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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忽培元:《群山》第26章

【编者按】郑伯农(原中国作协党组成员、《文艺报》主编,著名文艺评论家):读忽培元的书、认识忽培元大概也将近20年了。我第一次读忽培元的作品是《群山》,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全国第一次传记文学评奖,当时除了这部《群山》获奖以外,还有王树增的《李大钊》。没想到,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完成了这部泱泱大作。书中有一些章节令人难忘。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马老对思想解放、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态度,他是冲破思想禁区,积极倡导思想解放的。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马文瑞和刘宾雁的对话。刘宾雁写的几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批评陕西的工作。马文瑞起初很虚心地接受批评,但是经了解事实不仅是有巨大的出入,而且基本是失实的。马老很慎重,就让下面再调查,几个组上面下面地一起调查,调查结果证明是失实的。于是刘宾雁要求和马老对话,马老还是平等对待作家,也很重视作家,他很客气地接待刘宾雁。刘宾雁开始还是说他写的都是符合事实,后来又说不是他采访的,是委托什么人采访的,但是那个被委托的人是非常值得信赖的。马老虽然很客气地对待刘宾雁,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一点都不含糊的,他列举事实证明刘宾雁的采访违反事实;刘宾雁说作家有创作自由,马老就说创作自由也不能自由到任意编造吧!马老态度和蔼但话却是毫不含糊、针锋相对。这样的领导人,既是坚持思想解放,又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什么叫实事求是,歪曲事实那能叫实事求是吗?由此我就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期报告文学界有一场很重要的讨论,在《文汇月刊》上展开的,讨论问题的焦点就是报告文学可不可以虚构,刘宾雁是主张可以虚构的,但是另外有些同志认为报告文学是不能虚构的。显然,忽培元同志这部书不是虚构的。作为马文瑞这样一位老革命、老领导,他跟作家平等谈话,这样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前没有什么地方披露出来。今天忽培元把这个写出来,是很值得文艺界注意的事情。

——《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

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


第26章:谢德惠指着他对阎红彦介绍说:“红彦,这位就是咱安定县地下党的县委书记马文瑞


1931年8月的一天晚上,马文瑞正同慕嘉绩、景悦礼、赵福祥几个人在任家砭研究秋季斗争,却见四区区委书记谢德惠领着一个人进了窑门。这人大约20多岁,长得高大英武,满脸毛森森的络腮胡子好久没刮了,猛一看像40多岁的人一样老面。他穿着安定农民秋季习惯穿的那种黑裤褂,上衣咧着怀,露着腰间的牛皮腰带上别着的两枝驳壳枪。他进了门,目光炯炯地立在那里像一尊挺脱的铁塔一般结实有力。

谢德惠正要开口介绍,景悦礼和赵福祥已经认出他来,不约而同地起身喊道:“阎红彦!”

马文瑞这才知道,面前这位英武的汉子,就是谢子长时常提到的那个同他一道参加过清涧暴动的阎红彦。

阎红彦同跳下炕去的景悦礼、赵福祥见过面,谢德惠就指着马文瑞对他说:“红彦,这位就是安定县地下党的县委书记马文瑞,也是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兼共青团特委书记。”

阎红彦一听,朝前迈出一步,热烈地握住马文瑞的手说:“文瑞同志,总算是找到你们啦!”说着低下头去,显然是因激动而有些难过。

“红彦同志,”马文瑞问道。“听老谢讲,组织上不是派你和白锡林到山西组建晋西游击队去了吗?”

阎红彦抬起头来,眼圈有些发红,扬起眉毛警觉地瞅了一眼一旁站着的慕嘉绩。

马文瑞忙说:“噢,这位是陕北特委派来的慕嘉绩同志。他眼下也参加县委的工作。”

红彦同慕嘉绩见过面,马文瑞说:“你快上炕歇着,咱坐下来慢慢拉谈。”

几个人都上了炕。谢德惠拿了几只瓷碗,挨个儿倒上了开水。

阎红彦送过水碗,也不怕水烫,端起咕嘟咕嘟喝了两大口,放下碗,眼望着马文瑞,用地道的安定话说:“我先把晋西游击队的情况给特委和县委汇报一下。去年冬天,特委派我和白锡林过河到山西。当时山西的形势对我们还是很有利的。大家知道,蒋、冯、阎中原大战,冯阎战败。冯玉祥、高桂滋、孙殿英及阎锡山旧部纷纷溃退到山西境内。一时间,大小军阀,各人略地自保,你争我抢,勾心斗角,矛盾十分尖锐。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山西省委领导下,以当地工厂、农村和军阀部队中的地下党员作为骨干,再加上争取改造‘土客’部队,组建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武装,取名‘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红军游击队成立后,在吕梁山区宣传革命,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农会,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游击战争,形成了以汾阳、中阳、孝义等县的邬家庄、西宋庄一带为中心的游击区。我们先后在附近的留誉镇、锄家沿、水头镇、老鸦掌等地连打胜仗,威震晋西。吕梁山区各县反动政府纷纷向省里告急。不久徐永昌派出一个师、一个炮兵团和地方反动武装计万余人,气势汹汹地来‘围剿’我们。敌人仗着人多,推进到吕梁山边沿,在高山路口遍设哨卡,步步进逼,重重封锁,妄图消灭我们。”

大家都听得入迷,阎红彦停下来,咕嘟咕嘟喝完了一大碗水,接着讲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按照山西省委指示,一边运用迂回战术同敌人周旋,一边决定突围到河西陕北活动。当我们拼死突围到黄河岸边,只剩下三四十个人。当时情况十分紧急,背后是敌人大军压来,面前是奔腾咆哮的黄河,几乎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因此有些人思想动摇了。我们就在黄河岸边召开了紧急会议,明确指出,愿意继续闹革命的,就强渡过河,不想冒险的就留下来。结果共产党员异口同声地表示要同敌人血战到底,连夜突围过河。当下没有渡船,大家就将衣裤脱下来,灌上气,浮水渡河。在运送弹药时,吴岱峰几乎被浪涛卷走,整整拼搏一夜,部队终于平安过了黄河。但是刚刚登上西岸,新的困难便接踵而来。部队本来连日转战,已是疲惫不堪,加之情况不明,缺乏给养,整天在敌人空子里钻,军心不稳,行动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危险性。于是我们就到处寻找地方党组织。转来转去,扑了几回空,好容易找到谢德惠,这才见到你们。”阎红彦说着,由怀里摸出一个油布小包,打开来,是一份人名单。他把那个名单展开来,慎重地交给马文瑞,说:“这是我们过河人员的名单。我们过来的虽然只有三十个人,但都是共产党员。其中有十多个人是在临过黄河时,面对咆哮的河水,集体入党的。我们的武器也很好,每人一长一短两枝枪,子弹也充足。”

马文瑞听得显然也很激动。他接过那份人名单仔细看着:拓克宽、阎红彦、杨重远、黄子文、白锡林、党永亮、李成兰、马佩勋、周维仁、胡廷俊、田有华、符友坚、陈玉清、吴岱峰、师俊才、张免芝、白树梅、李发荣、张应琪、刘昌汉、郝金标、王俊杰、冯金福、黄金芝、胡廷壁、戴炳章、李炳云、杜鸿亮、李素云、寇世仁。

马文瑞挨个儿认真地看着这些名字,其中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但却觉得每一个名字都是那样的亲切。读着这些名字,他就意识到,这可不是一些普通的人,而是一个个由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真正的勇士。他默看了一遍,仍然爱不释手,又情不自禁地从头至尾轻声念着那些名字,像呼唤着这些刚刚在吕梁山中同上百倍的敌人英勇搏斗过来的勇士们。身边的人们都凝神倾听着。每念过一个人名,人们的眼前便会有一个手握钢枪、满身披着硝烟的英武的身影闪现出来。

马文瑞用了好一阵时间,才读完这份沉甸甸的人名单,然后抬起头,望着阎红彦。两个人激动而充满热情的目光相遇在一起,终于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又一次紧紧地握着手,老半天,马文瑞说:“阎红彦同志,我代表陕北党组织欢迎你们。你们过来的三十个人,是革命的无价之宝。此前,咱们陕北还没有一支由我们党组建领导的红军部队。你们三十个经历过艰苦锤炼的红军战士到咱陕北,咱陕北的武装斗争从此有希望了。”

队长阎红彦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他紧紧地握着马文瑞的手说:“找到党组织,这下我们心里踏实了。”

晋西游击队的到来,使大家喜出望外,都认为这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马文瑞立即主持召开了中共安定县县委会议,研究如何支持部队站稳脚跟、发展壮大。同时决定派县委委员慕嘉绩和特委派来巡视工作的张资平前去枣树坪代表陕北特委和安定县委看望部队。

慕嘉绩、张资平返回任家砭汇报说:“游击队刚过河,遇到的困难不少,内部也有些矛盾。”

马文瑞很注意了解游击队的领导人和党组织的情况,他觉得这是这支部队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原来,部队刚过河时,拓克宽任队长,黄子文任政委。一个大雾迷漫的早晨,队伍行进在安定南沟岔附近的沟道上,突然与敌军六七人遭遇,机警的游击队员们迅速拉动枪栓包围了敌人。敌人一见这么多红军从天而降,早吓得魂飞魄散,纷纷举枪跪在地上。这种情况下,拓克宽、黄子文二人却怕打仗暴露目标,下令放走了敌人(又说其中有他们的熟人)。队员们意见很大,认为是严重失职。此后,过了南沟岔约七八里处有个河湾柳树滩,部队休息,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开来,强烈要求召开民主会议,改选队领导。会上撤了拓克宽、黄子文的职,一致推选阎红彦为大队长,杨重远为政委、吴岱峰为副大队长,下辖李成兰、胡廷俊、马佩勋、周维仁四个班。对于这次改选,拓克宽、黄子文两人有思想情绪,新当选的领导人也多少有些顾虑。

马文瑞得知这个情况,就和大家商量,一致认为新选的队领导,是根据多数游击队员的意见和民主选举的结果,应当维护。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三位,都是坚强可靠的共产党员。就说阎红彦吧,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只读过三年小学),但人特别精明强干,1924年年仅13岁,就在家乡瓦窑堡参加了共产党员李象九的学兵连。1925年入党, 参加过清涧起义,又在后九天寨子山的土匪中做过兵运工作。游击队在晋西转战中,也一直担任副大队长兼中队长,有胆有识,作战异常勇猛,军事指挥上也有一套。这三位同志,他们在游击队的组建和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已经起到了骨干领导作用。因此,应当支持他们大胆做好工作。另外,还有个问题是如何对待“土客”武装。原来,有三股在黄河岸边专门保护大烟贩子的武装,几乎与游击队一同被阎锡山的部队赶过了黄河。为首的是师储杰、杨琦、杨鼎、肖永胜等。他们到了陕北,也有许多困难,就找晋西游击队联络,想合伙行动。游击队提出一个初步意见,报请特委和县委决定。游击队认为联合行动可以,但得有条件:一是接受游击队统一指挥;二是不准抢人;三是不准强奸妇女;四是不准吸大烟。游击队还建议:将这三股武装合为一队,名为”陕北支队”。

在讨论这个意见时,马文瑞说:“我看游击队同志们提出的这些意见很不错。据了解,这三股武装,成分很复杂。其中有穷困潦倒、被迫铤而走险的农民,更多的则是兵痞游民,奸淫掳掠、吸食大烟,相当于土匪武装。毛泽东同志在 《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谈到了对待此类武装的原则。他指出:‘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当他一字不漏地背出这段话来,特委派来巡视工作的张资平显出很吃惊的样子。这位巡视员,他显然很钦佩这位特委最年轻的委员和安定县委书记的惊人记忆力。其他同志虽也心悦诚服,但并不显出异样,因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大家知道,马文瑞记性好,更重要的是对上级的文件,他总是认真反复地阅读。重要的话,用笔画出来,他在会上讨论工作时,便能一字不漏地复述或背诵,就像是那些下面画上波浪线的句子,已经刻到了他的脑子里,再也不会忘记。这种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他一直由战争年月保持到和平建设时期。张资平的心理反应,马文瑞本人并没有觉察,他还是全神贯注地谈着自己的意见。

“晋西游击队,目前最大的困难是兵力不足。这三股‘游民’武装在有条件的制约下联合行动,是可行的。在联合行动的过程中,应加强政治教育,同时用我们红军游击队的纪律和作风影响感化他们,逐步把他们改造成真正的红军武装。只是其中‘不准抽大烟’这一条,我看暂时可以不提,等条件成熟再说,因为保烟队中烟鬼很多,你提这一条,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一时很难接受,反倒不利于团结改造他们。当务之急是,我们要立即着手动员一大批党团员和优秀农村青年参加游击队。”

马文瑞的意见,大家都表示赞同。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人们像操办一桩大喜事一样,兴奋不已,毫无倦意,当下决定派慕嘉绩前去部队传达贯彻。其他人立即分头到各区,会同当地区委一道,秘密动员党团员和优秀青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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