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忽培元：《群山》第37章

【编者按】何西来（中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我想谈的第二点是，我们仍然需要延安精神。什么是延安精神? 我认为所谓延安精神就是中国的革命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传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的精髓所在，不仅仅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创业。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在陕北保留下来的这块根据地上，站稳了脚跟，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行了总结。我们有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最辉煌的一个成熟期就在陕北。他的哲学，他的军事学，他的军事哲学，他的经济学说和关于建党建政的学说，总之，他的整个一套革命学说，即毛泽东思想体系，都是在这里形成框架，走向成熟的，并且首先是在这块根据地上去实践，去推广，最后推行到全中国。所以，诸如艰苦奋斗的精神，自力更生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三大作风与愚公移山的精神等等，都是在这里总结出来的，都是在这里得到发扬光大的。这些，都是延安精神。宝塔山下的延河，是流入黄河流入海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正是靠了延安精神的发扬光大，而将革命从胜利推向胜利的。所以，延安精神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开拓精神，进取精神，它不是固守陕北一地，更不是延安这一个地方，它只不过是因为在延安地方发展、成熟、系统化，所以叫做延安精神。以延安来命名的这种精神是这块土地的光荣和骄傲。但是，它更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人格精神和道德精神。

       现在，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很多负面的现象，如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等等。这种状况，颇令有识之士担心。关于道德状况的评价，有所谓“滑坡论” ，有所谓“爬坡论” ，我倾向认为是一种艰难的“爬坡论”。不要否认，当前的社会道德情况，的确有颓落，甚至可以说有局部的沦丧。譬如说以干部的作风为例，无论是就整体来讲，还是就个别的表现来讲，跟马文瑞同志他们当年在陕北活动的那个时期我们党的干部作风，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相比，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是，这是社会变革时期常常难以避免的问题。有人把干部作风的颓落，完全归结为市场经济造成的恶果，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当然不能不看到市场经济的某些负面的文化效应。但是干部队伍中瘟疫一样蔓延的腐败，特点是权钱交易等，却主要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是旧体制造成的，是权力制衡机制不够完善，权力缺乏有效的来自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的结果; 还有文革浩劫对正常的人际关系，对共产党人的优秀道德传统的破坏等，其苦果现在才露出来。包括反腐败问题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必须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中，逐步加以解决。在积极地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在建设新道德的时候，我们应当把传统道德与现代西方其它民族的道德作为借鉴的资源。当我们谈到道德传统的时候，有人往往只讲五千年来古文明的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传统，这当然并不错，但是单讲到这一点是不全面的，人们常常忘记了我们共产党人自己的道德文化传统，自己在长期艰苦的革命实践中建立起来的精神传统、道德传统。讲传统，应当包括这部分。如果我们对青少年，也包括我们这些成年的，中年的，老年的，各个年龄段的人进行精神文明教育，道德教育，无疑应当把我们共产党人的优秀精神传统，延安精神的传统，作为自己学习的一个资源，但这点常常被人遗忘。因此，培元这本书写出了延安精神，延安传统的书， 它的出版就能够让我们重温一下早期共产党人以献身精神为主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这样的道德传统，人格传统和风范。跟当时马文瑞同志他们比较起来，如今革命的任务不一样了，我们要建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走上富强，走上文明，走向民主，这个任务与当年的推翻三座大山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延安这块土地上总结出来的延安精神，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特别是作为这种精神的核心的开拓进取的意识，到任何时候都是用得上的，不会过时的。延安精神应当是不朽的。而《群山》这本书，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马文瑞他们那一代革命家，既是延安精神的创造者，体现者，实践者，同时又是在这些精神的薰陶下，变成精神的群山的。物换星移，革命具体任务会有变化，但到了什么时候，革命党人都不能销蚀了开拓、进取的延安精神。

原载于1998年版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关于<群山>及其它》之第二点感想

——我们仍然需要延安精神

第37章：战士在痛苦中变得更加坚强。也有人吓破了胆，有人退缩动摇了。崔逢运、鲁贲见事不妙，不辞而别

震惊陕北的 “米脂事变”，是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团组织转入地下活动，敌人实行白色恐怖，并公开大批枪杀共产党人的头一次。敌人想通过公开的大屠杀，来扑灭在艰苦奋斗中发展壮大着的革命烈火，破坏以至终止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革命活动。

六位亲爱的战友和同志壮烈牺牲的噩耗，使马文瑞陷入极度悲痛之中。那一夜，他彻夜难眠。天亮了。在一片麻雀的喧闹声中，阳光照耀到窑窗上。光明顷刻之间驱散了黑暗。心胸中肆虐了一夜的狂风暴雨终于平息下来。郁积在胸中的痛苦的乌云，开始慢慢消散。身边，杨树梁正在熟睡，那均匀的呼吸声，对他是一种极大的安慰。身边同志平安的鼾声，使他想到了马明方、崔田夫、崔田民、张达志、高长久，想到了那些依然平安的同志和战友，想到了任志贞……他开始有些后悔，后悔前些日子写给她的那封信中所讲的“闹革命东奔西颠，不好成家”一类的话。这些也许是客观的话，她看到了，该有多么失望啊!他此刻有些后悔，后悔不该那样粗心，那样直截了当地讲那些极敏感的、容易使姑娘产生误解的话。他有些怨恨自己，想立即写一封信，向她说明一切，又觉得在眼下这种情况下，不该沉溺于个人感情的泥淖中，应当振作起来，对付严酷的现实。在早晨阳光的照耀下，他开始冷静地思考。死者，永远地倒下去了；生者，应当更加坚强机智地投入战斗。过分地放任痛苦和眼泪，会消沉战士的斗志。

敌人的残暴，像晴天霹雳。人民在震惊中觉醒，战士在痛苦中变得更加坚强。也有的人吓破了胆，有的人退缩动摇了。崔逢运、鲁贲见事不妙，不辞而别，离开了血雨腥风的陕北。敌人并不甘休。他们在姜家兴庄没有抓住马文瑞他们，就到处张榜通缉捉拿，在各个路口设立关卡，加紧封锁，企图乘势把陕北地区的共产党人一网打尽。敌人抓不住马文瑞，就派兵来到马家阳湾村，向他的父亲、叔父要人。敌人搜遍了所有可能藏身的地方之后，就把他的叔父和大哥五花大绑押到周家镇公所关押起来，诱逼他们悔过自首。马文瑞得知这个消息，心中很焦虑，但他革命到底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他时常在心中暗暗对自己讲一句话：“开弓没有回头箭! 就是粉身碎骨，也只能奋力前进。”

外面风声很紧，不能轻易行动，马文瑞只得暂时住在杨树梁家里。当时， “知情不报，窝藏共匪”是要满门杀绝的。但敌人的残暴，并不能使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屈服。杨家这一户农民，在儿子杨树梁的带动下，不畏强暴，铁心拥护革命。在敌人四处通缉捉拿、风声很紧的情况下，毫不犹豫，挺身而出，保护了危难之中的共产党人。马文瑞怕住得时间久了，走漏风声，连累他们，几次提出要走，都被这一家人真诚挽留下来。长期的奔波劳累和营养不良，加之失去战友的精神上的痛苦折磨，使马文瑞身体十分虚弱。杨树梁的父亲就吩咐家里人把正在下蛋的一只母鸡杀了，炖肉，烙饼，给他做最好的饭食滋补。吃饭时，杨树梁的母亲把香喷喷的饭菜端上来，文瑞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这么好的饭食，他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了。

“吃，趁热里吃。”杨树梁的父亲，见文瑞不动筷子，便抄起一条鸡腿放进文瑞面前的小瓷碗里说。

这不是普通的鸡肉，这是人民群众对革命和共产党的深情。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领受，他还能说什么呢? 在革命遭受重大挫折、自己身处困境的日子里，是铁心拥护革命的人民，给予他精神的支持和物质的力量。正是这种支持与力量，使他在日后的漫长的征途上，始终保持着百折不挠的革命斗志。

一次吃完饭，马文瑞说：“杨干大、树梁，我该走了。”

“不行呀，好娃娃。”杨父焦急地说。“尔格正在风头上，你这时候出去太危险。”

“可我也不能老是躲藏下去。”

杨树梁也说：“那可不行，外面的情祝不明，万一误入人家的圈套……”

“不怕，我小心就是了。”

“要不这么办，让我老汉到米脂城里打探一回消息，如果风头不大紧了，再走也不迟。”

马文瑞说：“不用了，你老人家也上了岁数，我这一带地形熟悉，敌人捉不住我。”

杨家父子无奈，只好由他。杨母找来一双给儿子做的新鞋让他穿着。杨父又给他几块白洋做路费。趁着天黑，一家人悄悄送他出村上路。

马文瑞告别杨家，一路避开川道，翻山越岭，直奔黄河岸边的葭县而去。

盛夏时节，阳光暴烈。酷旱磨难着黄土群山。炎热、焦渴、饥饿、疲劳，这一切令人痛苦难耐的感受，都已经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