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忽培元：《群山》第16章

第16章：崔田夫小声说：“文瑞，我常听田民念叨你，说你岁数不大，文化高，胆头大，办事稳当……”

井岳秀的反共干将姜梅生，得知米脂抓到了杜衡、焦维炽两名共党头目，同时搜出陕北各地党团组织“名单”(有姓无名)，如获至宝，立即迫不及待地亲自押送榆林城，请井岳秀亲审过目。他原以为井大人一高兴，必定下令重赏。一路上，心中难免有些踌躇满志。不料，井岳秀听了汇报，竟然无动于衷，只是随便问了问二人的情况，又拿起那份有姓无名的所谓党团“名单”，草草溜了几眼，便置之一旁，还一反常态地说：“几个学生娃们，赤手空拳，真要造起反来，也扬不起多大黄尘，更抵不住一枪一炮。”听他这么说，周围人一个个大眼直瞪小眼，连一贯自以为了解井大人的姜团长，也大惑不解。旁人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井岳秀说了那句令左右费解的话，就心事重重地在砖地上踱来踱去。老半晌儿，突然停下来，问姜梅生：“姜团长，你知道当前我们的心腹之患是什么?”

姜梅生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陕北各县潜伏下来的共党分子。”

“错错错。好我的姜老弟，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我认为‘剿共’容易，‘敬神’难呀！”

“敬神?”

“对呀，老弟，冯玉祥、宋哲元这两尊神不好敬呀！”

真正是好鼓不要重槌敲，只须点到即可。姜梅生一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早就听到西安方面有可靠消息说，共产党策划的渭华暴动被平息后，陕西政局暂趋稳定，冯玉祥、宋哲元便想利用这个有利形势将长期掌握在井岳秀手中的陕北的财、政、军等大权收归省上统管起来。这意味着井岳秀的“土皇上”气数快要尽了。想到此，姜梅生意识到问题严重，立即闪烁其词道：“依愚弟之见，冯、宋二位将军，对师座您还是格外器重……”

“唉，人心莫测呀。古人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已经拿定主意通电下野。军队的事情嘛，我打算交由高双成代理。你们今后要好自为之呀！”

姜梅生原本怀着领赏的动机乘兴而来，听得井岳秀垂头丧气一席话，不仅大扫其兴，而且顿生兔死狐悲、前程未卜之虑，哪里还有心思追究什么“共党案”。井岳秀本人更是无心过问此事，只叫他的政治处秘书王圣域代其办理。他万万没料想到，随他多年的乡党王圣域，竟然也是共产党员。王圣域立即找打入井部搞兵运的共产党员马云泽一道商议。结果，两人做样子到各地走了一遭，乘机将“名单”烧毁，以防更多的同志被捕。在此期间，中共陕北特委也通过各种途径多方营救。等到井岳秀放了杜、焦二人，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不仅在于敌人的强大，更在于革命阵营内部的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在于某些革命者自身的不坚定和不成熟，在于那些不称职的领导人天真幼稚所致的右倾投降主义、“左”倾盲动主义、主观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悲观主义、骄傲自满、流寇思想等等，举不胜举。这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幼稚综合征”，往往加大了革命前进道路的曲折，使斗争屡遭失败，损失极大。伟大的中国革命，正是在同凶顽的敌人和自身的不成熟的困苦相搏中，一步步地艰难前行。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历史，也不例外。

“中秋节事变”之后，中共陕北特委机关即由米脂县城迁往清涧折家坪、老君殿一带隐蔽开展工作。

杜衡、焦维炽获释不久，中共陕西省委遭敌破坏。省委主要负责人潘自力、李子洲被捕入狱。杜衡奉调回西安代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一职。临行之前，他指定特委军事委员杨国栋代理特委书记。

杨国栋是陕北安定人，长得人高马大，黄埔军校毕业，和刘志丹是先后同学。他出身富裕家庭，自小没吃过苦，养成了大手大脚的阔少作风，好穿长袍，时常下馆子吃喝，有时上路还雇坐驾窝子，加之性情暴躁，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甚至动手打人。他在同志中间威信不高，但同杜衡倒是很能谈得来，故得器重。

杨国栋代理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后，尾巴翘得更高，谁也不放在眼里。有一次，特委机关同志在一起争论问题，一句话不顺耳，杨国栋便野蛮地操起炕炉子上的火盖打人。他还时常说刘志丹军事上如何无能，言外之意，无非暗示他自己能行。同志们对杨国栋的作风很有意见。大家认为，靠这样一个人，怎么能担负起革命的领导工作呢?这么一来，特委工作中又潜伏着新的危机。

马文瑞担任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兼中共绥德县委常委后，布置完机关的日常事务，就背着挎包下各区、村开展工作。

正值陕北秋高气爽的九月天，离开森严可怖的绥德城，来到乡间，行走在阳光照耀着的羊肠小道上，大胆地呼吸着新鲜自由的空气，他感觉到了一种精神解放的滋味。农村的天地是多么广阔呀，革命就应该到这样的天地中闹腾。自从十年前结束拦羊生涯走进学堂，已经好久没像今天这样轻松愉快地走在山间小路上了。每个人，特别是那些有思想有个性的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志趣和爱好。文瑞喜欢安静，常常独自一个人带着一本书找个僻静地方去读，但他更喜欢在空无一人的山间旷野小路上行走。顶着蓝天白云，望着连绵起伏的群山，他的思想便会沸腾起来。平时积存在脑子里面的种种想不分明的问题都会闪现出来。走在黄土山路上思索某一个问题，这对于年轻的团县委书记，是一种别人很难体会得来的精神享受。当他思考着一个问题时，脑子里有时会出现两个互不相让的辩论者。此刻，他考虑的是如何在白色恐怖下，更积极有效地带领党员、团员同敌人展开斗争，如何才能真正做到“积极有效”?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又是他一时还想不清楚的问题。这或许应该由陕北特委负责人来考虑，但他觉得这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由工作在基层的同志考虑更现实。于是他头脑中的“两个人”便争论起来。争辩的结果，后者占了上风。他还是认为，作为党团组织的基层负责人，不能只限于埋头做眼前的具体工作而忽视斗争的方向和策略。一个清醒的革命者，应当对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有自己清醒的认识。经历了“解散绥师”和米脂“中秋节事变”以后，马文瑞深深感到，在敌人实行反革命白色恐怖情况下，把工作重点由城镇转入农村的工作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文瑞意识到，这个起初只是被敌人逼迫出来的“方针”，其意义却是极为深远的。工作重点转入农村，许多优秀学生党团员离开学校深入到农村，同民众打成一片，在农民中间发展党团员，建立完善党团组织，这便使得革命工作由过去的浮在表面，深入到了民众中间。他记起了大表兄冯文江关于“白草”的议论。他认为工作重点转入农村，这是革命工作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正是收秋的季节。由于天旱，庄稼长得很矮小，耐旱的糜谷、黑豆，也刚能把地皮盖住。他走到一道山梁上，远远看得见无定河弯弯曲曲无声地躺在那里。他寻思着，翻过这座梁，就是要去的铁茄坪村。前面坡上，有几个农民割谷子。其中有人用嘶哑的嗓子吼喊着唱一首现编的山曲儿。那歌声起起伏伏地回荡在山间，苍凉而凄婉：

九月里九重阳，

唉呀收呀收秋忙；

谷穗穗那个糜穗儿，

摊呀摊上场；

掌柜的开口笑，

长工好惶；

“打的粮食都归你，

我们饿断肠！”

掌柜开言道：

“穷富命注定，

谁叫你们是‘苦命’，

心强命不强。”

“放你巫狗臭屁，

没有老子们受死苦，

饿断你驴板肠！”

曲子唱到后边，渐渐变得高亢有力，充满了幽默风趣和掩饰不住的愤怒。

什么人编的这么好的歌谣?文瑞被这首歌完全吸引住了。他感到这首《收秋歌》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反抗意识，比仅仅诉说苦难的《揽工人儿难》深刻得多。于是情不自禁地离开山路，朝谷子地里走去。

这时，先前那个光着膀子唱曲儿的人，正手搭凉棚朝这边张望，显然是看见来了一个人，随即用他那嘶哑的嗓子吼道：“噢——来的是谁个?”

“过路的。”

“有什么事哩?”

“没事，就想听你唱歌。”

一搭干活的人全都笑了。

说话中，马文瑞已经来到劳作的人们中间。大伙都停下来，好奇地打量他。见他穿着农民一样的蓝土布衣裤，剃着光头，只是衣服洗得干净，肩头背着个学生娃们用的挎包。那个唱曲儿的人便细眯着眼睛上下打量着他问：“小兄弟，你哪去呀?”

“铁茄坪去呀。”

“找谁哩?”

“找……走亲戚去呀。”

文瑞话到嘴边又改了口。

“嗯，解开啦。”那人自信地说。“该不是找我们户家兄弟?”“你兄弟是谁?”

“崔田民嘛。”

“那，你就是崔田夫?”

“嗨呀，直叫你这个人说对咧！你是?”

“我是马文瑞。”

“唉，我头一眼看见你，就猜想怕是田民常念叨起的那个马文瑞！”

两人意外巧遇，如同老熟人相逢，当下亲热地拉着手，相互打量着。

马文瑞发现自己面前这个憨厚淳朴的受苦汉，性情乐观幽默，很有个性。他大约还不到30岁，脸上黑胡麻碴，显得要比实际年龄老面得多。像陕北许许多多老实巴交的受苦农民一样，他的脸上布满深刻僵硬的皱纹，浓缩着劳作的艰辛和生活磨难的印痕。给你的印象，他似乎总是在笑。只是当他不咧开嘴憨厚地笑着的那一小会儿，他的面部表情便将固执和坚毅的神情暗示给你。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总是那么强烈，使你一见到他，就觉得他是那种不时地用笑声冲淡忧郁和苦痛的人，是那种在人生的艰难困苦中绝少唉声叹气的乐观主义者。然而他的形体与精神又仿佛是毫无必然联系，截然分开的。他戴着那顶破了边的草帽，立在那里就像一尊粗糙的泥塑。长期的重体力劳动，塑造了他一个长工畸形的体格：腰腿坚硬变曲，手脚关节硕大，脖颈、胸脯、臂膀和鼓凸着青筋的小腿，每一处平时暴露在阳光下的棕色的异常发达的肌肤，都令人感到聚合着劳作的激情和力量。这是长时间在山野里躬耕，在山道上负重前行的典型的陕北农民的体格，是一个长年累月为生存而挣扎的受苦人的标准形象。

马文瑞仔细地打量着自己面前这位庄稼汉，心想“田夫”这个名字，对于他实在太确切了。当他直立行走时，他就像一座普通的山峁，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的一切压迫磨难、风霜雨雪；当他终于躺下了，就像一掬黄土消失在连绵的群山中，把有限的生命，融入永恒。这难道就是一个陕北农民生活的全部意义和唯一归宿吗?文瑞很动情地想到这些，突然意识到自己小知识分子的思想有些过于悲观。面前这位“田夫”，他的精神世界，已经挣脱了传统观念的羁绊，他要努力地改变农民悲惨的命运，他的心灵已经觉醒。他方才扯圆了嗓门，纵情吼喊出的一曲《收秋歌》足以证明，他已经看清了，在土地背后，有一张贪婪的血盆大口，那便是财主量粮食的斗。他已经意识到，穷人的汗水，不是渗进了土地，而是流进了财主的钱柜和粮仓。这种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觉悟，以及势必产生的反抗意识，使他变成一个觉醒的农民。虽然眼下在长工汉眼里，他还是一个同样穷得丁当响的长工头，但他已经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方才唱的歌，是他自己编的。别以为他是在逗狂发牢骚，他是巧妙地揭露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罪恶，宣传革命的道理呢。

马文瑞深情地打量着崔田夫，田夫小声说：“文瑞，我常听田民念叨你，说你岁数不大，文化高，胆头大，办事稳当……”两个人说着话，走到地畔上坐下来。

文瑞有些不好意思地打断他的话说：“你的情况我也早听说了，咱陕北大革命前后加入党组织的农民党员，就你们绥德县有几位，有李仰勋，有丁精业，还有霍维德，还有你。事实证明，你们都很坚定。你们受的剥削压迫深重，虽说不识字，可比我们学生党团员的革命性强。”

崔田夫说：“我看‘学生派’，也分几等几样。有的那巫纯粹是投机分子，墙头草，蒋介石一反革命，他们就转了向。还有些胆小鬼，一听见敌人拉枪栓子，就调转尻子逃跑了。再一号，就是你和田民们，死心塌地，坚决革命！听说米脂出事后，你吆个驴驴进城给特委取文件，走到城门口，敌人盘问，你装成哑巴，只摇头不说话，把巫井大人的兵哄得晕头转向。我就爱你这种人，说革命就革命！你就是套上三头牛两匹马，也休想把老爷扯回头。你把老爷脑割了，老爷也不说话！”田夫说着，动了感情，先前压得很低的嗓音，几乎变成了高喉咙大嗓门，惹得山洼里割谷子的其他三个长工扭头直瞅他。其中一个说：“你们听，崔老二又说开他‘闹红’那一套套了。”文瑞很喜欢这个爽直而坚定的农民党员。他虽然不识字，讲不出多少深刻的革命道理，但他的阶级觉悟不低，对党和革命事业怀着毋庸置疑的赤胆忠心。

“哎——敢问过路的先生一句吗?”一个老实巴交的红脸长工远远地喊道。

“他是谁?”文瑞小声问。

田夫说：“揽工汉崔国祯嘛，瞎字不识的粗人，今儿倒文文雅雅。”

文瑞说：“你有什么话，尽管说。”

“我们打头的(指崔田夫)常给我们说，跟上共产党闹革命，穷人翻身，分土地，这都是真的吗?”

“你信不信?”文瑞故意反问。

“我们都说他瞎说哩，世上哪有那号价事?他还硬说，‘你们不信，等着看！’”

文瑞说：“他说的全是真话。”

“真话?！”长工们听得都很吃惊。

“我们还当他好逗笑，又是逗笑哩些。”

田夫生气说：“唉，这号当紧事，谁和你们逗笑哩些！你叫人家说，看我崔老二说的是实是虚。”

还没等文瑞开口，一个长工故意抢着说：“怕是鸡蛋碰碌碡，自寻倒霉哩！”

田夫急了眼，说：“你巫们不要瞎嚷，鸡蛋碰碌碡咋啦？至少碰他驴日一身黄水水。碰家多了，渗也把它驴日渗倒灶啦！”

逗得长工们哄笑起来。文瑞也禁不住嘿嘿地笑了。田夫却不笑，生气地提起自己的烂袄子，趿拉起两只没屁股鞋，就要随文瑞回村里去。文瑞把他挡住了，又对长工们说：“你们打头的讲的对着哩。常言道，不怕筷子细，就怕心不齐。人心齐，泰山移！”随即又把话岔开说：“今年可旱得不轻呀。”

“可旱日塌咧！”田夫说。“你照那谷子，长得一慆高，穗穗刚吐出来，有壳壳没颗颗，割回去也只能喂牲灵。”

“那，人吃什么呀?”

“吃什么?吃风屁嗑！”

文瑞的心情随之沉重起来。穷人没饭吃，财主照样逼租讨账，井大人还要收税征款，这日子可怎过呀?

“他巫的，天灾人怨，官逼民反！到时候没吃的，就都到财主窑里要饭吃！有他狗们吃的，就有咱穷人吃的。”

文瑞一路走着，耳边还老响着田夫临了说的这句话。连续两年的大旱，给贫苦农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给财主带来了发家的机会。闹灾荒的结果，必然是农民破产卖地，财主放粮买地。土地将更多更快地集中于少数大地主手中，许多自耕农迅速沦为雇农。这种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上的变化，必将进一步激化农村阶级矛盾，但也把反抗的火种播进了千家万户农民的心中。他仿佛感到，有一团看不见的地火正在地下运行。总有一天，这无形的地火会喷涌而出。文瑞预料到，来年四五月间，青黄不接时，穷苦农民与财主的矛盾冲突，会变得异常激烈，这对于革命来讲，或许是一种求之不得的机遇。他想着，感觉自己胸中有一股激情涌起来，迈步走在山路上，感到格外急切。有一种斗争的紧迫感，压迫着他，脚步开始变得坚实沉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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