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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史诗效果钩沉与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传记文学的史诗效果,是真实性与艺术性的完美体现。传记文学,之所以具有存在与发展的广泛社会意义和备受青睐、经久不衰的强烈审美价值,歼/textarea>


一、问题的提出

     传记文学的史诗效果,是真实性与艺术性的完美体现。传记文学,之所以具有存在与发展的广泛社会意义和备受青睐、经久不衰的强烈审美价值,正是因为它不仅要求作品扎实记录客观真实的人生履历和人物心路历程,更在于它具有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塑造人物个性与复活过去时代及其典型生活场景的志史与造美功能。在于它不仅仅是准确无误地告诉人们,生活中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什么,更在于要同时富有诗意地概括归纳出宏阔的时代背景,呈现出活动于其间的个性鲜明、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揭示新鲜深刻、常人难以抵达的精神境地,创造既恰如其分又高于现实的的美好意境。这便是“史”与“诗”的完美结合。二者相互依存,相得益彰。
     一部人物传记,离开了客观真实性就成了伪造杜撰的没有生命价值的假花赝画。我们常常见到这样的作品:提笔千言,离题万里,信马由缰,神夸海吹,无稽之弹,俯拾皆容。结果架势拉得很吓人,却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样的作品,从发表之日起,就已经埋下了不可救药的虚假隐患。地基不实,却要强盖大厦,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失去了存在下去的客观基础。同样,我们也常常见到另一类传记,它们缺乏艺术感染力,无论情节、语言还是表现手法,都是平庸无奇、枯燥乏味、呆板僵硬,平铺直叙,如同流水账簿子,形容枯蒿,味同嚼蜡,令人难以卒读。这样的作品,无论写得多么模真仿实,亦步亦趋,也绝不能属于文学的范畴,同样也就失去了传记的价值,更谈不上史诗效果。
     可见,我们强调追求传记文学的史诗效果,并非是过高标准,而是起码要求;也并非是标新立异,而是针对当前人物传记创作中普遍存在着的失真与缺美的两大症结而提出的需要认真从理论上,更需要刻意在创作实践中努力加以解决和克服的重要课题。


二、《史记》与《巨人三传》

     我们强调追求传记文学的史诗效果,就是强调要注重遵循传记创作的基本规律。纵观古今中外的优秀传记作品,无论是以白描手法刻画人物为主,如司马迁的《史记》,还是以挖掘和表现思想和精神世界为主,如罗曼•罗兰《巨人三传》。都是世界公认的史诗性传记作品,也都在写作过程中自觉遵循了追求史与诗完美结合的创作规律,都是作者心灵轨迹和时代特征的真实写照。没有真实可靠的时代意义,就没有作品的存在依据;同样,没有传主的精神世界的引领,就没有作品的动人与巨大感超力。
     “太史宫而有史记”。司马迁先生的《史记》,作为中华民族开天辟地的史诗性传记作品,是举世公认的。《史记》又名《太史公书》,记载了我国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计3000多年的漫长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可谓洋洋洒洒,浩瀚无垠。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第一部,也是最箸名的纪传体通史。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历来论者多注意了《史记》的人物刻画技巧探索和典型人物性格的分析研究,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震撼人心的史诗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先生的评价具有重要的开创性点题意义。史记的史诗性效果,是建立在历史的真实性与人物鲜明个性的完美结合基础之上的。纵览浩浩鸿制、洋洋大观,如同浩渺银河,辽阔星空。其中每一系列人物,每一个阶层,都像辽阔星空一样,貌似繁杂,却又梳理得秩序井然,形成了不同时代的人物画廊和诗境的展现,既可以当作文学作品读,更是真实可信而又生动感人的历史巨著。
     再以“巨人三传”为例。20世纪初,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有感于欧洲资产阶级日趋颓靡的现实,立志以塑造和讴歌 “英雄人物”来感召和鼓舞人们的精神斗志,从而推动变革现实的健康潮流,先后创作了多部名人传记,其中《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被称为世界“三大英雄传”,又称为《巨人三传》,即《名人传》。传记里的三个人物,都是当时举世公认的英雄豪杰。一个是伟大的音乐家,一个是永恒的雕塑家兼画家,一个是杰出的小说家,各有自己的独特园地和非凡成就,三部传记都着重记载了伟大的天才,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上.为寻求真理和正义,为创造充分表现真、善、美的不朽杰作,献出了毕生精力。他们或因病痛的折磨,或因遭遇的悲惨,或处于内心的惶惑矛盾,或三者交叠加于一身,深重的苦难,几乎窒息了呼吸,毁灭了理智。他们所以能坚持自己艰苦的历程,全靠他们对人类的爱、对人类的信心。贝多芬供大家欣赏的音乐,是他“用痛苦换来的欢乐”。米开朗琪罗留给后世的不朽杰作,是他一生血泪的凝聚。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里,描述了万千生灵的渺小与伟大,描述了他们的痛苦和痛苦中得到的和谐,借以播送爱的种子。这些既卓越又具有个性的典型形象,构成了那个时代呼唤英雄的最强音。作者在作品的字里行间都强烈地告知我们,切勿过于怨叹,人类中最优秀的人们和你们同在。汲取他们的勇气作我们的养料吧。倘使我们太累,就把我们的头在他们的膝上休息片刻。他们会安慰我们。在这些神圣的心灵中,有一股清明的力和强烈的慈爱,像激流一般飞涌迸发,支撑、温暖着我们与命运抗争。
     如何处理好传记文学史与诗之间的辩证关系,如何创造强烈完美的史诗效果,读《史记》和《巨人三传》,我们可以得到许多直接而深刻的启示。


三“品在梅之上,格与竹菊同”


     今天一些传记作品,通体看着就像广告词语的堆砌,给人一种既肤浅又滑稽的“叫卖”与“兜售”的感觉。这也许是商业社会造成的一种时代通病。但用以传记文学的创作,就苦了读者,也苦了传主,更扭曲了时代。这样的作品不难找到,恕不列举。这就从根本上削弱了传记的史诗性价值。变成了商业广告式的充满铜臭气息的市场衍生产品。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为世俗所趋,不为名利所动,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这是一个优秀传记作家的必备品格。“品在梅之上,格与竹菊同”,这“岁寒三友”,讲的正是精神品格的超然物外、高洁坚定。唯有不浮不躁,淡定守节,方能摆脱种种世俗诱惑,耐得三九严寒、酷暑炎热。司马迁与罗曼罗兰,从他们的作品可以见得,他们的品格正犹如古人所反复赞颂的梅与竹菊。这不畏严寒不怕冷落的岁寒三友,标志着中国传统美德的崇高人格境界,也无疑应当成为传记作家立为楷模的人格风范。然而,在当下商潮迅猛,物欲横溢,诱惑连连,鱼目混珠的特定世风之下,一个文人作家,要真正做到不为金钱所动,不为权势所驱,不以个人好作为抑扬褒贬标准,从而真正做到杜绝杂念,公正为文,并非易事。
     传记作家要提升精神品格,首先要确立正确的人生观。这是安身立命之根本。只有确立了正确的人生观,才能具有正确的创作动机。我们说解决好为啥写作的问题,这取决与人生观和价值取向的是否正确。一个传记作家,要始终强烈地意识到,我们手中的笔,绝不是简单的谋生手段,不是专意用来哗众取宠、欺世邀誉的工具,更不是用来发泄私愤或讨好权势的煽情妙器。大了说,且不论早已明确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就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作家采写人物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获取名利或满足某种狭隘的私心杂念,那就很可能要付出丧失人格尊严甚至出卖灵魂的高昂代价。一味从歌功颂德或任意贬损的需要出发,就很难谈得上客观公正,求实讲真。难免陷入庸俗主义或商业利益的泥淖不能自拔。结果笔下人物,要么放大光环,一味溢美;要么是非不辨、黑白颠倒,这种当今文坛普遍存在的庸俗现象,是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的大敌。此风不禁,后患无穷。
     还有一种遮蔽真实的乌云,即来自于形形色色意识形态的偏见。存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存在?这个问题当然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可能凭空想象出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世界,认为它就真的存在;同样我们也不可能依赖想象,就使得实实在在存在的事物突然消失。传记文学作家号称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当具有人类意识与普世精神。要有包容一切意识形态的合理合情因素的宽广胸怀,要具备承认一切意识形态都难免或多或少带有自身意识不到或许还不愿意接受的某种缺陷和局限的勇气。从反映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立场来看,其实作家了解和反映传主的真实人生,是完全可以跨越意识形态的某些局限束缚的。艺术是可以跨越国界的,正义和公道也是可以普世推崇的。作家的爱国情怀,应当更充分地体现于对全人类的关注与责任、理解和包容。承认了这样的前提,无论是哪种理念和信仰,都能够放弃狭隘与偏见,在真善美的旗帜下得到丰厚的回报。要坚信,无论怎样的信仰,都能够在人物的真实中得到解脱。要真正意识到,我们是在书写生活,是在记录历史。即是立足当代,又是留给未来的奉献。


四、寻香觅馨,遍采佳粉

     深入调查研究,广泛搜集资料,是确立传记文学真实性基石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同时也是营造传记史诗性效果的最基础的工作。一部人物传记,是否能够如实地反映出传主的客观人生与本质精髓,并不首先取决于作家的写作能力多强和艺术技巧多高,而取决于他的创做态度是否严谨,取决于他深入调查传主生活及其时代的宽度和悉心研究分析其个性特征与精神实质的深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位优秀的传记作家,要比普通作家更须具备洞察人生的功力和消解谜蒙的智慧;更加要有虎穴探险的勇气与不辞辛劳的作风。他必须最大限度地抛弃和摆脱一切功利的困扰,像蜜蜂一样,经年累月,不图名利,默默无闻地埋头于百花丛中,寻香觅馨,遍采佳粉,才能酿出高质量、全营养的甜蜜奉献给读者。而这一步,恰恰是许多传记作家容易忽略和厌倦去做的一件事情。这方面,《史记》和《巨人三传》的创作无疑又是最具说服力的典范。唯有呕心沥血,才能得其精髓。我们每一位传记作者都应当有这样的体会。
     当然,除此而外,娴熟多变、富于创新的技巧,属于自己的充满个性的语言及其合情合理的想象与虚构等等,任何时候都是文学创作借以腾飞的翅膀上一系列不可或缺的羽毛。传记文学创作当然也不例外。建立于史实与本真基础之上的巍峨殿堂,同样离不开美丽的内外装饰。特别是人物传记写作要不要想象与虚构?至今还常常成为争论的焦点。这其实在《史记》与《巨人三传》中早已经解决。想象与虚构的空间究竟应该多大?倒是一个值得在创作实践中摸索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正因为文学作品,离开了想象与虚构,也就失去了艺术的创作空间,但任何事情都要把握好一个适度的问题。对于传记文学创作,这就像踩钢丝一样,凭得是长期不懈的经验和技巧的积累。

                                                                                                                       
                                                                                                                                                                                                                         2009年3月于北京


文章分类: 创作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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