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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白毛女》与革命圣地延安的红色情缘

66年前,由贺敬之、丁毅等人在延安执笔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又同首都观众见面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这如同近年来悄然兴起于大江南北的“红歌之风”一样,标志着我们

66年前,由贺敬之、丁毅等人在延安执笔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又同首都观众见面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这如同近年来悄然兴起于大江南北的“红歌之风”一样,标志着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取舍原则,在客观上经历过长达三十多年的颠簸摇摆、鱼目混珠、纷繁胶着和美丑抗争之后,经历过严格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激烈交锋和比较鉴别之后,经历过所谓“多元”、“多彩”的沧海横溢、大浪淘洗之后,广大人民群众终于又选择了一种真正能够维护我们民族自尊、推动我们民族振兴、代表我们民族精神风范内核的具有主流意义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因此,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喜事,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文艺现象和社会现象。用当年延安第一位喜儿的扮演者,86岁高龄的老艺术家王昆的话讲,“本次《白毛女》的名剧再现,剧组全体主创及演职人员在力求再现当初的‘草根味’的同时,尽量再现当初‘感人至深’(周恩来1945年观后评语)的水平。”作为复排艺术总监和声乐指导,王昆老人正全力践行着“我要抓紧时间,在有生之年希望让这部经典唤回人们的纯真、善良。”的感人誓言。可见我们心中的歌剧《白毛女》又要突破重围、洗尽铅华,恢复原有的延安时期的纯净肃穆与强烈壮阔。其实这正是一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传统精神的呼唤与回归。至此,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现实和历史的重大深远意义,也就不言自明。

应当看到,这些年来,为了期盼和寻求这种用评论家刘润为同志的话讲,即我们民族振兴的“主动精神”的庄严回归,我们许多的老延安、老鲁艺,老艺术家,都不顾年迈多病,更不顾忌别人会给自己戴上什么样的标签和帽子,一次又一次地领着年轻的一代,从千里万里之外、兴致勃勃地回到延安温故寻根,那种虔诚专注的精神风貌,就如同当年他们由国统区冲破重重阻力奔赴延安一样。贺敬之先生在延安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他当年14岁奔赴延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遇到几个青年也来办手续,其中有一位男青年,不知何故而被阻止,他顿时激动不能自已,突然拣起地上一块砖头,照着自己的头顶猛拍下去,顿时血流满脸……可见当时青年向往延安的心情有多迫切。仅我在延安工作那七八年间,就有幸接待了不少可敬可爱的寻根着——老前辈及大批有崇高理想和远大抱负的中青年、作家艺术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启迪。记得与歌剧《白毛女》有关联的主创人员,就有贺敬之、王昆、陈强、刘炽等。我从他们的人格风范和亲切回忆中,深深感受到了民族歌剧《白毛女》不同寻常的经典意义和永恒价值,以及对于他们这些堪称“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的人们一生的影响和感召。我惊异地发现,一部文艺作品,竟然会有如此神奇的魅力,竟然能够具有如此巨大而持久的感召力。毛泽东曾经评价初到陕北的丁玲手中那支笔,抵得上“三千毛瑟精兵”。王震将军曾经称赞写过大量战地通讯和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作家杜鹏程:“一支笔,抵得上一支劲旅”。从这个意义上讲,创作和首演了歌剧《白毛女》的贺敬之、王昆等人,他们的创造和奉献,当以怎么的比喻才算恰当?我深深地感受到,歌剧《白毛女》,之所以被看做是革命文艺特别是中国歌剧的奠基之作、扛鼎之作、开山之作,就在于它曾经像号角、像战鼓,像灯塔、像旗帜,呼唤、鼓动、指引和激励了解放区军民的抗日反蒋的斗志及文艺创作的正确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歌剧《白毛女》与革命圣地延安的命运注定是要永远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延安精神的光辉照耀,就没有歌剧《白毛女》的永恒辉煌,这种感天动地的红色情缘,堪称是人间绝无仅有的。

延安,原本只是西北黄土高原腹地的一个小小的古老军事要塞,宋与西夏征战时期,大文豪范仲淹曾经在此领兵镇守,写下了“塞上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的永恒诗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延安,只是群山环抱中的一个人口不过千人的弹丸之地,只是因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诞生,只是因为有了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红军的到来,才使得延安有了革命的灵气,才使得延安的土窑洞里有了马列主义,才使得延安的清凉山与宝塔山充满了万众瞩目的诗情画意,才使得蜿蜒东流,最终涌入黄河大海的延河、成为革命代代相传的象征,才使得这个从前名不见经传的贫瘠而闭塞之地成为了广大革命青年当年向往和全国人民至今仰望的中国革命圣地。同样,歌剧《白毛女》的故事,原本只是流传在河北唐县一带的一个不无迷信色彩的民间传奇,从1935年到1944年,它就一直在人们口头流传,而且越传越神秘离奇。正是因为这个故事有幸传到了延安——拥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的这样一个革命文艺战士荟萃的特殊大熔炉中,才使得这个貌似离奇的故事,被赋予了“控诉”与“呐喊”的社会意义,才得以被当时一流的诗人和音乐家进行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提炼和主题开掘,从而赋予了它重大的时代意义和丰富的历史内涵,才使得它成为了一部永远闪烁思想与艺术光芒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巨著。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没有革命圣地延安,就没有毛主席所倡导的“大鲁艺”;而没有“大鲁艺”的存在,就没有歌剧《白毛女》的诞生。可见歌剧《白毛女》与革命圣地延安的红色情缘,是母亲与儿子的关系,是大地与大树的关系,是生生死死难以割舍的血肉联系。

歌剧《白毛女》,它诞生在抗战时期的延安,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创作的革命文艺的经典之作,也是许多延安走出去的革命者生命中的一首难以忘怀的红色史诗。我是延安人,有幸在延安鲁艺旧址桥儿沟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桥儿沟的许多老乡,都是老鲁艺的邻居和朋友,还有许多人同鲁艺的师生一同开过荒、种过地、纺过线,一同闹过秧歌、演过秧歌剧。由于鲁艺人的影响,桥儿沟和周围的农村,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间,每逢正月里都要闹秧歌、排演自编的文艺节目。桥儿沟的秧歌队1958年曾应周扬同志的邀请到北京参加过文艺调演。也因为鲁艺的影响,我从小就是一个文艺积极分子,就知道周扬、何其芳、周立波、贺敬之的名字,就熟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南泥湾》等秧歌剧和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就知道古元、力群的木刻、王式廓、王朝闻的绘画和雕塑,这奠定了我一生对于革命文艺的酷爱和对革命文艺家的推崇。

    刘白羽同志曾经评价说:“《白毛女》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第一个婴儿。”2003年“5.23前夕,《白毛女》的主要执笔者贺敬之回访延安。那天,我有幸代表延安市委到机场迎接他老人家,白发苍苍的老诗人激情不减当年。我们第一站就来到桥儿沟。在天主教堂的后面,几位当地的老乡一下子竟认出了他。贺老激动地指着半山上一间小屋说,“那就是我当年住过的宿舍,歌剧《白毛女》的初稿就是在这间屋子完成的。第一幕里全部的细节和感情都是在这里构思形成的,真正触动我的感情,真正体现我的灵魂和特点的就是整个第一幕,因为这种生活和感情我比较熟悉。这一幕我写的很专心,写到杨白劳自杀时,我精神恍惚,第二天有同学讲‘贺敬之六亲不认了’!”老人家深情地回忆着,随口谈了不少感人的细节。说当时点灯的油很紧缺,因为要熬夜写作,周扬同志就特意为他特批了一些灯油。“为什么当时确定由你作为主要执笔呢?”我好奇地问。贺老客观而谦虚地回忆了当时的情形:“创作《白毛女》是在1944年下半年开始的,当时我参加文工团已有两年时间,是在经过深入生活和参加秧歌剧创作的基础上接受创作任务的。当时,周扬和张庚提出要以‘白毛仙姑’的传奇故事为题材创作一个表现人民斗争生活的,具有创新意义、民族化、群众化的新歌剧。《白毛女》虽然有现实的故事作为依据,但是要把它转化为艺术作品,需要创作者具有深厚的功力和艺术创造力……”

   我注意到了,贺老说着说着就有些跑了题儿。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共性,就是集体主义观念很强,回顾历史功绩很少突出个人,都是一下子就把话题转到了同志和事业。从我所接触过的王昆、陈强、刘炽的点滴回忆中,我才得知,当时毛主席《讲话》发表之后,根据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1943年到1944年,贺敬之一直为秧歌队写歌词,也体验创作了不少优秀的歌词。例如《南泥湾》就是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为慰劳三五九旅英雄而创作的。创作于1943年的歌曲《翻身道情》,真实而生动地传达了陕北贫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闹翻身的火热情怀。由于这首歌词当时没有署名,长期以来被误认为是地道的民歌。这些创作实绩,证明了年轻的诗人的创作实力,体现了农家出身的作者又自觉深入陕北农村生活,体验陕北农民情感,学习陕北农民语言的态度和功力。这也充分表明贺敬之在当时,已经具备了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写出他们对新生活的新感受的本领。他当时创作的秧歌剧《瞎子算命》 、《拖辫子》和《周子山》,都是来自现实生活的精品力作,搬上舞台后深受观众喜爱。可见当时周扬同志把这个任务主要交给贺敬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今天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歌剧《白毛女》的诞生,虽然说是“鲁艺集体创作”的产物,但第一执笔人贺敬之的才华及作用无疑是不可替代的。这也充分地证明了:毛主席《讲话》精神是真理,“大鲁艺”的方向是正确的,革命圣地延安对于贺敬之和参与创作和演出《白毛女》的所有人员的锻炼成长,又是多么的至关重要呀。

19岁就在延安扮演喜儿的王昆和成功地扮演了恶霸黄世仁的陈强以及参与作曲的著名音乐家刘炽,曾一同在延安杨家岭深情地回忆说:《白毛女》第一场就在这当时落成不久的中央礼堂上演,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都看了戏。演出很成功,观众反响非常强烈。随着剧情推进,连毛主席都不住地擦眼泪,观众哭成了一片。1945429,中共中央办公厅传达了中央领导的三条观感:“第一,这个戏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很成功;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在那个年代,《白毛女》以它巨大的精神感召力使得千千万万受压迫、受剥削、受蹂躏的劳苦大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它不但在当时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而且至今以其永恒的艺术魅力,感染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66年后的今天,在建党90周年之际,应当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民族仍然处在“最危险的时刻”。“喜儿”和“王大春”伴随着红歌声声重现首都舞台,的确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喜事。这个红色的信号足以见得,歌剧《白毛女》与革命圣地延安的红色情缘,仍在成长延续,中华民族的红色文化与主动精神,仍在成长延续。

2011823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