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忽培元：《群山》第35章

【编者按】贺敬之（著名诗人、著名剧作家，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全国第七届人大常委，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三、四届理事及第三届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第五届名誉副主席）：欣闻大著《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研讨会即将在马老的家乡榆林市举行，我因身体不适，不能到会，深以为憾。谨向你，并通过你，向研讨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马文瑞同志是我素所敬重的老一辈革命家。由刘志丹、谢子长、马文瑞等同志领导的西北革命，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篇章。你花费数年时间，实地考察、调查走访、勤奋写作，完成了这本厚厚的传记文学。这对于我们的文艺事业，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贡献。

你的这本书忠于历史真实，忠于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富于浓厚的历史气息和地方生活气息，它深深地感动了我这个曾经在延安战斗、生活过的老文艺工作者。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写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你的书中的群山——西北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的革命群众，就是天地正气的化身。正是凭借这种正气，我们打倒了人民的敌人，创建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正是凭借这种正气，我们战胜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挑战，将人民共和国的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几十年来的革命实践证明：这种正气是我们党、我们中华民族的立身之魂。有了它，我们就生气勃勃、无往不胜；丢掉它，我们就六神无主、不知所之。你以传记文学的形式热烈地弘扬这种正气，这无疑是社会主义文学主旋律的应有之义，是应当受到称赞的。

应当说，关于马文瑞同志的传记，你所写的还不足一半。马文瑞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革命实践，比之前半生更为丰富、更为深厚、更为辉煌。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他所表现出来的老一辈革命家应有的那种坚定的立场、热诚的信念和鲜明的是非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足以成为共产党人和一切愿意进步的人们的楷模。我殷切地期待着你的下一部马文瑞传记问世。

——原载于工人出版社出版的群山评论集《群山迴响》

第35章：他感觉像是小时候，睡在家里的炕上。母亲，一会儿又像是祖母，坐在油灯下做针线活

马文瑞、马明方从姜家兴庄奋力脱险后，并不敢丝毫松懈。两人一路相跟翻过一架山又一架山，跨过一道沟又一道沟，心里只是想着，离开出事地点越远越好。当时并没有想到党内出了叛徒，更没有意识到镇川堡联络站已经出事，甚至还合计着，等到了镇川堡联络站，见到崔明道再一起商量对策。

天将黑时，两人翻过一道山梁，来到通往镇川堡的沟道里。镇川堡这天遇集，路上有许多赶罢集返回的农民。有赶毛驴子的，有背背子的，有担担子的。人们看见他两个人穿的衣服并不坏，但满身满脸是土，鞋也不穿，都很奇怪。有好事的人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他俩说：“我们是商人，到葭县去做生意，路上叫土匪抢了，下镇川堡去报案。”

听话的人信以为真，都很同情。

话虽这么说，路人的问话也提醒了他们，都觉得自己这身打扮太引人注意，大天白日一同进镇川堡不合适。两人便在路边一片小树林中停下来商量，决定分头行动。马明方原先在镇川堡担任过区党委书记，公开身分是小学教员，认识当地的党团员，便于掩护，他就先走了。相约第二天在镇川堡特委联络站碰头，或者是在离镇川堡五六里的一个村子见面。

马明方一走，天色已近黄昏，沟道里的行人渐渐稀少。连续两顿没吃饭，又跑了半天山路，马文瑞觉得很饥饿、很疲劳，便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上躺下休息。石头被太阳晒了一整天，像热炕一样温暖，不料一躺下就睡着了。昏昏沉沉中，他感觉像是小时候，睡在家里的炕上。母亲，一会儿又像是祖母，坐在油灯下做针线活。又像是冬天，门外飕飕地刮着冷风，窑门被风摇得直叫唤，他感到浑身好像是掉进冰窖一样冷。母亲给他压上两床被子，还是冷得不行。背上冷得不行，他就翻过身来，趴着睡。前胸和肚子冷得难受，他干脆缩成一团，又觉胳膊腿快被冻僵了……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听到门外有狼嚎的声音，一下惊醒过来，才知自己睡在沟滩石头上，用手摸摸，先前温热的石头，被夜露打湿了，冰冷森凉。他感觉又冷又饿。天阴着，周围是漆黑一片。对面山渠里，果真有狼在嚎。隐约有一双眼睛，像鬼火一样，在黑暗中闪动着。他一怔，觉得头皮发紧，慌忙站起来，本能地弯腰在地上摸索着捡起一块石头，紧紧握在手中。回头看见不远处的山坡上闪着一星灯火，他估计是一户人家，便摸索着爬上山坡。果然是亮着灯的庄户人的窑洞。他叫开门，原来住着个孤老头。老人正坐在炕上拧麻绳，见了马文瑞，也不盘问，只抬头打量他两眼，说：“过路的吗?咋上炕歇嗑。”马文瑞说：“老干大，我被土匪抢了，一天没吃东西。”老人听得，“嗯”了一声，就放下手中的活，生火煮了个隔年的老南瓜，端给马文瑞说：“这时节，没啥好吃食，将就吃吧。”南瓜很甜，他吃着，觉得从未吃过这么香甜的南瓜。吃饱了，又喝一老碗瓜汤。老人见他吃得痛快，一高兴说：“年轻轻，出门可要操心，听说尔格路上不安稳。”填饱了肚子，马文瑞就在老汉的炕上和衣睡了一觉。天还不明，就起身要走。老汉也不挽留，只说了声：“路上操心。”便把他送出门。这个不知姓名的老人，或许早已作古。马文瑞却惦记着他，惦记着那个在危难时刻给他煮过一个南瓜吃的面部像木刻似的布满皱纹、毫无表情的老人。“革命在最困难的时候，多亏了人民的支持。”老革命讲这句话，是深有体会的。

那天黎明，马文瑞出了老人的窑门，才知天下雨了。地上湿泥泥的，赤脚踩着打滑。沟里刮着冷飕飕的风，没走几步，上下牙齿就嘚嘚直打架，他下意识地把衣衫往紧裹裹，脖子也往领口中缩缩。这时，才回味起老人窑里的温暖，想起老人的慈祥来。走到半坡洼里，坡上有人压着嗓门儿喊：“噢——后生，等一等。”他停下来，回转身，朦胧中看见那个老人手里拿一顶草帽，走下坡来。马文瑞顿觉心中一热，眼睛有些湿润。老人擦天滑地来到他面前，双手哆嗦着把草帽戴在他头上说：“好娃娃，早起淋雨，可不得了。”文瑞很感动，握住老人粗糙的手，叫了一声“老干大”，就不知再该说什么了……

马文瑞走出去老远老远了，还见那老人痴痴地立在坡底里。雨越下越大，天边的乌云刚才透出一抹亮光，很快又被雨雾遮盖了。黑暗中，他一个人在泥泞中趔趄前行，好几次滑倒了，爬起来再走。天亮时， 他终于来到镇川堡街上，远远就看见半坡上崔明道的家。那小青砖门楼的小院，对于风雨交困中的马文瑞，该是多么亲切而温暖的一个去处。特委的秘密联络站， 就像是革命者的家。多少次，当他一连许多日子，舍生忘死地在外面奔波，一旦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那座龙门，就像回到家一样的欣喜。迎接他的是自家同志那亲切的笑脸，感受到的是安适和温馨的气氛。小院的主人崔明道的婆姨，那不识字也未入党的小脚女人，却真心拥护革命。她擀得一手好杂面，恨不得什么好的都给大家吃……冬天，总把热炕让给同志们睡；夏天，你任何时候到，总少不了一碗绿豆米汤喝。马文瑞思量着，心中暖烘烘地来到门口。侧耳听听，院子里静悄悄的，想必是主人还睡着吧。抬手刚要敲门，才发现门并没闩。他推门进去，轻声叫了一声“老崔”。就见窑门开处，一个女人披头散发冲出来，正是崔明道的婆姨。他一怔，这个平日文文气气的媳妇咋成这么个样儿了。忙问：“嫂子，马明方在吗?”那女人也不回答，过来发疯一样地拉着他的胳膊就哭诉开来：“好马文瑞，赶紧想办法，白军把崔明道捉走啦，把白洋也拿走啦，还有你们那几个人。天大大呀，你们快赶紧想办法……”

马文瑞一听，知道联络站已经出事，意识到此地非常危险。他问清了马明方尚未来过，想到事先约好在这里碰头，马明方一会儿也要来，便说：“嫂子，知道了，我们一定想办法营救。”说着即想离开。不料精神有些失常的崔大嫂压住门，拉住硬不让他走，嘴里一个劲儿哭喊：“天大大呀，这该怎么办呀!天大大呀，这该怎么办呀!”马文瑞见状，心中很难过，但也暂时无能为力。他想到此处万不可久留，并要尽快找到马明方。他开始意识到党内很可能出了叛徒，便一边劝说，一边抽身出门离开了崔家。这时，天已大亮。雨仍然下着。镇川堡街上一反常态，到处是穿军服的白军，显然是敌人加强了布防。“看来今天这一关很难闯过去。”他心里暗自嘀咕。情况万分危急，这该怎么办呢?他知道，最安全的办法，就是赶紧由原路出镇，返回那个独门独户的老人窑里隐蔽起来，或是由那里翻山，到别处去。总之，离镇川堡越远越好。但他又觉得不能就这么离开，把危险丢给自己的同志。“不，得设法尽快找到明方!”这么想着，他便坚定地回转身，朝着马明方将要来的方向急急走去，一路走着，头脑中只想着要尽快找到马明方，同时也做好了被捕的思想准备，心中反而异常镇定。他从联络站出来，注意看周围，并没有可疑的人，便把头上的旧草帽往下拉拉，迈开一双赤脚，硬着头皮从泥泞的街上走过。走到街心，迎面过来几个背枪的白军，为首的一个离着老远就开始注意他，一直到擦身走过了，还扭回头看他。马文瑞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前走。两天没洗脸了，敌人也许把他当成附近村里的农民，并未产生怀疑。

出了镇川堡，马文瑞这才稍稍松了口气，但思想上的警惕并不丝毫放松。他知道周围到处都是敌人，得尽快赶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同马明方见面。五六里路很快赶到了。那个不知名的小村子里，只住着二三十户人家。马明方曾在村里教过书，因此许多人认识他。马文瑞冒雨进村，按照马明方说的，在一户人家的大门口停下来，左右看看没人，便推门进去，站在院子里问：“马济民(马明方原名)在不在?”主人是个中年农民，眼睛圆瞪起瞅着他说：“没这么个人。”文瑞听得，不由倒吸一口冷气，心想：“明方会不会出事?”没办法，他只好退出去冒雨在村巷里转游着，心急如焚地等着，很害怕马明方也出事，甚至有些后悔昨天不该分散行动。在这连遭意外打击的凄风苦雨的日子里，他多么渴望尽快见到自己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志和战友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眼下该怎么办?今后又该怎么办?都需要有人商量，作出决定。焦虑不安地等了好一阵儿，眼看天色不早，雨也停了，心中更加焦虑不安。正在这时，却听有人在背后叫自己，回头一看，竟是马明方!惊喜之余，两人不敢在村里停留，当下出村走进无定河畔一块高粱地里。高粱长得又高又密，枝叶上满是雨水，人钻进去，衣服很快湿透了，好在躲进里面很觉安全。两人找个空隙大的地方坐下来。马明方说：“文瑞，情况很严重，党内出了叛徒!敌人昨天抓我们之前，就在米脂和镇川堡把王守义、高庆恩、崔明道、王兆卿、高禄孝、毕维周抓了。”

马文瑞愤怒地问：“叛徒是谁?”

“听说叫董培义，是驻米脂白军中的一个地下党员。”

“下一步咱们怎么办呢?不能由着敌人再这么猖狂下去!”

马明方说：“敌人在姜家兴庄没抓到我们，一定要张榜通缉。你我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因此，我看咱俩还是分散活动，不然目标太大。”

“我们到哪里去?”

“得马上通知家里人避一避。敌人抓不到咱们，很可能去抓家里人。”

马文瑞说：“我看关键还是要召开特委紧急会议研究布置下一步的斗争。”他显然不同意马明方的意见。他也不是没有想到祖父、大哥他们的处境，只是觉得，一个特委负责人，此时此刻应当设法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大限度地制止革命遭受更大损失。

商量的结果是马明方先回家，通知家里人回避，防止敌人来抓，然后再去葭县。马文瑞直接去葭县南呱、曹家呱一带，联络别的同志，准备召开特委紧急会议商议对策。

事不宜迟，两人随即走出高粱地。在无定河畔分手时，他们心事沉重地紧握着手，相互端详着不知该说什么。两人都吃惊地发现，仅仅两天的磨难，对方竟然瘦得这么厉害。马文瑞甚至想道，也许这一分手，就再也……他不忍心想下去了，难过地低下头去。马明方声音有些嘶哑地说：“一个人路上可要操心……”说着也低下头去。两人好一阵儿不说话，也舍不得松开对方的手，好像一松手，就再也不能相见似的。经过了生死之交的革命同志，在这多难的日子真是难分难舍啊!周围很不安静，雨后的风轻拂着高粱的叶子，咝啦有声。无定河的涛声像远处的闷雷一样轰响着。在这一瞬间，马文瑞意识到，等待着自己的将是更严酷的斗争和更严峻的考验。

两个人依依不舍地分别后，马文瑞准备绕道去葭县。马明方朝东，翻山回家去。他家住在四十里铺一条拐沟背山坡上的一家岔村。由一家岔沟里进去，大约走十来里路，就是米脂县有名的杨家沟村。马明方的父亲有些文化，是个风水先生。他家的窑修在背坡上，据他父亲对人讲，这是“背靠飞龙山，面对凤凰头，必定出大官”。可是村里人看见，他家后辈中除了没出当官的，倒出了个“造反”、“闹红”的，弄得一家人整天东躲西藏，提心吊胆。众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个迷信老汉，倒是不反对儿子闹革命。马明方回家后，外面风声更紧，只得暂时躲藏起来。

马文瑞当下来到就近的四十里铺对面的李家屹崂村。黄昏时分，他刚走到村口，就碰见一个人，认出是党员李守基，心里很高兴，心想可以在他家里先躲上两天。不料这李守基一见马文瑞，吓得面色苍白、浑身打颤。

  “你……你……还不赶紧跑?人……人家四处呐喊捉你哩!”

马文瑞见他吓得那副样子，显然是怕受牵连，便打消了在他家躲避的想法，直奔无定河畔。

后来听说这个李守基惊吓不过，不久便病死了。足见，同是共产党员，骨头的软硬却有天壤之别。

正当马文瑞在外面东躲西藏坚持斗争时，白军通缉捉拿他的消息传到马家阳湾村。一家人吓得不知该怎么办，叔父和大哥连夜把他存在家里的书籍埋到山里去。全家人都提心吊胆，替他捏着一把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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