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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传会:为我们的航天英雄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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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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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星空:共和国功勋孙家栋》,黄传会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第一版

这是一次书写英雄的写作,也是一次向英雄致敬的写作。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黄传会的长篇新作《仰望星空:共和国功勋孙家栋》,得到“两弹一星”元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孙家栋院士授权。孙家栋院士并亲笔致信:“《仰望星空》就是一部航天事业发展历程的回顾,通过许多航天人感人至深的故事,传播了‘两弹一星’精神,弘扬了航天精神,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仰望星空》光开头就换了七八遍,全书完稿后,黄传会又大改了三次,一次次推敲打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说:“黄传会的每一部作品都可以把地面砸一个坑。《仰望星空》更是如此。”而在四十多年的写作历程中,黄传会越来越有一种敬畏之心,他希望每一部作品都比上一部写得更好,都能超越自己;希望每一部作品都对得起自己,更对得起读者。
采访中,黄传会多次提起的一个词是“透”。采访要“透”,写作要“透”。倘若觉得当时的采访不扎实,不精彩,他会一次次打电话与采访对象反复沟通。几次三番,他与采访对象成为朋友。而对采访来的故事,力求真实的同时,他则千方百计调动各种文学手段,在作品的思想性、文学性和感染力上下足功夫。
黄传会说,前辈作家徐怀中在耄耋之年写出了《牵风记》,书中洋溢着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我们许多报告文学缺乏灵动,写得太老实了。有一次,他在采访北斗二号卫星系统副总设计师王平时,说:“航天人整天想的是科技攻关,是不是生活太缺少情趣了?”王平马上反驳说:“不是缺乏情趣,而是忙得顾不上‘情趣’。我就特别喜欢歌剧,上学时经常深更半夜收听歌剧。加入航天队伍后,哪还有时间去听歌剧?不过,北斗二号试验星发射成功后,当夜我久久无法入眠,深夜打开笔记本电脑,找出最喜爱的普契尼歌剧《图兰朵》中著名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听得热血沸腾。”
黄传会要的就是这些细节。有了精彩的细节,写起来才痛快、才过瘾。《仰望星空》就是这样一部他写得“过瘾”,读者也看得“过瘾”的作品。

中华读书报:航天领域神秘,专业复杂,创作中您一定面临很多困难,可否谈谈《仰望星空》创作中的甘苦?如何在疫情期间完成采访写作,又如何克服“航天盲”的?

黄传会:2019年底接受创作任务后,我就紧锣密鼓地进入了创作状态。没多久,新冠疫情爆发,打乱了原定的采访计划。幸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给我快递来了一整箱的图书资料,包括《钱学森的航天岁月》《钱学森的科技人生》《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以及任新民、屠守锷等院士的传记,几百万字,我全部翻阅了,即使读不懂也要了解是怎么回事。读完这些资料,对航天领域有了基本的了解。
我说过:报告文学是“走”出来的文学。疫情期间,很多采访都是戴着口罩完成的,这在我的创作生涯里是第一次。有一次约好了上午九点采访欧阳自远院士。怕堵车,我早上七点出门,等车开到中科院门口,突然接到来电,说发现疑似病号,整个大楼封了,采访只好取消另约。疫情时缓时急,见不到采访对象,干着急!

中华读书报:写孙家栋,为什么要从“一钱四老”写起?作品在叙事上采取了多线索推进,这样的叙事安排出于怎样的考虑?

黄传会:第一代航天人的代表人物“一钱四老”从海外学成归来,看完这五个人的人生经历和壮举,我想这本书的基调有了,就是爱国主义和奉献精神。孙家栋留学归国,一参加工作,就在钱学森和“航天四老”的领导下,他最强烈的感受是他们身上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奉献牺牲精神。也因此,才有了后来孙家栋常常说的“国家需要,我就去做”的思想,这是一脉相承的。

中华读书报:高科技与文学性的矛盾如何解决? 如何尽量做到二者兼顾?

黄传会:航天题材对我来说是个挑战。孙家栋一生承担了五大工程,基本包揽了航天的所有领域,而且绝大多数项目都是作为总设计师。写孙家栋,必须要写“1059”导弹、东方红一号、“嫦娥”“北斗”“天问”五大工程,必须要向一般读者阐述清楚这五大工程的科技含量、工程难度、科研成果。而这些阐述专业性太强,甚至非常枯燥。但只有将这些问题讲清楚了,才能体现出孙家栋所做的贡献。
所有高科技的写作都会遇到科学与文学的矛盾问题。我的原则是:一定要把高科技的内容讲清楚,写科学家不能光写他们的日常生活,每一个项目都很艰难,有的甚至比登天还难,要写出他们战胜了哪些困难,才能展现重大的科学意义,否则就缺乏科技含量。我重点采访了近百位航天人,每写一个人,都会把相关的章节发给他本人审阅,避免科技表述出现“硬伤”。我认为,为了把科学家承担的任务讲清楚,可以牺牲一点文学性。

中华读书报:但是实际上《仰望星空》的文学性很强,为这本书增加了可读性。

黄传会:写得越多,我对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看得越来越重。过去强调报告文学七分靠题材,三分靠写作,题材抓好就成功了一半,这个“定论”戏弄了报告文学作家很多年了。题材有重轻大小之分,但报告文学必须有文学性。报告文学是文学作品,没有文学性的话,题材再重大,读者不爱读,等于作家白忙乎了。所以,抓到一个好题材,一百步刚刚走了三十步,还有七十步是靠文学性完成的。有些小题材,照样写出好的“大作品”,细细读来,支撑着它的是文学性。

报告文学能走多远,跟文学性有密切关联。文学性包含很多方面,具体到《仰望星空》,文学性体现在:一是结构,一些作品写科学家,往往从他(她)小时候写起来,这种叙述节奏太缓慢;我在第一章写几位科学家归国,就是出于结构的考虑;二是应该有想象。我们常说,报告文学创作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具体到孙家栋这个人物,他承担的五大任务无法改变,更不能虚构。比如说,他没有参与载人航天工程,你不能把这件事也加到他身上。但在一些事情的具体描写刻画上,完全可以有一些文学想象。全书的最后一章写什么?我想象应该让孙家栋做个梦,梦他到了月球上,与航天老前辈重逢,这个梦做得特别有意义,特别有情趣,我也写得津津有味。许多朋友看了后,都点赞。听孙老秘书说,孙老看了结尾,“噗哧”一笑,说:这位作家真有想象力!

多年的创作实践我体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报告文学创作,最能体现作家才华的是“小事不拘”这部分。

中华读书报:《仰望星空》中有对大时代、大事件的整体描述,也有对科学家个体命运的具体描写。这需要有个性化的细节观察,更需要大的格局和视野,您是怎么做到个人史与国家史叙事有机融合的?

黄传会:不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离不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仰望星空》必须要写出孙家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遇到的考验和挑战。孙家栋刚留学那几年,还是一般的科研人员;他的科研人生是从东方红一号开始的;“文革”时不让他到发射现场,孙家栋痛苦、无助,他的性格这时就凸显出来了,每个时代他都面临不同的挑战和考验。双肩挑起“北斗”和“奔月”项目时,他已是75岁的老人;实现我国火星探测任务时他是论证组组长,已经成为一个战略型科学家了——描写这些,都离不开时代背景,需要宏观把握,要把不同时代、个人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人物的品质就能突显出来。

中华读书报:这部作品同时体现了您在创作上的探索意识和艺术个性,在既往叙事风格上亦有所突破,您觉得呢?创新是否贯穿写作历程?

黄传会:对报告文学创作,几十年来,我一直怀着一种敬畏之心。唐诗宋词,明清小说,这些体裁都是经过几百年锤炼才形成。而报告文学非常年轻,真正变成独立成型的文体,不到一百年。报告文学这个文体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很简单:一是真实,二是文学。但要将这二者结合起来,写出高品质的报告文学,难唉。小说的才华体现在作家的虚构能力和想象才华;报告文学不能虚构,想象可以,想象到什么地步,这里面有个“度”的把握的问题,放任自流,那就成为虚假了。比如最后一章,孙老做的那个梦,必须与航天有关,与他的生活有关,所以他笑而接受了。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作品的思想性?如何通过采写体现报告文学的思想性?

黄传会:思想性是作品的精神支柱,一部报告文学是否立得住,首先是思想性。谁写孙家栋都要写爱国奉献。但怎么展现思想性?我觉得应该千方百计调动文学手法,结构、故事、细节、语言……缺了哪样都不行。采访中我发现一个细节,一次发射,副总师在餐桌上摆了只柿子,寓意“心想事成”,这不是迷信,是情趣。孙家栋给老伴准备药,老伴给他带布鞋,这些都是孙老的秘书告诉我的。报告文学采访要处处留心,看似婆婆妈妈,但往往能挖掘出感人的细节。而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又最能展示人物的情怀和精神。
采访是报告文学作家综合实力的一种体现。怎么能和采访对象平起平坐,让人家愿意和你说,不论是省委书记还是农民工,都像朋友一样相处,这是一种能力。语言处理上也需要技巧,一是叙述语言要符合航天群体的状态。有人曾经对我建议,希望我写航天这个题材,不要写得那么“硬”,动不动就是国家利益、奉献牺牲。可是在和航天人接触时,发现他们想得最多的就是国家利益,如何用国之重器,保护国家安全。我不可能让他们说那些软绵绵的话。我采访一位博士,问他加入航天队伍的感受,他说刚开始一两年有些坚持不下去,一是工资不高,二是几乎没有节假日,可是两三年以后,他就被这个集体潜移默化了。这就是航天人真实的生活、工作状态。

中华读书报:读完作品,发现您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充满感情。比如“这是我们共同的奖牌”一章写孙家栋和妻子之间的感情,写出了航天英雄背后的家庭支持。尤其是孙家栋戴着花镜帮妻子把14天早、中、晚服的药,分别装进14个小药盒里一幕,生动感人。

黄传会:这次写作,让我有机会走近航天,进入一个完全崭新的领域。我一次次被航天人的精神、情怀所感动。我们的国家太需要航天人身上的这种爱国主义和奉献精神。可以说是航天人的精神、情怀激励了我,给予我写作的激情。
我们的民族英雄林立,但书写英雄的精品力作还是缺少,这是值得我们每位写作者认真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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