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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忽培元:《群山》第31章

【编者按】王干(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书法家,现任中国作协《小说选刊》副主编、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教授、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名誉院长):读了忽培元先生的三部曲,我觉得第一他写出了一种信念,第二他塑造了一位坚定的革命家,第三是记录了近百年的西北革命史和涉及到全国的和平建设、改革开放的历史。写出一种信念是难得的,而且这种忠诚和激情是在很多作品里面比较稀少的。马文瑞这样一位坚定的革命家在忽培元的写作里面,实际上是两个视角,一个是作者本人的视角,第二个是马文瑞的视角。马文瑞这一代人的理想信念、忠诚于革命、热血为苍生,这种如火的激情贯穿到忽培元的写作里,也贯穿到忽培元的工作、生活和文学的追求里。刚刚有人提到一个词,我听来心里一振,就是大忠大德。这种20年的忠诚是和马文瑞九十几岁的高龄、近百年的革命史的忠诚一脉相承的,所以他说他的书名有很多的关键词他都舍不得丢,这里面是一种脉络、是一种血脉、是一种精神。“我想延安”是马文瑞的回首,也是作者的回首,延安是什么,就是一种信念、一种精神,一种理想。今天,我们常常在很多时候羞于谈这个话题,就是革命的理想信念,他们这一代人的追求,在他这本书中如火一般的充满了激情。

   第二就是塑造了一位坚定的革命家,他的塑造是生动的、鲜活的,是具有个性的,而不是概念的,不是图解的,这跟马文瑞忠诚于革命、热血为苍生有关,也跟忽培元的挖掘有关。比如他写到马文瑞对他书稿批阅的细节,都让人非常感动,就是这么一位九十几岁的国家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到了这么大年龄的时候,还对书稿那么仔细、那么认真,甚至还带着羞涩。我觉得这种描写是特别具有个性的,他一再地说对个人的宣传要低调,要少写一些,而马文瑞的这个角度使我们看到了这本书写出的不仅是马文瑞这一个人,而是写出了这一代革命家、革命者,也可以说塑造了一组群像,这个是我觉得特别宝贵的。马文瑞在书中是一位具有个性的革命家,而不是在我们很多的影视作品里面那种慷慨激昂、一呼百应的革命家。

   第三,他非常准确地、全景式地记录了西北的革命史。西北的革命史中有非常多的敏感问题,包括我们和平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很多敏感的话题,刚才郑伯农先生说到刘宾雁的事件,我也读到了,觉得确实是鲜为人知,而且非常珍贵,这样一些重大的、鲜为人知的事件和细节,从忽培元的书中读到了。他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准确地、鲜活地、真实地还原了历史,这个也是极为宝贵的。所以我想说这本书是能够传世的,是能够被大众最后记住而且流传的一本书。

——《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

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


第31章:马文瑞带着几十块现大洋,随着同情革命的看守,来到警备森严的榆林第三监狱看望曹力如

陕北重镇榆林,原本是一座富饶美丽的古城。城池坐落在长城脚下的榆溪河畔。秀丽的榆溪河由北边的大沙漠中蹒跚而来,河水清澈。有渠自上游引进城中,水质甘甜滑润,汲以洗面,白皙细嫩。城中又有“桃花泉”,水质柔滑,用以做豆腐,可用秤钩子钩了叫卖,故称之为榆林“桃花水”,实乃优质矿泉水,由于接近陕蒙晋交界地带,榆林自古在军事上和各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历代统治者均派重兵镇守。

1933年早春。塞上古城榆林,仍被茫茫风沙袭裹着。草木没有发芽,河湾背阴地的冰雪尚未消融。远远望去,高高的古城墙和青灰色的古典式屋宇,全都淹没在一片苍凉的荒寒中,使这座长期被反动军阀井岳秀盘踞的所谓陕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越发显出一派毫无生机的萧条。在城内东北角上,一片桑树林边,有一座被高墙和铁丝网围着的院子,院门紧闭,外面布着密集的岗哨,使得周围的气氛显得更加森严,这就是“榆林第三监狱”——井岳秀关押重要政治犯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榆林看守所,也关押着许多共产党人。井岳秀在陕北的反动军事统治是残酷的,他对待被捕的那些企图推翻他的统治的共产党人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监狱里的生活暗无天日。为了指导榆林城内地下党团组织的活动,设法营救狱中的同志,鼓励他们坚持斗争,马文瑞代表中共陕北特委,冒着被捕的危险秘密来到榆林,视察榆林党团工作,探望狱中同志。

这是他头一次去榆林。步行至镇川堡一带,道路完全被流沙埋没了,根本无法行走,只得雇骑骆驼。拉骆驼的女人是个大脚“蛮婆”,这使他记起了那年去绥德投考四师的情景。人骑在高高的骆驼背上,像乘坐一只小船在惊涛骇浪中漂游。前面是黄沙茫茫,背后是茫茫黄沙。拉骆驼的女人,弓着背在没有路径的沙地上艰难地行走着,这使他记起了那个邂逅相遇的乌曲木纳,兵荒马乱也不知道她是否还平安健在。骑在颠簸的骆驼背上,望着迷茫的远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革命征途的艰险。榆林城里的斗争形势很复杂,敌人近期公开或秘密地杀害了不少共产党人。“此次前往,务必胆大心细,谨慎从事,沉着应付。”他默默告诫自己,像即将深入虎穴的勇士,义无反顾地朝前走去。

天将黑时,马文瑞进了榆林城。南关街上有个很不显眼的小客店,他就在这客店里住下来,同许多住不起大店的穷人睡在一盘通铺大炕上。

当时榆林城里的党团组织都在学校。榆林省立第六中学、职业中学、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都有党团组织。马文瑞一到榆林,首先分别同这几所学校的党团组织取得联系。榆林刚才发生了耸人听闻的“东山惨案”。原来井岳秀86师炮兵营工兵连地下共产党员张怀树、何格兰、杨德厚、赵经昌、魏志仁、边临雍等人准备举行暴动。因叛徒出卖,暴动未遂,被井岳秀下令逮捕,秘密杀害于榆林东山。“左”倾盲动主义给革命造成不必要的惨重损失,令人痛心疾首。当马文瑞只身来到榆林时,此事刚刚发生不久,正是城里人们偷着议论的中心话题。他得知此事,心情格外沉重,默然伫立在涌流不息的榆溪河畔,仿佛看到河水中依然漂流着烈士的鲜血。

刚到榆林,他像一个忙忙碌碌的商人,白天出去活动,晚上就歇在小店里。他虽是初次来到这座闻名陕北的塞上古城,却没有半点心思来顾盼古城风貌。许多名胜古迹,譬如城南的三观庙,城北的红石峡、镇北台,城东驼峰山上的古刹戴兴寺,城东南角巍然耸立的凌霄塔,他都只能远远地望上几眼。城门洞、城墙上、街头巷尾,到处可见气势汹汹的井家兵。在刺刀的寒光下面,街市也是空前的冷落,行人都是匆匆忙忙由街上走过,寒风在空旷的街巷里肆虐着。风沙迷漫中的榆林城,笼罩着反动军事统治的恐怖气氛。马文瑞在榆林城里的活动,也就十分艰险。

一天,文瑞外出归来,很觉疲惫,刚刚躺在那盘通铺大炕上,一群凶神恶煞似的警察破门而入。他心想自己可能被捕,就做好应付一切的精神准备。不料冲进来的警察只抓了他不远处睡着的一个人。后来才知,那人是个小偷,在城里偷东西被人发觉了。虽是虚惊一场,也觉得继续住下去很不安全,当即移住东山坡上“戴兴寺”旁边的榆林中学。

榆林中学党支部书记叫曹士荣,保安县人,是一位工作十分认真负责的同志。长期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开展工作,使他养成了做事谨慎的习惯。为了隐蔽身分,曹士荣把马文瑞安排住进榆中学生宿舍,于是他的那副商人打扮又变成了一个学生的模样,出入学校并不引人注意。

别看马文瑞平时给人的印象是性情内向温和,在大庭广众中绝少豪言壮语、慷慨陈辞或者高谈阔论,但实践证明,他的革命的坚定性和对敌斗争的胆略和气魄却是非凡的。他这回只身赴榆林,不光在各校党团组织中做了大量工作,还千方百计同狱中的同志取得了联系。在当时情况下,敌人四处搜捕共产党人,作为中共陕北特委的负责人,只身到监狱里做工作很危险。马文瑞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设法前往。关在这座魔窟中的共产党员有王贵宾、石作奇、景仰山(后叛变)等许多人。他们被捕后,精神上很孤独,很希望能同党组织接上关系,以便在狱中坚持开展对敌斗争。党组织的营救计划,也急需转达狱中的同志,以便得到积极配合。特别是当时有相当一些人虽被捕了,但真实身分并没有暴露,外面和狱中的情况很需要沟通。另外,听说狱中的同志急需要一些钱。可惜敌人警戒森严,高墙内外很难打通联系。好在榆林第三监狱中有一位同情革命的看守人员,马文瑞在曹士荣的帮助下,同这个人拉上关系,选择了适当时机,由这人带着进到狱中看望被捕的同志。

这天,马文瑞带着事先准备好的几十块现大洋,随着那位同情革命的看守,来到警备森严的榆林第三监狱。这是深入虎穴之举,唯有把个人的安危完全置之度外的人,才能在这种时候,保持镇定自如,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马文瑞的表现,使那位内线都有些吃惊。从一个个凶神恶煞的军警面前走过,军警的目光像锥子一样盯着他,他若无其事地走着,越过了几道关卡,深入到监狱的铁窗前,这才看到,狱中阴暗潮湿,在一个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关押着二十多人。厚厚的墙壁上只有升子底大小的一个小窗口通气,空气污浊,令人透不过气来。他们进去时,正遇开饭。伙食糟透了,每人每天只供应六七两发霉的谷米。饥饿难耐,还得忍受严刑拷打和各种常人意想不到的非人的折磨。马文瑞隔着铁窗握住王贵宾的手。这位忠实可靠的党内军事交通员,长年累月为党的兵运工作而四处奔波,不幸被捕后,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毫不畏惧。此刻,在不期而至的亲人面前,他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们的谈话,在避开敌人看守的情况下轻声进行着。

“……你们吃苦了!”

“狱中的同志们很想念党。”

“同志们还好吧?”

“还好。”

“请转告大家,一定要挺住。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你们……”

两人正说着,敌人的看守走过来了。马文瑞改口说:“家里人都很想你,盼你早日回来。”

看守感觉无聊,走开了。马文瑞乘势将钱包递给他。

“这是一点钱,分发给狱中的同志们,到时候会有用的。”

王贵宾很感动,双手颤抖着接过了钱。文瑞看见他的十指,因钉竹签而肿胀溃烂,有几个指甲盖也坏死脱落了,心里十分难过。传递消息,送钱,要是让敌人发现,会立即成为像王贵宾一样的“阶下囚”。但处境危险的马文瑞,此刻所想的,却是如何尽快设法营救狱中受难的同志。荷枪实弹的敌人近在咫尺,稍不留意便可能引起怀疑,被捕入狱。那种大无畏的革命气魄,使他始终表现得从容不迫,竟然使敌人毫无觉察。

随后,马文瑞由曹士荣陪引又到榆林县看守所,看望了曹力如、王子宜、赵耀先等人。这是一次富有戏剧性的会面。文瑞抬起头,看见自己的面前站着一个备受折磨的人。那人面色蜡黄,头发胡子乱蓬蓬的,戴着沉重的脚镣,一步步吃力地朝自己走过来。那是一幅令他终生难忘的、触目惊心的情景。马文瑞感觉到,在那个瘦羸不堪的人身上,有一股不可战胜的威武气概,那是敌人用任何手段也无法征服的、渗透在共产党人骨子里面的东西。他想,敌人的愚蠢,也就在于他们无论如何都看不到这种东西。他突然意识到那咣当作响的脚镣声,带给人的不是悲凄和恐怖,而是振作和昂奋,顿时觉得自己周身的热血沸腾起来,仿佛受到了一种极大的鼓舞。曹力如的目光里,显然是一种尽量掩饰着的惊喜。方才看守通知他说“家里来人探监”,他就觉得有些奇怪。他没有想到会在这种场合见到马文瑞。特委来人看望自己了,他心里那股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他们几个是受刘志丹委派,为发展武装,秘密购买武器,被敌人发现而被逮捕入狱的。好在敌人尚未弄清他们的身份。马文瑞见了曹力如,压低嗓子说:“你们万不可暴露身份,组织正在积极设法营救你们。”曹力如会意地点一点头,见看守的敌人踱过来,故意提高嗓门说:“家里人放心,咱们是本分生意人,无故被捉了来,相信井大人不会冤枉好人”。

马文瑞说:“真金子不怕火镰点,随后事情总会有个水落石出。”看守的敌人瞪起眼睛听着,脸上泛出同情的神色,无精打采地走开了。

马文瑞忙从怀里掏出一包银元,小声说:“这点钱,请你分发给狱中的同志们,要耐心挺住。外面一有情况,会设法通知你们的。”

此后不久,第三监狱营救工作因景仰山叛变而失败。中共陕北特委军事交通员王贵宾身分暴露。敌人威逼利诱,严刑拷打,要他供出党组织名单。王贵宾面对酷刑,坚贞不屈,被敌人秘密杀害于城西门外。关押在榆林看守所的曹力如、王子宜 、赵耀先等人在一年之后,终于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出狱。

敌人的血腥镇压像一股狂风,反倒把革命者心中的怒火吹得更旺。组建红军游击队,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在中共陕北特委面前。此时,西北地区的革命武装除了活动在陕甘边一带的红26军,陕北延川也拉起一支游击队。正如马文瑞在清涧“马记饭馆”所听说的,1932年3月,高朗亭、刘善忠等人带领一些勇士,由民团手中夺得武器,组织起一支数十人的小队伍,自发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这支武装开始组建,党组织并不知道。队伍拉起后,遇到不少困难,急切地想同党组织取得联系。此时,马文瑞代表中共陕北特委正在清涧、安定一带巡视工作。特委赵伯平、马明方得知这支武装的情况后,十分重视,专门把高朗亭召到特委开会,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并派遣艾龙飞任政治委员。为了迷惑敌人,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九支队”。

1933年2月底,安定籍的强世清、师发直由红26军回到安定,同九支队取得联系。当时井岳秀指派的安定县县长刘述民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民愤极大,强世清等人决心为民除害。2月25日这天,刘述民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出了安定城去瓦窑堡。强世清等人埋伏在途中必经的栾家坪河湾一座石桥附近,等刘述民过桥时,突然开枪将其击毙,缴枪两枝,并以“九支队”的名义发了布告。这件事震动了陕北。此后不久,陕北特委决定,把九支队改为“红一支队”,由高朗亭任队长,强世清任副队长。人员也由二十多人扩大至三四十人,基本由延川和安定两县青年组成。这是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土生土长的一支革命武装,是继晋西游击队之后,陕北革命武装斗争最初燃起的又一支火炬。陕北特委对这支武装的发展壮大十分关注。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游击队在延川一带活动,由于正、副队长之间意见分歧,发生对抗。性情暴躁的强世清和 轻奔撞的白德胜一气之下,竟然带领安定籍战士下了高朗亭及其部属的枪,随后安定籍战士都跟随强世清离开延川去了安定方向,动机不明。

消息传开,正在清涧巡视工作的马文瑞听到后,心中十分焦急,生怕强世清、白德胜他们一时糊涂,携枪投敌。绝不能眼看着这支新生的革命武装垮掉。平日总是镇定自若的马文瑞,显出少有的不安,忙对身边的马万里(原名惠世文)说:“此事刻不容缓,得马上把部队追回来。”马万里说:“眼瞅天不早了,明天再动身吧。”马文瑞说:“那不行,事情刻不容缓,得立即出发去追。”

于是,由马万里带路,马文瑞当天下午从清涧出发,翻山越岭来到延川。见了高朗亭,知道队伍已由强世清带着往安定方向去了。此时已近傍晚,高朗亭右手负伤,情绪非常低落。马文瑞安慰他几句,要他安心养伤,随即出发往安定方向追赶。山路崎岖不平。黑暗中,两人凭借微弱的星光,高一脚低一脚地匆匆赶路,几次失足踏进天窑,挣扎着爬上来继续急行。一夜的狂奔,也说不清是汗水还是露水,浸湿了身上的衣服。天将亮时,气温更低,雾气弥漫在山间,道路完全看不见了。人被浓雾裹着,冷得直打哆嗦。近旁的山畔上,有一个拦羊人避雨的小山窑。马万里建议说:“在山窑里打堆火,烤烤衣服,暖一暖身子,等天明再走吧。”马文瑞说:“不行,一定要赶在部队早起出发前追上。不然,等到天明雾气一散,就赶不上了。”于是两人强忍着饥饿和寒冷,咬紧牙关在浓雾中摸索前行。蜿蜒的山路再次由沟底里盘上一座山梁。等他俩相互拉扯着气喘吁吁爬上山顶,发现天已大亮。东方天际已经透出红光,太阳即将出山,脚下的晨雾在慢慢地消散着。浮起在大海一样的茫茫雾气之上的无数高山群峁,被晨曦映照得通红通红,仿佛正有一个伟大的生命即将诞生于这乳白与殷红的交欢吻合之中。那种庄严而气势恢弘的高原日出的景象是过去从未见到过的。但是此刻,两个浑身湿淋淋的疲惫不堪的赶路人,无心领略这大自然的瑰丽奇观。马文瑞焦虑地往西北方向望去,眼前仍是连绵不断的群山,哪里有部队的踪影?就在他茫然不知所措的那一刻,连续奔波一天一夜的疲劳,突然乘机袭来。他顿时觉得双腿像灌了铅,沉甸甸的再也扯拉不动了,双眼也沉重得抬不起眼皮。他就势背靠着一棵杜梨树站着,稍事休息。根据山形地貌判断,已经到了安定西区一带,再往前走,翻不了几座山,就到了敌人盘踞的瓦窑堡了。“难道他们真是要去投敌?”这个可怕的念头刚刚在脑海中一闪,马文瑞突然感到胸中涌起一阵难以名状的痛苦。他不忍心再想下去了。为了建立一支革命武装,这些年来,多少人冒死东奔西颠,奉献了多少心血,付出多大的牺牲!难道就眼睁睁看着这支革命武装落入敌人手中?!想到此,马文瑞突然感到像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召唤着鼓舞着自己挺直了疲惫不堪的身子。“不行,一定要把他们追回来!”他暗自下了最后的决心。扭头一看,同他空肚子奔跑了半天一夜的马万里已经累得躺在树下睡着了。他顾不得许多,急忙上前,摇醒马万里,两人又匆匆朝前赶路。

半前晌时,两人追到安定县西区和北区交界的一座山头的村子。看见村口布着岗哨,才知道总算追上了他们。当时,强世清已因病离队休养,队伍由白德胜带着,情绪很不稳定。白德胜还不是共产党员,他究竟要把队伍带到哪去?连白德胜自己当时也说不清。客观来看,当时摆在这支徘徊不前的队伍面前的道路无非有三条:一条是投敌叛变;一条是占山为匪;再一条就是接受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继续革命。当下,哨兵给马文瑞带路,在一孔老百姓的窑洞里见到了白德胜。白德胜自知理亏,见了特委负责人后,只是低头不语。马文瑞尽量心平气和地问:“老白,你们把队伍拉过来,打算到哪里去?”

白德胜仍是低头不语。

“听说强世清同志病了?”文瑞故意把“同志”两字,念得很重。

“嗯,不晓怎啦,猛猛得了伤寒,病来得凶猛,把老大人挺倒了。”

“他人呢?”

“队伍急行军,不能带着他,只得安顿到一户老百姓家里养病。”

“有人照顾吗?”

“有,留了两个人。那个独庄小村村很僻静,保准没外人知道。”

马文瑞沉吟半晌,说:“老白,延川发生的事情,老强应负主要责任。他是共产党员,又是红26军的老战士。队伍内部发生了矛盾,应当及时报告特委派人来解决。你们收高朗亭的枪,还开枪打伤了他,这个做法不对。红一支队,这是咱陕北特委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武装。队伍刚刚建立不久,本身力量就小,立足未稳,就闹了分裂,这是很危险的,弄得不好,很容易被敌人吃掉。”马文瑞讲这些极为严肃的话时,面部的表情却是温和的。也许正因为是和风细雨,才使得听话的人,于平心静气之中,更加掂量出这些话的分量。

当过土匪平素性情简单鲁莽的白德胜,起初听说特委有人追上来了,心想一定是高朗亭跑到特委告了他们的“黑状”,心中很是有些抵触情绪。然而当他面对这位稳稳当当的陕北特委负责人,却感到有些惶恐不安,感到对方有一种令你不得不心悦诚服的威严,心里反倒想:那个高朗亭要有人家这两下子,又何必逼着我们下他的枪呢?

白德胜正暗自寻思着,只听马文瑞压低嗓音问:“眼下,你们打算怎么办?”

白德胜迟疑了一下,说:“我们——完全听特委的。”

“那好!”马文瑞立即表示:“我今天代表特委赶到游击队,就是要求你们听从党的指挥,继续干革命。”

白德胜忙说:“那好。我们从前闹分裂不对,今后一定在特委的领导下好好干革命。”

像一潭被污泥淤积停滞下来的流水,终于在清除了淤障后又开始流淌起来。周围的战士们听了,都哗哗地鼓起掌来。

马文瑞被白德胜和战士们的诚恳态度感动了,站起身来,紧握住白德胜那一双大手,充满感情地说:“在强世清养病期间,特委相信你能把队位带好。”不知是感动,还是因为惭愧,白德胜这条钢打铁铸般的硬汉子,眼睛里霎时聚满了泪水。他低下头去,紧紧地把颤抖着的身子,靠在马文瑞身上。马文瑞也很动情地抚摸着他的肩头说:“革命战士,不是不犯错误,只要知错能改,吸取教训,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白德胜说:“特委今后看我的行动!”就这样,这支几乎走偏方向的队伍,终于重新回到革命道路上来了。后经中共陕北特委研究决定,正式任命强世清为红一支队队长,李成荣为政委。高朗亭调回特委分配工作。以后的日子里,红一支队活动在安定、延川一带,还曾经两次南下,配合红26军作战,在攻打合水的战斗中担任主力。总之,这支队伍在陕北特委的直接领导下,一直表现很好,不断发展壮大,成为陕北地方红军游击队中的一支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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