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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忽培元:《群山》第32章

【编者按】白烨(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文学理论学会理事):从写作《群山》开始,我就一直都很关注忽培元的写作,所以看到他三部书的推出,确实感觉到很高兴。书我看了不止一遍,感觉这部书内容丰富、雄心勃勃,在目前的传记文学写作中比较超常,也是十分独特的。我有几点感受。第一个,它不是通常的个人传记,而是一部以传带史的著作。这三部书,第一个叫《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第二部叫《长河:马文瑞与新中国建设》,第三部叫《浩海:马文瑞与改革开放》,主要是写马文瑞,但是在写马文瑞的同时把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勾勒出来了,所以它跟一般的个人传记是很不同的,它带有很强的链接性或者叫放射性。我觉得他做这样一种选择非常适合马文瑞这个人物。因为马文瑞在西北革命时期的身份比较特殊,西北革命根据地是由陕北和陕甘组成,他两边全参加了,而且是从陕北到陕甘,通过他正好把西北革命的全貌给勾勒出来了。在新中国建设中,他从1954年任劳动部长一直到“文革”。从这个方面说,很多体制建设他都参与了。我觉得忽培元选了一个合适的人,通过个人传记把各个时期的历史描述出来,使得我们可以从一个大的格局、大的背景来看马文瑞的作用和贡献,既把马文瑞个人比较充分地描述出来了,同时把那段历史也写出来了。

  第二个感受,这部书史料上相当客观翔实,文笔上也十分准确灵动。从我所掌握的材料看,他涉及到的历史事件都是很准确的,而且描述很客观,包括一些重大的事情、有争议的事情,比如谢子长跟刘志丹的关系问题、陕甘跟陕北的问题等,材料把握、叙述分寸的把握都非常好。文艺方面有两个材料我觉得非常重要,一个是写马文瑞做组织部长的时候,全国刚刚解放,马文瑞做柯仲平的工作,让他回西北工作,于是柯仲平在他的安排下回到了西安做陕西省文联和作协主席。还有他写到柳青,柳青当年在《中国青年报》,他想回陕西深入生活,也是找的马文瑞。马文瑞建议他直奔皇甫村,还安排他到长安县兼职任县委副书记。看起来是简单的两个材料,但是实际上写出了马文瑞对于中国的或者说陕西的文学事业的支持、帮助,对文艺家的关心。所以我觉得这部书在很多方面都是很有史料价值的,具有启迪意义。

——《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

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

第32章:正吃着饭,张达志回来了,还带来了好逗笑的胖子常学恭。两人一见马文瑞,都很高兴

这天,马文瑞风尘仆仆由南路返回特委机关所在的葭县南村。按照工作惯例,过一段日子,各路特派员就得汇报交流一次情況,研究部署下一段的工作。葭县南村是张达志的家乡,属葭县南部店镇乡所辖。这个紧靠黄河西岸的偏僻小山村,仅有二十来户人家。除了刘、高两户外,其余都姓张。这个村子最显著的社会特点是没有地主,全是贫雇农,村里人几乎全都拥护革命。加之地方党组织的努力,使南村成了一个很可靠的“赤色村庄”,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设在这个村子很安全。

初夏正午的太阳,晒得人脸上火辣辣的,身上的夹衣,已经热得穿不住。马文瑞翻过最后一座山,攀上南村脑畔的槐树峁。峁梁上翻种过的庄稼地里,糜谷苗苗已经有了一虎口高,正是间苗锄地时节。

他走到山巅那株独立的老槐树下面。每次归来,他都要习惯性地在这株树下小歇一下。这株一搂多粗的老槐树,也说不清是哪朝哪代何人所栽。在这方圆几十里都是光禿秃的山峁的环境中,显得十分特别。苍黑斑驳的树身上,有许多奇怪的疤痕,也不知是电打雷击还是兵灾所致?唯那巨伞一样朝天撑开着的硕大的树冠,格外地枝叶繁茂、生机蓬勃。马文瑞对于这株不无神秘色彩的大树,有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每次来到树下,他都像那些在山里劳作累了的农民一样,脱下一只鞋垫着,背靠树身坐下来,守望远山近村。静寂之中,听得见耳畔有蚊蝇飞动吟嗡。阳光雪亮,把山间的一切都照耀得清晰极了。山下沟道里驮水的毛驴子,对面山坡上游动着的黑白两色的羊群,山梁上戴着草帽却光着脊梁锄地的受苦人,再往远处,则是连绵不断、无穷无尽的山峦,一直延展到天际。他真怀疑自己是刚刚由那望不到尽头的重山叠岭间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一个人,要征服这么多的山,该要具有多大的毅力,付出多大的艰辛。参加革命的这些年来,他已经记不清自己翻越过多少座山梁,磨穿了多少双鞋子。然而,往前去的路,还是一望无际的遥远。坐在这株树下,一眼便能看见亲切的南村。村子像一串槐树叶子,落在狭窄的沟道里。由于干旱,除了山畔、小河沟边上长着一些低矮的毛头柳和红沙柳,两面山坡便只有一些蒿类植物。村里时近晌午,家家户户的烟洞已经开始缭绕青白的柴烟。对面山梁上受苦的人们开始垫着锄把坐下来歇晌吃干粮。这使得远道而归的人感到有些饥饿。他开始起身轻松愉快地朝山下走去,像迫不及待地想回家一样,转眼到了沟底。他站在小路分岔的地方,略微迟疑了一下,便拐向东,朝那个套门朝南斜着的小院走去。岔路朝西进去,则是特委机关驻地柳沟阳。东边这院门外面,有四棵小枣树,枣花已经开谢,花蒂上生着米粒大的小枣胎。几只迟到了的野蜂,依然嗡嗡嘤嘤地围绕着树枝不肯离去。这一切都令他感到亲切。

套门虚掩着。他推开门,院子里的狗只例行公事似的叫了一声,见是熟人,便摇着尾巴,避到一边去了。院中一线五孔碎石接口的窑洞,窑面子裹泥得光洁。东边窑里有人拉着风箱烧火。听见有人来,中窑里出来一个戴黑瓜皮帽的上了年纪的人,瘦瘦的,骨器较大,目光倒显精神。他一见门里进来的马文瑞,显出很热情的样子说:“快回窑”。马文瑞进窑脱了鞋,坐到炕上,接过老人递过来的旱烟袋,装烟点着火,开始慢慢地抽。这个老头儿,就是张达志的父亲。他识字不多,也不是党员,但对儿子“闹红”心里支持。早在儿子刚由绥师辍学回来那会儿,他嘴里不说,眼里也看得明白。那阵儿,儿子拦着几只绵羊成天在山里转游,这个村子出,那个村子进,实际是秘密串联穷人“开会”。后来把羊卖了,又拾掇起个卖花椒担子,到处跑,赚不来钱,还要家里贴钱。他就看明白了,那是偷着“闹红”哩。他知道“闹红”是为穷人好。因此家里来了找儿子的人,他都接待。

此刻,马文瑞坐在炕上,同老人拉着节气庄稼之类的家常话。没过多久,张达志的母亲,一个善良贤惠的农妇,把热腾腾的豆钱钱饭和一碗枣拌糠炒面端了上来。这是青黄不接时节这一带贫苦农民最扛硬最富营养的饭食。陕北特委的同志们在张达志家吃饭是常事。张达志的父亲常说:“伲们出门人,背上没背锅灶,走到哪搭吃到哪,不要客气,咱的家也就是伲的家。”

正吃着饭,张达志回来了,还带来了好逗笑的胖子常学恭。两人一见马文瑞,都很高兴。几人一道吃了饭,就来到村后不远的柳沟阳。特委机关就在半坡上那三孔久无人居的土窑洞里。特委的同志们回来,就都住在这里。窑洞上面不远就是山梁顶子了。根据经验,敌人出来“剿共”,一般都是走沟道。坡底一有情况,人便可以顺梁上山。万一敌人由大峁上来,他们一溜就下沟跑了。他们选择的这个地形,既隐蔽又便于走脱。冬季,这三孔窑洞就成了冬学的教室。他们把村里的贫苦农民召集到这里,扫盲识字,也讲革命道理。靠东边的窑里,安放着特委唯一的一架油印机。特委的许多文件,都是在这窑里刻写印刷。笔者1993年秋季到该村采访,有老年人(当初的儿童)还记得他们油印文件的情形,说:“手里拿个黑滚子,一滚一张,一滚一张,娃娃们觉得稀奇,一天价站下看哩。马文瑞滚那东西滚得最好。”

三个人回到窑里,马文瑞照例坐在炕上看文件。这是一份中共陕西省委新近下发的文件,蝇头小楷,刻印得十分工整清晰。长期以来,每逢阅读文件时,文瑞心中就暗暗佩服那个刻写蜡版的人,时常情不自禁地指着文件对大家说:“咱们党内真有人才,刻写文件的这个同志真不简单。”阅读这类油印文件,对于他是一种特殊的享受。他可以一连数小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读下去。每有新文件来,会上传达过了,他总还要仔仔细细再看几遍,久而久之,养成了一种习惯,一有空闲,他就坐下来阅读文件。

此刻,他正全神贯注地看着文件,没留心常胖子不动声色地在圪里圪翻寻什么。窑掌墙角,放了一个装满谷糠的麦草筒子。常胖子把手伸进谷糠里摸了一阵儿,突然喊道:“唉呀,发现了!发现了!”

马文瑞和张达志都莫名其妙地问:“发现什么了?大惊小怪的?”

“马大(马明方)的恋爱信!”

  他说着,由米糠里面抓出一沓纸,兴致勃勃地翻看起来,随即拣出一封信让马文瑞和张达志看。果然是一位镇川堡的女学生写给马明方的求爱信。马文瑞说:“常胖子,你不要乱来,宽宽放回原处,这是人家私人信件,不要看。”常学恭平时爱和马明方开玩笑,但是嘴笨,老说不过马明方。这下可有了攻击马大的材料啦,哪里肯轻易放手。他听了马文瑞的话举起那些信,跳上炕,公然展开一封,高声念起来:

  “亲爱的马明方老师……”

  刚刚念了一句,自己先笑得念不下去,一边捂着肚子笑,一边说:“唉呀,徒弟看下师傅啦,徒弟看下师傅啦!”

  他正闹腾着,窑门开了。马明方居然立在窑门口说:“常胖子,你胡喊叫甚哩?”

“谁胡喊来,你的秘密我发现了!”

马明方一听,脸呼地涨红了,朝麦草筒那边一瞅,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却镇定自若地说:“好你个常胖子,快把东西还给我。”

常学恭不给,两人就在炕上打闹着争夺。常胖子爱笑,最怕搔胳肢窝儿,马明方就专搔他的痒痒肉。他笑得在炕上直打滚,早求告着把信还给了马明方。青年人到一起,斗争环境虽然那么险恶,但大家仍然很乐观。整天除了工作,只要聚到一起,一有空儿还是有说有笑,打打闹闹,亲热得像亲兄弟一样。过了几天,代表陕北特委赴西安、天津汇报请示工作的崔逢运、鲁贲二人回来了。大家才知同行的原特委书记赵伯平已留西安,由省委另行分配工作。

这天晚上,马明方主持召开了特委会议,听崔逢运传达中共北方局代表指示精神,马文瑞被指定做会议记录。崔逢运、鲁贲刚从外面回来,留了偏分头,穿着也很洋气,语调之中,还有几分“京味”。这两位同“二马”的风格很不相同,他们即使在陕北,也很少下乡村去, 多数情况下都是穿着长袍马褂在县城里活动。鲁贲的家是横山城里有名的大财东,整个横山县城,半条街都是他家的,人称“鲁半街” 在陕北的穷乡僻壤中闹革命,也真难为了这两位。因此 他俩一有机会就想往大地方跑。

会开了很久,崔逢运的传达报告还没有结束。他讲的情况不少,但是有些东拉西扯,中心游离,马文瑞觉得记录很不好做。常胖子干脆窝在炕圪里打起盹儿来。马明方强打精神听着。好容易等他讲完了,鲁贲又不厌其烦地做了一番补充。到结束会议时,已经是深夜。大家都感到肚子饿了,窑里却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每人打算喝一瓢凉水睡觉。不料,张达志说:“今儿个前庄里一户人家杀了猪,我给咱割几斤猪肉打平伙。”一听说有猪肉吃,大家来了精神。除过刚由外面回来的崔逢运、鲁贲二人,其他人都是好几个月没闻肉味了,只是担心没人会做。张达志出了门,庄子里传来一阵狗叫声。没过多久,精瘦机灵的张达志手里果真提着一条子猪肉进了门。他放下猪肉,二话没说,就生着了火,洗肉,切肉,动作十分麻利。其余几个人坐在炕上拉话。没过多久,窑里便飘出猪肉的香气儿。肉炖烂了,张达志给每人舀了一大碗。大家端起碗,也没有什么主食,就大口吃了起来。常胖子吃到高兴时,还逗笑说:“‘亲不过的姑舅,香不过个猪肉;姑舅来了,猪肉贪了。’看来咱革命的同志比姑表兄弟还要亲哩。”大伙吃得正香,连笑声都是从鼻孔里哼出来的。

这件小事过去了六十多年,马文瑞回想起那次打平伙吃猪肉的情形还说:“谁也没想到张达志还会做猪肉,更没想到那个会做猪肉的实受后生,日后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那一碗猪肉,可是吃香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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