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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忽培元:《群山》第39章

【编者按】何西来(中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评论》主编)第四点,我想从地域文化传统的角度谈点想法。这个作品陕北味很浓。培元的祖籍是大荔,大荔在陕西关中,但他是生在延安的,如果要说故乡的话,延安是他的故乡,而大荔则是他爸爸的故乡。所以他对陕北这块土是很有感情的,他笔下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经过了感情的烘染。我觉得陕西这块土地,秦地,包括延安在内,是有其特殊的文化传统的。延安以上过去叫上郡,秦代的上郡,再往北就是塞北了。当时蒙恬就是在这一带统兵二十万北拒匈奴的。这块土地有一种地域文化精神,这种精神是很深厚的。前一段我到山东参加他们的一个座谈会。有的朋友说他们山东是邹鲁儒者的故乡,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发祥地,文化传统非常深厚,并说你们那秦人只知道打仗。我当时就说,孔夫子提出“克己复礼” ,他要“复”的那个“礼”是哪个“礼”?是不是“周礼”? 周在什么地方? 孔夫子睡觉连梦不见周公都深感遗憾,周公故里在何处? 儒家经典的《易》,相传是文王姬昌演出来的,所以叫《周易》。孔夫子读易,韦编三绝。《易》的故地在周秦,而不在齐鲁。我这样说,似乎有一点文化地方主义的味道,其实不是。我只不过想澄清一点事实。中国文化的传统当中,齐鲁文化也是带有起源性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说秦人只知道打仗,却显然有点贬义,且与事实不符。中国礼文化有一个由西向东推进的历史过程。秦以暴戾而覆亡,但秦文化也不仅仅就是暴政,就是暴虐,就是杀人,就是焚书坑儒。这些当然都是事实,秦始皇确有这样的问题。但秦是短暂的,秦始皇没有想到在东巡的时候会暴死,所以后事没有安排。其实他并非没有一个长远打算,他让他的儿子扶苏做监军,随蒙恬三十万大军北守长城。他认为他的扶苏贤智,只是过于宽仁。他的暴死,使他万世帝业的梦想落了空,没有实现。分身后,曾被他信用过的李斯机诈而软弱,为了保自己,与赵高相勾结立了秦二世胡亥,然后矫旨杀了蒙恬和扶苏。秦的宗族先是自己杀,然后是别人杀,项羽杀,终于绝祀。另外,秦还是藏有大量文化典籍的,项羽的一把火烧光了。而推翻秦的是汉,因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写秦的多是暴政。其实秦在当时实行的是一种开放的政策,比如说它有客卿,李斯就是客卿嘛。对秦的改革起了关键作用的商鞅,商是他封的地方,其实他是卫国人,叫卫鞅,他也是客卿。张仪朝秦暮楚,在楚国做过宰相,但在秦也做过相国。吕不韦起过很大影响,他是蜀人。秦以后,许多建立了帝业的大朝代,都是从秦地发展起来的。项羽先打进来,刘邦后打进来,鸿门宴后项羽骄傲了,撤军到山东去了。后来刘邦就以三秦为根据地,东向而来,把项羽在楚汉相争中灭掉了,逼死在乌江。刘邦是从西往东建立了刘汉帝业的。东汉西汉加起来近四百年。李唐起家是在太原,但秦王李世民是唐打天下建帝业的最主要的人物。杜甫说他“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正是他在据有秦地之后亲率大军,推进到函谷关以东,一统天下。所以,在秦地,秦虽然亡了,却留下了一种非常强劲的东出函关的进取意识和开拓精神。你看兵马俑博物馆的那些兵俑都是面向东方的,要出函谷关,要开放。这是一种决不可以等闲视之的地域文化传统。所以,这个地方的精神就是开放的精神。延安精神从地域文化上讲,不能说没有包容这种精神。其实在历史上很多人也懂得这一点。比如明亡后在复明的潮流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叫顾炎武。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居吴越故地。但他后来到关中,提倡“实学” ,实事求是,讲经世致用,这是明末清初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思想动向。谁能说在我们革命根据地延安由毛泽东提倡的发展起来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此就没有一种渊源关系呢?这里显然存在着一种文化上的承传关系。陕北这地方有走西口的传统,所谓的走西口,就是到内蒙、宁夏、新疆等地去闯荡,去寻求发展。走西口多在民间,与东出函关的精神相似。在秦地,不管是走西口,还是出函关,都是一种开拓,一种进取。应该说,《群山》是写出了陕北作为秦地,作为塞上的某些地域文化特色的。不过,我觉得在这部作品当中,如果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在浓郁地域文化特色的表现上,还不够充分,这很可能与作家的自觉和文化蕴积有关。地域文化特色不仅表现在山川地貌等自然景观的把握上,更表现在人文景观、地域风俗、人物性格、心态、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语言等方面。这些方面如果能写得更充分的话,就会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文化立体感也会更强一些,这当然是一种更高的要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际上是很难的。

原载于1998年版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关于<群山>及其它》之第四点感想

——地域文化特色

第39章:按照特委集体的意见,马文瑞提议由崔田夫的哥哥崔文运担任县委书记。大家一致举手通过

1933年冬,马文瑞由神府南区回到特委机关所在的葭县南。马明方已经早些日子回来了。等分头出去组建红军的四路人马聚齐,便召开特委会议,分别汇报各区贯彻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发展建立武装的情况。马明方首先谈红一支队的情况。原来去年9月,红一支队南下,配合红26军作战,攻打枸邑县张洪镇和甘肃省合水县城,取得胜利,增强了战斗力。今年8月,部队返回安定,在枣树坪、温家坡两次战斗中失利。队长强世清负伤,后被敌人逮捕杀害。政委魏武牺牲。部队返回安定北区,由白德胜代理队长,划为两个分队,分别到绥德、吴堡及延川两路游击作战,终因兵力有限,又没同地方党及时取得联系,孤军行动,遭敌围追堵截,后被打散。白德胜、任志贞被捕后遭敌杀害,其余人员只好压枪隐蔽。马明方在前去安定的路上,听说游击队已经失败,只得返回特委。

马文瑞紧接着谈了神府南区的情况。

随后,崔田夫说:“绥德、清涧的情况是这么个,我们8月5日在清涧王家山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他把游击队的全称念得很响,语气中充满了自豪。“队长罗永宽,政委高朗亭,眼下有二十多人。游击队一成立,头一刀就镇压了绥德南区的反动区长薛运统,把那狗日的财产都没收了。我们也是和神府一样,注意依靠地方党组织。游击队员多数都是党团员。铁茄坪、王家沟的年轻党团员半数都参加了游击队。”

张达志说:“葭县、吴堡的武装,眼下尚未建立,但正在积极做工作。各堡垒村的党组织都动员起来了,联络的人不少,就是没武器,看来只有打民团的主意。”

听了各方情况,讨论下一步如何开展工作时,马文瑞说:“我看眼下最大的问题是各地党的组织还不够健全。特别是‘立三路线’导致县委垮台后,目前各地党的领导机构基本都还是区委。这种状况,很不适应建立红军,开展武装斗争的需要。我的意见是,在有条件的地区,尽快恢复县委,以便加强对发展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领导。”

崔田夫、高长久都赞成马文瑞的意见。马明方不仅表示同意,还客观分析了各县党的基层组织状况。会议最后决定,先恢复葭县、绥德、清涧等县的党县委。

会后,马文瑞首先负责组建葭县县委。在神堂勾召开党内会议,确定高长久担任中共葭县县委书记。随后,他又同张达志一道,前去组建绥德县委。

这天,两人一道由南出发去绥德铁茄坪。陕北十一月的天气,已是霜叶满地,冷风飕飕。他们途经义合镇时,意外地遇到敌人。原来前些日子,红一支队在这一带活动过一次,敌人就派一个连的兵力驻防义合镇。两人事先都化装成商人,头戴瓜皮帽,上身穿着小皮袄,肩头上搭着褡裢子,好在文件没在褡裢里装,而是裹在裤管里,用腿带儿扎着。

他们冒着寒风一进义合镇,就见满街灰不溜秋全是敌人,本想退出镇子绕道而行,又怕引起怀疑,张达志小声问:“你看咋办?”

马文瑞不动声色。两人继续若无其事地朝镇街里走。快走到十字街口,有几个敌人背枪同他们擦肩而过,并没丝毫引起敌人注意。马文瑞一边走,一边想,眼下情况不明,冒冒失失在街上走很危险。恰在这时,他看见前面不远处有家小饭馆,便对张达志说:“肚子饿了吧?咱们进饭馆吃饭。”

张达志明白马文瑞这是故意进去避一避,好静观动向,便答应着,两人进了小饭馆。

小饭馆刚开门,还没有人吃饭。两人每人要一碗豆腐粉条烩白菜,慢慢坐在靠窗一张桌子上吃。一边吃,一边小声商量对策。

正说着话,就见几个流里流气的白军进了门。其中一个黑胡麻碴、肥头大耳的家伙说:“噢,‘驴’掌柜,给老子们每人好好煎一碗粉汤,多放清油粉条,不要再把那烂尸白菜帮子漂上一碗!”

说着话,这几个人便在他们坐的近旁一张桌子上坐下来,笑骂逗狂。

他俩见状,也不说话,低头只是吃。那个黑胡麻碴的胖子问:“味道怎样嘛?”

张达志说:“可以。”

几个兵士听得全都怪笑起来。原来张达志的葭县方言,把“可以”念成了“康以”。

此时,跑堂的伙计把烩菜端上来。几个家伙就像三天没吃饭,狼吞虎咽吃起来,再没人注意那两个吃饭的葭县小商人了。

由此,他俩看出敌人很麻痹,吃完饭就大着胆子穿过镇街。临出西城门洞时,见有站岗的盘查过往行人,他俩迟疑了一下,交换了一个眼色,就大摇大摆走过去。果然,敌人只是例行公事地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就放行了,并不搜身。

两人出了义合镇,眼看天色不早,大步朝前赶路。不料刚到铁茄坪村外,又遇上了敌人。后来才知是崔田民他们率领红二支队和当地群众一道,袭击了解家沟的反动“土围子”,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大土豪、恶霸地主和走狗衙役九个半(一人杀而未死,戏称半个)。敌人闻讯出动,前来铁茄坪搜捕。不巧的是,他俩刚进村,敌人就来了。村中不可留,他们拔腿就往脑畔山上跑,一口气爬到山顶上,才喘着粗气停下来。见敌人并没有追,这才松了气儿。每人脱一只鞋垫着,坐在地上,眼瞅着敌人在村里,吆鸡打狗,捣门袭窗,折腾了一整天。他俩只好饿着肚子在山上坐了一天。

马文瑞坐着看书。张达志一个劲儿地说:“狗日的,今儿咱们真倒霉。”

马文瑞忍不住笑他。到了后晌,义合镇吃的那一碗素粉汤早消化完了。两人又冷又饿,就在阳畔上探着摘干酸枣吃。他们却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拦羊的日子里,手里摘着,嘴里吃着,倒觉得是一种逍遥的回味。

天将黑时,敌人撤走了。他俩才摸黑进村,悄悄来到村中崔家沟崔田夫的家里。崔田夫的婆姨一见马文瑞,便逗笑说:“唉呀,马文瑞,果然是你来了,怪不得白军造了一整天。夜黑里我梦里还对死老崔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马文瑞到咱家。’大概是你把白军给我们引来的吧?”

马文瑞说:“谁说是我引来的?白军走了,我们才来的,是白军把我们引来的。”

说得大家都笑了。

崔田夫说:“你听她胡嚷,白军今儿来,我们早有准备,杀了人家九个半人,人家来造咱一天,也是应该。”

张达志问:“怎还有半个?”

崔田夫说:“有一个家伙挨了一刀,没死,所以算半个。”

逗得大家又笑了。

在场的区委书记刘汉武,虽是知识分子,却满口农民语言,说起话来十分风趣生动。谈起区里当前的工作,他说是“人手虽不少,但作用发挥不够,好比是十个哈巴狗拉一辆车,只见狗头摇,不见车动弹”。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他自己却绷着脸不笑。

马文瑞笑着,心想我们的同志真好,斗争环境如此残酷,每个人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危险,但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们总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这样好的同志和自己一起并肩战斗,他感到由衷的欣慰和高兴。

张达志逗趣说:“嘿,田夫,我们向你们学。不过杀一半,留一半,这技术可不好掌握。”

大家见面,谈笑了一会儿,便开始召集会议,讨论成立中共绥德县委。

按照陕北特委事先商量的意见,马文瑞提议由崔田夫的哥哥崔文运担任县委书记。大家一致举手通过。同时选出组织委员张家修,宣传委员王士英等。

崔文运已40多岁。这个农民同志虽然没有文化,但同弟弟崔田夫一样是雇工出身,苦大仇深,革命意志很坚定。他是1926年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中涌现出的农协骨干。1928年秋入党。他给马文瑞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特委活动经费十分困难时,受党组织派遣,冒死背着游击队上缴的一千块白洋,巧妙地躲过敌人哨卡,送到了特委。1929年春至1933年秋,在斗争最艰苦时期,他担任村党支部支委,不久又任中共绥德南区区委书记。在崔德权、崔正岭、崔正冉、崔正杰等人协助下,努力开展工作。他谦虚谨慎,组织观念强,担任绥德县委书记后,更加积极努力,忘我工作。1934年6月26日,他主持召开一次党的会议,遭敌偷袭,不幸被捕。他面对敌人宁死不屈。敌人为了折磨他屈服,将另一位同志的头铡下来血淋淋地装进驴笼头中,挂在崔文运脖子上游乡。当晚又押回敌连部驻地薛家峁,由敌连长亲自审讯:“说,你是共产党员吗?”

“你们不是说抓住一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吗?当书记的人,能不是共产党员?是共产党又怎么样?”

“那好,说,你手下的人手都是谁?”

“全县老百姓都是我的人手!”

“你杀过我们的人吗?”

“杀过!如果把你捉住,也是个杀!”

敌连长脸色气得乌青。

这时,敌“肃反会”头子、叛徒李牛走过来,假惺惺地劝说:“崔文运,你不要硬。家有老人兄弟、老婆娃娃,你该为他们想想!”

文运一见这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叛徒,怒火填膺,咬着牙骂道:“只有你这个叛徒,才是不要老人兄弟的独子子!”

凶残的敌人抽出烧红的铁条,刺穿文运的锁骨,又穿入麻绳吊在房梁上毒打,妄想用酷刑征服这个硬汉。

“哼,我倒要看你能硬多久!”敌连长跷着二郎腿,坐在他对面,面目狰狞地说。

“老子从入党那天起,就准备为革命去死!我活着,要和你们拼到底。我死了,红军也要和你们拼到底!”

敌人从精神上无法战胜崔文运,拷打的手段更加残忍了。随着一声惨叫,他们把崔文运放下来,用烧红的铁链子和烙铁,随处烙烧,想从肉体上摧残这位坚强不屈的无产阶级战士,直烙得他浑身的衣服都冒起浓烟。不料,崔文运说:“等一等,待我把衣服脱了由你们烙吧!”

敌人愣呆了,老半天不明白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崔文运等得不耐烦,大声喝道:“看什么,衣服我还要穿,肉总是个烂,油炸火烧随你们的便吧!”

崔文运的钢骨铁胆,反倒使行刑的敌人胆战心惊。敌连长虚张声势,挥着拳头叫喊要用刀砍开崔文运的头骨点“天灯”。

崔文运说:“来吧,把血口子开到前面,老子也要看天灯是怎么个点法!”

敌人看酷刑征服不了这条年近半百的硬汉,只好乖乖收场。

第二天,1934年6月28日,遍体鳞伤的崔文运,被押到绥德城游街示众。行至城南门外,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被敌杀害。敌人割下他的头,悬挂在城门上示众。凡耳闻目睹崔文运烈士英勇就义的群众,无不为之恸哭。

那天,绥德铁茄坪建立县委的任务完成后,马文瑞、张达志动身返回特委。走到一个叫吴合家畔的村子,天黑下来,两人肚子也饿了,马文瑞记起村里有个农民党员叫刘九功,便对张达志说:“这村里有个党员我认识。”

张达志高兴地说:“能不能到他家里吃顿饭,住一晚上?”

马文瑞望着漆黑的山沟,想了想说:“好吧。”

两人摸黑来到刘九功家,不巧本人没在。他的老婆是个不识字的糊涂农妇,本来也认识马文瑞,但见两人进了门,就噘起嘴不高兴。

“刘九功在吗?”

“不在。”

“哪去了?”

“不知道。”

两人这才看出来,这婆姨大概是害怕来人吃她的饭,拉长了脸,连半句客气话也没有。加之那一阵儿,“米脂事变”给人们造成的恐怖尚未平息,也许是怕招惹是非吧。没奈何,两人只好空着肚子上路。

走在路上,张达志不停地说:“这他妈怎这么个样儿!这他妈怎这么个样儿!”

逗得马文瑞一路不停地笑。

两人摸黑走到绥德四十里铺拐沟的雷家村,见村里灯火通明,也饿得实在走不动了,决定进村搞点东西吃。村里一户地主家养一班晋剧,正在唱戏。戏场周围有些卖吃食的,有炸油糕、炸麻花的,有卖包子蒸馍的,也有卖羊肉粉汤的。这些都是小时候过年才能吃上的好东西,离着老远,就闻见香喷喷的,禁不住直咽口水,肚子更是饿得直叫唤。两人来到吃食摊子前,身上只搜出几个铜钱,买别的都不够,只好各买一碗酸菜和杂面将就着吃了点儿,连夜赶回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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