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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忽培元:《群山》第38章

【编者按】何西来(中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评论》主编)读了《群山》我想到的第三点是,人民群众永远是我们共产党人,是中国革命的父母。我觉得这一点在培元的这本书当中是得到了非常鲜明的强调。这既是这本书的特点,也是这本书的优点。在《群山》的描写中,我们看到,每当马文瑞碰到困难,遇到危险的时候,总是在人民群众的救助、掩护下,逢凶化吉,转危为安。早期,他曾化妆成收帐的先生,背着褡裢,走村串乡。那次走得非常疲倦非常累的时候,敌人在追捕,在通缉,天在下雨,在这样的情况下突然看到远处的一点灯火,老人把自己吃的东西给他吃,哪怕是很粗糙的食物,但文瑞却吃得极香,每到这种时候,作者的笔墨都很带感情。还有在文瑞被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抓走前给他送稀饭喝的那个老妈妈,他重新被放回来后又碰上这位老妈妈。他叫她干妈,那份相互之间的深情,写的十分感人。写到动情处,培元常有一些议论,都是精彩的。比如写马文瑞对这位老妈妈的感情时这样说:“人民用小米和咸菜,不,用生命的心血哺育着革命,革命永远都不能忘记这小米和咸菜……”。写人民群众对马文瑞的爱戴时则说:“根据地的领导人,是在群众斗争的疾风暴雨中冲杀过来的。他们和那里的群众建立了亲密无间的革命情谊和血肉联系,他们在那里群众的心目中,就像高高耸立的大山一样峻拔,一样受人尊敬,令人敬仰。”这些议论,真正出自作家自己的内心感受。

       写马文瑞,写陕北“闹红”,而又强调写人民群众,这既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又是作家的自觉。就是说在作家看来,没有陕北的人民群众就没有陕北革命的发展,即使后来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如果没有陕北人民的全力支持,也是很难发展的。人民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的父母,这不仅在当时,在我们共产党人最早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是如此,而且应该永远如此。当年马文瑞见到比他年龄大的群众,常常是老妪叫干妈,老头叫干大,诚心诚意的认他们为父母。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把我们党的干部由“公仆”叫成了“父母官”?我是很不赞成这个叫法的。“父母官” ,它最初的出处是“为民父母” ,始于《诗经》,是说那些治民的君子、王者。直接称父母官,大约在汉代北宋时王禹《谪居感事》里有“万家呼父母”的话,所以也有人认为“父母官”的称谓始于宋。汉也好,宋也好,都是封建观念,都视老百姓为“子民”。在共产党人的眼里,人民群众是我们的母亲和父亲。邓小平同志在他的《邓选》英文版序言中讲: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刻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是儿子,可我们有好多同志,作了基层干部就自称:我这个父母官怎么怎么长,怎么怎么短。奇怪,这个封建性很强的东西,完全颠倒党群关系的性质,竟能堂而皇之地畅行无阻。说明一种宝贵传统的被忘记。

      我们的党,党员和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儿子,什么时候这一点都不能忘记。某些干部为什么腐败?腐败是利用职权把应当给人民的东西弄到了他们家,应当给人民吃的肉,弄到了他碗里,你的碗里肉多了,老百姓就少了。在一定时期,社会财富总量是个定量,是一个常数,你的多了,他的就少了,这就有了腐败。想想看,我们最早在陕北这块土地上闹革命的老一代,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是怎样对待人民的? 我觉得这一点培元在他的书中强调得非常突出。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共产党人都不应该忘记,忘记就意味着背叛,而最大的忘记和背叛就是忘记人民。你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忘掉了人民,想的尽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们家的事情,只想乌纱帽,只想你小集团的利益,而不是革命的未来,不是天下,不是民族的未来,就是真正的背叛,还能指望不腐败吗?说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当年柳青同志所写的《铜墙铁壁》,其扉页上印了毛泽东讲的一段话,作为卷首题辞: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是群众,是千千万万真心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动派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真正的铜墙铁壁,中国革命才从胜利走向胜利。以陕北1947年的情况而论,与当时进攻边区的全部美械装备的20多万蒋胡匪军进行周旋,而我们的彭副总司令和留在陕北的毛泽东率领的军队也就三四万人,不到他们的六分之一,装备不如他们。而在这种众寡悬殊的情况之下,毛泽东毅然留在陕北,不过黄河,就是觉得这地方安全,有老百姓护着我们,山梁那边是国民党大军,山梁这边就是毛泽东率领的中央军委机关,还在办公,毛泽东还幽默地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敌人到了哪儿,都有群众报信,都在我们掌握之中。而我们的行踪,敌人却懵然无知,就在眼皮底下,他们也发现不了。毛泽东把在陕北我们的战术称为“蘑菇战术”,为什么叫蘑菇?因为敌强我弱,敌大我小。为什么能蘑菇得起来?全靠人民群众的铜墙铁壁,于是,经过“蘑菇战术”把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垮,一个个打掉。我觉得《群山》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和启示就在这一点: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了人民。我们的根本宗旨,党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你想,这个作品中描写的马文瑞连谈恋爱都不会,一见面就脸红,跟孙铭谈恋爱,写得非常传神,写马文瑞的呆,可孙铭就爱这呆劲。但马文瑞又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他上马可以管军,下马懂得管民。作为英雄,他的力量乃至智慧,均来自人民群众。

       在培元的笔下,马文瑞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看得比自己更重要。像描写几百个自卫军哗变的事,他们受了敌人的煽惑,然后把我们的五六个干部绑起来要杀,我们军队又把他们围起来。马文瑞害怕出大事,不愿干部和不明真相的自卫军流血,就策马赶去,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那时候如果他想的只是我比你们高得多,你们哪有我官大,就不会有勇气冒那个险。事实上,陇东地区他的官最大,而他最不顾个人的安危。两个黑洞洞的枪口就对着他,然而他镇定若常,硬是说服了那些自卫队有革命良心的队员。很快就听到里边“打呀,打呀”的喊声,把那几个挑拨煽动的家伙绑了起来。我们在外面围着的部队没有动枪,便平息了事态。这在兵法上也是很高的,“不战而取人之兵,上之上者也”。兵不血刃,把问题解决了。当年的马文瑞就是这样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中间去,一心一意为人民的。所以,我觉得是应当好好提倡这样一种精神,应当让我们的干部,全国我不敢说,至少是我们陕北的干部,陕西的干部,都应当读读这一本《群山》,作为一个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来读。因为这不是培元个人有多大本事。他上午讲得很好,这是很多同志朋友帮他一起搜集来的材料。更主要的是因为有了这些革命前辈们的感人事迹,首先是他们做到了,做得漂亮,然后才是作家写得好看。

原载于1998年版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关于<群山>及其它》之第三点感想

——人民群众永远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父母

第38章:马文瑞说:“搞枪虽然当紧,依我看最重要的还是人。要有地方党组织的有力支持和配合”

陕北八月天,是一年之中最美好的季节。风沙收敛了,酷旱过去了。一场透雨初霁,满沟坡绿茵茵的庄稼,把喜悦和欣慰带到田野里劳作的每一个受苦人的脸上。不远处阳坡上掏苦菜的女子,也许是有些燥热,左右瞅瞅无人,遂解开肩头打着补丁的蓝花大襟衣衫,亮出贴身子穿着的绣了莲叶荷花的大红裹肚儿。不料对面山峁上拦羊的后生好眼尖,看在眼里,慕在心头,禁不住手张在嘴上,扯展嗓子吼出两句酸曲:“山丹丹开花心心红,掏苦菜的个干妹子哟爱煞你个人。”

那捣蛋鬼后生,把“爱煞人”三个字扯拉得老长长。歌声落下了,回音还好一阵儿缭绕在山间,逗得附近锄地的人哈哈大笑。阳坡上掏苦菜的女子脸呼地一下直红到耳根凹里,忙把衣襟按住,一边扣着纽纽,一边小声哂骂道:“灰鬼,脸皮比树皮还厚!”

马文瑞走在山间小路上,面对着老百姓充满了情趣和欢乐的劳动场面,沉重的心情变得轻松愉快起来。寨子沟会议一结束,大家按照分工,立刻分头行动。敌人的通缉令并未消除,村镇路口盘查极严。为了蒙骗敌人,马文瑞在出发时,剃了光头,又化装成小商人。

那天清早,六个人一道出了寨子沟村。大家在村子对面的高山梁上恋恋不舍地分了手,分作两拨儿走出几步远,都觉心中有些空落,扭回头,看见对方也正回头望着自己。彼此笑着挥挥手,这才上路。不用说,谁也明白,那苦笑中的挥别意味着什么,那是平安的祝福。征途上处处充满凶险,今日分别,明日很难说能否相见。

多数人朝西南,奔绥德、安定方向而去,张达志和高长久留在葭县,马文瑞单独朝东北,奔神府南区。起初,当马文瑞独自走在山间小路上时,周围是一片静寂。晨风轻摇着路边的蒿草和庄稼,阳光在沾满露珠的叶片上跳跃闪烁。无论人间发生多少悲剧,大自然总是这般安详恬适地以它特有的规律交替运转着,展示着自身的美。革命者所追求的,也许就是让苦难的人群挣脱奴役和压榨,尽情地享有这大自然所布施的恩惠和美好吧。这充满诗意和哲理意味的念头,很自然地涌现出来。他又一次感到自己使命的神圣。他突然很担心马明方过无定河时会遇凶险。这个叫怕而又过于现实的沉重的念头,破坏了心境,使他因山间独行而刚刚开始飞腾起来的思绪,忽然间沉重呆滞起来。也就在这时,听到了拦羊后生的酸曲。他顺着那山峁上发出的虽有些露骨,但却是真诚大胆的歌声,看到了阳坡上掏苦菜的那个俊俏的女子。也许是同龄人的关系,他自己也觉得脸颊有些发热。他突然想起了任志贞,觉得不远处那个掏苦菜女子健康瓷实的背影,很像性情泼辣爽直的志贞。想起她,那种近些日子一直折磨着他的不安又涌起在心头。“今后也许永远见不到她的来信了!”他的心灵,开始被一种很少出现的缠绵悱恻的惆怅折磨着。

一直沿着黄河西岸的山路朝北走,偶尔停下脚步,站在山巅,看得见山下黄河渡口上有持枪的白军在盘查过往行人。前面不远处,就是有名的白云山。山上庙宇鳞次栉比,高耸云端。白云山过去不远,就是葭县县城葭芦镇。这是一座真正的山城。古老结实的石头城池建造在黄河西岸的悬崖峭壁上。居高临下,岿然高耸,形势壮观险要。城东门外有一座建在孤岩陡壁上的庙宇。远远望着,像葭芦镇外的一只大香炉,孤立于黄河岸边,故名曰“香炉寺”。

马文瑞由香炉寺下经过,像所有往来的行人一样,深为山城的险要而惊叹不已。正对香炉寺的官道下面,是通往山西的渡口。凶神一样的白军,正吆喝着盘查过往行人。他下意识地伸手摸摸肩上的褡裢,里面带着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的文件。好在往前的路上,尚不见白军的哨卡。黄河流到葭县城这一段,绕了一个大弯。人走在这一段的山湾里,一边是壁立千仞的峭崖,一边是汹涌奔流的黄河水,前后便什么也望不见了。不料,当他刚一转过这段河湾,就见一队白军迎面开过来了,想回避已经不可能。敌人约有一个排,士兵背着枪步行,当官的腰里挂着木套盒子枪,骑在一头毛驴背上。那驴子显然是强拉过路脚夫的,驴后有一个年迈的脚夫,哭丧着脸步行跟在后面。既然躲避不及,也只好硬闯“鬼门关”了。两者相向走着,距离越来越近。身边的悬崖和黄河仿佛都不存在。空气也像突然之间凝固了一样紧绷绷的令人窒息。越来越响的队伍行进的脚步声,像擂鼓一样惊心动魄。马文瑞表面依然镇定自若地朝前走着,但心中却明白,这每走出一步,都像是朝着刀刃迈进。地狱的入口终于到了。当他同这支不知奉命开往何处搜捕所谓“共匪”的敌人擦肩而过时,就像步入了魔鬼群中。每一双凶恶的眼睛都狐疑地注意着他,注视着那藏有文件的褡裢。有一个瘦得像猴子一样的烟鬼兵,眼睛瞪得像牛卵子 他盯着文瑞肩头的褡裢,分明是怀疑其中有银元。多亏瘦小的毛驴子被胖排长压得走不快,骑驴落在后面的排长最后同马文瑞照面时,只是用目光上下打量了他一下,便急忙吆喝着毛驴子赶路。走出好远了,马文瑞往后一看,见那骑驴的排长还扭头朝这边看。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刚才背着褡裢不慌不忙走过去的这个人,会是他们兴师动众通缉捉拿的“共党头子”——马文瑞!许多年之后,马文瑞回忆起这件事还说:“当时一慌,就完了。”

山根下的官道一直沿着黄河朝北。正值雷雨季节,说不清上游什么地方就会下一阵暴雨。浊黄的河水汹涌澎湃。河面上不时有赤身露体的艄公摆着桨橹唱着号子同风浪搏斗。木船从上游飞流直下,那压倒一切的气势动人心魄。岸边逆水拉船的纤夫,赤脚光背,被太阳晒焦了一样。低沉而压抑的嗨嗬声,更像由地心深处发出的怨恨和愤懑。这情形使他联想到自己投身革命的苦斗经历。从奔腾的大理河川,走到咆哮不息的黄河岸边,这七八年间,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激流险滩。好在信念不倒,行进的脚步并未停顿下来。

黄河在神府一带,较之下游的河面开阔,河水也较平静。渡口上航船骤然增加了许多。多数是两岸往来运送货物和旅人的,也有运煤和运皮货的木船停靠在岸边烧火做饭,准备一鼓作气冲过下游的险滩。上拉的船只也停下来,等待由陆路运来的货物装船。马文瑞这才发现,许多船工的妻儿老小也随之生活在船上。他们是把身家性命全都交给了木船和黄河,交给了命运。他看着那些蓬头垢面的船工婆姨用沉淀过的黄河水淘米煮饭。隐约有炊烟伴着米香随着一阵河风飘溢过来,他才意识到肚子饿了。碰巧有一只船上正开着饭,主人见有行路人,便招呼上船吃饭。这是陕北古朴民风的体现,在神府一带的黄河船夫中更甚。他们声言:“烟酒不分家,饭菜不分家”,意即谁碰上了,都可以享用。这大致算一种朴素而原始的共产主义思想。马文瑞也不客气,上去坐在船帮上,接过热情的女主人舀的一碗顶着炒山芋条儿的小米干饭吃着,听那精瘦乐观的男主人谈他们在黄河中行船的趣闻故事,随即打问:“此去盘塘镇还有多远?”那主人一听,反问道:“你找喷腾?”马文瑞忙说:“不,我找盘塘。”“对么,喷腾离这里也就二十来里。”他这才明白,当地人把盘塘念作“喷腾”,便觉十分好笑,同时意识到,在这一带工作,口音也得变一变。此后再问路,便也把盘塘读作“喷腾”。

这时候,由上游下来一艘重船。船上的白胡子老艄公,安详地把着舵,用高亢苍凉的嗓子,唱着那不知唱了多少代的古老豪迈的歌谣:

你知道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

几十几座滩,

几十几个艄公把船摆?

我知道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

九十九座滩,

九十九个艄公把船摆……

那精瘦乐观的主人,见马文瑞听得失了神,便不无自豪地把嘴里的烟锅在船帮上磕一磕,眯眼瞅着下游的远处说:“我们船工在黄河里行船,最怕的就是过湾渡滩。我们艄公的本事,也就在这湾里滩里才显出来。”

他的话,使文瑞理解了这首古老的歌谣何以如此豪迈,又何以如此一代又一代久唱不衰。原来其中饱含着船工的世代血泪和绝不向生活和大自然屈服低头的豪情。望着这些性情粗犷豪放的人们,马文瑞想道,在神府南区组建革命武装,苦大仇深的黄河船工,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傍晚时分,马文瑞风尘仆仆来到神府南区盘塘镇。按照接头暗号,在一家小杂货铺里,找到了王善吉。盘塘镇紧靠黄河畔,是个有几百户人家的较大的村镇。王善吉开的杂贷铺子很小,货架上空空荡荡没有多少货物。马文瑞坐在铺子里同他拉话,也没见有人来买货。这家很不起眼的生意冷落的杂货铺,其实是党的秘密联络站。陕北特委派人来工作,都是由王善吉负责接头,然后再介绍到区委。像许多党内联络员一样,王善吉是个性格内向、政治上很可靠的农民同志。他原先并不是商人,只是因为工作需要,才开个杂货铺子,掩护工作。他见了特委负责人马文瑞,自然很高兴,拉了一阵家常话,就锁了店门,领着他到五里路外的温家川去见乔钟灵。中共神府南区区委委员乔钟灵一见马文瑞便握着他的手说:“唉呀,可把你盼来了!”当晚就在乔钟灵家住下。第二天一大早,乔钟灵带着马文瑞去二十里路外的贺家川后面的贾家沟见了区委书记贾怀光。

贾怀光是个大个子,约有30多岁,外表给人的印象是很老成。他虽然识字不多,但人很精干,说话办事注重实际。贾家沟人都知道,他的父亲思想有些守旧,人很胆小。像所有老实本分的农民一样,他承继了世代顺民的家风,得知儿子“造反”、“闹红”,老汉坚决反对,劝说不过,又气愤不过,便举着棍满村追着打儿子,扬言要把他的“坏脑子”挖出来。贾怀光不顾父亲反对,革命信念坚定不移。当他在家中见到马文瑞时,“米脂事变”的消息已经传到神府一带。敌人公开枪杀六烈士的噩耗,在地方上引起了很大震惊。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土豪劣绅也更神气起来。敌人的血腥镇压,使处于白色恐怖下的人民心头又加上一层阴影,区委的同志们心中也很不安。马文瑞的到来,使大家感到心中有了主心骨。

当时,神府一带已有特委预先派来开展武装斗争的马万里、韩大杰、高家德等人。这三位见到马文瑞,都十分高兴。特别是马万里,他曾经同马文瑞一道去安定追赶过红一支队,深知马文瑞是一个很有决心和能耐的领导人。马文瑞奋不顾身、坚忍不拔的精神曾经使他深受感动。打那以后,他时常对党内同志讲:“你别看马文瑞文质彬彬,他对开展武装斗争可是毫不含糊。”韩大杰是崔田民同村的一个同志,个子高,生一双特别大的脚。马文瑞在绥德工作时就认识他,一见面,便亲热地唤着他的外号“韩大脚”。老韩憨厚地笑着,握着马文瑞的手说:“你一来,我们几个心里就踏实了。”大家正坐在炕上亲热地拉长问短,贾怀光已叫婆姨给大家每人打了一碗凉粉,放上油盐酱醋,芝麻辣子端了上来。大家也不客气,端起来就吃,心里却想,热情的区委书记是用最好的饭食来款待大家,更是为远道而来的中共陕北特委巡视员接风洗尘哩!马文瑞顶着烈日步行了几天,一路餐风饮露,也的确有些上火。陕北的荞面凉粉,是最适于败火的饭食。他低着头,不说话,一气儿吃了两大碗。当他端起第三碗时,才发现别人都已放下碗筷,一个个都笑眯眯地看他吃凉粉。正有些不大好意思,贾怀光早把那碗凉粉捧到他面前,说:“老马,你可不要学他们做假,我姓‘假’的可是真心实意给你们吃凉粉哩。”一句话,逗得大家直笑。

吃罢饭,贾怀光主持召开区委扩大会,听马文瑞传达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和葭县寨子沟特委紧急会议精神。当大家得知敌人杀害六位同志的消息属实后,都十分难过。贾怀光、贾怀智更悲痛万分。大革命时期,王兆卿曾在神木南乡积极开展建党工作,贾怀光、贾怀智两位,就是由他介绍入党的。他还主持成立了神木南乡第一个党小组。王兆卿是最早在陕北最北部的穷乡僻壤播下了革命火种的人。

马文瑞见大家沉默不语,便说:“敌人杀了我们六个人,欠下的血债,一定要加倍偿还。重要的是尽快拉起一支武装,同敌人展开真刀真枪的较量。先谈谈你们最近的工作情况。”

马万里说:“我们几个来到神府,感到开展工作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枪,眼下带人打了几户土豪,筹集了一笔款子,打算买几枝枪。”

马文瑞说:“枪可以买,也可以想办法搞民团的枪。”

“这个主意好,”贾怀光说。“怀智,你哥贾怀德带着民团,能不能想办法给咱弄几枝枪?”

贾怀智开始面有难色,随后说:“等我找他试试看。我们虽是一母同胞,可走的不是一条路呀!”

马文瑞说:“搞枪虽然当紧,依我看最重要的还是人。要有地方党组织的有力支持和配合,要有得力的军事指挥干部,还要争取发动群众,建立可靠的群众基础。这样,我们发展武装力最才有了前提条件。不然,掏钱买了枪,还可能被敌人夺走;拉起队伍来,也可能站不住脚。”

听得马文瑞强调“人”的问题,贾怀光说:“听说王兆卿的弟弟王兆相从红26军回来了,还带了两个人。”

乔钟灵说:“就是,住在后王家家里。他刚回来那天,我在路上碰见了,带有红26军的党组织关系介绍信。”

马文瑞说:“那太好了,看来军事干部不用发愁了。”

贾怀光又说:“说起人,还有一个,也是红26军南下失败后来的,这人叫李成兰,本是绥德人,他当红军在绥德名声太大,不好待,就来到咱这里。”

“这些同志对咱们建立革命武装都很重要,”马文瑞说。“建立革命武装,首先要有军事骨干和强有力的军事指挥员。王兆相的情况我了解一点,他在红26军任过党的军支委员,又是警卫队长。我看拉起队伍,可以由他来指挥。”

一直坐在炕角低头不语的高家德插话道:“就怕人家不愿干。你想,亲哥哥被杀了,本人又从南山死里逃生回来……”他后面的话咽回去了,但谁也听得出其中的意思。敌人枪杀六名共产党员的消息,把他吓得够呛。这个高家德,不久以后,就跑回家乡自首叛变了。在革命的阵营中,这种人最可耻,下场也是最可悲的。

会后不久,马文瑞专程来到后王家村,见到了王兆相。两人在他家的土窑院里一见面,彼此心中就涌起一股难以自禁的悲痛,马文瑞看到眼前这位高个子方脸盘的王兆相,就想起了壮烈牺牲的王兆卿,过去交往中的许多细节一时都在脑海里浮现出来。王兆卿为人忠厚,也较有学识,文瑞和他很能谈得来。过去,常听王兆卿谈起自己的弟弟,知道兄弟两个感情最深。眼下哥哥牺牲了,可怎么对弟弟讲呢?他正为难着,却见王兆相把他让到土窑炕上,然后闭上门,满脸悲凄地小声对他说:“马文瑞同志,我知道你跟我哥哥好。我回来时,刚走到保安,就听说敌人在米脂杀了六名共产党员,有没有我哥哥?”

文瑞被他突然提出的问题惊得目瞪口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见王兆相瞪圆眼睛,期盼着,同时在他脸上飞快地捕捉着什么。最后王兆相紧握着他的手松开了,几乎是哭诉着说:“你不要说……不说我也知道……我哥哥不在了!”说着瘫坐在炕棱上,痛苦地小声哽咽着。马文瑞不知该说什么,更不知道怎样才能使他得到安慰。他自己也还为失去亲密的战友悲痛万分。这时,却见王兆相用衣袖抹去泪水,打开一只小箱子,取出哥哥的照片、信函、文件和书刊,一样样翻出让文瑞看,说:“这些,是我哥哥留在家里的遗物。”文瑞捧着这些遗物,像又见到了兆卿一样亲切,心中像刀割一样难受。

此刻,王兆相痛苦地哽咽着,目光呆望着窑门缝里透人的一束惨白的阳光,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哥哥小时候,体弱多病。父亲担心他受苦不行,盘塘镇有个教私塾的尚老先生,精通中医,就送他到盘塘念书、学医。我哥哥聪明好学,学习成绩很好,不久考入神木县高小。高小毕业后,1925年又考入绥师,在李子洲、王懋廷引导下,加入共青团……”

王兆相在痛苦失神的情况下说出的这一段话,使马文瑞大为感动,便说:“你哥哥他们六个人,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没有屈服,在敌人的枪口下毫不畏惧,高喊革命口号,英勇就义。”

这时,忽听门外有人说话:“兆相,听说来客人啦?”

原来是王兆卿的父亲回来了。王兆相忙用衣袖擦了擦眼睛,一边很快收起兆卿的遗物,小声对马文瑞记:“我哥哥牺牲的事,先不要给我爸说。”文瑞会意地点点头,见王父已推门进来了。

“爸,这是和我哥哥一搭的马文瑞。”

“噢,你来了,快宽宽坐下咱拉话。”

说着王父也上了炕,盘腿坐在马文瑞对面。文瑞这才看清,王父大约还不到50岁,由于是长年累月在山中受苦,看着已是个老年人了。他见到马文瑞那种发自内心的亲热,就像见到王兆卿一样。他把自己的烟锅装满烟,点着吸了一口,递给文瑞,眼瞅他吸着,就开始打探起儿子的消息来:“我们兆卿在外面不知怎样?听说米脂枪打了六个学生,我很操心。这一向了,黑里睡不安稳,老梦见他回来了。这下他没回来,他的相好同志倒来了。你来时,他也没给窑里捎句什么话?婆姨娃娃丢下,彻年不着家。”

马文瑞低头,拼命地抽着旱烟,把烟雾吐得满炕。王父的问话,对他就像万箭穿心。他不知道如何回答面前这位善良热情的老父亲的问话,更觉得对不住正在地下为自己做饭的兆卿的媳妇。看得出,她虽在低头擀面,却一心听着男人那里来的人跟公公拉谈些什么。那急促的擀面声,在他听来,就像是那年轻媳妇的一颗狂跳不安的心。他实在不忍心编造一段假话来蒙哄他们,只得大口大口地吸烟,企图用烟雾掩饰自己的痛苦表情,怀里紧紧地搂着兆卿3岁的儿子小黎明,忍不住眼里聚满了泪水。王兆相见状,一面递给他一块毛巾擦脸,一面接过他怀里的小黎明抢着替他回答说:“没有事,我哥哥到红26军去了。”

文瑞在兆相家吃罢饭,就相约一道回贾家沟。路上,马文瑞问:“王兆相同志,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

“我原本是回来找我哥哥的,早就听说他在军委负责,现在他不在了,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说着又伤心起来。

马文瑞说:“你回来得正好。特委决定在神府南区成立一支红军游击队,需要人指挥开展游击战争,你就留下来参加吧。”

王兆相沉思片刻,说:“好吧。我哥哥他们牺牲了,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党组织叫到哪就到哪。只是怕在神府南区的家里受连累。”

马文瑞说:“你可以改个名字,隐蔽活动。”

“改名字?你说我改个什么名字?”

“老大牺牲了,你就叫王二吧。”

王兆相一听,认真地点了点头。

两人一路说着话,来到贾怀光家里。

一见面,马文瑞就说:“老贾,我把王二同志给你们引来了,你看怎么样?”

贾怀光先是一愣,随即明白这“王二”指的就是王兆相,便说:“王二同志留下,我们热烈欢迎!”

从此,“王二”这个名字,在神府南区一带叫得很响。敌人只知道有个王二,并不知此人便是后王家王兆卿的弟弟王兆相。

六十年后,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的王兆相将军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还流露出感激的神情。他说:“马文瑞同志对我在神府搞游击队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信任我,是他给贾怀光同志说,叫我担任‘特务队’(即游击队)领导人的。”

贾家沟离贺家川二三里路,那里驻扎着反动民团。当晚,为防止贺家川的敌人发现,文瑞他们就转移到康家山。有两三天时间,文瑞和兆相住在一起,谈了许多问题。马文瑞详细地了解了红26军南下失败的情况。在此期间,马文瑞还见了由红26军回来的李成兰、温治恭等人,同他们分别谈了话,一起探讨了如何在神府山区开展游击战争问题,并特别强调要紧紧依靠地方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同敌人斗争。

几天后,贾怀智终于在他哥哥那里搞到一枝八音子手枪,送到区委交给贾怀光。贾怀光当下来到康家山,把手枪和五发子弹交给马文瑞。值得一提的是,贾怀智以后又先后在山西为游击队搞过几批枪支弹药。1934年3月底,在山西临县白文镇盐务局买枪时,被事先埋伏的敌人抓去,严刑逼供,宁死不屈,高呼口号,英勇就义,时年仅28岁。

这天晚上,李成兰,温治恭二人走后,窑里只剩下马文瑞和王兆相了。乡村的夜晚是宁静的,但两个人的心里却很不平静。他们熄了灯,躺在炕上拉话。王兆相情不自禁地又讲起了自己的哥哥。他回忆了哥哥带着他参加红军的过程,谈他第一次见到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吴岱峰的情形,也谈了杜衡和高岗。他说杜衡个子很小,满口葭县话,这个人是先“左”后右。高岗是个老高大个子,脸色铁青,还生着满脸大麻子,发起脾气眼一瞪,很有几分杀气。

就在这天夜里,马文瑞决定将区委书记贾怀光交给自己的八音子手枪留给王兆相,希望他带着这枝枪,把神府游击队建立起来,把武装斗争开展起来。几十年后,王兆相回忆说:“那枝枪,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它随我参加了数不清的战斗,直到抗战期间我担任警备六团团长时,仍然带着那枝枪。每逢看到这枝枪,我就会想起党组织的信任和关怀。1935年,我的父亲被‘左’倾错误路线打成‘反革命’而误杀,我想不通,在家中料理完父亲的后事,想自杀。当我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时,突然想到了这枝枪的来历,想到了马文瑞同志把枪交给我时那种信任的目光和嘱托,便放下了枪,丢掉思想包袱,继续革命。”

此后不久,马文瑞到采林村、沙峁头一带活动,同地方党组织的同志见面,参加他们召集的党员会议,了解情况,传达特委指示。这次他到神府南区,工作近两个月时间,指导当地党组织组建起一支革命武装,开始叫“特务队”,以后改名为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三支队,由王兆相担任政委,李成兰任队长。游击队按照特委指示精神,紧紧依靠地方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这支部队一直没有失败,以后发展为红三团,又发展为红军独立师,团长、师长都是王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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