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生涯五十年——记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祁淑英

     
      河北省著名作家祁淑英，今年已经76岁的老人了。从退休至今，他沿着诸多科技伟人的足迹寻觅、探索，笔耕不辍。从花甲之年，直写到年逾古稀， 一连写出了《钱学森》、《邓家稼》、《钱三强》、《袁隆平传》、《钱伟长》，《原子世界的科学伴侣》、《中国三钱》等七部长篇传记文学。其中《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三部作品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第八届全国青年优秀读物一些等奖；第五届国家图书提名奖；《中国三钱》一书，获第九届共青团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文化作品奖。
     2005年10月，首届中国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评选揭晓，祁淑英与叶永烈等十位传记文学作家一起荣鹰“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称号。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的颁奖词这样写道：
     祁淑英是一位很有功力的作家，她的作品着力角度很有特色，她为科学家作传，不是用一般写传记的手法平铺直叙，而是截取每一位科学家有独特性的闪光点，突出其传主的个性和人格魅力。她将她笔下的科学家写成了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又有执著追求的科技伟人。她将她笔下的一个个科学家写得如诗如画，如曲如歌。读她的传记作品，如听一首生命之诗的朗诵，如欣赏一曲事业之歌的吟唱。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科技伟人一幅幅壮丽人生的画卷，是那么鲜明、生动、可亲、可敬。她笔下的传记文学作品，不愧是难得的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可读性俱佳的传记作品。
     她在获得首届“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荣誉后的感言中，这样说道：“一个人如何生存？如何作为？坚守什么？追求什么？依赖于自己的选择。我选择了矢志为科学家做传，力图将科学家智慧的人生留给后人。”
　  荣膺“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称号。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她已经是一位成功的传记文学作家了。
　　但祁淑英更愿意把自己称为记者。
　　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可以说祁淑英做了50余年的记者。在她的心目中，记者就是记录者，很像历史上的史官，不仅记录现在，同时也在记录着历史。虽然不一定像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她一直希望，记者最成功的作品应该留下，而不是速朽。
　　祁淑英于1955年调入河北青年报，1960年调入河北日报，1981年调任《河北青年》杂志社任总编辑，一直从事采访工作。即使后来她调任花山文艺出版社任副总编辑，业余写作也往往是从事报告文学的创作。可以说50年记者生涯为祁淑英的传记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世纪50年代与祁淑英一起在《河北青年报》从事新闻工作，如今已是70多岁的王焕英老人对笔者说：“祁淑英是个非常执著的人，心中有远大理想，也特别能吃苦。当时我们都是女孩子，她甚至比男同志干得都好，重大活动报道、最危险、最累的采访她都经历过。她认准的事没有干不成的。”
　　王焕英向我提到了50年代祁淑英的一次重大的采访。
　　1958年夏季，毛泽东主席到天津大学的校办工厂视察，《河北青年报》领导决定派祁淑英去采访。但当她赶到天津大学时，她有些傻眼了，她根本就上不去前儿。怎么办？任务要完成啊，于是，她从毛主席看过的每一个地方开始采访，毛主席去看了什么，见了什么人，问了什么话，她重新采访，虽然慢了半拍，但凭着韧劲，她采访得很充分。回到报社一气呵成，写就一篇通讯《“这里是学校，也是工厂”（毛主席语录）——记毛主席视察天津大学》。让她没有想到的是，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任河北日报总编辑的翟向东对她的送审稿大加赞赏，他说这篇讯对毛主席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导思想阐述得很深刻，他甚至说，一个小姑娘比一些所谓大记者写的还要好。这也为她后来调入河北日报打下了伏笔。
　　对王焕英老人所说的执著，笔者很理解，除了祁淑英要强的个性外，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动，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境界下，她才会深入细致地采访，她的眼光才会敏锐，她的思考才会深刻，她的文字才会有分量。
　　祁淑英到河北日报不久，河北日报策划了一次到坝上地区的采风活动——“坝上行”。总编辑翟向东安排祁淑英做刘彦的助手，已是名记者的刘彦负责“纪行”的写作，祁淑英只是协助和配合，倘有适合的选题才让她写，并且由她自已发掘选题。
　　祁淑英认为翟向东安排她这次采访，绝对有考验的意味存在。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坝上的气温降到了摄氏零下20度左右，他们先坐火车到张家口，在记者站穿上准备好的大皮袄、大皮靴、大皮帽子，坐上拖拉机就上坝了。祁淑英回忆起那次采访，仍记忆犹新：“那时的交通不方便，生活条件也差，能坐拖拉机就不错了，许多时候是靠双腿。那时候我又瘦弱，不到一百斤呢，到了晚上，脱掉那重重的大皮袄、大皮靴子就感觉浑身酸痛。但还要写稿呀，冷，一双手冻得像冰棍，麻酥酥硬僵僵的，拿不住笔，只好请求老乡烧一壶开水，倒在一只大搪瓷盖杯子里，双手捂一会儿杯子，写几行字，再冻僵了，再捂一会儿，又写几行字，坝上报道都是那样写成的。”
　　祁淑英在那次采访中遇上了原周总理的秘书，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童小鹏。当时童小鹏正在张家口地区搞调研，调研的课题是人民公社化以后，许多地方的大牲畜集体喂养，结果饿死了很多，而当年大牲畜又是农村主要的生产工具。如何挽救大牲畜？童小鹏的调研题目是周总理亲自定的。童小鹏在怀来调研时发现，有几个村子大牲畜分户喂养，效果非常好，大牲畜不仅没有死亡，而且个个膘肥体壮。童小鹏向祁淑英介绍了这个情况。她抓住这个题目即刻赶赴怀来采访，此后写出了一篇调查报告《大牲畜分户喂养好》。由报社副总编辑李凯配社论在头版头条发表了。
　　这就是记者的敏感，这就是记者的使命和责任。
　　祁淑英说，可能是因为这篇报道的采写，翟向东下决心把她留在了河北日报。
　　采访祁淑英前，笔者查阅了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河北日报》，我发现祁淑英写的最多的是通讯，而且多是人物通讯。这些通讯记述的也都是当时的著名人物或者是重大体裁的报道，比如侯隽、邢燕子、柏玉兰、铁姑娘、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刘少奇在河北、华国锋在唐山等。她的通讯写得人物血肉丰满，文字形象生动，内容深刻细致，感染力很强。对此，祁淑英说：“写人物，你就要了解他们，深入采访，细节多了，写得就生动。没什么诀窍，我采访时，很多时候是与采访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与他们交朋友。你对他们有了深刻的了解，写出的人物自然会活起来。”
　　祁淑英这种执著认真的作风在晚年表现得更加充分。退休后的她两年一部长篇传记文学。传记文学不同于小说创作，小说是虚构文本。传记却是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再现，需要深入的采访和查阅大量资料，工作量非常之大。
　　谈起写《钱学森》，祁淑英感慨颇深。1991年，中组部选择了五个共产党员优秀代表，他们是：王进喜、雷锋、焦裕录、史来贺、钱学森。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共产党员向他们学习。花山文艺出版社拟出版这五个人的传记，责任编辑向她约稿，祁淑英选择了采写钱学森。可她没有想到，一到北京，就碰了壁，钱老有言在先“生前不做传”。与钱老工作的单位联系，被挡驾了。怎么办？丈夫魏根发想打退堂鼓了。但祁淑英坚持采访要继续下去，他们先从与钱老有过接触的人采访。她的真诚和执著感动了许多科学家，首先，著名科学家何祚庥接受了采访，然后是与钱老共过事的许多科学家和专家组成员，如朱兆祥、于景元、戴汝为等都先后接受了采访。
　　与此同时，他们花去大量时间，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每天早晨，60多岁的两位老人挤上公共汽车，去北图。当时的北图还是用落后的手工方式检索资料。他们上午在北图检索复印资料，下午回住地整理资料，像这样的繁琐劳作，长达四个月之久。有一次下公共汽车后，突降暴雨，他们没有携带雨伞。两位老人在雨中相拥着走向图书馆。浑身都淋湿了，他们任凭湿衣服贴身，继续在资料室检索资料。两个浑身被雨水淋湿的老人在图书馆检索资料，这是一个多么感人的情景啊！也巧，两个老人的举止，吸引了北京电视台一位细心的女记者的注意。她向两位老人询问了事情的原委后，她将他们摄入了电视镜头。
　　说起采访的辛苦，祁淑英非常感慨：“科学家不像一些演员、歌星、企业家以及节目主持人那样，需要媒体包装，科学家都非常的务实，把名声看的比较淡。也正因为如此，我更敬重他们，所以，吃些苦也没什么，苦中有乐。这些学者工作都非常忙，往往是在下午下班后如约接受采访。有时我们在人家的门口等待，时常是人家临时有其他事情，不能按时回家，我们又不敢离开，有时就等上一两个小时。”
　　她说这话时并没有怨言，但我分明被她的执著感动了。站立在街头，等待一两个小时，他们可是近70岁的老人啊！
　　祁淑英的执著让她在两年内完成了钱学森的采访与写作。《钱学森》一书出版后，两位老人心里忐忑不安，不知传主是否认可。谁知第一个读者竟然是与钱老相濡以沫的夫人蒋英。突然有一天蒋英打来电话让他们去北京作客。祁淑英与丈夫如约而至，没有想到的是蒋英老人亲自下楼出门迎接他们。蒋英说，她读这本书时，多次流泪，毛巾都擦湿了。首先，她被感动了。
　　祁淑英这时才长出一口气。蒋英的认可，是最大的成功。  
     与祁淑英在河北日报的好姐妹何兰君这样评价她：她是一个责任感使命感非常强的人，所以她能吃苦，在我们这一群记者中，她是真正的记者。也正是如此，每次危险、艰苦的采访她都主动请缨。
1963年华北地区发大水，她上前线了，参加了保卫天津大会战的报道。与民工们一同吃住在子牙河大堤上。大堤上没有女人，没有女人居住的女席棚，民工们为她在男席棚的一头吊了一块席子片，做了一个小隔间。晚间，与男性民工隔一片席头毗邻而居；白天，在光着身子的男人中采访。夜间，跳蚤蚊子围攻叮咬；白天或是烈日当头，或是狂风雨骤。她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从不叫苦。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她很快奔赴抗震的现场。在煤矿，与煤矿工人一同下矿井；在农村，与受灾的农民一块挤住临建。五十年来，她的足迹遍布燕赵大地。　
     祁淑英是一个有坚强毅力的人。
     一次采访祁淑英时，她正在电脑前。但桌子上仍摊着纸和笔。我问：“祁老师，你不是会电脑打字吗？为什么不用电脑写作？”她笑微微地说：“我虽然会打字，但写作的时候，一面对电脑就没词儿。我一般是用笔草草写一遍，然后边改边敲到电脑上。”
       70岁以前，祁淑英创作都是“爬格子”，她打完草稿，老伴就替她一面改写，一面誊清。70岁之后，她开始学电脑。学电脑还是作家蒋子龙的主意。蒋子龙向她讲了用电脑的好处。于是，祁淑英就坐在电脑旁了，一边是一部厚厚的《红楼梦》，一边是五笔字型的字型表。从几分钟一个字到一分钟几个字，再到一分钟十几个字，一年时间，一本《红楼梦》就打完了。这一年，她没有采访和写作，只是重温了一部《红楼梦》。  
     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为一个年轻科学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你要想到，你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人，然后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祁淑英认为他笔下的科学家，都是钱三强这样的真正的科学家，他们是真正的人。她以他们为楷模，以公正的笔，为后人留下可读可信的人文历史。
      祁淑英的人生之路，也曾有过意想不到的曲折和坎坷。她说：“有时命运像是一个刽子手，持一把利刃，殘酷无情切割你的灵魂。有时似乎难于抵抗那些来自背后的袭击，因为你不知道会有什么灾难突然靠近你。面对那些无力躲避的灾难，我硬是支撑着作人的尊严，也支撑着我的理想和信念。”她接着说下去，“在逆境中，我从不设想躲避危险和艰难，从不设想将危险和艰难缩小，而是力图使自已变得更强大，变得有足够的勇气去战胜那些危险和艰难。”她说，“成功之门总是悬着‘坚强’二字。这该说是我从采访英雄和伟人过程中得到的人生启迪。”
      的确，祁淑英的意志是无比坚强的，她以七十多岁的高龄，依旧沿着英雄的足迹寻觅。最近，河北教育出版社约他写一部具有重大史学价值的新书——中国“三钱”，即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
    她说：“中国‘三钱’是中华民族的一代智者，又是一代贤良。这三位科技伟人在钱氏家族同一个家训的严格教育下共同走向成功。这三位科技伟人拥有他们共同的品格，那就是正直倔强，刚直不阿，讲究气节，忠于祖国。他们是青少年一代永远的楷模。还是那句老话，把这些科技伟人的光辉业绩留给后人，是我生命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