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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忽培元:《群山》第36章

【编者按】何西来(中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我们已经到了二十世纪的末尾,到了新世纪的门前。学术界、思想界、文艺界,都在谈跨世纪,都在谈世纪之交的话题,以致有位随笔作家,写随笔,题目就叫《街上流行跨世纪》。意思是“跨世纪”这个词,你也用,我也用,都要用滥了。但这也恰好反映了当代中人国,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思考着的一群,即专门思考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切。
      本世纪,我们走过了一条血与火的道路,这是一段充满了灾难,充满了奋斗与牺牲的悲壮的历史行程。
      培元在《群山》中所描写的西北革命史,陕北“闹红”史,就是这些悲壮行程的一部分。人们到了一个历史阶段的交接点或者是转折点时,都要回过头来看看所走过的路,同时对未来也抱有这样或那样的预测、期望。走过的路上留下来的不仅仅是脚印; 瞻望新世纪,瞻望未来的道路,人们还要点燃自己思想的、灵智的明灯。《群山》所面对的正是来路和来路上的脚印,而它的立足点却在现在,并且向着未来。

      现在,在思想文化界,在学术界,也包括文学界在内,有一个世纪反思的大潮流。这种反思在文学界来说,可以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反思的文学算起。反思文学实际上是这场大的历史反思、文化反思的先行部分或叫潮头。它对整个文化思想界的意义即在于此。反思文学是对已往历史行程的回顾与反省。带有再思考、再认识、再评价的意思。反思文学产生的契机是文化大革命,是绵延十年的浩劫。浩劫过后,当人们在思考为什么中国的历史会走到这样一个绝路上来的问题时,便产生了反思文学。人们在想: 是个别人的责任吗? 个别领袖、领导人的责任吗?但我觉得,至少巴金不完全这样认为。巴金《随想录》应当说是他晚年相当辉煌的一部著作。巴金在他的五卷《随想录》中,并不把自己在文革期间的被批斗的责任仅仅推给历史,而是把自己也摆了进去,认为自己也有责任,也应该忏悔。他被揪斗,做检讨,做不完的检讨。他受到别人的批判,有人在文革后向他致歉,他说早忘了,当时不揪斗我的话,我也会去批判别人,我不能原谅我自己。作为受害者的巴老,尚能够以这样高的精神境界,把自己摆进去进行反思。至于那些曾给他人造成不幸的人,将何以自处呢?
      就在这种反思的大潮中,几代知识分子,普遍地出现了一种良心的、良知的和理性的觉醒。当我们把自己走过的道路,把自己的作为和心灵的历程放在理性的审判台前时,我们就把自己置于中华民族世纪反思的大潮中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到法国的启蒙运动时,说那一代思考着的头脑,都是一些非常伟大的人物,他们把现存的一切都放在理性的审判台前来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那次从伏尔泰开始,以狄德罗、卢梭等为代表的启蒙运动以及他们所张扬的理性,为法国大革命做了思想与理论上的准备,哺育了这次革命的一批巨人,如马拉、丹东、罗伯茨庇尔等。
      我国在七十年代初开始的文学界的反思,带动了整个思想界的反思。这个反思,既是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更是它的发展和延伸,进入九十年代,则蔚为气势磅礴的世纪反思。像当年法国的启蒙运动一样,世纪的反思将为中国的崛起,中华的腾飞,准备思想的、文化的条件。
      文学界的反思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有了进一步的深化,这在报告文学以及其它叙事文学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以报告文学而论, 先是出现了董汉河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对三十年代西路红军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打通河西走廊到新疆到苏联的战略通道而全军覆没那一段历史作了重新评价。作者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换一个角度看,看那些人,看那些事。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澄清了许多历史是非。这个作品面世后引起很大的轰动。八十年代末的时候,《解放军文艺》曾以整个一期篇幅,刊发了钱钢的《海葬》。这是对上一世纪后半叶近代历史的反思,写了大清国北洋水师,当时远东最大的一支海军从创建到在甲午海战中“樯橹灰飞烟灭”的悲壮历史。在时限上,已经不仅仅是现代,而是向前延伸了一百余年。在这个作品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李鸿章的评价。钱钢比史学界还要早地从另外一些角度来看李鸿章,不是简单地把他看成一个卖国贼。他是两句话: 一句是“李鸿章是上一世纪后半世纪中国历史的柱石” ,但是接着一句又说他是上一世纪后半世纪中国历史的罪人”。这个作品写的虽是历史,其立足点却是当代的历史变革。到了九十年代初,麦天忸、王先明创作了《昨天—— 中英鸦片战争纪实》这部报告文学。他们查阅并重新梳理了中英鸦片战争的有关史料,不再仅仅从侵略和被侵略,从划分清廷投降派和主战派的角度来看待那次战争的胜负,而是从东西两大文明对撞的大视野中,进行了重新审视,也不再主观地划分主战、主降。由于变换了审视的角度,对于许多人和事的评价,也与过去有所不同。他们的观点影响了最近很轰动的电影大片《鸦片战争》。接着,还有张健伟的《世纪晚钟》。最近,还有以程童一为首的几位部队作家花了数年时间写的《开埠—— 南京路一百五十年》。我以为这是一部非常值得注意的学术含量颇高的报告文学作品。这部作品以一条路的历史,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角度进行透视,来把握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读了这本书,我的一个基本结论是: 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上来看,我们必须承认,上海是中国百余年来牵动现代化进程的火车头。这不只是一个死的历史结论,而是一种传统,一种现实的资源。当我们思考跨世纪现代化战略时,这是不能不加注意的。
      那么,在另外一些文学样式中,情况又如何呢? 以陕西而论;九十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我认为最有影响的,是陈忠实的《白鹿原》。《白鹿原》反思的时限长达半个世纪左右。如果还按过去那种模式来写的话,就不一定有多少看头,因为已有《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在前。他换了一个大文化的角度,超越某些历史事件之上,来鸟瞰这些事件的发展,所以这本书写得相当有厚度。可以代表陕西长篇小说在本世纪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也可以反映世纪末中国长篇小说所达到的水平,当然也有的同志对这部小说提出这样或那样一些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我认为写得很好,真正写出了三秦文化厚度的一本书,有的人认为并不好,大家可以争论。《白鹿原》涉及了三十年代陕北革命的历史,但不多。在坐的高建群的《最后一匈奴》,也涉及到陕北大革命的历史,特别是上部,涉及较多,也是换个角度看人物,看事件的。这本书的成功的篇什,有浓厚的陕北地域文化特色。从全国的小说创作来说,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近期赵政发的《缱绻与决绝》等,都是值的注意的文化反思性的作品。
      我认为把培元的这本《群山》,放在我们民族这个大的世纪文化反思的历史背景上来看、来评价,来给它定位,是很必要的,书里面涉及到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问题,涉及许多与陕北“闹红”有关的重大历史是非。刚才王维玲同志专门讲到了关于刘志丹的评价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群山》充分展开描写了西北革命,陕西革命,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党史做出了贡献。中央红军在陕北找到了立足点; 陕北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开创者们只是因为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的到来才获救。王明左倾路线把一百多个陕北红军领导和地方领导干部,包括刘志丹、马文瑞等作为“肃反”对象抓了起来,进行摧残,连活埋的坑都挖好。如果毛主席“刀下留人”这个加急命令晚来那么一天半天,刘志丹、马文瑞他们或许就被埋掉了。埋掉了,就不是埋掉几个人,而是埋掉了一个阶级的历史,埋掉了这块土地上哺育起来的革命。所以说,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的到来是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千钧一发的时刻,拯救了陕北革命和陕北红军。

      刘志丹被搞错了是明显的,明白的,但从《群山》的描写中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尾巴,这就是追悼刘志丹时,马文瑞写简传,发现档案的空白角批着“此同志曾犯严重的右倾错误”。而这要一直等到1982年,才得到了解决,才由党中央重新做了结论,有了一个公正的评价。这已经是刘志丹牺牲的几十年以后,将近半个世纪以后,多艰难! 大家都知道,关于陕北红军和陕北党的问题,六十年代初,曾经有李建彤的《刘志丹》一个大的文字狱。“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那一段著名的话据,说是康生的一个条,由毛主席在会上念了,后来就成为最高指示: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先要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我后来在八十年代的报上看到一个材料,据那上面统计,单是《刘志丹》一案,被株连的陕北这块土地上培育出来的县处以上干部,即数以千计。所以,我觉得站在今天高度回过头来,重新审视那一段曲折而又辉煌的历史,写一部马文瑞的传,决不是个人的事。以马文瑞的革命经历和个体性生命体验为主,并从这一点辐射开去,写了陕北闹红的几乎所有重要人物,也写了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任弼时等重要中央领导干部。所以,培元把书的题目叫《群山》很好,一方面是山,中国人讲高山仰止,是对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们的人格,对他们的风范,对他们的业绩的礼赞,说他们像高山一样。另一方面给予某些历史是非以重新的正确评价。“千秋功罪,谁人曾予评说” ,这是毛泽东诗词里的话。而这本《群山》就有一个重新评说的问题。怎样看这本书? 这不是一些“土丘” ,这是“群山”。陕北当时的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马明方、马文瑞、张达志等他们这一批老革命家就是群山。他们的贡献,如果有“陕北救中央”的话讲,评价也许过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中国的革命根据地南方丢光了,而在这个地方,在陕北,还有唯一的一块。有了这块根据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有了一个落脚点,有了这个落脚点,才有直罗镇的胜利,才有那个奠基礼。而《群山》就是写这个地方的共产党人的贡献和他们的业绩的。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一本简单的传记文学来看,我们应当把它放地纪实文学在近一、二十年间取得长足发展这个大背景下来看。我说应该把这本书放在世纪之交,中国人的文化反思大历史背景之下,来进行评价,这样我们就不会所见者小,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大价值,就可找到一个历史的当代的坐标点。这是我想到的第一点。

原载于1998年版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关于<群山>及其它》之第一点感想

——在世纪反思的大视野中看群山

第36章:高禄孝、崔明道、王兆卿、毕维周、王守义、高庆恩……被敌人押着,五花大绑着,朝自己迎面走来

无定河涨水了。暮色里,满河槽黑糊糊的洪水汹汹涌涌很有些吓人。马文瑞孤立河畔,突然记起那年在大理河畔观潮的情形。那个暴风雨后的下午,那悬挂着彩虹的碧空和万马奔腾一样的洪流,使他联想到波澜壮阔的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那一次,山洪留给他的是欢欣和鼓舞,是希望和勇气。可眼下的洪水,带给他的是阴森可怖的新的困难,是威胁和挑战,是黑暗和孤独。但是,他心中明白,眼下只有前进,只有奋力拼搏和征服困难才是唯一的出路。这么想着,并不会浮水的他,毅然把衣服脱下,举在手里,摸索着下水了。也许是上游下了冰雹,河水冰得刺骨,又是一整天没吃东西了,当他在水中挣扎着迈着步子,顿觉两腿发软,身子轻飘飘直往上浮。他开始有世觉得自己没有一点征服洪水的力量了。往前去,水更深,流更急。他开始意识到,面前横着的这条河,同持枪追捕的敌人一样凶残,弄得不好,转眼工夫儿就会被冲走、被吞没。他有些胆怯地停下来。水已经齐腰深了。他的周身都在颤抖。风浪像是故意朝他示威,卷着柴末子在他周围翻卷打旋。

黑暗中,他似乎看见有无数黑色的可怕的手,从水中伸出来,贪婪地肆虐着,仿佛要捕捉自己。此刻,即使想退回去,也是不可能了。远处的山川村落全看不见,更不见一个犬影儿,只是黑糊糊的水,一片风浪的世界。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疲惫衰弱的身子,像是被绳索捆绑着一样僵硬。眼下如果是两个人,手拉着手过河该多好!眼前出现了同马明方分手时的情形。另外的几个熟悉的人影也隐约闪现出来:高禄孝、崔明道、王兆卿、毕维周、王守义、高庆恩……被敌人押着,五花大绑着,朝自己迎面走来……他突然一怔,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处境,身上不知从何而来的那么一股勇气和力量,迈开双腿,奋不顾身地朝前冲去。想到被捕后生死不明的同志们,他完全把个人安危丢到了脑后,心想,眼下就是火海刀山也得冲过去! 他左手高举着衣服,右手奋力划着水,深一脚浅一脚朝对岸涉去。好几次一脚下去,几乎遭到灭顶之灾,他还是毫不迟疑地往前冲,心中只念叨着:“冲过去,冲过去!”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那些被捕的同志们,等着组织营救;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还需贯彻;各地秘密联络站得尽快通报事变情况,以便设法防范……水越来越深,水流越来越急,他的身体开始朝着下游倾斜,脚下有些失重的感觉。“马文瑞呀,你不能却步!”他心里对自己说。“你不能倒下,许多重要的事情还等待着你去做呢。多少人流血牺牲,千辛万苦点燃的革命的火焰不能被敌人扑灭!”

就这样,他一个人在黑暗中,凭着坚强的意志和对革命的忠诚,凭着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同洪水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有好一阵儿,他的口鼻已被淹入水中,只能凭着脚尖奋力一跳才得以呼吸一口充满泥腥味的空气。退后一步是生,前进一步,也许就是死亡。但他不能却步,不能后退,一直咬紧牙关朝前走。他在黑暗中估计着河床的宽度,知道最艰难的主河道不会太宽。哪怕是遭灭顶之灾,也要奋力冲过去!临危不惧、坚强不屈的革命者终于征服了无定河洪水的淫威。马文瑞挣扎着走上对岸,无力地瘫倒在冰冷泥泞的河滩上。他喘息了一阵儿,挣扎着爬起来,穿上衣服,摸索着过了四十里铺,进入去葭县吉镇方向的一条拐沟。实在饿得走不动了。远远瞅见山坡地里有灯火,就朝那边走过去。是一片西瓜地,看瓜人的马鞍形庵棚门口点着一盏马灯。记得小时候在家乡,这种夏夜里飘绕着瓜香的庵棚,是娃娃们最向往的去处。不光是可以饱吃一顿甜如蜜糖的西瓜,更因为看瓜人的肚子里总装着永远讲述不完的动人故事。眼下的他,却完全是另一种心境。他摸着黑走进瓜地,小心地顺瓜蔓间种瓜人踩出的那条隐约发白的小道朝瓜庵棚走去。离着有五六步远,听见庵里有人咳嗽了一声,和蔼地问:“来的是谁个?”

“我,走路的。”马文瑞站在黑暗中说。看得见那个头上挽羊肚子手巾的老人,弯腰盘腿坐在庵棚里的草铺上安详地抽旱烟。灯光下面,他那赤红脸上密密麻麻的皱纹,像山川里的大小沟壑一样,掩饰着他面部细微的表情变化,只留下皮实、本分、宽厚、和善这样一些固定着的神情。这种类型的老人,是马文瑞所熟悉的。每每当他面对着这样的脸,望着那刀刻般的纹理中隐约透出的麻木和无可奈何的苦涩,就会意识到自己使命的神圣和历史责任的重大,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鞭策着自己,推动着自己朝着荆棘丛生、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前行。

“快进来坐嘛,外面露水危险哩。”

老人移动一下身体,用手里的烟锅指指身边空出的地方说。他显然看出这个过路的后生冷得够受。干燥的庵棚内很温暖。马文瑞不客气地坐在老人身边。老人那双因眼睑松弛而只露出灰色且有些浑浊的眼球的小眼睛,像他的面貌给人的印象一样。老人和善而恬适地看了一眼客人,便说:“是从无定河蹚水过来的吧?” “嗯。”“听说河里发了大水,你不该今儿过河。”老人说着,装起一袋旱烟递给马文瑞,然后朝前探出骨节粗大的手,抓一把柴草,填进门口的小泥灶。马文瑞这才注意到,灶口上坐着一只小陶壶,四周被柴烟熏得乌黑。灶膛里的火焰腾跃起来,亲热地舔着壶底儿,壶嘴儿立刻吐着白汽,发出吱吱的叫声。

马文瑞缓缓地抽着旱烟。被冰冷的河水和森凉的夜气浸透的身子开始回暖着。一会儿,水煎了。老人用手抹抹灶台上那只粗瓷碗,又用口吹吹,才倒满一碗水,递到客人手里。“夜气凉,喝碗滚水暖和暖和。”马文瑞赶忙接过水碗,浑身都感觉温暖。先前那种孤立无援的感觉早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碗开水喝下去后,这才觉得肚子饿得厉害。看瓜老汉像是会算卦,他接过空碗,也不说什么,就从灶后的小铁锅里,抄起一碗冒着热气儿的蒸洋芋。马文瑞接过那盛满芋头的碗,就好像当年接过祖母端给他的荷包蛋一样感动。他大口大口地吃着蒸洋芋,起初并没留心,老人抽着旱烟笑眯眯地瞅着自己。当他偶然抬起头,同那亲切的目光相遇时,发现那其中包含着一种来自人民的信任和力量。他知道,这一带党团组织工作基础很好,许多老百姓都是暗中拥护革命的。他想眼下这位老人也许看出了自己的身分。但是老人始终没问他一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之类的话。严酷的斗争环境下,革命者与人民之间仿佛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第二天,刚近拂晓,马文瑞就告辞上路了。他一直朝东。雾气很浓。等到太阳刚闪面,已经离开山峁老高老高了。赶吃早饭的时候,他来到一个叫阎家畔的村子。他认得村里有个党员叫杨树梁。好不容易打问到杨家,不巧人不在。杨树梁的父亲,一个乐观而有几分豪爽的老人,正躺在窑炕上,见有客人来,忙坐起来,一看是个不相识的年轻人,便问:“你大概是找我们树梁吧?”

“嗯,我是杨树梁的同学,也是好朋友。”

“噢。”老人听得,急忙跳下炕,赶忙叫老伴端茶倒水。两人坐下来拉话。

“树梁没在,你先住下,他立马也就回来啦。”

马文瑞点点头。杨树梁的父亲,从头到脚打量着马文瑞,压低嗓门说:“唉,不用问,我也解开你是做什么的。听说米脂捉了你们几个人。人家有队伍、有枪。你们没势力,硬碰不过人家呀!”

马文瑞不好再说什么,只是把话岔开,说:“树梁到哪里去了?”

“绥德城里办点儿事情。”

两个人坐着,有好一阵儿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杨树梁的父亲才说:“不然让我到绥德城里走一趟。一来找树梁,二来也好打探一下你们那几个人的消息。”

马文瑞说:“不必了,我还是等树梁回来。”

热心肠的老人也不再坚持,忙让老伴招待客人吃饭。

第二天下午,杨树梁回来了,意外地见到马文瑞,真是又惊又喜。等到夜深人静,两人在小套窑炕上躺着,还没说上几句话,杨树梁就说:“唉,这次咱们损失真惨重!”“你在绥德听到什么了?”杨树梁说:“被捕的六个人被敌人杀害了。”“什么?”马文瑞惊得一下子由炕上仄起身,瞪起一双眼睛盯着杨树梁。他不相信这个消息会是真的。他感到脑子里顿时乱成一团麻。他怀疑是杨树梁说错了,又怕是自己没听清。“你说什么?”杨树梁说:“是真的。开始他们被关押在米脂城里。敌人反复审问,严刑拷打,要他们交出陕北党组织的名单。六个人中,没有一个人开口。敌人无奈,准备押解绥德再审。押到半路里,井岳秀的团长姜梅生突然下了一道就地枪毙的密令……”

马文瑞听得,仿佛有人当头给了自己一棍,脑子轰隆一声, 就觉眼前发黑,胸中一片空白。等他回过神来,见杨树梁也痛苦地呆愣着。他突然意识到,这几天来,自己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自己孤身冒险奔波,还日夜思谋着设法营救,难道一切都晚了?一个革命者,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听到自己同志牺牲的噩耗,莫过于失去战友那种从天而降的孤独与空落。那一夜,直至天明,马文瑞都难以入睡。王兆卿、高禄孝、毕维周、王守义、高庆恩、崔明道六烈士无定河畔英勇就义的情形,总在眼前浮现着,无论如何也难以消失。

崔明道是米脂县城北街人,1906年10月出生,1927年参加革命。他以班家沟小学教员的身分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镇川堡离米脂较近,却属榆林管辖,是由米脂到榆林的交通要冲。镇上店铺不少,商客众多,除有长年街市外,三六九遇集,较一般偏僻小县城还要热闹。崔明道的家,原先住在米脂县城,后来特委决定建立秘密联络点,才由米脂移住到镇川堡。高起家会议结束后,王兆卿、毕维周和高禄孝三人,由葭县赴安定途经镇川堡,天色已晚,就住在崔明道家里。那一晚,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动。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上所部署的开展武装斗争的规划和任务,使大家欢欣鼓舞。从此,在敌人白色恐怖下,秘密开展地下工作的陕北特委,将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带领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同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展开真枪真刀的斗争。这是多么重大的转折呀!直至深夜,大家躺在炕上,拉谈得格外起劲,仿佛会议并没有结束,仿佛讨论仍在进行。

“这次会议太重要了,”新当选的特委军事委员王兆卿说。“以前我们东躲西藏,开展地下工作,好比是春播下种,这回可到了收获的季节了。我们这些年辛辛苦苦播到人民心里的火种,可要跳蹿出来,烧他个天地通红。”

他身边躺着的毕维周说:“唉呀,这五六年,一天偷偷摸摸,可把人受坏了。今后发展起咱们自己的武装,可要结结实大干一场。”

“等咱们有了自己的队伍,开辟了红色根据地,咱这联络站也不用害怕啦。门口挂上招牌,放上两个岗,那是个甚阵势!”

老实巴交的崔明道话刚说完,高禄孝说:“看把你美的。要是建立了红色根据地,还要你这联络站做甚哩,得建立起苏维埃政府,那阵势才叫大。”

“唉,你们快不要抬死杠,我看现在最当紧的事情是搞武器。光有人,没有枪不行。听说山西那面,阎锡山的兵工厂有偷着卖枪的,咱们得想办法筹一笔款子买枪。”王兆卿说着,把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分开来比画着,仿佛手中已经握着一枝八音子手枪似的。小油灯的红光,把他的手影映在墙壁上。他闭上一只眼睛,做出瞄准射击的姿势,手一举一点,脸上的神情像小娃娃一样认真着迷。自从离开游击队,他有一年多没摸到枪了,一提到枪,双手就有些发痒。

高禄孝止住笑说:“老王,你那要真是一枝手枪,那我们还愁什么哩,每人都是双枪,还怕他井大人不投降?”

王兆卿说:“高禄孝同志,你尽管放心,别看眼下咱还赤手空拳,要不了多久,我保证叫你们人人腰里别上一条‘鸡大腿’!”

一句话,更提高了大家的兴致。崔明道说:“咱联络站目前还有点经费,可以先买几枝枪嘛。”

王兆卿说:“这是大事情,得特委开会定。不过这次咱们到了安定就有办法。哎,对啦,毕维周同志,你是特委新派任的安定游击队政委,搞枪的事,你得多操心,最好给特委负责人每人先搞一枝。没有枪,不好领导武装斗争嘛。随后有机会,还得开展军训,今后的斗争,光会做群众工作不行了,还得懂军事,要会指挥打仗。”

温馨愉快的夏夜,战友相聚,有拉谈不完的话题。四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直拉到深夜方休。黎明时分,大家刚刚入睡,敌人突然包围了联络站,始料不及的事变发生了。

当下,敌人将六人关押在驻军连部所在的米脂城内财神庙里,昼夜挨个儿审讯无效,又押送县收府看守所,继续威逼利诱,仍无一人开口。敌人凶相毕露,动用酷刑逼供。烙铁烙,杠子压,跪火铁绳,灌辣椒水。几天之内,用尽了各种酷刑。六壮士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敌人无奈,便以枪毙威胁。面对豺狼般凶狠的敌人,六名共产党员众口一词:“要吃张口,要杀开刀!要我们背叛共产主义,办不到!”

敌人眼看从这几个硬骨头“共党分子”嘴里得不到什么,又害怕游击队劫狱救人,便决定以押往绥德为名,阴谋在路上枪杀。

1933年8月3日早晨,大约也就是马文瑞告别看瓜老汉后的那一刻,米脂城里大雾迷漫。敌人突然增岗加哨,戒备森严。不一会儿,天下起了小雨。在一派凄苦悲壮的气氛中,王兆卿等六人,穿着血迹斑斑、破烂不堪的衣衫,被五花大绑着出现在街道上。两边押解的敌人,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六人昂首挺胸,镇定自若地迈着缓慢而坚定的步子,走在当街上。王兆卿走在前头。两三天时间,他已经被折磨得变了另一个人,黑瘦的脸上,被烙铁烙出两片焦皮,衣袖肩头撕裂着,渗出殷红的血,双膝被老虎杠压得红肿,每迈出一步,都觉钻心地疼。但他脸上并不流露出丝毫的痛苦。高禄孝在一旁扶着他。街道两边,很快聚满了群众。男女老幼,每个人脸上都透出惊愕、痛苦的神情。小城里的人们,祖祖辈辈还没见过人被折磨成这样。人群中发出一片唏嘘叹息声。除了王兆卿和高禄孝,其他四人人们都认得。王守义的老母亲哭喊着要扑上去夺儿子,被两个白军用枪刺架住了。她便扑倒在地,拼命哭喊。王守义回过头,看着自己的母亲说:“妈,我没事,过几天就回来看你。”许多人都哭了。

六个人,就这样走过长街,走出米脂城,沿着无定河川,向绥德方向走去。走到米脂县南十里铺官家湾路口,敌人突然强迫他们离开大路,折向西边,沿一条田间小路走向无定河畔。不远处的村庄里、畔上站满了老百姓。六人见状,明白最后的时刻到了。大伙互相使个眼色,突然一齐奋力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敌人见状,急忙举枪射击。六人纷纷中弹倒下。王兆卿、高禄孝受伤倒下后,还互相扶着强挣扎站起来,把满嘴的鲜血喷了面前的敌人一脸,随即高呼:“打倒刮民党!”四五个穷凶极恶的敌人,一齐扑上去,同时举枪射出一串罪恶的子弹……

恶魔般的枪声,震颤着山川。长天摇落冷雨,无定河放声哭咽。凄风苦雨,拼命地抽打揪扯着旷野的庄稼。“老天爷睁眼,保佑好人呀!”附近村庄的老百姓不顾一切地哭喊着,从每一孔窑洞,每一户畔上冲下来,潮水般涌向烈士就义的地方。穷凶极恶的敌人,万万没料到,平日的顺民百姓,竟然会像疯狂的牛群一样怒不可遏,勇不可挡。手持钢枪的匪兵,个个被惊得呆若木鸡。山洪暴发般的人群,顷刻淹没了行刑的敌人。人们不顾一切,抱起倒在血泊中的烈士,痛哭失声。这时候,指挥行刑的匪首李子宜狗急跳墙,举起手枪,啪啪朝天放了两枪,喊道:“放开!谁敢替共匪收尸,满门杀绝!”不料,他的话反倒提醒了人们。大家不顾敌人枪刺的阻拦,抬起烈士的遗体,就往村子方向冲。敌人无奈,只得动手争夺。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在无定河畔展开。呐喊声、哭叫声、诅咒声和枪声乱成一团。结果,毕维周、崔明道、高庆恩三位烈士的遗体被人们抢回,当晚秘密装殓安葬。王兆卿、王守义、高禄孝等人的遗体,被惨无人道的刽子手抛入无定河中,随水漂去。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无定河水。沿涂许多群众,追逐着烈士的遗体,号啕大哭。愚蠢的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哭咽着奔涌向前的无定河水,托浮起三烈士的遗体,带着血光,带着仇恨和声讨,带着抗议和示威,穿过沿途千百个村庄,从千千万万人民的眼前和心头流过,控诉着敌人的残暴,震撼着正义的土地和不屈的心灵,呼唤着更多的人们起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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