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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忽培元:《群山》第18章

第18章:白乐亭说:“文瑞,这是陕北特委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委会,各地代表都要来,一定不能出差错”

春、夏、秋三季又没有落雨。1928年的冬季在酷旱中来临。干燥的寒流由遥远的西伯利亚进入毛乌素大漠,然后漫卷着尘沙,无情地袭裹了丘陵起伏的陕北高原。连年大旱的山川越发枯黄憔悴。一道道几乎干涸的河流,在严寒中变得僵瘦。四野看不到一点儿生机,酷旱和严冬似乎杀死了一切,原野上所有的活物仿佛已经消失。其实,在这一派萧条里,依然潜伏着生命。正如农民的心中永远怀着春天的希望一样,草叶枯萎了,草根还活着;柳叶飘落了,柳枝的包皮下照样涌动着绿色汁液;河流冻结了,坚冰下面照例流动着活水。

在这样的日子里,那些穿着破衣烂衫面有饥色的贫苦农民,大都蜷伏在自己的土窑热炕上,凭借肠胃中有限的一点糠菜糊糊,哼着酸曲,说着古朝,拉谈最多的却是饥民造反和共产党“闹红”的故事。“秋里庄稼又没收,苛捐杂税还跟蝗虫一样凶。绥德四十里铺方圆几十里内的上千农民,拥进顾家杂税局抗税,人们砸了招牌,赶跑了爪牙,杂税局被迫废除了。”“嘿,安塞洛河川闹腾得更凶。几千人提上锅,成群结队前往县政府抗粮抗捐。闹腾了半个月,人还拥着不退。县长没办法,减免了粮款捐税。那阵势可危险哩!”“十月里,榆林、镇川五六百饥民,到财主家分粮‘吃大户’,那可解馋哩!”

干旱、洪涝、冰雹、严寒、兵荒、匪劫、酷吏、苛政,一切的祸乱与灾荒反复磨难着的千疮百孔的土地,一代代在天灾人祸中挣扎着繁衍生息的苦难的人民,在无数次的斗争失败之后,再一次为摆脱苦难的命运而奋起抗争。

隆冬的日子里,马文瑞和他的同志们,整天奔走于山间小路上,走村串户,拥挤在那些穿烂袄子、挽羊肚子毛巾的贫雇农中间,传播着各县饥民斗争的消息,秘密策划着新的、更大的斗争。

元旦过后,马文瑞回到县委所在的李银家沟,向白乐亭汇报工作。乐亭正在伏案疾书,那是在起草“土地革命”宣传提纲,一抬头看见文瑞,便停下来和他交谈……文瑞谈了各区党团组织的现状,谈了各区的灾情和农民的情绪。白乐亭听得很认真,还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然后往小本子上记着。他说,这些第一手的调查材料很重要,对于制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针很有帮助。

快过春节了,马文瑞仍然带领团县委的几个同志坚持在各区开展工作。这天,家里捎来话说,祖父病得厉害,怕是抗不过年关,想见他一面。马文瑞急忙赶回马家阳湾。刚看过祖父,就见张家岔柳家小店的柳老二(党的地下交通员)进沟来说:“我们店里来了个人,说是你的朋友,想见你。”马文瑞明白是怎么回事,当下告别了重病卧炕的祖父和愁苦不安的兄嫂,随柳老二来到柳家客店。进门一看,炕上坐着一圈人拉话,除了杨国栋、冯文江,白乐亭外,还有一个满口葭县话的人,约有30多岁,五短身材,戴副近视眼镜,过去从未见过。那人见了他,却好像早就相识一样,问:“你就是马文瑞吧,想不到还这么年轻。”文瑞正纳闷,白乐亭说:“文瑞,你大概还不认识,这就是省委书记杜衡。”

马文瑞上前一步同杜衡握了握手。杜衡胖胖的脸上,显出很热情的样子,用葭县话说:“马文瑞同志,听说特委的那些重要文件,是你从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转移出来的,这可是你的一大功劳。那些文件,比我杜衡本人当紧得多,要是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他的话说得让人听得出是在故意夸张,弄得马文瑞不知如何应对才好。

“上炕坐,上炕坐。”杜衡说着,转移了话题,又跟大家高谈阔论起别的问题来。

第一次见面,马文瑞觉得这个杜衡说话有点过于卖弄才情,给人有些华而不实的印象。但是,当这个念头在头脑中一闪,他便警觉地告诫自己,不能私下毫无根据地对一个党的领导者产生不好的看法。于是他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尽量表现出认真他谈话的样子,尽量从内心深处表现出一种下级对上级的尊重。杨国栋明显表现出对杜衡推崇备至,不断地为他的“精彩议论”拍手叫好。冯文江与白乐亭两人一直很少插话,只是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由嘴角儿浮现出一丝笑意。杜衡东拉西扯地谈得正起劲儿,白乐亭对杨国栋说:“文瑞来了,是不是先把筹备会的事说一下?”杨国栋不以为然地说:“筹备特委扩大会,这事简单,敲锣卖糖,各管一行(项)。我负责全盘,文江负责文件材料,你负责安全保卫,联络接待事宜,按咱商定的,由马文瑞负责。”

马文瑞听了,才知道要自己来的目的:召开特委扩大会,要自己负责联络接待。马文瑞心里很高兴,心想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一定要努力完成任务。

他正暗自思忖,却听白乐亭小声而亲切地对自己说:“文瑞,这次会议是咱陕北特委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委扩大会,各地的代表都要来,联络接待任务很重要,一定不能出任何差错。你下来和柳家兄弟商量一下,先把住的地方安排好,千万要注意保密。”

马文瑞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1929年1月的一天。绥德西川大理河畔张家岔。这个小山村同以往一样的安静。冬日的阳光照耀在村子里。鸡在土坡粪堆上觅食,狗在柴垛上卧着打盹,阳圪里照例坐着几个翻起裤腰捉虱子的光棍老汉,做碾磨的婆姨女子们围着腰裙簸着簸箕,沟湾河坝上,几个猴娃娃在冰滩上打滑擦,不停地传来欢乐的嬉笑声。这个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像以往的每一天一样运转着,老百姓不知道村里会有什么异样的事情发生。白日一天无事。到了后晌,太阳背过去了,河沟里漫起了寒气。阳圪里的老汉们系好裤腰带站起来准备回家时,却见沟岔那边急急忙忙走进来几个人。说是行路人?也不背铺盖卷卷。人们解不开来些什么人。眼看那些人被引进了柳家客店的石板房里,随后又进来几个。老人们正疑惑,柴垛上的狗发现了生人,警觉地站起来叫了两声。柳老二便高声斥责道:“死狗,来几个歇店的客人,你叫唤甚哩!”狗便不再叫,老汉们也就知趣地回家去了。

“歇店的”人中,有一位个头不高却格外精干的人,他留着念书人的偏分头,背着个挎包,走到沟岔上,马文瑞才认出是刘澜涛。老同学久别重逢,却又不好拉话,只是用眼睛相互瞅瞅,会心地点头笑笑,就算行过了见面礼。马文瑞知道,“米脂学潮”后,刘澜涛被派往三边,担任团工委书记。半年多不见,塞上的风沙吹黑了他的脸,使他显得更加沉稳成熟。两人见了面亲热地拉着手,虽没说话,文瑞由他的眼神中看出,刘澜涛仍然还是那么富有活力,浑身上下充满了青年人的激情。

当天晚上,就在柳家客店的石板平房中,中共陕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召开了。柳二刚给油灯添过油,长长的新棉捻儿燃烧着,金色的光焰照着每一个人的脸,像映着一尊尊铜铸的塑像。会场上没有会标,也没有张贴红绿标语,只是在一盘大炕上,放了一只小炕桌。桌上蹲着盏马灯。杜衡、杨国栋、冯文江、白乐亭等人坐在桌旁,其余的人都围坐在炕上。许多人都是远道跋涉而来,虽是风尘仆仆,但精神格外饱满。会场上的气氛庄严而肃穆。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几十年后,这个小村子因为召开过这次会议而被载入史册。

会前有一段小插曲,特别值得一提。掌灯时分,各地的代表陆续到齐了。负责联络接待的马文瑞挨个清点着参加会议的人:杜衡、杨国栋、冯文江、白乐亭、赵通儒、刘澜涛、常立德,有米脂代表窦增荣、绥德代表周发源、延安代表李馥华、安定代表孙兰馥,就缺谢子长还没到。大家只好坐下来等。负责接待联络的马文瑞很着急,他担心发生什么意外。他和柳老二在院子照了一阵儿,没有。又走到沟岔上去迎接。等了好一阵儿,黑暗中才见河对岸隐隐约约走过来一个人。他欣喜地迎到河畔去接。那人急匆匆走过冰滩时,嗵地摔了一跤,爬起来拍了拍衣服自言自语说:“日他娘,心急偏偏遇冰滩!”马文瑞一听,满口安定口音,心想一定是谢子长,便急忙上前。见那人敏捷精干,头上戴顶毡帽,穿着长棉袍子,肩上背个褡裢,一副商人打扮,便问:“走路的歇店不?”“是柳家客店吗?”马文瑞一听,知道来人就是谢子长,赶忙上前握住他的手,说:“是老谢吗?”“就是。”“路上不好走吧?”谢子长也很激动,一边随马文瑞疾走,一边小声说:“我路生,白日又不敢走。擦黑出了吴家岔,先寻到冯家渠冯文江家里,才又转到这里来的。”两人说着话,手牵着手在黑暗中走着。微弱的星光下,面前的小路隐约闪着亮光,像一条绳子,朝村子里延伸过去。黑暗中,马文瑞觉得谢子长很和蔼,说话像农民一样亲切朴实,叫你看不出他是个耍枪杆子的军人。

“同志,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马文瑞。”

“噢,你就是马文瑞。我听冯文江说过,想不到能在这里见面。”

谢子长闹革命的传说,马文瑞先前已经听说了不少。在他的印象中,谢子长是一条硬汉子,是陕北很有名的了不起的人物。今天见到他,心中格外高兴。两人说着话,匆匆赶往会场。代理特委书记杨国栋正要宣布开会时,马文瑞领着谢子长进了门。平时傲气十足的杨国栋一见谢子长,连鞋也没顾得穿,就跳下炕来,拉着谢子长的手,显出格外尊重亲热的样子,嘴里还说:“安定老乡,可把你老兄等来了。没你老兄,咱们这窑里就显得空巴巴的。”谢子长并不认真理会他的话,却对着众人很抱歉地点一点头说:“实在对不起,我迟到了。”

白乐亭指着自己身边说:“老谢,你来得刚好,坐在我这里吧。”他们是清涧暴动中经历过枪林弹雨的生死战友,自然显得格外亲近。谢子长上炕坐下了,见马文瑞还立在地下,忙在身边挪出个空位子,招手把他让到了自己身边。在灯光下面,马文瑞发现这个精瘦干练的人,目光是那样的温暖而亲切,言谈举止间,有一种令人愿意和他亲近的魅力。杜衡对于谢子长的态度,不冷也不热,叫人觉得有些居高临下。

杨国栋宣布开会。首先由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传达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和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

房门紧闭着,屋里充满了老旱烟燃烧的烟雾。不时地有人咳嗽一两声。马文瑞听得很认真。他平时读书看文件,养成了一种好习惯,很快就能把一大段文字的要点抓住,把重点和必须用心记住的东西归纳出来。这种习惯,使他在讲话和写文章时,很自然地形成了简洁明了的风格。此刻,他觉得杜衡的传达报告,长篇大论不说,还有些胡拉被子乱扯毡,让人听了半天也不得要领,人为的加盐加醋太多,反而淹没了重要的内容。但他还是克制自己,认真听下去,因为杜衡所传达的会议精神实在太重要。他从那长篇大论中,记住了这么几点重要的东西: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提出了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提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进而转入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队,创建红军);并围绕这些任务,制定了“十大纲领”。马文瑞觉得,六大的路线,很符合陕北目前的斗争实际。

接下来,冯文江代表特委作“工作报告”。他讲得条理很清晰,和杜衡形成了明显对照。他说:“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形势严峻,党的各级组织遭破坏。中共陕北特委建立以来,我们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在省委正确领导下,恢复了陕北各级党团组织,发动工农民众,坚持秘密斗争,巩固了学校阵地,开展了兵运工作。截至目前,陕北特委下辖绥德、米脂、府谷、榆林、清涧、葭县六个县委,安定、延安和延长三个区委,安边、定边、靖边等地也都建立了党团工委,直属特委领导。‘米脂事件’后,特委虽受打击,但组织仍然存在。同志们的工作情绪并不低落,各地党团组织都有较大发展。全区党团员由不足一千,迅速发展到三四千人……”

冯文江的报告内容很实在,大家听得都很认真,每个人脸上都显出兴奋。唯独杜衡和杨国栋在交头接耳地拉话,杨国栋显出很焦急的样子,像是对省委书记反复辩解着什么问题。谢子长拿着一个椿树根削的小烟袋锅,一边慢慢抽着烟,一边很仔细地听着。自己抽完一锅,就再装一锅,很友好地递给身边的一个同志抽。那个同志抽完了又递给别人抽。于是老谢那个小小的、看着很不起眼的烟袋锅,便不停地在人们中间旅行着,把一种同志间的亲切和温暖,传递给每一个人,把一种战友间的关怀和照顾暗示给每一个人。烟锅传到马文瑞跟前,他也不客气,装起烟,点着了抽起来,觉得那旱烟格外香。在特委扩大会上,谢子长的小烟锅,把一种兄弟般的亲切气氛传播到大家心里。

“绥德党团县委的工作尤为出色。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酷的情况下,全县党团组织健全,党团员发展到五六百人,其中工农出身的同志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特委的报告中,肯定了绥德党团工作,马文瑞心里很高兴。几个月来的工作证明,自己没有辜负党组织的期望。

“这一时期的工作,我们党的活动虽然由公开转入地下,但同志们工作热情并没有降低,敌人逼迫我们找到了一种最有效的工作方式。在农村中,在农民群众中,在那个敌人的封锁和统治无法实现的自由广阔的天地里,我们共产党人,找到了用武之地。今后,我们将依照党的六大提出的正确路线和方针,进一步深入民众,争取民众,积蓄力量,准备条件,等待时机进行苏维埃运动,以更加积极努力的工作,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冯文江用一段很有激情的话,结束了报告。他的声音不高,但格外铿锵有力。那些富有激情的言词,鼓舞着每一个同志。

会议还要求分派党团员到白军中去,争取武装力量,为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必要的准备。这一条,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参加过清涧起义和渭华暴动的谢子长,针对这一条发表了意见。

会议讨论时,大家对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杨国栋不遵守纪律,生活腐化,粗暴武断以及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等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帮助,并决定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在选举时,依照省委书记杜衡的提议,大家还是勉强同意他担任特委书记。

绥德张家岔会议,在陕北革命屡遭挫折的情况下,使大家明确了当前革命斗争的策略和任务,使同志们在实际斗争中有了正确的方向,增强了坚持秘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会后,中共陕北特委机关秘密迁往榆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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