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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永不忘却的记忆——悼李萍
来源:中国传记文学会作者:张俊彪 网址:http://www.zgzjwx.com

     昨夜暴风雨尽情地洗涤着城市的喧嚣和浮躁,直到深夜依然是云纱漫空,细雨飘零。我躺在床上,陷入一种无由的失眠,于是,想到了过去的人和事,以及青少年时代学习与写作,自然更多地想起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优秀的女编辑李萍,她编辑出版了我在北京国家级出版社的第一部传记文学《最后一枪》。这部著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社会与时代中产生了相应的广泛影响,普遍引发了人们对红军西征几乎全军覆没于河西走廊冰天雪地的悲壮历程以及数万将士血染黄河两岸的残酷惨烈史诗的极度关注,诱导了宁都暴动冯玉祥将军数万旧部加入红军尔后反“围剿”突湘江过雪山穿草地直到西征过后所剩无几的老红军投书胡耀邦同志申诉为江西“肃反”错杀的季振同等十多名高级将领平反昭雪的告白天下,同时也开启了以西路军为题材的各种文艺创作的纷繁与璀璨。著名作家秦兆阳写了书评,发表于上海《文汇报》,转载于《新华文摘》,并致长信于我,给予充分鼓励和指导。而这部作品的初稿,写成于文化大革命终结之际,中国青年出版社刚刚恢复工作之时,年轻的李萍从宁夏下乡插队多年后终于回城在《红旗飘飘》编辑部上班不几天,在一个春日晴天但风沙袭人的下午,我带着手稿找到出版社,风沙击打着一片破旧的平房院落,副社长王一地将我连同书稿介绍给李萍,并和李萍一起在一间平房的空地上找了几把旧木椅,与我谈了差不多一下午创作概况,我特别强调这是一部传记文学。当几缕淡红的斜阳移上窗侧的墙壁时,王一地决定收下书稿,指定李萍担任责编。这是李萍上任接到的第一部书稿,据说也是中国青年出版社恢复工作收到的第一部长篇作品,考虑到是传记文学,文学编辑室接稿有史实的把握难度,因而稿子就只得落在《红旗飘飘》编辑室。过后一年,大约是在春寒时节,李萍专程来兰州找我谈书稿修改意见,恰逢我在甘肃贫困县社了解群众生活困难情况,李萍向我妻子逐章谈了修改意见,留了一份数千字的审读意见书和几盘录音磁带。同时她带来了消息:中国青年出版社决定将《红旗飘飘》编辑室改为传记文学编辑室,这应该是新时期中国第一个传记文学编辑室,对新时期中国传记文学的出版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当时,这个编辑室共三人,李萍是主要负责长篇传记文学的主力编辑。第二稿改出来后,我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后为北京大学作家班)读书,春天开学时,我将书稿送给李萍,她很快审读并提出修改意见。为了尽快发稿,我除了上课,就赶到北京体育馆对面中国青年出版社家属楼李萍的家里,和她一起逐章修改,中午由她做饭,下午继续苦干,经常忘记了时间,她的先生陈鸿业晚上下班回家又忙着为我们准备晚餐。大约赶了一周,书稿顺利通过二审和终审,当年冬季面世。《最后一枪》出版后,李萍又接连编辑出版了我的另一部长篇传记文学《血与火》,还有我和著名作家王云高合写的长篇小说《风流乾隆》,以及后来的长篇传记文学《刘志丹》和《董振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南下深圳担任市文联党组书记兼主席,李萍又编辑出版了我和另两位作家合写的反映深圳改革开放的长篇报告文学《崛起在特区线外》。我迄今共有著作27部,其中6部长篇200多万字是李萍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每一部作品的写作与出版过程,都令我想起李萍许许多多的往事……凌晨朦胧睡去,又是噩梦搅扰,醒醒睡睡,梦幻连连,天也就白了,窗外倒像是又一个新的天日,蓝天,白云,彩霞,还有红色的日光……但我心里总是忐忑不安,七零八落,神不守舍,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今天黄昏,天又阴霾不散,远处有隐隐的闷雷沉沉地滚过,但是总不见雨点飘零。我在花园里,阅读法国的长篇小说《神圣的夜晚》,突然妻子在大声喊我接听北京来的电话,当我听到陈鸿业先生低沉的声调时,我已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了,因为前一天清晨,妻子说她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不知道在一个什么地方,不见天日,也没有一个人,四下里一片灰蒙蒙的,阴冷冷的,突然看到一个人站在那里,竟然是李萍……我听她说完梦,担忧地问,李萍有几年没见面了,不知道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当时急于上班,也就匆匆出门去了。此刻一听到李萍的先生的电话,我心里早已有些寒凉的惊悸了。果然,一个低沉的声音告诉我:“昨夜她去了,类风湿心脏病合并糖尿症,突然走了,什么也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就走了……”我沉默无语,人也怔住了。李萍才六十岁刚过,她的匆匆离去,让人难以接受。于是,我一个人静坐在花园里,树沉默,竹低泣,花凝神,草肃立,鸟在枝头…… 阴霾笼罩着大地,我在回想往事故人……1987年夏天,在海南岛,中国青年出版社举办全国传记文学研讨会,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20多位传记文学作家,并邀请了《人物》杂志的领导和几家报刊的记者,李萍具体负责会务联络和秘书工作。我们沿岛采风,几乎走遍了海南岛,但在海口、通什和三亚各住了几天,开展传记文学创作的实践和理论等方面的交流和讨论,气氛融乐如一家。这次会议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商讨成立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的重大事项。记得在通什,就这个议题专门讨论了一天,形成了一个简单的材料:关于成立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的报告大纲、章程大纲、组成人员大纲等简单草稿,提议刘白羽担任会长。海南岛创作研讨会议之后,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宣告成立,李萍积极参与了其中的工作,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如果说新时期传记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令世人瞩目的话,那么中国青年出版社在组织、编辑、出版等方面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甚或引领潮头的先锋作用,而李萍不愧是这支骨干队伍中的一位战绩卓著的士兵。
     编辑和作者,从来都是合作者的关系,而且必定建立起永固的深厚友谊。我由于第一部在北京出版的《最后一枪》,因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与李萍相识,当时我们都是青年,从20多岁结交到她匆忙离去,30多年的相互往来从未间断,从相识到相知,成为真挚的朋友。她在京都每次见我,或者每次电话中,都诚心邀请我的妻子和女儿到北京度假,住在她家,由她陪同走遍京城;我也每次诚心邀她一家来深圳,观看深圳的变化;但是相互邀请了几十年,双方都是未能如愿,直到她永久地辞去。其实她与很多作家都成了永远的挚友。她将近30年的编辑生涯,编辑出版了图书120多种,共计3千多万字,并修订了《红旗飘飘》全套32集约700多万字,其中有许多作品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而且有不少著作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广为流传,获奖作品如《林巧稚》、《邓小平传奇》、《世纪行——记斯诺》、《中国行——记斯沫特莱》、《东方行——记斯特朗》、《风流乾隆》、《漂泊的家园》等;受到出版社和读者好评的有《周恩来一生》、《弘一大师》、《苏曼殊》、《王国维文化学术随笔》、《牟宗三学术文化随笔》、《最后一枪》、《血与火》、《我知道的毛主席》等;在其他媒体或文艺种类中被联播、连载、转载以及搬上影视屏幕的像《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周恩来在上海》、《刘志丹》、《弘一大师》、《马本斋》、《强者(张志新)》、《黄河魂(洗星海)》等12部作品;特别是由她创意、策划并参与编辑出版的大型系列丛书《青年革命传统教育系列丛书》(《领袖卷》、《将帅卷》、《烈士卷》)50部作品和《当代名人传记系列丛书》、(《马寅初》、《林巧稚》、《弘一大师》、《萧三》、《曹禺》、《齐白石》、《徐悲鸿》、《王滢》、《赵丹》、《袁世海》)10部作品,出版后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文章,并连续多次再版,既扩大了传记文学的社会影响,也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中国青年出版社曾对李萍有过五条从事编辑工作的高度评价,其中第三条强调她对自己从事的传记文学事业有深入的理论研究,富于操作性地总结出传记文学编辑出版工作应该注意的几个特性:一是传记文学要注意其历史的真实性;二是要把握传主是传记文学写作要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是要坚持人物个性的复杂性;四是要允许在细节上做必要的合乎生活逻辑的想像与推演……因而她所责编的作品“在总体质量上比较整齐,内容和艺术质量俱佳”。总而言之,李萍是一位人所皆知的性格爽朗、素质高雅、真诚坦率、无私奉献、成就丰硕的传记文学的高级编审,是传记文学众多老中青作家的知心朋友,是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事业的开拓者、建设者和实践者。
     我从来都认为,良知,既是一个人的基本品性,也是一个社会的基本诉求;一个人泯灭了良知,他必将毁灭;一个社会缺失了良知,它必定颓败。宗教哲学中将忘恩负义列定为人生七大罪中的第三条,可见良知的重要。为了我的良知,为了我永不忘却的记忆,我为李萍写下了这篇短文,是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