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胜著：《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片段)

  作      者：张胜

                  出版单位：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年1月

   定      价：45元

第五章　最高统帅部

１９５５年３月，父亲赴北京上任，虽然他任副总参谋长的命令在头一年的１０月就下达了，但由于一江山作战的原因一直拖到现在。

总参谋部是中央军委组织全国武装力量建设和实施作战指挥的最高军事领率机关。他在副总参谋长的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文革”初，前后共１２年，经历了由彭德怀、林彪主持工作的两届军委，和粟裕、黄克诚、罗瑞卿三任总长。直到“文革”后，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还兼了一段时期的副总参谋长，那时的总参谋长是邓小平，但他们基本上都很少参与总参的日常工作了。“文革”前父亲在总参工作的这１０年，正是被党史界称作是“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时期，他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也在这个曲折的过程中变化着、沉浮着。

１?彭老总

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是随着父亲的调动而变换的。我们一家人跟着他走过了祖国的许多地方。１９５５年夏天，我们全家从南京迁至北京，住进了什刹海前面的一条胡同里。这是清朝张之洞的官邸，一分为二，切了一半给地方，军队占的这一半又分成四家住。甘泗淇、李贞夫妇，王震、杨勇、苏静、张震寰、张瑞等都先后在这里住过。“文革”中，我们一度被扫地出门，刘贤权、于步血进驻，后来他们政治上失势，也先后被撵了出去。楼台依旧，人事已非。我们要算是最老的房客了，从１９５５年一直到现在，组织上几次调整住房，父亲都不同意，他说：“我就老死在这里了。”

父亲到总参报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见彭老总。

彭德怀元帅是父亲在红军时期的老首长。父亲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一生中，真正值得他敬仰和钦佩的就那么几个人，周恩来、彭德怀和陈毅。他再横，在这三个人面前，也是毕恭毕敬的。周恩来的顾全大局、认真严谨和对待下级同志的平等友善；陈老总潇洒的人生态度和文学造诣；每每提及，父亲都是称颂不已。而在人格上，对他影响最大的要数彭老总了。在纪念彭德怀诞辰９５周年的纪念大会上，父亲说出了他发自肺腑的一句话：“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军委领导和总参谋部当时都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父亲回忆，彭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知道为什么调你来吗？”彭告诉他，去年军委开了一个会，要搞精简整编，腾出力量搞现代化、正规化，这是项长期的工作。调你来主抓编制体制，就是要加强这方面的力量，更好地落实军委这个决心。彭问我父亲：“整编是要得罪人的，怎么样，有这个信心吗？”

你怎么回答的？父亲说：“很干脆，一句话，你有我就有！”

彭老总怎么说？“要干，就不要怕，要大刀阔斧。从今天起，你就搬到我这里来办公。”

父亲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反正我也用不了这么多地方。”

也够干脆的！（注：当时总参谋部在中南海居仁堂，不久搬到北海旁边的旃檀寺。彭在６楼，总参首长都在５楼。）

总参谋部实际上就是全军的司令部，整个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工作都在这里归口。清朝以后，编练新军，沿袭下来的习惯，通常是把军事工作分为三块，即军令、军政、军训。军令是指作战指挥系统，包括作战、情报、机要、通信；军政系统包括编制体制、兵员征集、武器装备、地方武装、部队行政管理和机关直属部队；军训则是部队和院校的教育训练，也有把军事学术研究包括进去的。我军是把情报单独分出来的，也就是多了军情，共四块。父亲在总参谋部是分管军事行政系统的副总参谋长。这也就是为什么彭老总要找他谈话的原因。

彭德怀和父亲之间的相识相知是在长征路上。

父亲是五次反围剿时由共青团中央调到红３军团来的。红３军团是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发展起来的队伍，后来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１军团会合，构成了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期也称中央红军。父亲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在红１４军负伤后，辗转来到中央苏区，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兼任少先队总队长，主要是搞青年工作和红军的动员扩编。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和以往几次不一样，送上去的部队越来越多，但下来的伤员也越来越多，仗越打越大，根据地却一天天缩小。大家心里都像是压着块石头。我再也呆不下去了，坚决要求上前线去。”

不难想见，一个来自团中央的小知识分子，走入骁勇彪悍的红军队伍时的尴尬情景。对于在血水里浸泡过的红军将领来说，这帮上面机关来的家伙，除了会舞文弄墨、喊喊口号外，还能干什么？即便是偶尔提起来，也是不屑一顾的神情，“你说的是团中央派来的那小子吗？”初创时期，不像现在行政上三六九等分得这么明确，团中央不敢说它有多么了不得，但它的级别可不低，共青团书记是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少先队总队长也是中革军委１５人成员之一。

父亲说，毕竟自己离开作战部队已经４年了，他申请先进红军学校。何长工是校长，安排他在高级系。但父亲的想法是，要带好兵，就要通晓基层连队的那些套路，他说，还是和连排干部一起受训好。分到３军团后，他深知自己是中央机关下来的，严以律己，处处谨慎，可终归还是出了次洋相，而且是在彭德怀面前。他说了这段故事：

“渡过湘江后，部队伤亡极大，连续几个昼夜的急行军，疲劳极了。半夜，通信员送来电报，通知天亮时带部队到军团部集合。我实在是太困了，一下子睡过去。等一睁开眼，天已大亮，手里还攥着那份电报，惊得汗都出来了。等我带着队伍赶到时，只见军团长彭德怀站在路边土坡上，在苏区，彭德怀的严厉谁不晓得？他铁青着脸，两眼直瞪着我。”

是啊！对于要强的他来说，怎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我还能说什么？报告！我睡着了。彭老总挥了一下手，只说了两个字：跟上！晚上宿营时接到军团司令部的通告，以后通信员在送达命令时，必须叫醒指挥员，签字后才能离开。这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对彭老总。”

“我不能原谅自己，心里非常难受。这一生中，不知多少次想起过这件事，想起我自己，想起彭老总。”

这个小故事，不知为什么他总是提及，一直到我自己也成了带兵的人后，面对上级，面对下属，才真正理解了这里的含义。

娄山关—遵义之战。

这是以红３军团为主打的一场硬仗，也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捷。一渡赤水后，由于大量的战斗减员，彭德怀决定取消师一级番号，把他手下的残部整编成４个团，直接指挥。父亲的红１１团担任穿插任务，要赶在敌增援前夺占遵义。但行至遵义城北十字坡时突然遭敌反击，团长邓国清负重伤，父亲即率一个连抢占附近的制高点，以压住失控的态势。也许是杀昏了头吧，往前冲的太猛，后续部队跟不上，敌人反扑下来，他四顾一看，周围全是敌人，只剩下了自己……彭雪枫１９３６年在红大学习时写过一篇短文，真实地记录了这个片段：“因为过于狠心了，张政委一个人跑到最前边的连里。敌人一个营实行反冲锋，这个连寡不敌众，又无地形可利用，于是塌下来了。落在后尾的张政委不得不打手枪，边打边退……张政委回头又看见那个青年战士跟在后头。敌人紧紧追来，大喊道：‘小赤匪不要跑，捉住你！’”（注：１９５４年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１５８页、１５９页）

我曾问过父亲，生死关头，你想到的是什么？他说：“有什么可想的？不要把子弹都打光了。”

他数着枪匣里的子弹，边打边向悬崖边退去，万一打光了，就跳崖。他说：“宁死也不能当俘虏。危急关头，王平带了侦察排赶到了。”王平当时是红１１团的政治主任，自团长邓国清负伤离队后，他们两个就成了搭档。纪念红军长征６０周年时，父亲写了篇文章，题目就是《王平同志救了我》。他写道：“不是王平，我也许难以幸存……”

紧接着就是遵义外围的老鸦山争夺战。关于父亲组织敢死队的故事，我在上一章曾提到过。他说：“老鸦山主峰丢失后，彭老总急了，下了死命令，要我们红１１团从翼侧攻上去，无论如何把主峰给他夺回来。我们两次冲锋都被敌人打下来。我组织起敢死队……”

现在的军队中已经没有“敢死队”这个名称了，连《军语》词典中都找不到了。现在叫突击队，是根据战况的需要，一种临时性的编组。但父亲说，不同的是，敢死队是自愿的，也就是“愿意跟我上的，站出来！”

对一个前线指挥员来说，你可以选择攻击路线，可以编组战斗队形，可以灵活地使用火力，但是，你不能改变任务，不能延误时间。面对一次次失利、一次次被敌人反击下去，一批批战士倒下，你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了，平时的豪言壮语，都要在此刻经受检验，你，必须拼死一搏。

父亲回忆说：“这是道死命令。出发时，正赶上陈赓的干部团上来了，他们从正面，我们在翼侧，两支队伍，一鼓作气，把敌人赶了下去。”

如果陈赓的团没能及时赶到呢？我提出了一个假设。

“没有假设。”父亲摆摆手。

彭德怀在给中革军委的报告中说：“红３军团在娄山关、遵义城和老鸦山诸役中，减员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团，每连只能编四五个班……”（注：《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３５２页）

娄山关—遵义，这是一场血战，毛泽东用诗的语言记录了它。我和父亲侃诗，我说毛泽东的诗词中，你最喜欢哪首？你说呢？他反问。我说，公认的《沁园春·雪》和《蝶恋花·答李淑一》自不必说了。但说到意境，当数《浪淘沙·北戴河》这首：“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像一幅画，太美了。他听完，沉思了一下说：“毛泽东的《忆秦娥》这首你读读。”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还有呢？他背诵道：“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娄山关！父亲当年亲历过的战场：马蹄、军号、西风、冷月、苍山、残阳……红军将士的浴血奋战，在领袖的笔下超凡入圣。

那年，他２５岁，年轻气盛。战评会上，他回忆说：“对老鸦山一仗，我有看法，我说他们是保存实力，见死不救，我才不管他们高兴不高兴呢！”父亲说了些什么，说的对不对，这并不重要。他不是３军团的老班底，一个外来的就敢如此放肆？你不看僧面，总还要看佛面嘛。但父亲说：“彭老总支持了我的意见，把他们一个罚下去当连长；一个罚下去当伙夫；哈哈！当然，很快就回来了。”“彭不是那种爱搞小圈子的人，对干部一视同仁，看不惯拉拉扯扯那一套。下面的干部也一样，和黄克诚、张宗逊，还有彭雪枫、杨勇、王平，我们该吵的就要吵，但大家仍然很友爱。一个领导人自己很正派，带出的部队风气也就正派。”

在遵义红军烈士陵园里有一座雕像，粗砺的花岗岩雕刻着两个相拥在一起的红军指挥员，它表现的是当年战场上我父亲怀抱着牺牲的战友邓萍。基座上有父亲的题字：“邓萍同志千古”。史料记载，红军二次攻打遵义，红３军团参谋长邓萍来到红１１团前沿，与张爱萍一起观察地形，被敌冷枪击中头部。父亲的雕塑像还戴着一副眼镜，其实年轻时的他是不戴眼镜的。战场，就在邓萍墓的山脚下，临着一条河，距敌人不足百米，想来他们是潜伏进来的，当年这里的树丛荆棘似应更繁茂些。现在这里成了公园，属遵义城区，早上晨练、晚上跳舞，人很多很多。

我找到父亲在１９３６年写的文章《第二次占领遵义》，该文收集在１９５４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文中详细记载了这个事件。因为写作时间距邓萍牺牲才一年，我相信会比父亲后来的回忆要更准确些。文中记载，父亲带着参谋长蓝国清，陪同邓萍抵近敌前沿，三人隐蔽在距护城河５０米远一个小土坡的草丛里，他们要寻找一条便于部队向前运动的路线，以便夜幕降临时发起总攻。按作战条令，这个距离比一线步兵班的冲击发起阵地还要靠前，太冒险了。父亲回忆：“军团的命令是，一定要在拂晓前拿下遵义，因为天亮增援的薛岳部就可能赶到。”也许是担心停留时间过长吧，蓝国清曾建议转移，邓萍没有同意，说这里便于观察。但谁也没想到的是，一个小通信员居然从后面摸上来，是要报告什么情况，邓萍交代了一句，那个小战士就趁着薄暮飞身跑回，这一下，把他们三个给暴露了。那样近的距离，一排子枪弹扫过来，惨剧就发生了。父亲后来回忆说：“那是九响棒棒（一种步枪，俗称九响枪），从前额打进，后脑壳出来，血溅了我一身……他是黄埔六期的。”

“我向彭老总汇报，他在电话里就骂开了，你们这些猪狗养的，都给我去死光好了！”“他向军委汇报说，我们的指挥员都在部队的前面，故干部减员相当大。”事后彭老总说了一句话，父亲说他至今都难忘：“革命的路还很长很长，你们都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啊！”

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还收集了父亲写的一篇关于乌江战役中的文章，记述了红１１团抢占龙安河对岸高地，保障乌江渡口的故事。这是“背水一战”，用兵之大忌。他亲率７连抢渡过河，他们只有一条船，一点一点地把部队渡过去。刚一上岸，对面敌一个营就反扑下来了，他写道：“同志们！我们背后是河，不能退！退就等于死！”（注：张爱萍《手榴弹打坍了一营敌人》，选自１９５４年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

我请父亲回顾这个战例，他说：“政治委员是干什么的？就是出现在战场上最危险的地方的！”湘江战役，红４师首先过江，在界首以南的光华铺、枫山铺阻击桂军第７军的进攻，保障渡口，掩护中央纵队和红９、红５军团渡河。父亲说：“我那时已经调到师里。敌人从四面八方地压上来。中央纵队是大搬家，伤员辎重多。徐老（指徐特立同志）、蔡大姐（指蔡畅同志）他们过河慢，我一急就喊，我的老祖宗吆，快一点啊！彭老总来了，他手一指，把师指挥所给我开设到最前面去。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人家讲彭老总骂人，我说他不是骂人，是严格要求，战争嘛！他要求别人做到的事自己首先做到，他的指挥所就一直在最前线。”

雪山草地是红军长征走过的最艰难的路段，寒冷和饥饿导致大量的非战斗减员。追杀了一路的蒋介石这时竟然都围而不攻了，他坐等着他的对手一步步走向死亡。父亲回忆说，为了顺利地通过草地，部队开始筹集粮食，庄稼地里有些没有长熟的青稞，搓下来烘干了可以当粮食。他们团是断后，前面的部队过后，地里的青稞已所剩无几。父亲带着部队从早到晚的在地里搜寻着，要求是每个人准备好自己的那一份。他们当然知道，面对眼前这片一望无际的草泽泥潭，这点点青稞意味着什么。白天搜寻，晚上烘烤，在荒芜的草泽中，夜幕下篝火点点。通信员因为终日忙着送信，没有时间准备干粮，父亲就把自己准备的那份给了他，自己再去寻找。可到哪里去找呢？地里的青稞像过筛子似的滤了好几遍，天都黑了，他一个人还在那里默默地搜寻。彭老总不知怎么知道了，很感慨地对部队说：“都看看吧，你们的政治委员在干什么！”父亲说，彭老总从来没有当面表扬过他，这话是彭雪枫告诉他的。

我后来参军当了班长，父亲写信说，一个班长要做什么？……要照料好战士的双脚，行军前看看他们的鞋袜合不合适，宿营下来要检查有没有脚打泡的，烧好热水让全班战士都烫了脚后，自己才能休息。记得我给你讲过“吮卒病疽”的故事吗？照顾好自己的士兵，比通晓战术更重要。

这是火与血的洗礼。一个合格的指挥员就应该是，战场上身先士卒，勇敢不怕死；战场下关心部属，吃苦在前；同志之间，秉公直言，不徇私情。在长征路上，这个共青团来的小布尔乔亚式的红军指挥员，终于被彭德怀认可了。

从这以后，一直到全国解放，十几年时光转瞬间过去，我父亲就再也没有在彭老总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了。但这段历史，却成了他们人生中不可磨灭的记忆。听父亲说，他和彭老总并没有过更密切的接触，他们之间只是谈工作，关于更深层次的话题，从来都没有涉及过。他们的相识相知、相互信赖，都溶化并生成于这艰苦的岁月之中，怕是只有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才能够读懂它吧。

彭老总在朝鲜抗击了世界头号强敌美国，为新生的共和国立下了头功，回国后由他主持军队工作，威望如日中天。

彭老总对这支军队自有他的考虑，他的目标是：让这支军队脱胎换骨。

什么叫“国防军”？就是用现代国家的武装力量体制来替代军队长期实行的战时军事共产主义体制；按和平年代工业化国家的要求，改造这支以翻身农民为主体的军队。

他推行义务兵役制，替代志愿兵役制；薪金制替代供给制；颁布军官服役条例，实行军衔制。用现在时髦的语言，就是和国际接轨。这是一套全新的治军理念，彭老总并非一介武夫，而是一个卓具战略眼光和政治理念的治国安邦的伟人。

他提出，要用上５到１０年时间，达到武器装备现代化，编制体制合理化，军事制度和军事训练正规化。

什么是建设现代化军队的保证呢？他说，就是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工业。

什么是正规化？就是做到“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高度的“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

这样讲，是不是太抽象了，毕竟他的部队还是土包子居多嘛。那就给你们树个样板，看得见，也摸得着。这就是苏联红军。

口号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第一支当然是苏联军队了，怎么也不能不把老大哥放在眼里啊！

１９５４年冬天，在渤海海峡南面的山东半岛上，刘伯承亲自组织了合成集团军进攻战役演习；第二年，也就是１９５５年的冬天，叶剑英又在海峡的对面，辽东半岛上，组织了更大规模的三军抗登陆战役演习。两个元帅出面连续组织大规模的三军联合演习，一时间，掌握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指挥艺术，成为衡量新时期指挥员的重要标准。

命运的大门向他开启。父亲虽然错过了解放战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良机，但在全军向现代化进军的今天，他作为我军首位亲自指挥过现代合成军队联合作战的指挥员，被选调进入总参谋部，成为彭老总和粟裕总参谋长手下负责具体计划、组织和实施的领军人物。他，又一次让同僚们对他刮目相看了。

落实军委提出的现代化、正规化的任务，工作涉及到总参、总政、总后。就军事工作领域，重头戏在父亲主管的军事行政系统。就像长征中夺取娄山关主峰一样，父亲在他上任的第一天，就被彭老总找去，彭德怀有理由相信，当年这个共青团出身的年轻指挥员，今天也一定不会让他失望的。这一年，父亲４５岁了。

２?和平年代的总参谋部

在中央统一组织下编写的《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一书应该是一本权威性的著作。书中把从自建国以来，至１９８７年这３８年中的军事工作，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截止到１９５７年前，称其为是“军事工作生机勃勃，节节胜利”的阶段；后面呢？文中写到：“后来，由于左的思想干扰，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军事工作曾遭受到挫折和损失。”它又说：“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６５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进行了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前四年发展比较顺利，后八年遇到了几次挫折。”（注：《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２７页、４０页）

父亲的回忆印证了从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８年的这段结论。他回忆说：“粟裕同志任总长的时期，是总参最好的时期，也是我心情最愉快的时期。也可以说，是军队建设最好的时期。”至于后面８年怎么评价，他没有再提及。

当时总参谋长是粟裕。他和父亲都来自华东，新四军时期他是１师师长，战斗在苏中地区。父亲是３师副师长，后来到４师当师长，战斗在苏北、淮北地区。解放战争初期，他们又同在华中军区任副司令。从１９５４年的任免名单看，副总参谋长有９人之多，但多是兼职或挂名。如王震是铁道兵司令，兼副总参谋长；另外各大军区司令也都兼副总参谋长，但他们都不到任。真正在总参上班的、处理日常工作的副总长只有４人：管作战的陈赓、管训练的张宗逊、管情报的李克农和管军事行政的我父亲。父亲和这几位在战争年代就曾在一起共事，岂止是熟悉，他们可以说是亲密的战友加朋友。他和张宗逊同在彭老总领导下的３军团，张宗逊是红１０团团长，父亲是红１１团政治委员，长征路上是一道打过来的；和陈赓是陕甘支队的搭档，陈赓任１３大队大队长，父亲任１３大队政治委员；和李克农是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僚。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就更不用说了，黄是新四军３师师长，父亲是副师长。

父亲回忆说：“粟裕对我很信任，很放手，但也很讲党的原则。陈赓，对同志很真诚，不狭隘。他管的作战和哈军工，有时懒得跑了，就叫我去。涉及到军事行政方面的事情，由我先拿出方案，提交总参办公会讨论，再报军委彭那里。大家办事都按共产党员标准，集中领导，分工协作，相互间开诚布公。”

“我们也争，但从不计较，相互间从来没有隔阂。没有哪个是你整我、我整你的。有时开会晚了，就说去打牙祭吧，到后海的烤肉季，还有全聚德，轮流坐庄，自己掏钱。我们的几辆吉姆车一到，老板就跑出来了，都认识了嘛。”

政治清明、人事和谐。父亲说：“我和他们都有过争论。和粟裕，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大举进攻，为了掩护战略转移，粟裕提出在华中打运动战。我不同意，我认为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应该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后来我负伤了，粟裕同志指挥得很出色。我们在对台作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都是同志式的争论。和陈赓我们也争。长征时过六盘山前，在固原打马步芳的骑兵，我们意见不统一，陈赓拗不过我，是按我的意见打的。在总参讨论设立防化兵的问题上，我们意见也不一致。但这些都不影响相互之间的友谊。”

“各副总长和下面的参谋也相处得很和谐，参谋、处长有事情直接上楼来请示。我那时每天最多半天在办公室，处理一下文件，下午就到各部，各处室去转，有问题当场就解决了。彭老总负责军委工作，只要是正确的意见，都可以向他提出来。这是军队建设最好的时候。”

这是一群出类拔萃之辈。他们从战争中走来，今天他们荟萃在我军的最高统帅部，为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又携起手来。总参搬到旃坛寺后，父亲不再坐车上班，每天早上从家里出来，３个秘书陪着他，环克军负责军务编制；吉振贵负责动员、行政；严彦负责科技、装备。他们和我们都住在一个院里，每天４个人相约，穿过北海公园北门，步行到位于北海西边的国防部大院上班。在他的带动下，许多住在地安门一带的总参、总政、科委的干部也都步行上下班。公园管理处还专门为军队的同志在公园西面开了一个小门，方便大家进出。上世纪８０年代，我调总参工作，开电梯的老职工笑话我：“你真没出息，还坐电梯？你爸可从来不坐电梯，都是自己小跑着上五楼。”是啊，时过境迁，当年开电梯的小姑娘都成老大妈了。

首都北京是祖国的心脏。每年“五一”、“十一”的晚上，我们都能跟父亲上天安门城楼，能见到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这些只有在画报上见到的伟人们。我们这群孩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和毛主席握手，但警卫人员老是轰我们。父亲点拨我，不要在这里挤，到城楼边的电梯口去等，上面风大，毛主席也就是上来坐坐，一会儿就会走的。果然，一个巨影在簇拥下过来了，我兴奋地大叫：“毛主席，我要和你握手！”可能是声音太大了，他好像愣了一下。毛泽东，古铜般带有赭石色的容颜是舒展的，他的大手软软的，任由我的小手去握着、摸着，看得出，他觉得有趣。后来我才听人说，手软如绵，乃尊贵之躯。父亲说，不错，很勇敢！总理又是一种风格，他过来时，就像一阵风，敏捷而潇洒。我们兄妹都抢着和他握手，他喜欢用力握着，再顽皮地甩你一下。他回过头对父亲说：“都是你的？”朱总司令则像个慈祥的老爷爷，许多小朋友都围着他要握手，他说，“不要挤，都能握到的。”

开始我在八一学校读书。这是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小朋友们问我你爸是多大的官？我回家问父亲：“爸，你的官有多大？副总长和司令谁管谁？”父亲勃然大怒，恶狠狠地盘问我：“谁要你问的？”当我说出缘由，他说：“我就不赞成搞子弟学校，风气不好！”下个学期，我就被转到一所普通小学了。上学前，他对我说：“记住，你和普通老百姓的孩子是一样的。将来长大了，要靠你自己！”

当时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是以苏联为模式的。

１９２０年苏联国内战争结束，红军是５５０万人；经过４年的精简整编，到１９２４年，锐减至５６万人，几乎减了９０％；１９４５年二战结束时是１１３６万人，到１９４８年，减为２８７万人。

我军的情况就复杂些，精简整编大约有９次之多，除了战争形势的影响外，政治因素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只说建国初前１０年的４次精简整编。

第一次是在１９５０年下半年。战争结束了，５７０万之众的军队确实是太庞大了，毛泽东下决心裁掉了１５０万。不想朝鲜战争突然爆发，反倒一下子激增至６２７万人，成为我军历史上兵力最多的时期。

第二次是１９５２年底，全国范围的剿匪作战已取得了胜利，朝鲜战局呈现出比较稳定的态势。于是精减了２１９．９万人，总人数降为４０６．４万。

第三次是１９５４年到１９５５年底，在彭德怀主政时期。父亲就是在这个时期调入总参的，彭老总要求他具体抓好精简整编的落实工作，就是指的这一阶段。

当时，毛泽东规定，军政费用支出不得超过国家财政的３０％。彭德怀说，那就再精减一次。这次不同的是，要多减机关，少减部队；多减步兵，少减特种兵；多减战士，少减干部；减少部队建制单位，增建学校。总的指标是，全军总兵力减掉２０％；步兵师数量减少２５％；在总部和军兵种、大军区新组建一批通信兵和防化兵部队。一减一加，最终达到，陆军裁减５０％，军费支出由３４．２％降到２５％以下；全军转业干部和复员战士达到５００万人；常备军总额不突破３５０万人。并由此做到：编制、定额、定型、定员四个统一。彭老总对父亲说，总参谋部，你要在两年内给我实现这个目标。

即使这样，彭德怀还是不满意。一年后，他又说，从军费开支来看，用于吃、穿、训练、修理、办公杂支、工程建筑、动员复员的费用，占去大部分，这样怎么能迅速提高军队的装备质量呢？因此还要裁减。重点是，平时没有迫切需要的勤务部队，可办可不办的学校，任务重叠或者可以合并的机关部门。１９５７年１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这就是通常说的第四次精简整编，它延续了近两年，到１９５８年底才算结束。

父亲成为第三次精简整编决定的落实者和第四次整编方案的主要策划者和制定者。他说：“不是零敲碎打，而是要从根本上设计，把战时编制转为平时编制，做到平战结合。”

父亲在总参主管我军编制长达１０年；主管武器装备长达３０年，他对军队编制体制和武器装备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思路和方法。我后来也曾在大军区的组织编制部门工作过一段时期，有机会多次带着问题与父亲作长时间的讨论。他搞编制的主导思想是：“作战决定编制。”

他说：“不先研究透战争，不对未来打什么仗、和谁打、怎么打，有个基本的思路，就谈整编，谈精减，谈编制，谈装备，那是天方夜谭！”

“一上来就喊，给我减掉１００万。为什么？减谁？为什么不是１２０万，也不是８０万？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平摊。这个部门分１０个，那个部门分１０个。要不了几年，又都回来了。”

“搞编制的人，包括搞装备的，一定是要懂作战、懂训练的。只有把作战研究透了，才能去谈编制，去谈装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编制是静态的战术；战术是行动的编制。

和２１世纪的今天不一样，二次大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两极对抗的世界。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经历了百年动乱和战争的中国，处在两大阵营对抗的东方前沿。面对敌对势力的颠覆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略包围，国家大战略的基本立足点是准备和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基本设想类同于苏联卫国战争的模式，只不过，增加了核战争的内容。

但中国又不同于当年的苏联。

彭德怀对未来战争的描述是这样的：帝国主义军队对我国的侵略，主要方向来自海洋。因此敌人不可能像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那样，在一个早上出动几百万军队，同时在全线展开，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不利的是，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可供登陆的地点甚多，而我工业、人口又多在沿海，不能轻易地过多地放弃这些地区。为此，要在沿海实行重点设防，配置坚强的守备部队，坚决固守。同时掌握强大的机动部队，在一定纵深内，对突入之敌实施歼灭性打击。要在我预定设防地区内抗击敌３～６个月，这样才能避免国家在战争初期陷入大混乱，使国家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注：摘编自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５３０页）

这就是父亲说的：“精简整编必须服从对战争状态和作战指导的宏观预测。”彭老总接着提出要求，军队的编制必须区分为守备部队和机动部队。他认为，前者不应超过总量的四分之一为宜。多了，机动力量弱，则攻击力不足；少了，或轻视设防的重要性，让敌人轻易进来，也会陷入被动。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直接影响着军队的装备水平，军队使用什么样的武器装备，也会影响和制约着编制。彭老总提出，根据我国的工业水平和装备水平，应该争取达到，在防御时，１个陆军师可以抗击美军１个陆战师；在进攻中，１个军能够在航空火力支援下歼灭美军１个师。因此要求这次整编，多保留军部，并达到１个军部具备可以指挥４～５个师作战的指挥、通信条件。（注：摘编自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５３０页、５３１页）

从一个职业军人的角度来看，统领军队，他的确是个行家里手。

针对１９５２年依据苏军模式编制上存在的问题，父亲提出了我军陆军师编制的新方案。他认为，考虑到我军还不具备在沿海地带全部歼灭入侵之敌的力量，因此，不仅要组建适应沿海地区作战的守备师，还需要编制在纵深适应山地作战的野战师；同时，南北战场应有区别，区分为重装步兵师和轻装步兵师，以适应平原地和山岳丛林作战。在处理平战关系上，由于技术保障条件有限，考虑到平时管理、训练的效率，坦克、重型火炮、雷达、舟桥、工程机械、大功率电台等技术性强、保障困难的兵种装备，单独组成师团，隶属军或战区管理，平时通过演习合练相互熟悉，战时加强给作战师。解决平时管理和战时使用的矛盾。

鉴于现代条件下作战对火力的依赖，在现有装备的基础上，步兵班不再编制轻机枪，集中到排编制机枪班；排不再编制迫击炮和火箭筒，改为连组建炮兵排；营编制炮兵连和重机枪连。以便各级指挥员掌握火力和集中使用火力。

……

这是一个推行新政的年代。

实现军队现代化、正规化的目标，是一种改革，它不仅是物质和制度上的变化，也是一种内在机制的变化。它将不可避免地冲击我军固有的传统，只不过在当时，它不是突变的，而是渐进的。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写道：“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为什么呢？毛泽东说，因为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在为他人卖命，而是为自己打仗。毛泽东为之感慨：“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毛泽东问到，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靠的是什么？他回答说：“靠的是民主主义，军队内部的民主主义，就是官兵平等、士兵有说话的自由、废除了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自己管理伙食，从菜钱中节余一点，名曰‘伙食尾子’，每人能得六七十文。”

简单而质朴，但管用！

毛泽东又说：对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简直是两个世界。虽然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

这就是革命战争年代我军的建军宗旨。

我们怀念那个时期，因为我们从那里走来，走向了胜利。但我们能永远这样吗？彭德怀有他自己的说法。

他指出了供给制所产生的若干弊端：不是按需要，而是按标准，需要不需要，照样供给；供给标准难以照顾到现实中的特殊情况，形成供给上的不合理和不公平；不是按劳取酬，而是一律供给，因而产生供给上的平均主义，难以鼓励上进；由于供给制的关系，不能不规定按军职来限制结婚等等。

他分析，当我军还不可能从国库中来领取军费，而要靠自己打土豪筹粮筹款，靠自己动手生产，或只靠农民交公粮来维持军费的时候，实行薪金制当然是不可能的。

他指出：“可是，现在的情形已经不同了。如果现在不实行薪金制，则数十万以军事工作为职业的军人，将不可能以自己的薪金来赡养其家庭。”他又说，这只是对于职业军人，也就是对于军官来说的；至于士兵，当兵是一种义务，且只限于很短的期间，对于士兵，还是实行供给制，除保证其一定标准的伙食、服装外，另发一些最必需的零用费。

改革的萌芽产生了，不要以为对商品的认识只是我们后人的智慧。我们不谈国民经济的计划体制会怎样，单就军队建设来说，面临着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冲击，我们过去战胜敌人的看家法宝，似乎受到了挑战，不再好用了。

但，什么才管用呢？

父亲入主总参军事行政领域时，彭德怀的新政已经铺开了。官兵佩戴了军衔，干部住进了家属院。部队的营房都修成大通间，以营为单位集中，一个连住一间。周末，排以上军官可以回家，部队交由司务长代管。战士一律剃光头，戴船形帽，大家叫它牛逼帽……

参谋长向来是部队的大管家。对全军来说也是这样，只不过，是在总参谋长领导下，副总参谋长分工负责罢了。父亲调任总参，并负责军事行政工作，部队的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鸡毛蒜皮的事都归口到他这里。这倒挺适合他的特点，精力旺盛、事无巨细，又不怕得罪人，而且对分工的利弊得失又不是很计较。彭德怀和粟裕真聪明。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说：“分配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在乎做什么，只是干了，就要干好。我大量的时间是下到部队去，看看这些新的政策和规定究竟有什么问题没有，及时拿上来讨论修改，尽快制订符合部队实际的新的规则。”他又说：“中国太大了，哪里可能一个规定，东南西北什么都管的呢？但军队又必须高度统一，所以，就要到部队中去，发现问题。问题不能积压。”“我去，从不给下面打招呼，这样才能真正看到问题。”

我们那时称军人，都要冠以革命两字。现在还是不是，离开军队久远，我不知道了。但革命军人也是人，是人，就有衣食住行、七情六欲，就要生儿育女。战争、和平、现实、传统，交织在一起。

各项规定陆续出台。步兵团团部在乡镇，后来叫公社。陆军师师部靠近小城市或县城，野战军军部靠近中等城市。进城了！老婆们可以找到工作了，孩子们可以上学了，这对刚刚从战火中走过来的革命军人来说，真是个天大的享受。

不久，部队营区也发生了变化。学苏联时，一到节假日，军官们都回家了，部队就交给司务长管了，这像话吗？连长、指导员和部队必须住在一起，于是又恢复到战争年代那样，以连为伙食单位，一个排在一起居住。营部单独设立，团里设有家属区。老营长、老教导员家属可以随军了，但记住，只有周末才能团聚。不过，团级干部可以每天回家，终于能享受老婆做的饭菜了……

都不愿意戴牛逼帽怎么办？那玩意是不好看，洋鬼子的脸型是长的，亚洲人是圆的，扣上个牛逼帽，也太滑稽了。父亲回忆说：“什么都好办，就是帽子最难办！打仗要戴钢盔，帽子往哪儿塞啊？尤其是大檐帽，所以，军帽一定要是软质地的。”还是换成传统的解放帽吧，但衣服又配不上了，干脆连苏式套头的军装也换掉。“军装是按苏联样式，我也不赞成，它那个套头式不行，受了伤脱不下来。后来搞了两年，还是按我的办法改过来了。”新式军装的推行，从此给服装领域带来了个新的板式——解放式。这种中山装的改良型服式，在“文革”中曾盛行一时。“不过战士军装没有下面的口袋，给水壶、手榴弹袋让出位置。我建议采取美式的软肩章，大家也都不同意。”进入和平时期的中国军队，一步一步地在调整自己。

父亲抓正规化有他自己的原则和做法，他说：“正规化要讲，管理部队要严格，但我们不能搞国民党、日本人的那一套对待士兵，我们是人民军队。”学习苏军时，强化部队上下级的等级意识，强调下级见到上级要敬礼。父亲说：“下级见到上级要敬礼不错，但也要强调上级必须还礼，而且要主动握手。”他补充说：“对我军来说，礼节，更多的是官兵之间友爱的表示。”

“强调拥军不错，但还有爱民呢！地方政府和老百姓优待军人，军人呢？没有特殊情况的时候，要和群众一样。而且特别强调军人要谦让，在公共场所要有礼貌，要让座，要守规矩，还要讲卫生！不能过于强调军队的特殊性，我们是文明之师，要给全国人民起表率作用。”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就是“形象大使”。

形象重要，但不能偏废内容。父亲说：“军人上街买菜、抱小孩，这不是什么坏事，不应该阻止。”

“纠察人员对被纠察人员，一定要先行敬礼，这是同志间平等尊重的表示，即使这个同志犯了规矩。我自己也常出去检查，对士兵也是先敬礼。李平现在还在干这件事。”

李平，我很熟悉。他曾任总参军务部副部长，上世纪８０年代退休后，痛感军风日下，于是每天早上站在旃檀寺北门，亲自纠察进出国防部大院的军人们的军容仪表。他已经不能穿军装了，一个老百姓居然敢拦阻军人，甚至还要登记违纪人的名字，熟悉李部长的人也就算了，老首长嘛，顶多绕道就是了，但许多新来者就不干了，口角难免发生。杨得志总长听说后，大怒，说，是我请他来纠察你们的。父亲讲的就是这件事。

父亲的秘书丁慎勉回忆。我随首长到图们江的边防哨所，那里的战士们穿的是布棉鞋，雪地巡逻时很容易被打湿，冻伤很多。首长要大家把鞋都脱下来，他一个个看。一个战士的大脚趾被冻掉了，首长问你叫什么名字，回答是朴顺义。首长站起来说，我这里向你赔礼了，是我们领导机关的工作没有做好。回北京后经和总后协调，一律配发了靴子。５个月后的一天，天下大雪，首长突然叫住我，去，问一下朴顺义的靴子解决了没有？谁是朴顺义？我有些发蒙。首长说：“你可真是不受其苦，不入其心啊！”５０年后的今天，丁慎勉说：“朴顺义，这个名字，我永远不会忘。”

军委迟浩田副主席也和我讲过，上世纪５０年代，他在华东，是团政治处副主任。上面说，爱萍首长要来检查工作。我们怎么等也等不来，后来才知道他早去了下面连队。当我们几个团领导赶到时，他和战士们正聊得欢呢。有个浙江籍战士，说话别人不好懂。你爸爸就让他把自己的名字写下来。那些战士哪见过这么大的首长啊，紧张得不行，钢笔又不出水。首长说，我看看，是过去那种自来水笔，笔尖堵了。打了盆水来，教大家怎么清洗。都是些农村兵，不懂也不奇怪。他脖子上挂着一部照相机，说，都过来，我给你们照张相。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父亲，过去我们的军队就是这样的。他沉思了好久，动情地说：“留恋啊！”

“彭带着我们去给毛汇报，毛说，解放军现在可漂亮了，你们身上那两块砖头是干什么的啊？”回忆中父亲多次提到这件事，联想到１９６５年取消军衔时他并未反对的态度，看来他是挺欣赏毛泽东这句玩笑话的。

“军衔是指挥的级别，是授予指挥员的。什么是将军？将军是指挥不同兵种联合作战的指挥头衔。我提出机械化师的师长必须授准将军衔，但其他同志说，那样将军就太多了。是嘛，现在什么人都搞个将军。离开了作战指挥，搞军衔就没有意思了。”

父亲饶有兴致地回忆这些细小琐碎的往事。我知道，那曾经是他的生活。

在新的变化面前，军队管理的形式方式不改变是不行了，但军队的宗旨不能变，两者的结合点又在哪里呢？从父亲的回忆中，我能明显地感觉到，他似乎在感情上，对于我军在战争年代形成的独有的道德理念和内在机制是留恋的，虽然他明白，走向未来与继承传统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就像许多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同志一样，父亲内心的天平似乎更倾向于后者。

３?一把板斧

还记得前面我讲过的吗？在我父亲报到时，彭德怀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词：“大刀阔斧”。是的，彭德怀完全能预料到，面对这样一架庞大的战争机器，要使它灵活轻便地运转，需要一把厉斧。

这支军队经过２２年的浴血奋战，产生了它的１０大元帅，１０位大将，５７名上将，和上百名中将，上千名少将。他们各个踌躇满志。今天，要带领他们迈进现代化之门，要裁减那些战功赫赫的部队，要关闭他们长期统领的部门，要改变他们习惯了的带兵方式，彭老总何尝不知道这项任务的艰巨。谁来领受这个任务？我想，在他脑子里肯定会闪现出许多的面孔，但他偏偏看中了张爱萍。除了资历、战功、学识、人品这些必须要考虑的条件外，恐怕还有一个极为重要，但又不好言表的因素——个性。要狠，但不能蛮；要计划周密，步骤稳妥。要敢干，还要能说；只有理直，才能气壮。敢得罪人，但不是只对下，不对上，分人行事。原则性要强，可办法要多，但又不能油滑。关键是不能有私心，要能舍得这顶乌纱帽。老实说，这样的干部有，但并不多，张爱萍可以算是一个。历史上的不说，就拿打一江山来说，百折不挠，关键时刻，敢于负责。台海危机过去了，现在慢慢回味，不是这家伙力挺，还不定怎么样呢！

华东军区的那封告状信，还真帮了个忙。状告他不认真理解上级的意图；岂有此理！难道上面反对打一江山？从中央到军委到总参谁说过不打了？是你自己理解错了嘛！至于骄傲、固执，这和坚持原则、据理以争，怎么区别得开？独断专行和力排众议同样也分不清嘛！说到生硬粗暴，对一个面对强敌的将领来说，未必就是缺点……要干成事，还真就要有张爱萍那股子拗劲。我们还就欣赏这种人。这种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这样看来，张爱萍无疑是个要找的合适人选了：一个能作为板斧使用的冲锋陷阵的人！

父亲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受领这项任务对他意味着什么；会将他带入怎样尴尬的处境；又将给他今后的人生带来什么恶果。甚至在他退休后，在和我谈起他自己的这段往事时，他都没有朝这方面去想过。如果他也像我这样去揣测他的上级，一事当前，先去分析个人的利弊得失，那他就不是张爱萍了，也就不会有他自己辉煌的历史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生活中，聪明过人的人，往往成不了气候。当然，我还不能算是这种人。

父亲晚年回忆说：“那时的机关，是按苏联编制搞的，共８个部，除总参、总政、总后外，还有训练总监部、总干部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此外，还有军委办公厅和总参办公厅两个办公厅。总参内部又有十几个部、局。体制重叠、庞杂，不合理，必须精简。”

军委只是党在军队中的委员会，对下行使职权是通过总参谋部的。而按苏联模式建立的八大总部，实际上实行的国防部体制，也就是政府管理体制。要管理这８个方面，军委就必须成为实体，建立自己的办事机构。父亲说：“我还是认为按我们传统的司令部体制为好，提出撤销它５个，恢复到司、政、后三大部。总干和总政合，财务和后勤合，军械、装备合，军务部和队列部合，训练总监部合并到总参，监察部干脆撤掉，没什么可监察的！军委办公厅和总参办公厅合，没有必要搞成两个。”

“其他同志都赞成我，但粟裕不肯去汇报，说你去和彭说去。”

“彭老总基本同意我的设想，但还是有些顾虑，他对我说：总干正在评军衔，工作任务很重，合并会不会影响工作？训总部长是叶剑英，弄到总参下面是不是合适？最后，彭老总决定保留总干部部和训练总监部，其他部合并。”

彭老总考虑的还是很周到的。

拆庙历来是复杂微妙的，一直搞到１９５７年才算最后敲定下来。１９５８年，军委扩大会议决定，训练总监部、通信兵部、防化学兵部划归了总参；总干部部、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划归了总政；军械部归属总后；撤销了总参谋部警备部；撤销了省兵役局，并入了省军区，将市县的兵役局改为人武部。

父亲说：“机关合并还是比较顺利，但牵扯到军种就遇到问题了。当时是陆、海、空、防空、公安５个军种，防空军是按苏联模式搞的，它分战略空军和国土防空军。但我们的防空军没有飞机，机场、雷达、气象、勤务都要靠空军，一旦要用都得向空军借，这样的防空军没有意思。公安军也没必要搞，我在浙江省军区工作时，就认为把大批野战军改成公安军不合理，并向陈老总反映过。到总参后，调查得多了，更是认为边防有省军区，内卫有内卫部队，再搞个公安军，纯属多余。”

解放初期，空袭频繁，我国幅员广大，重点目标多，因此效仿苏联的做法，建立起独立的防空部队。防空依靠的是歼击航空兵和地面高炮，而防空军自己仅有高炮、雷达、情报、探照灯等兵种部队，歼击航空兵全部编配在空军。实际上，我们的空军就是一支防空部队，直到现在除少量的战场支援力量外，也没有苏美那样的战略轰炸部队。因此，要地防空任务是由空军和防空军一起担任的，而且空军逐渐还唱了主角。这种交叉的体制和相近似的任务，以及保障、勤务部队和装备的重叠配置，在当时显然是不适宜的。

军委、总部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是慎重的。后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彭老总当时的秘书郑文翰日记中记载：“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５日，上午参加会议，研究统帅部机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注：这个会议由黄老（注：黄克诚）主持，主要研究军队整顿组织编制问题，为军委扩大会议做准备。”

“７日，今天上午１０时老总等从济南飞回。座谈会谈统帅机构问题，大体取得了一致意见，又谈军兵种问题，对空、防（注：空军与防空军）关系如何解决辩论了许久。”

“２３日，讨论兵种问题。大家把许多矛盾和困难都提出来了。但在如何解决上面，意见纷乱不一，最后仍由黄老提出，以现状为基础加以改善的办法，大家均表同意。”郑文翰在日记上注释道：“彭于１９５６年５月１９日军委例会上说：建立防空军早了一两年，装备、技术和干部条件都不具备。……空军与防空军合并事曾一再商讨，但军委扩大会议上并未做出决定。”

在军委尚且如此，可见意见分歧之大。父亲说：“我两次登门征求他们的意见，做说服工作，但人家都拒而不见。”

那当然，你要拆人家，人家能干吗？

果然，在议案上会讨论时，对方摔出话来：“吃我？历来是老子的部队吃掉人家！”父亲一听，顿时就炸了。去了几次你都躲着不见，今天又说出这样无道理的话来，他拍着桌子喊道：“老子今天就是要吃掉你！”

满座哗然。会议再也无法开下去了。

１９５７年１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撤销防空军，将防空军并入空军，建立空防合一的新体制。中央军委第９９次会议正式下文。

５月１６日，总参命令：军委空军、防空军从５月１７日零时起正式合署办公。原防空军各部队、学校根据国防部７月２６日命令，番号均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某部队、某某学校，原防空军军种名称正式宣布撤销，空防合并工作至此即告结束。直到１９７５年１０月，探照灯部队全部撤销。

公安军，这个曾是我军５大军种之一的部队，是体制变动最大的军兵种。

可以追溯到第一次精简整编，１９５０年４月解放军陆军部队分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组建了正规公安部队、地方公安部队和边防公安武装三支力量，罗瑞卿出任司令员兼政委。直到１９５５年，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正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总员额４０余万人。

１９５７年１月，中央军委作出了撤销公安军军种番号和领导机构的决定。公安军领导机关缩编为总参谋部警备部。从此，公安军作为一个军种消失了。

一直到１９８２年，中央决定将担负内卫勤务任务的部队，同实行义务兵制的武装、边防、消防警察统一组建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先后列入武警部队序列的有：武警内卫部队、武警边防部队、武警消防部队、武警警卫部队、武警黄金部队、武警水电部队、武警交通部队、武警森林部队等。从此，武警部队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重现于世人面前。

历史在循环着。当年在公安军机关的安置问题上，父亲和公安军司令，后来成为他的顶头上司的罗瑞卿发生了冲撞，一个倾向削减，一个倾向保留，虽然未见得有什么大碍，但总归是官场的忌讳。“文革”来了，新账老账一起算。我们背后说他，这种得罪人的事，办起来，怎么就一条筋？这不，终于落进自己挖好的陷阱里去了吧！

１９５７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指定父亲就三军发展的比例和重点问题向大会做一个说明。父亲一贯的看法是，鉴于国家经济实力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指导，“陆军仍将是战场上的主体。在国家经济的现有条件下，我军应以陆军为主，在海、空军的发展上，优先发展空军。这是一个全局。”

“我的观点是，陆军要重点发展火炮、坦克和野战防空武器。现代的战场是炮战而不是枪战；没有坦克就无法形成突破能力；战场防空主要靠陆军自己，不可能过分依赖空军。”

“空军主要是保障国家重要目标和主要战场的制空。空军以歼击机和地空导弹为主。发展强击机和中近程轰炸机，突击敌战役后方、交通线和破坏敌战役的集结、展开。空军还无法执行战略轰炸任务，因为我们不可能取得敌方上空的制空权，所以现阶段不必考虑发展远程轰炸机。我预言，空军无法保障陆军的防空，几十年都不行。刘亚楼也同意我的观点。”

“搞大海军没有那个条件。根据近海防御的原则，以发展水面中小型舰艇，和潜艇为主，然后是航空兵。对登陆来犯之敌，不能依靠海军在海上歼灭，还是要立足陆军在沿海纵深地带消灭敌人。另外，海军还有个隐蔽的问题，总不能像甲午海战那样吧。至于海军自己也想搞飞机，目前怎么做得到？我看是不现实的。”

“这些想法是我和粟裕、陈赓讨论后，报给彭老总批准的。但讨论时，不是很好统一，都在争。”

是啊，各路诸侯哪个是说说道理就能摆平的？

父亲有些恼怒了，他说：“我们都是小米加步枪过来的，为什么离开了陆军就不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呢？”

显然，这是一句带有责备味道的话。会场上没有人说话了，沉默。在座的一位佩戴上将军衔的司令员冷冷地摔出句话来：张爱萍，我看你没有后台就不敢这么硬！

这是什么话啊？父亲顿时勃然大怒，用手指着他喊：“那我今天就告诉你，我的后台就是共产党！”

这回可真是鸦雀无声了。两个上将拍了桌子，其他人该说什么好？

当晚，总参动员部部长王平上将来找我妈妈，他当时也是整编领导小组的成员。妈妈回忆：“王平说你也劝劝爱萍，他在这样的领导位置上，对别的同志说的话完全可以不去计较嘛。计较了，既伤同志间的感情，也有损自己的形象。”

你怎么和我爸说的？我问妈妈。

妈妈说：“我转告了王平的话，你爸说，是啊！是老毛病了，多次下决心改，总是不自觉地又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我一定改。”

我很想听父亲亲口说说这件事，他说：“事后想起来，我的方式是不好。但研究工作问题，提有什么后台，怎么讲出这样无原则的话呢！我是很愤怒。”

又何止这一次。父亲回忆：“我是冲了些，特别是面对萧劲光那样的老资格，还有叶帅。海军最后还是提空、潜、舰。我想算了，他们已经放弃大舰了。”

黄克诚就不像我父亲的脾气。他在回忆精简整编这段往事时说：“那时，我们各军兵种都在初建，领导者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魄力大、个性强、工作积极性非常高，都要在新岗位上做出新贡献，都向军委、总参、总后强调自己的重要，争得不可开交。……我说，我们都是高级将领，都懂得战时不能平均使用兵力，现在建设不是也一样吗？海军要舰艇，当然合理，但费用大、时间长，不是我们目前力所能及的。海军目前重点是海防，搞些见效快、费用低的小型舰艇，不是更实际些吗？建设空军比海军费用要少些，需要更急些，所以我们考虑重点在空军。”（注：《黄克诚自述》２８４页）

你看，同样的意思，讲出来的话就不一样了。他到底比父亲大８岁。

黄克诚还说：“像这样摆情况、讲道理，同时虚心倾听并吸收大家合理的意见，一般就比较容易解决问题。个别坚持己见的，仍然争论不休的，我们也不妥协。这时重要的在于保持冷静，不怕吵、骂，坚决不动摇。对吵骂凶狠者稍有退让，那就只会鼓励大家都来吵骂，弄得更乱、更无法处理了。当然，这样做要得罪不少人，使一些军队高级干部不满，也只得听之任之了。”（同上）

彭在总结会上说，这次精简整编是有成绩的，但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影响了团结，都应该做自我批评。他强调说，作为总部，是领导机关，更应该主动些。

我问父亲，这话是批评你吧？他说：“没有印象了。干这种事，哪能让人人都顺心？关键看事情办得怎样，他爱怎么讲都行。”

黄克诚讲的得罪人，是注定的了，否则，彭德怀也就不会把我父亲调来做这件事情。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这批人，陆续都遭到了报应。父亲还算是最走运的，一直捱到“文革”，才有人指着他的鼻子说：“张爱萍，你不是很狂吗？充当彭德怀的打手，砍这砍那的，没想到今天砍到自己头上了吧！”

指的就是这次整编，在研究国家武装力量体制时，父亲提出，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理应由国家主席来担任。天晓得，没过多久，毛泽东说他不当国家主席了，要刘少奇来当。“文化大革命”中，刘被打倒，清理他的党羽时，就有人出来揭发，张爱萍此举的目的，就是为刘少奇篡夺军权。这种事红卫兵说说也就算了，总参党委还真是煞有介事地报到林彪和毛泽东那里。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争吵归争吵，但争吵中也贯穿着许多愉快的回忆。上世纪５０年代党政军领导机关一般周末都举行舞会，追溯源头，许多老同志讲是从延安带过来的。父亲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在战争年代的生活很严谨，解放后，陈老总说我，你这个家伙也太古板了，扑克下棋娱乐活动都不参加，以后我来教教你，就先从五子棋学起吧。后来在杭州工作时，少奇同志来这休息，省委军区举办舞会，是王光美同志教会我跳舞的。”妈妈跟着回忆说：“后来调北京工作，中央机关也常有舞会，主席、少奇同志、总理、朱老总一进场，乐队就奏起慢四的舞曲，主席跳得很稳健，总理的舞姿最潇洒了。一般他们不会跳很长时间，领导同志一退场，你爸他们这批军队的少壮派就喊，乐队，来个快的！你爸是快三跳得最好，就看他在舞场上一圈一圈地不停的转。刘亚楼花样最多，跳着跳着，甩开舞伴，一个人在舞场中间表演起来，是俄罗斯舞曲，苏联红军舞，大家围着给他鼓掌助兴。”那时我们还小，对这样的场面只能留有模糊的印象。我们这些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孩子，正赶上大讲阶级斗争的时代，哪有几个会跳舞的？“文革”结束，在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跳交际舞又盛行起来，我们兄弟在家里也学跳舞。父亲那时已经退休，拄着拐在一边指导，怎么迈步，怎么旋转，说着说着还非要来个示范。他的腿在“文革”中折断了，随着年岁的增长，断接处逐渐萎缩，连行走都困难了，怎么能跳舞呢？但哪里能说服他，由几个人架着，我几乎是把他悬空抱起来的。他的腿在地板上蹭着、划着，激昂的、快节奏的舞曲似乎又把他带回到了那个辉煌的年代，他的眼里流露出兴奋的光。那是一个充满朝气的热血澎湃的时代，他们，第一批共和国的将军们，以他们旺盛的精力，推动着我军现代化最初的起步。

那眼神告诉我：青春，你有多美好！

翻开历史的记录：从１９５７年初到１９５８年底，又转业和复员了１００万余人。几年下来，步兵部队精简５１．２％，各级机关精简２７．２％，全军总人数从６２７万降至２３７万，精简了６１．２％，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人数最少的时期。尤其是陆军，仅为新中国成立时的１／３。在步兵减少的同时，海、空军和特种兵得到了加强，占到了全军总人数的３２％，与陆军达到了１比２。实现了人民解放军由陆军向合成军队的过渡；战时体制向国防军体制的过渡。

在总部领导机构上，将八大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干部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合并为三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

将原有的五大军种，改为陆军、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防化兵、通信兵等，三大军种六个兵种的诸军兵种领导机关和部队。

成立了我军第一个军事理论研究机构——军事科学院。在各总部、大军区、军兵种司令部和军事院校，分别成立了相应的军事研究专业机构，到６０年代初，全军拥有各级军事研究机构达１６０余个，专业研究队伍达２０００余人。

成立了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建立了在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常规武器、导弹核武器、航空、舰艇、电子等科学技术研究部门。同时协助国务院建立起了我国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注：以上均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军事科学出版社）

彭德怀和他的团队在一步步实现他们改造这支农民军队的初衷。

４?庐山云雾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庐山，对当代中国人，它的知名度要远远高于享誉了五千年华夏文明的三山五岳，因为它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内的几次大的政治斗争，都在这里剑拔弩张。庐山，这座长年被云雾缭绕的大山，因为见证了历史的血雨腥风，而更增添了它的奇幻和神秘。

１９５９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在这里召开。

作为会议亲历者的父亲是这样回忆的：

“１９５９年春天，西藏发生叛乱，我代表总参去西藏组织平叛。平叛结束后，回到成都已是７月中旬。紧张了一段时间，军区的同志们都劝我在成都休整一下，我也想爬爬峨眉山。可到了成都，晚上就接到了军办的电话，通知上庐山参加中央全会。

我一听是开会，又是中央全会，就不愿去。这种会，一点意思都没有，不就是举举手嘛。我当即打电话给在家值班的黄老（注：黄克诚总参谋长）请假，说平叛的总结还没有做，就不上山了。黄老同意。谁知当天深夜１１点，黄老又来电话，说中央规定不能请假。我回到北京，又赖了几天，这时军队的中央委员们差不多都上山了，只剩下陈锡联、杨勇和我。（注：黄克诚已于７月１７日上庐山）我们三人是一架飞机走的，你们和妈妈、妹妹一起去送我，还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起飞前，我们要看飞机，父亲说，上来吧，就叫机长模样的叔叔带我们去看驾驶舱，还说，只看不动！我印象是到处是仪表。飞机要起飞了，我们向爸爸还有其他的叔叔们道再见，陈锡联走过来一把抱过我妹妹说，再什么见？一起和我上庐山！我妹妹小时候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父亲说，这怎么行，中央开会不好违反规定的。杨勇在旁手一挥说，就说是我的女儿！要他们来找我好了。我妈急了，这么热的天，她连个换洗的衣服都没带……没等她说完，杨勇和陈锡联都说，这还成问题吗？到山上再买嘛！就这样，他们抱着妹妹飞了。

我和妈妈望着呼啸而起的飞机慢慢消失在蓝天白云里。他们真不同于今天的将军们。

但是，等待他们的，绝不是简单的举举手就完了的事，这些欢快豪放的将军们很快就傻了。

上山的当天，就得到通知，第二天，召开中共中央全会，会议主题：批判清算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我查了一下会议的文件，开会日期是８月２日。这么说，父亲他们这批最后上山的，是在８月１日。这一天正巧是军队的节日，她已经走过了３２年的艰苦历程。明天，她的元帅和大将将要在这里接受审判。

即使在今天，我都能想像得出，这个消息，对于这三个上将来说，不啻于听到敌人对我发起原子袭击的消息更让他们目瞪口呆的了。

党内高层在庐山上的这场厮杀，起始于一个被戏称为“神仙会”的活动。

研究党史的人，一般把庐山会议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神仙会，也就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主流是反左；后期为反右倾。也有将会议分成三个段落的，７月２日到１６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前，为神仙会；１６日到８月１日，也就是父亲他们最后一批人上山前，为反右倾；８月２日到１６日为八届八中全会，是大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阶段。父亲参加的正是批彭黄阶段的会议。

在这之前的一年，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这就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习惯称之为三面红旗。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的运动；神话般的以农业高产放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及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三面红旗在极短的时间内席卷了神州大地，但同样又在极短的时间内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毛泽东开始下令刹车，用了半年多的时间纠正这些被称作是“极左”的愚蠢而荒唐的游戏。对毛泽东来说，在党的历史上，除了中央根据地丧失、红军被迫长征外，恐怕还没有遇到过这样叫人紧张、为难和尴尬的挑战。在全党上上下下顶风迎浪、不断检讨下，形势慢慢趋于稳定好转。毛泽东复杂而沉重的心情有所缓释了，是到了可以让大家开怀畅谈，总结一下经验教训的时候了，以便继续鼓劲干下去。夏天到庐山，一是避暑；二是远离尘嚣。毛泽东是个浪漫洒脱之人，庐山风光奇秀，那就都来当一回神仙吧。这就是神仙会的来由。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番好意，竟会惹出乱子来，彭德怀这家伙，把整个好心情都给搅黄了。

庐山会议最初的基调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但在讨论中不少同志谈到了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问题，要求深入纠左；也有不少同志则认为纠左已经过头，泄了群众的气。彭德怀属于前者。他发言后，仍感言犹未尽，对一些同志坚持的左倾情绪深表忧虑，于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能深入透彻地交换一下意见。毛泽东给这封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示印发会议。于是，会议又围绕着彭德怀的《意见书》，展开争论。形成了支持、反对和基本同意信的内容又不赞成某些提法等三种意见。张闻天支持彭德怀的观点，从理论的高度上作了系统的发言。毛泽东对此发表了观点尖锐的讲话以示他的反击，会议的基调立即改变，形成了“一边倒”的对彭德怀、张闻天的揭发和批判，许多人纷纷收回自己的发言，划清界限。人们怀着保卫毛泽东威信便是维护党的团结的信念，参加了这场斗争。由于黄克诚、周小舟是支持彭德怀，后来又没有顺风转向，加上他们还有串联的“非组织活动”的嫌疑，便被划入彭张联盟成员。彭、黄、张、周被迫作了检讨。毛泽东联系历史说彭德怀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使批判斗争进一步升级。会议最后通过将彭、黄、张、周定性为“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路线的错误”的“反党集团”，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不久在北京又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追查了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并追逼以彭为首的“反党军事俱乐部”成员。最后定论为，彭、黄“是十足的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篡军、篡党、篡国的阴谋由来已久”，并实行了对他们的软禁。

父亲上山的时候，庐山上对彭老总的批判已经搞了半个月。也许是怕他们上山后乱放炮、犯错误吧，当晚，周恩来通知他们参加预备会，介绍了前一阶段的情况，特别指出：“彭德怀和张闻天的《意见书》，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向总路线的进攻。这有着深刻的思想、历史根源；是有纲领体系的活动。”

８月４日晚上，由刘少奇主持，几个常委参加，又专门向父亲他们几个晚上山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传达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精神。林彪先讲话，其他几个常委也都讲了话。总的基调是：“彭德怀发生这件事不是偶然的，有的同志说，他有魏延的反骨。毛主席去年５月讲防止党的分裂，就是指彭德怀同志。”

林彪说：“他（彭德怀）野心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他参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野心。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

留下的会议简报，折射了当年的情况，现在重看，许多中央委员们、大区书记们，在发言中无限上纲、牵强附会、无中生有，作风之恶劣，令人震惊：

——毛主席说的军事俱乐部，首先是一个国防部长，一个参谋总长，总是密切合作的了。……山上山下，党内党外，国外都有。

——他反对政治挂帅，第一书记挂帅，正是对毛泽东同志的。

——彭信上说，一般不追究责任，意思是特殊的还要追究，既然领导错了，就得改组领导，只不过写出来罢了。

——彭德怀拿匈牙利事件作比，什么意思。

——他们的锋芒是对着毛泽东同志，其目的是企图分裂党，实现他们的恶毒阴谋。

——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与党外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遥相呼应。

——这封信，是经过周密预谋的。

康生的讲话就更令人毛骨悚然了：“他们的言外之意，是否有改换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或改换主席之意呢？”

３０年后，当我看到这些逐渐披露出来的内幕时，我真为我们的一些中央委员们脸红，他们之中有些还是我敬仰的人。我这一生也参加过无数次党内各式各样的会议，包括生活会、批判会，但他们真不如一个普通的基层党支部。

父亲说：“这就是逼着你表态嘛。”他在会上也做了违心的发言。

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呢？会议的亲历者李锐，在他《庐山会议实录》中记录了父亲和其他几个曾与彭老总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发言，我摘要如下。李锐写到：

可是，不少人还是讲了一些心里话。

董必武说，彭信只是有几个论点不大对……

杨勇说，从小参加革命，就在彭领导下工作，尊重他，怕他，又不大怕他。他经常骂人，他说，高级干部觉悟高，骂，有什么了不起，他就不骂战士。彭有包袱，一是自以为忠心耿耿；二是自以为功劳大。大跃进同打仗一样，不能没有伤亡，对勇敢作战的部队扣一大堆帽子，就会瓦解士气。

李志民说，在彭总领导下１６年了，有感情，也有迷信。这一次如不参加会议，是看不出他是野心家、阴谋家的。

王震说，我承认他是民族英雄，但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书中专门提到我父亲，说张爱萍分在第二组，８月５日轮到他发言：

“在彭直接领导下工作时间不长，过去对他信任、钦佩、尊重，为他的坦率、正直和艰苦朴素所迷惑，也是受他这些影响很深的人。虽然对他那种骂人、训人、蛮横态度和事物主义的工作作风有些反感，但总以为他就是那样脾气，原谅过去了。军队干部挨他骂的人，是相当普遍的。就是黄克诚同志，也是被他骂得最多的，可能是被他整服了的人。记得在陕北保安红大学习时，有一次他从前方回来，在闲谈中，曾对彭雪枫和我说，我这人脾气不好，喜欢骂人，你们都是挨过我骂的人，很对不起，等等。当时好像是检讨，但并无多大改正。”

父亲在批彭时捎带提到了彭对黄克诚的态度，这么说，是想为黄克诚做点开脱。虽然在历史上，他和黄在作战指导上有过分歧，甚至有一些芥蒂。

李锐的书也记载了我父亲对黄克诚的态度：

“张爱萍的发言中还说，黄这个人，公正、坦率，工作中的原则性，生活的严谨、艰苦朴素，对自己影响很深。从这次揭露的问题，才提高认识、提高警惕。”

李锐最后感慨地说：“可是，这些比较客观、公允的发言，是越来越跟整个会议的气氛不相适应了。”（注：李锐《庐山会议实录》２９０页、２９１页）

庐山会议后，军委召集会议继续批判揭发彭黄。父亲说：“回到北京后，开军委扩大会议，分成两个组，一组批彭；一组批黄。新任总长罗长子，非要我主持第二组批黄。我推辞了一下，不行，我知道这是推不掉的。开会时我说，你们大家有什么就说什么吧！开始显得冷清，但有几个人调子很高，这边说完又到那边（指在批彭组发完言又到批黄组这边发言）。林身边的几个人调子高不奇怪，只是吴法宪的发言让我震惊，他揭发黄，贪污了金子，让唐棣华（黄克诚同志的夫人）带走。黄向来是以艰苦朴素著称的，而且在三师时专门提名他（吴法宪）担任政治部主任。”原总政治部青年部处长林晖对我说：“当时调我去紫光阁做记录。吴对黄落井下石，说他是伪君子，列举了许多实例。你父亲在会上只是敷衍了几句，一句也没有批黄的，我为他捏了把汗。时间久了，再具体就记不清了。”

批彭黄时一面倒的现象，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党内生活制度有关。在我党历史上，在解决党内矛盾和进行党内斗争时，多是采取生活会的方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或发动广大党员和群众给领导提意见，即所谓的整风。这种形式体现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置身于党和人民监督之下的党内生活的准则，是一种发扬民主的做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特定情况下，这种形式又容易给权谋政治提供土壤。批谁整谁，错误的性质，往往由书记定调子，常委统一口径，骨干统一思想，开起会来，群起而攻之，上纲上线，批判揭发，历史的、现实的，一起算总账。庐山会议就是个典型。一上来就宣布矛盾的性质，然后就是扣帽子：彭在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合作过；彭参与了高饶的阴谋活动；彭要分裂党，搞非组织活动；他这次借机发难，是野心的大暴露……等等。完全是一言堂。如果仅仅是几个和彭成见较深的人也好理解，恰恰，附议的，调子很高的是一向在党内地位很高的，在下级心目中备受信赖和敬重的党的其他领袖们。分组表态、揭发时，居然又有那么些知情人站出来，揭发的问题又是那么的触目惊心，里通外国；要苏联红军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搞军事俱乐部的非组织活动……

这里没有仲裁者，也没有陪审团，更没有辩护律师，当然也不会允许中央委员会听取对立双方的证词；没有，也根本不可能给被告人讲话和辩护的机会。在座的即使有看法，又能怎么样？你再对彭有好感，人家揭发的问题，你又不在场，何况许多是历史问题，你知道吗？你只有听的份，不信也得信。只要你向最高权威提出挑战，那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这种体制下，个人是没有任何抗争的可能的，只有被碾成齑粉，随风飘散。

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自己揭发黄克诚实在不是故意的，也许吧，是慑于一种无形的压力？这就更让人感到恐怖。在如此的政治氛围中，我不知道像父亲这样的表态，如何能过得了关。１０年后，也就是１９６９年“文革”中，我看到江青的讲话。是审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江青说，有很多的毒草，如《海鹰》、《怒海轻骑》等，是为彭德怀树碑立传的。八一厂的同志解释说，当时都是总参、总政审查过。江青不依不饶，追问是什么人审查的？答：张爱萍。江青大怒道，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是个彭黄漏网分子！当时我们就是要整他的……

江青的话证实了当初确实是要株连一批人，父亲也在其中。但为什么后来没有整他，是谁替他开脱了，就不得而知了。２５年后，父亲担任了军委领导工作，他和我说，现在他才知道，当初杨得志也在被整之列。在批彭时，杨说了句彭老总在海防建设上还是有贡献的，结果被他的一个副司令告发。后来不知是哪位元帅替他说了话，逃过一劫。父亲说：“像杨这样老实的人，过去又没有和彭在一起的历史渊源，都要整，那我们这些人还跑得了？”

那个副司令，我父亲平时对他印象是不错的。真是人心叵测啊！

讲起庐山会议，父亲直到晚年仍非常感慨。他说：

“大跃进，开始我是拥护的，能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谁不高兴。５８年炮击金门，从连城下飞机，到上杭、龙岩、漳州，树都砍光了，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炼铁炉子，乱七八糟的。回来到建瓯、建阳，杀鸡宰牛的，说是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回北京向彭老总汇报完，闲谈中说起一路的情况。我说，共产主义怎么能这么实现呢。北戴河会议后高兴的情绪慢慢消失了。我认为和彭老总可以交心，对彭老总说这些，是下级对上级的信任，他能听得进不同意见。后来上了庐山，发给每人一份彭老总的万言书，我觉得万言书写得不错，但当时也不敢说。大家都发言，我不发言也不行，逼得你表态，想来想去，只好应付那几句。但我是想不通的，对大跃进有意见，就是反毛主席吗？我对大跃进就有意见，我也反毛主席吗？没有这个道理嘛。我替彭老总难受，心里想，老总啊，你怎么对毛主席说是小资产阶级呢？有气，说说我们这些人也就算了。”

我妈妈后来回忆：“庐山会议结束后，你爸对我说，是我把彭老总给害了，我真不该对他讲在福建看到的那些事情。”

父亲晚年，我们常在一起谈论对他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谈得最多的就是彭老总了。

父亲比彭老总小１２岁，正好一轮。他回忆，真正与彭亲密的，深受彭赏识的是彭雪枫。黄克诚的许多回忆文章也记载了他自己和彭之间生死相随、情深意重的亲密关系。相比我父亲呢？耐人寻味的是，在父亲的回忆中，几乎都是彭老总批评他的事。除了前面讲的他因为困乏而耽误了集合这件事外，父亲还说过：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直罗镇战斗，我写了个侦察报告给毛主席和彭老总。先送到彭老总那里，他问我，你这个报告，看过第二遍没有？我说，没有；为什么？我说，我相信我写的不会错。彭老总把报告甩给我，说，那你就拿回去再看看吧！我看了，真的错了几个字。”

中国书写的老习惯是自右向左竖行排列，但父亲书写却偏偏跟惯例相违，是从左往右竖着写，他说，这样的好处是，一只手写，一只手的拇指按住写过的部分，这样即使没有灯光，也不会错行、叠字，而且用毛笔时还不会蹭着袖子。这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父亲说，彭并没有批评他，但从此以后，他每次写的东西，都要再看一两遍才放心。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收集了父亲１９３６年写的文章《彭军团长炮攻太子圩》。红１１团为夺占敌堡垒，连续发射了四五发炮弹都没有命中。父亲写道：“真没有卵用呵！”这时，彭德怀亲临前线，说，为什么架这么远？移到我这里来！结果还是没有击中。彭说：“你们真是不中用！”然后亲自瞄准。父亲形容他：“半新不旧的军用皮包挂在左肩，一个半旧的牙刷，插在皮包外面，右肩下还挂着望远镜，背上背着一个半旧的斗篷。”他对我父亲下命令说：“一打中就冲！”彭老总亲自瞄准的这一炮正中堡垒的脚下。文章写道：“冲呀！冲！彭军团长高高举起他那个破了的红军帽，在空中不停地指挥着大喊起来：前进！都前进！消灭他干净！”文章结尾是：“每个人都在高唱：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

对彭德怀，父亲说过，彭也有缺点，甚至是很明显的缺点，在有的问题处理上是错误的，“如对粟裕，虽然不全在他”。但为什么彭德怀会对父亲的人生理念和性格生成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呢？

父亲说：“一个人要立言、立行、立德，关键是立行。”彭德怀和党内的有些领导人不同，他的部下对他的敬仰，不是听他的说教，不是因为他著书立说，而是为他的行为、品格、作风所感染，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跟解放军的许多将领一样，他出身低微贫寒，但在他身上，却丝毫没有流氓无产者的匪气和发迹后贪图享乐的农民阶级的短视。他刻苦、俭朴、不好声色、与部属同甘共苦的苦行僧主义，对我父亲影响极大。他们都不是享大福的人，而是做大事的人。

彭功高盖世，是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但他没有自己的山头。长征后期，中央为了统一陕北地区红军的指挥，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他主动提出把自己一手拉起来的红３军团并入红１军团。这支由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为基础的红军队伍，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后，由初期１７８００人，仅存下了２０００人。当他面对这批同生共死的弟兄，看着和他一样衣衫褴褛的红军将领时，这个岩石一样的硬汉，也落泪了。

彭手下的许多红军将领，包括我的父亲，那种刚硬作风，明显的带有彭德怀的影子，耿直正派，不屈服于邪恶势力。

虽然彭德怀在主持军委工作期间也错误地对待了像刘帅、粟裕、萧克等这样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但就其思想体系来说，他是反对树立凌驾于全党之上的个人权威的。抗战期间，我党的领导层和国际国内的一些反法西斯的民主志士有了更多的接触，彭就是在这时开始思考民主、人权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关系，坚定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新型人际关系的理念。虽然由此长期受到猜忌和冷遇，但他不惧孤立，在庐山仍秉笔直书，为民请命。

彭关心的是群众的疾苦和部队基层的生活，在他主持军队工作期间，数次调低高级干部的工资，增加了营以下干部的薪金。对比军队中一些人用心于领导人的生活，是否能睡好、吃好、玩好，喜欢什么样的文工团员等等，人品之高下，不言而喻。

父亲就是在长期的战争和工作中，贴近地目睹和感受了彭老总的“立行”后，对他的钦佩和敬仰在不知不觉中升起。

因为淡，看似白；因为清，看似无。庄子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之交不是酒肉之交，不是利益之交，是心与心的交流，是一种天地共存的默契。俞伯牙弹琴，钟子期如痴如醉，因为他们达到了相通的境界。何谓君子？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知天命之人，明道之人才是君子。

彭老总影响了我父亲的一生。

父亲从庐山回京，全家都去机场接他，我们兄弟几个都希望自己最先看到爸爸。第一架飞机落地，人们熙熙攘攘地下来，好多小孩都喊着自己的爸爸冲上去。第二架飞机落地，又没有，这时接机的家属们都陆续走完了。直到第三架飞机徐徐落地，我们才看到下来三五个领导人，我一眼就看到了父亲，再一个就是彭德怀，他还是像往常那样沉着个面孔，撅着个嘴，一个石头雕刻的人。有人回忆说，彭是和贺龙、刘伯承一架飞机，反正我和哥哥都没有看到，别人不好说，但贺龙就凭他那小胡子，我们是绝不会看走眼的。在汽车上，我听见父亲对妈妈说，出大事了……

父亲后来和我说：“王尚荣（注：当时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长）找我，说飞机不好安排，都不愿意和彭老总一架飞机。我说，这种事不好勉强，都上前两架吧，彭和工作人员安排在后一架上，我们就陪他一下吧。到济南时，天气不好，停留了一会儿。面对面地坐着，不知该说些什么，彭也不吭气。大家沉默了一路。”

庐山会议后，父亲曾见过彭老总一次，彭只说了句：“反正我不是反革命。”还是相对无言。

一直到“文革”，在一次批判彭德怀的大会上，父亲被弄去陪斗，双臂反剪，强行按下头，胸前挂个大牌子。批斗会是由三总部、海空军、各兵种、各军事院校、国防科委等联合组织的，批斗曾经创建了他们、抚育了他们成长的元帅。一起被斗的还有黄克诚、杨勇。父亲说：“我几次抬头想看看彭老总，但彭一直没有抬头。”

我想，彭老总肯定会知道的，他不再像庐山时那样孤独了，曾经和他一起爬雪山、过草地的３军团的红军将领们，此时也同他一起被地狱的烈火煎熬。这对他不知是安慰还是悲哀。

后来，父亲被关押，受尽磨难。但或许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父亲才可能在那些漫长的茫茫黑夜里重新审视他为之献身的事业，重新审视他自己的人生并推及别人的人生。在此获得顿悟。

１９７２年，父亲在囚禁中折断了左腿，被匿名保外就医，住进３０１医院。当他听说彭老总被监禁在楼上时，就一定要去看看老总。他刚动过手术，硬拄着双拐爬上去。在门口，被哨兵呵住。父亲装作找错了房间，故意大声喊：“我是张爱萍！这不就是我住的房间吗？为什么不让我进去？我是张爱萍啊！”吵闹声惊动了专案组和院方保卫部的人，硬将父亲架出去。父亲说：“也许彭老总能听见我的声音。”他是多么希望彭老总能知道，他没有被忘记，他的部下在怀念他，让他听一听他部下的声音吧，哪怕仅仅是带给他一丝的安慰呢！

彭德怀，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９日１５时３５分被折磨致死。在他的骨灰处理报告中写道：“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公墓。”

火化的费用是从彭德怀那少得可怜的狱中生活费中支付的。他的肉体连同他读过的６２本书一起，在烈焰中化为灰烬。点点火花在烟雾升腾中闪烁一下就熄灭了，他把痛苦和希冀留给这个世界，他，终于可以解脱了。

对人死后究竟有没有灵魂，从来就纷说不一。但我相信是有的，只不过他是以另一种形态存在着，存在在父亲和我的心中，存在在许许多多中国军人和老百姓的心中，激励他们走完人生。

又一届新的军委成立了。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罗瑞卿接替黄克诚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２０日，成立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办公会议的成员是：罗瑞卿（总参谋长）、谭政（总政治部主任）、杨成武（副总参谋长）、肖华（总政治部副主任）、邱会作（总后勤部长）、肖向荣（军委办公厅主任）。张宗逊、李克农、彭绍辉和我父亲，以及陈赓等几个老的副总参谋长都没有再进入。当然不全是政治上的因素。父亲是第二年，彭黄问题处理结束后，也就是１９６０年５月增补的。这是一个微妙的人事安排。从工作需要来说，他是主管军事行政事务和武器装备的副总长，军队大量的日常工作都在他这里。从政治上考虑，他是上一届班底的老人，处理军委日常工作也的确需要有一个红三军团的人参加，这样给人的印象要公允些，毕竟这是一段历史。何况父亲并不是彭德怀平江起义的老班底。毛泽东早在这之前就对上一届军委班子说过，总参各方面军的人都要有。这样就增加了彭绍辉，他作为四方面军的代表。黄克诚当总长后，又把杨成武调来了，他是一军团的。

早在庐山会议前，军队高层发生过两件事情，一件是反教条主义；一件是批判粟裕。父亲这个人，除了工作，其他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尤其是涉及到党内人事关系问题，能不听就不听。他自己说，在总参他是个壮劳力，下去跑的事多是派给他，他也很乐意。工作日志记载，这个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和边防跑。这两件事，我曾问过父亲，他的表情有些木讷，没有道出更多的缘由，只是说：

“有一次，粟裕和我谈起，觉得委屈，都掉了眼泪。我说，别这么没出息，干脆，开诚布公地、直截了当地找他谈一谈嘛！”父亲这里说的“他”是指谁，我也懒得再问了。

粟裕被免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一年后，彭德怀、黄克诚也倒了。不久，陈赓、李克农相继谢世。

时事如棋局局新。

彭德怀的罪行之一，就是分裂党。彭德怀被打倒后，党真的团结了吗？

鸦雀无声，恰恰是最可怕的。别人怎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的父亲，他的内心蒙上了一层阴影。他说：“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搞小圈子，吹吹拍拍，拉关系。我知道，过去的宗派又要来了。”

父亲给罗瑞卿写了封信，说自己长期在总部机关工作，陷于事物，希望能到军区去，做一些实际工作。罗看后说，难道你就这么不欢迎我来吗？

父亲和罗瑞卿在红军大学时就很熟悉，彼此都可以讲出一些他们之间鲜为人知的，甚至是个人隐私的笑话来。后来同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我看过他们的合影，照片背面有罗的题字：“送给爱萍小弟存念”。父亲说，在这个时候写这样的请调信是不合时宜的，引起误会就更不好了。他对罗表示，愿意收回这个请求。

父亲说：“罗这个人，工作有魄力，有干劲，能决断，雷厉风行。他对我是很信任、很放手的，对我的那摊工作也是很支持的。只是副总长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有的人把他们过去那套拉拉扯扯的作风都带进总参谋部来了。”

“粟裕同志那时的和谐气氛没有了，相互间不交心。”怎么办呢？他经常想起彭老总：“他对革命这样大的贡献，说了真话，结果就这样整。我觉得党内这些事真没有意思。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一心扑在工作上，自己按原则办事。凡和我关系不大的、能不参加的活动和会议我都懒得参加。对党内这些事，不听，不问，不参与，管你驴打死马，还是马打死驴的……我也帮别人说过话，那是因为有人违背了原则，我才站出来。”

“我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下面跑。我分管的那摊，都是在边远荒凉的地区，５０年代是部队、边防、海岛；６０年代就是发射基地、试验场、工厂和研究所。我愿意到那里去，和下面的干部、战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在一起艰苦创业，心情是舒畅的。”

在随后的这段时期里，就像他自己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大西北、大西南的各个国防工业基地度过的。”在这个时期，他写下了许多边塞风格的诗篇。

在青海柴达木，检查原子弹基地的建设，他写下这样的句子：

独立阳关上，古人西出叹凄凉。

在新疆，他写道：

长笛一声天山外，最难大漠起春风。

到铀矿基地，他模仿李白诗的句式：

朝辞衡阳云雾间，夕阳穷攀南岳山。

登上巴颜喀拉山，在黄河、长江的源头，向东眺望，他写道：

源头同是莹洁水，清浊何以多变迁？

他在诗中想说些什么呢？当年一起从雪山、草地走过来的弟兄，今天何以如此泾渭分明！

第六章　大漠黄沙

自上个世纪４０年代，当第一颗原子弹的烟云在广岛上空升起，整个世界就笼罩在这可怕的核阴影之下了。时至今日，国际社会发生的许许多多重大事件，几乎都和这阴影有关，社会历史学家给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起了个名字——冷战时代。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的我的父亲，在这场大国的博弈中，他的人生经历又是怎样的呢？

庐山会议之后，一直到“文革”前，这７年间，父亲的精力大部用于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领域，光顾西北的大漠黄沙，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一生是两个３０年。从１９２５年参加革命，到１９５６年，主要是从事作战和军事工作；１９５６年，从主持制定第一份国防科技发展规划起，到１９８７年退休，基本都是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这个领域里。庐山会议之后，我的主要精力逐渐转向这里，一干就是３０年。”

１?鱼和熊掌，可否兼得

庐山会议的恶果很快显现出来了，大自然的惩罚是不以人类社会权威的意志为转移的，再是至高无上的帝王，在大自然面前，也不过就是个肉体凡胎。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国各地抓紧秋收后的时机，大规模地动员组织群众，采集和制造代食品，以度过灾荒。中央根据中国科学院的建议，向各地推荐食用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若干代食品。要求城乡大小食堂，自己动手，土法上马，自做自吃。这个灾难究竟有多大，至今我也没有看到官方权威性的报道。学术界说法五花八门，争论的双方，依据的是人口统计，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１年，这３年的人口死亡率远远高于之前、之后的正常年份，平均每年增加了１０００万。于是有人说，３年自然灾害造成了约３０００万的死亡；但反对派说，这只是推断，从法律的角度看，这只是可能性论据，而不是指证性论据。但我知道，当时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兼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是相信这个数字的。

接踵而来的打击还远不只是没有饭吃的问题。从庐山下来还不到一年，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６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停止执行援助中国原子能工业及国防工业的协议，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终止原定一切设备材料的供应。

这就是当时所说的６０年代初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赫鲁晓夫和彭德怀都是大合唱中的一员。毛泽东写下了他著名的诗篇《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托梅寄志，在毛泽东的诗中，孤傲、俏丽的梅花具有了铮铮铁骨和挑战精神。

负责原子能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决定，为激励全体人员斗志，牢记老大哥背信弃义的这一天，把苏联停止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日期１９５９年６月，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５９６”，也叫“争气弹”。（注：苏联政府在照会我国前，早在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０日，苏共中央就致函中共中央，为不影响苏、美、英首脑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日内瓦谈判，暂缓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资料。）

那是个饥饿的年代。原子弹事业何去何从？在中国最高决策层会议上展开了激烈争论。这就是今天广为知晓的关于原子弹的上马与下马之争。

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军方几个老帅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陈毅说了那句体现他鲜明性格特征的话：“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反对派的性格也很鲜明，他们说：“老总啊！你还是把裤子提上吧，光着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弹的。”根据李富春、陈云的报告，１９６０年底，我们国民经济破坏的程度，粮、棉跌到１９５１年的水平，生猪年底的存栏数和油料产量，跌到不及１９４９年。轻工业全面滑坡。重工业上去了，但是靠的是增工损农，以农业的损失为代价而支持工业上去。（注：引自吴冷西《国民经济调整的领导者》的文中数据）

面对窘况，要吃饭还是要原子弹？两者都是关乎基本国策的大问题。老百姓没有饭吃，社会就无法稳定；而没有核盾牌，战争就难以避免。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３０周年纪念时，父亲对来采访的军报记者说：“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少奇同志，他说，先不忙下结论，调查一下，把原子能工业的基本情况搞清楚了再确定。是陈老总给我交代的任务。”父亲这里说的任务，是指代表中央和军委去调查原子能工业的状况，以便为最高层的决策拿出依据。父亲接着说：“我说，我只知道山药蛋，不懂原子弹。陈老总‘熊’了我，说：不懂你不会学？谁是一生下来就会的？”

不管你再战功赫赫，不管在你的部队面前再虎虎生威，也不管战将之间如何拍着桌子喊，但在元帅们面前，你就是个小学生。我注意观察过，凡是元帅们交办的事情，不管是哪个元帅，父亲总是极其认真的。有时明知他们要求的不合理，或是做起来有难度，他也总是自己宽慰自己的笑笑，说一句：“这是老总们交代的，是不好马虎的。”

爱这支军队，绝不是一句空话。爱戴、信任、尊重、维护，甚至理解和谅解自己的元帅，在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冰冷的信条里，浸透着对事业的共同信念和战斗中结下的生死情谊。

我国的军事工业和军事科研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由军队、国防工业部门、国防科研院所三大块组成，横跨军队和国务院两大系统；分别归口由贺龙和罗瑞卿，以及聂荣臻领导。仅在军队中又分成总参和国防科委两大块，又分别由罗瑞卿和聂荣臻分管。机构多了，头绪也就多了，自然不免扯皮的事。在这之前，父亲是以主管装备的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归口管理国防科研机构的设置、编制，试验基地的建设，武器装备的规划、定型、列编、管理；以及常规武器科研。后来聂老总要他兼国防科委副主任，一开始只是分管基地建设。他路过格尔木的原子能基地，李觉（注：核武器局局长兼核研制基地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少将，后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请他去看看，他不去，说，原子弹的研发不归我管，你有什么要求我替你办就是了。李觉说，他要修条铁路。父亲说，这好办，给你调两个团的铁道兵够不够？他后来对我说：“这一摊搞得神神秘秘的，我才不去呢。”后来聂老总身体不好，任命父亲为常务副主任，兼起国防科委的全面工作。贺龙、罗瑞卿的工办那摊也任命他为副主任。这样他成了一仆三主，总参副总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工办副主任。他这一辈子，一直想把这几摊撮合起来，可就是不行，哪家都不干。没办法，只有靠他这个给三摊都当管家的人，拳打脚踢地来协调了。采访原国防科委副主任、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时，他说起当年的往事：“那年在北戴河开工作会议，晚上我和你爸爸在海滨散步，你爸爸说，别看他们洗海水澡的时候都高高兴兴的，上了会吵得可凶哩！”

父亲回忆说：“总书记（邓小平）找我去，给我打招呼：不要让两个老帅打架喔！”

父亲这个人，不是个爱揽事的人，对不是他分管的领域，他问都懒得问，甚至连听的兴趣都没有。你和他说多了，他就冷冷地给你四个字：“换个话题。”不客气的时候会说：“少打听这些无聊的东西！”

不过，这次可不像李觉让他去看核基地那么简单了，这次是中央点的将，他逃不掉了。

父亲说：“我文化低，得找个高的，我想到了刘西尧。”

刘西尧是湖南长沙人，比父亲小６岁，１９３４年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１９３６年参加革命，以他的学历，可算是我党领导干部中极少数的“内行”了。不久前被任命为科委副主任。刘西尧欣然应诺。

但是，光有个有文化的搭档还是不够的。在正式调查之前，父亲特意找到核物理学家、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朱光亚，用父亲自己的话说是“请他赐教”。

今天的朱光亚，可谓大名鼎鼎，不但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是第１１、１２、１３、１４届中央委员，第９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但是１９６１年，当父亲来到北京花园路核武器研究所找朱光亚时，朱光亚只是一位年仅３７岁的青年科学家。冷不丁见到５１岁的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上将金光闪闪的肩章时，他还真有点不知所措呢。

许多书籍中是这样描述的：没等张爱萍开口，朱光亚就说，我把工作情况向您汇报一下。但张爱萍说，我不是来听你汇报的，我是来向你请教的。朱光亚连连摆手说：不敢当！不敢当！张爱萍说：是真的。请你给我讲讲原子弹。我只知道皮蛋、鸡蛋、山药蛋，对原子弹一点儿也不懂。不懂它又怎么去摆弄它呢？

父亲常向我们夸赞他。朱光亚沉默少言，面容和身材都略显消瘦。他生活低调，不喜张扬，在公众场合中，你很难一眼发现他。我在总参组织过几次全军性的会议。开会的时间到了，常常会找他：朱光亚怎么没来？其实，朱光亚早就默默地坐在人群里了。于是赶紧请他上主席台。我感觉到，任何人只要和他稍有接触，都会从他炯炯的目光中感受到他超于常人的智慧。看得出，父亲不仅器重他的才华，也欣赏他做人的风格。

父亲说：“朱光亚成了我的第一位老师。”朱光亚，这位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院原子核物理专业博士，从此和我父亲结为挚友，在后来两弹一星的事业上，他们携手走过了３０年。

父亲说：“没有更多的时间给我。我跑遍了二机部的机关、厂矿和研究所，只问四个问题，一是，你担负的是什么任务，在全局中的位置？二是，进度和遇到的难题？三是，解决这些难题，需要什么条件，哪里可以提供这些条件？四是，满足了这些，最快什么时候能给我完成任务？”

“一个月后，我给中央写出了报告，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份文件。”他顺手拿起那份４０年前报告的复印件。眉头上有邓小平的批示：

“送主席、周、彭（彭真）阅。无时间，看前一页半即可。”

这份报告的题目是《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收集在《张爱萍军事文选》中。我曾认真地研究过这份长达５０００余字的文件，与其说是个报告，不如说是篇学术论文。它有别于给最高决策层行文的惯例，佐证翔实，措施缜密，充满了数字和技术名词，带有明显的项目可行性论证书的特点，有些像西方国家政界文件的风格。无怪邓小平要提醒毛泽东，实在看不下去，看看前面就行了。

这个报告的核心就三点：

一是，完成时间定在１９６４年。父亲回忆说：“工业部的同志建议留点余地，我说，既然有把握，为什么往后推？”他在报告上还是写上了“１９６４年进行核爆试验是可能实现的”。一年后，罗瑞卿给毛泽东的报告上加了“力争”两个字。

二是，当前遇到的困难，主要不是科研攻关的问题（当然，也有），而是工程进展中的问题。也就是说，经过了几年的努力，到这时，原子弹已经基本通过了科研阶段，更多的是属于工程性的问题了，而工程性的问题则是可以预测的，可以通过加大力度实现的。

三是，原子弹工程，看起来盘子很大，但实际上很多东西都蕴涵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之中。

因此，结论是：由中央和国务院出面，统一协调各中央局、各部委、各省市和军队，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大协作、大会战，１９６４年进行核爆是完全可能的。

父亲在报告中写道：“明年是二机部第一线工程建设和科学研究任务最关键的一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中央各有关部门到有关中央局、省、市都能及时从各方面给以大力的支持。为此，建议……”

他向中央最高决策层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钱，而在于组织和协作；

不在于再投入多少，而在于如何挖掘出各个部门的潜力；

不在于争论上马还是下马的利弊，而在于怎样去做，才会成功。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如果换一种思路，说不定，鱼和熊掌，可以兼得。

他的报告，给中央开出了一个吓人的清单。他举例说：“生产二氧化铀所需的树脂，明年需要３２０吨，而今年才生产了２０吨，还不到十六分之一。要满足二机部的需要，要各种设备１３０５项，８２０００台、件。各种仪表４３６项，５１００台、件；新技术材料２４０项……”可怕啊！怪不得主管经济的部门坚持要下马呢。

可报告紧接着说，上述这些东西，许多都蕴涵在各部门之中啊！他在列举的同时，也给各个部门下达了任务：

放射化学工厂（用化学方法从原子反应堆中提取钚）需要钢材５万吨，不锈钢材１万吨，由冶金部解决；

生产二氧化铀的特种树脂（专门用来吸附矿石提炼中的铀），由天津、上海负责生产；

二机部所需非标准设备８２０００台件，由一机部负责４２０００台件；三机部１５００３台件；

在所需的各类仪表中，一机部２６４项，４７００台、件；三机部１４３项，７８５台、件；

新技术材料２４０项，其中，冶金部２００项；化工部８项；建工部１９项；轻工部１１项。

……

有趣的是，报告还顺便告诉各个部门：“上述这些，有的有设计图纸、样品和技术要求，有的没有。没有的，要各个部门组织力量攻关突击。”他似乎已经预见到中央同意后要转发这份文件，干脆在这里给你们一次说清楚算了。

报告还提到，“技术专家、领导骨干、医疗和其他保障人员，还需要分别再增加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建议由中央组织部在全国范围内抽调。”

“部队支援问题……公路、铁路、热力管线、输水管线、输电线路等，交给军队。”他又补充了一句：“装备器材自带。”言外之意，是告诉军队，中央不管了，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吧。

“电力……扩建火力发电站、水电站增加发电机组、高压输电网建设等，由煤炭部、水利电力部和某某省分别解决。”

“生活供应问题，由甘肃、青海、内蒙古、湖南等省或自治区解决。”

……

他似乎在说，原子弹是国家的事，你们谁都别跑，都有一份。

至于钱嘛，当然也要增加一点喽。报告中写道：“……共需人民币７８７万元，折合为１１０万卢布，１２０万美金。”他想，这点钱，应该不会让国务院为难的。（注：以上所列数据见《张爱萍军事文选》２３８～２４５页）

我的父亲在两弹一星事业上折腾了大半生，但我对这个事业却是陌生的。在研究父亲的人生时，这个领域的朋友们告诉了我这样的一个理念：

在当今的时代，任何一项高科技事业，都是众多领域先进技术的荟萃，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中国这样一个穷国，之所以能在两弹一星事业上异军突起，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就是在于共产党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它能够高效地集中国家的整体实力，把蕴涵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中的潜力调动和挖掘出来，集中于一点，形成强大的攻关突破力量。原子弹既是一项科学研究，也是一项庞大的国家工程。在理论和技术上突破了，实现它的关键就看组织了。尤其是再加上上世纪６０年代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艰苦创业的团队精神，奇迹就出现了。这是任何一家公司、企业采用经济杠杆都难以做到的！

现在有些人要算清原子弹的成本了。把这些统统折换成钱，这当然也不失为一种算法，市场经济嘛！但是，即使是市场经济恐怕也不都是用钱能算得清的。抗洪救灾，动用了那么多部队，难道都要加在农产品头上？三峡大坝，用了上千个亿，航运、灌溉、防洪、气候调节，难道也是谁受益就收谁的钱？企业有企业的算法，国家有国家的算法。

我认为，父亲的成功正在于他悟到并把握了这一点。

在中国共产党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造就了一批有特殊才干的领导人。他们非常实际，一个猛子扎下去，就能抓住第一手材料；他们又很有悟性，很聪明，能够迅速进入情况，抓住要害。当他们涉猎一个全新的领域，当他们面对许多从未见过的纷杂事务，当他们面对艰深的科学原理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报告和问题时，他们就有这个本事，能很快地领悟到事物的要害所在，能迅速地抓住问题的症结，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准备期”，也没有所谓的“鸿沟”。一切仿佛是在不知不觉间完成了从外行到内行领导者的跨越。他们不是专家，也永远成不了专家，甚至他们也从未想过要成为专家，而且，如果他们一旦成为了专家，可能就一事无成了。奇怪的是，在他们领导下的专家，无不对他们信赖、敬重，赞叹佩服之情溢于言表。

我可以毫不掩饰的自豪地说：我的父亲，就属于这样的领导干部。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中国人做成了最为扬眉吐气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炸响原子弹，另一件是建成大庆油田。说到大庆，我想起了余秋里。我觉得，余秋里在中国石油工业上的作为，和父亲在原子弹上的作为非常相似。余秋里原是总后勤部政委，１９５８年１月，毛泽东亲自找他谈话，称他“儿童团”，说他“精力充沛”，要他和年长他１０岁的李聚奎上将对调，出任石油部长。这时的余秋里，可说对石油工业一窍不通。但是，当他用很短时间了解了中国的石油勘探状况后，几乎凭第六感觉，就决定将石油勘探的重点转向东北的松辽平原。当松基３井果然喷油后，他立即强烈地预感到松辽平原可能会有“大突破”，于是决定把１９６０年的石油工作重点转向松辽地区，并正式给中央写报告，请求１９６０年开春在松辽地区搞一场石油大会战。中央批准了这一请求——赫赫有名的大庆油田就这样在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在一场历时１０００多天的轰轰烈烈的大会战中诞生了。１９６３年，大庆建成了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１９６５年，中国的石油已经完全能够自给。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时代的语言是：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永远结束了！

当然，父亲也想去学。我哥哥至今还记得，那时候，父亲专门找了一张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贴在饭厅的墙上。哥哥从哈军工放假回家，父亲还要考考哥哥，但我发现他自己压根没有朝那张表上看过一眼。后来我哥哥说我讲得不对，他记得元素周期表上明明画了两个红圈，标示出了铀２３５和铀２３８。其实，他的确不需要下大力气去学这些。需要他们的是深入到第一线的吃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需要的是慧眼识人、任人唯贤和组织协调的领导艺术；需要的是敏锐的洞察力和决断拍板的魄力和勇气；需要的是能够影响和鼓舞周围人的激情和信念；以及那么一点点的灵气。

２?周恩来和中央专委

在今天众多描写两弹一星的作品中，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多是毛泽东“中国也要有原子弹”的高瞻远瞩；是陈毅元帅那种“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的决心；是许许多多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解放军指战员们顶酷暑、冒严寒，在戈壁滩上贡献自己青春的艰苦奋斗的感人事迹。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这颗原子弹的高层领导者们是如何来组建这支大军，指挥这项事业的呢？

光阴似箭，一转眼便到了１９６２年下半年，那份要在１９６４年炸响原子弹的报告，送上去快要一年了。父亲遇到焦虑的事时，总爱用他的四川土话说：“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

在困难的经济状况下，这一年，又传来了蒋介石要卷土重来的消息。东南沿海紧张起来，广州军区、南京军区的部队开始向福建方向集结。中苏交恶，不仅直接影响到与朝鲜的关系，连北部和西北部地区也多少使人感到了不安全的阴影。１９５９年平定叛乱后的西藏边陲，中印关系再度紧张。友好邻邦越南，与美国的战争不断升级；原来主要以防备美蒋进攻的“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正面临着多个战略方向的挑战。总参谋部后来向中央报告：国家经济布局在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隐患。工业过于集中，仅１４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大约６０％的机械工业、５０％的化学工业和５２％的国防工业；人口过于集中，全国除１４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外，有２５个５０万至１００万人口的城市；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聚集在附近；几乎所有的水库紧急泄洪能力偏小，而大型水库中，有５２个位于主要交通线附近，１７个位于１５个重要城市附近……

对形势变化的估计，必定将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对策以及机制的变化。虽然一切仍是模糊和不确定的，敌人是谁？他在哪里？可能从哪里来？什么时间来？达到什么目的？又会是多大的规模？没人能做出准确的判断。“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思想和方针提出来了。

还有另一条历史的主线，即被放大的所谓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对整个国家政权稳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自１９６２年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的提法进一步升级，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实际走向是两相背离：经济继续维持调整；政治则向越加强调阶级斗争的左的方向发展。但并行只是暂时的，政治总是要统领经济的。当阶级和阶级斗争被强调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时，倒真是“处处都有敌人”了。于是，反过来又加剧了对形势严峻的判断结论。整个社会的政治形势就在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越来越攀高，越来越紧张。

毛泽东说得好：“形势比人强。”核战略的精髓是：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它毁灭人类的巨大威力，可以使任何战争的野心家回到谈判桌前来。

共和国需要核弹。

父亲的这份报告当时是一式两份：送书记处一份，送军委一份。书记处那份邓小平批示上报毛泽东。军委那份呈送了林彪，贺、聂两位老总，以及罗瑞卿。

现在重新审视这份报告，它确留有一个尾巴。“要统一抓起来”，这句话好说，但做起来可就难上加难了。怎么抓？谁来抓？谁有这样高的权威和能力？父亲的这份报告没有涉及。我想，这大概就是邓小平为什么要直接呈送毛泽东，而毛泽东也需要思考的问题吧。我问父亲为什么不再写得具体些，他说：“这就不关我的事了。”

武器装备涉及的领域非常之广：军队陆海空军和各兵种；国防工业系统；国防科研系统；国家科委和中科院系统；国民经济各部门，如邮电、冶金、化工、交通、轻工等等。上述这些机构和部门，又按常规武器、战略武器的不同门类，以及研究、生产的不同方式，分别归口在由军委和国务院双重领导下的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以及总参谋部来管理协调。国外称这一领域为：中国的“军事－工业界集团”。这里涉及到的经费、利益、人事、产权等等，没有哪个部门是可以单独统起来的。遇到矛盾，只有靠领导人个人的权威来协调。如贺老总、聂老总，既是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副总理；他们分别执掌国防科委和国防工业委员会。罗瑞卿职务就更多了，总参谋长、副总理、书记处书记。贺老总的国防工委解散后，成立国防工办，罗为主任，他还分别担任了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主任，就是说，制造什么、合不合格，由军方说了算。但你毕竟是国务院副总理，总不能看着军工厂揭不开锅吧？最后还得是和稀泥。

原子弹工程如此紧迫，必须统一领导，形成合力。下面怎么都好办，但上面怎么办？国防工办、国防科委、总参谋部三家，似乎哪家都不足以牵这个头，似应有一个统领协调这三家的更高层、更具权威的组织形式。这就意味着需要在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书记处书记之上的超重量级的领导人挂帅出场了，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具有这样的权威，才能统领起这支大军，才能组织这次以炸响原子弹为目标的空前规模的大会战。

符合这个条件的大人物，在全党当时只有两位，他们是：周恩来和邓小平，一个国务院总理，一个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从中择一。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９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国防工业口的汇报。他说：导弹和原子弹都需要中央有一个专门机构来抓，做组织工作、协作工作，下命令的工作。这两弹要搞个小的机构，不这样抓，这里一拖，那里一拖，时间过去了。这种尖端，各国都是这样抓起来的。我们社会主义要抓得更好。无非是创造条件，使它能够顺利地前进。（注：《刘少奇同志生平年谱》）

１０天后，罗瑞卿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重申了在１９６４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可能的；再次强调了原子弹的研制“绝非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到的”，明确提出“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报告是这样写的：“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考虑，最好是总理抓总，贺龙、富春、张爱萍、先念、一波、定一、荣臻、瑞卿、赵尔陆、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同志参加，组成这个委员会……”

这份为原子弹专门成立的委员会的报告上去的第四天，毛泽东就批准了。

毛泽东的批示是：“同意。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事。”

毛泽东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大力协同”是针对谁讲的？当然是指中央了，这样的事情，必须由中央亲自组织协同。毛泽东的这句话，不仅是对这颗原子弹，它后来成为了我国两弹一星事业最基本的方针——大力协同。

这一天是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３日。

但这个小组织叫个什么名称呢？周恩来说，既然是专门为搞原子弹成立的，就叫它“专门委员会”吧！在党的历史上有过类似的情况，为处理某件特殊的重大事件专门组成的高级别的委员会，如清除叛徒等。于是，周恩来在中南海的西花厅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了中央１５人专门委员会成立。这时距父亲的调查报告递交到毛泽东那里已经过去１１个月了。

毛泽东在中央专委成立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我是后来才看到的。他在“１９６４年”底下画了道线，在“少奇同志已原则同意”和“最好是总理抓”划了道线，在贺龙、富春、张爱萍三个人名字下画了线。他看得很仔细，还把王鹤寿的名字勾到了前面。中办下发时给它加了个标题：《罗瑞卿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问题的报告》，并对名单的排列顺序按职务做了调整；若干年后在一些权威性的书籍中，不知为什么把罗瑞卿的名字拿掉，改为《关于成立原子能工业领导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的建议》。忌讳什么？罗瑞卿是个军人，是总参谋长、公安部长，当初他可是当仁不让的。

中央专委的成立，标志着原子弹工程的组织指挥级别，由国务院部委一级一下子跃升到中央常委一级，是建国以来级别最高、权威最大的工程指挥部。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形势决定了中国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进入核俱乐部的门票，形势把周恩来推到了前台。因为只有周恩来才有这个能量调动、协调全国各地各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只有周恩来才有这个权威和能力，卓有成效地组织全国范围的党政军民的大协作。

原子弹成功后，大家发现这个办法太好了，集中全国的力量搞大型工程，非要这样的权威组织不行。于是这个委员会后来又把导弹、卫星、运载火箭、核潜艇都囊括进来。简称中央专委。这个办法一直延续下来，历届的国务院总理都是当然的专委主任。

父亲在这份报告上加上了自己的意见：

“军队方面已有贺、聂和你（注：指罗瑞卿）参加，我不必再参加了，至于属我们要办的具体工作仍照办。供考虑。张爱萍”

这行吗？

父亲回忆说：“专委开会后，罗对我说，我们这些人都还兼着职，总理的意思是，下一步，原子弹要靠你上去抓了。你要全力以赴。”

“聂老总也交代了罗，这是关键性的一年，全靠爱萍去跑了，他在总参的工作就让其他同志分担吧。”

其实专委办公室是分两条线的，从人员分工看，一条是赵尔陆负责的继续完成原子弹的研发任务；再一条是由我父亲负责的，组织原子弹从制造到试验的全国大协作。父亲回忆说：“我参加书记处的会议，小平同志对我说，毛主席已经定了，你就放手大胆的干吧，干好了功劳是你们的，干坏了，就算是书记处的。至今回忆起来，言犹在耳。我到下面去检查工作，一是说，周恩来总理挂帅；二是说总书记的这句话。这就是党中央的声音。每次都是热烈鼓掌。”

父亲成了周恩来的助手。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负责具体的组织与落实工作。如果说，周恩来是会战的总指挥的话，在贺、聂、罗这些副总指挥下，父亲的角色就相当是参谋长了。不久，中央专委任命他为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总指挥。

父亲回忆时一再地说：“应该说，原子弹，是周恩来一手抓出来的！”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是马虎不得的，尤其是把这样重大的事情托付给自己。我妈妈回忆说：“经常是睡到深夜，总理的电话来了，你爸爸会一下子跳起来，我想给他弄点东西吃，哪里有心思吃啊。从总理那里出来，也不回家，马上部署工作。好几次都是司机老安回来说，要拿换洗的衣服，首长直接去机场了。”父亲常会苦笑着说：“总理这个人啊，也太事无巨细了。他交代过的事，马上电话就跟过来了，问你办得怎么样了。”

谈起总理，父亲总会有许多话说：“总理要求的不仅严格，而且严谨。他交代要保密，临走时，就一定要你把口袋都翻出来，有没有做过记录，做了就当着他的面撕掉。他还要我们，凡给他的绝密报告，一定要在信封上署明‘亲启’两个字，并且一定要亲自封上信封。批完了退回时，他自己也这么做。这样无关的人，包括秘书都不知道信的内容了。”

凡是去过国防科研单位的人，无论在试验基地、研究所、工厂还是机关办公室，总会看到这样一幅醒目的标语：“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四句话１６个字，是周恩来对国防科研工作的要求，长期以来一直成为了科研工作的座右铭。父亲退休后，科工委整理编写两弹一星大事记，查询它的出处和时间。这四句话内容完整，语言工整，猜测一定是批在什么文件上的，可就是找不到出处。老人们回忆都说是当年听张爱萍传达的。于是问到父亲。他们在１９９５年１月来函中说，查到在中央专委第１１次会议上，和以后专委的两次小会上，总理有类似内容的讲话，提到“更细致、更周到、更妥善”“从难、从严、从实”“万一、沉着、万无一失”等相关词语，但就是没有上述的１６个字。父亲说：“哪来的什么批示，是我编的。但我不是胡编，总理就是那个意思嘛。”父亲认为要成功领导这次大规模的会战，必须要提出一个使全体人员能够共同遵循、通俗易懂的行动口号。总理的指示，不仅是对他个人的叮嘱，也是全体参试人员共同遵循的原则。他在飞机上和刘西尧一起回忆，根据周恩来谈话的精神概括出了这四句话。他对来开会的各位领导说，你们回去，都给我把它写在墙上，要写得大大的，一目了然，告诉所有参试的同志们，总理在看着我们，等着我们给他报告好消息呢！

直到现在，国防科研战线一直把这四句话作为行动的准则。你想，总理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是何等的神圣啊。每当面临重大的试验时，总会想到周恩来在叮嘱着自己：不要着急，要细了再细……

父亲说过这样的话：“彭德怀教我做人；周恩来教我做事。”

周恩来是何许人也！父亲说他自己，１９２５年，在家乡刚刚参加革命活动时，就听说了周恩来的大名，他是第一次大革命的领导人。在他这个１５岁少年的心中，就曾幻想过将来也成为像周恩来一样的职业革命家。父亲和周恩来最初的交往可以追溯到３０年前。１９３０年，那时父亲只是个小连长。他在红１４军负伤，打断了左臂。伤愈后，组织上要留他在上海做秘密工作，他不愿意，非要去作战部队。由于红１４军已全军覆没，他向组织要求到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去。和他接头联系的是欧阳钦，他是军委的联络员。欧阳钦说，你留下，是恩来同志定的，考虑到你曾是上海地下党的，情况熟悉。再说你的手也打断了，怎么打枪？父亲回忆说：“恩来同志定的怎么啦，我还不能反映自己的想法吗？我左手不行，还有右手嘛！”欧阳钦很为难，说我试试看。父亲又叮嘱了一句：“一定要转告周恩来同志，有一个小兵要去冲锋陷阵！”

周恩来当时是中央军委书记，比毛泽东位置可高多了，在党内是头一两位的人物。对这么个面都没见过的小小的红军连长，他会怎样呢？父亲说：“我没有抱希望。”

３天后，欧阳钦又来了，给他带来了好消息，恩来同志批准了父亲的要求，还特别嘱咐欧阳钦带来一句话：“代我祝他一路顺风！”

父亲说：“我那时还没有见过周恩来，但我永远记住了。后来自己的位子高了，遇到下面同志反映的问题，尤其是对年轻的同志们，我常常会想起周恩来说的那句话：代我祝他一路顺风！”

后来在中央苏区，父亲担任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长，周恩来虽然是党中央的领导人，但仍然兼任少年先锋队中央的党代表。这就给了他更多的和这位伟人接触的机会。父亲说，周恩来精力出奇的旺盛，经常是深夜叫他过去谈工作，谈完了工作，就天南海北地扯乱谈。四川话，就是聊天的意思。常常是“不知东方之既白”。这是苏东坡《前赤壁赋》中最后的一句话：“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用白话文说，就是我和朋友相互挤在小船里睡着了，不知不觉东方已经发白。父亲谈话时，不时会蹦出他熟悉的句子。

父亲回忆：“国共合作，我们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对外都称是国民革命第１８集团军高级参谋，换了国民党军服，毛料呢子的，高筒马靴，再背个武装带，神气活现的。和国民党打了１０年仗，牺牲了多少同志，对这个现实很难接受。周恩来能体察大家的感受，再三给大家讲，中央规定，任何红军的东西都不能带。伍云甫当时就负责这项工作。”

血战１０年，今天，为了抗御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他们结成了全民族的联合战线。陈赓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个场面：大雨瓢泼，换装仪式完毕后，已近黄昏，大家都身无干纱……（注：《陈赓日记》１９３７年９月６日）

父亲接着说：“我留下了一顶红军帽子。周恩来心特别细，一个个地检查我们，我只好把帽子扔掉了，偷偷藏了红军的五星帽徽和一枚１０年内战纪念章。”父亲还佩戴着这枚徽章偷偷在照相馆照了张相，照片和徽章现在仍保存着。徽章的背后刻着“１９２７～１９３７红军十周年纪念章”。

我找到父亲当年写的一首长诗，其中几句是：“十年饮恨血成河，卦旗易我五星蠹，大义联合御外辱，红星帽徽永珍储。”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就像现在八九十年代的美国驻华签证处一样，当年的青年人纷纷要求去延安，应接不暇。但急需扩充的是新四军，可去皖南，青年们哪里能干？说服他们是困难的。延安已经成了中国的麦加，延安的宝塔山，犹同自由女神，张开她的双臂，欢迎向往民主和自由的人们。父亲回忆：“有一次，我对周恩来说，这些青年人死打烂缠，没法说服他们，烦死了！周恩来怎么说，他交代了我一句，今后凡是说服不了的，都交到我这里来，由我来做工作。”父亲接着说：“这就是周恩来。”

说到我父亲和周恩来的关系，“文革”中，父亲被批判、被审查、被关押，都有周恩来的签字，他在绝望中，曾几次给周恩来写信申诉，但都石沉大海。但不知为什么，和党内很多老同志一样，父亲心里一直认为，在中央高层，只有周恩来才是了解他的，他没有能为自己说话，那是他确实有了难处。他真的不怪他，只能是自己认命了。在“文革”被打入死牢最绝望的时刻，他想到周恩来，党内还有一个清廉正直的人在，就会在心中残留下一丝希冀，即使那只是一种幻觉。宋平同志在谈到周恩来时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周恩来还在那里苦撑着这个危局。记得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有同志说档案中有多少错案有周恩来的签名。张爱萍说：对周恩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评价，不能只看那些档案中的签字，重要的是要看他保护了很多的干部，这些干部在‘文革’中虽然受到摧残，但还是保护下来了，这是周恩来同志一个很大的功绩，也是他的领导艺术。张爱萍同志的这番话我觉得比较中肯。我希望研究历史的人，要特别重视历史的真实情况，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一些历史的表面现象所误导。”

我曾看到这样一首写周恩来的诗，我读给父亲听：

不要误解周恩来忙忙碌碌，事务主义，他其实至高至圣，是伟大的思想家；

不要误解周恩来拘谨韬晦，他其实至情至性，常常洒脱不羁；

不要误解周恩来阴柔委屈，他其实阳刚十足，火辣辣地激荡奔放；

不要误解周恩来吞声忍让，那其实是大智大勇，最有自知和知人之明……

父亲说：“给我抄下来！”

今天，由共和国总理挂帅统领这支大军，原子弹，就再也不是实验室里的一个科研项目了，它，成为国家力量的再现。

就像他们要研制的那颗原子弹，他们要做的，是能量的汇集，如同他们所领导的那批科学家一样。只不过，他们面对的不是铀２３５，不是原子核，而是共和国的国家机器。他们要使整个国家像原子核一样，在高速撞击下发生裂变，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他们要将国家分散在各个领域的能量捕捉、筛选、调集、汇总，然后，再集中释放出来。科技的、经济的；中央的、地方的；民用的、军用的；直接的、间接的；现实的、潜在的；物质的、精神的；等等、等等……

父亲回忆说：“专委会议之后，我是马不停蹄。在青海传达完后，就到了东北局，接着又到了华东局、西南局。传达中央指示、下达任务、组织协作。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华东局书记柯庆施、西南局书记李井泉都是亲自主持会议。听到我们自己的原子弹到了攻关会战阶段，听到党中央下了这样大的决心，都非常振奋，他们表示，能为中国的原子弹出力，是无上的光荣，只要中央需要，一切都可以让路。我们把相关单位和部门召集起来，下达任务，研究措施，提出期限，物资和人员逐条地落实。每个大区都指定专人负责联络、协调。可以说，所到之处无不给予支持。我几乎跑遍了研究、生产、协作的单位。一个一个地定点、定任务、定措施、定时限、定责任人……”

在中国，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他们既然能够汇集全民族的力量，获得国家的解放和独立，他们当然也能按同样的方式攀登科学技术的顶峰。

那一代共产党人就有这个本事！

超级大国间的禁核协议在紧锣密鼓地酝酿进行。

要迈进核大国俱乐部的门槛，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中央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人马继续原子弹技术的突破；另一路，迅速组建新的队伍，提前进行试验技术攻关。

这是北京的金秋季节，父亲将钱三强请到国防科委大楼。钱三强，堪称新中国原子物理学界第一人。他的博士论文导师就是著名的约里奥·居里夫妇。１９４８年他回到祖国时，居里夫妇尽管舍不得他离开，但临行前，约里奥说，我要是你，也会这样做。谁说科学没有祖国？

在听取了这位专家对核试验的意见后，父亲说，给我推荐一个人吧。他回忆的原话是：“要能挂得帅印的。”

程开甲，中科院核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程开甲，是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他亲自主持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首次导弹核试验、首次地下平洞、首次地下竖井、首次增强型原子弹等几十次核试验。他在大漠戈壁苦斗２０余年，程老的夫人高耀珊带着孩子来到他的身边。人们这样描绘他们的生活：

天山中有一道山谷；山谷中有一条小溪；小溪旁有一块大石；大石旁有一座小屋；小屋里住着一个大嫂；大嫂养着一群鸡……

程开甲说，正是有了这样的小屋和小屋的女主人，满目荒芜的戈壁变得温馨，我所做的每一份成绩都有她的一半功劳。

当我们面对今天灯红酒绿的城市喧闹，当我们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丰裕和舒适，我真的不知道现在的人们会怎样看待这位大科学家的人生。

根据钱三强的举荐，父亲特聘了程开甲。程开甲说，关键是机构和队伍。父亲说，那我们就说好了，现在就由你来组建这支队伍。

父亲回忆说：“看了程开甲开出的清单，我觉得从头来不行，时间太紧，赶不上了。必须利用现有力量，搬现成的。我说，你再开个单子，写明试验需要的东西，科学院哪些院、所可以搞出来，我去找张劲夫。你的任务就是跟踪落实。我用了一句四川土话：寡妇生儿子——全靠别人！”

我惊讶父亲居然会说出这样一句粗俗的话。但细想想，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发挥整体的力量，借助体制的作用，现在叫“搭车”，或者是什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反正一个意思。粗俗的话，我父亲讲过的何止这句。我听一位老专家说起过，他们那时为了熟练掌握操控设备的能力，经常组织演练。张爱萍心疼好不容易弄来的设备，就挖苦我们：你们一个个的怎么都像峨眉山的猴子，光知道扒拉自己的儿子！这倒也是，既然是同一个意思，怎么表述还不都一样？

距和钱三强谈话的１个月零１０天，１１月２６日，程开甲和于敏、陆祖荫、忻贤杰等，果然拿出了《关于第一种试验性产品国家试验的研究工作纲要》和《急需安排的研究题目》两份试验纲领性的文件。

程开甲说：“张爱萍是一位一诺千金、能干大事的领导人。原子弹试验的队伍如果没有这样一位大将挂帅，一切很难如此顺利。”他和我父亲一样，也用了“挂帅”这个词。

靠寡妇生儿子的何止是试验基地。

兰州铀浓缩厂。后来成为中国核工业部领军人物的蒋心雄部长，当时就在这个厂的车间工作。父亲说：“蒋心雄和我说，关键在于一个塑胶膜，我说，还是那句话，寡妇生儿子——全靠别人。你就告诉我，什么地方能做出来。他说，目前还搞不清楚，但上海、天津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我马上找了这两个市，都是第一书记领受任务，召集专家，下达指令，后来还是上海先拿出来的。”

根据父亲回忆的线索，我查到：高压电雷管和高爆炸药是兵器部和兰州化学物理所拿出来的；原子弹装置的一个核心部件的制造加工是航空部一个工厂承担的；中科院数学所和计算所进行了计算方法的研究，物理所参与了理论设计；长春、西安光学机械研究所负责高速摄影机；气象局和大气物理所提供气象保障；水电部电力、铁道部运输、商业部生活物资、卫生部的放射医学和环境监测。所有相关单位和个人的安全和保密，由公安部负责，挂帅者高仑同志为此立下军令状。不过在回顾４０年前这段寝食难安的日子时，他却轻松地讲：“在楼兰古国遗址，我还捡到一个骨头手镯呢！”

据国防科委当时统计，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阶段，全国先后有２６个部委、２０个省市区，包括９００多家工厂、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解放军各军兵种参加了攻关会战。在尖端技术、专用设备和新型材料方面，仅中国科学院就有２０多个研究所参与。国防科委、冶金部、化工部、石油部、机械部、邮电部以及航空、电子、兵器等国防工业各部，外加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防化研究院、军事工程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等等，帮助解决了近千项课题。在中央专委直接领导和组织下，倾全国之力，一路绿灯，各行各业，大力协同，形成了旷古未有的万众一心、协同攻坚的局面。由此，从根本上加快了关键技术的突破，保证了核工业生产、建设和核武器研制任务的按时完成。

中国原子弹研制的时间表是：从１９５５年，地质队发现放射性异常点开始，用３年的时间提交出第一批铀矿工业储量，建成了重水研究堆和回旋加速器。从１９６０年４月，开采出第一批铀矿石起，两年后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重铀酸胺和符合纯度要求的二氧化铀产品。中央专委成立后，速度大大加快，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实现了整体聚合爆轰出中子的成功；３个月后，兰州铀浓缩厂首次生产出原子弹核装料高浓铀合格产品；又过了３个月，加工出第一套原子弹核心部件。

一切就等待合适的时机了。

３?青山处处埋忠骨

父亲从事原子弹事业的时候，我还小，有关他和原子弹的故事，都是后来听到的。也许是原子弹那超出人们意想之外的巨大神威吧，和它联系在一起的故事，也都蒙上了神秘和浪漫的色彩。

第一颗原子弹，父亲他们称它叫邱小姐，这是一个密语代号。我后来向第二炮兵司令员李旭阁问其缘由，他当时是原子弹试验总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是密语代号的发源地。他说：“第一颗原子弹是在塔架上试验的，形状像个球，根据谐音，就叫它邱小姐。第二颗，形成了武器化，要空投，才造成炸弹状。试爆前，有一道工序，插雷管，代号梳辫子。”世上万事万物，原本无所谓美丑善恶，都是因为有了人，在人们不同的审美视角下，不同的心态和情感下，才会变得光怪陆离、美轮美奂。原子弹是个可怕的武器，但在中国的科学家和创业者们眼里，她却成了个有生命的含情脉脉的女孩子了。

当然，给邱小姐梳辫子可不是闹着玩的。

海晏——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地方。

坐上刚刚通车的青藏铁路列车，出西宁约百公里，就到了海北藏族自治州的海晏县。这是青海高原上一个叫金银滩的地方。蓝天白云、荒草无际，有一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唱的就是这里，第一颗原子弹爆轰试验基地就设在这个地方。原子弹和王洛宾的歌曲使金银滩扬名，前几年当地出了本杂志，就取名《金银滩》，他们请父亲题了刊名。

１９９２年基地解禁后，青海省军区作训处的同志陪我去过。当年的禁区，已人去楼空，一座座低矮的堡垒式的建筑匍匐在荒凉的地面上，暗红色的残垣断壁映入眼帘。这便是生产重水和核弹配件的工厂遗址，代号是“西宁１００信箱”，为我国核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九院就在这里起家。“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当年来到这里的青年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最多时达８００多人，参加基地建设的解放军和工人达１５０００多人。现在这里已移交给地方，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基地，成为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改名为西海镇。

要离开了，我回头瞻望，在父亲题写的纪念碑上，１２个金色大字“中国第一个核武器试验基地”在夕阳熹微中闪亮。纪念碑高１６．１５米，代表着原子弹研制成功的那一时刻：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１５时。

王洛宾的歌唱到：“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在那个基地开始建设以前，二机部就在北京附近简易的棚子里开始了原子弹的研制，父亲奉中央命令去二机部调研时，他们已经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的基本原理，正在进行一系列部件的试制、试验工作。父亲说：“当时只剩下一个技术关键问题未解决，正在沿着两个途径研制，专家们认为这两个途径都有成功的把握。”核物理学家陈能宽回忆：“张爱萍和我们一起到官厅水库做试验，找来个铁桶，把手榴弹放在里面，用当年流行的话说，这叫土法上马。成功后大家兴致不减，一定要坐船游游湖，不想风浪变大，好不容易才回到岸上。张爱萍说，我站在这里都替你们捏把汗，几个大科学家翻了船怎么得了啊！”当年的艰辛创业，在回忆中变得轻松而有趣。

１９６３年春天，核研究所从北京迁出。在北京生活多年的科学工作者们，就要离开大城市到遥远的青海去了，李觉请父亲去做动员报告。

我没有找到报告的原本，也许当时就没有记录。但许多亲历者仍向我讲述了动员报告的大致内容，事隔４０多年了，记忆犹新，只是每人的说法不一，可能是听的人心情不同，层次不同，存留的记忆也就不同了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是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说，多少年后回想起来，仍然令人心潮澎湃。

有人说：“我这才知道，大首长也很浪漫的。你父亲说，你们要去的是‘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地方。那里确实很苦，但绝不是‘西出阳关无故人’。我们早在你们之前，就开辟了基地，在等着欢迎你们。你们这一代人，要亲手在戈壁滩上建起一座现代化的城市。”

还有人记得是这样讲的：“俗话说，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可是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其中还有不少是大知识分子，将亲手放飞我们的原子弹！你们就像春风一样来到玉门关外，唐朝诗人王之涣的‘春风不度玉门关’将永远成为历史。”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著名物理学博士陈能宽说：“我还从未听到过哪一位高级首长做过如此动人的演讲。永远忘不了这位上将把‘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诗句改成了‘春风已度玉门关’。大家的情绪一下子被鼓动起来了。当时我就想，这个将军不一般，不像我所接触过的某些领导，‘通不通，三分钟’，而是真诚、细致、入情入理。我相信跟着这样的领导，有干头。我的确是心甘情愿地带着试验队伍，唱着歌、写着诗，来到大西北的。后来的实践，验证了我的这一感受。”

许多大科学家是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所打动的，他们回忆时还能清晰的记得我父亲当时的原话：“一个人来到世上，无非两条路，一是要做官，一是要做事。要做官的，你们就留下，我那里无官可做；要做事的，就跟我走！戈壁滩上能做成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天苍苍，野茫茫，到处青山埋忠骨。愿意跟我走的，现在就签名！”

“到处青山埋忠骨！”多么熟悉的语句。１９６４年，我参军。我对爸爸说，既为军人，就要誓死报效国家。我向他提了三个要求：一到有仗打的部队去，不当和平兵；二到先头连队，不在后方；三要到步兵班，刺刀见红。这当然也算是走后门了，属不正之风之列。父亲对秘书环克军说：“给军务部打招呼，就说，我支持这样的想法。今后凡有这样要求的战士，都可以同意。”当我来到担任抗美援越作战任务的部队时，接到父亲在大西北写来的信，几个毛笔写成的大字：

“到处青山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一个从岗位上退下来的老知识分子，当我采访他时，他说：“是你父亲的一场报告，影响了我的一生。我这一呆就是３０年。”

就在这以后，没两年，三线建设开始，山、散、洞，备战备荒；紧接着又赶上“文化大革命”，一切正常的秩序都被打乱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连回来的奢望都没有了。这批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硬挺到８０年代初。父亲出任副总理，分管国防口，开始着手整顿、调整“文革”以来处于混乱中的国防工业体制和布局，清还历史的欠账。征得邓小平认可和胡耀邦的支持，经与赵紫阳多次协商，讨价还价，才从当时极其有限的财政中，拨出一笔款项，逐步将长期奋战在艰苦地区的这批人陆续安排，返回他们在北京、上海的故里，算是叶落归根。他们现在的住所大多是８０年代初建的小单元，５０平方米左右，这在当时已经是令人羡慕的了，但和现在９０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比起来，还是简陋、寒酸得多了。

后悔吗？我在采访他们时问。

“不！”几乎是异口同声。

如果再给一次机会选择呢？

“也许就不去了”；“也许还去”；“谁知道……”说法不一。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英雄观，社会因此而具有活力。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去重复上一代人的丰功伟绩了，但战争的轰鸣还在他们心中激荡，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的蓝图还等待着他们去描绘。他们生长在一种得天独厚的时代环境中，他们年轻的心充满了人生的使命感，激动不安，跃跃欲试。

回头审视历史，总有说不出的歉意，但不知是在替谁。一个人的命运，往往离不开时代的选择。我和父亲谈论起这些献身于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们时，他总联想到当年在华东海军时，受他影响和他一起创业的那批青年知识分子们。他会若有所思，沉默不语，猛地蹦出一句话来：“陈老总当年就说过，不要让人家骂我们共产党是过河拆桥啊！”

我国杰出的核科学家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回忆：１９８６年６月邓稼先病重时，杨振宁到医院看望，闲谈中提到国家颁发奖金的事，许鹿希说：“人民币１０元。”杨问：“不是开玩笑吧？”邓稼先纠正说：“不是１０元，是２０元。原子弹１０元；氢弹１０元。”

也许是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吧，１９８５年经济略有好转后，模仿社会上，专门经中央批准，破天荒地对两弹一星有功人员颁发了特等奖，奖金总数１万元。怎么个分法？九院领导们八成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当年那么多人抛家舍业地来到这个不毛之地，一呆就是二三十年啊！谁没有做出过贡献？不说贡献，奉献总是有的吧？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没办法，九院自己又掏了十几万，按１０元、５元、３元三个等级分下去。原子弹、氢弹两个项目，邓稼先得到了２０元。

这难道是钱吗？杨振宁当然会明白，这是共和国颁发给他侄女婿的两枚勋章！在许鹿希的家里，至今挂着我父亲为邓稼先题写的横幅：“两弹元勋邓稼先”。

还是在１９８５年，一次会上，我父亲遇到了多日不见的邓稼先，说你瘦了，气色不对，必须马上住院检查。邓还想说什么，我父亲这边已经亲自要通了３０１总医院的领导，从会场直接送邓去了医院。诊断结果是恶性直肠癌，必须马上手术。那天，父亲拄着拐杖，在手术室外静候了整整５个小时。他批示：“国防科工委和核工业部应指定专人随时与邓夫人和医院取得联系。”

邓稼先去世后，父亲写了挽诗，其中有一句是：“踏遍戈壁共草原，群力奋战君当先。”一个“共”字，道出了两个人友谊的缘由。

许鹿希说：人们也许会奇怪，张爱萍，一个革命家，一个上将；邓稼先，一个科学家，一个院士；一个１９１０年生人，一个１９２４年生人，相差了１４岁；一个是四川人，一个是安徽人。两个截然不同经历的人之间，竟会有如此深厚似海的情谊。为什么？

许鹿希写到：“这是什么原因呢？只用一句话就可以解答：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们看到张将军这样的老革命家在领导中国的核武器事业，所显示的民族英雄精神，使邓稼先他们向张爱萍学习，为了祖国强盛，个人的一切在所不计。”（注：许鹿希《至纯情谊众心所归》）

我父亲呢？他为什么这样看重和珍惜与邓稼先的情谊呢？也是一句话就可以解答，他写到：“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

英雄相惜啊！这就应了我本书开头扉页上的那句话了，爱因斯坦评价居里夫人：“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

２００２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了地处四川绵阳的九院。他们告诉我，８０年代初，由于你父亲的力挺，九院终于从大山里搬出来了。老院长胡仁宇像是在讲故事：“当初国防科工委主任陈彬来检查工作，晚上闹肚子，出去找厕所，老也不见回来，去找找吧，看他在那儿冲鞋子……他狼狈地说，是不能再待下去了。”

九院，荟萃了共和国的精英，它无论到哪儿，都会给当地带来好运，绵阳被誉为科学城。新一届中央领导非常重视，朱镕基总理来过后特拨了巨款用于九院的建设和人才培养。现在每个分配来的大学生分来都能获得一套住房，平均工资在四五千元……九院，再也不是邓稼先时候的九院了。

听完了一些当年创业者的故事后，总难免疑惑。无疑，物质条件是科研的保障，但物质条件好了，就一定会出成果吗？过去的那股精神能保持得住吗？青年学者的论文为什么一定要由领导、由学科领头人署名呢？搞科研的人，做学问的人，热衷于搞关系、搞经营，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下了班，科研大楼里再也见不到昔日那灯火通明的景象了，我们的专家们，他们都到哪里去打发业余的时间呢？难道这就是市场经济运营的规律？

九院，曾是大科学家的摇篮。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大科学家呢？一个大科学家又是在怎样的环境下造就出来的呢？为什么在那样一个艰难的时代，会出现如此众多的大科学家？是偶然还是必然？当年在青海金银滩的时候，伴随着算盘和手摇计算机，他们唱着“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后来他们搬到桐梓，住在大山沟里，父亲去看他们，说：“不会寂寞的，当年司马相如就在你们眼前那块石头底下读书的嘛！”邓稼先接着说：“是啊，旁边九曲山大庙里，文曲星张哑子还在看着我们出成果呢！”

这就是一个大科学家应有的人生态度！他们曾如群星灿烂……

马兰——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基地。

现在这里已经是很繁华了。展览室里，有父亲戴着墨镜、斜挎一个军用水壶和一架德国造莱卡相机的照片，皮肤被大西北的紫外线晒得黝黑；还有手拿防毒面具，穿着防化服的照片。解放军报社著名摄影家孟昭瑞对我说，这张照片是他抢拍的。他得意地说：“你找找，开国上将穿防化服、戴防毒面具的照片，这可是独此一张。”

从这里往前，就是无人区了，一条公路在荒漠中蜿蜒。自从２０多年前停止大气层核试验以来，戈壁的烈日和风沙已经完全摧毁了它。汽车驾驶室里的温度为５０℃。迎面而来的不是风，是火焰，是燃烧弹的气浪。

在荒漠中建立核试验场，是世界核大国共同的做法。美国的内华达核试验场，位于拉斯维加斯西北约１００公里外。在美国迄今进行的１０５４次核试验中，有１００次大气层试验和８２８次地下核试验，是在这片沙漠上进行的。

父亲到大西北之前，戈壁滩上所有新设的点，都是按苏联专家的办法编号命名的。父亲来到后说：“也太没有想像力了。”他看到盛开的马兰花，就说，记下来，这里就叫“马兰”；２１基地靠近孔雀河，父亲说，孔雀开屏，我们一定会成功，就叫“开屏”吧；兵站建在靠近泉水的地方，旁边甘草繁茂，起名“甘草泉”。有个单位，人员来自天南地北，为了住房发生了口角。父亲说，到处荒沙，有什么值得你们争的？干脆把他们住的地方改叫“团结村”吧。以后新同志来了，问起名字的出处，看他们怎么解释；为了生活方便，女同志集中住在一起，起名为“木兰村”。父亲住处的名字就更特别了，帐篷多，又聚在一起，为了找起来方便，给插了块牌子，标明是首长住处。父亲把牌子拔掉，在帐篷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响”字，说，告诉大家，按这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

父亲说：“戈壁滩气候多变，昼夜温差很大。白天帐篷外温度４２度，棉帐篷内高达４７度。我们的防化兵训练一次，从防化服里倒出来的汗水就有１至２公斤。而夜间又需要穿上棉大衣。孔雀河水含矿物质较多，水质又苦又涩，开始喝下去腹泻的人高达６０％。后来我们就改挖渗水井，又专门组织从２００多公里外运泉水，情况才有所改变。水贵如油。早上洗完脸，就将洗脸水留下，中午再用它擦脸，晚上再用它洗脚，洗完后才倒入菜地浇菜。”

跟他的秘书说，当时正值缅甸总理奈温访华，基地官兵就在背后叫他“耐温将军”。

我妈妈回忆：“你爸爸难得回趟家，偶然回来一下，晚上做梦都在喊‘水！水！’经常是一下飞机就直奔总理那里，时间紧就来个电话，说是在总理那儿汇报工作，要马上飞回去，就不回家了，带的东西交老安（注：司机。安全德，１９４８年参军，后任首长驻地管理员）直接送机场。一次，李旭阁（注：总参作战部处长，我父亲的随行参谋。后为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员）打电话来说，他给总理送材料回来了，晚上要飞回去，问有什么要带给首长的。我听说是架空飞机，知道戈壁滩干旱，就赶紧把司机、警卫员、炊事员、公务员都发动起来，上街去买西红柿、小红萝卜、黄瓜、西瓜，成筐成筐地买，北京这些东西最便宜，几分钱一斤，都带上飞机。你爸说杜甫是‘家书抵万金’，你这是‘家货抵万金’，说我干了件大好事。这些瓜果蔬菜分下去，可把大家高兴坏了。你爸他把西瓜啃得只剩一层皮，还舍不得扔，放在桌上，办完事回来，再用它擦擦嘴，烧开水时，还把它扔到壶里煮。我当时还给你爸写了句话，你看看……”说着她小心地抖开了一张发了黄的纸条，上面写着：“千里送鹅毛”。“你爸爸一直保存着它，夹在他的小本子里。”

在东大山哨所旧址，还可以看到用碎石砌在半坡上的字。据说是当年父亲经过此处，哨兵请他出示证件，随行人员说是总指挥首长，不料哨兵回答，这就是根据总指挥首长的规定，任何人不得例外。父亲当即为哨所题字：“东大山哨要道站，车来人往夜不断。一丝不苟严把守，保卫钢铁运输线。”哨所里的士兵们用石块堆砌了这四句诗。如今，４０年过去，那个哨所早已撤销，那些士兵们也该进入花甲之年了，岁月的流逝，早已把砌在山坡上的诗句吹打得模糊一片，但张爱萍三个字还依稀可见。

我们在北京的家。

父亲是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总指挥，但在戈壁滩的生活，他说的并不多，我们都是听别人讲的。小时候和父亲的沟通，大多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妈妈的习惯是，只要能等就一定要一家人到齐了才开饭，这时她总会督促我们把功课先做完。经常是一边做着功课，一边肚子咕咕作响。父亲回来，总会说，怎么这么晚了你们才吃饭？看得出，他的脑子还停留在他自己的事情上。那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都按定量，而且多是糙米和杂粮，父亲属于高级干部，可以配给些细粮，每餐饭给他专门蒸一小碗白米饭，他坐下来第一件事是用筷子把这碗饭划成四块，我们兄妹一人四分之一。妈妈总要说，你工作累，他们小孩子皮实得很。父亲通常是理都不理睬，只对我们说，吃！我是一口就吞下去了，他总会跟上一句“真是个鲁智深！”我们几乎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程序，终于有一天，有了例外。杨尚昆的儿子杨小二来我们家玩，留他吃饭。父亲说，你是客人，这碗白米饭就归你了。后来我去杨家，也留我吃饭。他们在中南海的食堂吃，邓小平一家也在那吃饭。杨尚昆介绍说，这是爱萍的孩子，我们的小二到他家去，把他们唯一的白米饭给吃了，今天我来回请这小子。邓小平说，那你还不放开肚皮吃！我回去和父亲谈起来，他神情凝重地说：“昨天在总理那里研究工作，搞得很晚，总理说，弄点吃的吧，端上来每人一碗清汤面。总理说，现在连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我当然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严重的，也许是我们没有和他产生共鸣吧，稍顿片刻后，他说：“你们都住到学校去，和老百姓的孩子去过一样的生活。”

四中并不是个住宿制学校，不多的床位只提供给少数外地或是农村来就读的孩子。我们家离学校不足１０分钟的路程，学校自然不能批准。父亲叫秘书专程找了党委书记陈模，转达说不能允许我们的子弟从小养尊处优。陈模书记非常理解，她专门找我去，讲了许多道理。直到我长大后，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才深感其中的益处。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吃不饱饭的滋味。

困难时期，都吃“双蒸饭”，就是把米泡足水蒸一遍后，再泡上水蒸一遍。这样看起来有满满一大碗，但实际上还是那么多，是精神会餐，一顿饭要不了几口就结束了。但食堂的汤是随便喝的，下课铃一响，大家就箭一般地蹿出去，抢先去捞汤上的那点油花子。我几乎整天都是饥肠辘辘的，永无宁日，见到些什么，不自觉地会想，这能吃吗？到了周六下午，先把学校那份晚饭吃了，然后再回家吃晚饭。哥哥说：“你的吃相是不是注意点，爸爸妈妈看了会伤心的。”我很不好意思，吃的时候，总是克制住自己，尽量多嚼几口。可哥哥还是照样骂我，“你这个家伙，怎么就说不听的？去照照镜子，看看你那个馋样！”

每当这种时候，父亲总会说一句：“今天就让他过一次共产主义吧。”

妈妈的关心当然就更细致了。每次只要我和哥哥一上桌，立马就会风卷残云般地吃掉桌上一切可吃的东西。有一次吃完饭，妈妈问我饱了吗，我说，如果有，还能吃点。她说人家送了几个椰子，吃不吃？这当然不能放过了，只要是能吃的东西。我折腾了个半天，把椰子劈开，挖里面的椰肉吃，很香很脆，有点像花生米的味道，这下终于真正地饱餐了一顿。回到学校后，睡到半夜，就恶心起来。那玩意油性很大的，终于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将胃肠里的东西喷射出来。我又睡在上铺，飞流直下，恶臭难当。同学们都气坏了，你他妈的吃的什么玩意？这么臭！还让不让我们睡觉了？一直到现在，我一闻到椰子味就恶心。

父亲似乎很满意我们能自觉地接受这样的生活。他说：“读过墨子吗？我就是欣赏他的苦行僧主义。”“儒家轻视种田的人，也就是劳动人民；墨子则躬耕于田野，自食其力。儒家讲究衣冠周正，食不厌精；墨子却穿粗布，吃粗粮，就是‘衣短褐，食藜藿’。他的学生跟了他３年，手脚就起了茧子，皮肤晒得像黑炭。今天的人就应该学习墨子，精神上有追求，生活上能自律。”

不久，学校开展节粮活动，自报公议。现在的上海市委副书记罗世谦，那时是我们班的辅导员，他找我说：“你出身在革命家庭，应该要求进步。”我说：“那还用说，我一直就很进步。”“进步可不是句空话，党和国家现在遇到了困难，你用什么实际行动为党分忧解难呢？”你看这家伙，从小就是块书记的料！我说：“行！要我做什么吧？”“节约粮食，你带个头吧。”我说：“他们都节约多少？３斤？那我就节约５斤怎么样？”“好样的！”罗世谦很兴奋。一天后，他又来找我：“别的班有人提出节约８斤了。”我说：“我他妈节约１０斤！”罗世谦说：“对！我们决不能落后。”又过了一天，大喇叭广播，说全校最高的节约１５斤。我一听，马上表态：老子节约２０斤……就这样，指标步步攀升，最后我提出的指标是每月为国家节约３０斤。回到家，我兴致勃勃地告诉大家，我每月节约３０斤粮食，是全校第一。父亲一听：“你吃的这碗饭是几两米，知道吗？乱弹琴！”当然，说归说，经学校最后评审，批准我节约３斤，每月定量是３０斤。罗世谦对我说：“记住，要感谢党的关怀！”

父亲长期在大西北，托人带回一小桶黄羊油。这可是宝贝！打开一看，布满了绿茸茸的霉点。妈妈把表皮切去，但里面仍然处处是渗进的霉点，只有切成薄片，将霉一点点地挑去，再在锅里一炼，就成了黄澄澄、金灿灿的黄油。虽然很膻，但毕竟是油啊！它帮助我们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天。令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一大碗被剔除来长满了绿霉的油渍，居然被炊事员老黄捡了回去。我是偶然迈进他家门的，老黄正在专心致志地炼油呢。锅里满是爬满了绿茸茸长毛的油块，他专致地轻轻地撇去它们，露出锅底一层薄薄的油，晶莹透亮。他的两个孩子瞪大了眼睛，围在锅边，像他一样的专注。老黄有些尴尬地朝我一笑。

我黯然神伤。

人民已不再抽象。他们是皖东北根据地给过我父亲和九旅一粥一饭的老乡们，是如老黄那样为我的衣食住行付出过劳动的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我写了篇作文，记述下这个故事。我在结尾写道：我以为这个国家只是我的，我以能为她去吃苦而感到自豪。但老黄那尴尬的一笑使我明白，自己又算得了什么呢？结尾，我引用马雅可夫斯基的一句诗：“不管我今后走到哪里，我都永远不会忘记，和我一起挨过饿的——祖国。”

支撑这个国家的是他们，为这个国家承担苦难的也是他们。记得我曾把这篇作文给父亲看过，他若有所思地说：“应该记录下来，再也不要让人民为我们党承担责任了。”

大跃进是历史的错误。

既然是历史的错误就有其历史的原因。相当多的共产党人，包括父亲在内，甚至包括像我这样大小，连屁事都不懂的孩子在内都知道，中国太落后了，为什么就不能发挥出我们战争年代的那股劲呢？为什么不能再鼓足些干劲，早日改变贫穷的面貌呢？

什么是大跃进？吹牛皮、亩产万斤、饿死了人是大跃进；但大兴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也是大跃进。全民炼钢，砍光了树，遍地小高炉，是大跃进；但干部、技术员、工人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也是大跃进。办食堂，吃饭不要钱，是大跃进；组织大协作，会战戈壁滩，搞出原子弹，也是大跃进……

蛮干、不尊重科学、浮夸作假、欺上瞒下，并不难纠正。真正的教训在于开创了个人凌驾于全党之上的先例，这才是中国共产党人真正的悲剧。

４?死亡之海

人们都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死亡之海”，但真正的“死亡之海”是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原子弹爆心。罗布泊西北的戈壁腹地，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下午３时整，一次巨大的核裂变将这里的一切都消灭掉了。在过去的３０多年里，这里曾４０多次爆炸过原子弹和氢弹，现在，它已经沉寂下来了，而且可能会永远沉寂下去，它留给世人的是永恒的死亡。这就是“死亡之海”。

在全国民众毫不知晓的情况下，中国原子弹事业就在这片被誉为是“死亡之海”的荒漠中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１９６３年５月至１１月，成功地进行了７次局部缩小尺寸的分解爆轰试验。

１２月２４日，整体缩小尺寸的聚合爆轰试验获得成功。

２０天后，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４日，兰州浓缩铀厂生产出了作为原子弹装料的高浓铀。

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的成功和高浓铀核装料的获得，标志着原子弹的主要技术难关已经攻克。周恩来写信祝贺。

６月６日进行原子弹一比一模型爆轰试验，也称冷试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与此同时，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飞机场、道路、通讯等４０余项工程基本完工。

轰轰烈烈的基地忽然沉寂下来。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我后来问父亲，你紧张吗？“紧张！”比打仗呢？“大概还要紧张些。”为什么？“事关重大。”

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和政治紧紧相连的，两弹一星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个科学技术问题。从现在披露的文件看，直到１９６４年９月２２日前，也就是实际爆炸的２４天前，最高决策层还在等待。他们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以便这颗原子弹能够把令人窒息的国际政治时局炸开一个缺口；他们需要用这颗炸弹来证明，证明中国人的志气，证明中国党的正确，证明中国人民是压不垮的。

但是，如果它炸不响呢？

我相信，谁都不会因此而责怪，但内心的、不可名状的遗憾和愠怒总会是有的。不是早就说过了吗？“万无一失”！既然一切试验都通过了，为什么拿到现场就不灵了呢？是技术问题，还是责任、态度、作风问题？可既是科学研究，哪里可能万无一失？但这是政治，政治要求科学必须万无一失！

许多人都亲眼看见过试验失败后领导人沮丧的神情。９０年代初，岢岚２５基地，长2捆试射，航天部部长林宗棠坐镇指挥，火箭点火升空几秒钟后爆炸。林脸色骤变，清场后，他仍一个人默默地呆坐了好几个小时，一句话都没有。即使是一个毫无利害关系的旁观者，都能感受到他内心深深的痛苦，为他难受。

作为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总指挥的我的父亲，没有理由不紧张。

２４年后，１９８８年，亚星一号发射成功，西昌基地沸腾了。

在前方采访的军报记者江林从现场打电话给我，问我父亲在哪。我说住院了，我正陪着他呢。江林说，亚星一号，是你父亲和温伯格中美两国国防部长共同签署的项目。现在，事业成功了，但他们两个开创者都退休了，我想向首长问几个问题行吗？

我把话机交给父亲。

您看电视了吗？“没有。”父亲回答。为什么？“我看得太多了。”您不再关注了，是吗？“大概是吧。”

……

江林后来和我说，和你父亲谈完，我可真有点蒙了，不知该怎样报道。后来，又采访了几个科学家，他们也说，谈什么？不想谈。我又采访了观察跟踪站的女兵，她们说，什么感想？我们只想睡个好觉。

退休后，父亲和我说：“偶尔想起来还会紧张。所以，我想都不去想它。”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３日，也就是爆炸前三天。试验总指挥部全体人员在父亲带领下游览戈壁滩上的楼兰古国遗址。这可以说是他的一个习惯。１９４５年他在华中军区任副司令，在津浦路破袭战役的前夜，他顺道游览了皇藏峪，这是刘邦、项羽楚汉相争的地方。父亲说：“司令员是张鼎丞，他听说我游览去了，急着说你这个家伙，第二天就要开战了，还有这个雅兴？”

楼兰，这个罗布泊边上的神秘古国，早在１６００年前就消失了。楼兰人是否随着家园也一起迷失在历史的尘烟中呢？遗存在大漠黄沙之中的古城遗址，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答案吗？几年前，当父亲第一次从飞机上俯看这里的遗迹时，他就想，等到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我一定要来这里看看。可今天他突然改变了，他说：“不是成功了再来看，而是看完了再成功。”他亲自动员朱光亚、周光召、陈能宽、王淦昌、彭桓武，这些掌控着现代人类最高文明的学者们，在这颗原子弹起爆的前夜，一定要跟他去看看这个十几个世纪前就消失了的古代文明。这两者之间会有必然的联系吗？核弹，这个标志着现代科技的最高领域，难道也会和眼前这些被黄沙掩埋了的古代灿烂文化一样，最终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吗？

王淦昌说：“爱萍同志在原子弹爆炸前夕组织我们来这里游览，确有大将风度。但我心里还是在嘀咕：原子弹能不能响呢？”

一直跟在父亲身边的李旭阁说：“看得出，所有的人都紧张，这可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重托啊！”

呈现在这些科学家眼前的，只是残露在黄沙中的城垣遗迹和颓败的佛塔。

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写得好：“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中国的最高决策层都在关注着罗布泊。

周恩来９月２１日致信毛泽东：“……急需待主席回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做决定。”

第二天，即９月２２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刘少奇和政治局常委们汇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和试验方案。会议作出了“早炸”的明确决定。

中国的首次核试验的时间表猛然间迫近了。

９月２３日１６时４０分至１７时４０分，周恩来又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只有１１人，核心中的核心。他们是：周恩来、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郑汉涛、刘柏罗、周家鼎、王亚志、李旭阁。

周恩来说：不应知道的人就不要让他知道。要实施封锁。

他又说：这个时期就根本不要写信了。你们也不要私事打电话。上梁不正下梁歪。什么消息也不准漏出去。参加试验的有６０００多人，上万的人。我们现在在舞台上，他们在暗处，不要还没搞就嚷出去了。你们两个（指父亲和刘西尧）从今天起不要接见外宾了，埋头苦干，是无名的工作，决定了松不得。

他又说：准备好了，打个电话给我们，不要说具体时间，就说２０日之前，我们就知道了。电报要用有线电报，加保密。保密问题，不能假手许多人……希望你们家里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也不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前几天开会的人不一定都通知。我们决定这个事，也只是常委、军委两位主席、彭真同志。

周恩来问：万一不响，今年能再做一个吗？

父亲回答：要隔两三个月。

总理说：只好待明年了。不响外边也不会知道，也要准备不响。（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更大的战略想法，不一定用，既然吓人，就早响。

总理说：还要防止响了以后他马上报复，也不一定，但总是要有些准备……

然后是分工：总参和空军作出防空部署；刘杰负责资料、仪器设备的转移；陈毅进行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张爱萍赶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

当晚，父亲即召集核试验指挥部紧急会议。他回忆说：“我站起来要走，总理说，掏掏你的衣兜，有没有纸条。总理当时规定，会议的内容不准做记录的。……运输要学习荷兰人做法；要求通信兵部，有重要通话时，其余通话统统拆线；命令一旦启动，不准再对外通信；从上到下逐级检查落实。我自己从没有给家里通过电话……”

两弹一星是科学，但科学也相信运气。

前苏联的电影《训火记》就有这样的描写。决定发射２０次，前１９次都成功了，但到最后一发，也就是第２０次，掉下来了，那前面的成功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最后的结果是失败。但如果当初的决定就是试验１９次呢？那结果就是成功。

１９８０年，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准备了不同设计的三发弹，第一发，父亲亲自到场指挥，成功了。第二发，我去看，在科委指挥所，失败了。钱学森解释说，是一、二级分离早了零点几秒。我回去说，好不容易去看一次，还失败了。父亲说，那是你运气不好。

我当然知道这是在开玩笑。但我和国防科工委试验部门的朋友们闲聊时，他们却极其认真地说：“没错，就是和运气有关。你父亲到场肯定成功，从１９６０年第一发导弹算起，只要他在，几乎没有不成功的。每次大家都叨咕，张爱萍来不来。他是福将，命硬，他来了，就撑得住。”

我大惑不解。

我问过父亲，他回答得很简单：“没有窍门。一是下去；二是过细。”

我见过这样的首长，往往是部门都协调好了，带着大队人马，发射前一、两天到，听一下汇报，发射后有个讲话，基本是照稿子念上一遍：“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你们全体人员表示热烈地祝贺……”云云。当然，参加一个开工或是落成典礼什么的，是完全可以的。但这是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老天爷是不吃你这套的。

两弹一星工程有它极为特殊的地方。横向参与的部门、单位多不说，研发、生产；主体、保障；地方、军队……几乎涉及到科研、经济、军事、党政等各个领域。最难的是，各单位派来的多是业务主管部门的领导，是一个领域的权威，平时老大惯了，除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谁的话能听？

你想，这帮人聚在一起研究问题，情况会是个什么样？还不个个振振有辞，有了问题，谁会承认是自己的？隔行如隔山，都能找出一万条理由来为自己辩护。一发弹，上亿个零部件和线路，一个矛盾被掩盖下来，上了天，就爆开了。１９８６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爆炸，其原因就出在一个密封圈上。其实发射前一个工程师就发现了，但哪一级领导又能因为一个小人物模棱两可的报告而拍板取消发射呢？结果是不了了之。

正如父亲自己讲的，没什么诀窍。就像周恩来要求的那样，最高指挥者必须亲临现场，必须事必躬亲、事无巨细、心细如发，拼精力、拼耐心、拼勤奋，每一个环节都要过一遍，因为只有你，具备最后的拍板权。他总是在发射前一个月就到位了，协调会总要参加几次。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摆问题，当场拍板。参加的多是司局级的领导，他一个副总理，军委领导，谁敢在他面前强词夺理、油嘴滑舌？

东－５发射前，检验部门说，油路上像是有个阴影。谁的责任？争执起来。父亲说，有了疑点就给我搞清，最后是七机部的一个副部长，父亲说他记得好像是张镰斧，亲自爬进发动机舱里，拿着检查胃镜的仪器察看，是一根鞋带。为一根鞋带折腾了好几天，要是上了天，堵在油路里，不堪设想。父亲说“五定”是怎么搞的？给我追！五定，就是每一个岗位都要定人员、定职责、定位置、定动作、定关系。查的结果是装配人员中有人丢了根鞋带。父亲大怒，“不是规定不许带任何东西进来的吗”？有人在一旁嘀咕说，鞋带不好算是故意带进来的东西吧。“那就把鞋带统统都给我解下来！”

几年后，我的朋友淮淮，航天部外事办的干部，去这个地方。进车间时，门卫叫她把鞋带解掉。为什么？回答是不容置疑的；“这是张爱萍的命令！”

愕然。什么时候下的命令？“不知道，反正我来这之前，大概总得有十来年了吧！”门卫讲了他的师傅，上一届老门卫留下来的故事。

“没有哪一任领导愿意去改这个规矩。”门卫补充道。

“是啊，”淮淮和我说，“一个厂长怎么好改动副总理的指示呢？”

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想改，为什么不叫后人都记住这个故事呢。

第一颗原子弹正迈着神秘的步伐向中国走来。李旭阁工作日志记载：

６月下旬，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工作就绪，形成了距爆心８公里范围内的效应试验圈。

８月２５日至３０日，全试验场区进行单项和综合演习。

９月２６日上午８时１５分，试爆前的最后一次中央专委会结束，张爱萍一行乘空军伊尔－１４飞机离京。

１０月４日，原子弹运抵核试验场区。

１０月８日，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等乘专机到试验场区，进行最后的调试验收。

１０月９日，最后审核结束，张爱萍在上报中央的报告上签字。

１０月１０日２３时１０分，乘专机将报告送达总理办公室。与王亚志同志办理结交手续，坐等结果。

１０月１１日凌晨，周恩来批示：同意一切布置，从１０月１５日至２０日之间，由你们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日期和时间，决定后报告我们，你们来往电话均需通过保密设施由暗语进行。

１０月１４日１８时，试验总指挥部确定：试爆日期定于１０月１６日；起爆“零时”，视当日风向风力确定。

１０月１４日２０时３０分，邱小姐上试爆铁塔塔尖。当晚，狂风骤起，风速达１８米／秒。黄尘蔽天，沙石飞舞，钢丝绳将铁塔打得当当作响。

父亲说：“幸有预演时的经历，没有吃惊。”

又是一个一江山之夜。

还是李旭阁的日记：１５日９时，听取气象汇报。１０时３０分，张爱萍确定起爆“零时”为１０月１６日１５时。

中央随后批准。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清晨４时３０分，随张爱萍进入爆心做最后视察。

１２时，接周恩来指示，如无特殊变化，不必再来往请示了。“零时”后，无论情况如何，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

１４时３０分，进入距铁塔６０公里的白云岗观察所。

在父亲的书架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石头，他经常向我们炫耀。我说，没一块值钱的。“你懂什么？”他拿起一块像焦炭似的东西问我：“这是什么？不知道吧，哈哈，这是运载火箭返回大气层时烧焦的弹头碎片。这玩意可是用碳丝织出来的。当时，可是费了番功夫。你看，都烧成这个样子了。”

他又拿起两块石片敲着，侧着耳朵说：“听！多清脆。知道吗，这可是爆心的石头，海底的化石，我拣回来的。世界上再也没有了。”

在蘑菇云下，所有的石头都将熔化成液体。

李旭阁的日记记到这一天的下午３时。目击者称：

……读秒到零，起爆！一刹那间，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天空和大地燃烧起来，太阳都变成灰色的了。随后就是一声巨响，向外扩展，又被绵延的天山反射回来，如巨雷碾过头顶。紧接着冲击波横扫着无边的戈壁……火球在翻滚，在升高，在膨胀，橘红、靛蓝、绒白的变幻着……终于，它定格成一朵直塑在空旷的天地之间的蘑菇云。令人恐怖的美丽！

玩邪乎了！中国人凿开了上帝埋藏在地下的石棺，释放出了能够毁灭人类的巨大能量。

这一天是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１５时。

惊愕之余，足足等了４分钟后，父亲拿起电话，向周恩来报告：“成功了！”

没有回音……沉默。

父亲说：“总理沉默了一会儿说，是不是真的核爆炸？我也愣了。是啊，凭什么说是核爆炸？谁也没见过核爆炸，真正的核爆炸该是个什么样子嘛！”

不亲临其境，怎么会感受得到那股让大自然都颤抖的神力呢！

要回答周恩来是不能用“地动山摇”这样的词汇的。父亲问身边的王淦昌。王淦昌望着６０公里外那朵鼎立在苍穹之间的巨大云柱，什么爆炸能制造出如此奇观呢？他沉默了一会儿，也做了个判断性的回答：“应该是的。”

父亲告诉总理他所看到的景象，在６０公里外看见蘑菇云升起来了，这样大的威力，不可能是普通炸药所能，根据火球、声响、蘑菇云的高度等爆炸的景象来判断，应该可以判定，是核爆炸！但要以最后检测到的数据为准。科学嘛！

几分钟后，周恩来电话转达毛泽东指示，要查清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国外不相信怎么办？

毛泽东说过：“那东西可以吓人！”他当然最关心的是要让全世界都相信，中国人在戈壁滩上折腾出来的这个家伙，的确是个真的！

在现场的人是不会想那么多的。还有什么比亲眼见到的这团耀眼的火球更有说服力的呢！他们冲出堑壕，喊啊，跳啊，哭啊。他们顺势倒在沙坡上，双脚乱蹬沙石，互相拥抱，将帽子抛向天空。

有一张照片，他们把父亲和几个科学家抬起来，抛向天空。

两个多小时后，父亲签发了一份经多方专家检测并认定的报告：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威力，估计在２万吨梯恩梯当量以上。根据总理指示，报告送达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贺龙、罗瑞卿。

原子弹，以它超自然的神力，被称之为人类的终极武器。

中国西部戈壁荒滩上爆炸的这颗原子弹，在一夜之间，使一个贫弱的国家与世界超级大国坐在一起言和了。对抗的双方，最终走向平衡。

意义还不仅在于此。不到一年，１９６５年８～９月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向联大提交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草案，１９６８年６月联大核准该条约草案，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该《条约》中有一条规定，非核国家不得研制核武器。我和父亲讨论过，如果在《条约》通过前，我们仍然搞不出原子弹来该怎么办？他说：“……那会很麻烦的。周恩来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在老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理念中，中国要成为核大国，但中国又要成为一个主持正义和对人类前途负责任的大国。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还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虽然在信仰和价值观上还存在着差异，但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尊重人类共同的道德规范是必须的，中国不可能去扮演无赖的角色。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的这一响，为中国赢得了这个历史的机遇。

相互制衡的时代到来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称它为核时代。

我的车在这片被称作是“死亡之海”的荒漠中缓缓地行驶。沿途经过了好几个早已废弃的营房，那是参加核试验部队的住处。很多遗弃的物品和器材上，依稀可见１９６４年的字样。接近爆心很远处的房屋都被摧毁了，奇特的是，残垣断壁中，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了屋顶，那是被冲击波过后产生的负压掀掉的，它们向天敞着大口，要同上苍对话。

它们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原子弹不是武器，可能永远都不会用到它的。它只是一种精神，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父亲讲完了他的故事后说出了他的结论：

“倒了这种精神，就只好去乞讨了。”

２０００年，我国经济实力到达了历史的新高峰，ＧＤＰ超过了法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成为世界第五。中央奖励了一批两弹一星的有功人员，授予他们功勋科学家光荣称号。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办的颁奖大会上，有人记起父亲当年在动员大会上讲过的话：

“在座的有读过《封神演义》的吗？

来无影、去无踪、千里眼、顺风耳、移山倒海、撒豆成兵……

今天，你们的工作就是变神话为现实。

将来，后人们也会为你们封神的。记住，你们中的有些人，将来是会上共和国的封神榜的！”

４０年后，国防科技战线上被“封神”的科学家有：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追授的有：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共２３人……

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