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的美术史上，赵望云的重要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说他是一座承前启后影响深远的“艺术为人生”丰碑！ “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上变文言文为白话文，出现了大众化的诗，这是一场了不起的革命！赵望云在绘画上把古法变成新法，把艺术奉献给劳动者，运用民族绘画形成反映现实生活，开拓传统艺术的新天地，这也是一场了不起的革命！ 作为独树一帜的革命旗手，作为勇敢的开拓者，赵望云不仅是20世纪上半叶到“农村写生”，关注社会问题、揭露社会黑暗、表现人民大众苦难生活的先驱艺术家，而且是60年代初著名于世的“长安画派”的奠基者和创始人。 赵望云以“我手写我心/时代维妙肖”、“艺术为人生”作宗旨，以表现时代精神为要求，以批判和开拓的姿态直切劳苦大众的现实生活及其命运的转化，为上世纪初新民主主义文化吹响了中国画革命的号角！在抗日战争及其惨烈悲壮的风云中，他以画笔为武器，撰文作画，主编《抗战画刊》，体现了一个爱国的正直艺术家自觉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奉献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他以秦陇高原作为艺术基地，保护文物古迹组建画会，培养学生，组织创作，开设展览，开拓文博，成为最早以大西北的崇山峻岭、戈壁草原和少数民族生活与风土人情作为创作题材的典型代表。他在一生的“行万里路”中，不断地“表现”与“内化”，不断地使生活现实、传统艺术精神和相应的笔墨技巧达到高度地统一，提出了“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口号，从而成为“长安画派”起根发源的精神支撑，使这一流派的追求与形态得以确立。晚年时期，他像耕牛反刍，将内心的大自然与长期的生活体验、消化、提炼，再造纯真、静穆的意境。这种“内省式”的创作状态，是他创作生涯中的有一个高峰。作为一个非常勤奋的画家，他继承和开拓了中国的文脉，为国家和民族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艺术品，展开了一部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无言而又形象生动的人物、山水、田园诗式。他的这些佳作，都有“人与天侔”的中国哲学内涵，都有深切的人文关怀精神，都有火热的生活情感，都有中国农民的那种质朴、敦厚的内在骨气，都是由写实到写新、写意的美学体现。 赵望云对我们时代、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对我们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贡献，是独特而又杰出的！ 对于这样一位伟大的人民艺术家，历史不会忘记，人民大众也不会忘记！ 值此赵望云先生诞辰105周年之际，纪念他缅怀他，学习他高尚的人品和精湛的丹青艺术，学习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那种大无畏的拓荒精神，坚持他一生努力的艺术方向，对于今天和明天中国画的发展，乃至促进东方艺术的更大繁荣，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 他的故事从子女们的大义之举说起
赵望云先生的子女较多，可以说个个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杰出人才，其中有：著名音乐家赵季平、赵振霄、赵保平，著名国画家赵振川…… 公元2006年，是赵望云先生百年诞辰，他的子女们无私地将其珍贵遗作351幅捐赠于中国美术馆。此乃大义之举也！这，无论是对赵望云先生个人艺术，还是对其所处历史时期中国美术状况的研究，以及丰富国家美术作品的收藏，都是一大幸事！ 这年金秋的北京，天高云淡，阳光明媚。“纪念赵望云百年诞辰暨捐赠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时间是9月12日至18日。馆前，小车云集，人潮涌动，那红色的主题大字横幅和诸多的花篮、气球彩带等，都在渲染着隆重、火热地气氛。中国美术馆盛况空前！ 主办单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单位是中国美术馆、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陕西省美术家协会。 开幕时，中国美术馆大厅内来宾和观众很多，还有各大媒体的记者，不仅座无虚席，而且站着的人群都很拥挤。出席剪彩并讲话的有中国文化部、宣传部、文联、美协、国家画院、美术馆等领导人士，他们对赵望云先生的美术成就和历史功绩，都做了高度地评价；对其子女们无私奉献的大义之举，也都给予了充分的赞扬。会上，赵望云先生的继承人，著名山水画家赵振川同志也作了精彩地发言…… 接着，各大媒体都在黄金时间显要位置，报道了赵望云先生百年诞辰子女们捐赠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新闻，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反响热烈…… 连续七天的展出，观众络绎不绝，天天都是热闹非凡！人们在赵望云先生一幅幅画作跟前，流连忘返，赞不绝口…… 他从乡间走来 1906年9月30日（农历8月16日），赵望云先生出生于河北省束鹿县周家庄，一个兼营皮商但并不富裕的农户家里。他前面有7个姐姐，他是父母的老生子，深得全家溺爱。15岁时，父亲去世，从此失学，母亲便把他送到辛集镇上一家皮店中去学徒。然而，从小就有艺术天赋热爱绘画的他，并不安心此业。直到19岁那年，母亲病故了，他才在极度悲痛中结束了学徒生涯。19岁时，即1925年，他得到同县富商王西渠表兄的帮助，初次从家乡到北京求学，先后在京华美专、国立艺专，专学美术，过着极其艰苦的学习生活。 1927年，他脱离学校，进入自我学习和锻炼时期。为生计，他曾去北京师范学校、山东临清十一中学教过美术课。为反对旧国画内容空泛作风，他在绘画风格上力图具有时代价值的创新，不断进行乡村人物速写，创作出许多描写群众生活的画面，并与李苦禅等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画展，展出了他最早描写劳动人民的作品《疲劳》、《贫与病》、《厂笛》、《拓荒者》、《风雨下之民众》等，被中外人士惊赞，称他为“苍头特起”之艺术先锋。随后，他又在《骆驼月刊》、《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雪地残生》、《狼狈荒途》、《幸福梦》、《负担者》等作品，并发表他关于中国画改造问题的文章。从此，他的名声大著。 1929年之后，他又与李苦禅等合办吼虹艺术社，提倡新国画运动。在生活十分困苦又面临日本侵略中国的情况下，《吼虹月刊》出了两期，还编有《苦禅望云画集》两册，由震东书店出版发行。后社址被宪兵搜查，他携带作品出走东北，在营口、沈阳、大连等地得到同乡友人的帮助办画展，展出的作品内容主要是描写国内军阀混战中的农村荒芜景况，题材新颖，惹人注目。 次年，他在感到处处都有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威逼的沉重精神压力下，从东北回到了故乡。 1931年，他去北京拟再去东北时，“9.18”事件爆发，日寇占领了东三省，在这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时期，他用画笔作武器，积极参加抗日活动，过着动荡的生活…… 1932年，他去天津大华饭店举办画展，还将各报刊发表过的作品搜集在一起，出版了《田园集》画册，由《大公报》代办部发售全国各地。 他在后来出版发行的《赵望云农村写生集》自序中说：“我是乡间人，画自己身历其境的景物，在我感到是一种生活上的责任，此后我要以这种神圣的责任，作为终生生命之寄托。” 他坚信自己所走的以“我手写我心，时代维妙肖”、“艺术为人生”为宗旨的艺术道路是绝对正确的。
乱世中结识冯玉祥将军
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公报》，为扩充版面，提出以绘画补充新闻的办法。于是，以“平民画家”而蜚声四海的赵望云，就被聘请为《大公报》特约旅行写生记者，常在报纸上发表写生通讯，收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当中国人民面临内忧外患，国破家亡的时候，赵望云这个《大公报》的特约写生记者，就毅然地独自一人，背着纸笔，从城市回到乡村，日乘大车，夜宿小店，奔波于田间、村头、日军哨卡、逃荒的难民之中，用手中的画笔如实地记录、报道破产了的农民们如何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苦像，赤裸裸地暴露社会病态于国人之前。“农村写生”寄托了画家的满腔同情，也与中国公众忧国忧民的内心相共鸣。因此，人民大众赏识他，新闻界支持他，民主政治家和爱国将领赞扬他，一时间，他的作品不胫而走。《大公报》将他发表于报端的130幅通讯画稿集印成《赵望云农村写生集》。 他的这些别开生面的创作活动，早就引起隐居泰山天天看报的冯玉祥将军的关注与同情，冯将军经常剪报题诗。随后，冯将军就派人把他请上泰山住一个时期，两人相处密切，共同从事理想的事业。从此，他出版发行数万册的几本画集中，幅幅作品都有冯将军的题诗…… 在泰山，赵望云先生还结识了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女士及其子女，也结识了赖亚力、王倬如、董志诚、吴组缃、魏风楼、张锋伯等人士…… 1934年伊始，春风不知国破恨，依旧又绿江南岸时，赵望云先生继关内广大农村通讯画写生之后，又受《大公报》的约请，与文字记者杨汝全同行，开始了塞上写生活动。他们由唐山市西行，冒险穿过当时日寇占领区的罗文峪、喜峰口，又经古北口到八达岭、张家口、张北县一带，还到山西的大同和内蒙古草原……归来时，赵望云先生已完成百余幅画作，除发表于天津《大公报》之外，又出版了经冯玉祥将军题诗的《赵望云塞上写生集》，再次彰显了“大众时代”的艺术。冯玉祥将军在《赵望云塞上写生集》序言中说：“’大众时代’的艺术，已经不是少数有闲阶级或有钱阶级的消遣品了。现代艺术的价值已经不在于形态的美丽和雕刻的精致，而是在于深刻地描写现实社会的真相……赵君望云认清这个迫切的艺术任务，独能勇敢地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深入劳苦大众的群里描写他们的实际生活……” 同年底，他还应江西基督教会的邀请，赴江西南城、黎川等地，为《大公报》作速写画稿…… 把诗画刻在泰山上 1935年秋季，赵望云先生全家移住泰山，为的是方便监督石工镌刻他与冯玉祥将军合作的诗画。在这之前，冯将军要他画泰山山麓人民生活，他画出了48幅反映泰山人民生存状态的作品，冯将军配诗48首。然后采用崂山特制的方石请石工镌刻，以此作为冯将军曾居住泰山的永久纪念。经过一段时间，在赵望云先生精心指导与监督下，48方石刻终于完成，并拓印出来，制成《泰山社会写生石刻诗画集》，由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作序，于1938年2月在武汉出版发行。 老舍先生在序言中说：“每逢看见国画的山水，不由的我就要问：为什么那小桥上，流水旁，秋柳下，于茅屋中，总是那一二宽衣博带，悠悠自得的老头儿呢？难道山间水畔，除了那爱看云石的老翁，就没有别的居民？除了寻诗踏雪的风趣，就没有别种生活吗？…… “直到今天，这现象依然存在，虽然革命历有年所，而艺术颇想普罗。”老舍先生又说：“宫殿之美，亭园之胜，所以粉饰太平…… “前几年，冯先生住在泰山。泰山不是上自皇帝重臣，下至文人骚士，所必游览的五岳之一么？按说，冯先生就该夏观日出，冬眺松雪，每有灵感，发为诗词，岂不地灵人杰，相得益彰？可是他偏爱留神山上山下的民间生活：见了缠足的妇女，他觉得可怜；看到老人推磨，他想到近世的机械发明，与我们的事事落伍……人人引起他的同情，事事激起他的愤慨。于是他就创立了十五处小学，给予平民子弟以受教育的机会。更造起陈列馆来，广收科学仪器、植物标本、艺术作品，与卫生图表等等，教老百姓们开开眼，长点知识。每一得暇，他便去访问居民；每得机会，便帮助他们做些有益与大家的事。慢慢的，那里成了个教育中心；虽王公大人还是到那里游玩散闷，可是冯先生心中却另有一座泰山------泰山是老百姓的，老百姓缺衣缺食，穷困无知，便是泰山之耻；古迹怎样多，风景怎样美，都在其次；百姓不富不强，连国家也难保住，何况泰山！ “陈列馆中最近的添置是48块刻石，刻的是泰山民间的生活情形。冯先生虽已与泰山居民打成一家，可是他怕一离开那里，大家就松懒下来，忘去他的指示，而旧病复发；若是刻在石上，安在馆中，图是真情，诗是实话，带来看看，总足以提醒大家，应当一致努力。再说远处人民来朝山拜顶的，生活情形本于此差不多，看看这些也能得点教训。还有，那登泰山而小天下，自以为了不得的人们，见此也得倒吸一口凉气，知道活的泰山原来另有一番光景，并非只有松石古迹而没有受罪的活人。 “刻石上的诗是冯先生作的，字也是他写的。那些诗既不以风花雪月为题，自然用不着雕词镂句；他老是谦意的名之为“丘八诗”，其实句句是真，自具苦心也。至于那些字，恐怕连他自己也不忍过于谦虚：写的确是雄浑大方。那些图，是出自赵望云先生之手。事真凑巧，冯先生同情老百姓，爱助老百姓，愿替老百姓做事说话，甚至把老百姓的真情实况刻在石上，恰好就有个生在民间，喜爱乡村的画家来帮忙。赵先生的山水画本来就很有功夫，可是他不喜山水里那些古装的老翁，所以在乡间细细的观察，深深的揣摸，要把活人活事放在图画里，以求抓住民间的现实生活，使艺术不永远寄存在虚无缥缈之间。他来到泰山，冯先生便托他画图。诗成图就，便利用山上的青钢石------色青而质硬，用手指一敲，便铛铛的响------雇来本地的几名石匠，开始平石刻字，乡下的石匠不免有些土气，可是冯先生不肯另找名手，把饭被外人吃了去。事在人为，赵先生亲自去监工，与工人一同蹲在那里，有说有笑，可眼睛管事，一笔也不将就；结果，48块都刻得非常满意。 “……国家的衰弱，根本因为民力的单薄；民裕国才能富，民聪国才会强。这是冯先生时时向人提醒的一点，也就是这些刻石的所由来。……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事尚可为，过勿惮改…… 旅行鲁西、津浦、江浙一带写生作画 1935年秋季，苏鲁边界发生水灾，赵望云先生受《大公报》之约，与报社文字记者萧乾一道前去做灾区情况特写。他们从天津出发，先在济南采访，然后去济宁。济宁城内遍地是难民，城外是汪洋大海，田地房舍全已淹没。景况十分悲惨，其中有：“一家人躲在摇摇欲坠的屋顶上，已经奄奄一息了，屋旁冒出水面有一棵老树，他们在剥着树皮和树叶充饥。汹涌的急流在暴涨……”、“一家农民大小逃出灾区，衣食无着------他们的生命从死亡的边缘逃过来，等待他们的依然是死亡！农民夫妇俩怀里抱着小女儿，他们噙着泪水让她等待着买主……” 黄蒙田先生评述说：“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场面！那时候具备望云同样白描功夫的画家不是没有，何以只有他在这方面付出最大的劳动呢？又何以他画得如此感人呢？我想一个画家拥有技术功夫是一件事，这是画家的出身、生活和对生活的认识决定了的。望云了解、同情当时人民的痛苦，更重要的是认识到应该有责任用自己的艺术技巧传达人民的痛苦……他面对着这些破产了的农村，进行速写的时候，不是以一个旁观者无动于衷的态度去画，而是对它们充满深厚的感情，人们才有可能从这些画受到深刻感染。” 1936年，冯玉祥将军去南京，赵望云先生被约同往，同往南京头条巷冯先生办公处。在冯先生大力帮助和主持下，赵望云先生在南京华侨招待所举行了旅行印象画屋。徐悲鸿、田汉、马彦祥、吴组缃、萧乾等人士都去协助展出和宣传。前去参观的人很多，其中有于右任等名流。画展后，作品由徐悲鸿题签，《大公报》报社在上海出版了一本《赵望云旅行印象画选集》。 随后，天津《大公报》出上海版，又约赵先生赴江浙等南方各省采访写生…… 这期间，赵先生还在上海《宇宙风》杂志上发表了农村故事连环画《秃子的故事》。 1937年，他又应津浦路管理局之约，旅行津浦全线，描绘沿线的风景和人民生活以备在各站悬挂，不幸“七七”事变爆发，惨烈而又悲壮的抗日战争开始…… 主编《抗战画刊》 抗日战争爆发后，冯玉祥将军出任第六战区长官。赵望云先生应冯将军约请与他一同去郑州、去黄河北岸一带做战地宣传…… 抗日宣传活动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而不断转移地方的。抗战大后方中心城市，自上海、南京失守后，就退到武汉，再迁至重庆。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很多急国家和民族所急爱国热情高涨的文艺工作者，如：郭沫若、田汉、阳翰笙、徐悲鸿、翦伯赞、老舍、吴组缃、高龙生、汪子美等等，都像赵望云一样，跟踪云集于这几个城市，努力去做抗战工作。在民族存亡的关头，他们与民众是血肉相连的。他们宣传抗战符合人民群众的心愿；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情也鼓舞了他们。 在冯玉祥将军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他们成立了全国文艺抗敌协会。以后又成立了“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赵望云出任常务理事，主编《抗战画报》。那时，冯玉祥奉令检阅后方驻军，赵望云等人跟随冯将军走访了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很多地方…… 从1938年到1941年，在日寇飞机不断轰炸中，赵望云都一直坚持在重庆、璧山主办很受大众喜爱的《抗战画刊》，他不仅为抗日救国做了贡献，而且通过办画刊广泛地团结了美术界的朋友，更丰富了阅历，提高了修养和艺术技巧，这对他后来的发展，无论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他还兼任中苏文化协会理事，办理过一些中苏美术品交流事宜。关山月来重庆后，他又与关山月共同举办画展，冯将军帮助推销义卖这些展品，还出版了《冯玉祥赵望云抗战诗话选》…… 去大西北写生 1941年，冯玉祥将军遭受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排挤。赵望云主编的《抗战画刊》被迫停刊。尔后，他就开始了职业画家的生活。当时任美术编辑的彭华士评述说：“一个艺术家的骨气是很重要的，赵望云就具有中国农民身上的那股骨气。想当时在重庆，赵望云也是社会上一位头面人物，只要肯稍事活动，就可以当上一个艺术院校的校长，记得每提起这种事他就很生气，宁愿卖画度生，也不与政界来往，不肯向国民党的大官们低头，显出一种傲骨。”后来，在友人王志之和老舍好友侯宝璋教授等人的安排下，他携带数十幅画作去成都举办画展卖画，并与著名古典派画家张大千交往较多，是他欣赏到许多古代绘画名作，从而在传统技法上获得很大益处。这两位大师的友情在中国绘画史上传为佳话。 除张大千外，与赵望云交往甚密的还有关山月、黎雄才、董寿平等画家，他们曾一起居住在灌县、青城山等地搞创作，又去川西风景区五通桥、牛花溪和峨眉山…… 1942年，在嘉定举行一次画展后，患病月余的赵望云先生便与爱人杨素芳、二子振霄和学生杨乡生一同去西安，在同乡魏瘦鹏的帮助下把家安住在甜水井大有巷3号。不久，他便与学生杨乡生同行去河西走廊等地写生，体验了少数民族的生活和看到了富有大西北气派的崇山峻岭，速写了祁连山的自然风光和哈萨克的赛马、姑娘追、刁羊等风情场面…… 1943年，赵望云先生携带着西北旅行的作品再次去重庆办画展，又得到了冯玉祥将军的支持和帮助。画展时，冯玉祥、郭沫若、茅盾、老舍、田汉、阳翰笙等人士都前去捧场，周恩来同志也去参观，还托人邀请他在方便时可去延安等边区一游。同年，重庆《新华日报》在关于赵望云画展的报道中说：“……陪都迩来画展之多，几有目不暇接之势，但能如赵氏之刻画民间疾苦，取材于现实生活者，尚不多见。”同年，东方书社在成都出版了《赵望云西北旅行画记》。 为了再游大西北，他便与关山月、张振锋等人从成都回西安举办三人画展筹备远游旅费，然后从西安顺西兰公路西行，他们骑着骆驼，以西瓜当水喝，锅盔当粮食，经兰州、武威、张掖，在河西走廊的戈壁上走了一个多月，西出嘉峪关到敦煌，在千佛洞得览古代美术之精华，并对历代壁画作临摹研究，他们一起在昏暗的窑洞里临画，一起在千佛洞前的杨树林里捡蘑菇，中秋晚上一起在旷远的大漠上赏月，白天画累了就一同坐在石板上------听着吱吱的风沙声夹着遥远的驼铃声，交谈着对艺术的体会与见解……勤奋的赵望云先生还画了许多山林风景和大西北特有的自然风光，对藏族、哈萨克等游牧生活情景也有许多画作描述。这次远游，收获颇丰，直到春节前才返回。 1944年秋天，日寇向西北进攻，潼关吃紧，人心慌乱，赵望云先生便举家迁往甘肃平凉，在比较安静的环境中，他终日埋头作画，整理西北旅行画稿。 1945年日寇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胜利了！在举国欢庆中，赵望云先生有把家迁回了西安，从此就定居西安，并先后在平凉、银川、西安、开封等地举办画展，全家生活均赖画展收入维持。在以后的几年内，为方便画家，他帮助田亚民在西安南门组成“青门美术供应社”，专为各地画家包办画展，并没有装裱业务。各地画家委托“青门美术社”办过画展，有徐悲鸿、张大千、黎雄才、李剑晨、关山月等名画家。赵先生的画展也委托“青门美术馆”在全国各地举办。 由于赵望云先生现实主义新风格在全国的巨大影响和他崇高的威望，找上门来拜他为师的人较多，其中杰出的弟子黄胄、方济众、徐广之等。他把学生们都当成自己的儿女一样看待，有的还管吃管住贯穿，尽管他并不富裕。 1948年，赵望云先生在学生黄胄的陪同下，第三次旅行大西北。至青海写生后，在兰州举办画展。经张治中将军协助，远游新疆，在迪化（乌鲁木齐）完成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数十幅，由天山学会出版画册。 1949年初，常听广抪的赵望云先生，得知北平已解放，一些文艺界友人已去北平，心里很高兴，向西安的朋友谈起想就近能去陕北看看。也许就因这惹了祸。更重要的是他“平民画家”的画风，朴实正直的人品和始终不与反动派同流合污的昂扬性格，为争取民族解放的献身精神使特务们很恼火。这年阴历2月初的一天夜里国民党特务员突然闯入家门，将赵先生逮捕，指控他与北平文化界有关系，与延安有往来，还说他自新疆回来时去过延安，负有联络西北文艺青年的任务。赵先生一时下落不明，家人万分焦虑，处境万分焦虑，处境万分艰难------万一赵先生生命不保，全家大小十多口人的生活怎么办？于是家人和他的学生徐广之、方济众等就四处奔走，多方打听，知道有人来家要赵先生的换洗衣服，亲人们才略为宽心，知道他仍在西安。过几天又来人要赵先生的作画工具，才得知他被关押在“太阳庙门”的牢房里。当徐广之等人在幽暗狭小的牢房里见到老师时，只见他眼窝深陷，面容憔悴，相对无言。他在狱中刑讯关押了三个多月后，才在西安解放前几天经张治中将军保释和陶峙岳将军来电营救释放。当西安解放后的第二天，中共西北局就派人探望赵先生，接着延安来的文艺界同志们也纷纷到他家进行慰问，还差了许多面粉和布匹，帮助他妥善安排家里的生活。截然不同的两种待遇，使他万分激动地说：“久已盼望的共产党，终于盼到了。” 后经他推荐，他的学生黄胄、方济众、徐广之等人，都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 创立“长安画派” 赵望云先生满腔热情地迎接西安的解放与庆幸自己的新生。他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爱护，不顾狱中受的损伤，愉快地接受党给予的工作任务。 1949年7月，他应邀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选为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理事。会后他加入代表参观团赴东北参观。 通过学习，他深有领悟地说：“过去我走路，看不见前边，只能回过头看到后边自己走过的路。现在，能看到前边的路了，这条路是一条宽广的人民的艺术之路，是我久已向往着的。” 1950年，西北军正委员会成立，赵望云先生代表文艺界在成立会上发言，并被任命为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兼西北文化部文物处处长，主管文物、图书等事业。 这年10月，他同文物处副处长张明坦同志一起，去敦煌接管莫高窟。冬季，他又到郃阳参加土改，配合运动画出连环画《一贯信道不得》40幅，在西安《群众日报》上连载发表。 1952年，文物处改为社会文化处，各地文物馆也收归管理，着重历史文物的搜集与保管。在赵望云先生的组织领导下，把西安文庙加以修缮，建立西北历史博物馆（今陕西省博物馆）。 这年9月，根据中央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指示成立甘肃炳灵寺石窟勘察团，赵望云任团长，成员有常书鸿、吴作人、张仃、李可染、李瑞年、夏同光、段文杰、冯国瑞等人，到寺沟峡对炳灵寺石窟进行了首次勘察…… 1953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改为行政委员会，赵望云先生被任命为西北文化局副局长，他组织保护发掘了半坡遗址，还到甘肃天水检查麦积山勘察团的工作…… 这年9月，赵望云先生赴北京出席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他当选为中国美协常务理事，会后他又被选为陕西省美协主席…… 1956年，赵望云先生从国画研究会挑选出康师尧、何海霞、陈瑶生、叶访樵、郑乃珖五位画家到美协工作，充实国画创作力量。随后他和石鲁被组织派赴阿联（埃及）参加国际艺术会议，在开罗等地访问写生，历时3个多月，并将反映阿联风景和人民生活的作品，在开罗展出。他们归国后又在西安和北京展出，印行出版《赵望云石鲁访问埃及画选集》。 1957年，赵望云先生应聘为西安美术专科学校（现为西安美术学院）教授。这年党的整风运动开始后，他和石鲁等人还举办《山区画展》。 1958年，赵望云先生当选为陕西省第二届人大代表、陕西省政协委员。这年底，在一次美协干部会上，他被突然宣布为：“定为右派，不以右派论处。” 1959年，戴着所谓“右派”帽的赵先生，除了参加体力劳动、主持他职务范围内的工作之外，还与石鲁、刘旷、何海霞、康师尧、李梓盛等人多次外出写生。 首都全国人民大会堂陕西厅的大幅画作《陕北之春》，就出自赵望云先生之手。 1960年，陕西省统战部调赵先生去北京社会主义学院离职学习一年。在北京，他认真地研读了马列主义著作，思想上得到了新的提高。学习期间，他受到习仲勋、陈毅、艾思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 1961年10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了赵望云先生的20多幅精品力作，同时展出的还有石鲁、何海霞、方济众、康师尧、李梓盛等人的一些力作。这些生动而又自然、古朴清新、笔墨沉稳、朴茂苍劲、“不假装饰而成真趣”、善于表现平民的劳动生活、善于反映塞外风光和边疆面貌的国画作品，构成了强大的视觉冲击力，震撼着广大观众的心灵，在古往今来的中国绘画史上，都是耳目一新的鼎力之作！人们惊喜地冠之为“长安画派”！“长安画派”的崛起，“长安画派”的崭新面貌，“长安画派”强大的创作实力，震惊了中国画坛，影响深远…… 关于“长安画派”许多名家都有评述。黄苗子说：解放后，赵望云长期住在西安，他一面担任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主席等职务，一面夜以继日地努力作画。由于在西安住长了，收到他的画风影响的人不少，这就是十年浩劫以前和“金陵画派”、“岭南画派”等并称的“长安画派”的来源这个画派，以写生为主要手段，参考古人前人的技法而绝不一味追求和死守这些技法，正因为这样，他们的作品，较少地受到前人框框套套的拘束，能够大胆创新，赋予国画以时代精神。 叶浅予说：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安，是中国西北地区的文化中心，许多优秀的画家集中在这里。除了望云，还有袁白青、郑乃光、蔡鹤洲、康师尧等。西安解放后，来了石鲁、李梓盛、何海霞、罗铭等。以他们为骨干，加上方济众等后起之秀，组成了一支相当大的中国画家队伍。这支队伍的核心是赵望云。他们的共同目标是：要把西北地区的自然和社会面貌，用民族绘画的方法表现出来。1961年，西安美协在北京的首次中国画展，体现了这个目标，显示出先的地方艺术特点。从此，中国大地上开出了“长安画派”这一朵鲜花。长安画派的崛起，给中国美术界指出了一条道路，表明艺术不但要有民族性，而且要有地方性。 常书鸿说：地方生活的特点，对画派与风格的形成很重要。在欧洲有个巴比松画派，米勒这个人把他在巴比松村看到和感觉到的，都用写实的画法画出来，很有地方特色。陕西是我国古代建都的地方，有秦始皇陵、武则天陵等等遗址，传统丰富而且很巩固，怎么也掩饰不掉，望云生活创作在这个地方，能消化传统，并能创造地方的新风格。他画陕北小驴子，用的是他自己的一套土生土养的方法，很有特点。 然而，作为“长安画派”的领军人物，作为开路先锋，赵望云先生头上那顶“英须有”的“右派”帽，何时能搞掉？直到1962年6月，石鲁才在一次西安美协的会上宣布：赵望云的“右派”问题已告结束，应恢复正常工作。这时，赵望云先生如释重负，他的精神获得了进一步的解放。 1962年的7月，时任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的常黎夫同志约请赵望云先生与他同去甘肃、青海视察、写生、体验生活。那天，他同停学在家的振川等随员坐上了常部长派来接他的专车…… 对于这次活动，赵振川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我们先到了兰州……由兰州出发，向河西走廊西行。父亲过去已经顺着这一条路线做过四次壮游，故地重游使父亲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在天祝藏族自治县吃过午饭即登程赶路，路旁是橙黄的麦田，远方的蓝天映衬着乌鞘岭的雪峰，父亲完全被这壮观的西北风光陶醉了。 “一路所见，荒漠秃岭、戈壁滩、劳动者、小毛驴、大骆驼、土屋、古柳，这些大西北特有的景物是我自小就从父亲的画幅中所熟悉的东西。 “汽车在一个山顶上停了下来，我们下车观察这一带的山脉，画速写。当天下午到达武威。在武威小住两天，除了整理写生稿，还参观了一座规模很大的佛寺。 “从武威前行，就是河西走廊的又一重镇张掖，由张掖向南，来到祁连山北麓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途中碰到许多西北奇观。这里的天气变化莫测，时而暴雨，时而冰雹。祁连山下的暴雨真奇特，近处的山峰被乌云风雨笼罩着，远处的雪峰却在橙色的阳光中闪烁着透明的光，牧人和牲畜在风雨中欢跳，毫无惧色。壮丽的暴风雨，彪悍的牧民，点燃了父亲灵感的火花，《风雨归牧》这幅画就是在这里得到的启发。父亲在这里画了不少裕固族人民的生活和风情速写。 “酒泉是裕固族自治县之后的又一站，这里的千年古杨，又是父亲的猎取物。从酒泉西行，过了玉门关，几乎全是茫茫大戈壁和沙漠了。 “安西是古代军事重镇，这里水草丰茂，堪称戈壁上的绿洲。当时正值秋熟季节，主人用当地特产的甜瓜招待我们，其滋味如同蜜酿，印象太深了。这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小毛驴，随处可见。 “由安西前行就到了举世闻名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这是父亲第三次来到千佛洞。抗日战争后期，他和关山月夫妇，张振铎骑骆驼，啃锅盔历尽艰险从成都来到这里，临摹壁画，学习我国古代绘画艺术精华，从而使他的画风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他于五十年代初和张明坦同志受人民之托前来接管千佛洞，并和常书鸿同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次来到敦煌，又收到敦煌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的热情接待，大家在一起研究千佛洞的艺术，父亲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在这里住了三、四天。 “从敦煌向南车行约半天，到达甘、青边界的肃北蒙族自治县。这里是典型的内陆高原，虽时值八月，却十分寒冷。与我们同行的是青海和甘肃省的两位画家，我们在那里画了两天，继续西行，进入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境，在一个名叫“海子”的牧场过夜。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段路途中，我们穿越了一片宽阔的沙漠。沙漠的黄金波浪，映衬着一座座暗青色的怪石嶙嶙的小山峰，像圣灵居住的群岛漂浮在奇异的大海上；色彩的明快与深沉形成强烈对比显现着神异的景观。 “在牧场上，我们在哈萨克的帐篷里过夜。牧场的夏天真美，马群、羊群、驼群，散布在广袤的草原上。父亲为了抢时间，刚下车就开始紧张地写生，直到日落西山，余晖既进才收笔。 “草原的早晨更美，那奔腾的群马，像洪水迅猛而过，其声犹如沉闷的雷声，由远而近，震人心魄；远处驼群，却像巡海的舰船，在地平线上缓慢地游弋；羊群真是民歌唱的那样，如团团翻滚的白云，与蓝天绿野相辉映。还有热情好客的哈萨克。草原的一切都使父亲陶醉，只见他低着头，不停地画着。 “翻过当金山口就进入青海省，我们来到一个藏民的牧场。除了马和羊之外，牛毛织的帐篷和牦牛是这里的特色。牦牛一见汽车开过来，尾巴翘的老高，到处乱跑。我们来到藏民的帐篷里做客。藏民对我们这些远方来客是极热情的。她们用牛粪干擦洗的小碗，盛了满满的奶茶敬了上来。我心里直犯疑，怎么也喝不下那奶茶。但是父亲却毫不介意，端起碗一饮而尽。就在那顶小帐篷内，他画下了这一个藏族家庭。 “青海的高原牧场和勇敢的藏族男女，好像有一种强大的魅力，激发了父亲的创作热情。除了水墨写生，他还作了大量的钢笔速写。他饱含激情去访问。接触，去洞察牧民特有的内在气质，对一切都充满了炽热的感情。这种感情融汇于笔墨，表现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活力、浑厚的泥土气息和壮阔的西北气概。因此，他的画既不是生硬的自然再现也不是传统技法的照搬。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大约三天之后，我们又驱车前往大柴旦。大柴旦是青海高原上的一座新兴工业城镇，我们参观了市容和工业区，作短暂停留后，就沿柴达木盆地向青海省的首府西宁前进，途中在德今哈过夜，在茶卡参观了著名的茶卡盐湖，而后沿着青海湖畔，翻过日月山就到西宁了。 “我们作了小小的休整，又取道大通直赴祁连县（八宝）。祁连县位于祁连山南坡，风景极其壮丽。在巍峨的雪山下面布满了高大挺拔的冷杉林，山谷中淌着融雪汇成的小溪，有趣的养鹿场就分布在这林谷间，和我们前一段上千公里旅途中之所见又是另一番景色。 “父亲一生对树的画法有过精深的研究，而对祁连冷杉尤甚。他在祁连又画了大量的衫林、雪峰、鹿场。 “一周后，我们返回西宁，受到青海省委热情、周到的接待，并隆重地举办看一个赵望云旅行写生画展，展品约200幅，全都是旅途中的写生和创作。《青海日报》作了专题报道，受到青海各界的评赞。 “我们在西宁欢度国庆节，节后不久返回兰州，整理画稿。在甘肃省委及美术界的热情安排下，又在兰州举办了一个更加充实的画展，《甘肃日报》开辟专栏画刊，出版社编印了画集：《赵望云祁连山写生》。 “十一月初，我们由兰州返回西安。在西北局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又举办了一个赵望云甘肃青海写生画展，展品250余幅。 “这一次西北之行，历时百余日，行程数千公里，收获是丰硕的。我发现，父亲虽然年逾花甲，可是，当他回归大自然时处处显露出一种童心。 1963年至1966年期间，赵望云又随那时的陕西省长李启明视察农田建设，深入渭南，澄城农村写生；为准备参加庆祝建国十五周年美展作品，赵先生同李梓盛、吴世光一道去秦岭林区写生，他创作出参展作品《丛林耸翠》；又与石鲁、何海霞、李梓盛等人赴安康深山中著名的植桑养蚕之乡朝天河深入生活，他创作了《桑山行》组画；正当他与刘旷等人从商洛专区丹阳县深山区写生和体验生活回到西安主持美协工作、筹办画展时，“十年浩劫”的“文革”风景开始了，他被卷入到运动的洪流中…… 晚年返朴归真 1966年—1977年，是赵望云“艺术为人生”之路的晚年阶段，他的亲属们、友人们有这样一些回忆： 1966年6月初，赵望云刚从商洛山区回到西安，即被“造反派”扣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老右派”等大帽子，遭到残酷斗争。几年中，大字报、批斗会、游街、抄家、学习班、劳动体罚等等使他经受了难以想象的凌辱和折磨。在那些人妖颠倒、是非混淆、血雨腥风的日日夜夜里，家人们担惊受怕，尝尝以泪洗面；善良的群众无论是认识他或不认识的，都不忍观睹他被批斗的情景，纷纷扭头落泪；学生们不怕受牵连不怕受影响，只担心他的安危，而又无法保护自己敬爱的老师…… 1968年5月中的一天，一个手拿大头棒的暴徒口里骂骂咧咧地突然闯进了赵家，见家人们不在，就举起大头棒恶狠狠地朝赵望云劈头盖脸地打过去赵望云立刻被打得头破血流，昏死倒地。这个暴徒见状还说：“你这个老右派不经打，装死！”然后扬长而去。这时，一个常在赵家居住的学生锁成佑从另一间房里闻讯赶来，急忙背起老师就往医院跑去，赵望云的鲜血一路上滴滴答答地流淌着……经医院抢救，经家人们精心呵护，赵望云的生命虽然保住了，但从此就半身不遂，严重地损伤了他的健康。 面对残暴，失去自由的赵望云努力保持着一个人应有的尊严，从不说违心语，并关注着其他老画家、老朋友的安危。 1970年春节前夕，他的所谓“问题”被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宣布“解放”。重新获得人身自由的赵望云和家人一起过了四年来第一个比较轻松愉快的春节。此后他逐渐恢复了有限的艺术活动，或同一群爱好美术的青年交谈，或把“造反派”发还的画一张一张地挂起来欣赏，或画一点册页。 不久，赵望云随一批老作家、科学家、教育工作者疏散到泾阳县农村，和一位老教育工作者同住一户农家。两位老人得到了房东热情的关照。在这里，赵望云有机会与不少劫后余生的老朋友会聚，偶尔也画两笔画。当时他的精神还好，仍带病参加劳动，如摘棉花、收玉米等农活。 1971年秋天，在田野一片黄金的的风景中，赵望云回到了西安，这时林彪集团败露，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赵望云的健康状况虽然很差，但精神尚好，经常给孩子们回忆他走南闯北的趣闻，或青少年时代在故乡的往事。有时一谈几个小时，高兴时不禁放声大笑起来。有时一谈几个小时，高兴时不禁放声大笑起来。这一年，他陆续为子女和友人画了几本画册。 在一个天高云淡丽日和风暖洋洋的日子里，赵望云让家人搀扶着回到他亲手筹建起来的陕西省博物馆。他楼上楼下里里外外仔细地端详着这里的一切。这座举世闻名的博物馆一瓦一舍都渗透着他的汗水和心血。 “赵老师！您身体这么不好，干嘛还来呵？”有人问。 “想它呢！”他勉力地微笑着说。 在“文革”中同样受到残酷打击非人折磨的石鲁，借同院居住之便，常来家与赵望云攀谈，有时还提着大幅书法送来，两人品评一番。1972年春，石鲁为赵望云所作山水册页题款数幅： “艺高人贵，术巧成风。” “观望云之画，自然朴实，生气勃勃，洞悉西北高原之气息，可谓之神矣，谨观志题。” “观望云之画如自然之再造也，落落大方，骨高气淳，出对大自然独制格局，无愧于前人之别作也。艺贵独创，犹贵于人品，此之一代画师也。濛濛雨露下甘霖，山川无处不生春，操管如生称大作，清坛无不敬先生。” 1972年夏秋之际，负有接待贵宾任务的西安丈八沟宾馆邀请赵望云、叶访樵、陈之中三人前去完成一批布置画。赵望云当时正在病中，生活已不能自醒，可是他说：“我要给国家留下一点东西。”于是去后的3个多月时间里，赵望云带病工作，用丈二匹萱纸画了几张大山水画，有《深入祁连山》、《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等。由于房间小画太大，只能把宣纸一点一点地放开画。这一次义务创作使他过于劳累，待工作结束回到家里，身体长时间缓不过来，甚至两度休克。 1973年是赵望云自“文革”以来的创作盛期，《登高图》、《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深夜行》等许多画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之作。由于右腿病瘫，下地行动很觉困难，只能坐在床上，就这一张旧三斗桌作画。他右手也很不灵便，划火柴点烟，用筷子吃饭都显得困难，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提起笔来竟非常稳当自如像健康时一样。 这年夏季，西安外贸部门派人来家动员赵望云作画供应国际市场，他高兴地答应了，但对他们提出的画文人仕女画的要求未置可否，只是此后交给外贸部门的作品，仍是他一生致力描写中国农村题材的作品。这年秋天时，外贸国画展在西安东大街一家银行举办，展出了一些老画家的作品，赵望云也兴致勃勃地扶杖前去参观。 这年的11月，在冰天雪地中，被下放汉中的方济众出差途径西安，特意下车前来探望他敬爱的老师。赵望云感到十分欣慰，就为方济众夫妇作册页相赠，册首题记:“是日小雪放晴精神倍好，自中午至黄昏，作画十幅尚未觉困倦，写此数语供挺文济众存念。望云年来多病，近日稍感欣愈写此数幅略示阔别想念之情。” 还在这年秋季时，赵望云就从美协旧居迁至西安市莲湖路一套两居室居住。房间很小，家里人回去多了，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孩子们还是精心为父亲布置了一间画室，此后，他就在这里作画。这时，经常有一些朋友来看望他。一些热爱美术的青年也常来观看他作画，有时画作刚完成就被守候在一旁的客人要走。他认为，把作品送给这些人都会保存得很好，只要人家喜欢，他总是挑好的送人。 他晚年作品的题材仍以西北风光为主：秦岭峡谷的驮夫，黄土崖畔的毛驴队，陕西盆地的棕榈，祁连山、天山的雪峰，幽谷密林的小溪……画风也有新的变化，形式更单纯，笔墨更凝练，意境更高雅深邃，朴素的画面萦绕着静谧的气氛。 1974年，“四人帮”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股批黑画的妖风，陕西省亦被列为重点。他们在美术界的代理人派人来到西安督催检查，又是批判会，又是“黑画展”，兴师动众，喧嚣一时。所谓“黑画”实际上是那些不合“四人帮”口味的国画。赵望云自然也被列上了他们批判的名单，他们到丈八沟宾馆去检查布置画，并在“黑画展”上挂出了赵望云的国画十多幅，给他强加上“黑画家”、“安东尼奥尼”等罪名。这时，有人来要他承认错误，可是他保持沉默。他认为那种批判尽是那些无稽之谈，根本不予理睬。然而，这一次打击，毕竟使老人的内心又一次受到严重的创伤，他明显地老了，言谈渐少，精力不济，口齿含糊，时而意识不清，健康日趋衰弱。他不得不暂时搁下了手中的画笔。 但是他对美的追求从来都没停止过，观念明确而又坚定。世上的风风雨雨对他来说已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了，只要有一个生存的角落空间，他就要表现，要用生命去抒写终生追求的美。 1975年，他多次犯病，在天气转暖之后，身体稍有好转便又拿笔作画。亲人劝告他：“你不要画了，歇着吧。”他说：“画画是我的精神寄托，不画画，我很难受呵！”他每天都把精神最好的时候，用在了作画上。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病逝的噩耗刚刚抪出，正在穿衣起床的赵望云顿时失声痛哭起来，赵夫人也陪着落泪。周总理是他最景仰的人，过去每每谈起他与周总理的几次会见与接触，他都显露出激动的神情。这一天，他恭恭敬敬戴起黑纱，以表示对总理的尊敬和悼念。 这年夏秋之际，西安地区发布地震预报，住在郊区师范大学的二女桂敏夫妇将老父接到自己家中。老人在这里会见了老朋友，陕西师范大学校长，河北束鹿同乡刘泽如，他们相互鼓励，一定要活下去，将来要看个最后结局。他在师大画了许多幅画作赠送给老师和工作人员。 这一手是他艺术生涯的最后一个高潮，整整完成了一百副作品。这是在他心脏功能下降，多种疾病缠身，精力日衰的情况下做到的。每天上午是他精神较好的时候，他照例要起床作画，不能长坐，就靠在病榻上画，画完就挂上墙，静静地看一会，再取下来添上几笔。这时，他已精力耗尽，往往无力题款，就躺下睡了。他是在极力拼搏，对个人、对整个时代做着艺术的总结呵！孙美兰评述说：“这些画充满着东去春来的欢乐和喜悦之情，好像是以往佳作的姐妹篇。这里有对过去生活的怀想，也有对未来更美好生活的追求……”孙美兰还说：赵望云的作品渗透着西北黄土高原的风土人情，把劳动生活的美和祖国大自然的美融成一片，有一种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香醇的泥土气味。愈到晚年，其艺术愈加光华灿烂，显示出不假雕饰，自然厚朴的风格特点。” 赵望云身体本来很好，“文革”前，他已年近花甲，看见孩子们踢毽子，他也参加踢毽，尚能给孩子们表演几个难度很大的动作。在长期旅行写生或下乡体验生活时从未生过病。可是现在已伤残得不能行走了。他越是不能行走，不能外出，就越是向往自由自在的旅行写生生活。他喜欢听孩子们一段一段地替他念《赵望云农村写生集》、《赵望云西北旅行画记》等几本他青年时代出版的书，回味写生漫游的往事；喜欢听孩子们为他读报，每当听到好消息时，他都很激动，为祖国的强大而高兴；他也喜欢听下乡归来的孩子讲述外界的见闻，对大自然界的新鲜事物始终都保持着一颗童心。七儿保平从汉中回来，向他讲述陕南景色，使他兴奋异常。晚秋的一天黄昏，从华县回来的五儿振武搀扶着步履艰难的老父亲在莲湖路的林荫下散步，他满怀信心地对孩子说：“等腿好了，我要去华县，看看你们那里的十里杏花，那里很美。” 就在中国人民迎接十年浩劫之后的第一个春天的时候，赵望云的健康严重恶化了。 1977年3月初，与他在一起生活的三儿子振川被派往农村工作，振川想推掉此事，留下来照顾重病的父亲，但是，赵望云对儿子说：“如果有机会到生活中去就一定要去，这是件好事情。” 这年3月20日，他的内脏出血，腹痛难忍。 这年3月22日，他在家里带病接待了最后一位外地客人。这人叫刘欣，是一位爱好美术的青年，带着远居成都的老朋友老画家吴一峰的信，特地从四川来拜访他。老人向来喜爱勤劳好学的后生，对这一位远道而来的青年亦多有勉励，对其习作，不仅指出不足之处，还坐在床上用笔示范。临别，赵望云艰难地强扶病体画了两幅农村小景，一赠来客，一请带吴一峰的孩子。这两幅小景画竟是赵望云的绝笔之作。 这年的3月24日，他强忍病痛，对守护在身旁的四儿子季平厉声喊道：“拿纸来！我要画画！要画大画！”一个以艺术为事业为生命的人，不愿就此死去，他觉得在自己的前面还有许许多多事情等着他去完成。然而，病情在迅速恶化。 这年的3月25日，他陆续出现昏迷现象，长子振霄和弟妹们用三轮车把父亲送到附近的西安中心医院。医院的抢救已无济于事。赵望云在医院昏迷了三天三夜之后，与3月29日凌晨停止了呼吸。 赵望云的辞世，不仅是中国美术界，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损失！不仅他的家人们、友人们、弟子们万分悲痛，就是知道他的人品和艺品及其遭遇的广大民众们也很痛心，纷纷前去悼念这位人民艺术家…… 当居住在台北摩耶精舍的张大千得知好友赵望云病逝消息时，异常地震惊和悲痛：“啊唷唷”，他一声长叹后，就情不自禁地把眼镜摘下来，摔出丈把远，眼镜被摔得粉碎…… 青松高洁 赵望云逝世两年之后，中共陕西省委及有关组织对赵望云自反右以后的错误结论彻底平反昭雪，并在他逝世两周年纪念日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他的骨灰安放在西安烈士陵园。 悼词说：赵望云同志的逝世，是中国美术界的一个重大损失。在他从事艺术的青年时代起，就热爱农村，开创了以中国画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先例。抗日战争时期，创办了《抗日画刊》。解放前，他专心致志从事民族绘画的创作研究活动。西安解放后，他对我省文物保护，特别是对陕西省博物馆、敦煌艺术宝库、半坡博物馆的保护、扩建和勘探，以及为这些单位招纳人才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做了大量奠基工作。在艺术上，他不断从新的现实生活出发，力求艺术为人民服务。他不惜长途跋涉，深入甘、青、新等多民族地区，体验生活，从事创作。赵望云同志热爱生活，热爱社会主义艺术事业，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赵望云同志，诲人不倦，热爱后生，为我们培养了不少美术人才；赵望云同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赵望云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一生，是独树一帜，走自己艺术道路的一生。他在我国美术史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1981年春天，中国美术家协会暨陕西分会为了纪念这一位辛勤的画家，联合在首都中国美术馆举办《赵望云画展》。他的艺术属于人民，他也受到了人民的尊敬。 常任侠在《观赵望云画展二绝》中诗云： <一> <二> 平生西北复西南 森森万木鹿呦呦 藻绘边疆数往还 塞上风云接肃秋 大叔将军支一臂 爱此连山多壮丽 画师来卫好河山 不容敌骑践神州 赵望云的高风亮节，他那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也可用陈毅元帅的诗来概括，那就是：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历史不会忘记这位卓越的艺术家，人民不会忘记这位时代的歌手！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赵望云的名字是永垂不朽的！他以用生命之火点燃了东方的朝霞…… (2010．12.17大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