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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生活中，鞠躬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必不可少的礼节，常常鞠躬的人是向被鞠躬的人，表示自己的谢意、敬意、爱意、歉意、悔意，以至怒意、恨意、仇意，等等。然而，这里要说的曹禺老师向老舍先生的鞠九个躬，却是很有一点特殊性的。
话要半个世纪以前说起，1945年的金秋季节，如同艰苦辛劳的农家喜获丰收一样，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结束了，我们胜利了，民心振奋，普天同庆。８月２８日，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亲自来到了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被国人看作是和平、团结与民主的伟大象征。曹禺老师激动不已地对自己也对大家说：“毛先生来了，这下可太好了！”
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毛泽东在上清寺会见了当地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曹禺老师也接受了邀请。 沈浮（著名电影导演。——笔者）对毛主席说，国统区太黑暗了，要到延安去。毛主席说，欢迎你们去延安，但只有小米招待大家。……就是这样，毛泽东在谈笑风生当中，语重心长地对所有文化界人士表达了关怀和期望，着实令人感动，令人难忘。
接下来，10月10日，报纸上正式发表了《国共代表会谈纪要》，曹禺老师欢欣鼓舞地看到了：“要坚决避免内战”，“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等等闪闪发光的文字。而且，充满希望地听到了近期要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的好消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阳光灿烂的背景下，曹禺老师和老舍先生两位著名作家接到美国国务院之聘，赴美国讲学一年的邀请。
当年1月上旬，国民党中央社和延安的《解放日报》，分别刊登了一条重要消息——“美国国务院决定聘请老舍、曹禺二氏赴美讲学，闻二氏已接受邀请，将于最近期内出国前往。”
此刻，到底要在美国讲学讲些什么，使曹禺老师和老舍心里犯了愁。于是，曹禺老师就登门求教于前辈长者茅盾先生。茅盾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一，有什么就讲什么，实事求是；二，讲文学要讲它的社会意义，不只是讲娱乐。曹禺老师听到以后有了信心和力量，把此话告诉了老舍，后来他们在美国就是这样去做的。在上海的欢送会上，热烈而又隆重，众人签名题词册的首页，是叶圣陶先生写下的话——“文协上海分会欢送舒舍予、万家宝两位先生赴美讲学，宣扬我国新文艺，到会者咸署名于此纸，永留纪念。时为３５年２月１８日下午４时，会场为‘全联’食堂。叶圣陶书端。”此时，诸如同行的寄语，朋友的嘱托，学生的深情，等等，使得曹禺老师和老舍深感此行绝不仅仅是个人之讲学，而是担当着民间文化使者的千钧重负，非同小可，大意不得，怠慢不得。
1946年3月4日，黄浦江畔阳光明媚，春风暖人。曹禺老师穿着一身合体的西装，满脸堆笑，与同样穿着西装的老舍一起与众人一一握手，向欢送者告别之后，便登上了远洋的美国海军运输舰，开始一次漫长的、远离故乡的旅程。
到达美国以后，曹禺老师与老舍朝夕相处，互帮互济，无话不谈，交往很深，结下了终身难忘的友谊。后来，曹禺老师回忆说：“开始，我们手头比较宽裕，住１５美元一间的房子，那是让人家捉了大头的。后来，我们的钱不够用了，就住１元钱一间的房子，有时干脆躲起来不见客人了。一到礼拜六，我们买回一瓶酒，两杯下肚，就唱起京剧来。老舍先生擅长京剧的须生和老旦，一唱起来，就似乎又生活在故国了。平时外出都讲英语，只有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说起祖国的话。畅谈，交饮，真是尽兴尽致，谈的高兴的时候，便常常痛骂美国社会生活中那些虚伪和残酷的现状。”
更值得一提的是，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先生当时正在纽约，在欢庆老先生70大寿的宴会上，当年南开中学的学生曹禺和曾经在学校任过教的老舍，两人还合写了一篇长长的“祝寿诗”参加助兴。
1947年1月，曹禺老师告别了共同生活过十一个月的老舍，只身回国了。那天，老舍送他上了汽车，并且依依不舍地挥着手，直到汽车走得不见踪影为止。
新中国成立的前夕，又是曹禺老师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主动而热情地把老舍从美国叫回来一起参加新中国的文化建设。老舍刚到北京的第二天，就由阳翰笙陪同下会见了周总理，老友相会，畅谈许久，受到了很高的接待礼遇。同时，老舍还荣任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委员。
新中国成立以后，曹禺老师当上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而老舍先生又不断以新写的剧本鼎力给予支持，他先后写了六个剧本让剧院演出，其中包括到目前为止已经演出了600场的，震惊中外的经典剧目《茶馆》。记得，当1957年秋天，曹禺老师初次读到老舍写的《茶馆》剧本第一幕时，他的心脏怦怦然，几乎要跳出来，完全处于一种狂喜之中，这正是他读到了好作品时的特殊心态。他兴奋地向老舍说：“这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他认为，六七十个人物活灵活现，勾勒出戊戌政变以后整个中国的形象。只有四十来分钟的戏，竟然敷衍成几十万字的大文章，老舍举重若轻，毫不费力地把泰山般重的时代变化托到观众面前，这真是大师的手笔。据笔者所知，曹禺老师如此折服一个剧作家还是很少见的。他说：“《茶馆》的演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付出了值得骄傲的劳动。……有这样的剧作家、导演、演员、舞台美术工作者，有这种令人满意的和谐合作，北京人艺的创造生活是无比幸福的。《茶馆》与它的演出，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瑰宝。”
他又进一步指出：“老舍先生是杰出的小说家，依我看，他也是杰出的戏剧家。他独创一格，他的戏充满着对劳动人民深切的情感和浓厚的北京乡土气息。他的剧作《龙须沟》与《茶馆》是中国话剧史中的经典，他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老舍先生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关系很深，感情也很深。对每一次剧院向他索取剧本的请求，他都欣然允诺，不久便会把北京人艺的同志找去，听他朗读他的新作。艺术家们热爱他，敬佩他，应当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生命，一部分是由老舍先生的心血灌溉的。”
为此，曹禺老师和老舍先生之间的诚挚友谊更是得到了新的内容，新的充实和新的高度。
然而，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在“大革文化命”的运动当中，老舍先生竟然受尽凌辱、折磨和迫害，含冤、含怒、含恨自杀于自己出生地附近的“太平湖”。可以说，像他这样的文学大师，在中国不是五十年、一百年可以出一个的，此种巨大损失远远超过了自然灾害。
“四人帮”垮台以后，1978年3月里，北京在八宝山公墓里举行老舍平反追悼会（当时起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骨灰安放仪式”）。与会者众多，他们在哀乐中用挽联、诗词、悼词、花篮和痛哭，来深情地祭奠这位被迫早逝的杰出的作家。曹禺老师当时也是刚刚从“地狱”里逃出来，身体仍旧很虚弱，并且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然而，他没有听从家人和友人的劝阻，依然亲自来参加了。追悼会还没有开始，他就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了会场。他走进门以后，一声不吭，便径直来到遗像和骨灰盒（这里只有用过的一副近视眼镜、一枝钢笔、一枝毛笔，以及几朵小茉莉花）的前面，旁若无人地向着老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动作极慢，然后站在了一旁；等到追悼会结束以后，吊唁的人陆续向外走着，他也跟上去，走出会场不远，又突然转了回来，再次向着老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还是动作极慢；再也想不到的是，他第二次出去并没有走远，当胡絜青、舒乙、舒济等亲属捧着遗像和骨灰盒走出来时，他硬是拦住了去路，第三次向着老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依然动作极慢。老实说，我们真不知道曹禺老师是用什么惊人的意志和力量，坚持鞠完这九个躬的。这哪里是用身体在鞠躬，分明是在用生命和灵魂在鞠躬啊！
所有吊唁的人面对曹禺老师那一只手吃力地拄着拐杖，全身似乎还在微微发颤，脸上又毫无表情的痛苦样子，不难看出他此时已经是肝肠断裂，悲痛欲绝。显然，这里鞠下深深的九个躬正是表达了他那发自内心深处的敬重、挚爱、歉疚、痛惜、悔怨和愤慨。……一句话，他心里装满了那说不出又说不尽的话语，他的这种感情是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的。这一切，使得在场者无不动容，乃至泪如雨下。
当年，两位国家级的语言大师,竟然一位把语言都带走了;一位有语言也说不出来了。如今“文革”过去了40多年,它的悲剧况味我们还是能够深切体味得到的。
这真是——
“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千载其一乎。”
记得，曹禺老师是很欣赏弘一法师的诗词的，那么就以法师的一首《咏菊》作为结束吧。——
“姹紫嫣红不耐霜，繁华一霎过韶光。
生来未藉东风力，老去能添晚节香。
风里柔条频损绿，花中正色自含黄。
莫言冷淡无知已，曾有渊明为举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