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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史记》给予写作的启示

司马迁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2012年10月 中国 韩城 略论《史记》给予写作的启示 丁冬 论文摘要:本论文围绕司马迁所著《史记》所给予写作的启示,从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史记》的传主选择与人物

司马迁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201210  中国   韩城

略论《史记》给予写作的启示

   丁冬

论文摘要:本论文围绕司马迁所著《史记》所给予写作的启示,从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史记》的传主选择与人物塑造。作者阐明了自己为什么人立传的选择标准---《太史公自序》说:“扶义,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 鲁仲连、荆轲、汲黯、李广等最能体现这一标准。作者要为这些讲义气,守节操,气度恢宏,不苑囿传统礼教,不计较繁文缛节之人立传。在对人物的塑造中,作者写的《赵世家》中的“程婴救孤”,“赵氏孤儿”中的人物,被广泛改编成各类文艺形式,并在几个世纪前就流传海外。在“荆轲刺秦王”中,作者塑造的荆轲形象在后世人们的精神中生活了几千年。

其次,《史记》的叙述方法。《史记》主旨是“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借鉴了《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编排方式,开创了写人物生平的先河,重视人物的命运经历,重点叙述与细节描写并重。

对不同人物采取不同的叙事方法。对帝王,他既写成功者,也写失败者。在“本纪”叙述中,司马迁直面被叙述的对象,深入展开人物的性格、智慧、才能等。在“世家”中,历史的沿革是人物背景的先导,“吴太伯”中对阖闾、夫差的叙述,“列传”中以轻松自然的笔法,对重要人物如“伍子胥”、“商君鞅”、“孟尝君”、“信陵君”等的核心事件、人物、经历的叙述。

重视人物的命运经历,宏观把握与具体描写相结合,完整地展示一个立体的人。以创新的手法形成了表现人物的一种模式。

重视重点叙述,强调细节描写。作者注重选择有代表性的事件,通过描述具体事件,既能传递史实,又能充分表现人物,特别是更能深刻地发现人物深层的内涵,如对项羽的描写,就重点选取了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从中全面折射出人物的素质和能力,因而更能阐发有意义的人生启迪。

最后,司马迁的秉笔直录精神。“李陵之祸”使司马迁用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眼光发现了汉武盛世之中的种种社会矛盾,并以实录的形式表现出来。

一是,他发现了统治者眼中所谓的史官只是“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

二是,面对渐趋糜烂的局势,武帝采取了一些措施,不但未使经济好转,反而造成了经济的长期停滞。

三是,《史记》中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武帝封禅求仙的迷信之举,求仙问药,信奉方士,不但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而且也败坏了社会风气。

四是,作者本人的遭遇也使他认清了酷吏的凶残和律令的虚伪本质。司马迁在平衡个人感情的抒发和客观记录史实方面达到了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关键词: 传主 ;人物塑造 ;叙述方法;秉笔直录。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自黄帝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百科全书式的古代通史。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史记》于汉宣帝时公之于世。随《史记》见世于今,为治《史记》者所器重的是“三家注”,即刘宋时裴马因的《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引》和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而“三家注”中最晚的一家张守节是唐玄宗时期之人,距今也已有一千多年了。《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笔墨之中栩栩如生的人物,语言明快朗峻,被唐宋八大家奉为古代散文的典范。《史记》中的人物传记也被学术界推崇为古代传记文学的典范。从事写作与研究的学者,从《史记》中得到的启发指导是多方面的。

一、在作者价值观指导下的传主选择和人物塑造

《太史公自序》说:“扶义,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作者从中阐明了自己为什么人立传的选择标准。鲁仲连、荆轲、汲黯、李广等最能体现这一标准。作者要为这些讲义气,守节操,气度恢宏,不苑囿传统礼教,不计较繁文缛节之人立传。相反许多列位“三公”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还有那些因军功而分裂武力的将军们,作者没给他们立传,甚至有不少在“本纪”、“世家”、“列传”中根本没有出现过。

“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突出表现了作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孙膑、伍子胥、韩信、李斯、主父偃等是作者赞美的英雄。作者赞美那些见义勇为,大义凛然,不怕困难,忍辱负重,百折不挠,不失时机为国家、为社会建功立业的人。

在《史记》的传主人物塑造中,最催人泪下的正是那些为坚持正义和公道而悲壮牺牲的仁人志士,司马迁以深挚的情感,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批舍生取义、扶正祛邪的人物形象。这类传主中,最感人之一莫过于《赵世家》中记载的“程婴救孤”。晋景公三年(前597年),昏君在位,权奸屠岸贾残酷诛灭忠臣赵盾一族,而赵盾的门客公孙杵臼和朋友程婴,为了保全赵氏遗孤,挺身而出,程婴以自己儿子之死救下了赵氏之子。经过十五年的含辛茹苦,终于将赵氏孤儿抚养成人。待赵氏家族报仇雪耻之际,程婴感到自己的责任已完成,他要实现自己的诺言,以自杀“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在这个凄绝悲苍的故事中,屠岸贾代表了邪恶势力,而公孙杵臼、程婴和韩厥则代表了正义的力量。程婴拼命保卫的不仅仅是赵氏血脉的传承,更重要的在于捍卫那种以赵氏三代高风亮节为代表的象征晋国光明正义的精神。“赵氏孤儿”中的人物,那种为维护正义、捍卫真理而献身的精神为后代传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广泛改编成各类文学形式,并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在海外流传。

荆轲在作者的“荆轲刺秦王”中,在后世人们的精神生活中生活了几千年。

荆轲是卫国人,附庸于魏,魏被秦灭后,又流亡于燕国。他出身卑微,但心地旷远,志行高洁。虽然平时放荡不羁,玩世不恭,但性格豪爽,光明磊落。为了反暴扶危的正义事业,在秦国大兵压境的危机面前,毅然应燕太子丹的请求,只身入秦,行刺不可一世的秦王嬴政。

易水送别,他明知有去无回,但慷慨悲歌,义无反顾地肩负着抗暴的使命,迈出了一代勇士的坚实步伐。当秦舞阳临阵怯场,因恐惧而色变,引起秦国君臣的怀疑时,荆轲临危不惧,坦然地以轻松一笑,得体的一谢,掩饰过去,化险为夷,表现出睿智机敏,胆识过人。“图穷匕见”,他勇刺秦王之举,惊天动地,震撼山岳。“断左股”,身被八创,仍勇敢地徒手搏斗,直至战斗到最后一息。就是临死也不倒其威风,“倚柱而笑”,“箕踞而骂”,谈笑生死,表现出惊人的勇敢,超凡的豪壮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作者精心刻画了舍生取义的英雄群像。太子丹为了反抗暴秦,倾其家财养士,屈膝求贤,深谋策划,不遗余力。老志士田光为了国家利益推荐勇士,为了激励荆轲,坚其意志,也为了保守机密,不惜自杀以明志,塑造了一位崇义尚德的爱国长者。樊於期为反抗暴秦,深明大义,一腔忠诚,不惜献出自己的头颅,高渐离虽然浪迹市屠之中,但为人慷慨好义,为追求正义而舍生忘死。

作者在他的笔下塑造的舍生取义、超越功利和为道义而献身的精神,已成为民族的品格,生动的人物也为后世人物写作树立了范本。

二、《史记》的叙事方法对后世文学写作的借鉴

《史记》主旨是“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借鉴了《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编排方式,开创了写人物生平的先河,重视人物的命运经历,重点叙述与细节描写并重。

一是开创了写人物生平的先河。人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人在自身的存在中通过个体的行为与群体的社会行为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展现了形形色色的人间悲喜剧。抓住了核心人物和关键事件,也就把握了历史发展的脉络和主干。对不同人物采取不同的叙事方法。对于帝王,他既写成功者,也写失败者。在“本纪”叙述中,司马迁就是直面被叙述对象,展开人物的性格、智慧、才能等。在“世家”中,历史的沿革是人物背景的先导,如“吴太伯”中对阖闾、夫差的叙述。“列传”中以轻松自然的笔法,对重要人物如“伍子胥”、“商君鞅”、“孟尝君”、“信陵君”等的核心事件、人物、经历的叙述。

二是重视人物的命运经历。宏观把握与具体描写相结合,完整地展示一个全面的人,以创新的手法形成了表现人物的一种模式。以往典籍内容的叙述,主要侧重于典型事件,集中对这一事件进行精致刻画,而事件中的人物则往往局限于某一“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司马迁打破了这一藩篱,他努力把人物整体、全面地推向前场,使阅读者对其命运轨迹又系统而重点的感知。在《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中,都是开门见山,以简洁的文字介绍人物身世,为了突出被叙述者的能力和性格特点,又处处先作铺垫,对其少时的过人之处进行交代,如“王帝本纪”开篇即言“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然后循序渐进,由皇帝一一引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至禹,把一段漫长悠久的文明史叙述得井井有条。

三是重视重点叙述,强调细节描写。《史记》对人物的叙述基本上是按时间的发展为线索进行的,在叙述过程中,叙述者并没有平均用力,而是注意选择有意义的代表性事件。通过重点事件,既能传递史实,又能充分表现人物,特别是更能深刻地发现人物深层的内涵,如对项羽的描写,就是重点选取了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这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这些事件都与项羽成败密切联系在一起,既然是关键时刻,那么其中应有的判断、决策、应对就全面折射出人物的素质和能力,因而更能阐发有意义的人生启迪。对陈胜、吴广的起义经历,同样采取了一系列典型事件:佣耕垄上、遇雨失期、占卜树威、筑坛誓师、招陈称王、分兵略地等,使之按时间顺序有机串联,构成了一幅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画卷。对信陵君的描写,司马迁重点把他放置到“抗秦救赵”的漩涡中予以表现,围绕救赵这个过程中所发生的大事,进而体现信陵君的“为人仁而下士”的贤能品质。把握重点事件的同时,司马迁还注意了细节的表现。如在《淮阴侯列传》中对韩信性格中“忍”的特点作了生动的介绍。这些细节的描写使每一个被叙述的人物都栩栩如生,具有极大的张力,从而共构了琳琅满目的人物画廊。

《史记》中作者对史料的安排与取舍,也是使人物形象生动鲜明,丰实饱满的保证。比如描述高祖刘邦时,固然没有抹杀他统一中国的作用,但也没有放过他虚伪、狡诈及无赖的性格特点。为了避免被迫害,司马迁没有直接在《高祖本纪》中描述,而是选择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与项羽的争斗,写出了他的卑琐、无能和怯懦。《史记》这种有别于传统史书的人物叙述方式,据史但不囿于史,在叙事中强烈地突出了文学色彩,为“史”的叙述和“小说”的发展建设构筑了新的平台,在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

三、汉武帝的专制与《史记》秉笔直录精神

武帝天汉三年(98年),李陵以五千士卒迎击六倍于己的匈奴,因寡不敌众,最终兵败降敌,消息传来武帝大怒。司马迁对李陵降敌的真实目的的辩解不但没能宽慰武帝,反而令自己陷入牢狱之灾。次年,因公孙敖的谎报军情,其司马迁又被处以宫刑。“李陵之祸”使司马迁在心理上与汉家有了距离,他进一步深入王道德治内核,终于用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眼光发现了汉武盛世华丽光华中的种种社会矛盾,并以“实录”的形式表现出来。

第一,他发现了在统治者眼中,所谓的史官只是“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为李陵辩解时,又遭以宫刑,这使司马迁对现实功名的积极追求与对不公正命运的无能为力产生了强烈的不遇之感。使之在选择史料上更加关注不幸人物的命运,而不是大肆美化当朝的文治武功。在《史记》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元朔二年(前172年),大臣主父偃因揭发齐王的荒淫乱伦而使齐王畏罪自杀。汉武帝为了平息其他诸侯国的怨气,竟然族灭主父偃。其他如因武帝巡游接驾不周,陇西太守自杀等充分揭示了武帝视臣子生命为草芥的残酷本性。司马迁不但揭露了汉武帝虚伪的人才政策,对其穷兵黩武之举更是大加讽刺。武帝在位期间,汉对匈奴的战争持续了五十年之久。对此,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说:“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抚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仅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给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而且蔓延不断的战争最终造成了经济的萧条和官逼民反。史载,时南阳有梅免、白政,楚地有殷中、杜少,齐地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等纷纷起事,大者数千人,小者以百数,至于剽掠地方的盗贼,则不计其数。

第二,面对渐趋糜烂的局势,武帝为挽回颓势,采用了桑弘羊等人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算缗、告缗、均输、平准,严禁铸钱和改革币制等政策,但这些并未使经济好转,反而使“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治郡国缗钱,得民财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造成了经济的长期停滞。司马迁认为武帝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是祸由所在,只有放弃过度征讨,恢复文景之时的一些经济政策才是发展国家经济的良方。在批判武帝一些经济政策时,司马迁认为人无论贵贱,皆有财实愿望,谁想遏制,必是徒劳。如果国家与民争利,必然使上下离心,导致混乱,到头来只能“海内之士力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致使整个国家陷入财政危机。

第三,《史记》中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武帝封禅求仙的迷信之举。早在战国时期,方士集团就已形成,秦始皇时风气更盛,其本人曾东临观海,封禅泰山,又派员率众人下海求仙。至汉孝武帝时,由于武帝本人笃信方士和倡导炼丹长生,求仙之风胜过前期。《孝武本纪》开篇即言:“太子即位,为孝武皇帝。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武帝晚年,犹好此术。元光二年,方士李少君自称数百岁,曾游历海上,亲见仙人服仙枣,其大如瓜。武帝对此深信不疑,就遣人入海求之,结果一无所获。后李少君死,武帝认为他是羽化登天,封其为文成将军。《史记》载武帝“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后来武帝又信奉方士栾大,封其为乐通侯,妻以卫长公主,命其修丹砂炼金,无果。武帝求仙问药,信奉方士,不但使国家财政更加不堪重负,而且也败坏了社会风气,自此后,“方士言祀神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

第四,司马迁自身的遭遇也使他认清了酷吏的凶残和律令的虚伪本质。他曾为十大酷吏立传,其中被武帝亲自擢用的就有九人。如杜周“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张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张汤原为小吏,“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后因与长安富贾田甲等交厚,得到武帝重用,任为侍御史。张汤得势后,与另一酷吏赵禹共同制定了很多残酷法令,有一条叫做“腹诽之法”,即不管是否有罪,只要有人指证他诽谤朝廷,就可下狱治罪。在他的主持下,一个普通的案件就可追源升级为谋逆,致使无数人家受牵连,死者如麻。通过为这些酷吏立传,司马迁间接地指出了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黑暗残酷。司马迁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后,虽然在文字间融入了很多个人情感,但又鉴于强烈的职业道德,而客观公正地记录了真实的历史事件,司马迁在平衡个人感情的抒发和客观记录史实方面达到了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史记》也因其秉笔直录在当时被诬为“谤书”。

纵观《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和第一部传记文学名著,不但展示了西汉及前代辉煌的中国通史,也凝聚了作者对史学和历史深刻的理解与认识,更留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单纯地拒绝历史经验是愚昧的,盲目地生搬硬套也不高明,只有辩证地从历史中挖掘中华文化,才能为现实提供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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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新:《司马迁评传》,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

郭维森:《司马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

聂石樵:《司马迁论稿》,中华书局,20105

逯耀东:《抑郁与超越》,三联书店,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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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 学术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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