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杂传的文学属性
及其价值重估
现代学术话语体系中的“杂传”是重新命名的结果，是指中国古代正史以外的与列传相类的所有作品。中国古代杂传创作源远流长，具有兼文兼史的文体属性，杂传的史学属性，来自其作为史部一类的基本身份；杂传的文学属性，则与其文学化的书写取向息息相关。承认杂传的文学属性，并赋予杂传文学身份，这无疑将打破对杂传的许多固有认识，有助于在更加开阔的视阈下审视杂传及其历史发展，也有助于更加客观、充分地认识中国古代杂传的价值与意义。
杂传，是指中国古代“正史以外的、与列传相类作品”。就身份而言，杂传在历代史志书目著录中皆隶属于史部，是与正史、起居注、杂史、旧事、职官等并列的史部子类，《隋书·经籍志》对杂传的定位是“史官之末事”。作为史部一类，长期以来，杂传与杂史、旧事等一同被视为野史杂著，仅仅被作为正史之外的一种补充性史料而存在，因而不为学界所重视。自清代章宗源、姚振宗分别撰《隋书经籍志考证》以来，中国古代庞大的杂传文献遗存才逐渐引起有识之士的重视。继而鲁迅整理乡邦文献而及于中国古代杂传，朱东润因对中国古代传叙文学的研究而关注中国古代杂传，杂传开始走入现代学术视野。但相对于诗文、小说、戏曲等主流文体，作为文体的杂传的相关研究，却仍然相对寂寥。究其根源，当与人们对杂传的身份与属性及其价值认识的局限有关。
杂传自《隋书·经籍志》在史部立类开始，历代公私书目始终将其作为史部的一个子类，杂传的史学身份与属性也从未被质疑。然而，杂传在历史发展中，文学性又是其显著特征，无法忽略，文学身份也是其不能忽视而必须承认的另一重要身份。只有在史学与文学双重视阈下，才能准确把握杂传的身份与属性，才能真正认识中国古代杂传的历史发展及其文体价值。
追本溯源，杂传被纳入学术视野，始于《隋书·经籍志》。《隋书·经籍志》史部首设“杂传”类，杂传被纳入中国古代以目录学为代表的学术体系。其后，历代公私书目皆依循《隋书·经籍志》的判断，但在名称上则略有不同，《旧唐书·经籍志》仍称“杂传”，《新唐书·艺文志》改称“杂传记”，《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又改称“传记”，元明清以降，官私书目大多沿袭“传记”之称。现代学术兴起以来，“传记”被用以指所有的叙述人物经历的叙事作品，与英语中的“biography”相对应。也就是说，在现代学术话语体系中，杂传失去了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固有名称——“传记”。“杂传”之称，是重新命名的结果。为了和现代学术话语体系中的“传记”相区别，且由于这些杂传作品是《隋书·经籍志》首录并将其首先命名为“杂传”，现代学术视阈下的杂传研究仍沿用《隋书·经籍志》“杂传”之称，且将其意涵规定为中国古代“正史以外的、与列传相类作品”是合理的。我们对“杂传”名称及其意涵的确定，是综合考虑杂传名称的历史演变和现代学术话语体系现状后的科学选择，既尊重了杂传的历史，也尊重了当下既有的学术话语体系。准确理解“杂传”之名的确立及其意涵，实现对杂传和杂传文体的科学认知，需要厘清杂传与传记、杂传与列传两组概念的意涵及其关系。其一，杂传与传记。厘清杂传与传记的意涵及其相互关系，关涉杂传在现代学术话语体系中的身份和地位问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传记文学”条云：“记载人物经历的作品称传记，其中文学性较强的作品即是传记文学。” 也就是说，在现代学术话语体系中，“传记”是指所有叙述人物经历的叙事作品，包括了古今中外所有的传记体作品，是古今中外所有“记载人物经历的作品”的总称。中国古代杂传当然包括在传记之中，是传记中的一个类别。然而，考察《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历代史志书目史部立类情况可知，在杂传的历史发展中，唐前称“杂传”，唐五代称 “杂传记”，宋以后称“传记”。宋元明清时期的“传记”实际上即是“杂传”。但很显然，在现代学术话语体系中，“传记”具有总称性质，“杂传”失去了它在宋以降的历史发展中获得的固有名称。杂传的被“夺名”，意味着被学术界所忽视或者被“遗忘”。其原因有二：一是对杂传史学身份认知的固化，忽视了杂传史学身份之外的文学身份，导致对杂传身份认知的偏颇，使杂传成为学术关注的“盲区”；二是对杂传“史官之末事”的定位，导致对杂传“补史”价值之外其他价值认知的缺失，使杂传成为研究中的“透明”存在。也就是说，由于杂传固有的史学身份和属性的遮蔽，影响了学术界对杂传的认知和价值判断，由此导致杂传在现代学术话语体系中被“遗忘”。以“杂传”为名，并将其定义为“正史以外的、与列传相类作品”，不仅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也有充分的现实理据。既突出了杂传文体的独特性，也体现了杂传文体的渊源流变。同时，也将杂传纳入了现代学术话语体系中的传记文类之中，明确了杂传在现代学术话语体系中作为传记一类的性质和地位。其二，杂传与列传。厘清杂传与列传的意涵及其相互关系，关涉对杂传文体属性的认识问题。杂传文体的创制与传记体的成熟有关，而传记体的成熟又以《史记》的成书、列传之体的创立为标志。在现代学术话语体系中，一般称正史列传为“史传”，“我们所说的史传，则主要指汉代以后出现的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正史传记……”。“史传”之称源自刘勰《文心雕龙》，不过，《文心雕龙》卷四《史传》篇中的“史传”意涵，从其备述自“开辟草昧”以来、孔子“因鲁史以修《春秋》”、“子长继志”、“班固述汉”、“后汉纪传”、“晋代之书”来看，刘勰所谓“史传”并不仅仅指正史列传，而是包括所有的历史散文。故为行文方便，本文仍称列传。司马迁撰《史记》，创立纪传史体，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载录历史的不同侧面，构成完整的纪传史体。其中本纪、世家和列传以传录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为主，皆为传记体，三者的区别在于人物身份的不同，《史记》也因此创立了专门传录人物生平的传记体。当然，除了传录人物生平事迹，作为纪传史体的组成部分，三者各自承担的主要功能又有差别，本纪“统理众事，系之年月”，有全书的纲目性质和作用；世家“记诸侯本系也”，传及子孙；而列传主要“叙列人臣事迹”，是传记体最为典型的形态。至西汉末，刘向在校理群书的同时，大量撰作，其中《列女传》《列仙传》《孝子传》《列士传》等书，创造性地利用《史记》中列传的传记体制，传录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种类相从”，采历代女性人物为《列女传》，采历代义烈之士为《列士传》，采历代孝子为《孝子传》，采古来诸家言神仙事者为《列仙传》。刘向诸传遂成为杂传之“始作”，创立杂传文体，虽沿用列传的传记体制，但却与《史记》列传明显不同。其一，就取材而言，并不追求信实。刘知几就曾批评刘向《列女传》等书“广陈虚事，多构伪辞”。《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儒家类《新序》条云：“大抵采百家传记，以类相从，故颇与《春秋内外传》《战国策》《太史公书》互相出入。”《列女传》诸传采摭史料大抵如此，信实不是其史料选取和运用的标准。其二，就传录人物方式而言，并不追求完备。刘向传录人物，不追求面面俱到，也不追求呈现人物完整的生平。《列女传》 诸传采取了“以突出某一品性为中心的人物形象塑造策略”，“仅提供一二典型事件为支撑的叙事建构策略”，这是刘向《列女传》诸传传录人物的主要方式。因此，《列女传》诸传各传篇幅均短小。其三，就作者主观意旨表达而言，并不特意隐讳。刘向《列女传》诸传的创作，皆有明确的目的，刘向《别录》自言：“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列仙传》《孝子传》《列士传》诸传也如《列女传》，都具有明确目的。刘向在诸传中主观意旨的表达都十分鲜明，与实录原则下的“于序事中寓论断”的历史书写异趣，杂传由此转身走向文学。可见，刘向《列女传》诸传，虽“传如《太史公记》”，采用了《史记》列传的传记体制，杂传文体源自列传，但在为传方式上，杂传已然与列传判然有别而为新体。也就是说，杂传与列传都以传记为体，但列传为纪传史体的组成部分，而杂传则是独立的一种文体。在刘向《列女传》诸传的示范作用下，汉魏六朝时期杂传创作“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杂传创作兴起并走向繁荣，成为文章之一体，且形成了类传与散传两大类型。重新命名杂传，并将其纳入现代学术话语体系，作为传记文类中的一类，杂传研究也因此有了基本的立足点与学理逻辑。当然，要使杂传真正成为学术研究的主体，还需要对杂传的文体属性及其历史发展与学术价值有客观科学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杂传自身的理论话语。杂传源自正史列传，与正史列传相对而言，都是传记体的不同文本形态，正史列传是纪传史体的组成部分，而杂传则是在列传的基础上，运用列传的传记体而形成传记新体。杂传在历代公私书目中虽然都著录于史部，具有史学身份与属性，但杂传还具有文学属性。现代学术兴起以来，朱东润较早注意到中国古代杂传的双重属性，并将其称为“传叙文学”。他说：“传叙文学是文学，然而同时也是史，这是史和文学中间的产物”，“传叙文学是史，但是她底主要对象是人，所重视的不是事实具体底记载，而是人性真相底流露。这是重大的差异。传叙文学也是文学，但是和一般文学也有重大的差异，这里所说一般文学底意义，特殊是指中国的文章”。 杂传的史学属性，来自其作为史部一类的基本身份定位，在历代公私书目中始终没有改变，也从未受到过质疑。作为史，杂传和杂史、旧事等其他非正史著述一样，担负着补正史之缺的历史功能，正史所传人物及其行事，必须具有“经世之大略”“得失之枢机”的资鉴价值，因而必然舍弃大量史料。就人物而言，历史人物日常生活或交游中的许多事件、行迹，都不能进入人物列传。而被正史弃用的大量史料，却是杂传的重要史料来源，所谓“史不及书，则传记兴焉”。如前所言，历史书写最重要的原则是实录，采取的是“于序事中寓论断”的书写方式。随着历史撰作被纳入官修体制，以纪传体为代表的正史编纂走向官修，自《史记》以后，在以正史为代表的历史著述中，作者个性化的书写逐渐丧失。正如程千帆所说：“而班、陈以次，属辞比事，多趋客观。作者个性亦渐就澌灭。”章学诚曾就文士之文与史家之文的差别作出简洁而精当的区判，他说：“文士撰文唯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唯恐出之于己”，“记事之法，有损无增，一字之增，是造伪也”。程千帆所说“作者个性”，当即章学诚所强调的“文士撰文唯恐不自己出”所形成的独特性。只有文字“己出”，才能体现“个性”。具体而言，“己出”当指文章内容与形式所包括的所有层面。文章内容中独特的思想情感、意趣态度与价值判断的明确表达，最能体现“作者个性”。杂传虽然是“史”却“不在正史”，因而在承继正史列传传记体制的同时，又往往采取了与正史列传不同的书写策略，表现出不同于列传的鲜明个性特征，杂传也因此由“史”而“文”。就“作者个性”的彰显而言，特别是在作者独特的思想情感、意趣态度与价值判断的明确表达方面，杂传有着显著的文学品格。杂传自诞生以来，就表现出与正史列传不同的书写路径。刘向“始作”杂传时已露出端倪，并不隐讳其主观意旨和态度，其后汉魏六朝时期的杂传创作，更是成为普遍倾向。比如三国时期相传为“吴人”所作的《曹瞒传》，就似乎专为暴露曹操之恶劣而作，作者的贬抑态度十分明显。相传为东晋陶渊明所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对孟嘉的名士风度与德行毫不掩饰地赞叹和颂扬。至于陶渊明自作《五柳先生传》，川合康三认为“既是陶渊明现实生活的反映，也是他人生理想的投影，事实还是虚构，无法作简单的判断”，或者说“描写的只是自己向往的人生状态的一个断面”。也就是说，《五柳先生》作为陶渊明的自传，书写的不是现实中真实的自己，而是一个“理想化”或者虚构化的自我形象。自唐以降，杂传在文体上虽不断创新，但无论是沿袭传统的杂传还是各种新体杂传，在作者主观思想情感、意趣态度等方面，表现出始终如一的显著性和鲜明性。就传统杂传而言，李繁《鄴侯家传》有选择地摭取史料以传人，塑造作者心中的传主形象，这成为杂传普遍的书写取向。传主形象是作者“认为的”或者“希望的”，是作者“想要的”传主形象，但不一定是历史“真实的”传主。就新体杂传而言，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杂传被引入古文写作而产生的新体杂传——传记文。以某某“遗事”、某某“逸事”、某某“事迹”、某某“拾遗录”、某某“言行录”、某某“谈录”、某某“语录”等为名的新体杂传，不追求对传主生平做相对完整地呈现，往往仅专注嘉言懿行的记录。可见，作者主动塑造传主形象的意图毫不掩饰。在书写方式上，中国古代杂传表现出突显传主某一侧面而不顾其他方面的书写策略，但通过这些言行而呈现出的传主形象却十分鲜明，只不过集中在某一侧面。比如李宗谔《先公谈录》主要载录其父李昉的言行，通过这些言行表现“李昉笃实的品行”，突显或者说呈现一个为政勤勉、谨慎、“和厚多恕”和作为“善人君子”的李昉形象。中国古代杂传也正是在作者独特的思想寄寓、主观意趣、情感态度与价值判断等表达方面与正史列传相区别，并在叙事建构、语言运用等诸方面走向文章化，杂传也因此具有了文学性，由“史”而“文”，由史体而文体，成为文学文体之一。 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取向，不同历史阶段的杂传的文学性有不同的时代风貌，呈现出不同的面相。不同的作者又有不同的审美追求，每一种杂传的文学性也有不同的体现。杂传萌芽、兴起阶段的先秦秦汉魏六朝时期，由于时常“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或者多录“鬼神怪妄之说”，杂传普遍呈现出小说化倾向。在杂传成熟、嬗变阶段的唐五代时期，成为古文家古文创作实践重要文体的传记文，其文学性则主要体现在文章化方面，包括对文章结构布局的精心安排、文学化语言的运用等。调整、发展阶段的宋辽金元时期，杂传在各种书写尝试与实践中，都表现出显著的文学意蕴。两宋“言行录”“谈录”等新体杂传在呈现人物言行方面，有六朝志人小说《世说新语》的遗风；在“以传奇为传记在元代已成为一种风气”的时代氛围中，元代杂传普遍浸染着“传奇风韵”。在探索、总结阶段的明清时期，杂传的文学属性与史学属性得到同时强调，审美追求也更加多样化。如明代有宋濂、高启、归有光、袁宏道、袁中道等，清代有顾炎武、汪琬、邵长衡、龚自珍等文学家加入杂传作者队伍，他们的杂传写作个性鲜明。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杂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与史学领域中的杂史、故事、旧事等有着持续的交流，与文学领域中的小说、散文、诗歌也有频繁的互动，并存在着深层次的相互影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交叉的复杂关系。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引郑樵语曰：“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之书，足相紊乱。”马端临也指出：“盖有实故事而以为杂史者，实杂史而以为小说者。”又引《宋两朝艺文志》云：“传记之作……而通之于小说。”明焦竑《国史经籍志》也说 “杂史、传记皆野史之流……若小说家与此二者易溷，而实不同”。《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二跋语亦称：“纪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历代论者所言实际上揭示了杂传与这些文体、史体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也在文体上印证了杂传兼文兼史的双重身份与属性。改变对杂传身份与属性的固有认识，承认杂传的文学属性，并赋予杂传文学身份，而不仅仅承认杂传的史学身份，“实际上，既承认传记的史学性质和属性，也承认传记的文学性与身份，符合传记的历史生态和传统”。这无疑将有助于客观准确地把握杂传的文体属性与独特品格，也有助于在更加开阔的视阈下审视杂传及其发展历史，发现和阐释中国古代杂传的价值与意义。杂传所载文献多为“史笔之所不及者”，保留了大量正史以外的史料，可以作为正史的补充，或与其他史籍相互参证，即所谓“质正疑谬，补缉阙遗”。明代焦竑在《国史经籍志》传记类序中说：“至于流风遗迹，故老所传，史不及书，则传记兴焉……然或具一时之所得，或发史官之所讳，旁掺互证，未必无一得焉，列之于篇以广异闻。”比如《三国志》裴松之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等，就引用了大量杂传，作为正史中相关人物列传的补充性史料。唐初修《晋书》，在为许多人物做列传时，也大量采用了相关人物的杂传。比如《晋书·嵇康传》，参考并摭取了魏晋间如佚名的《嵇康别传》、嵇喜的《嵇康传》、孙绰《嵇中散传》等多种嵇康杂传。除史学身份与属性之外，中国古代杂传自诞生开始，文学性始终也是其重要属性。但长期以来，由于杂传在历代书目中著录于史部，人们对其史学身份认识的固化，杂传的文学身份与属性长期被忽视甚至被遮蔽，杂传的文学性没有得到充分阐释，其丰富的文学价值也没有得到客观、公正地梳理、总结和利用。因而，赋予杂传文学身份，将杂传纳入文学领域，从而关注杂传的文学属性，揭示和阐释杂传的文学性，发现和总结杂传的文学蕴涵与文学价值，是现代学术视阈下展开杂传研究的重要向度。杂传是一种极富创新活力的文体，代有新体，文本形态丰富。就存在形式而言，杂传有类传与散传之别。同时，依据命名差异，又可区分出“传”“记”“志”“录”“叙”等不同类型。而名“传”者，又有“别传”“内传”“外传”“家传”的区别。每一种类型，都以塑造人物形象为最终目的，但在如何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却又各有不同、各有侧重。如“别传”多为单篇散传，有别于正史列传和家谱中的传记，多表现作为个体的人物侧面，因而取事多具有生活化、庸常化倾向。而“记”类杂传，则在传人的同时，更加注重人物所经历种种“事”件本身。《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传记类末案云：“传记者，总名也，类而别之，则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据此略可区分二者的不同。而历代公私书目则从杂传所传人物类型将杂传分为若干类型，《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以降，在史志书目杂传类中出现过耆旧、高隐、孝友、忠烈、名士、交游、列传、家传、列女、僧传、道传等类型。《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的杂传分类也仍然是以所传人物的类型进行分类，但进行了简化，分为五类：“一曰圣贤，如孔孟年谱之类；二曰名人，如《魏郑公谏录》之类；三曰总录，如《列女传》之类；四曰杂录，如《骖鸾录》之类；其杜大圭《碑传琬琰集》、苏天爵《名臣事略》诸书，虽无传记之名，亦各核其实，依类编入。至安禄山、黄巢、刘豫诸书，既不能遽削其名，亦未可熏莸同器，则从叛臣诸传附载史末之例，自为一类，谓之别录。”文本形态实际上最终指向叙事艺术。杂传的文本构建亦即叙事建构，多巧思精构，显文章之妙。如晋佚名《先贤行状·王烈》对王烈的传述，开篇总括介绍王烈“通识达道，秉义不回”，然后介绍王烈声名的养成：以颍川陈寔为师，陈寔二子陈纪、陈谌为友，品性道德为同学所叹服，“由是英名著于海内”。父丧归乡，岁遇饥荒，分己有“以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称孝，乡党归仁”。王烈在乡里“以典籍娱心，育人为务”，而大化隆行。传文接下来叙述一盗牛者为牛主所得，盗者哀求牛主：“我邂逅迷惑，从今已后将为改过。子既以赦宥，幸无使王烈闻之。”人有以告烈者，王烈以布一端遗之。再接下来详细叙述两件乡里有人助人为乐、不留姓名之事。一是“行路老父担重，人代担行数十里”，二是“老父复行，失剑于路”，有人遂守之至暮，待老父还取剑。老父于是固要姓名，不得已乃告之而去。老父以告王烈，王烈都觉得这样的人是“仁人”，“使人推之，乃昔时盗牛人也”。此事之后，传文又概述王烈后来履历，直至其去世：“以建安二十三年寝疾，年七十八而终。”从整篇传文看，《先贤行状·王烈》是一篇典型的杂传，述及王烈一生，首尾完备。同时，传文又仅叙王烈以化育乡里这一方面，是典型的杂传之体。从文本结构上看，在保持传记体基本体制下，其间对盗牛者因王烈影响而弃恶从善事件的插入，是对开篇介绍王烈化育乡里的具体化，可谓精彩，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运用插叙，以一件具体的事件来补充说明王烈对乡里的化育；二是叙述中运用了悬念之法，不言代老父担、守剑不去之人为谁，最后经王烈派人追查，才弄清是“盗牛者”。再如唐代黄璞《闽川名士传·欧阳詹》，文本建构亦有奇致。《闽川名士传·欧阳詹》开篇交代欧阳詹的字号、爵里，然后即云“弱冠能属文，天纵浩汗。贞元年，登进士第。毕关试，薄游太原”。下文便详叙欧阳詹与太原乐籍女子相遇相爱，欧阳詹归京师，与之盟誓而别。别后乐籍女子相思成疾，留髻与诗而卒。后欧阳詹派人往迎，得乐籍女子发髻与诗而归，欧阳詹“启函阅之，又见其诗，一恸而卒”。其后附欧阳詹友人孟简《哭欧阳詹诗并序》（拟题）。从整篇传文看，《闽川名士传·欧阳詹》专注欧阳詹与太原乐籍女子生死爱情之事的书写，是典型的杂传之体。而《闽川名士传·欧阳詹》更别致之处在于，传文后半部分全文附孟简《哭欧阳詹诗并序》，孟简“诗序”亦略述欧阳詹与太原乐籍女子爱情经过，也如一篇欧阳詹传，这样就形成传中套传的独特文本体制。同时，传中引入欧阳詹临别赠诗与乐籍女子临终留诗，加之传文语言华美，诗意盎然，宛然一曲爱情悲歌。孟简“诗序”就将其事与“古乐府诗有《华山畿》，《玉台新咏》有庐江小吏”相比。加之孟简《哭欧阳詹诗并序》本身就是属于文的“序”和诗，文章化的特点显著。其实从今存《闽川名士传》佚文看，都有文章化的特点。中国古代杂传在历史发展中，形成并积累了丰富的文体类型，且历代又不断有改进、创新，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始终保持了文体活力，因而杂传文体本身的嬗变就值得深入思考。同时，其多样化的文体范式及其书写方式，有其独特的叙事艺术。对杂传文体叙事艺术的挖掘，不仅可以使其自身的文学价值得到阐释，也可为当代传记文学写作提供多方面的借鉴，从而促进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发展。中国古代杂传“非正史”的野史身份，使其不再拘泥于正史选择人物、事件必须重大的要求，史的责任意识也已明显淡化，其关注的重心，已多不是“经事之大略”“得失之枢机”。就人物的去取而言，往往是“史笔之所不及者”，故并不十分在意人物其恶是否可以戒世，其善是否可以示后。不仅选择标准有了很大不同，而且对人物的关注，也主要不是其历史事实，而是人物自身。程千帆云：“史传之作，乃以史实整体为对象。故以传传人，亦著眼史实所关，而定其去取。若《史记·留侯世家》谓留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是其义也。而杂传之作，则专以传主一人为对象。虽所取资亦有存汰，然要与史传标准有异。”如果说正史列传对人物的定位是历史化的，那么，杂传对人物的定位则趋向于生活化。杂传生活化的写人策略，能够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杂传的人物书写也因此具有重要的美学意涵与艺术价值。比如佚名《孟嘉别传》中对九月九日孟嘉随桓温游龙山、风吹帽落之事的描写，以生活细节表现孟嘉的名士风度，被概括为“龙山落帽”典故，成为成语。《晋书·桓温传》所附《孟嘉传》亦采录此事。再如杜牧《李贺小传》中对李贺外貌“细瘦，通眉，长指爪”及骑驴觅诗的描写，将李贺的“苦吟”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成为经典。中国古代杂传塑造了众多的历史人物形象，许多人物形象典型而鲜明，积累了宝贵的人物书写艺术。杂传的形象塑造及其人物书写艺术，对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等的人物形象创作影响较大，吴承恩《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塑造，就吸取了三国吴人所作杂传《曹瞒传》的曹操书写。而徐渭戏曲《狂鼓史渔阳三弄》（简称《狂鼓史》）的祢衡形象及其故事情节，也利用了杂传《祢衡别传》《平原祢衡传》《文士传·祢衡》中的祢衡书写。杂传除了文学蕴涵、文学价值，其普遍生活化的人物书写取向，也使得在杂传文献中保存了当时大量的地方民俗风情、特定时代的人文习尚，值得挖掘、利用。特别是在当下提倡传统文化、复兴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杂传资料中的这些民俗、民风资料，是极为鲜活的历史存在。故在挖掘、利用传统民间、民俗文化方面，丰富的中国古代杂传是重要的资源库。中国古代杂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孕育萌芽、兴起兴盛、成熟嬗变、探索总结的四个阶段，最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在新的时代中转化重生。中国古代杂传源远流长，文体独立，既表现出稳定的连续性，又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演进轨迹清晰。中国古代杂传按照其自身历史发展的自然时间顺序，大致可分为先秦秦汉魏六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辽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先秦秦汉魏六朝是中国古代杂传孕育萌芽、兴起并迅速走向兴盛的时期。起先秦迄隋亡（即止于公元618年），即隋代包括在“六朝”的历史时间概念中，因就杂传而言，隋代仍是南北朝之余续。《隋书·经籍志》史部首设杂传类，总括唐前杂传，共著录杂传二百一十七部，一千二百八十六卷。杂传的萌芽与传记体的萌芽相辅相生。在《诗经》的部分诗篇及先秦诸子散文的某些篇章中，已表现出传述人物生平的初步意识，《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诗篇，明显存在对周民族先祖生平的传述。先秦诸子散文中的传人意识，体现在一些篇章以人物为线索组织叙事，如《庄子》中的《庚桑楚》《徐无鬼》《则阳》《盗跖》《渔父》《列御寇》等，人物常常是作为叙述事件、阐释道理、结构全篇的线索，这些人物虽不是重心所在，但却在其中发挥了行文的逻辑作用。另外，《尚书》中的某些篇章，如《尧典》《舜典》已隐约可见传记体的萌芽。大约在春秋末战国初出现的《穆天子传》《晏子春秋》和秦汉间的《燕丹子》，因人记事，见其终始，杂传雏形已然可见。西汉司马迁完成《史记》，传记文体得以创制并定型，至刘向作《列女传》《列士传》《孝子传》等，杂传文体得以形成，杂传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在随后的汉魏六朝走向兴盛。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考索出四百七十余种，熊明《汉魏六朝杂传集》辑录汉魏六朝时期的杂传三百二十八种（不含附录），且不包括今有传本者。汉魏六朝杂传有着明显的小说化倾向，突出地表现在诸如人物传写、叙事建构、风格取向等方面。这种小说化倾向，使杂传成为唐代兴起的传奇小说的母体。唐五代是中国古代杂传的成熟、嬗变时期。起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迄于后周显德七年或宋太祖建隆元年（960）。《旧唐书·经籍志》史部著录杂传一百九十四部，一千九百七十八卷；《新唐书·艺文志》史部著录杂传一百二十五家，一百四十六部，一千六百五十六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包括唐前作品，但不包括入于文集的传记文。由于文学和史学的分科，文与史界线的明晰，至唐五代，杂传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保持杂传固有基本属性的同时，呈现出明显的文章化趋向。这与杂传作者构成的变化密切相关。在先秦秦汉魏六朝时期，杂传作者占绝大多数的是“方闻之士”“幽人处士”等无名或不知名的作者，而到了唐五代时期，因科举取士等文化环境的变化，特别是随着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革新运动的兴起，大量文人特别是著名文人加入杂传创作队伍，从而使杂传的文学性大大增强，文章化的杂传大量涌现。文学化杂传表现出注重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等共同特征，韩愈、柳宗元等古文作家创作的大量杂传作品具有显著的文学性，一般称为传记文。传记文是古文作家古文实践的重要文体，作品常系于作者的文集之中，韩愈、柳宗元等创作的一些传记文作品在流传中还成为文学典范和经典。当然，“方闻之士”或“幽人处士”也并没有退出杂传的创作队伍，唐五代时期的大量杂传仍然是他们创作的。宋辽金元是中国古代杂传的调整、发展时期。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或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宋史·艺文志》史部著录传记类四百一十部，一千九百六十四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包括宋前作品，但不包括入于文集的传记文。文学化的杂传即传记文在这一时期得到继承并发展，在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的参与下，传记文在传人策略、传体体制等各方面有许多新的探索和尝试，呈现出具有鲜明时代性的新特点。同时，传统属性的杂传依然兴盛，成为历史特别是当代人物评论的重要形式，体现出人物评论话语权向民间的转移。由于两宋与西夏、辽、金的南北分裂对峙，两宋的杂传创作与西夏、辽、金的创作风格同中有异，而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元代，其杂传写作的审美取向也与两宋同中有异。因此，宋辽金元时期，杂传呈现出显著的地域性和民族差异性。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杂传的探索、总结时期。起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迄清道光二十年（1840）。《明史·艺文志》传记类著录一百四十四部，一千九百九十七卷。《清史稿·艺文志》传记类著录总录之属一百部，名人之属一百二十五部。《明史·艺文志》著录为明代杂传，《清史稿·艺文志》著录为清代杂传。二者均不包括入于文集的传记文。杂传的文学属性与史学属性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强调。一方面，如明代有宋濂、高启、归有光、袁宏道、袁中道等，清代有顾炎武、汪琬、邵长衡、龚自珍等文学家加入传记文作者队伍，创作了大量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传记文作品；另一方面，作为民间史家重要的话语工具，传统杂传写作依然兴盛。同时，梳理、总结和反思杂传史也成为文学与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现象。著名学者章学诚、顾炎武等都有专门针对杂传的论述和对杂传发展嬗变历史的梳理。比如，顾炎武有专门针对杂传历史发展的论述，他说：“梁任昉《文章缘起》言传始于东方朔作《非有先生传》，是以寓言而谓之传。韩文公集中传三篇……柳子厚集中传六篇……《何蕃》仅采一事而谓之传，《王承福》之辈皆微者而谓之传，《毛颖》《李赤》《蝜蝂》则戏耳而谓之传，盖比于稗官之属耳。若《段太尉》，则不曰传，曰‘逸事状’，子厚之不敢传段太尉，以不当史任也。自宋以后，乃有为人立传者，侵史官之职矣。”在杂传写作实践方面，明清时期的杂传家对杂传继往各体均有尝试，探索杂传的表现力和适应性；在杂传理论建构方面，史学家与文学家也在各自的立场上展开总结和阐释。同时，杂传也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开始了现代转型并最终转化重生，在现代文学与史学领域特别是文学领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综言之，中国古代杂传的历史发展具有三方面的显著特征。其一，中国古代杂传具有史学与文学的双重身份与属性，有着线索清晰、传承有序的发展历史，表现出与诗歌、小说等文体相似的历史阶段性，从先秦汉魏六朝时期的孕育、兴起，走向唐五代时期的成熟、嬗变，宋辽金元时期的调整、发展，明清时期的探索、总结，并与其他文体一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完成现代转化，走向新生。其二，中国古代杂传文体独立，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自成体系，特征鲜明，形成了系统、完善的基本范畴和清晰、自洽的内在逻辑。创作实践源远流长，代有新变，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其典型类型和独特新变。如汉魏六朝的“小说性”杂传、唐五代的“传记文”、宋元的“谈录”、明清的“事略”等。其三，中国古代杂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文献遗存，杂传作品数量巨大，且代有名家、代有名篇。如汉魏六朝时期的刘向、嵇康、皇甫谧、习凿齿等人的杂传创作成就，无疑可以作为这一时代杂传家的代表，而如《列女传》《圣贤高士传赞》《高士传》《襄阳耆旧记》《文士传》《名士传》等，也堪称这一时代杂传的代表作。唐五代至明清时期的中国古代杂传也与诗歌、辞赋、小说、戏曲等文体一样，产生了代表其时代水平的经典作家和作品。自现代学术兴起以来，从章宗源、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发现并开始关注丰富的杂传文献，经鲁迅、朱东润等学者筚路蓝缕的开拓，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相继有一批学者以及硕士、博士研究生涉足杂传整理研究领域，陆续出版、发表了一些有创见、有突破的中国古代杂传整理研究专著和论文，在推动中国古代杂传整理研究、扩大中国古代杂传影响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毫无疑问，相对于丰富的杂传文献遗存和多方面的独特价值，投入中国古代杂传整理研究的力量和资源依然严重不足，成果零星分散。微观层面，杂传基本文献整理的缺失。中国古代杂传自先秦孕育萌芽到两汉兴起并走向繁荣至清代，“因其志尚，率尔而作”，“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数量巨大、类型多样的丰富作品。与杂传的属性、身份、地位相关，历代产生的这些杂传作品，保存分散，一部分著录于史部杂传类或传记类，一部分系于作者文集，还有大量的则散落各处，杂传在流传中大量散佚，其佚文在古籍旧典中则多见称引。然而，中国古代杂传的散佚危机，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为防止中国古代杂传的继续散佚，更好地保存、利用中国古代杂传，迫切需要对中国古代杂传进行抢救性调查、清理、辑佚、校勘并汇编成集，建立中国古代杂传基本资料库。宏观层面，杂传历史发展理论阐释的缺失。《史记》之后，至刘向作《列女传》诸传，将《史记》中的传记体运用最为完备的部分列传取出独立，创立杂传文体，即单独运用传记体传写各类人物，杂传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古代杂传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正史列传的个性品格，成为一种特殊的传记类型，有着自身清晰、独特的嬗变脉络与演进规律。清代学者章学诚对此曾有初步判断，他说：“吾观近日之文集，而不能无惑也。史学衰，而传记多杂出，若东京以降，《先贤》《耆旧》诸传，《拾遗》《搜神》诸记，皆是也。史学废，而文集入传记，若唐、宋以还，韩、柳[XC熊明字1]铭，欧、曾序述，皆是也……”然而，无论是史学领域还是文学领域，都还没有对中国古代杂传及其历史发展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和阐释。因此，对中国古代杂传的基本范畴包括概念内涵、构成要素、发生原理、主体构成、时空边界、性质特征、主要标志等进行提炼、界定和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和总结中国古代杂传的历史发展与嬗变过程及其规律，实现对中国古代杂传从微观到宏观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建构中国古代杂传历史发展模型和理论体系十分必要。杂传有着源自正史列传的文体渊源，有着毫无争议的史学身份和属性。然而，杂传又往往体制不纯，小说化、文章化倾向显著，特别是自唐五代以降，许多文学大家参与杂传创作，杂传的文学性得到进一步突显，又往往入于作者别集或被收入各类文学总集。同时，在中国古代杂传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杂传与文学领域中小说、散文、诗歌和史学领域中杂史、故事、旧事等也有着广泛的交流和对话。中国古代杂传自身的跨学科属性以及其在发展进程中受多学科影响，决定了杂传研究的跨学科视阈。也就是说，在史学与文学的广阔领域，通过跨文史或者兼文兼史的视角，对中国古代杂传展开研究，应当是杂传研究可操作的策略选择。既考察杂传史学身份中史学价值与意义，更要考察它文学身份中的文学价值与意义，还要考察它作为文化遗产的社会文化价值和意义。跨文史或者兼文兼史视阈下的中国古代杂传研究，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全面、系统的杂传基本文献整理。全面系统地调查、清理自先秦杂传孕育萌芽开始至清代（1840年以前）的杂传及其相关文献遗存，厘清每一种杂传的题名、作者、历代著录、文本存佚、版本流传等基本情况，建立中国古代每一类杂传的基本信息资料库；同时，利用各种文献资料，包括传世文献、出土文献、金石文献以及敦煌文献等海内外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结合当代最新科技比如大数据等手段，搜集、整理中国古代每一类杂传，建立中国古代每一类杂传的文本信息资料库。其次，杂传历史发展模型和理论体系建构。梳理中国古代杂传发展的历史进程，描述中国古代杂传的发展线索和轮廓，揭示中国古代杂传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等特征，发现中国古代杂传发展、嬗变的内在动力和逻辑，总结中国古代杂传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中国古代杂传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并对中国古代杂传的历史发展做出客观、准确描述，建构中国古代杂传历史发展模型和理论体系。再次，杂传文体身份与文体属性的确认与阐释。分析中国古代杂传的文体属性及其历史嬗变，对其基本概念、构成要素等进行阐释，梳理、总结中国古代杂传从史体到文体而文史兼具、横跨史学与文学两界的身份变迁，完成中国古代杂传基本范畴及其逻辑架构的提炼、界定和阐释。总之，中国古代杂传从孕育萌芽到兴起繁荣、成熟嬗变、发展调整、探索总结，直至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而转化重生，其历史发展表现出鲜明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特征。杂传作者由最初多为无名之士或不知名作者，到后来大量史家、文人加入杂传作者队伍，特别是一些著名史学大家、文学大家参与创作，使杂传成为横跨文史的通用文体，历代产生大量的杂传作品。然而，自现代学术兴起以来，中国古代杂传研究始终没有走出零星、分散的研究状态，即使是在新世纪以来学术研究更加深入、细致的大背景下，缺乏系统性和宏大视野仍然是中国古代杂传研究领域的主要问题。虽然在个别杂传的辑佚、校勘与研究方面时有新创获，但总体而言，杂传学术史意义没有得到揭示和阐发，其价值特别是文学价值没有得到挖掘和利用，相关研究始终没有产生较大的学术影响。这种局面的形成，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杂传研究话语体系的缺失息息相关。中国古代杂传具有兼文兼史的属性，既是史体，也是文体；同时，又与文学领域中的小说、散文、诗歌和史学领域中的杂史、故事、旧事等存在密切的交流和对话关系。因而，要准确描述中国古代杂传的基本范畴、身份属性、性质特征、历史发展等，就需要创造性地利用史学与文学领域的现有学术话语，并最终建构出适应杂传研究的独立话语体系，这无疑是当下杂传研究领域的重要任务。熊明.中国古代杂传的文学属性及其价值重估[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04):1-11.本文刊发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4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成果推介栏目。参考文献从略。
熊明，中国海洋大学“繁荣人才工程”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致力于中国古代传记文学与文献、中国古代小说与文献的整理研究。著有《汉魏六朝杂传研究》（中华书局2022年）、《汉魏六朝杂传集》（全四册，中华书局2017年）、《〈太平广记〉与汉唐小说研究》（中华书局2021年）、《唐人小说与民俗意象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中国古代小说史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18年）等学术专著，另出版诗集《这样的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