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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忽培元:《群山》第37章

【编者按】何西来(中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我想谈的第二点是,我们仍然需要延安精神。什么是延安精神? 我认为所谓延安精神就是中国的革命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传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的精髓所在,不仅仅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创业。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在陕北保留下来的这块根据地上,站稳了脚跟,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行了总结。我们有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最辉煌的一个成熟期就在陕北。他的哲学,他的军事学,他的军事哲学,他的经济学说和关于建党建政的学说,总之,他的整个一套革命学说,即毛泽东思想体系,都是在这里形成框架,走向成熟的,并且首先是在这块根据地上去实践,去推广,最后推行到全中国。所以,诸如艰苦奋斗的精神,自力更生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三大作风与愚公移山的精神等等,都是在这里总结出来的,都是在这里得到发扬光大的。这些,都是延安精神。宝塔山下的延河,是流入黄河流入海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正是靠了延安精神的发扬光大,而将革命从胜利推向胜利的。所以,延安精神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开拓精神,进取精神,它不是固守陕北一地,更不是延安这一个地方,它只不过是因为在延安地方发展、成熟、系统化,所以叫做延安精神。以延安来命名的这种精神是这块土地的光荣和骄傲。但是,它更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人格精神和道德精神。

       现在,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很多负面的现象,如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等等。这种状况,颇令有识之士担心。关于道德状况的评价,有所谓“滑坡论” ,有所谓“爬坡论” ,我倾向认为是一种艰难的“爬坡论”。不要否认,当前的社会道德情况,的确有颓落,甚至可以说有局部的沦丧。譬如说以干部的作风为例,无论是就整体来讲,还是就个别的表现来讲,跟马文瑞同志他们当年在陕北活动的那个时期我们党的干部作风,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相比,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是,这是社会变革时期常常难以避免的问题。有人把干部作风的颓落,完全归结为市场经济造成的恶果,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当然不能不看到市场经济的某些负面的文化效应。但是干部队伍中瘟疫一样蔓延的腐败,特点是权钱交易等,却主要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是旧体制造成的,是权力制衡机制不够完善,权力缺乏有效的来自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的结果; 还有文革浩劫对正常的人际关系,对共产党人的优秀道德传统的破坏等,其苦果现在才露出来。包括反腐败问题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必须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中,逐步加以解决。在积极地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在建设新道德的时候,我们应当把传统道德与现代西方其它民族的道德作为借鉴的资源。当我们谈到道德传统的时候,有人往往只讲五千年来古文明的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传统,这当然并不错,但是单讲到这一点是不全面的,人们常常忘记了我们共产党人自己的道德文化传统,自己在长期艰苦的革命实践中建立起来的精神传统、道德传统。讲传统,应当包括这部分。如果我们对青少年,也包括我们这些成年的,中年的,老年的,各个年龄段的人进行精神文明教育,道德教育,无疑应当把我们共产党人的优秀精神传统,延安精神的传统,作为自己学习的一个资源,但这点常常被人遗忘。因此,培元这本书写出了延安精神,延安传统的书, 它的出版就能够让我们重温一下早期共产党人以献身精神为主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这样的道德传统,人格传统和风范。跟当时马文瑞同志他们比较起来,如今革命的任务不一样了,我们要建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走上富强,走上文明,走向民主,这个任务与当年的推翻三座大山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延安这块土地上总结出来的延安精神,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特别是作为这种精神的核心的开拓进取的意识,到任何时候都是用得上的,不会过时的。延安精神应当是不朽的。而《群山》这本书,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马文瑞他们那一代革命家,既是延安精神的创造者,体现者,实践者,同时又是在这些精神的薰陶下,变成精神的群山的。物换星移,革命具体任务会有变化,但到了什么时候,革命党人都不能销蚀了开拓、进取的延安精神。

原载于1998年版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关于<群山>及其它》之第二点感想

——我们仍然需要延安精神

第37章:战士在痛苦中变得更加坚强。也有人吓破了胆,有人退缩动摇了。崔逢运、鲁贲见事不妙,不辞而别

震惊陕北的 “米脂事变”,是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团组织转入地下活动,敌人实行白色恐怖,并公开大批枪杀共产党人的头一次。敌人想通过公开的大屠杀,来扑灭在艰苦奋斗中发展壮大着的革命烈火,破坏以至终止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革命活动。

六位亲爱的战友和同志壮烈牺牲的噩耗,使马文瑞陷入极度悲痛之中。那一夜,他彻夜难眠。天亮了。在一片麻雀的喧闹声中,阳光照耀到窑窗上。光明顷刻之间驱散了黑暗。心胸中肆虐了一夜的狂风暴雨终于平息下来。郁积在胸中的痛苦的乌云,开始慢慢消散。身边,杨树梁正在熟睡,那均匀的呼吸声,对他是一种极大的安慰。身边同志平安的鼾声,使他想到了马明方、崔田夫、崔田民、张达志、高长久,想到了那些依然平安的同志和战友,想到了任志贞……他开始有些后悔,后悔前些日子写给她的那封信中所讲的“闹革命东奔西颠,不好成家”一类的话。这些也许是客观的话,她看到了,该有多么失望啊!他此刻有些后悔,后悔不该那样粗心,那样直截了当地讲那些极敏感的、容易使姑娘产生误解的话。他有些怨恨自己,想立即写一封信,向她说明一切,又觉得在眼下这种情况下,不该沉溺于个人感情的泥淖中,应当振作起来,对付严酷的现实。在早晨阳光的照耀下,他开始冷静地思考。死者,永远地倒下去了;生者,应当更加坚强机智地投入战斗。过分地放任痛苦和眼泪,会消沉战士的斗志。

敌人的残暴,像晴天霹雳。人民在震惊中觉醒,战士在痛苦中变得更加坚强。也有的人吓破了胆,有的人退缩动摇了。崔逢运、鲁贲见事不妙,不辞而别,离开了血雨腥风的陕北。敌人并不甘休。他们在姜家兴庄没有抓住马文瑞他们,就到处张榜通缉捉拿,在各个路口设立关卡,加紧封锁,企图乘势把陕北地区的共产党人一网打尽。敌人抓不住马文瑞,就派兵来到马家阳湾村,向他的父亲、叔父要人。敌人搜遍了所有可能藏身的地方之后,就把他的叔父和大哥五花大绑押到周家镇公所关押起来,诱逼他们悔过自首。马文瑞得知这个消息,心中很焦虑,但他革命到底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他时常在心中暗暗对自己讲一句话:“开弓没有回头箭! 就是粉身碎骨,也只能奋力前进。”

外面风声很紧,不能轻易行动,马文瑞只得暂时住在杨树梁家里。当时, “知情不报,窝藏共匪”是要满门杀绝的。但敌人的残暴,并不能使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屈服。杨家这一户农民,在儿子杨树梁的带动下,不畏强暴,铁心拥护革命。在敌人四处通缉捉拿、风声很紧的情况下,毫不犹豫,挺身而出,保护了危难之中的共产党人。马文瑞怕住得时间久了,走漏风声,连累他们,几次提出要走,都被这一家人真诚挽留下来。长期的奔波劳累和营养不良,加之失去战友的精神上的痛苦折磨,使马文瑞身体十分虚弱。杨树梁的父亲就吩咐家里人把正在下蛋的一只母鸡杀了,炖肉,烙饼,给他做最好的饭食滋补。吃饭时,杨树梁的母亲把香喷喷的饭菜端上来,文瑞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这么好的饭食,他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了。

“吃,趁热里吃。”杨树梁的父亲,见文瑞不动筷子,便抄起一条鸡腿放进文瑞面前的小瓷碗里说。

这不是普通的鸡肉,这是人民群众对革命和共产党的深情。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领受,他还能说什么呢? 在革命遭受重大挫折、自己身处困境的日子里,是铁心拥护革命的人民,给予他精神的支持和物质的力量。正是这种支持与力量,使他在日后的漫长的征途上,始终保持着百折不挠的革命斗志。

一次吃完饭,马文瑞说:“杨干大、树梁,我该走了。”

“不行呀,好娃娃。”杨父焦急地说。“尔格正在风头上,你这时候出去太危险。”

“可我也不能老是躲藏下去。”

杨树梁也说:“那可不行,外面的情祝不明,万一误入人家的圈套……”

“不怕,我小心就是了。”

“要不这么办,让我老汉到米脂城里打探一回消息,如果风头不大紧了,再走也不迟。”

马文瑞说:“不用了,你老人家也上了岁数,我这一带地形熟悉,敌人捉不住我。”

杨家父子无奈,只好由他。杨母找来一双给儿子做的新鞋让他穿着。杨父又给他几块白洋做路费。趁着天黑,一家人悄悄送他出村上路。

马文瑞告别杨家,一路避开川道,翻山越岭,直奔黄河岸边的葭县而去。

盛夏时节,阳光暴烈。酷旱磨难着黄土群山。炎热、焦渴、饥饿、疲劳,这一切令人痛苦难耐的感受,都已经被他忍受到了习惯成自然的程度。此刻召唤他的,是群山东边那条奔腾不息的母亲河。那是英雄的河,令人欢欣鼓舞的河。黄河西岸的山中,有自己亲爱的战友和同志,有秘密坚持革命斗争的党团组织,也有千千万万像杨树梁的父母那样冒死拥护革命的父老乡亲。这一切,是他忍受无数艰难险阻的原动力。身上的衣衫被汗水浸湿又晒干,头上的汗珠被烈日烤干又渗出。有好久没有开口说话了,喉管像干裂了一样,连他自己也怀疑是否还能开口说话。有一阵儿,他极想朝着空无人迹的山崖高喊一声,但伸长脖子努力了几次,也没能喊出声来。路边长着一丛丛耐旱的苦艾,他便不时地揪扯一把苦艾的芽叶,放进嘴里嚼着,凭借那一丁点苦辛的汁液润一润仿佛快要冒烟着火的嗓子。一个人,一个确定了远大目标的人,在某一时刻,他生理上最最渴求的东西,往往却不是他精神上最向往的。正是这种情形,使他能够在生存的基本条件受到极大威胁时,仍然能够坚持朝着精神的目标奋进。无论多么艰难困苦,他的脚步总是那样坚定而有力。有相当长的一段山路一直在山巅绕行。他走在这段总能遥望群山的路径上,心情感觉格外舒畅。当他坚持着来到山间一条远处看不见的岩隙下面,听到泉水丁冬,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口渴难耐。他不顾一切地飞奔过去,丢掉手中拄着的木棍,伸开双臂,像拥抱久别重逢的亲人,匍匐在湿漉漉的岩石上,伸出舌尖,让森凉甘甜的泉水滴进大张着的嘴里。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是从来没有过的。喝足了水,他离开阴湿的石崖,在对面向阳的土坡上躺下来,让太阳晒着身子。大约因为喝了水,他的生理感觉变得灵敏起来,他感觉到饥饿,想着得尽快搞点吃的。连日绕开村镇在荒山里跋涉,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他提醒自己,再不设法弄点吃的,就一步也走不动了。他下意识地把手伸进衣袋里,摸着那几块冰凉的白洋,就记起了杨树梁的父母。他觉得自己此刻就像一条搁浅在黄河岸边的鱼挣扎着想回到河水中去。他实在太累了,恍惚之间,竟然迷迷糊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扯拉自己,猛地惊醒,睁眼看时,竟是几只嘴子尖利血红的乌鸦落在自己身边。这种丑陋不堪的鸟,显然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猎物。天色已近黄昏,此地不可久留。于是他拖着沉甸甸的双腿,继续朝前走去。

几天之后,马文瑞来到葭县寨子沟,这是那天同马明方约定好的会合地点。这个紧靠黄河西岸的小村子,周围山大沟深。村里有党的秘密支部,群众基础很好。马文瑞进村等了两天,崔田夫、马明方到了。三个人一见面,彼此紧紧握手,相对无语,心情极为复杂,当下商量决定,召开特委紧急会议,针对形势变化,研究对策,立即派秘密交通送出通知。届时,常学恭、张达志、高长久几位准时到来。唯崔逢运、鲁贲二人到处找不到。当时大家都很气愤,觉得特委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们却临危出走,去向不明。会上大家一致通过开除崔逢运、鲁贲党籍。后来才知他俩去了天津。马文瑞回顾这段往事,觉得当时对崔逢运、鲁贲的处理有些过火

会议在一孔老乡的土窑里召开。崔田夫宣布开会。有好一阵儿大家沉默不语。整个村庄是一片死寂,一片漆黑。在这寂静的夏夜,一切的光明都似乎被黑暗吞没了。在黑暗主宰着一切的世界里,寨子沟这孔小土窑的灯光,该显得多么微弱,多么纤小。围绕在灯光下的六个人,小声地拉扯着什么。那一刻,井岳秀那老贼也许正高枕无忧地搂着他的姨太太睡得正香。刚刚屠杀过共产党人的刽子手们大概也丢下屠刀,进入“太平梦乡”。总之,革命的敌人万万不会料到,他们连日来四处通缉捉拿的“共党头子”马明方、马文瑞等,竟然会在这里开会,研究如何重整旗鼓,推翻他们。

葭县寨子沟中共陕北特委紧急会议上,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愤慨。但这不是表现为痛斥和悲哀,而是加倍冷静地筹划着未来的斗争。亲爱的同志和战友被敌人杀害了,这使每个人心中都很难过。但是幸存者心里更明白,革命本身就意味着流血牺牲、前仆后继,是要把脑袋提在手里,随时准备奉献出去的。每个投身革命的人,当他举拳向党宣誓,他就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了。这种献身精神,是反动派难以理解的。敌人更不会相信,前边的六个刚倒下,后面紧跟着又上来六个。当生命还属于他们的时候,他们每个人的革命理想,都是一团燃烧着的火;当他们走向原野,就会点燃山山洼洼,照亮黑暗的世界。

马文瑞在会上针对主张“避开敌人的锋芒,先躲一躲”的观点发言说:“叛徒的出卖,给我们造成了很大损失。但这丝毫也不应该阻止我们前进。这种情况下,应该讲究斗争策略和方式,但最重要的是必须继续贯彻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按照既定的规划,坚定不移地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我完全同意马文瑞的意见,”性情直戆的崔田夫说。“不要敌人一开枪,我们就趴在地窖里不敢动弹了,那还叫什么闹革命!‘革命’,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事情。你狗日杀我们六个,我们就要想办法杀你们六十个、六百个。”

马文瑞很喜欢听这个长工出身的农民同志讲话。他说出话来,就像用老头掏地,句句都沉甸甸得结实。

张达志也说:“‘老掌柜’说得对哩,就这么个道理。看来,不赶紧搞枪杆子,还会吃大亏。”

马文瑞的意见,在紧急会议上形成了共识。会议决定:继续贯彻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按确定的区域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并决定会后马明方去安定,马文瑞去神府,崔田夫、崔田民去绥德,张达志、高长久在葭县一带分头贯彻落实,同时决定派常学恭去北方局汇报工作。

会议开了一整夜。天亮时,六个人精神振奋地走出窑门。但见千山万壑一派雄浑苍茫,一轮鲜红的太阳,正由黄河东岸的逶迤山峦中冉冉升腾起来,把殷红的光泽染遍西岸的群山。站在山巅的六个人,都被这高原日出的动人景象吸引着。马文瑞突然联想到,太阳那普照大地的光辉,任何阴暗和邪恶都无法阻挠抵御。共产党人,就应当像阳光一样永不退缩地发热发光,照彻寰宇,熔炼出一个光明美好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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