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特写
敢抛热血护新生
祁淑英
人生的目的，在于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的对象。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守常
1、置身于白色恐怖气氛中
1926年初秋季节的黄昏。
古都北京，秋雨缠绵，凄风阵阵。
一位身着西装的年轻学者，手提着一只藤箱步出北京车站。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的学生和年轻助手罗章龙。
此时此刻，罗章龙漫步在紫禁城街头，突然发现宫墙下一簇人围观着什么。他走过去，发现是一张通缉令。他不由地挤进人丛——
噢！段祺瑞政府又在通缉什么人？罗章龙便向下看去，啊！“李大钊！”通缉令中名列第一名的就是他的老师、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人李大钊。罗织的罪名是“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这则通令称，“京内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
北京是昏暗的，是恐怖的——盘踞于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同直系军阀吴佩孚疯狂勾结，到处搜捕共产党人。什么“国民驱赤会”，什么“反赤大同盟”的通缉令、布告，充斥街头巷尾。那个年轻人感到了白色恐怖的降临，他转过头来，急匆匆步入东交民巷。
在苏联大使馆兵营驻地，年轻人拜会了他的老师李大钊。师生对坐，畅叙别怀。如果在往日，师生少不得要谈古论今，吟诗作赋，讨论马恩的著作……
可是，这一天年轻人急切地向李大钊传达了党中央一位领导人的意见——
北伐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北伐军很快攻克武昌，建议李大钊和他的助手一起暂时离开白色恐怖的北京，到武汉去，然后，随北伐军重返北京。
年轻人简短地转述了上述意见，怀着急切地心情敬候李老师的回音。他催促说：“老师，您目标太大，应该快些离开北京！”
“你先走，武汉的工作由你先办理，我安排好北方工作就来！”
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胜利捷报频频传来。李大钊领导北方十几个省、市的党组织一天比一天壮大，党务越来越繁忙，环境也变得越来越险恶。
在那些日子里，东交民巷扮作“东洋车夫”的暗探增多了，他们把车子擦得明亮，在使馆附近游游逛逛，一旦有人出入立即跟踪。来自东北、西北和华北一带的共产党人，只好乔装打扮，躲过敌人的监视，赶到使馆区面见北方地区共产党组织的核心李大钊同志。
在那难忘的日子里，李大钊同志派出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到农村去，突破敌人的黑暗统治，建立新的农民组织和农民武装，展开了新的斗争。
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在全国人民中激起了强烈的不满。就在“讨赤”、“驱赤”的恐怖气氛中，北方地区共产党组织蓬蓬勃勃地发展，共产党员的数量，一年增加了两倍多。河北、山西、热河、内蒙等地的农民运动，也生机勃勃地发展起来了。
在北洋军阀严密控制下的北京城，当领导的各种秘密组织和革命活动也在迅速发展。各种秘密刊物相继创刊，像一把把锋利的宝剑，直刺敌人的心脏。
大钊同志在异常艰苦的日子里，写下了热情讴歌广大人民新觉醒的宝贵文献——《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为《政治生活》周刊写下了震动一时的讨日檄文——《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之方策》，以犀利的笔锋戳穿了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右派破坏国民革命的阴谋。
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视大钊同志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北京上空，布满了乌云，形势十分险恶。然而，大钊同志总是不顾个人安危，毫无畏惧地工作着。
一九二七年初春，风声越来越急。一天清晨，在大钊身旁负责交通工作的共产党员阎振山外出送信，到天黑不见归来。大家感到很焦虑，派人到外面了解情况，才知道阎振山被捕了。这样，送信取报的工作由炊事员张全印担当起来。可是，没过几天，张全印上街买菜也失踪了。
共产党人被捉捕、杀害的消息纷纷传来。愤怒的烈火，在李大钊这位伟大共产党人的躯体中熊熊燃烧。一天黑夜，李大钊同志面对呼啸的狂风，爆发了在他来说罕见的怒吼：
“从日本留学回国到今天，十一个年头过去了，祖国，亲爱的祖国依然四分五裂，雾霭弥漫。祖国同胞仍然沉浸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恐怖之中，杀人盈野，血流成河，寡人之妻，孤人之子……”
为了炸毁这罪恶的旧世界，李大钊总是大义凛然地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工作条件越是艰苦，越是从容自若。他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他首先安排一些同志化装疏散，到农村去，到南方去……
李大钊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总是把生的希望，带给他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将自己置身于白色恐怖气氛中，置生死于不顾。
2、两袖清风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到了。这一天，李大钊同志很惬意，他告诉妻子赵纫兰说：“春天到了，你们到户外散散步吧！”
于是，赵纫兰携小女儿炎华到附近儿童娱乐场去散步。李大钊同志转身来到书案旁就坐。他时而仰面沉思，时而伏案疾书。
突然，屋外传来了尖利的枪声，紧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声。一群暴徒越过矮小的围墙跳进院子。
“爹，发生了什么事？”大女儿星华正在外屋看报，一个箭步靠近爸爸身旁。
“星儿，不要怕，跟我看看去！”
李大钊同志不慌不忙地携女儿向房外走去。院子里乱纷纷的，爷儿俩在后院一间僻静的小屋，坐下来听候外面的动静。
“不要放走一个！”霎时间，穿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蜂拥而入。在混乱的人流中，李大钊同志一眼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交通员阎振山。他被五花大绑，面色苍白，显然是受了酷刑。
一个便衣侦探指着李大钊同志问阎振山：“你认识他吗？”
阎振山摇了摇头，表示不认识。
“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呢！”那个胖侦探脸上横肉耸起，眼中喷射着凶光说：“给我搜！”
一伙横眉立目的匪徒涌上来，把李大钊的全身搜了个遍，他们什么也没有搜到。李大钊同志始终保持了他惯有的严峻态度，轻蔑地望着匪徒们。匪徒们绑了李大钊簇拥着走出东交民巷，带到了警察厅。大女儿星华也被匪徒们捆绑着蹒跚地跟随在父亲身后。
紧接着，在高大的铁丝网围起来的警察厅里，眼看妻子赵纫兰和小女儿炎华也被捆绑着带进来了。
一群匪徒把李大钊同志家里家外搜索了数十遍，只从赵纫兰身上搜出了一块钱和一枚金戒指。这枚金戒指是他家唯一的一件首饰；这一块钱，也是他家里仅有的一块钱。连当时的反动报纸也称李大钊“身后萧条，两袖清风”。
黄昏时分，警察厅院子的边门又打开了。一伙宪兵拖进一个人来，只见这个人浑身是血，衣服破烂不堪，留下了同敌人殊死搏斗的斑斑血迹。透过落日的余辉，李大钊勉强认出来了，那是他的学生范鸿劼同志。不多时，他的另一个学生谭祖尧同志也被关了进来。
李大钊同志望着与他一同罹难的青年学生，心里一阵疼痛。范鸿劼早在年初便派到武汉工作，但是，他不愿离开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的老师李大钊，毅然返回北京，甘愿与他的老师李大钊共渡安危。谭祖尧未婚妻的父亲当时在北洋军阀政府任职，消息比较灵通，早把张作霖拟对共产党人下毒手的秘密告诉了未婚的女婿，并拟在广州代他谋事。但是，谭祖尧一心跟随李大钊，断然回复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要同李先生一起，在北洋军阀的心腹之地坚持斗争到底！”
范鸿劼和谭祖尧看到老师在身旁，用疼爱而镇定的目光望着他们，脸上浮出了笑容。老师的教诲又响在耳边：
“为了开创一代最幸福的社会，不能坐享其成，即使需要付出最大的代价，以致生命。”
3、威武不屈
“走向前去，曙光在前！……”那是范鸿吉和谭祖尧的歌声。
李大钊同志被关进案情重大的政治犯的“优待”室里，他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听到了这熟悉的歌声，仿佛又回到了那些朝气蓬勃的青年之中。
小窗口透出了一缕绯红的光线，李大钊同志从容地整理了衣襟，迎接那新晨之始。反动派对这位为中国人民所敬仰的杰出的志士贤者的“优待”开始了——
一根根竹签钉进手指里，指甲带着殷红的鲜血脱落下来。他疼痛地昏了过去，醒来以后，庄严宣告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宣告自己所做的一切，完全是拯救民族危机的正义行为，而对党的机密则只字不吐。
黑沉沉的牢笼，死寂凄凉。李大钊同志拖着遍体鳞伤的身躯，向着那一线微光走去。忽然，牢房大亮，噢！牢门开了，急匆匆走进一个人来，他是谁？原来是社会知名人士杨度之子杨公庶。
李大钊同志很高兴，急忙向小杨打听外面的消息。小杨说，自伯父被捕以后，全北京城、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为之震惊。社会各界都关心伯父的安危，几乎天天有这一方面的报道。说着，小杨将一沓子报纸递给李大钊同志。
李大钊同志用红肿的双手，将报纸展开来：
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的《北京晨报》报道：
闻李大钊受讯时，直认真姓名，并不隐讳。态度甚为从容，毫不惊慌。彼自述其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
同一天的《世界日报》也做了同样的报道：
李着灰长袍，青布马褂。满脸髭胡。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马克思学说崇信者，对于其它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晓。
甚至连当时最反动的报纸为了收买人心也不得不虚伪地对李大钊同志的人格和学问表示敬佩。有的报纸公开劝告当局不要对这样一个人轻易地处治；有的主张立即释放；有的主张判无期徒刑，终生监禁，让他在狱里写作，以使他的超人才华永驻人间。
张作霖对李大钊的名望垂涎三尺。因而，继之以利诱。
一天，在警察厅的客室里，李大钊出现在一伙达官权贵之中。这时，张作霖的参谋长、人称“小诸葛”的杨宇霆毕恭毕敬地站起来，给李大钊连连作揖，皮笑肉不笑地安顿李大钊就座。先是与李大钊攀谈同乡关系，接着是一大串甜言蜜语。原来，这位不速之客是打着张作霖的旗号来向李大钊劝降的，并许以高官厚禄。李大钊同志便从容回答道：
“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头断流血，也要保持民族气节，绝不能贪享锦衣玉食而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去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
李大钊的侃侃谈吐和那昂然挺立的坚毅不屈的神情，弄得那个号称“小诸葛”的杨宇霆无言以对，狼狈而去。
4、最后的“自述”
北京春季里常见的大风，这天刮得特别猛。法庭外的白杨树，弯着腰，呼叫着、怒吼着。法官拍击惊堂木的声响震耳欲聋。敌人又在进行特别审讯，继而妄图从精神上屈辱李大钊同志。
这一天，李大钊和他的妻子赵纫兰，还有两个女儿星华和炎华一同出现在法庭上。
李大钊依旧身着那件灰色旧棉袍。他瞅了瞅妻子和两女儿，没有作声，不屈的神情，从他那削瘦的面颊和深陷的眼眶里浮现出来。
“爸爸！”星华忍不住喊出声来。赵纫兰哭倒在地，小炎华惊叫着喊爸爸、哭妈妈。
“不许乱喊！”法官重重地在桌上拍了一下。
大钊同志指了指悲痛欲绝的赵纫兰说：“这是我的妻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星华问李大钊。
“是的，我是他最大的孩子。”星华机智地回答法官，勇敢地保护了哥哥。
“不准多嘴！”法官怒气冲冲地又将他面前的那块惊堂板狠狠地拍了几下。
“是的，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我的孩子们年纪都小，都在上学，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与他们没有关系。”大钊非常沉着地回答。
李大钊同亲人的最后一次相见，就这样在惊堂木的巨响中与骨肉亲人诀别了。
亲人们退去了。那个两眼喷着凶光的法官，忽然，脸上紧绷的横肉变得松弛了，三角眼似乎也圆了许多，他和颜悦色地说：
“李守常，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啊？……对你的家属和亲友都有什么嘱托？……啊？”
长时间的沉默，法庭上变得寂静怕人。大钊同志沉思片刻，对反动当局提出了三点要求：对一切所谓的“罪戾”，愿负其主责，于爱国青年不要株连；对我的书籍尚希保存，以利文化；要亲笔修改供词。
一份供词摆在了大钊同志面前，他拿起笔来，用重重的墨迹写下了两个大字：自述——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记……”
《自述》，是大钊同志光明磊落一生的写照。敌人从李大钊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不得不向报界承认：“李无确供”。
李大钊的危险处境，引起了社会各界舆论的同情。党组织和各界进步人士都积极设法营救他。北京铁路工人组织了劫狱队。大钊同志听说后，不同意这种冒险行动。他指示北方党组织说：“我个人为革命牺牲，是光荣而应当的，但已经是党的损失，不能让同志们再冒险消耗革命力量。”
5、走上绞刑架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春季里夹着风沙的狂风拔地而起，灰蒙蒙的天，衔接着昏暗暗的地。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刀枪林立，杀气逼人，一副刚从西方进口的特别绞架阴森森地矗立着，使刑场增添了恐怖气氛。
李大钊同志和他的十九名难友一起，迎着狂风，带着他那惯有的无畏神态，镇定自若地缓步走上刑场。他从容自若地看了看绞架，翘首仰望天际，对着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说。他嘲笑反动匪徒：“你们如同热锅里的游鱼一样，还想昏头昏脑地来演丑戏。”
他继而慷慨激昂地说：
“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胜利！”
说罢，大钊同志昂首遥望丛丛远山，微微地笑了。他透过昏天黑日，似乎看到了蜿蜒雄伟的长城，那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看到了巍峨连绵的燕山，那是革命的火种正在燃烧；他看到了险峻秀丽的五峰山，他在那里渡过了多少不眠之夜，留下了多少雄章和诗篇——“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多在壮烈的牺牲之中。”
“为了追求真理，为了真理的权威，就不怕断头流血！”李大钊同志第一个走上绞架。
“共产主义万岁！”
雄壮激越的口号声，随着狂风，传向浩瀚的天宇。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李大钊同志献出了他年仅三十八岁的宝贵生命。然而，他那宝贵生命闪现的光华却与日月同辉；他的音响却与江河行地。李大钊同志的英雄业绩永垂青史，化为人民心上的丰碑！
对于李大钊同志的一生，林伯渠同志曾经写下了如下的诗句：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
特抒政论合南北，未许主张泯清浊。
尽有胸中无限事，敢抛热血护新生。
写于1979年深秋
特写2 先烈英名 万古永存
——李光华同志谈李大钊烈士英勇就义前后
祁淑英
深秋季节，迎着殷红的枫叶，我们来到北京香山万安公墓，瞻仰了李大钊烈士的墓地。
公墓的管理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介绍了李大钊烈士陵墓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的摧残。他说：“李大钊烈士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真理英勇捐躯已经半个世纪了，在十年动乱中，万恶的四人帮公然歪曲历史，极尽诬陷攻击之能事，推倒了烈士的墓碑。然而，李大钊烈士的历史功绩早在五十多年以前就被党和人民所肯定。就在烈士墓地的深处，掩埋着党和人民为烈士建树的‘墓志铭’，它象征着烈士的英明万古永存，世代铭刻。”
这块万古永存的“墓志铭”是怎样建树的？它的珍贵内容包括些什么？我带着这样的问题访问了李大钊烈士的次子、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党委副书记李光华。
李光华同志已经年过半百，两鬓斑白。文雅端庄，举止质朴，谈吐从容，使人深深感到先烈的遗风荡然长驻。光华同志讲话时态度和蔼，还带些冀东乡音，显得既深沉又亲切。因为我是刚从李大钊烈士墓地赶来的，我们的话题自然转到李大钊烈士的英勇就义及六年后北京人民公葬李大钊烈士的情景上来。他说：
“父亲就义时我刚满四岁，留在记忆里的事情并不那么多。以后，从许多革命长辈那里，从长姊、长兄的口中才逐渐明白了一些事情——
“父亲从一九一八年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到一九二七年英勇就义，近十年间，一直在反动派的心腹之地北京坚持斗争。北洋军阀把他视为心腹之患，总是处心积虑地要剪除他。但他总是镇定自若，一直不知疲倦地工作。他自己说过这样的话：
“‘青年锐进之子，屹然独立之气魄，冲荡其潮流，抵拒其势力……’
“军阀张作霖从奉天进关以后，控制了当时的北京政府，首先下令逮捕我的父亲。在环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许多同志劝他暂时离开北京，他却婉言谢绝。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为了长远的革命利益，他护送一些同志伪装后疏散，自己则和一部分同志留下来坚持工作。形势越来越险恶了，他烧毁了秘密文件，学会了打手枪，为应付猝不及防的事变作了积极的准备。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清晨，北京的反动政府调集了警察、侦探和奉天宪兵共四五百人，在日、美等帝国主义的直接支持和配合下，包围了我们在东交民巷的住宅，逮捕了我的父亲。在这以后的一个星期内，蒋介石在上海策划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乌云一时笼罩了中国的天空。
“父亲在监狱里受尽了敌人的折磨，一根根竹签被钉进手指里，指甲带着殷红的鲜血脱落下来，他几次疼痛地昏死过去，却始终动摇不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在敌人的法庭上，他据理痛斥了封建军阀勾结帝国主义残害人民的罪恶，庄严宣告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宣告自己所做的一切，完全是拯救民族危机的正义行为，而对党的秘密则只字不吐。当时许多报纸对此都有报道。有一家报纸说：
“‘李着灰袍青布马褂，满脸髭胡，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他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崇信者，其它一切，概不知晓。’”
“父亲的被捕，引起了社会各界舆论的声援。党组织和各界进步人士都积极设法营救他。北京铁路工人组织了劫狱队，父亲知道后，不同意这种冒险行动。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做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党组织同意了我父亲的意见。
“张作霖政府，不顾社会舆论和各界人士的谴责，组织特别法庭，判处了父亲和一同被捕的十九名同志的绞刑。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时，父亲和其他十九位革命者一起，被敌人押到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的临时刑场。父亲第一个泰然自若地走上绞架。他翘首仰望天际，对着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慷慨地做了最后一次演说。他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遍洒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最后，父亲高呼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牺牲的时候，年仅三十八岁。
“反动派杀害了父亲又不准安葬，灵柩寄于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内达六年之久。一九三三年四月，党组织通过北京大学师生和父亲的生前好友，发起为父亲举行公葬的活动。那一年我刚满十岁，听说，鲁迅、李四光等一百多人为我父亲的公葬捐款。当时，参加父亲公葬活动的各界人士不下万余人。表明了人民群众对我父亲的深切怀念和爱戴。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清晨，送葬的队伍从浙寺出发，在白色恐怖中，为我父亲举行路葬。送殡的队伍越聚越多，人群堵塞了马路，车辆断绝通行。人民群众胸前挂着蓝色或白色的花朵，臂上佩戴着青纱。母亲和星华大姐姐、炎华二姐姐、欣华弟弟我们这些遗属，乘坐了两辆马车走在送殡队伍前面。向后望去，只见一眼望不到头的群众队伍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洪流。花圈接着花圈，挽联连着挽联。他们时而高呼口号‘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共产党万岁！’，时而唱起悲壮的《国际歌》。送殡的队伍每到一处，就有许多群众团体沿路公祭，祭桌上摆满了水果、糕点和醇酒。反动派互相勾结残杀了父亲又多年不许安葬，群众早就为此愤愤不平，又加上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国民党则镇压人民的爱国行动，群众怒不可遏。送殡的群众边走边撒纸钱，纸钱上印着抗日救国口号。送殡变成了示威，变成了对反动派的抗议行动。
“反动派害怕了。他们在西四一带布置了大批军、警、宪、特。当送葬队伍行至西四时，遭到敌人的枪击和抓捕。后来，成千的革命者先后被投入监狱，被杀害的就达四五百人。
“当父亲的灵柩被送到香山万安公墓时，只见一辆骡子车飞驰赶来，车上拉的是用棉袄和花圈覆盖着的石碑。记得碑额上镌刻着镰刀和斧头，碑文记述了父亲的生平和功绩。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父亲的最高奖赏。但是，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共产党人的墓碑是不能在墓地公开竖立的，这块珍贵的石碑只能与我父亲同埋于地下。
“我父亲的灵柩下葬的时候，几十个工人铲土培墓，当他们听说我父亲是为工人阶级及劳动大众的切身利益英勇牺牲时，都感动得痛哭起来，一个个都不要工钱，含泪而去。”
当我问到埋在大钊烈士墓中的墓志铭时，光华同志回答说，被掩埋的碑文他已经记不清了，据说当年的北大教授刘半农先生曾受人委托，起草了一篇碑文，碑文中这样写道：
“‘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名满城中。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政出武夫，儒冠可溺，遂逮君及同游六十余众，君与路友于、张伯华、邓文辉等二十人罹于难。风凄雨横，摧此英贤，呜呼伤哉！’
光华同志接着说道：“就是这样一篇对烈士寄予同情而对反动军阀表示义愤的碑文，国民党反动派不允许公开发表。所以，刘半农先生虽起草了这篇碑文，却不能够采用。后来由刘半农先生书写了一块仅有父亲的姓名、生卒年月和子女署名的简单墓碑，树立在父亲的墓前。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个‘理论权威’勾结叛徒江青对父亲横加诬蔑，遂纵容‘造反派’，推倒了父亲那块简单的墓碑。”
讲到这里，李光华同志心情很激动，意味深长地说：“曾经无耻攻击父亲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林彪、四人帮，已经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而父亲的英明却是永存的。父亲在生活的征途上，只迈过了短促的三十八个年头，而他那坚实的步伐和崇高的革命精神，却始终成为我们后来人所效仿的榜样。父亲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英勇捐躯已经半个世纪了，而他的雄文和事业却是永存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他的遗文却将永在，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当我告别李光华同志的时候，西山上飘起了灿烂的晚霞，映照着山坡上的枫叶，天上地上一片殷红。李大钊烈士临刑前讲的话犹然响在耳边：“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是啊，烈士的鲜血浇灌的红花开遍了祖国的原野，烈士的伟大革命功绩将与青山共存，将鼓舞着新的一代胜利地跨进光辉的二十一世纪！
写于1979年深秋
特写3 共产主义者的本色
——记李大钊烈士的生活片段
祁淑英
在李大钊烈士诞辰九十周年的前夕，拜访了大钊烈士的一些亲属，他们讲了许多烈士生平事迹的动人佳话，使我深受感动。我整理和记述了烈士生活中的几个片段，让我们从中学习这位共产主义革命先驱的伟大精神和崇高品德。
1、“两袖清风”
李大钊同志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付于他每月的工资是一百二十块银元，他同时还兼任当时北京师范大学等四五所大学的十多门课程，每月的薪水不算少，可是他却一直过着清贫如洗的生活。他的衣食非常简单。平日吃的是夫人赵纫兰做的农家便饭；他常常穿一件洗褪了色的毛蓝布长袍。他没有包月车，天天从住宅步行到学校。租赁的房屋也很简陋，一直不肯置买房产。他不会吸烟，一生没有任何嗜好。
那么，他那优厚的薪水用在何处呢？大钊同志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如饥似渴地读书，购买各种中外书籍，是他的一大笔开支。可惜，他那大量的藏书，在他被捕的时候全部落入反动政府的手中。大钊同志在监狱里，提起那些书籍来，非常痛惜，要求当局把他平日搜集的书籍保存起来，他认为那些书籍对于发展我国的文化事业是有好处的。可是，这善良的愿望，遭到了那个根本不懂科学文化的野蛮军阀政府的拒绝。
大钊同志的薪水除了用于购买书籍之外，他还以工资的一半用来资助革命活动和穷苦民众。一次，他从天津乘船去南方办事情，见船上的卫兵正在毒打一个买不起船票的老人。大钊走上前去，一面制止船卫的暴行，一面掏出自己的全部钞票为那个老人买了船票。下船后，大钊同志没有钱雇用车辆，只好步行寻友，到达亲友家里时，已经筋疲力尽，气喘吁吁了。
北京大学每月发薪的时候，往往给大钊同志送来一大叠借条，当月的薪水所剩无几。这些借条，大都因革命工作临时急需，或是周济穷苦学生借支的。后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他又以自己工资的三分之二作为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经费。所以，他不但没有积蓄，家里的生活往往也很拮据，使得他的妻子经常为柴米油盐发愁。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曾经吩咐会计科的职员，每月发薪的时候给大钊扣下五十元，直接送给大钊的夫人。蔡元培说：“李先生把钱大都周济了贫困学生，李夫人不好生活呵！”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大钊同志被捕的那一天，他的妻子以及星华，炎华两个女儿一同被捕。当警察局进行搜查的时候，只从他妻子身上搜出了一块银元和一枚金戒指。这枚金戒指是他家唯一的一件首饰；这一块银元，也是家里仅有的一块钱，连当时的反动报纸也说他：“身后萧条，两袖清风”，“在狱二十余日，绝不提家事。”
2、在枪林弹雨中
一九二六年的三月十八日，北京市的十余万群众和二百多个群众团体在天安门示威，反对日、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强令中国军队撤除大沽口的一切防御工事，向段祺瑞政府发出的最后通牒。会后，两千多人组成请愿团，向段祺瑞的国务院进发。当队伍行进到铁狮子胡同广场时，遭到军阀段祺瑞军警的枪杀，当场惨死四十七人，伤者二百多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反动报纸登出一条造谣新闻，说：“三.一八”李大钊没有到现场，还胡说李大钊乘坐小汽车带着老婆、孩子逃到六国饭店去了。
李大钊看了这条消息，只是嗤之以鼻，讥笑那是“墨写的谎言”。许多革命群众都唾骂这家报纸是造谣报纸。敌人妄图离间大钊同志与游行群众的关系，完全落了空。
“三.一八”大钊同志在哪儿呢？成千上万的群众听到了他在天安门作的长篇演讲。此后，他又与请愿团一起游行，还亲自打起一面大旗，走在队伍最前面，在枪弹纷飞的街头，他沉着地指挥群众同反动军警进行斗争。以后，他在执政府门外的影壁前，从容镇定的指挥群众撤退。在撤退中，他被挤倒在路边的水沟里，额上受了轻伤。在他站起来时，敌人发现了他，正要冲他开枪，一个警察连忙呼喊：“抓活的！抓活的！”这个警察跑到大钊跟前，却对着大钊往东一挥手：“朝那边跑，快！快！”就这样，大钊同志奇迹般地最后一个离开发生惨案的现场。
当大钊同志走出铁狮子胡同的时候，天已经黑茫茫了。大街上已经戒严，商店都上了门板，街上除了警察和侦缉队来回巡逻外，一个行人的影子也不见了。大钊同志沿着墙往前走，眼前的一个小店铺的一扇门忽然透出一道亮光，有人探头朝外看。大钊问那人说：“我可以进去休息一下吗？”那人说：“赶快进来！”店铺的伙计发现这个来客只穿了一只鞋，脸上带着伤，便知道是白天参加游行请愿的人。于是，便端来一碗炒饭请他吃。伙计们热情地问起了请愿情形，大钊同志向伙计们讲述了请愿的真情，揭露段祺瑞政府的暴行，阐述了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主张。伙计们听了点头称是，店铺的伙计们始终保护大钊同志，直到脱险。
大钊同志总是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在斗争中同生死，共患难，为群众所衷心爱戴。表现了共产党人进攻在前，退却在后的高尚品格。
3、做列宁的好学生
大钊同志非常推崇列宁的伟大人格，他多次向人们介绍列宁崇高的革命精神和“刻苦俭朴”的生活作风。他向亲友们称赞列宁是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战士，是弱小民族的良友，是被压迫者的忠仆。他说列宁对于人民的功绩，就像是“日月柄天，江河行地”一样。他不只一次地赞扬列宁的高贵品质。他说：“俄国革命后，非常困苦，常人只有一餐过日，列宁同志也一样。由俄国回国的朋友说，列宁同志自被匪徒枪击后，病中需多些调养费，但薪水甚薄，不得已增加了两百元，其刻苦勤俭精神，真可谓革命者的模范！”他还说：“列宁为共产主义而遭枪击，连年卧病，其薪酬之薄，乃至不足以维持他病中的生活。国家虽屡屡为其增加薪饷，而迄死之日，每月薪俸终不过二百元左右。就此一点，已足使我们惭愧无地。”大钊同志艰苦朴素，数十年如一日，但他还是感到“惭愧无地”，还是责备自己享受得太多了。他就是这样时时刻刻以列宁为楷模，人们称赞大钊同志不愧为列宁的好学生。作家田耳以“革命先驱李大钊”为题，盛赞李大钊：
当革命烈火熊熊燃烧，
照亮了黑夜，照亮了大道，
是您第一个把马列主义火种，
洒在中华大地、平原、山坳。
当铁锤镰刀大放光豪，
砸碎了枷锁，架起了金桥，
是您高举起鲜红的战斗旗帜，
用心血染红，亲手织造。
当春回大地雪化冰消，
开始新长征，吹响进军号，
是您早把光辉的未来预告：
实现伟大理想，全球红旗飘。
写于1979年12月
散文4 西山枫叶红
祁淑英
在李大钊烈士诞辰九十周年的前夕，我应邀赴北京拜访了李大钊烈士的一些亲属，当我将要完成采访任务向有关亲友告别的时候，我少年时代在冀东革命第三中学读书时的老校长——李大钊烈士的同乡，时任文化部人事处长的李晓光同志，手里捧着一本精装的《李大钊选集》对我说：“李大钊烈士的遗作在白色恐怖下能够保存下来，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有一位老妈妈，早在三十年代初期，便接受我北平地下党的委托，保存了李大钊烈士的遗著，为革命事业建树了功绩。老妈妈今年已经八十九岁了，在漫长的生活道路上，几经颠簸，但革命锐气不减当年…..”
李校长的一些席话，引起了我对这位老妈妈无限崇敬的情感，我决定推迟返乡的日期，登门拜访这位革命的老妈妈。
在一个晚霞如火的傍晚，我的老校长引我来到了距“北大红楼”旧址不远的一座四合院里，在一间宽敞明亮的房间里，等候着我们所敬仰的赵妈妈。
赵妈妈以稳重的步履，沉静的身态走进房间。那如霜的白发，深陷的双眼，刀刻的皱纹，记录了这位革命老人的艰辛历程。
我们说明了来意，老人非常兴奋，她以炽热的感情向我们介绍了她当年保存李大钊烈士遗著的经过——
她说：“我终身没有子嗣，生下一个女儿叫赵文兰。我母女两人自一九三二年开始，跟随女婿李乐光做北平地下党组织的交通员工作。”
我的老校长怕我听不明白，便插话解释说：“李乐光是我同胞兄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是中共北平市委主要负责人之一，也曾担任中共河北省文委书记。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一九五五年三月在北京病故了，”
赵妈妈点点头，接着说下去：“乐光和晓光同志的父亲和大钊烈士一同在永平府中学读书，两人非常要好。大钊同志任北京大学教授传播马列主义期间，乐光正在清华大学读书。他在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熏陶下，投身革命。大钊同志英勇就义后，乐光挥泪发誓继承烈士的遗志，搜集整理和出版李大钊的文集。乐光那时一面进行革命活动，一面抄录编选大钊烈士的文稿。”
这位年近九旬的赵妈妈，谈吐那样从容，记忆清晰，思绪缜密。她娓娓道来，生动的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出版李大钊的文集，就是宣传共产主义，这是一件很艰巨也是很危险的革命工作。一开头，乐光不敢把这些文稿放到家里。先是在清华大学的地窖里抄录，编选，后来藏到一位西医司药的朋友家里，每天抽空儿到那里去整理。环境越来越恶劣了，乐光感到天天出入司药的家里很不方便，赵妈妈就帮他把那些文稿取回家来，用一张大油纸包好，埋在院子南墙根的向日葵下面。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把它取出来。乐光常常工作到深夜，赵妈妈每每趁夜深人静，帮他把文稿埋起来。这样，埋进取出，持续了几十天。在那些日子里，每当有人敲门，赵妈妈便提心吊胆心，老是惦记着向日葵下面埋藏着的那些文稿的安危。
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日的夜晚，天阴沉沉的，死寂的大地毫无声息。突然狂风大作，雷电交加。乐光等待一位地下工作者，但等到深夜，一直未能如约。风停了，雨息了，门外依旧是令人窒息的寂静。乐光料定是出事了，他非常从容地把大钊的文稿最后整理了一遍，交给了赵妈妈。赵妈妈接过文稿，照例把它埋进南墙根的向日葵下面，准备第二天转移出去，交给地下党组织。
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早晨，天刚蒙蒙亮，国民党宪兵第三团的三个特务，穿着便衣，闯进家里，把乐光和赵妈妈的女儿押走了。家里还留下一个特务等着捉捕前来接头的地下党员。赵妈妈急得火烧火燎：惦记着乐光和女儿，也惦记着向日葵下的烈士文稿，更惦记着赶来接头的同志。趁敌人不注意，她迅速的把危险信号发了出去，即在门前撒下一堆花生皮。
那个特务从书架上抄出一本书，一面看书，一面嘟囔着：
“老太太，你不要难过，你的闺女不要紧，你的姑爷可得枪毙，他是共产党！”
赵妈妈质问他：“你们说他是共产党，有什么凭据？”
特务说：“他不光是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的官哩。”
赵妈妈嘴上应付着特务，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不知道怎么办好。那个特务在家等了一天，毫无结果。第二天又等了一天，还是一样。等到第五天，仍然没有等到什么人，第六天便撤走了。
宪兵一走，赵妈妈就想把文稿取出看看，因为只包着一层油纸，时间长了会受潮的。但又想到院子浅，墙外就是马路，院子里有什么动静，外面都听得见，万一特务一下子冲进来……
等特务撒走的第三天，她才从向日葵下扒出文稿。一看，坏了，稿纸上的红格已经洇模糊了，幸好字迹还清楚。心想，一定设法把它保存好。老人想到有个盛米的绿坛子可以腾出来，如果把文稿装进坛子里，封好，埋在房檐下，雨水流不进去，不是更稳妥吗？
就在这天晚上，当更深人静的时候，赵妈妈把文稿往坛子里装。可是坛子小，塞不进去。她就用剪子把稿纸边剪掉，一叠一叠剪好，按顺序放进去，结结实实装了满满一坛子。深夜挖坑埋好……
两个月以后，赵妈妈又到北平钱粮胡同宪兵三团探望女婿和女儿。因为正碰上女婿和其他一些战友要被押解到南京，宪兵排长特别关照，叫他们一家三口单独相会，并让她把女儿文兰领回家来。
在很短的会面时间里，要交谈的主要还是关于大钊烈士文稿的事情。赵妈妈问乐光：“那些文稿怎么办？”
“你把它送给李大钊同志的二女儿李炎华吧，她在艺文中学读书。”
第二天，这位老人在中山公园附近找到了艺文中学，见到了李炎华。可是李炎华在学校里过的是集体生活，文稿交给她并不安全。
李炎华说：“还是请伯母把文稿送给星华姐姐吧。”
赵妈妈谈到这里，看了看窗外那一抹晚霞，若有所思地说道：“记得三十六年前，我把文稿送到李星华手里的那一天，也是这个节令。那一天，天灰暗，阴冷，北风呼啸着，把红叶吹落下来。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由地躬身捡了一枚红叶，把它珍藏在书本里，作为永久的纪念。”
后来，赵妈妈保存的那些文稿由李星华辗转送到上海，在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制度下，久久未能印行。直到一九三九年，终于在“左联”的支持下，出版了一本《守常全集》，鲁迅先生还为这本书写了序言，高度评价李大钊同志遗文说：“血是流得太多了，不过热血之外，守常先生还有遗文在。……他的遗文却将永生，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赵妈妈还告诉我，全国解放之后，又出版了《守常文集》，还出版了《李大钊选集》，这些“文集”和“选集”出版单位，都送给赵妈妈一些样书，作为对赵妈妈的“奖赏”。
当我告别赵妈妈时，西面青山吸尽最后一缕艳红的光线。赵妈妈的一番谈话，给我的教诲是深刻的，激起我思绪万千，我无心搭乘人声嘈杂的公共汽车，径直向住所走去。边走边品味着赵妈妈那质朴的话语。这位崇高的革命老人，心地是那样善良，性格却是那样刚直不阿。她一生以服从于党，听命于党为宗旨。
我心事重重地走着，不觉夜空已缀满闪光的星斗。突然，一颗明亮的星晨，带着燃烧的孤光,划过长空损落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驱李大钊烈士英勇就义已经五十二个年头了，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但先烈的伟大革命精神是永存的。他的光辉名字和遗作，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每当人们捧起烈士遗作的时候，一定会记起烈士的光辉业绩，也会记起我们的赵妈妈……
借着明亮的华灯，我信手拾起一枚红叶，不由地想起了赵妈妈当年珍藏红叶的情景。我手里举着这枚彤红蜡亮的红叶，默默地吟诵着陈毅同志的名句：
西山枫叶红，霜重色愈浓。
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
写于是1979年11月
专著5
李大钊扶持下的《西北日报》
祁淑英
《西北日报》，以后改为《中山日报》，创刊于1925年10月下旬。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当时的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同志帮助西北国民革命军冯玉祥创办了机关报——西北日报。报社的社长、主笔、以至编辑、记者，大都是李大钊同志从北方各高等学校抽调的共产党员。报纸以很大的篇幅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所以，西北日报虽然是西北军的机关报，但实际上具有党报的性质。
为了解西北日报的始末，我们最近访问了当年西北日报的记者、老一辈共产党员刘贯一同志。现将刘贯一同志的谈话记录整理如下：
一、创办西北日报的历史背景
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动荡最激烈的年代。军阀混战，穷兵黩武，涂炭生灵。
一九二四年，北方直系中的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联合发动了北方政变，帅师回京，倒曹败吴，驱逐满清皇帝溥仪及宫廷遗老遗少，组成了国民革命军。
北京政变之后，奉系军阀由关外向关里大举进攻，首先占据了河北；而后，长驱直下，肆意扩张。这时，整个国民革命军每况愈下，冯玉祥处境最为困难。吴佩孚、阎锡山、张作霖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冯玉祥。冯玉祥三面受敌。他的军队退居祖国的大西北，西北贫瘠落后，没有巩固的大后方，西北军的存在和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当时冯玉祥的处境已是“山穷水尽”，他急切地盼望有“柳暗花明”的转机，只好求助于刚刚革命成功的苏联和中国共产党。
冯玉祥在北京期间，曾接近李大钊和《京报》的社长邵飘萍。当时，李大钊创办和扶植的北京报刊，如《政治生活》、《向导周报》、《京报》、《妇女周刊》等，对于冯玉祥提出的“劳工神圣”等主张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赏。一九二五年二月，《京报》创办了《西北周刊》，周刊的头一篇文章就是《开发西北之重要关系》，在社会上震动很大。由此，冯玉祥看到了报纸的宣传鼓动作用。他开始以西北为后方经营报纸。在张家口市出版的《察哈尔日报》，是西北军最早的机关报。社长李广横，天津人，基督教徒；总编辑牛敏飞，山西人，无党派人士；副总编辑赵惜时，河南开封人，无党派人士。由这三个旧文人办起了一张超越一切党派的报纸，他们为办报而办报，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群众的支持，没有社会影响。为顺乎时代潮流，冯玉祥求助于李大钊，决定启用具有政治头脑的青年知识分子，创办一张有社会影响的机关报。
当时，冯玉祥自称“是一个武人，力图救国，无奈才识短浅，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因此，在国内他推崇李大钊；在国外，他倾向苏联，热心向苏联求教。
二、李大钊派来共产党人
冯玉祥所属国民革命军西北军是较进步的军队。当时，李大钊同志对西北军予以积极赞扬，从政治上予以帮助。他先后派出三百多名共产党员充实西北军。并且从各高等学校文科院派出十多名青年党员，帮助冯玉祥创办一份风貌全新的机关报。
一九二五年的初冬季节，西北军的新生机关报《西北日报》在包头出版了。
冯玉祥为了表示他对新生的机关报的重视和关怀，在《西北日报》编辑部的毗邻筹建了一所印刷厂，地址设在包头前街西小格。
报纸的篇幅为四开四版，担任社长的是共产党员蒋挺松，浙江诸暨县人，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文学院。蒋挺松在学生时代便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诗词歌赋非常出色，也擅长白话文的写作。大学毕业后投身革命，投靠李大钊同志。大钊同志对他非常赏识，把他介绍给冯玉祥，成为《西北日报》的骨干。
李大钊介绍给冯玉祥创办《西北日报》的共产党员还有：总编辑马吉良，浙江省诸暨县人；副总编辑胡英初，江西省婺县人；编辑彭振刚。这些人多是大学毕业生，文笔很好，党性强，共产主义信念非常坚定。
因为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这些人既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员。他们一方面办报，一方面办党。报社设有党支部，支部书记是蒋挺松，他也是包头一带党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同张家口、京绥铁路党组织始终保持密切联系。
蒋挺松、马吉良、胡英初、彭振刚，都是中共包头市委的负责人，也是国民党包头市党委的负责人。他们先后在包头市发展党员二百多人，基层支部纷纷建立。他们一面写稿，一面参加党的活动，经常出席支部会议，出席工人集会，开展讲演活动，宣传共产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的道路。当时的编辑、记者，都是出色的社会活动家。
编辑、记者的队伍也在逐渐扩大。当时，包头市“永升厚”商号的青年职员刘贯一，积极为《西北日报》撰写杂文，思想激进，作风正派。蒋挺松、马吉良亲自介绍刘贯一加入中国共产党。又于一九二六年二月调他到《西北日报》担任记者。
《西北日报》的总务工作，也由共产党员丁保钰担任。
所以，《西北日报》这一阵地，始终为共产党人所掌握，所控制，所利用，成为我党在西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具。
三、《西北日报》的战斗风貌
《西北日报》始终同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北方区党委保持密切联系。北方区党委对报纸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要求报纸要有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字，批评的精神。当时，报纸的宣传方向是“劳工神圣”、“妇女解放”、“社会改造”。这样的口号，冯玉祥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当时，各方面的办报思想是较为一致的。
《西北日报》虽然是西北军的机关报，但却是面向社会各阶层，读者对象除西北军广大将士外，还偏重于工人、农民和小知识分子，如教师、学生和商号、银号的职员等等。
蒋挺松和胡英初轮流为每天的报纸撰写社论，宣传党的主张。他们写的社论，论点新颖，既有鲜明的党性，又有适应社会各方面读者要求的灵活性、鼓动性，号召力很强。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西北日报》很快发表社论，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声讨段琪瑞政府的倒行逆施，在西北地区震动很大。四月二十日，广东中山舰事件以后，《西北日报》也发表了社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西北日报》的副刊办得非常出色。理论副刊发表共产主义浅说；系统介绍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资料；介绍马、恩、列、斯的生平；介绍第一、第二、第三国际；漫话考茨基；介绍李卜克内西的功与过；系统介绍科学社会主义，把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驳得体无完肤。
文艺副刊办得生动活泼。当时由于社会动乱，流传着种种神话传说；占命算卦非常流行。什么“未卜先知术”、“百灵书”等在社会上非常流行。针对这些社会现象，文艺副刊便以文艺形式，宣传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宣传科学，破除迷信。也时常向读者介绍优秀的外国文学，推荐白话文佳作。
因为《西北日报》是西北军的机关报，当地政府无权过问，没有检查制度，所以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尖锐泼辣，内容丰富，旗帜鲜明，在西北一带，享有很高的权威。西北地区的各学校、各群众团体，以致北京各高等学校也争相订阅。发行量在西北各报刊中居首位。往往是一人订报，同乡、同学都来争相借阅，而后再寄给远方的亲友传阅。如此一传十，十传百，由近及远，由西而东，由北而南，影响颇大。
它的突出作用，还在于引导广大青年一代，逐步学习共产主义。当时，很多青年人感到了阶级的压迫，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没有出路。这时候，报纸成了他们的“引路人”，帮助他们找到了向导。刘贯一同志告诉我们，他自己便是在《西北日报》的引导下，奔向共产党，奔向革命道路的。
四、《西北日报》改为《中山日报》
一九二五年底，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对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联合发起进攻。山西的阎锡山也和直系合作；段祺瑞表面上同冯玉祥合作，暗中捣鬼，使冯玉祥陷于腹背受敌的险境。一九二六年元旦，冯玉祥向段祺瑞提出辞职，将西北军交托给张之江。元月四日，冯玉祥宣布下野出洋，取道库伦赴苏联游说，以求取得苏联的支持。
在冯玉祥出国期间，西北军节节败退，撤出南口，舍弃大同，最后只剩下十几万人集中于包头。士兵穿不上军衣，领不到军饷，部队濒于解体状态。西北军司令部于一九二六年七月迁居绥远省的五原县，《西北日报》也随军移至五原。
九月初，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当时，他亮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旗帜，得到了苏联的经济援助，受到西北人民的热情支持。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冯玉祥同韩复榘等人在五原会师。为全军将士补发了欠饷，补充了弹药。十八日，他在五原发表了就职宣言，声称要遵奉孙中山的遗嘱，“与苏联亲善”，“资助工农”，“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提倡平民政治”。
在五原誓师会上，刘贯一同志代表《西北日报》发表讲话，祝贺冯玉祥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表示要举起刀笔同帝国主义血战到底。
冯玉祥为了表示遵奉孙中山先生遗训的决心，把《西北日报》改名为《中山日报》，报馆的组成人员也作了相应的变动。
西北军全军上下都知道蒋挺松有一支锋利的笔。冯玉祥看中了蒋挺松的才华，调他到集团军司令部担任副秘书长。秘书长为何其红。当时，冯玉祥发出的宣言、通电，很多出自蒋挺松的手笔。
接着，李大钊同志又派来了北大文科院学生贾午（又名贾丽南，河北唐县人），担任《中山日报》的社长，共产党员李子光担任编辑。包头市银行青年党员郭博瑞也参加了《中山日报》的工作。
冯玉祥推行西行入陕的战略，但又不肯放弃包头。因为包头接近蒙古，是同苏联取得联系的战略要道。为此，西北军司令部又移至包头。《中山日报》也由绥远迁回。由一支庞大的骆驼队载着这支新闻队伍北上，晓行夜宿四百余里，六天以后，到达包头市西门外乌兰淖包村定居，这就是《中山日报》报馆的新址。
改版后的《中山日报》，宣传共产主义更公开了。第三国际为西北军派来的党代表刘伯坚非常支持这张报纸，并善于利用报纸及时宣传党的主张。刘伯坚还时常为报纸撰写社论，画漫画，配打油诗。编辑、记者白天采访，晚上撰稿，深夜校对，十多个人办一张内容非常丰富、为社会各界所欢迎的日报。
当时为《中山日报》撰稿的通讯队伍，有教师、职员、将官和士兵，还有李大钊同志派到西北军的几百名青年学生。这些人主义鲜明，学识渊博，写出的稿件质量很高，给报纸以极大的支持。
一九二六年，奉系军阀的骑兵团逼近包头，报馆在枪林弹雨中第二次撤出包头市。西北军司令部特意送给报馆一只载重五百斤的大骆驼，运送编辑人员。他们沿黄河西行，渴了，向黄河凿冰，拾牛马粪燃火化水；饿了，把和好的玉米面放在燃烧的马粪堆上烤饼吃。困了，轮流在驼背上憩睡。整整八个昼夜脚步未停，到达银川。因为银川没有印刷厂，《中山日报》由铅印改为油印，由日报改为三日刊。在边远地区办报，交通不便，纸张匮缺，报纸的出版和发行非常艰难。
五、《中山日报》的特殊使命
《中山日报》同李大钊及其领导的北方区党委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报馆成了北方区党委同西北军的联络机关，成为李大钊领导大西北地区党组织的总枢纽，总联络站。
当时，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公开，组织不公开。冯玉祥于五原宣誓就职后，李大钊及北方区党委先后派往西北军的共产党员达三百多名，很多由《中山日报》接洽后，分别介绍给西北军各部。那些来自北京，来自各大、中城市的共产党员，有穿长袍的，有着西装的，纷纷云集报馆，报馆的宿舍、办公室搭满了地铺，天天都在接待来自远方的客人。其中著名的有王若飞、王一飞、方仲如和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
《中山日报》定期向李大钊同志报告工作。如西北军的动向，冯玉祥的政治态度，苏联的援助，西北地区党组织的发展情况等等。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高潮到来，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农民举行暴动，各种平民协会，风起云涌。冯玉祥由于阶级的局限性，接受不了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害怕工农运动，终于倒向蒋介石。徐州会议以后，蒋汪合作，宁汉合流。冯玉祥背叛了“联俄、联共”的宣言，把共产党员集中起来，全面“审查”，许多共产党员被迫离开了西北军。一部分人奔赴九江，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一部分人取到库伦赴苏联求学。《中山日报》从此停刊。
写于1979年冬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