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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史记》求真精神,写好文化名人传记

司马迁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2012年10月 中国 韩城 弘扬《史记》求真精神,写好文化名人传记

司马迁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201210月 中国   韩城

弘扬《史记》求真精神,写好文化名人传记

    曹树钧

论文摘要:《史记》主要以人物传记来反映社会,涉及社会各个阶层,有帝王将相,也有游侠商人,既写他们的功,也不讳言他们的过。撰写当今上海文化名人传记,应该弘扬《史记》求真精神:(一)坚持“平视”,反对“仰视”的基本观点。“平视”就是将文化名人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研究,既不故意贬低,也不人为拔高。“仰视”就是“神化”,将文化名人当作“神” 来膜拜。对文化名人的自我评价,他的经典作品均应取分析的态度,而不能顶礼膜拜。(二)文化名人在人生道路上也会有失误,必须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描写,既要充分地肯定他艺术作品的成就和历史地位,同时也不能“为尊者讳”,讳言他的缺点和错误。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地揭示文化名人人生道路上曲折的心路历程及其复杂的性格。(三)科学无禁区,文化名人创作不能设置人为的障碍。文化名人在成长过程中,婚姻、爱情,对文化名人才能的发挥、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这是无可置疑的客观事实。在文化名人传记的创作上,婚姻问题绝对不应该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而是展示传主灵魂的一个重要窗口。但是这种描写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即是真实,是客观生活的全面反映,而决不是道听途说,更不是胡编乱造,它应该符合文化名人的基本品格和基本面貌。

   关键词 : 平视 ; 仰视  ;讳言 ; 科学无禁区 ; 婚姻描写;  底线。

笔者1959年在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学习,196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达半个世纪。由于教学和工作的需要,从事文化名人传记创作和研究已有30年之久。但我的文化名人研究与创作主要集中在上海文化名人上,它的界定为两类:一类是建国后主要在上海工作的文化名人,如熊佛西、黄佐临、余上沅、谢晋、张瑞芳、张骏祥、李玉茹、方平、徐渠、李家耀等,另一类则是有一段时间在上海学习和工作的文化名人,如:胡庆树、李媛媛等,他们在上戏表演系学习,毕业后有一段时间或中间有一段时间在上海工作。这一类上海名人中有一位是著名的剧作家曹禺。自上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中,曹禺1947-1948年在上海生活了两年,在上海创作并导演了电影《艳阳天》,他的经典话剧《日出》、《原野》均在上海首演。1979年曹禺与上海京剧院副院长、著名表演艺术家李玉茹结婚后,经常在京、沪两地往返,在上海也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印迹,是当之无愧的上海文化名人之一。关于上述十余名上海文化名人,我先后出版了《摄魂——曹禺成才之路》(曹树钧、俞健萌著),《“神童”曹禺——曹禺成才之路》(曹树钧)、《现代戏剧家熊佛西》(主要执笔之一)三本书、电视传记片《杰出的戏剧家曹禺》以及几十篇传记文学作品。

在撰写上述传记文学作品时,笔者始终对我国杰出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怀着崇高的敬意。两千年前司马迁撰写的《史记》,笔者早在高中时代便读过。司马迁“发愤”著书,花了近20年工夫。终于完成了50万字的《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坚持真理的求真精神,笔者引为学习的榜样,也深深地激励笔者在传记文学创作中不断奋进。

司马迁的《史记》主要是以人物传记形式反映社会。这些人物属于社会各个阶层,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游侠商人,他们的性格描写都十分真实。司马迁既写历史人物之功,也不讳言历史人物之过。如他写信陵君既写他救赵存魏之功,又写他一度居功自傲,最后又能无奈自戕;他写刘邦、汉武,既写刘邦、汉武建国或治国之功,又不讳言刘邦种种的劣行,对汉武帝的暴虐奢侈也秉笔直书,这种爱憎分明的、坚持真理的态度,不只表现在作者的论述中,而且主要通过具体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了。

两千年前司马迁的这种求真精神、坚持真理的精神,对我们写好上海文化名人也极有启迪,值得我们加以传承和弘扬。结合本人文化名人传记的写作实践,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论述,以与传记文学创作领域的作家、学者共同探讨。


                              一


撰写文化名人传记写作宜树立一个基本观点:坚持“平视”、“俯视”,反对“仰视”。

“仰视”就是神化文化名人,将剧作家、艺术家,尤其是伟大的剧作家当作“神”来膜拜,这是一种唯心的观点;“平视”就是将剧作家、文化名人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研究。既然是人,那么人无完人,金无赤足,就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描写剧作家、文化名人。“俯视”就是将剧作家、文化名人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去描写、去评述。

鲁迅曾说,对作品既不能“骂杀”,也不能捧杀。同样,对文化名人的评价,既不能人为地拔高,也不能故意地贬低。

在一次曹禺研讨会上,有的学者认为“曹禺不但是一位伟大的剧作家,而且是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针对这种论述,笔者在会上指出:“曹禺是不是一位哲学家,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曹禺是一位伟大的剧作家,但他不是完人。研究者必须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实事求是的评说不宜人为地拔高。”

坚持“平视”,反对“仰视”、反对“神化”,就会对文化名人前期、后期的成就作出客观的评价和描写。

人是变化的、发展的。文化名人的作品、人品,前期与后期往往会呈现不同情况。不能因为文化名人后期的变化否定他前期、中期创作的客观成就。有的剧作家早期为人比较真诚,后期因“十年动乱”等等原因,心灵扭曲,灵魂不那么真诚,有时人前说好活,过后又不认账,“口碑”不好。也有的剧作家早期、中期剧作成就突出,后期剧作艺术成就大不如前,这些都要分阶段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既不能因为前期成就高连后期并不出色的作品也加以胡吹乱捧,更不能因为后期剧作逊色而殃及前期创作,贬低前期剧作实际取得的杰出的、客观存在的艺术成就。

坚持“平视”,反对“仰视”,就会对文化名人关于自己的生平、创作心态、作品的评价,采取分析的态度,既不能完全不信,也不能全信,符合实际的就信,不符合实际的就不信,并且进而要指出为什么不能信。

例如,《北京人》剧本的扉页上,剧作家引用了两句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原是献给当时曹禺热恋的一个女子方瑞的(曹禺的前妻为郑秀,后离婚。方瑞是他的第二个夫人)。然而19805月,曹禺对一位研究者却这样说:“《北京人》里的瑞贞去的是延安,我没有明指。但我在我的剧本前面,引用了唐朝诗人王勃的两句话:‘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隐喻共产党的朋友们的。”经过笔者广泛的调查研究,尤其向曹禺的好友、《北京人》首演的导演张骏祥作了采访,张骏祥坦诚地对笔者说:“《北京人》扉页上的两句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就是献给方瑞的。”1可以证明曹禺的这一说法是作者对自己的过分美化,准确地说这两句诗表示的是他对当时所爱的女友方瑞的情意。

因为对文化名人“神化”,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文化名人创作的经典作品的演出也只能有一种模式,而不能容忍有多样化的艺术处理。

2000年为了纪念曹禺诞生90周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推出了《雷雨》、《日出》、《原野》三台曹禺的剧作,这三台戏尤其是实验版《原野》公演之后招来了激烈的批评。如何看待曹禺剧作演出的多样化处理?成了当年举行的曹禺国际研讨会上争论的一个热点。

主持会议的先生认为实验版《原野》将一部好戏搞得支离破碎,让观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这是糟蹋曹禺、糟蹋经典。日本学者濑户宏教授则认为这是一种大胆创新,他完全能理解导演的意图,它着重表观的是人在可能存在的时空里的状态,强化人对自身的关照,放大了在情感历程中人的形象。这是导演对《原野》的新解读,许多来北京看戏的日本剧人都看懂了导演的意图。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李观鼎教授说,他不赞成全盘否定这个戏的实验,他看戏时经过思索领悟了导演的意图,这是别具一格的艺术处理,缺点是艺术处理上还缺乏审美的愉悦。笔者认为:曹禺剧作的演出不能搞一个模式,北京出现的实验版《原野》也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经典剧作演出的多样化处理,是当今世界表演流派多样化的一种反映,1996年笔者应国际莎协之邀赴美国参加第六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会上的莎剧演出五彩缤纷,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20世纪是莎剧演出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期,短短一百年中就形成了“新伊丽莎白时代派”、“新浪漫主义派”和“莎士比亚新恢复派”三个演出流派。“新恢复派”主要的特点就是“现代化”,即将莎士比亚剧中的人物的生活背景从文艺复兴时期移到了19世纪的欧洲,奥赛罗穿上现代海军军官的制服,出入佩带手枪,但情节、台词基本上与莎翁原剧相同,演出严肃认真,在上海、北京公演时广受观众欢迎。笔者认为,在青年观众对曹禺剧作演出知之甚少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多多采用传统的处理方法,但不能否定实验的必要;尽管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批评这种实验在艺术处理上的不足。作为评论家,对曹禺剧作不同的艺术处理同样宜取宽容的态度。曹禺先生在世时,对导演用不同方法处理《雷雨》、《原野》等剧,只要不是故意歪曲,都采取宽容的态度。安徽师大一位资深教授、曹禺研究专家则坚决反对这一意见,认为决不允许打着“多样化”的旗号糟蹋经典。他认为北京人艺这样享有国家声誉的经典剧院,不应该将曹禺的这部经典作品做这样的多样化演出。为此,在会上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研究描写文化名人的创作道路,能不能坚持“平视”,反对“仰视”,能不能实事求是地坚持真理,是当前文化名人、人物传记研究和传记题材创作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有许多唯心的、机械唯物论的观点在阻碍我们对文化名人、著名剧作家的生平、剧作家的创作心态作实事求是(全面、真实)的反映,它需要研究者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和胆识。

例如某著名作家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曾与一个女子同居过。有位研究者在传记文章中将这段史实公之于众,不料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该作家的儿子质问编辑部为什么要刊登这样的文章,编辑部作了严正的回答:首先要看文章写的是否是事实:你认为不是事实,欢迎写文章反驳,以澄清事实。但是,对你写的文章是否是事实,本刊有权再组织原作者进行澄清。后来此事不了了之。因为此事属实,而该作家的儿子当时尚未出世,也根本无法写出反驳文章。


                               二


文化名人在人生道路上也会有失误,名人传记创作和研究必须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和描写,既要充分肯定他艺术作品的成就和历史地位,同时也不能“为尊者讳”,讳言他的缺点和错误。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地揭示文化名人人生道路上的曲折和心路历程,才能真实地揭示出文化名人复杂的性格。

中国作协主办的《作家文摘》是我国备受读者欢迎的一个报刊,那上面经常刊登的一些也是笔者十分喜欢阅读的描写文化名人的文章。这些文章好就好在,它写出了人性的复杂、人物性格的复杂,可以帮助读者深刻地了解人、研究人,让读者获知人生的真缔。例如20111月摘自刘再复著《师友纪事》中的一文“胡绳的正直与书生人性”,此文字数不长,却写出了胡绳性格的复杂性。刘再复1984年底被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新官上任第一件大事是在19861月召开纪念俞平伯先生诞辰85周年、从事创作活动65周年的大会,会议规模很大,一下子发出四百多份通知。刘再复新当所长不久,“不知”此事还需写请示报告。社科院院长、刘的顶头上司胡绳获知此事,勃然大怒,痛斥刘再复“搞自由主义,你忘了毛主席的指示了吗?怎么办?怎么办?”其实,这是刘再复与几位副所长故意搞的“先斩后奏”,因为一请示,此会肯定开不成。但另一方面胡绳又主动同意给中宣部的报告,由他亲自写,并表示他也参加会而且还在会上讲话。这说明胡绳作为一位学者,深知俞平伯的才学,内心深处实际上还是同意开这个会的。

文中论述的又一件事,也充分说明胡绳作为一位学者,又兼领导身份的双重性格。1986年刘再复写了一篇《论文学主体性》的论文,社会上马上有人写文章批判,胡绳对刘文也有许多不同意见。但他不在公开场合批评他,而是约他到家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室内辩论会,吵得将屋外的胡绳夫人都惊动了。一年后,胡绳却又任命刘再复为四个研究所的学位委员会主持人,并在1988年亲自将一等奖颁发给刘再复写的一篇近两万字论文。这样的描述揭示了胡绳爱才、惜才,但又不得不受客观“左”的环境束缚的无奈,以及他最终坚持服从真理的可贵学术品格。这样描写的人才是真实的人,性格丰满的人,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如同美学家黑格尔所说:“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②

笔者从事曹禺研究和传记文学创作多年,对此深有感触;世间并无魔鬼也无天使,名人有他的伟大处,也有他的无奈之处,甚至有时不得不作违心之事、发违心之言。1987年夏,笔者专程赴北京采访曹禺前妻郑秀时,和他的长女儿万黛(曹禺和郑秀所生),有一次坦诚的交谈。笔者说,我尊敬曹禺先生,敬佩他的创作才华,学习他、研究他的创作。但我并不是将他作为神来研究。曹禺也是人,是人,既有他的长处,也会有他的短处,有他的缺点、弱点甚至错误。然而正因为如此,这样的人才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人。万黛赞同我的观点,她说:“我爱我的父亲,但我也明显感觉到经过十年动乱之后,他也不像以前那么真诚了。他的灵魂也有些扭曲了。”

在一次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上,在对曹禺研究要不要求真,要不要一分为二地分析杰出剧作家的得失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议。

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尊重曹禺本人的意愿,在编《曹禺全集》时理所应当地删去曹禺在反胡风、反右派斗争时期发表的错误文章。针对这种观点,笔者在会上指出:曹禺是一位伟大的剧作家,但他不是完人。研究者必须坚持用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

要看到:作为一个人,曹禺前后的思想、性格是有变化、有发展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曹禺在人生道路上也会有失误。从创作心理角度研究、描写曹禺,就必须研究曹禺具体的创作道路、剧作具体的创作过程,必须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既要充分地肯定他的作品成就和历史地位,同时也不能讳言他的缺点和不足。

编《曹禺全集》要不要收曹禺反右派、反胡风时期的错误文章,笔者认为完全应该收,否则不成其为《全集》。1996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七卷本《曹禺全集》,为弘扬中华文化、推动中国戏剧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这一版全集有一个明显的缺憾:将曹禺“反胡风”、“反右派”时期写的文章全部删去,为学者、艺术家全面研究曹禺、研究描写曹禺所处的时代,造成了完全可以避免的麻烦。

当然,曹禺反右派、反胡风时期写的错误文章,曹禺本人建议不收,他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他不想再一次伤害朋友。但是学者从事的是科学工作,科学就必须要求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传主不愿意收可以做工作,也可以采用在编《曹禺全集》时加一编者按,明确指出传主的态度,让读者对传主的进步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读了《作家文摘》上刘再复先生的《胡绳的正直与书生人性》,更坚定了笔者的这一观念,随即化了十天时间写出《曹禺与吴祖光的沉浮》一文。文长一万四千字,详细记述了曹禺与吴祖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不仅不回避而且正面记述了曹禺反右时的错误,写他和著名剧作家吴祖光交往中经历了“真诚的友谊”、“违心的扭曲”和  “痛苦的反省”这三个阶段,从中揭示了一位坚持人文主义思想的伟大的作家,被背离生活真理的“极左思想”扭曲灵魂而最终醒悟的曲折而又复杂的心路历程。

文章比较具体地描写了1957年曹禺的心态,以及反右派斗争展开时复杂的历史环境。文中写道:

解放后一次又一次的运动,让曹禺清晰地意识到每一次运动总会归结到挖阶级根源、查家庭出身,养成了他尽量回避一些政治敏感的话题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几乎本能的保护意识。复杂的阶级斗争环境养成了鲁迅机智的保护意识。鲁迅曾说:“跟敌人战斗要穿盔甲,可是跟朋友聊天就可以赤膊,无所不谈,坦诚相见。”深受鲁迅思想影响的曹禺深明此理。因此,原来同他关系密切的一位么舅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管制分子,曹禺以后便绝口不谈这位至亲。在1957年后出版的《雷雨》剧本序中,曹禺删去了感谢他的恩师、引导他走上戏剧之路的南开大学张彭春教授(后任国民党驻联合国社会经济理事会中国常任代表兼人权委员会副会长)的字句。上世纪30年代在南京国立剧校任教期间,曹禺与未来岳丈、前妻郑秀之父国民党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郑烈相交十分密切,陪他吃饭、喝酒、聊天,深得郑烈欢心。郑秀意味深长地说:“父亲后来喜欢曹禺甚至超过了喜欢我。”然而解放后,曹禺刻意将这段记忆尘封了起来。曹禺少年时期,父亲与北洋财团关系密切,曹禺也经常出入北洋财团的银行、豪宅,然而解放后,曹禺遇到北洋财团的后人似乎形同陌路、从未相识一般。非陌生也,乃不敢相认也。

曹禺的前妻郑秀曾对笔者说:“曹禺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不念旧。”不大与故人来往。实际上是曹禺不敢与故人来往,不敢念旧。正如一位北洋财团的后人所说:“由于家庭环境的相似(指出身于民国初年的军阀家庭),使我常常感到我和曹禺之间有着相似之处:善良、讲人道主义、健谈但又时时刻刻提防说错了话,克制、谨慎,最怕提家里过去的事等等。”(2011年4月28笔者采访周骥良)

曹禺与吴祖光从1937年到1957年有长达20年的友谊。

然而,在批判现场上,曹禺听到的分明是一次比一次激烈的批判声、声讨声。

剧协的座谈会,都是由剧协主席田汉主持的。田汉是曹禺、吴祖光都很景仰而又认识多年的戏剧界的老前辈。早在1936年曹禺在南京剧专任教期间,美国耶鲁大学亚力山大·迪安教授慕名登门拜访田汉,曹禺还担任田汉的英语翻译。田汉为人豪爽、坦荡,曹禺十分敬佩他的才华和勇往直前的气慨。但在这次批判会上,田汉批判吴祖光也是声色俱厉。原本吴祖光在文联上的发言,讲话中不免带点情绪,他说,那种办事粗暴又不懂文艺的人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分明指的是个别文艺领导者。但《戏剧报》发表的时候,则将标题改为:《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 》,这一改性质大变,就成了吴祖光蓄意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  

一次一次的批判,一次一次的加温。刚刚入党不久的曹禺,为了表示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钱,也被迫作出违心的表态。同年7月,曹禺接连发表《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质伺吴祖光》两篇批判吴祖光的文章。

当然,醒悟后的反省是痛苦的。198411月回顾1957年那段历史,曹禺沉痛地说:“吴祖光、孙家琇都是我的好朋友,当时就非批判不可,不批判不行,违心地写了……”他沉默良久,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可悲可怜,有时也是无耻的!3

这是一篇涉及曹禺晚年心态,第一次正面描写曹禺1957年所犯错误的文章,笔者十分想听听读者的反映,以便日后更加深入地探讨曹禺晚年的创作心态。令人欣喜的是,与曹禺共事多年的剧作家张帆先生,读了此文后于20111021日晚,当即电告笔者:“文章写得很好。内容详实,心平气和,有情有理,可读性也强。确实历史问题不能回避。文章既批评了曹禺,又正面保护了曹禺,还原了当时的历史环境,而且又有新的材料……。”

此文在《剧作家》2011年第五期发表后,受到不少读者、剧作家、学者好评。《北京人艺》主编、著名剧作家郭启宏先生在阅读此文后,也特地致信作者说由此文“受到的启发,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把握曹禺的心路历程及其性格”。不仅如此,此文发表后还先后由三家刊物全文转载。

可见,读者是欢迎真实反映人物性格、人物曲折心路历程的传记文学的,就象我们衷心欢迎《作家文摘》所选登的许多描写文化名人真实心态的文章一样。


在文化名人传记的创作上,家庭婚姻问题绝对不应该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而是展示文化名人灵魂的一个重要窗口。

2010年《作家文摘》刊登了当年《译林》第6期史永写的《为什么契可夫41岁才结婚?》这是一篇描写文化名人的、发人深省的好文章。文中分析了契可夫结婚晚的三个原因:

原因之一是:手头拮据,家庭经济情况不允许他过早结婚。文中引用契可夫给苏沃林的信,真实地揭示了作家内心的痛苦:“我的心灵痛苦不堪,因为我意识到我是在为钱工作,钱是我的工作的中心”。但同时,作者又写出契可夫还有一个第二职业,他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同时可以给病人看病。又指出他经常给农民看病,“但是他完全不收诊费”,揭示了这位伺情贫苦人民伟大作家的高洁的灵魂。

原因之二是:契可夫不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他志怀高远,不愿意让婚姻妨碍他的工作。他在给友人信中说:“我不打算结婚。我希望我现在是一个秃顶的小老头,在一个讲究酌书屋里挨着一张大桌子坐着。”……

这篇文章好就好在从作家婚姻这一独特视角,让读者进一步了解了契可夫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一点,对我国当前的传记文学创作也很有现实启迪。

科学无禁区,文化名人传记创作、研究不能设置人为的障碍。创作心理必须要研究剧作家所熟悉的社会生活(包括他的感情)在剧作构思过程中的作用。剧作家的婚姻问题不能成为人为回避的禁区,因为它与创作密切有关。

剧作家的婚姻生活与剧作家艺术成就的取得往往休戚相关。例如著名剧作家熊佛西的第一位夫人朱君允对熊佛西事业上的成功帮助就很大。他的著名喜剧《艺术家》就是由她译成英文在《泰晤士报》向国外读者介绍的。

在曹禺的创作道路上,真挚、炽热的爱情,对他戏剧才能的充分发挥和发展,提供了青春活力和不可置疑的推动作用。曹禺创作《雷雨》的时候,正是他与郑秀处于热恋的阶段,花前月下,两人形影不离,一起散步,一起谈构思,一起相约暑期不回家,在清华大学阅览室赶写《雷雨》。《雷雨》初版本与期刊上的发表本有许多小的改动,郑秀起了不少作用,她的督催、鼓励,也使曹禺深为感谢。后来因为两人感情破裂、直至离婚,曹禺在回忆《雷雨》的文章中再也不提郑秀,并且出于种种原因也希望别人不要披露真相。但科学的剧作心理研究,真实的传记文学作品就必须要按当时的真实状况加以研究、加以描写,否则就失去它的真实性和科学价值。

然而,1990年笔者在创作传记文学《摄魂一戏剧大师曹禺》时,曹禺本人却明确提出:关于我的婚姻问题,请作家们在我死后再写。当时笔者写《摄魂》就是要从创作道路、创作心理角度撰写的,离开传主具体生平、感情状态的研究就根本无法下笔。尤其是《北京人》的创作,同曹禺的婚姻状态、婚姻纠葛紧密相连,连他的亲戚、学生方琯德都说:“《北京人》的一部分内容是曹禺恋爱的记录。”如果不写曹禺当时的婚姻状况,《北京人》的构思如何说得清楚。我这样一力争,曹禺也无话可说,只得同意作者自己决定。《摄魂》一书可以说是第一次详细的、正面描写了曹禺的三次婚姻状况,曹禺也认可了。此书19918-9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连续广播节目”将《摄魂》连续播了2个月。当时曹禺住在北京医院,还仔细倾听了此书的连续广播。19901116日,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吉林厅召开《摄魂》研讨会,北京人艺副院长、著名导演艺术家欧阳山尊也收到了邀请,因为他是北京人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与会之前还特地请示曹禺是否可以出席?不一会,曹禺来电:“可以与会。”又一次认可了《摄魂》这一本书。

文化名人的婚姻问题描写不应成为一个禁区,它是揭示文化名人灵魂的一个重要侧面。

在文化名人传记的创作上,婚姻问题绝对不应该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而是展示传主灵魂的一个重要窗口。

但是这种描写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即是真实,是客观生活的全面反映,而决不是道听途说,更不是胡编乱造。它应该符合文化名人的基本品格、基本面貌。否则这样的描写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哗众取宠,就是极端的不负责任,就是丧失了一个作家做人的基本人格。

在文化名人的成长过程中,婚姻、家庭、爱情对文化名人才能的发挥、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这是无可置疑的客观事实。但由于种种原因,有些文化名人往往讳言,影响了研究者作更深入、具体的探讨。

在这方面鲁迅先生不愧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曾说过自己幼年的照片咬手指、光屁股,不要怕难为情,你就是这么过来的。他不悔旧作,不作改动,按原样收在集子中,这对于科学的辨证的研究文化名人的成长道路极有裨益。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指导,去研究、描绘文化名人的创作心理。坚持唯物论,承认物质是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既承认创作心理具有生理性,更重的是要揭示他的社会性、心理性的特征。这样文化名人的创作才会越来越深入地揭示变异复杂的人性,让读者和观众从文化名人的成长过程中,汲取丰富的人生营养,成为引导他们走向追求真善美人生之路的良师益友。

注:1曹树钧:《影视剧创作心理研究》第81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97年。

2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3曹树钧:《曹禺与吴祖光的沉浮》,《剧作家》2011年第5期。


文章分类: 学术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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