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廷一著：《天地良心》(选读)—倒春寒

倒春寒

大包干，不简单，说得容量做得难；

问题不少，处理麻烦，

掌握不好，滑向单干。

制止单干，我们硬在嘴上，软在心间。

                                  ——凤阳民间谚语

万里小岗寻情“看真”

1979年的年末岁尾，种种渠道传来的消息都显示，万里要调中央了。

万里非常清楚，包产到户犹如一个初生的“婴儿”，自己一旦不在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上，安徽的局面将可能发生怎样的摇摆，“婴儿”将有夭折的危险。因此，在新年过后召开的省委会议上，他尽可能地试图给“包产到户”再加紧箍咒，抑或保险系数，让它至少在安徽省内能够有一个合法的身份。

万里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在临到北京之前的1980年1月24日。

红霞碎开，日理万机的万里和他的秘书，终于走出省城合肥，迎着料峭的寒风，向皖东的小岗驶去，实现他先前的诺言。

1979年当年，小岗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到13.3万斤，比1978年增长6倍，油料产量超过合作化以来20年的总和；从1957年起23年来，这个年年吃国家救济的“三靠村”，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6．5万斤，超额6倍完成上缴任务，油料超额20倍完成上缴任务，第一次归还了国家贷款800元。小岗村虽然获得了历史上没有见过的大丰收，但是说三道四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过，村民紧张不安地等待上级领导给定心丸时，万里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小岗。

万里一下车，人们就自动地围了过来。在队长严俊昌的安排下，万里从村西头开始，挨家挨户地看。家家户户的院子里，没有剥皮的玉米棒子堆积如山。很宽敞的院子相反显得窄小。有的家连下脚的空儿都没有了。屋里是大囤满小囤尖的粮食。有的家粮还储存不下，就开挖了地洞藏粮，像当年打日本似的打起了地道战。据说地下温度低，粮食便于储存。同时你还可以看到，不少家盖起了家禽圈，养起了猪、羊、狗、鸡、鸭、鹅。鸡、鸭、鹅的欢叫声，使整个小村充满勃勃生机。

万里每走进一家，都有一场欢迎曲。

“不挨家看了”。万里点名要看村中最穷的 。

于是，队长把他领进一个姓关的农民家中。

这家6口人，老人有病，孩子还小，生产队那阵子年年吃救济，在那时都穷得出名。现在他屋中的粮囤告诉万里，最少也有3000斤。

万里问生病的老人：粮食够不够吃？

老人回答：粮食是够吃的了，就是看病花钱得卖粮。

万里告诉老人：一步一步地来，先解决吃饭问题，然后再解决花钱问题。

出了关家院子，万里十分高兴地对生产队长严俊昌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

严俊昌又把万里带到了严宏昌家。严宏昌呼喊老婆，赶快端出炒花生招待省里的领导。

万里笑着说：吃你的花生，我可没有带钱啊！

严宏昌笑说：要不是大包干，过去想给你吃也没有哇！

他一边说一边把炒好的花生往客人的大衣兜里装。此景此情，万里感动得热泪盈眶：好，也让省里的同志都尝尝你们大包干的成果！

万里把一粒花生送到嘴里，接着又问：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严宏昌说：让我们干下去，政策别变！

万里紧握住拳头说：只要我万里在安徽一天，这个政策就不会变！

严俊昌接说：最近有人批我们小岗‘开倒车’，要吃官司，上边也风言风语。

万里说：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县委能批准你们干三年，我批准你们干五年吧！

他还说：没必要风言风语？小岗还没有盖瓦房、住高楼！我在美国和日本访问期间，见到许多家庭农场都有两排小楼。一个是住处，另一个是放小汽车和拖拉机的库房，先进得很呢！

严宏昌说：有人说我们小岗村挖社会主义墙角，拉历史车轮倒退！

万里被激怒了：谁这样说，你就问问他？如果他有更好的办法使农村富起来，就照他的干！如果他没有更好的办法，谁再说你‘挖墙角，拉倒车’，不准你们干，这个官司交给我给你打好了！你是生产队长，就这样干下去，这才是农民的真正出路！你们只要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但不要吹，一定要实事求是，五年后我还来小岗，看你们的新面貌。（1）

万里冒着巨大政治风险的这番话，像一股股暖流注入农民心中，大家自发地鼓起掌来。

他语重心长地对随行的地、县负责人说：百闻不如一见，你们说是不是？

大家直点头。一位公社干部当场问万里：别的地方要学习小岗，搞“包产到户”可行？

万里说：那好啊。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谁学我们都欢迎。不能像大寨，强迫着大家不顾本身条件去学。

临走前，万里一再嘱咐社、队干部：一要做老实人，讲老实话，实事求是；二是不卖过头粮，不搞浮夸风，要接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教训。三要带领全体村民，不但要把粮食生产搞上去，还要大力发展工副业，使全村农民尽快富起来！

万里在小岗时间持续近两个小时，回到合肥时，太阳已经落山。西天一片云霞，煞是美丽好看。

改革第一村的故事

当万里回到合肥城坐下来，抽上一口“大中华”、吐出第一个烟圈的时候，消息不胫而走，远在省城外的小岗一夜成名。不少西行大寨取经的人流，突然改变方向，而把眼球瞄上了不起眼的小岗，纷至沓来。顿时，小岗的田间村口人头蹿动，犹如集市贸易一般，热闹起来。偶尔间，还能看到一辆小汽车来。这在当时还是稀罕物。

这人群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邻村也有外地，有省内也有省外。包括小岗村民曾经要饭走过的省份。其中最耀眼的当数头扎白羊肚子的山西人——­老汉问这问哪，问得最仔细。尤其是还在严立华家的大粮屯前、严宏昌家的红柿子树下，让儿子摄了像。老汉对小岗的大包干赞不绝口。不过他临走时扔给小岗人一句话，让小岗人听了毛骨悚然：“你们这事放到俄（我）们那里干，（干部）不整你尿血才怪哩！”

应该说这是当时中国的真实写照。

虽然中国召开了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颤颤抖抖的中国在面对这场来得迅猛的改革还显得不够自信。中国的改革是从赤贫的农村开始，他们肚子已奈不住性子在改革的路上迅跑。“饥不择食”，连姓社姓资也不顾那么多了。再说中国这场改革是一种自发的农民行动，在全国发展极不平衡。只有安徽省是在省委六条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推进。就安徽本省来说，发展也是极不平衡的。有的包产到组，有的包干到组，有的包产到户，像走得快的小岗村已经包干到户了，人称“大包干”。当然还有观望的和按兵不动的了。一句话改革要冲破“左”的牢笼，一场交锋在所难免了。

由于“包干”比“包产”更具有优越性，因此小岗“大包干”的经验，一夜红遍全国，充斥到全国的中心报刊媒体上，直接冲击着人民公社的体制、冲击着普及大寨县的运动，惹火了一些忙着普及大寨县的干部们，从中央到地方。于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质疑声四起。有的人急了喊遭透了，说什么小岗的路跑偏了，跑到资本主义那条路上去了，不纠正不行。凤阳的经验不能学，学了就乱了普及大寨县方寸，要当耙子批判。大包干是祸水，不堵不行！凤阳经验是传染病，不防治不行！总之把这场改革视为洪水猛兽、水火不容。甚至中央高层对万里也有微辞。

此时的万里，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抽着大中华、吐着烟圈、品着黄山毛峰，在接受着记者的采访。应该说万里对这些突然冒出起的悖论非常生气，于是采访场也变成了批驳场。他弹落手中的烟灰，激动地说：把大包干说成是传染病，这本身就不对！你好，你为什么不传染别人，反而怕别人‘传染’你？我们不是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么，学什么，不学什么，广大农民心里有杆秤，强迫是强迫不了的。”

针对“反对学大寨”的帽子，万里表现得大义凛然，他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让实践作结论。都照搬红头文件，还要省委干什么？”

尽管有人在批判小岗的“大包干”，尽管小岗村头的大喇叭还在不停地播颂着学大寨的歌曲，参观小岗村的取经人还是有增无减、如织如梭。

在这些众多的取经人群中，有一簇神秘的人群，共有九人，格外引人注目。其中有穿公安制服的。他们是开着一辆公安车过来的。一个个像是“特务”，下车也不说话，只是一家一户地窥视，像要是抓人似的。小岗人面对这簇人不能不提高了警惕性。尤其是当年秘密领头分田单干的严宏昌，听到村民的汇报更是紧张起来。

他的妻子段永霞劝他赶快躲一躲？

他急了：我一没偷二没抢，我怕屌求！

段永霞说，那分田的事呢？

这大屯尖小屯流，就是对我们所做的最好证明。从洪武皇帝起，六百年来，我们村就讨荒要饭，现在能有吃的啦，还怕他眼红不是！

妻子说：你说的倒是，我还是不放心……

正说到这里，大门外面传来了敲门声，从小到大，由弱转强。

孩子他爹，你还是要到屋里躲一躲？妻子几乎是在哭求他。

不，他推开妻子，上前打开了门。

“这是严宏昌家吗？”一个干部模样的人问。

“我就是严宏昌，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村包干到户搞得不错，我是来看看你。”来者说话和蔼可亲，不像猜测的那样。

“欢迎欢迎”严宏昌也收起了质疑的脸色，笑逐颜开。

这时，其中一位干部向严宏昌作了介绍：“这是我们地委王郁昭书记。”

  严宏昌不觉一愣：“王书记，你好。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这是在做梦吧？”

“你不是做梦，这是真的。”

严宏昌高兴得忙对屋里的妻子喊：“孩子他娘，王书记他们来了，快烧水沏茶。”

王郁昭对自己来小岗也是没有事先安排日程的。本来他在凤阳开一个“三级干部”落实责任制——包干到组的会议。凤阳有两个生产队包干到组搞得比较好，一个是岳北生产队，一个是大庙生产队。他们参观完这两个生产队，还有时间，于是有人向书记提议小岗村“大包干”，比这还先进，何不一睹为爽呢？

王郁昭担心这样会喧宾夺主，改变原先“包干到组”的会议宗旨，不过他还是同意了大家提议，到神秘的小岗去一睹为爽。                                                                                                

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

“大包干”的优越性更大，着实震憾了大家。激动的王郁昭临时决定在严宏昌的大院里开一次结束会。开完就散会。

应该说这不是一般的会，这是一次正规地委常委会。地委党委会选在一个老百姓家里开，恐怕在全国也是蝎子拉屎——独一份！

严宏昌做了会议服务员，又找板凳又端茶。会议要开了，严表示要离开，王书记喊住了他：你是队长，也要听听。起码可以监督我们吗？

听听可以，监督可谈不上。严宏昌随便找一个地方蹲下来。不过，他头上生产队长的乌纱早被公社书记张明楼给“撸”了，他没向王书记解释，心想也没必要解释。

于是地委常委会就开始了畅所欲言的发言。

第一个争先发言的，是地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吴炎武。他说得很激动：“看了小岗，着实震憾，出乎我的意料和想象。我们地区搞的试点，花了那么大的人力和物力，各方面都给了那么大的魂魄，结果，还不如没向政府要一分钱的小岗队搞得好，粮食收的这么多！”

谈到小岗粮食的大丰收，吴炎武直言到：“解放前，我家是五河县的大地主，年年都会收个一百多担粮食，今天看看小岗，论收成，可以说，小岗家家都够得上‘地主’了。如果全国各地的农村都这么‘包干到户’，我敢说就不愁国家缺粮食，不愁老百姓饿肚子；如果允许这么干，也不要天天喊粮食产量‘过黄河’、‘过长江’，再说‘粮食不过纲，书记不好当’了。我看应该准许这样干。”（2）

接着，七位常委不无振奋地谈了亲临小岗村的感受。一致认为：包干到组与包干到户，一字之差，谬之千里。包组麻烦，农民文化程度不高，计算起来复杂，而包干到户，肉烂在锅里，根本不要计算，更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是对农业生产力一次根本的解放，它比历史上的那种包产到户，更有着质的差异和更多的优越性，更乐为中国的农民群众接受，是一种创新。

这时候，严宏昌也很激动，自觉吐露出县委陈庭元书记也是暗里支持他们的，曾答应他们干一年看看。省时万里书记也答应他们可以干五年。王郁昭诙谐地说：“我们地委不能高过省里，我代表地委批准你们干三年！继续进行试验，不断完善提高，成为地委的典型。”

“好吧。”面对着这位教书匠出身、身上多少还带有儒雅风度的王郁昭书记，严宏昌一步跨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当场向与会的各位常委保证：“我严宏昌说话算数，纵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一定要把包干到户坚持下去，让小岗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好哇——，王郁昭也着实高兴地站起来，拍着严宏昌的肩膀说：过去张明楼要你们拢起来。你没拢是对的。今后啊，谁再叫你拢、叫你并，你就找我们。我们今天在座的七位常委，找到谁都作数！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声音，对其他常委说你们答应吗？

可以吗——大家一致点头应诺。

这时候，村西头的树上大喇叭播送出“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向阳花”的歌曲，严宏昌不放心地问：歌声好听，到时遇到事的时候就不好听了。那时我到哪里找你们啊？

郁昭书记哈哈笑了：地委的大门随时对你严宏昌开着。派人，打电话，都行。

严宏昌说：打电话也要有号码啊？

好，我把号码给你留下好不好。郁昭书记反被严宏昌的认真劲儿逗乐了。

严宏昌急忙找出纸和笔，记下了书记的电话号码。

送走地委的领导们，斜阳西坠，红霞碎开。

严宏昌激动得不行，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他要把这个可喜可庆的消息亲口告诉患难与共、同按手印的十八位父老乡亲，分享喜悦。他首先通知了斜对门的小哥严德昌，德昌又通知其他人，一传二，二传三，一十八个弟兄不约而同地又都聚集在严宏昌的院子里。像当初按红手印一样，听着严宏昌激动讲解。

当时有人提议，趁热打铁，干脆就地召开一个社员大会，把地委常委会议精神传达下去。

那也好。大家齐声叫好。

斜阳坠山而去，迎来月儿中天。

月辉透过红柿枝头，倾泄到严宏昌家院中，暧意融融。小岗村的社员大会当晚召开，群情沸腾！有人高兴地喊出了口号。

这一夜难忘，小岗人无眠！

风雨袭来的时候

历史有时像小孩子的脸，一天变三变。

刚刚还是朗朗晴空，突然乌云密布，下起瓢泼大雨来。

就在滁县地委王郁昭承诺小岗“大包干”可以干三年的余音还在绕梁三匝时候，就在小岗村民还在为滁县地委支持自己、欢腾雀跃的时候，一声闷雷传来，不但令小岗人心寒如蝉，更让滁县地委的承诺狼狈不堪。

为什么这么说呢？王郁昭在宣布承诺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在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已经闭幕。此次会议正式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如果说三中全会还仅是个草案试行的话，这次会议便去掉草案试行，成为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件。《决定》规定了25条农业政策和措施，包括：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剥夺或侵犯其利益。任何单位和个人绝对不允许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劳力、土地、牲畜、机械、资金、产品和物资。人民公社要认真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应予鼓励、扶持。继续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依然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

本来早就对小岗村包干到户有意见的凤阳县委其他领导们，他们得到这个文件后，如获至宝。凭借这个“上方宝剑”找到县委书记陈庭元发难，让陈纠正。陈庭元违心地宣布：在我县不许包产到户！对方又要求陈庭元对小岗限期做出处理，不然以包庇罪论处。陈庭元一下子没有了底气，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眼看通牒期限要到了，在一个清晨，陈庭元起床后，他知道他要保护的同志保护不了啦，他要通知一下，以免公安局采取强制手段时候，好有个准备。

在小岗村头路上，陈庭元正好撞上了打牛耕田的严宏昌。

“今儿个怎么这个早啊？”陈庭元一脸凝重，没有笑色。他的眼圈发黑，像是昨晚没有睡觉似的，极没精神。

“我也不知怎么了？左眼老跳，大半夜没睡。还有个地头没掀完，所以我就打早来了。”

陈庭元点点头算作回答。

“陈书记，你怎么早来了？”严宏昌狸疑地问。

“我也睡不着觉啊，想找你唠唠！”陈说完，用手一指田间：“这里不便，到你地里说吧”。

他们一路无语，来到了严宏昌的地头。

对于陈书记的满脸凝重，严宏昌竭力地猜测着，似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于是他便愧疚地说：陈书记，我们搞包干，给你和县委同志添麻烦了，想想看真对不起你们啊！

“宏昌，我想问你，如果有人让你并队你能答应吗？”陈庭元打断他的话单刀直入。

严说：“我不会答应！”

“为什么？”

“因为我做的没错。”

“连坐牢都不怕吗？”

“怕什么？怕就不带这个头啦！”严宏昌心胸坦然，“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希望这事牵连到任何人，包括你陈书记。”

陈庭元不响。

严宏昌欲说又言：“民以食为天。你为了我们小岗填饱肚子，公开作了检查，我们从广播中听了都落泪了，心里着实难受啊。”

“你们的要求没错。”陈庭元苦笑了一下，亦然重复着来时那句老话：“当真的不怕？”

严宏昌也觉得今天怪了，书记一直盯住他的脸，反复问同一个问题。想到这里，严宏昌突然来了劲儿：

“陈书记，打开窗户说亮话，这样说吧，打从签协议起，我们一十八兄弟就想到了坐牢杀头。如今干起来了，小岗一年致富发家。就是要证明这个。砍头不过风吹帽。明天坐牢杀头我也认了，这也值了。但是，纵是死了我也不服这个理。大包干能让人吃饱有什么错？这天下还有没有讲理的地方？”

“好样的！”陈庭元这时紧绷的脸上才掠过一丝的笑靥，如释重负：“我相信共产党是讲良心的。党内有不同声音也是正常的。但真理只有一个。参加革命前，我还是一个农民，脱掉这身衣服，我也是个光腚猴子。现在我只是比你头上多了一顶乌纱。为吃饱肚子，你们不怕杀头，我还要乌纱干啥？”

县委书记推心置腹的话语，竟换来了严宏昌的声泪俱下：“陈书记，你是好人一个”。

“宏昌，该做的事要做下去。有你刚才那番话，我心里有底了。”陈庭元说到这里，又说：“我要走了。另外，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陈庭元叹了口气，无奈地说：“后天上午九点你去一趟县里。这事本来应该由他们（公安）通知你，我来了，就提前告诉你吧。你也好准备一下。”

严问：“就我自个？”

“对。就你自个。”

严又说：“我已不当队长了？”

“这与当不当队长没关系。我也知道你的队长被张明楼给撸了。”陈庭元交待完转身就走了。

一个村妇跑过来，问宏昌：“这个人好眼熟，是不是前天作检讨的陈庭元？”

严宏昌不响。

他愣愣地站在那里，像一座雕像，任风吹拂着他粗壮的黑发。

一场闹剧则以一个电话结束，万里解救严宏昌的牢狱之灾

陈庭元离开小岗的当天晚上。

为了温饱而走到一起的十八位弟兄又都走到了一起，相聚在严宏昌的家里，询问宏昌，陈书记找他的情况？因为近来上面传达十一届四中全会精神，不许包产到户，已经包了的要退回去。坚持不退的要追求法律责任。配合“严打”，对包产到户的责任人要一查到底，该关的关，该收监的收监，不故息不迁就！

人们牵挂着严宏昌，因为枪打出头鸟，他是带头人啊。而严宏昌也怕大家为自己担心，他把陈书记找他的事说得轻描淡写，只说没有什么大事，问他怕不怕坐牢？后天上午到县城去一趟。

人们又问：还说什么？

没有了。

说者轻快，听者有意。严宏昌的媳妇段永霞正在忙着为大家烧水沏茶，听到这个话茬儿，立时意出了丈夫的不测，只觉得心口一阵阵发堵，委曲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你去蹲牢，让我们娘几个咋活呀？

大家的心情不觉异常沉重起来。

“生死有约，天塌下来我们大家顶！”一部分人去宽慰段永霞；一部分人宽慰严宏昌。段永霞的哭声渐渐的变小。大家又围过来开导严宏昌。

严德昌把烟袋锅朝鞋帮上磕了两下，说话了：大前天听了陈书记在广播中的检讨，我就觉得风声不对。有人说陈书记犯错误，要换新书记了。还有的说得更邪乎，陈书记被专政了，十年大牢。宏昌，你要蹲大牢的话，我们绝对给中央写信喊冤！

有人讲话了：文件是中央定的，给中央写信顶个屁？

严德昌说，你不知道中央也有主持正义的吗？比如邓小平、胡耀邦等。我们就给邓小平写信。邓小平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包干到户，有吃有喝，这就是实践，这就是真理，一告一个赢！

严立华说话了：我有一个消息，今天我去了一趟公社。张明楼书记说，你们村的那个严带头（宏昌），当初我劝他拢，他不拢。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他把我们社会主义的这点好东西都日吊完了，他不倒霉谁倒霉！后天县公安就来抓人！让我不要通风报信。

严立学：依我看啊，这是一股风，很快就会刮过去。我们上有省委万书记支持，下有县委陈书记支持，中间还有地委王郁昭书记。我们怕谁？我们谁也不用怕！真理是在我们这边！

这时也有人出主意，光棍不吃眼前亏。不行，严弟先到外面躲一躲，风声过后再回来，这也不失一计！

严宏昌说话了：陈书记怕我想不通才给我通风的。我已经答应了陈书记，我不能躲。再说我也不认为我做错了什么事，内心无愧，我怕什么？我躲什么？

严俊昌说，万一你走了，还有什么交待？我们会一一落实。

宏昌“嘿嘿”地笑了：让你们说的，我像进刑场似的，我没有什么交待的。要说有交待，你们不能一个个装熊！干就干出个人模狗样来，不臭名昭揭，也要万世流芳！

……

月儿上了中天，离别的话儿越说越多。

第三天一大早，一十七个弟兄又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村西口，像当年欢送亲人参军打鬼子一样壮观。但更具辛辣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在送自己的弟兄进共产党的监狱。此时他们的心情复杂得很，他们相信共产党的公平公正，但是又担心“左”的势力的猖狂。想到这里不少人都暗暗垂泪了。

时间不早了——，车把式催促严宏昌上车。

宏昌的媳妇段永霞把一个准备好随身携带的包袱递给丈夫，扭头后就捂脸呜呜地哭了。

宏昌眼泪汪汪地接过包袱：我走了，你要保重。四个孩子，全拜托你了，你要照顾好。如有困难，将孩子分别送给你的四姐妹，一人一个，哪怕讨饭也要把他们带大！欠你的，来世再还。

宏昌上了车，车把式一声鞭响，空中炸个花。

车子在人们的泪光注视中一直驶往天低树下，变成黑点，随后没有了踪影。

冤家路乍。车路过公社大门口，张明楼书记正在门口侃大山。严宏昌心里很腻烦他，已经躲不开了。严想低头不见，可张明楼却不，他说这不是宏昌吗？是不是要到县？

严宏昌点点头算作回答。

张明楼哈哈笑道，声音徒然高了八度：“我说宏昌啊宏昌，我的话你从来不听，这次你算是有了县级待遇：吃饭不花钱，住房不掏包，入厕有警卫，干活有保镖——”他把保镖一词声音拉得老长。

站在张明楼身旁的一位小伙子没有听出书记说话的幽默，便说：这个有吃有住的地方不错啊？

张明楼拍着小伙子的肩膀笑了：好地方你也想去？可惜你没那份福气。说得众人立时都笑开了。

有人提议说，让严宏昌给小伙子换一换，不就成了？

张明楼，又名张大牙。此时他大牙一裂，说：严宏昌，没人换你了。这次你是回不来了。要能回来，我在梨园倒爬三圈！

虎落平川有人欺。严宏昌拿眼毒他一眼，你个好死不得！

车子过了公社大门，直奔县城而来。

刚到县城边上，高音喇叭就传来了学大寨的金曲，落在严宏昌的耳中，往日觉得很好听，今天听来像噪声。车子穿过老城门楼，东行西拐，就到了一排小平房的“县衙”。对这个地方严宏昌并不陌生。下了车，严宏昌直奔县委办公室。正好撞上秘书吴庭美。两人是熟人，又是同村。吴很热情，上前道：你是找陈书记吧？

严说是。

吴说他刚走。

他到哪了？

去了党校开会。

党校在哪？

过去的第四人民监狱。

严宏昌一听头皮就麻酥酥的，他摇摇头，说不知道这个地方。

吴庭美说，我这有一辆破自行车，不行我驮你去。

严说，那感情好了。

凤阳党校位于县城郊区一片十分荒凉的地方，它在长途汽车站左侧。

四合大院。空荡荡的院落内，长满了荒草，右侧的足有半人高。

严宏昌刚一走进大院，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突然想起来了，十八年前他曾来过这个地方。那时还叫第四监狱。他是给一个堂弟本家叫六叔的送过一趟棉衣。当时害得他很苦，让他好找。说起那位六叔，也是一个本分人，因在修水库的工地上，说了一句大实话：“社会主义好是好，就是吃不饱！”就是这句话，队长让他再重复一遍，他真的老实巴交地又说了一遍。这就构成了“反三面红旗”的现行反革命罪。开始游乡，在工地上批判，后来就关进了第四监狱。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病死在这里。据说堂弟收尸时，一只耳朵还被老鼠吃掉了……

十八年过去了，今天他又故地重游，也是同一个问题——百姓吃不饱饭，令他感慨万端。

在吴庭美的引领下，严宏昌来到了院落的位于中央的三间大瓦房前，像是这里的会议室。室内有一个长条方案，上面放着一部老式电话机，方案四周坐满了县里的头头脑脑。严宏昌敏感，穿公安制服的他一眼就瞄出了四人。

严宏昌进屋时，陈庭元向大家介绍说：他就是小岗村的严宏昌，当年的队长。

你是叫严宏昌吗？一个穿公安制服的干部现身指正、笔录证据。

陈书记都介绍了，我还有回答的必要吗？严宏昌不亢不卑。

很有必要！对方道。

那好，我叫严宏昌，小岗村人。

有人早就按捺不住了，一拍案子道：年纪不大，傲气十足。知道吗？你把天戳破了一个大窟窿！什么路不好走，你偏走绝路？！

什么绝路？分明是生路吗？一年走过来，大家有吃有喝，日子红红火火，我们村还有三个老光棍娶上了媳妇，这怎能说是绝路呢？我不懂，我不懂。严宏昌边说边摇头。

严宏昌，你还嘴硬！严的话显然激怒了对方：你这是资本主义的路，不是绝路是什么？你倒可好，我共产党辛辛苦苦几十年，你是一夜退到解放前。有吃的不假了，但是路线跑偏了，滑到了资本主义一边。知道吗？这是资本主义，死路一条！

接着暴风骤雨般的批斗接踵而至：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亲不亲？线上分！痛不痛？方向明！

我们不要无缘无故的爱，也不要无缘无故的恨！

包产到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包干到户是反对公社制度！

反对倒退，倒退没有出路！

……

严宏昌刚要辩驳，最后有人竟呼起了文化大革命期的过时口号来：打倒包产到户的黑干将严宏昌等不足而云。接着一个耳光打在严宏昌的脸上，立时五个指印如五朵红花挂在了他的脸上。他差一点儿倒下。

报告陈书记，有人打人了！严宏昌高喊着，当他寻视陈庭元书记的时候，陈已蹲在大门旁，由会议主持者变成了一尊门神。他已控制不了会议。此时他那像一个全县当家人？不过他还是抬起头来，满会场寻视，打人者早已回到了自己的原位置：谁动粗啦？接着制止说：不许动粗！要文斗不要武斗，有理说理，有罪判刑！

一阵噪杂声音过后，严宏昌倒心平气和了，他不再据理力争了。因为人们的不理智，辩驳已失去了效果。但是这些往日使他心仪的秀才官员们，此时此刻在他的心目中一落千丈！

他仔细地听着人们的批判，渐渐悟出了门道：在对待包产到户的的问题上，我党高级干部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在全国格局上，中央反对，农民欢迎。同时他又看到从中央到地方有两个声音在说话：支持与反对，此消彼长。中央邓公企图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来化解这种格局，打开一种新局面。但他坚信自己是邓公派的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他想用小岗一年致富的实践来证明包干到户是真理而不是谬论。想到这里，他有一种冲动，欲罢不能。他说：小岗的包干到户的丰收实践已经千真万确，证明了他的正确性。万里书记也讲三中全会的文件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正确的我们就要坚持，不正确的就要放弃。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应有的态度。

三中全会文件也要接受实践检验。这是放毒！不许他胡说八道！有人疯狂地拍起了案子。

严宏昌针锋相对：你们为什么不能正确看待包产到户啊？为什么一提包产到户就谈包色变、暴跳如雷呢？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不要效果论呢？我们小岗没干什么惊人的大事，只是想让乡亲父老有碗饭吃，不再逃荒要饭，难道这也错了吗？讲到这里，他怒发冲冠：社会主义不是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他本以为会使对方理屈词穷，不料对方却强词夺理：你不要说得天花乱坠，纵是你小岗村里家家生个金滚子，社会主义的大中国也不稀罕！这是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不许你小岗胡来！不许你小岗一块臭鱼沾得全锅腥！

我们胡来？他气极了，他要爆炸了，他浑身发抖，只觉血往上涌，他使出了最后的力气，声竭力嘶地发问：你们在坐的是不是人？还食不食人间烟火？

这一问倒把大家问住了。

严宏昌又手指那位刚才打他耳光的干部：别人不回答你来回答吧？

我日你姥姥——，我不问你，你倒反问起我来了！此人话音未落，转而命令身边的公安干警说：来人，少让他嚣张，抓起来！

早有准备的四个膀大腰圆的干警应声而动，三下五除二就把严宏昌专政了。猛朝门口拽去。严宏昌拼命地挣扎：你们这样，我死也不服！拍拍胸口，你们还讲不讲良心？我就不相信共产党没有讲良心的地方？！

在拽扯的过程中，在即将扫地出门的时候，严宏昌突然抱住了门框，像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大声呼喊：我有话要给陈书记留下！

陈庭元挥了挥手：让他说吧！

气喘吁吁的严宏昌，镇定了一下，郑重其事地说：一个月前，地委王郁昭书记到过我家。当时七位常委也都在。他支持小岗村包干到户，亲口承诺我们可以试干三年！

陈庭元顺水推舟：你要让我相信，那天情况你再细说一遍。

严宏昌一五一十地又讲了一遍，直说得大家面面相觑、频频点头。

不对，这里有诈！有人哈哈大笑起来：大家仔细想一想，地委七人常委会能在一个家庭召开，这有可能吗？真是痴人说梦，天方夜谭？这是发生在凤阳地界的事，县委不知道，公社不知道，你严宏昌太敢说了！你把牛皮吹破天啦！

接着又有人问：严宏昌，你有文字根据吗？

严宏昌摇摇头：地委即使有文字简报，也不会发到我这一级。

没有文字根据，说是白说，空口无凭。一位领导气急败坏：没有别的话，那就把他押下去吧！

且慢——，王郁昭书记给我留下了个电话，让我有事找他。我接过去吧，当面鼓对面锣，这是最好的见证！严宏昌说完，迈步去抓案子上面的电话机。

一只大手快速地按住了电话机：你也太放肆了！你以为你是谁呀？地委书记是你爹，说打就打呀！

你们也太害怕阳光了！打一个电话不就清楚了，让你们害怕成这样！严宏昌大声理论：共产党天下，还有没有说理的地方？

当严宏昌再一次扑向电话机的时候，两位公安干警专政了他。他们紧紧把他的头摁在案子上，嘴啃案面、脖暴青筋。

就在这时，陈庭元的脑子在急速地搜索，地委“三干会”他是参加者。因为参观是自由活动。会后半天又是地委常委们的谈心会。他影影绰绰看到一辆公安大巴驶出了会议宾馆。是不是到了小岗，他心里没底。此时他也不相信严宏昌会瞒天过海？想到这里，他站起来，让守着电话机的干部放开，让严宏昌拨打。

此时，严宏昌的手却哆嗦起来了：面对电话机，无非有两个结果：一是电话接通，皆大欢喜；二是电话不通，他将面临牢狱之灾。为了增加接通的保险系数，他又想到了另外一个电话，那便是万里书记的电话。于是他先拨起王郁昭书记的电话，电话响了足足三分钟，无人接听。

那位公安领导，朝陈庭元望了一眼，说：这回对不起啦！下了逐客令：宏昌，快走吧！

不，我还有一个电话，也是最后一个电话，让我打完！严宏昌请求道。

陈庭元也示意那领导一眼：打完吧。

电话拨了一遍，果然通了。严宏昌的心突突直跳：你是省委办公厅吗？请找一下万里书记。

他把电话打到了万里处，大家听了，一片哗然。

有人要制止严宏昌，陈庭元做了个手势，嘘了一声。

谁知这就是万里的办公室电话，接电话的正是万里书记。万里说：我就是万里。

严宏昌的心跳出了胸口：万书记，我是小岗村的严宏昌啊！

那边传来了万里和蔼的声音：啊，宏昌同志，你找我有事吗？

由于激动，严宏昌对着书记，像是见到了亲人，竟呜呜地哭了起来……。

陈庭元走过来，忙接过话筒说：万书记，我是陈庭元。小岗村的严宏昌在我们这里，我们让他把地拢起来，他执意不从。我们决定对他采取强制措施。但他说，你曾宣布过小岗村……

一石二鸟。聪明的陈庭元故意把声音提高并解释着，与其说是与万里书记汇报工作，倒不如说他是讲给在座的领导班子成员们听。那是因为对严宏昌采取强制措施，压根儿就不是他的主意。

噢，我明白了。万里截断陈庭元的话，说：小岗村包干到户的改革，从县到地、到省，我们都是支持的呀。你县支持搞一年，王郁昭支持搞三年，我也说话了，支持搞五年。我说庭元，泰山压顶，不能动摇啊，更不能食言啊！省委马上要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如果有问题，我这个省委书记负责！

……

陈庭元放下电话后说：大家都听到了吧？省委的态度是鲜明的，万里书记愿意担责。实际地委的态度也是非常明白的。你们让我干这弄那，这哪行？我们应该统一思想。今天先说对小岗村的改革吧，大家都发表发表意见？

一场闹剧则以一个电话而结束。

而大家思想又归于统一。万里的话让大家突然、让大家震憾、让大家感动、让大家意外！更让人意外的是，执行公务的四个干警不知什么时间自动退出了办案现场。

陈庭元扶起严宏昌，对他说：你先回去吧。刚才我们县委班子统一了意见，支持小岗村改革！代我向村民传达。县委的新决定我们会马上用电话通知梨园公社党委。

此时，严宏昌泪流满面，接着他又像一个娃娃似的动情地嚎哭起来……今天的事，简之是一场戏剧性的梦幻。严宏昌深一脚浅一脚的，不知道是怎样赶回家的。只知道回到家后，一摸口袋，临行前妻子装到他衣兜的30元钱人民币，不翼而飞。更让感动的是，当他夜半推开家门时，家里坐了满屋子乡亲，大家以为他回不来了，决定连夜为他家抢种麦子。他感动得泪如雨下……

注:摘自陈廷一新作《天地良心——万里在安徽》第十章。

为生民立命

——评陈廷一先生的长篇报告文学《天地良心》

谢 庆 立

一个优秀的作家有他倾心关注的创作主题。近年来，从《皇天后土》、《地球遗书》、《国土九章》到《天地良心》，陈廷一先生创作的系列作品主题愈来愈严肃，愈来愈沉重——直面当代社会面临的危机，思考人们应如何生存与发展。他批判以自然环境、土地资源为代价的GDP，揭示为眼前利益所遮蔽的自然生态的失衡，反思金钱权利追逐中人的道德沉沦与精神迷失。这组作品所提问题尖锐性、所蕴含思想的穿透力，折射出作家的忧患意识和关注民生的精神。最近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天地良心》是这个系列作品中最具力度的一篇。这部作品集中笔墨，反思当代农民的命运与政治文化生态的互动关系，揭露淹没在政治迷雾中的历史真相，剖析政治文化生态对人生命权的践踏、对人尊严的亵渎、对正常人心灵的扭曲，呈现出作者强烈的历史感和批判意识。作者还以宏大的历史坐标为背景展开叙事，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展现 “民族的脊梁”——万里的政治追求、心路历程和精神价值。

直面苦难   反思苦难

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有太多的苦难。其中，大跃进造成的“三年困难”成了这个民族挥之不去的阴影。对于这段苦难历史的叙述，陈廷一融入了自己的思考和生命体验；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注，成为他写作《天地良心》的基本态度。

乡村是作者人生的一个始点。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成了他阅读的“第一本书”。1959年，作者才10岁，“当时的大食堂已经不能维持，开始是‘杠子馍，洋火盒，马尿糊涂一小勺’”，人们在私下传递“人吃人”的新闻。他的许多亲人因饥饿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看不见血迹，听不到哭声，从此再也没有起来。这最初生命体验让作者有了强烈的社会底层意识，有了直面这段历史的思考，有了为中国农民尊严而呐喊的正义感。基于此，他找到了自己的写作立场，有了反思、质疑这段历史的勇气。正如作者坦言——“此书的原动力，源于那场大饥荒给我留下的永不磨灭的记忆”。

作者所叙述的苦难，不是一般的平面展现，其目的是为了超越苦难，重新反思这段历史。作者的写作意向非常明显——淡忘了那一时代苦难的记忆，就等于丧失了纠正政治生态变形的可能，当权者就不可能以健康的政治心态面对未来中国农民的出路。《天地良心》的叙述视点是安徽凤阳县，这里是中国大跃进时期的一个历史缩影，应该说，这种叙事安排是颇具匠心的。对这个地方社会变革与农民命运的叙述，其时间为跨度为半个多世纪。其中一个主要的叙事焦点集中于“大跃进”时期。多少年来，这段历史的真相和典型的“细节”成了人们淡忘的“糊涂账”。为此，作者进行了实地调查，在史料的断瓦残砾中，作者力图拼合这一时期农民的命运图象。他通过一幅幅凄惨的生活画面，还原“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真相，让人看到这场大饥荒其实源于“人为”，源于人的“妄为”。其实这也是一场荒唐的政治灾难，而并非某些教科书上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

《天地良心》所展现的苦难触目惊心：一个凤阳县竟然饿死9万多人，该县实验小学校长王焕业家中12口人全部死光。有的地方人死了没人埋。大量人口死亡，出现了很多孤老和孤儿。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这段历史的叙述表面上是克制而冷静的，使用的是“让事实说话”的叙事策略。这样的叙事方式其实寄寓着作者的审美情感和审美取向：一方面是尊重历史，敬畏历史的创作态度；另一方面，表现出作者悲悯天下的人道主义情怀，反映了他对对中国农民生命权、中国农民尊严和“三农”问题的深切思考。

作者对苦难的反思不再是物质层面的。他的反思带有批判性，其视角更广，思想更有深度：农民的尊严是如何在强权下被践踏的，一些秉持权杖者的人性是如何被扭曲的，他们的良知是如何丧失的，为什么自上而下的政治舆论集体制造谎言……这样的思索不仅使《天地良心》呈现一种思想的穿透力，也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直面历史、质疑现实的勇气。

作者所选择的历史片段富有典型性，容易引发人们的思考：乔山大队支书李某与大队长一起，体罚群众，一天活埋四个小孩。殷涧公社一位干部残忍对待两位因饥饿偷山芋吃的小孩，把其中一位打死，把另一位小孩的手指砸掉4个。小溪河大队北夏庄共有240人，竟然有237人遭受克扣口粮、毒打等体罚。这些历史画面，不得不令人思考“非人道”原因到底出自哪里？作者所还原的历史图景已经说明——集权政治加计划经济，执政者背离民心所向，加之没有对公共权力的制衡与监督，做官成为一些人疯狂追逐的目标，导致一批当权者的腐败建立在人民的苦难之上，彻底丧失了做人的良知。面对饥民一批批无声地倒下，一些干部却利用职权多吃多占，腐化堕落。1960年5月，一位副县长下乡检查工作，对群众的死亡不顾，竟然吃肉喝酒。桥山大队书记梅某以办农场为名，强奸妇女多人。面对饿殍遍地的悲惨事实，各级干部一心保全“乌纱”，为了自己的官位，一面“放卫星”，一面极力向上面封锁消息，营造出“形势莺歌燕舞”的假象，形成层层说假话的政治生态。“浮夸风之所以泛滥成灾”，他们“主要是通过政治运动，消灭不同意见”，并形成一种疯狂运作的政治机制。

长歌当哭。《天地良心》弥漫着一种忧郁氛围，呈现出悲凉慷慨的情感特质。这样的精神气质是与中国文学的传统相通的。《天地良心》的“诗心”渗透着中国古典文学的忧患意识，渗透中国现代文学的民主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感。《天地良心》的创作彰显了思想的尊严，使作者获得了灵魂的高贵。当代文学评论家、山东大学教授吴开晋认为，“《天地良心》应为陈廷一先生已出版的近百部文学作品中的扛鼎之作”。

还原杰出政治家万里的“真性情”

时代精神和道德价值的支撑需要多方面的文化力量，报告文学创作也是书写历史、诠释历史、培植社会文化资源的一种方式。中国文学素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要求作家的创作有益于“天道人心”，担负引领人生的社会责任。《天地良心》所体现的创作意向是与传统文学这一精神相呼应的。

《天地良心》的创作呈现出强烈的道德价值取向，这种取向源于作者“对万里委员长等一批改革家发自内心的崇敬”。作者在历史的交汇点（上世纪70年代末）展开宏大叙事，通过典型的历史场景和历史细节，还原杰出政治家万里的情感世界和生命境界。

安徽小岗村的农民的历史创举——“大包干”成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围绕这一历史事件酝酿及其所产生的冲击波，作者打开了那段历史的另一风景——万里心路历程、和政治追求和“为生民立命”的“真性情”。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历代仁人志士的追求。杰出的政治家常常把“为生民立命”当成最现实的政治追求。“为生民立命”，就是关注人民的命运，关注人民如何“安身立命”，这是传统政治家的人文情怀，也是一种道德追求。人民的命运如何，当然需要民众自身的历史自觉与政治努力。但是，在社会发展的转折点上，政治家的政治追求和道德努力尤为重要。“情为民所系，心与民所通”，这是杰出政治家的生存逻辑，也是最基本的道德立场。基于此，他们常常力挽狂澜，找准社会变革的转折点，为改善民生把握方向。“空降”安徽，万里告诫人们，“我们共产党员的干部，不少人是在掌声中长大的”。万里与那些“跟风走”的政治家不同，他不怕丢官位，只怕失民心。他撕破“形势一派大好”的谎言，直面现实，敢于实话实说：“从上世纪60年代到今天，农民兄弟就没有吃饱过饭！”他把人民利益、人民的意愿视为生命，无视名利和官位，宣称“只要对人民有利，我不怕丢乌纱”！他有强烈的现代民主意识——“请全省人民监督我和我的同志们”！他收到装有三颗子弹的信，坦然装入自己的口袋。对要官者送来的礼金和礼品，他把人家的东西留在花园十字中心，使那些人不得不收敛自己的行为。他看到一群饥饿的孩子禁不住潸然泪下，倾其囊中所有，资助一个叫王小兵的学生。凤阳私访，他体察农民生活的惨状，触摸到严酷的现实，他无限悲愤与感慨——“要主义还是要吃饭”，“以牺牲人民利益和生命换取的社会主义，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这片历史废墟上，他深刻体会到说假话害死人的政治危害，产生了历史的紧迫感——安徽的农业改革刻不容缓。看到小岗村民冒着坐牢杀头危险所按的“血手印”，万里顶着极左政治的压力，顶风斗浪，自觉站在历史变革的前沿，为中国农民的历史创造打开缺口，迎来清风，开辟全国农村改革的新航道。

在作者叙述中，安徽凤阳的改革成了万里政治生命历程的一次转折、一次政治追求的新起点。当然这样的转折和起点，也成了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逻辑始点。之后的五次政治交锋中，面对两个凡是，面对无孔不入的极左思潮，万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坚守自己的良知，其精神世界呈现一种伟大的道义感，呈现担当时代大任的杰出政治家的气魄与胆识。

《天地良心》中的万里是那个年代感情丰富，个性独特，具有人文情怀和改革意识的政治家。就道德层面而言，万里这一形象内蕴着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和理想主义的政治热情。上世纪70年代是中国农村变革的前夜，其政治矛盾是是错综复杂的。作者通过描写不同的政治生活场景，还原了万里万里这一时期最灿烂的生命光华。在那个春寒料峭的政治解冻期，万里对个人的荣辱得失是淡然的。他深爱着这片苦难的土地，他以深广的悲悯情怀、以“忘我”的政治热情，与人民一起推动时代的变革。万里的情感世界牵动着亿万人心，牵动着时代的走向，他活得很个性，很真实，也很悲凉慷慨。他讲真话，露真情，求真理，“为生民立命”，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活得风风火火，激情飞扬，畅快淋漓！万里的形象与个性寄寓着作家的审美情感。正如剧作家沙叶新所说的——

“虽然这个世界越来越不相信眼泪，但我相信。我相信能够真诚流泪的人。我认为，能够大哭大笑的人，能够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真实情感的人，一般来说不太会欺骗，不太会虚伪。他们仁慈善良……如今一些当官的人，已经冷酷得不会哭了，甚至麻木得也不会笑了。当个科长还会笑，当个处长就开始版起面孔了，级别越高就越不会笑了。连笑都不笑，哭都不哭，你知道这些当领导的心理在想什么，你能信任他们吗？”（《中国猛博》，第325页，2008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

《天地良心》所展现的万里的“真性情”，所呈现的精神境界，不是在呼唤当代政治生活的人文主义“温情”吗？不是在呼唤一些秉持权利者“真性情”的回归吗？不是在呼唤急需建构健全的政治文化生态吗？

作者还从万里的生命底蕴入手，简笔勾勒了万里人生理想的追求，探析一个政治家道德理想与道德追求的原动力。早年的心路历程，新时期社会改革中跋涉的足迹，处处显现他身上蕴含的传统人文基因，显现一个现代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与民主意识。万里这一典型形象，凸显了作者潜在的创作意向：通过文学的“教化”，建构当代政治道德情感与精神价值；通过“报告文学”的历史叙事方式，呼唤关注社会底层，关注农民的命运与尊严。这种创作意向虽然是潜在的，但也彰显了“为生民立命”的文学责任。

直面现实问题  质疑“合理存在”

对于作家而言，“为生民立命”是一种人文情怀，也是一种直面现实，质疑现实某些“合理存在”的勇气，《天地良心》思想的闪光之处正在于此！30年前，以安徽小岗村为始点的农村改革已成为历史。作者从宏观的视角，对这段历史进行了重新审视。

千余年来，温饱一直是中国焦虑的问题，大跃进时代中国的温饱问题更为突出。30年前的农村改革虽然解决了一些现实危机，但三农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作者实地考察安徽小岗村后，发现那里“还没有彻底脱贫”。如今的安徽小岗村仍中国农村的典型个案——“一年越过温饱，30年没过富裕坎”，地不值钱，种地发不了家，农民愈来愈没有土地情结。

这是目前中国农村普遍的现实存在，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作者认为，农民“还不是土地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他们还游离于主体意识之外，受人摆布，受人制约。人民公社虽已寿终正寝，但现存的“集体土地”所有制还保留“公社集体”的烙印。

在某些方面，现存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也导致一些问题：近年来，有些官员以国家的名义大肆侵占农民土地，成了实际上的“地主”，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却被迫成了租种土地的“农奴”。在现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格局中，作者发现，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其实是虚置的。土地产权不明晰，这为一些政府低价征地大开方便之门。在一些地方，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耕地保护”成了一句苍白而空洞的口号。土地成了现实中一些干部贪污腐败的温床。

基于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天地良心》所提出的问题更具前瞻性——“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最大的问题是财产权的归属问题。谁是大地的主人，是农民吗？至今还不能这样说，因为改革还没有到位”。

为谁创作，为什么创作，这是一个作家面对的严肃问题。就本质而言，“为生民立命”是《天地良心》这部作品主要的创作意向。《天地良心》所呈现的社会责任感和严肃的创作态度，值得那些为了奖赏而服从某种政治指令的作家反省，值得那些为了市场而制造商业奇迹的作家思考，值得那些只写肉体而不写灵魂的作家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