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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忽培元:《群山》第24章

【编者按】阎晶明(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忽培元找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写作对象——马文瑞。首先马老经历的历史长,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他都是参与者,很多时候也是决策者,可谓是中国现当代历史全程见证者。马文瑞长期在部门和地方做主要领导工作,他对高层的决策、顶层的设计有所了解,对下他又是执行者、体察者。所以忽培元选择这么一个人作为自己写作的对象是很难得的,是值得去写三部曲的。通过这样的人物,对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述,是非常好的艺术构思和典型再现。

从作品本身结构来说,作者就是实实在在地从马文瑞同志出生写到他去世,这种写法好像没有技巧上、形式上的变化,但是这也是一种诚实,而且增加了纪实作品的可信度。在这部作品里,既写了马文瑞的个人,更写了中国将近100年的历史,在小和大之间结合得很好,给人一种很震撼的感觉。说到底,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如果没有他这30年长期的积累资料、走访、采访,没有这种深入地了解,光靠做几年秘书工作,是写不出这么好的作品的。这三部曲都在弘扬一种精神,就是延安精神。但作者没有把它放大成一个很空泛的概念,而是渗透在情节与人物里面。作品里面的红线是延安精神,所以书名用“我想延安”,包括《群山》《长河》《浩海》,都是有深刻用意的。延安精神的弘扬在这三部作品里面都是高度自觉,应该说这是作家有想法、有坚持,耐心地孕育出来的一个结果。

——《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

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

第24章:听说老谢来了,老乡都纷纷来看。人们进了窑喊一声“老谢”,便拉着他的手,亲热得不知该说什么

1930年6月,“立三路线”传到陕西。7月,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提出“争取全省总暴动胜利”的行动口号,把陕北划为重点游击区域,并发出《陕北秋收斗争的策略路线》决议案,派赵伯平接任陕北特委书记。

8月,赵伯平携带省委文件及《斗争》党刊由西安来到陕北。其时,北方局也派孔祥祯、高维翰由北平到陕北传达 “立三路线”。10月初,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合龙山古庙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精神,决定合并党团特委与群众组织,成立“陕北行动委员会”。赵伯平任书记,孔祥祯任军委书记,谢子长、刘志丹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会议还提出在陕北通过暴动,“扩大十万红军、创造西北苏区”的任务。说此即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开始,要求每个同志要有牺牲精神。会上绝大多数代表对这个指示表示拥护,只有清涧的刘耀三发表了不同意见,引起高维翰严厉批评,认为刘耀三在革命性质问题上混淆了界限,发动大家对其进行批判。正在这时,国民党军队上山搜查。多数代表由背涯撤出转移到义合镇继续开会,刘澜涛和另一名同志被捕。会议代表们的心情都很沉重。

冯文江参加完会议,赶回瓦窑堡立即召集有各区区委书记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 原原本本传达会议精神,并按照会议要求,布置了全县的“秋收暴动斗争”,要求各级党团组织一律合并成立“行动委员会”,提出“搞地方暴动”、“武装起义”。马文瑞听了传达,感到这个会议精神同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中谈的调子很不一致,觉得在陕北,真正的革命高潮并没有到来,盲目提出“地方暴动”、“武装起义”条件并不成熟。于是,他回到北区,并不积极行动,除了派人夜间出动在大路口的树干上贴几条标语外,党团组织仍然按照原先的部署,开展秘密活动,并不按照“秋收暴动”的指示,锋芒毕露,盲目行事。

其他各区和安定、瓦窑堡等地,搞得声势很大。党团员大白天出动,四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一夜工夫,在安定至瓦窑保的三十里路上贴满标语。还动员成百名党团员分成小组,同时出动,在瓦窑堡城内敌人军队住的营盘里去张贴标语。光天化日之下,组织群众集会示威,公开高喊“打倒国民党”、“实行地方暴动”、“创造苏区”等口号。这样一搞,虚张声势,毫无所得,却把党团组织完全暴露了,把尚且弱小的革命力量,几乎完全亮给敌人。敌人便动手抓人。首先是县委所在的第二高小被解散查封,县委书记冯文江身分暴露,只得离开安定。县委其他两名委员跑掉了。各区党团组织的活动处于停顿状态。但北区党团组织和各外围群众组织完好无损。实践证明,北区消极抵制“左”倾盲动路线是完全正确的。1931年1月,中共陕北特委决定,由马文瑞负责安定全县党的工作,并委派慕嘉绩和本地的景悦礼、赵福祥等组成新的县委。

马文瑞受命于危难之时,面对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在有各区代表参加的县委会议上,这位新任县委书记客观中肯地分析了当前陕北的斗争形势,他说:“由于过早暴露,盲目行动,我们陕北革命遭受到了井岳秀‘清党’以来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各县党团组织,包括绥德、米脂、清涧这些党的长期重要工作地区,党团组织普遍遭到损失,许多县的县委都不存在了。神木高志清骑兵师手枪连,奉命仓促举行起义,结果惨败,损失了党在井岳秀部精心经营的一支地下武装力量。绥师学生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国民党驻军团长姜梅生派兵又一次查封绥师,学校党团活动再次被迫停止……”

错误路线的贯彻,使得白色恐怖就像早春的寒流,又一次袭裹了陕北大地。

一方面,敌人白色恐怖下,许多同志思想动摇;另一方面,敌人加强了警戒,开展革命活动十分困难。马文瑞清醒地意识到,目前最重要的是千方百计保存革命力量。为了在困难形势下保存实力,坚持斗争,他在县委会议上果断提出:“全县各级党团组织应当以秘密活动为主。”并决定允许党的基层干部以公民身分担任国民党地方行政负责人。为了防止出现叛徒,必须纯洁组织,会议遂决定对全县党团员和党团组织进行清理整顿。当时,全县党团员合起来三百多人,根据地下斗争的需要,坚决清洗了一些政治上不坚定、甚至是冒牌的党团员。同时提出党团组织仍然按照党的六大精神,秘密发展组织,争取群众。为了使这个任务落实,县委要求每个党团员都要在自己周围团结几名群众,和他们交成知心朋友,依靠农民群众的力量,孤立国民党的地方政权,孤立地主老财和土豪劣绅,努力控制农村形势。

这种严酷斗争环境硬逼出来的秘密活动方式,虽然不动声色,但却有效地发展和壮大了党团组织,增强了活动能力,实际上占领了农村阵地。经过努力,许多农户成了可靠的堡垒户,特别是县委所在的北区一带,许多村庄成了绝大多数群众同情拥护革命的村庄。党团组织的活动天地越来越大,政治影响也越来越深入。马文瑞在这段艰苦而复杂的工作实践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不久,中共中央北方局来了指示,清理纠正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影响。特委派人来到安定巡视工作,批判了“立三路线”,宣布取消“行动委员会”。当时安定实际上已经完全改变了斗争方针,不仅有效地保存了革命力量,还使全县北区、东区、西区、中区二十多个党支部的工作有了新的发展。接着,上级决定由马文瑞担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兼中共陕北特委委员。由于斗争需要,他暂时仍留安定工作。

1931年冬季,陕北的气候似乎特别冷,元旦过后,时令进入隆冬,千山万壑被严寒统治着。背坡洼里和滴水崖上出现了积雪和冰瀑。大小河流僵硬地躺在沟壑间。早晨起来,总见窑脑畔上的酸枣树和黄蒿枝梢挂满了霜花。烟筒周围也被白花花的霜芽围着。早起拾粪担水的农民,眉毛胡子上也都白乎乎价,嘴鼻里呼出的热气,像烟雾一样缭绕在头顶上。

年关将近,山村里开始出现迎年的气氛。天不明,就可以听到轧糕面的碾子吱扭转动的声音,就像黎明时的公鸡啼叫。这是迎接年节的第一声信息。这吱吱扭扭的声音,响彻在静谧的小山村里,又像喜鹊的叫声,快活而热烈。它是农民心中最温馨动听的音乐。轧糕面的碾子声暗示着勤劳的农民一年辛苦将得到甜蜜的回报。在这生活本身沉重呆滞,又如碾磨一般单调枯燥、周而复始、旋转不息的偏僻山村,大年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开端。整整一年了,人们顶风冒雨,经历过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辛苦的忙碌,经受了干旱、雨涝、雹灾、霜冻的交替磨难,终于从土地上得到有限的收获。人们疲惫不堪,实在需要歇一歇手脚,喘一喘气了,就像翻完了麦地、荞麦地的耕牛,该到停鞭卸套了,需要有一段不被节气相催的时间,安安稳稳蜷缩在热炕头上,痛痛快快睡觉,唠唠叨叨拉话,热热火火吃呀喝呀,享受儿女亲情、天伦之乐,结结实实对“赵公元帅”孝敬一番,以求来年的五谷丰登、槽头兴旺,以便把新的希望,寄托于新的一岁。这就是陕北农民一年一度最隆重而神圣不过的节日——“过年”。人们所熟悉的老谢,也就在年关临近的这个时候回到了安定。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四区八乡。

谢子长于中共中央北方局受训结业后,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搞军事工作,回到安定一带活动,第一个落脚点就是中共安定县委所在的北区任家砭。马文瑞见老谢穿着一件粗布面子的皮袄,腰里系根带子,完全像一个赶集上会的小商贩。老谢见了马文瑞,亲热得不得了,拉着他的手说:“马文瑞同志,想不到咱们在安定又见面了。听说那个‘立三路线’把咱陕北害得不轻,安定县委能保住,多亏你们了。”

马文瑞说:“主要还是因为北区的工作基础好。”

听说老谢来了,任家砭和附近的景家坪、井家沟、大王庙的老乡都纷纷来看望。人们进了窑,嘴里喊一声“老谢”,便拉着他的手,不晓得再该说什么话了。老谢脱了老羊皮袄坐在炕上,他的身边就围着一圈又一圈的群众。他亲热地看看这个,又瞅瞅那个,问罢收成,又打问光景,那神情就像和自己久别的亲人在拉家常。他的朴素而真诚的话语,像山间的涓涓细流,悄悄地淌进庄稼地里,默然地浸润着每一棵受旱的庄稼,使拧起叶片的枯黄的禾苗立即蓬勃地舒展开来。马文瑞坐在老谢的身边,久久地注视着,注视着这个党内有名的同志,注视着这个可亲可敬的兄长般的战友,注视着他同人们说笑着,不时地从衣兜里掏出一把炒豆子,分给身边的人们,一同吃着拉着。他发现这个老谢,的确有一种神奇的魅力。他的一句很平常的话,便使这些平日看着有些呆滞的农民开怀大笑,心花怒放。他的另一句很平常的话,又能使大伙突然收敛笑容,变得怒气冲冲。他实在是太熟悉太了解他身边的这些光头黑脸的农民。他的身上,每根神经都好像同这些受苦汉们牵连在一起。因此,他和他们的喜怒哀乐才能这样地一致起来,才能心心相印,息息相关。这就是马文瑞眼里的老谢,就是那个时时刻刻被安定老乡挂在嘴上的名副其实的群众领袖呀!马文瑞看见老谢同农民在一起的情形,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一滴水同大海的关系,一掬黄土与陕北高原的关系。一滴水融入大海,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力;一掬黄土投入高原,才能化作不朽的存在。

“共产党员,就应当像谢子长这样,同人民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马文瑞心中这样想。从此,老谢实际上也就成了他的榜样。老谢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无形中影响着他,在革命斗争的风雨中成长前进。直至1942年,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奖状:“密切联系群众”;直到他担任国家领导人以后,仍然保持着这种作风。

夜深了,人们才恋恋不舍地散去。老谢和马文瑞一起躺在炕上,却怎么也不能入睡。两人谈工作、谈斗争、谈现实、谈理想、谈苏联、谈中国,谈东谈西,一直到窑窗上透出亮色,一直到黎明的曙光照到炕上。通过一次次的长谈,马文瑞感到谢子长并不高大的身躯里,却有一个特别宽阔的胸襟,觉得身边这个充满激情和活力的人,不光是一位党内很有威信的同志,还是一位为人宽厚的兄长,跟他在一起,觉得很舒心。这个摆弄枪杆子的军人,毫不粗暴简单。他讲起话来,谦虚坦诚,风趣幽默,善于运用平淡朴素的言辞,于轻松愉快中评说极重要严肃的话题,时不时地还要带出一两句农谚和土得掉渣儿的陕北歇后语,引人发笑,令人深思。交谈之中,他也发现,这个老百姓心目中吃钢咬铁、叱咤风云的人物,内心深处也有自己难以启齿的苦闷和烦恼。为革命长年累月东奔西颠,东躲西藏,连家也顾不得回。早年家庭包办的婆姨离婚后,30多岁尚未成家。在同马文瑞开怀畅谈中,老谢毫不掩饰地第一次袒露了自己的苦闷和烦恼。

一连好几天,马文瑞和老谢在一起,彼此更加熟悉,几乎无话不谈。这天,任志贞到马文瑞窑里来借书。老谢见任志贞同马文瑞说话时那样亲热,便看出了少女的心思。一天晚上,他俩照例又在一起拉话。老谢突然问:”马文瑞,有个秘密,你不知看出来没有?”文瑞说:“什么秘密,我怎么没看出来?”老谢神秘地笑着说:“我们志贞对你可是蛮亲热的。”文瑞听得,脸呼地红了,说:“老谢,你不要开我的玩笑。”老谢说:“说真的,你看我们志贞怎么样?”

马文瑞急忙摆手说:“现在斗争形势很紧张,顾不上考虑个人的事情,以后情况好转了再说。”

老谢风趣地说:“年轻人不要不好意思。我的观点是,谈恋爱不误闹革命,更不能因为白色恐怖,我们革命者就都打光棍。敌人才盼咱们一辈子不结婚,希望我们断子绝后,我们偏要争口气,恋一个好婆姨,生一个胖小子,气死反动派。”马文瑞无可奈何,只得腼腆一笑。老谢还不罢休,说:“真的,我还有个忙要你马先生帮哩。”

“帮什么忙?”马文瑞认真地问。

“这,你可要暂时保密。我看下安定城里一个女学生,人家是共青团员。对了,还是你的兵,不光思想进步,人也漂亮。”

马文瑞听得很认真,老谢却不说了。

“叫什么名字?”

“叫史秀云,你的字写得好,就帮我写封恋爱信吧。”

马文瑞知道老谢这是有意开导自己,便说:“那号信,我可不会写。你自己看下了,就自己写。”

老谢说:“不写也罢,那我只好自己动手了。”

那天晚上,马文瑞果真看见谢子长伏在炕桌上,摊开纸,给史秀云写了一封长信。那一阵儿,敌人正到处通缉捉拿他。他们万万想不到,那个“共匪头目”谢子长会从容不迫地坐在这里,给自己心爱的人写恋爱信。他那种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马文瑞深受感动,心目中更加钦佩这位从烈火与风雨中冲杀过来的革命战士。此后不久,老谢和史秀云果然冲破重重阻力,结为革命夫妻。只可惜他们没有条件到照相馆穿着礼服、披着婚纱照一张结婚相,也不能请亲朋好友来祝贺,甚至连一个居住的地方也没有。新娘、新郎只能在空无人迹的山间,采些越冬的野果和早春的野花,默默地跪拜天地。他们也只能在背山的避雨窑里铺上枯草,盖着老谢破旧的棉被相伴度过寒冷而漫长的新婚之夜。然而,他们又是幸福的伴侣,因为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充实的,他们共同怀有一个远大的革命理想。他们的婚礼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当他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倾听着对方那颗火热的心脏的跳动,一切的艰难和困苦都抛到了脑后。在老谢身上,马文瑞看到了一个坚定而乐观的革命者的风采。一个具正的革命者他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不会气馁懊丧、怯步退缩。崇高的信念在他胸中燃着一团火。这团火,越是在寒冷的暗夜里,就燃烧得越旺。

谢子长在任家砭的窑洞里住了一些日子。将要离别的时候,他和马文瑞都有些恋恋不舍。从外表看,这两个人似乎并无多少共同之处。一个三十出头了,一个年方二十;一个性情豪放,心直口快,一个沉静温和,不苟言笑;一个是搞武装斗争的军事领导人,一个是搞地方党和群众工作的领导干部。但两人在一起,却有拉不完的话。这也难怪,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两个坚定的革命者,两个下决心把一切,包括青春和生命,奉献给人民解放事业的共产党员,两个在不同的战线上,舍生忘死地携手战斗着的生死战友,在刚有机会重逢,却又不得不分别的时刻,他们的心情是难以平静的。心潮翻滚着,就有许多话题涌出来。

老谢说:“我们这些年搞武装,费了好大的劲儿,几乎都失败了。敌人强大,固然是一个原因,我们自己没有立足之地,是更重要的原因。清涧起义,我们拉出部队后,由于没有根据地,只能流动作战,让敌人围追堵截,结果吃了大亏。渭华暴动,倒是注意了建立地方政权,但是仓促行事,很不巩固,又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结果也归于失败。其他各地的小规模斗争也吃了大致相同的亏。这个教训应当记取了。”

马文瑞说:“我觉得,拉武装,搞兵运固然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单纯依靠从敌人的部队里搞武装。我看最根本的,还是把我们自己的工农劳苦大众武装起来。这些人手里有了枪杆子,才是真正可靠的革命武装。这样的队伍,本身同群众就有血肉联系,很容易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也容易站住脚。朱、毛领导的江西红军,其中多数就是武装起来的工农分子。”

“这个问题上,咱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以往我们心太急了,总想就锅做饭,从敌人那里拉起一支现成的队伍。结果是力气花得不少,收效甚微呀!”老谢说着,兴奋地由炕上仄起身,摸着黑装起一袋烟点着了,狠狠吸了几口。文瑞闻到了烟草的香气儿,也就闪出想抽烟的念头来。老谢像是猜出了他的心思,把点着抽了几口的烟锅递到他手里。文瑞毫不客气地接过来抽着。有一小会儿,谁也不说话。窗外是静谧的陕北早春的夜。远处山村里的狗咬声,像银河系外的无名小星一样模糊得只是隐约可辨。河沟里的坚冰下,汩汩的流水声像母女夜话一般,显得很温柔,也很亲切。窑里黑糊糊的,两个人都裹着被子双手抱膝坐着。他们的话题,又转到了武装斗争与地方党的工作如何紧密配合的问题上。

“咱们陕北地方党的工作,以往力量有些分散,没有形成巩固的中心区域,还有些喜欢虚张声势的毛病,要都像安定眼下这么扎扎实实地搞,会很快出现一个好的局面。有了牢靠的中心区域,我们建立起自己的武装,也就有了立足之地,兵源、给养才有保证。”

马文瑞说:“我们目前主要还是贯彻党的六大精神,也就是特委在张家岔会议上提出的任务:秘密发展党团组织,积蓄力量,争取群众。为了掩护工作,我们还安排一些同志担任国民党的区乡长。你的大哥谢德惠,就担任着西区区长。这样对我们开展工作很有利。敌人占着城镇,我们就在乡里暗中闹事。表面上是敌人的政权,实际上各村都听我们的。我看在目前情况下,陕北应当着重建立这一类‘白皮红瓤子’的中心区域,为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做准备。”

“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你是特委委员,又是团特委书记,可以在特委会议上把这个意见讲出来。”

马文瑞表示同意。

老谢又说:“哎,还有个事差点忘了。你是否能给任志贞安排个工作?这女子有文化,思想也求进步,是个好苗苗。”

马文瑞想了想说:“我们最近打算在杨苏家沟办个扫盲识字班,实际上是对贫农团的骨干分子进行培训。任志贞可以到那里去担任教员,还可以在那一带开展妇女工作。”

“可她眼下还不在党呀?”

“这个问题我已经想过。她是共青团员,我们党内妇女同志很缺,根据她的思想觉悟和一贯表现,可以考虑尽快让她转为党员。”

说着话,天已快明。两人起来草草吃罢早饭,老谢就要急着上路。他不敢声张,怕惊动了老乡们,又要挽留,又要为他送行。他穿好了衣服,和马文瑞紧紧地握了握手,便转身出门去。老谢走了几步,又突然回转身,由衣兜里掏出那个自制的椿木烟锅,递给马文瑞说:“这个小东西随我好几年了,给你留做纪念吧。”说完,朝村里望了一眼,转身大步朝沟里走去。老谢就这样走了……马文瑞一直站在院子里,手里紧紧握着那留着老谢体温的小烟锅,瞅着老谢的身影消失在雾气里。他盼望老谢搞武装成功,盼望能再次相逢,通宵畅谈。他万万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是永诀。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分别战斗在文武两条战线,呕心沥血地为革命舍生忘死,艰苦奋斗,虽然不能相见,相互心中惦念着,彼此关注着对方的消息。许多年后,当马文瑞回忆同谢子长朝夕相处的那一段往事,还真后悔当初没听老谢的话,替他写那封恋爱信。“这个老谢,看着平平常常,身上却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感染人的力量。”马文瑞深情地说,泪水模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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