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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忽培元:《群山》第40章

【编者按】何西来(中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最后,我们还是回过头来,把问题引回到世纪之交。我们现在正处在中华民族振兴的关键时刻,百余年间从来没有出现过现在这样的机遇,这是一个世纪之交的大好时期,美国最著名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最近写的《亚洲大趋势》中说,下一个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是东亚的世纪,而在这个东亚的世纪的预测中,他特意写了日本的衰落。他不会看不到日本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我们的3倍,但他已经看出了日本在走下坡路的一系列微象。因此,东亚的世纪乃是中国的世纪。这是美国的未来学家的预测,而不是我们自己的预测。另外,我们现在也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之下。我们的“软着陆”成功,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而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还保持在10%的两位数上,这在世界上是最高的;我们的外汇储备现在是12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增长的劲头还很强劲;香港顺利回归,一洗百多年来的国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中华民族腾飞的世纪之交,我们来讨论培元同志写的这本非常好的书,我以为应当用跨世纪的眼光来看它所取得的成绩和它的价值。具体作品的分析,上边的同志讲得很好,下边许多同志都会讲。我无意于把《群山》这本书说的完美无缺,事实上它还有许多可以改进之处,如,篇幅过于长了些,选材偶见不够精当之处,章分得过碎,未加标题等。但它却从一个特定角度写出了陕北革命的风神。
       我觉得我们的民族是振兴有望的,在漫长的振兴的历史行程中,我们陕北人,陕北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毛泽东三十年代在陕北就讲过“中华民族有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的名言,当我们以一个巨人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时候,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人在陕北的奋斗,不能够忘记陕北的父老兄弟、陕北的人民对革命做出的贡献。如果要立一块参天的丰碑的话,那么这块丰碑就不能不记下他们的功绩。

原载于1998年版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关于<群山>及其它》之一点期望

第40章:郭洪涛由太原出狱不久,本来瘦弱矮小的身体,显得越发单薄。但他目光精神,说话很有力量

岁暮的天空,阴沉沉的。村子里看不到一个人影。凄厉的寒风在山沟呼啸,夹杂着枯枝败叶和星星点点的雪霰。沟畔上落光了叶梢的红柳条在风中瑟缩地抖动着。成群的麻雀在枝头叽喳,越发显出阴霾笼罩着的山村冬日的冷清。

这样的日子,马文瑞一个人待在柳沟阳洼半坡上的土窑里。窑里做饭烧的一把黄蒿火早已熄灭,炕上和地下一样冰冷。他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地上来回踱着步子取暖。这一幅景象使人觉得,革命者的生活简直是苦行僧式的孤独和清苦。但他们自己并不觉得丝毫的孤独和清苦。每当觉得斗争艰难、生活艰苦时,他们总会想起那些倒在敌人枪口下的同志,想到他们的不幸和亲属的悲痛,想到他们献身精神的崇高和伟大,想到先烈未竟事业的任重道远,心头就有一种热烈的激情涌起。另外,马文瑞还养成一种习惯,这就是当他独处时,喜欢读书,或反复阅读上级的文件。这能使他感觉到内心充实和增添一种无形的力量,也能使他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冷静地思索许多问题。

眼下,他慢慢地踱着步子,手中攥着一份文件,是北方局发来的《目前陕北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这份文件,他反复阅读过了,其中对陕北党的工作的一些无根据的批评意见使他不能接受,特别是说陕北特委贯彻的是一条“富农路线”,更是令他难以理解。读了这份文件,他感到有些委屈。快过春节了,别的同志都先后回家过年去了,家里情况不明,他不能贸然回去。特委机关也需要有人处理日常工作,他便主动留下来。有一阵儿,他很思念亲人,甚至想到了去世多年的母亲。可无论怎么回想,也想不清晰母亲的容颜,只是模糊不清,只是同祖母慈祥的面容重叠着,令人难以辨认。大哥大嫂他们也该忙着准备过年了吧。他很想念马家阳湾村和乡亲们,想峁上那棵老槐树,想对面庙屹上的小山神庙,想自家龙门楼上小阁楼里堆积着的那些母亲吃过的药渣……一切都是那样的亲切,一切都是那样的令人向往。多么温暖的村庄,多么温暖的窑洞,多么温暖的土炕,他真想回一趟马家阳湾村。可是不能,上级随时都可能派人来,得有人及时接头。从上面最近发来的一些文件看,他们对陕北的实际斗争情况了解很不够。特别是对这里斗争环境的残酷与复杂,对陕北党内多数同志的忠诚和坚定,都了解不够。不知道陕北反动军事统治的严酷,不清楚陕北的同志们是在怎样一种艰难困苦的境况下坚持斗争的。没有活动经费,没有交通工具,没有掩护工作的公开身分,甚至连个栖身之地也没有。他很不理解,上级党组织为什么只是根据个别人的书面汇报来指示工作呢?为什么不能经常派人下来巡视指导工作?加之陕北党组织的负责人,也很少有外出受训的机会,像自己,参加革命近十年了,一直都是在斗争中学习、工作中摸索。他很想有一个学习深造的机会。从参加革命那一天起,他就把一切献给了党。他心中的共产主义信念是绝不会动摇的。但革命斗争的艰难,特别是被上级的误解,又常常使他感到苦闷困惑。那天,就是在这样一种纷繁的思绪下,他悄然无声地一个人在土窑里度过了一个岁末阴沉寂寞的黄昏。

过了几天,北方局派郭洪涛、李铁伦来了。

马文瑞原先并不认识他俩。当采用党内联络的秘密暗号接上关系后,马文瑞十分高兴,终于盼到上级组织派人来了!

那时,郭洪涛由太原出狱不久,本来瘦弱矮小的身体,显得越发单薄。但他目光精神,说话很有力量。给马文瑞的初步印象是一个思维敏捷、处事果断的人。同行的李铁伦是陕南人,一口接近四川腔的乡土话,有些叫人听不大懂,但他性情温和,对工作充满了热情。郭洪涛显然是个急性子,一见面,就对马文瑞说要开个特委会,传达“陕北党团联席会议”精神。马文瑞当下通知马明方、崔田夫、张达志、高长久等前来曹家开会。

过了几天,大家都到了。过去开会之前,人们见了面,总少不了要开一阵玩笑,各说各的有趣见闻,欢声笑语伴着老旱烟的呛味,充满了平日冷清的窑洞。但这一回,北方局派来的郭洪涛,李铁伦传达上级指示,气氛显得格外严肃。

特委书记崔田夫宣布开会。

郭洪涛传达北方局指示。

他从容不迫地传达“陕北党团联席会议”精神。听了传达,马文瑞这才明白,所谓“陕北党团联席会议”,陕北方面其实是未经特委同意擅自跑到天津、已被特委决定开除党籍的崔逢运、鲁贲和特委派去汇报工作的常学恭参加的,郭洪涛、李铁伦二人和北方局负责人的秘书李华生也参加了。李华生在会上讲了许多。郭洪涛将李华生的谈话也传达了。听他传达的同志心里都想,这个会实际上不能叫“陕北党团联席会议”。崔逢运、鲁贲二人临危擅离陕北,他俩当然不能代表陕北党团。常学恭虽是特委派去,但后来留下了,再没回来。郭洪涛传达得津津有味,但大家已经听得有些不大耐烦。主持会议的崔田夫,干脆靠在窑墙上呼噜呼噜地打开瞌睡来了。这个农民同志真有意思,你开会争论问题,开上一夜他也不打瞌睡,只要有人一念文章,他就像听到催眠曲一样,必睡无疑。同志们瞪起眼睛看他,张达志忙推他一把,小声说:“老掌柜,老掌柜,快不敢睡了。”他却像没听见一样,照样打他的呼噜。

“……陕北特委右倾,搞‘富农路线’,对武装斗争消极怠工……”郭洪涛在传达中这样讲道。

崔田夫的呼噜声突然终止。

马文瑞听着觉得有些不对劲儿,等他讲完,忍不住说:“这些批评,不大符合实际情况!”

郭洪涛听得,显出有些吃惊。他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竟然敢否定北方局的指示精神。

不料,马明方也说:“说我们搞富农路线,对武装斗争消极怠工,有什么根据?”

郭洪涛开始毫无精神准备,有些张口结舌,随后,很不高兴地说:“无论如何,也是上级的指示精神。”

马文瑞说:“这批评是随意戴帽子,我们难以接受。”

马明方也说:“我们搞不清楚,什么叫‘富农路线’?也不明白,我们对武装斗争怎么‘消极怠工’?”

郭洪涛当时很不理解,甚至认为这些同志不够虚心。在座的多数同志却很清楚,一年多来,事实上一直在主持陕北特委工作的“二马”,并不仅仅是为自己个人的工作辩护,而是为全体同志的艰苦努力,为那些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为在白色恐怖下冒死拥护支持革命的人民群众辩护。

正争论着,崔田夫突然出人意料地插话道:“谁说我们是‘富农路线’?如果是‘富农路线’,为什么还让我这个老粗长工汉当特委书记?论文化,论资历和水平,马明方、马文瑞都在我脑浮起,为甚还要叫我当?”

郭洪涛接着传达别的内容:“北方局指示,第一,由郭洪涛同志担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长。组织工作在整个党的工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只有党的组织工作搞好了,我们的事业才能发展。因此列宁说‘我们的工作,第一是组织,第二,第三还是组织……’第二,开展游击战争,应当搞兵运、拉兵变,有了兵运工作的配合,武装斗争才能更好地开展。”

前一条,讨论中大家没有发表什么意见。这后一条,大家认为是正确的。当前开展武装斗争,一是缺少武器,二是缺乏懂得军事的干部。这两条通过开展兵运工作,就可以得到解决。但复杂的斗争环境和“立三路线”的影响,使陕北地区以往的兵运工作几乎都失败了。马文瑞对全区兵运工作情况是了解的,他介绍情况说:“高志清骑兵旅,我们派进去不少人,过了一段时间都跑回来了。井岳秀部队有个教导营,我们也派进去一些同志,后来被敌人发觉,多数被抓、被杀。目前,就是三边驻扎的杨虎城的新编警备骑兵旅, 旅长名叫谷连舫,不久前有我们的一部分同志打进去了。那些同志大部分是安定人,有的我也认识。”

会后,马文瑞服从特委决定赴三边指导兵运工作。特委给他的任务是领导打进去的同志加紧工作,必要时把队伍拉出来。马文瑞接受任务,立即动身去三边地区,投入新的更加艰险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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