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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传记研究与写作中的问题”青年论坛综述


陈靓俍 随着传记家们的辛勤耕耘和佳作不断问世,传记正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除一群已扎根该领域的专家外,更多青年学者开始对这一古老而常新的文类产生兴趣。中国的传记研究正在迅速
陈靓俍

     随着传记家们的辛勤耕耘和佳作不断问世,传记正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除一群已扎根该领域的专家外,更多青年学者开始对这一古老而常新的文类产生兴趣。中国的传记研究正在迅速发展,也存在巨大的开拓空间,其希望在年轻的一代。由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和《现代传记研究》编辑部主办,复旦大学中文系和同济大学中文系参办的“现代传记研究与写作中的问题”青年论坛,于2014年12月19日至21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举行。传记中心主任、《现代传记研究》主编杨正润教授,《现代传记研究》副主编、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刘佳林教授,同济大学中文系主任张永胜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戴从容教授,《现代传记研究》副主编袁祺,编辑部主任陈玲玲,翻译部主任唐岫敏,编委李凯平,连同来自华东地区高校的28位博士生、硕士生及青年教师,参加了此次论坛。青年学者们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就自己在传记研究与写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讨论。

一、传记中的真实与虚构
     当代传记不断扩充的外延对传统的传记观念提出了挑战。传记文类一直徘徊于史学与文学、真实与虚构之间,传记应当真实记录传主的生平,又要兼顾可读性和艺术性,这始终是写作和研究中的难题。参加论坛的学者在发言中大都涉及这一问题。潍坊学院韩彬关注的是现代中国作家自传,她通过具体案例讨论了传主身份预设与自传真实性之间的关系。江西师范大学李美敏从传记电影独有的间离手法入手,分析了导演许鞍华如何在电影《黄金时代》中把握历史和人物的真实面貌。浙江师范大学硕士陈茜考察了罗伯特•撒克的《艾丽丝•门罗:书写她的生活》中三个层次的叙事间性,其中既包含了门罗自身创作的叙事间性,也包含了撒克构建的叙事间性,同时还包含了传者与传主之间生成的叙事间性。这三个层次营造出“多重意蕴”,构成了该传记独特的文学性,呈现出了艾丽丝·门罗的现实人生和小说人生。同济大学郑兴在论文《林语堂〈苏东坡传〉的得与失——从胡兰成的批评说起》中认为,林语堂对苏东坡性格中乐观幽默一面的塑造是有意而为之,是不符合真实的。上海交通大学沈忱在论文《一个疏离的闲逛者:论亨利·詹姆斯自传中自我的建构》中指出,亨利·詹姆斯对自我的描述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更多的是为疗愈自己、肯定自己而进行的构建。江南大学张俊萍考察了新型的传记小说形式,认为戴维•洛奇的《作者,作者》兼具传记真实性的特点和小说虚构性的特点,用新历史主义方法模糊了传记和小说的“边界”。
     以上论文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江西师范大学汪燕清从陈茜探讨的叙事间性,联想到传记真实与虚构的空间,提出了该如何分析传记材料的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杨正润教授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他曾提出传记真实的四个标准,但这些标准似乎在不断被打破,所以还有重新研究的必要。上海外国语大学朱燕提出,传记电影的虚构性大于真实性,因为电影需要将传主经历的事件具象化、图像化,其中就存在事件的细节发生偏差甚至错误的可能,而传记文字可以略去一些无法考证或无关紧要的细节,保留想象空间。刘佳林认为,文字想象空间比图像想象空间更大,他举例说,纳博科夫一直在作品中讨论并捕捉真实,他同意纳博科夫的观点,认为存在真实的传主,尽管对真实传主的把握与再现异常困难。李美敏认为,真实是区分文类的根本标准,是传记的根本属性。
     一些学者的发言探讨了达到真实的形式和路径。浙江大学刘涛用了一个比喻:真实就在碗中,而研究者在碗边打转;“真实”加了“性”就具备了主观性,文字和图像只是传者借助而达到真实的不同手段;因此研究者关注真实性,就是关注传记家如何获取读者的信任。江西师范大学许蔚提出了真实性和真实感两个概念,她认为前者是无法达到的,而后者能够被感受到。读者在阅读自传时,与阅读他传不同,更加关注传主的心理真实。袁祺指出,2013年“华人传记与当代传记潮流”国际研讨会上同样一直围绕真实性问题,并提出将真实性放入传记“解释”功能的范畴进行讨论。杨正润指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起的各种西方传记理论,包括原型主义、解构主义和心理学派所提出的理论,实质上始终围绕着传记的真实性问题,对传统观念提出挑战,这个问题无法回避,他认为可以把传记界定为文学和史学之外的一种独立的文类,这样有助于讨论的深化。

二、自传与自传中的身份
     与会学者另一个感兴趣的问题是自传和自传中的身份问题。江苏师范大学郭恕君研究中国现代作家自传的叙事方式,她分析了郭沫若、郁达夫、沈从文在各自自传中截然不同的个性叙事。朱燕在《玛丽•尼米埃作品自传空间与身份构架研究》中介绍了尼米埃作品中的人物身份以及记忆碎片对人物身份的空间构架,尼米埃正是以此完成了对传记人物的虚化。浙江传媒学院朱春发在论文《童年自传中的记忆、情感和身份——评传教士女儿弗利兹的自传〈思乡〉》中考察了弗利兹对身份意识的驾驭和童年记忆的处理,认为她很好地建构并叙述了“美国传教士子女群体的复杂的特殊情感经历”。沈忱在其论文中认为,亨利·詹姆斯在自传《一个小男孩和其他人》中具备两种身份,一是作为叙事者的自我,二是作为传主的自我,这两个身份并不完全统一,通过叙事者自我对传主自我的塑造,詹姆斯得以找回继续写作的力量。江西师范大学许蔚在《“我是她”:女性自传式回忆录》中揭示了女性自传中母亲和女儿两个身份之间相互转化、相互融合的过程。她认为,自传与自传体小说之间界限模糊,女性自传在写友人或女性长辈时,多是在写自己。
     韩彬表示,在研究时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一些作者写作的自序和检讨书真实性很可疑,能否将其作为传记材料难以确定。杨正润教授认为,虽然有“自传契约”的说法,认为一旦自传写就,传记家即传主就与出版家和读者三者之间立下了无形的契约,传记家承诺自传的真实性,出版家和读者也对自传的真实性不抱疑虑。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自传中自我粉饰、自我辩解、自我夸耀的成分很多,自传的真实性也更值得怀疑,有种无解之感。陈玲玲认为,自传很多时候不是为真实而写,研究时也不必讨论自传的真实,或许应该思考研究真实的价值。而韩彬认为,自传还是需要真实性的,即使无法把握也还是需要关注真实性,因为真实是传记的本质。

三、传记新宠——传记影视
     传统的传记概念将传记视为对传主的文字记录,自“大传记”的概念提出后,人物纪录片和传记片开始进入传记的范畴。时下传记影视作品兴盛,《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黄金时代》等传记片的热映引起了普遍的关注,本次论坛有3位学者的发言与传记影视有关。上饶师范学院吴凑春从电影类型的角度重评了《拔哥的故事》,他从该片坎坷的成片历史和所处的复杂社会语境入手,分析了影片批判极左的意义,指出其“无法严格尊重历史”和一些电影语言落入陈规的局限。江西师范大学李美敏探讨了许鞍华导演的电影《黄金时代》中的间离手法,她认为这种属于戏剧的表现方法将传主陌生化、历史化,“拆毁情感共鸣这根支柱”,“使演员和角色之间呈现间隔效果”,很好地体现了真实的传主和历史。浙江大学刘涛则关注图像与文字两种表现方式之间的关系,将《萧红自传》与两部传记电影《萧红》、《黄金时代》进行对比,探讨传记改编为影片时,语言符号与图像符号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异同。他认为“图像符号对语言符号的模仿与再现”“提供了隐喻的空间”,造成两部电影中传主的形象与《萧红自传》中的传主形象的疏离。
     杨正润在发言中认为,现代传记的界限正在不断被打破、疆域在不断被拓宽。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奥兰多》传主活了400岁,并且变换性别,这当然脱离了现实,但因其具有传主原型,所以被认为属于现代传记的实验。类似情况在当今好莱坞也存在,虚构的电影《莎翁情史》被归类为传记片。这些现象都迫使当代学者重新思考传统知识框架中的许多概念,如传记如何界定,应包含哪些内容,边界在哪里等等。

四、传记的功能、市场与其他
     本次论坛还围绕传记的功能进行了讨论。比如吴凑春考察《拔哥的故事》批判极左历史的功能,沈忱分析了亨利·詹姆斯自传中自我治疗的功能。宁波大学田燕以苏伟贞的《时光队伍》为例,考察了当代文学传记的哀悼功能。李美敏指出传记用以教育青少年的特殊功效,应当充分注意。陈玲玲也指出,日本传记多为教育儿童而作,传记的研究者也很重视这一特点,不太关心其他问题。浙江师范大学杨丽云表示,除教育功能外,还需考察传记对于意识形态的构建作用。多数学者都同意传记的功能是不能忽视的问题。
     论坛还注意到市场对传记的影响。同济大学张璐在《窥探伪造的真:现代传记文学的起源与定型的社会心理分析》中指出,现代传记市场中,书商和作家挑选人们熟悉的人物作传,“描写他们的伟大时刻,并维护这种偶像形象”,而读者希望读到熟悉的人和事,却“只能窥探到伪造的真”,两者共同造就了传记文学市场。在讨论一人多传的情况时,朱燕提出现代传记应该偏向学术还是走向市场的疑问。南京大学汤志辉认为,不同读者的关注点不同,对传记也有不同的期待,这一问题应区别对待。袁祺也认为,传记的生成受市场、传记家的偏好等诸多因素影响,读者对于传记的选择同样受广告、名人推荐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因此传记市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在论坛上,青年学者还就其他一些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复旦大学邹经是传记作者,她介绍了萧红传记的材料使用和创作问题,表示将重写自己的萧红传记。浙江师范大学的两位代表都关注了传记中的冲突问题。万双双考察了《米·布尔加科夫》中钱诚如何在冲突中凸显传主的人格,杨丽云则考察了传主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在冲突中形成的“反抗者”形象。汪燕清通过对照格鲁兹杰夫的《高尔基》和格本的《高尔基》,考察了帕维尔·巴辛斯基《另一个高尔基》对传主生平的真实描绘和其精神世界的探索。       还有两篇论文具有历史考订的性质,汤志辉考察了《夏鼐日记》中的陈梦家,南京大学朱洪涛则考证了林损离职事件的前因后果,展现了当时学风的新旧更迭。
     论坛的讨论也涉及到电子传记材料问题。陈玲玲提出,她在收集资料时发现,那些未经出版或非文字的资料,比如博客、照片、视频往往比正式的文字出版物更真实,若将这些素材作为传记材料,传记研究的范围将会非常广大。李凯平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博客就是电子日记,属于大传记文类。朱春发则表示,博客还停留在文字层面,图像形式的资料真实性更高。李凯平指出,图像也存在虚构,如今的PhotoShop功能以及一些老照片都存在伪饰成分,应用时需要认真鉴别。李美敏提出,传记的英文biography中的bio-也可解释为生态,在大传记视野下淘宝的十年账单也可视为传记材料。上海交通大学陈靓俍指出,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Mediated Memory一书提出了“媒介记忆”的概念,该书关注了博客和音乐播放列表,两者均可作为传记素材。
      论坛结束前,杨正润教授在小结中对本次论坛予以较高的评价,他认为最成功的地方是青年学者显示出学术的敏锐,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论题的核心,而且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从不同角度为传记研究的规范化而努力,具有很大的学术潜力。大家的论文各有特点,有些掌握了丰富的资料,有些对文本有认真的细读,有些以思辨取胜、注意到理论的深化。他也热诚欢迎大家给《现代传记研究》投稿、加强同刊物的联系,他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传记事业必将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