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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山 《重说司马光》

     一个民族,存在定有其存在之理;一种文化繁衍,亦必有其繁衍之奥。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已存在、繁衍了五千多年,我们当该时刻铭记我们所逝去的历史。那么应该如何去铭记它?在那浩如烟海的历史中,首先我们需要记住一些代表性的人物,诸如汉代的司马迁、宋代的司马光、近代的鲁迅、胡适等,他们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主要塑造者,懂得他们,我们会为自己的民族文化而自豪,追随他们,会使我们的人生变得醇厚丰赡。所以如果要了解宋代那个在经济政治上积贫积弱、在思想言论上却百花齐放的独特朝代的峥嵘岁月,我们就不得不走进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宋代民族精神塑造者的世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亲临那个言论自由的时代。说到这里,终于可以稍解金山先生重说司马光的用心良苦,他为我们了解宋代的文化打开了一扇芳香之门。

司马光众所周知的两个形象是:砸缸的神童和编写《资治通鉴》的大儒,似乎他的一生是不食烟火的智者,而金山先生却告诉我们历史上的司马光“研究历史,其实只能算作他的副业,是他业余时间做的事情;他的主业是从政,他的一生主要身份是帝国的官员,是政治家。《资治通鉴》基本上是在他政治上不大得意的十五年里,稍带完成的。”金山先生对于司马光的定性不可谓不大胆,也不可谓不新锐。

     金山先生的评说并非妄言,他与司马温公幸为同乡,幼年时便对家乡的这位圣人有了深深的敬仰之情,十八岁那年,年少的他骑着梦想的单车独自一个人奔向心目中英雄司马光的宗祠去拜谒。他自述道:他一个人站在司马温公祠高高的围墙外,大门紧锁。门口没有一个人,似乎连鸟也很少。八十年代的阳光照着瘦弱的少年,在地下投下他淡淡的身影。

     也许就在那一刻,他笃定了研究司马光的决心。于是在青春作赋的年纪,他便逆其道而行,埋首于故纸堆,开始研究乡邦文献。凭着和司马光一般的坚韧和执着,历时三载,这本资料详实、评说中肯的《重说司马光》,终于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人说认真的人是相通的,我想也只有诚然如金山先生般的文人才能最懂得司马温公的心性,也才能最客观全面地对其给予评价。

     目前学术界对于司马光的研究成果确然不少,其中著名的有宋衍申的《司马光传》,顾奎相的《司马光》、程应镠的《司马光新传》、李昌宪的《司马光评传》等等,然而上述著述或为历史小说,演绎的成份过多,让我们无法看到一个真实的司马光;或为大学教授讲义的合集,只是集中于司马光的某个侧面进行评价和议论,很难让我们全方位地理解司马光。而金山先生此书则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吸收各个版本的精华而成,它全面地叙述了司马光从砸缸初仕到执掌帝国传奇而执著的一生,其中既有慧心的评说,又绝无演绎的部分。所以要想全面地理解这位影响北宋乃至后世中国文化的司马光,这本书是必然要读的。

     金山先生此书名我《重说司马光》,读者不要误会,如果你们想从中找到你们思想中猎奇角色的司马光,那么你就错了,这本书绝无戏说的成份,它是一本真正的史书。真正需要洗手焚香静读的史书,书中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过激的言辞,只有丰富详实的史料和清新雅致的评说。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司马温公由衷的崇敬甚至是喜爱之情,但为了叙述的公正,作者在强力压抑着自己的情绪,他几乎没有用一个感性的言辞来赤裸裸地褒奖司马光,也没有用一个激烈的言辞去讽辱司马光的政敌们。譬如该书从第三十四章的“阿云案”开始直到第五十七章“公元1086年的夏天”,详细叙述了我们最为感兴趣的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治斗争,在漫长的斡旋中,金山先生并没有简单地评判在变法与反对变法的过程中,司马光与王安石到底孰是孰非,而是将最当时最真实的历史用最详实的史料写出,从那些奏折和书信中,是非功过读者自然心知肚明。当然金山先生对此也并非述而不作,对这一问题他给出了最睿智的答案,在阿云案中,他看出了两人不同命运的症结:

     “谋杀案当然与改革无关,有关的只是两个人的性格,以及由此决定的处事方式,还有就是皇帝的心理倾向。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日后王安石变法的施行及其失败。”

     而早在阿云案之前的一次宴会中,他就对二人的性格做过鲜明的对比:

     《邵氏闻见录》卷十载,一天群牧司内牡丹盛开,包拯置酒,召诸同僚赏花。后来司马光回忆,当时包公举酒相劝,自己素不喜酒,还是勉力喝了几杯;而王安石凭包公如何劝,始终滴酒不沾。司马光说:“某以此知其不屈。”算是见识了王安石的倔强。

寥寥数语,就为日后他二人的反目埋下了伏笔,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金山先生用力之深,结构布置之精巧。

后来我们从司马光上六道札子辞枢密副使及给王安石的三封信两件大事,可以看出这两位智者同样执著、固执的品格,司马牛不愧是司马牛,只为了罢青苗法,头上的乌纱帽也不要了,而这位王安石却也是坚定得可以,据理力争,丝毫不畏司马光的牛脾气。在这里金山先生虽然没有过多评述,但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这种无声的答案和哲思是此书中给予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作者能用一颗纯净的心讲述属于司马温公最真实的故事,而在这真实的故事之后,是他发自肺腑的、公允的评说,不掺杂任何私人的感情。能做到这一点真的很难,就好像一个人在描写自己深爱的恋人,却只能以局外人的角度来写,这是一种艺术的折磨,但金山先生却做到了这一点,不能不让人佩服。但是正是这没有主观意念的叙述,反而透露出一种是非曲直任由历史评说的架势,看完此书每个人都会对司马光有一个鲜明的不同的认识,就好比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想到这里,不禁感慨金山先生此举妙哉。

     而于历史研究,我们缺少和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态度,历史的溯源就是求真求实,虽然我们无法期望还原历史,但要使自己无限地接近它。司马温公已经逝去近千年,对于他的掌故众说纷纭,我们需要的不是那些千奇百怪的传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有血有肉的真实的司马光。今天金山先生这本书就为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位脱掉神话外衣的最本真的司马光,金山先生告诉我们,司马温公是一位可爱、浪漫、执着而又感性的人,他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写《资治通鉴》的老学究。

然而我们同样也不要形成一个误区,那就是本着真实的史料来写出的书就是无趣的,那样你就错了,真实的历史往往比我们编造的传说要有趣一百倍。当我读到书中描绘到那个写《梦溪笔谈》的著名的文学家沈括,竟然与他母老虎一般的老婆在争吵中胡子都被血肉模糊地撕下来了,但活在家庭暴力中的沈括却丝毫不以为意,在他的老婆去世之后,竟有了殉情的念头,真正是让人无法理解。还有书中写到司马光在七旬高龄的时候还与一帮老友举办真率会,一群白须老人结伴携游,终日纵情山水间,还不时诗词唱和,此情此景有若神仙一般,无不让当世人好生羡慕。诸如此类真实的故事,无不让人拍案叫绝。

     金山先生此书从史的角度上讲,也沿用了司马光《资治通鉴》编年体的体例,以历史时间为轴,从公元1019年司马光的出生写起,一直到公元1086年的大去,让全书逻辑严谨,叙事紧凑,让人一目了然,丝毫没有杂乱之感。但是虽然以编年为体例,在具体的章节安排上金山先生又有自己的创新,他不独以年限为限制,而是以司马光一生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大事为纵轴来叙述,这样我们只要翻开目录,就可以领略到司马光传奇一生的演变历程。金山先生每一章节都用最精炼的词语来加以概括,从“及第”、“出仕”、“居丧”、“在滑州”到“罢青苗”、“大去”,短短几字尽显金山先生遣词造句之功底。

     从史料的运用上来说,该书旁征博引,绝不以单一史料而下结论。诸如开篇第一章对司马光的评价他就引用了司马光去世后老百姓的反映,以及后世学者程颐、朱熹、方孝孺对他的评价来相互加以印证,这种多重史实的互证,显示出了作者严谨的治学之风。也让我们在今后进行同样的历史研究中有所借鉴和效仿。

     于文学方面,最能体现其才华的在于金山先生的“说”。他的说让我联想到司马迁的“太史公曰”,对于史书阅读趣味性和思想性的提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韩石山先生就对金山先生的“说”赞不绝口,他在序言中提到:“他的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史实的阐释与辨证,还有一种,则是由史实引发的联想,最见心性,也最见才智。他写历史人物,将自己即时性的感受也摻和进去,这写法真够别致的,更绝的是,有的章节里,将作品贴在网上后网友们的议论也写进去了。”诸如在第二十二章遗赐中,他将司马光坚决不受皇帝恩赐这一事件众网友的看法,也如约贴在书中,有网友认为是司马光谏官的职责所在,而另一些网友则认为司马光此举有些清高作秀的嫌疑,而作者在综合网友的意见之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我倒觉得司马光似乎不是刻意要表现什么……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清高”并没有给司马光减分。”

     这样的评说在转瞬间拉近了读者与作者间的距离,仿佛二者在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一技巧的运用,是这本史书立即变得生动活泼起来。

     再如“在并州”一节中,他将司马光当时上班的情形与我们现在的加以对照。他说:

     “现在我们乘车上班,当时骑马。司马光早晨骑马去上班,头发冻得卷曲起来,胡子好像要冻断,指头感觉似乎要掉下来。到了州府办公,得用火炉把砚台烤热……”

这一段描写,使我立即想到自己冬日里上班等公交车冻得手脚痉挛的情形,古今对照实在是太妙了。拉近了古人和当世人的距离,有时会让我们形成一种错觉,仿佛相隔千年的金山先生和司马光是前世的老友一般。当司马光在“石底卧题名”时,金山先生就仿佛身临其境地写道:“七十岁左右的老头,躺到石头底下去题名,真是够疯狂的!这种疯狂,大概只是因为和老朋友在一起。”

     然而他的“说”又是温情的,与那些哗众取宠的戏说迥然不同,在这里你得到的是真正的灵慧的哲思,而非蒙蔽视听的嚼头。该书在公正的历史叙述的同时,时时爆发出诸如“司马光对于自己的短处从不隐讳。他的谦虚,源于自信”这样灵性的智语,也有“苏轼真是让人羡慕。用今天的眼光看,他绝对够得上“文学超男”、“一个时代崇尚什么,从当时年轻女孩子们的择偶标准上大体就可以看得出来。前些年流行的傍大款,即是一例。在宋代,年轻的女孩子不是傍大款,而是傍进士。”这样既时髦又让人警醒的幽默语言。

     综观此书,还有一种励志的因素存在其中,也许作者本人并无此意图,但于读者,司马光一生光辉历史的写照,又何尝不是一部个人奋斗的成功史。这本《重说司马光》又可以看成是一本宋代的《奋斗》,他在向我们讲述宋代的80后们是如何白手起家的,而司马光、苏轼、王安石就是其中的主角,他们个性鲜明,纷纷写就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司马光有着聪慧的幼年和备受赏识的少年,以至于在八九岁的时候就被他的老丈人相中为乘龙快婿,在二十岁的时候迎来了古代男人最快意的两个时刻“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然而在他20多岁的时候却迎来了人生的迷茫期,“庆历五年司马光客居京师任大理评事,此时的司马光对审判工作极陌生,很担心考核时被定为不称职,只好拼命恶补,他甚至想到了逃离。”就像我们当今的80后一般,总是在自己不甚理想的现状和那遥不可及的梦想中惆怅万分,其实这是人生的一个必然过程,即便成功如司马光也不可免俗。而当他度过这段迷茫期之后,在三十多岁的时候便开始意气风发,公元1061年谏官司马光连上七道奏折直指朝政的得失,他冒着被杀头的勇气也要说出心中所想,此时他的人生是快意的,尽展年轻人血气方刚的真性情。在仕途顺畅之时为了坚守自我,他几辞高官;在安石变法如火如荼之时,他与安石据理力争,用金山先生的话来说,他是自信不疑的保守派,而王安石则是执着坚韧的激进派,保守也好,激进也好,是非功过自有历史评说,我们最应该吸取的是他们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不要为眼前的小利而遮蔽了自己的真性情。而到了老去之后,他的人生便开始有了陶渊明的洒脱,修建独乐园、大隐、举办真率会,终日里与山水田园相伴,好不惬意。

      司马光的执著、王安石的坚守、庞籍的大度、范镇的义气……都是让我们肃然起敬的,看完全书,我开始对那个朝代,生出由衷的敬爱之情,一个朝堂里有争议并非坏事,能够让臣子们各抒己见、据理力争,这本来就是一种政治高度文明的表现,而这些仁人志士们在唇枪舌剑中,都在实践着最真实的自我,他们过着真正心中有我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是我们羡慕和望尘莫及的。司马光有诗云“人生无苦事,适意即为美”,我以为这句诗对于我们的整个人生都是适用的。


      李金山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0年12月第一版

      定价:3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