家们写作的需要,而是整个人类、中国、中国社会、中国人共同的精神追求,只有在这样一种精神的铸造之下,才能写出伟大的作品,才能被整个人类社会所接受。

在艺术方法上,习总书记在这次文代会开幕式的讲话中说到:“要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为时代留下令人难忘的艺术经典”。当下的传记文学中,在虚实结合方面,可能虚的东西太少,即思想性不足,史观不大,致使艺术魅力不是太强,而在一般的传统文学中,实的东西又太少,缺少核心价值观和大史观,因此会陷入虚无主义之中。总书记所说的文质兼美,其实也是孔子所讲的文质彬彬。其次,在个性特征方面,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语言方式,就像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彰显了他典雅、传统的个性特征,这也是传记文学拥有独特美学价值的方面。

综上所述,在用传记文学的方式重新书写《共和国传》的问题上,我认为作家要在中华文化五千年的历史与精神的基础上,将自身上升到艺术家、学者、甚至是大政治家的高度来进行历史创作,我们才有可能书写出类似《史记》这样的著作。

习总书记说:“要书写英雄的史诗,书写人民的史诗,为人民立传”。我相信,如果我们用集体的力量去创作《共和国传》,将其视为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就不虚此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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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兆寿

复旦大学文学博士,著名传记作家、评论家。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省电影家协会主席,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全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甘肃省首批荣誉作家,《当代文艺评论》主编。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四个一批人 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1988年开始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作品,共计500多万字。长篇小说有《非 常日记》《荒原问道》,传记《鸠摩罗什》等8部,学术著作有《文学的扎撒》、 《精神高原》、《人学的困境与超越》等20部,获“全国畅销书奖”、“敦煌文艺奖”、 “黄河文学奖”、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十多项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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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 传记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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