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广生同志曾是我的“顶头上司”，我1978年从集团军机关调到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文艺科当干事时，陈广生是我的科长，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四年。文
陈广生同志曾是我的“顶头上司”，我1978年从集团军机关调到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文艺科当干事时，陈广生是我的科长，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四年。文艺科还有一位董靖副科长，就我们仨儿，我常戏说：“少而精，少而精，两个科长一个兵。”我认识广生科长可以说比在一起工作早十年以上。他曾写出脍炙人口的《雷锋的故事》，我在当兵的时候就知道他的大名，后来在部队做文化工作，军区举办战士业余演出队汇演，或开创作会，都没少见过他，他也曾下到我们的部队检查过文艺工作。转眼间，我们结识已有40多年了。
说起陈广生写雷锋，不能不说到他本人的身世。陈广生也是苦出身，他与雷锋有相近的生活遭遇。他的祖辈属于“闯关东”的一代，他们举家从山东蓬莱逃荒到东北，在长春郊外搭窝棚住下。1931年3月5日，陈广生出生在一个饱经风霜的贫苦家庭里。半年后，“九•一八”事变，日军强占长春郊外做为军事用地，把陈广生家和如他家一样的贫苦百姓强迁到贫瘠荒凉的二道河子。长春改称“满洲帝国新京特别市”，老百姓成了“亡国奴”，陈广生小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老人也不敢讲。陈广生八岁那年刚上学，父亲就病倒在外地，险些丧命，母亲设法把父亲接回家养病，因操劳过度，母亲伤了右手，失去劳动能力，自己连头都不能梳，陈广生的姐姐不满18岁就嫁了出去，小妹妹刚满周岁就送给了人，二妹16岁就到一家麻袋厂做童工……陈广生的苦难经历，成为后来写雷锋重要的情感铺垫。
陈广生的祖父和父亲都念过私塾，家里存有一些古书，父亲在病中还教他识字、写字，不管多困难也要让孩子有文化，都要供他这个家中唯一的男孩上学念书，他也很用功，每次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日本投降后，陈广生考上东大桥外文庙中学，老师发现他噪音好，课外教他学简谱，学唱歌，他自己也向往着长大当一名音乐老师。1949年夏，解放军东北军区驻长春警卫师招收文工队员，陈广生报考被录取，这一年的9月13日他正式走进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在文工队里，他吹过低音贝斯，唱过男中音，为刘白羽小说改编的话剧《无敌三勇士》制作过布景，当过自编自演节目的创作员。1951年秋，陈广生曾赴抗美援朝前线一百天，经受战火考验，创作歌颂英模节目。文工队撤销后，陈广生被调到东北军区俱乐部工作，他有了较多的时间读书并从事业余创作。从1952年7月开始，他在《解放军文艺》、《东北文艺》和《东北战士》等刊物上，接连发表一些反映朝鲜战地生活的短小的作品。这段经历，对陈广生后来写雷锋是一个写作技能的准备。
1955年，军区俱乐部减员，陈广生被调到工程兵7343部队政治处当理论教员，这个部队就是后来的雷锋所在团。他每周要给部队排以上干部讲一次理论课。这段时间，他除了啃《政治经济学》之类的理论著作，就是看风靡全国的苏联小说、诗歌和电影。1958年他为工程兵文艺代表队写了五个文艺节目，参加沈阳军区第四届文艺汇演，个个抱得大奖状回来，领导上发现了他创作的才能，把他由理论教员改任为宣传干事，后又改任俱乐部主任。就是这个职务，让陈广生有机会在雷锋入伍最初就与他相识了。
那是1960年1月8日，刚刚从海岛移防到营口的团队迎接一批新兵入伍。这一批新兵中就有雷锋。陈广生作为团俱乐部主任当然地主持了欢迎新战友大会。会场正对着辽河口，那天风特别大，漫天飘着雪花。在首长讲话和老兵代表讲话之后，轮到了新兵代表讲话。上台来的新兵是一张娃娃脸，个头儿只有一米五多点儿。机关里很多人听接兵干部说过，就是这个新兵，入伍前在农场当过拖拉机手，在工厂当过推土机手。部队首长问他叫什么名字时，他响亮地回答：“雷锋——打雷的雷，冲锋的锋！”陈广生见雷锋在热烈的掌声中从容地走上讲台，掏出事先写好的讲稿，大声说道：“敬爱的首长和老大哥同志们，让我代表新战士……”一句话还没讲完，从辽河口刮来的一阵风，把他手中的讲稿吹乱了，风的强硬使他手中的稿子怎么也展不平，他索性收起讲稿侃侃地即兴讲下去，他说：“我们这些新战士，能在六十年代刚刚开始的日子里，穿上军装，扛起枪杆，都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们当中有工人，有社员，也有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可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学好本领，保卫祖国，当个像样的兵。刚才团首长讲话，希望我们人人争当五好战士，依我说，有党的领导，有老同志帮助，莫说五好，有个十好八好的，也保证当上……”他这话引得台下一片笑声。雷锋显得有些慌乱，抓过话筒，极认真地说了句：“大家笑什么呀，我讲的全是实话。”他转身向团首长敬了个礼，全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在一旁的陈广生暗暗惊喜这个小新兵有这样好的思想和演讲口才。大家都议论这个新兵蛋子不简单，遇事不慌，落落大方。小小年纪，工农兵让他干了个全！有人说，他一定是革命家庭出身，父母是老党员吧？接兵干部说：不，他是一个孤儿……
在新兵训练期间，雷锋到俱乐部来玩过，借过书看。雷锋从陈广生手借过一本《鲁迅小说选》，他看完《祝福》后对陈广生说：“我母亲就和祥林嫂差不多！”这一句话，让陈广生觉得雷锋一定有痛苦的生活经历。
陈广生喜欢上了这个笑容可掬、活泼可爱的小新兵，在1960年春节来临时，领导决定让陈广生组织一个战士业余演出队到部队移防的新驻地抚顺为施工的指战员慰问演出，在挑选演出骨干时，他就把雷锋算上了，因为陈广生曾在新兵连文艺晚会上亲眼见他朗诵自己写的诗，他还爱吹口琴，说快板。就这样，雷锋被调到演出队工作了近40天。尽管他天资聪明，好学上进，又非常积极，只因为一口方言，普通话说得不好，所以无论诗朗诵还是小快板剧，上节目很困难。不能上节目雷锋就给大家烧开水，拉大幕，做服务保障工作，陈广生亲眼看见他关心集体，关心他人的许多平凡小事。在闲谈时，进一步了解了他童年的不幸遭遇和解放后的经历，并和他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为后来写雷锋打下了一个很好的认知基础。
同年4月份，演出队到抚顺演出，雷锋被分到运输连四班当汽车兵。仅仅半年后，雷锋的许多事迹就在机关传开了，他为国分忧、勤俭朴素、助人为乐，这个新兵的突出表现引起了团党委的重视，陈广生的入党介绍人、团政委韩万金要求政治处派人深入了解这个新兵的情况，并要求写成材料向党委报告。陈广生主动要求和宣传股一位同志承担了这项任务。他们在运输连走访了几天，找雷锋也谈了几次，最后以雷锋自述的形式整理成一份《雷锋同志模范事迹材料》。陈广生请雷锋过目这个材料初稿，雷锋认真地看了又看，他修改了与事实不符的几个地方，并掏出钢笔用准确生动的语言，改写了原有的标题，改成：《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一个新兵，文化程度并不高，敢于修改机关干部写成的材料，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真是难能可贵。
这个材料上报下发后，团里开展起“学雷锋，赶雷锋”的活动。雷锋的名字在团里和工程兵部队叫得很响。陈广生这时开始动笔写雷锋，还专程到鞍钢、弓长岭了解他参军前的一些事儿，终于在1961年2月写成了3万7千字的报告文学《向阳坡上长幼苗》。这是陈广生在雷锋活着时为雷锋写出的第一个作品。陈广生把这个稿子打印出来征求意见，还寄给了《解放军文艺》编辑部。这时，工程兵领导机关给陈广生一个新任务，让他到八一厂参加电影剧本《地雷战》的创作，因为布地雷和挖地雷属于工程兵范畴。陈广生跟着八一厂一位编剧到山东省海洋县文山后村深入生活。1962年春夏之交完成了电影剧本创作，陈广生回到部队。这时，他收到解放军文艺社张文苑副社长的信，说看到了他写的《向阳坡上长幼苗》的稿子，小战士还活着，不便发这么长的报告文学，让他压成1万字后，给他发。陈广生把这件事汇报给韩万金政委，韩政委说，你外出一年多，雷锋事迹又有了新发展，当了班长，立了功，还当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并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沈阳军区首届共青团代表会议，新闻媒体对他的报道很多。韩政委说，现在不是压缩问题，是如何把稿子写得更充实，更全面。韩政委让陈广生进一步了解雷锋。陈广生遵照政委指示，深入到驻在铁岭山区专为施工部队运粮拉菜的运输连四班，跟踪采访数日。雷锋出车，陈广生就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与他随意交谈。雷锋曾请求陈广生不要再写他什么稿子，党和人民给他的荣誉越多，他越感到不安，他说他不想出名……
不能因为雷锋不愿意宣传他就不宣传了。雷锋甘当无名英雄，这是他的优秀品格。陈广生遵照韩万金政委的指示，于1962年8月上旬，“猫”到部队营口留守处的老营房集中精力修改那篇雷锋的报告文学.。没有几天，8月15日的下午，一个电话从抚顺营区打过来，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噩耗传来：雷锋同志因公牺牲了！
陈广生接到赶紧返回抚顺运输连驻地的命令。他回到抚顺，参加雷锋的治丧活动，操办了雷锋的追悼会，不久又由他负责整理雷锋的遗物并筹备雷锋事迹展览。陈广生与雷锋接触较多也最为熟悉，在雷锋活着时他就采写过雷锋。韩万金政委让他一手操办了“雷锋烈士事迹纪念室”。当时团部驻地仍然在抚顺望花区，但多数部队在铁岭地区施工，团里空房子很多，韩政委让陈广生找一个连队的房子，再找几个能写会画的战士来做这件事情。展览的说明词是陈广生一个人写的，包括买胶合板装饰版面，摆放桌子陈列雷锋的遗物，包括八本日记怎么个摆放法，都是陈广生张罗的。最初就是想让团里的干部战士了解雷锋的事迹。展览搞好后，韩政委下指示，全团一个连、一个连地来参观。前面施工部队也来看。抚顺一些学校得知有这个展览，也组织学生一个班、一个班地来看。一传十，十传百，小展览，大响动。一下子惊动了中共抚顺市委书记沈越，他首先让团市委书记宋廷章到部队看看雷锋的展览办得怎么样。宋廷章看了展览后，连说：太好了！太好了！他建议把这个展览迁到抚顺市文化宫重新布展，让全市的青少年都来看一看。在团市委的操办下，市内复制了一个“雷锋烈士事迹展览室”。宋廷章很有才，他为《抚顺日报》撰写过学雷锋的社论和评论文章。市里人才多，要画家有画家，要书法家有书法家，要写词的有作家。团市委宣传部部长张凤楼本人就是一个能写会画的人，他们请陈广生做指导，市文化宫地方也大，很快就办成了一个全新的“雷锋烈士事迹展览室”。沈越书记题词号召全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群众都来学习雷锋。在沈越名字底下，其他市委领导也都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抚顺市大张旗鼓地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序幕就是这样拉开的。
同时，沈越把雷锋事迹向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黄火青做了汇报，有一说是在沈阳开会时向黄火青口头汇报的，有一说是沈越以市委名义给省委写了报告。沈越希望省委关心和推动学雷锋活动。省委宣传部很快派人到抚顺，把抚顺的雷锋展览全部复制，在沈阳市文化宫进行了展出。与此同时，沈阳军区政治部派人到抚顺复制了全部展品，在八一体育馆两侧走廊展出，观众络绎不绝。
在办展览的时候，陈广生有机会接触到雷锋全部日记手稿，一共是八个本子。陈广生细心阅读和摘抄，并以日记为依据，把《向阳坡上长幼苗》改写成《毛主席的好战士》，在《抚顺日报》连载。《抚顺日报》的编辑要求每天发一两千字，这样就把那篇长达3万多字的“幼苗”切割成若干个独立成章的小故事。这就是《雷锋的故事》的雏型。这稿子最先在《抚顺日报》连载了25天，成了25个小故事。到1962年11月底连载完毕。报纸发表这个连载前，编者写了按语，说市委号召全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群众都来学习雷锋。抚顺人民广播电台也配合宣传雷锋，《抚顺日报》发出一段，它播出一段，而且还让陈广生亲自去播。报纸天天发，电台天天播。随后，陈广生又应邀为《解放军报》写了《伟大的战士》，为《中国青年》2、3月合刊写了《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以及《辽宁日报》、《中国青年报》的《永生的战士》等。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就是为《中国青年》2、3月合刊“学习雷锋专辑”题写的。当时刊物都已装订完毕，这时才收到毛主席的题词，印刷厂工人连夜排印并同编辑部的编辑们一起往每本刊物里插入主席题词活页。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毛主席的题词，举国上下掀起了学习雷锋活动的热潮。这一天，正是陈广生32岁的生日。
雷锋的事迹为越来越多的人称颂，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如写戏的，写电影的，写诗的，写歌的，画画的，搞雕塑的，以及报刊电台电视台新闻工作者，一批批来到出雷锋的抚顺，来到雷锋生前所在部队。陈广生负责接待文艺界人士，如电影编剧陆柱国和湖南花鼓戏的创作人员等，陪同他们下连采访，向他们介绍有关情况。
为了让雷锋的事迹更广泛地得到宣传，沈阳军区和辽宁省委联合组织了雷锋报告团，报告团由雷锋生前所在部队的干部、战士十几人组成；报告团分了南片和北片。北片到铁岭、昌图、长春等地，负责人是团政委韩万金；南片到辽阳、鞍山、大石桥、金州、大连等地，负责人是陈广生，他也是主讲人。报告团活动为时一个多月。到了大连，陈广生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了，只好住进医院治疗。报告团共讲100多场，陈广生讲了30多场。他讲雷锋实事求是，生动感人，不知有多少听众听了为之落泪。
1963年年初，陈广生被调到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组从事专业创作。他调到创作组没几天，总政解放军文艺社就派副社长张文苑来到沈阳，找到军区政治部的领导，说解放军文艺社要出版雷锋的书。张文苑说，这是我们的任务，也是你们的任务。这本书找谁来写呢？政治部首长说，找陈广生吧！张文苑找到陈广生，请他快写，出版社快出。陈广生问：什么时候写出来算快？张文苑说：“五一”之前，总之不能过“五一”。陈广生问：写多么字合适？张文苑说：十万字左右。当时陈广生领受了任务，因为他仍在忙着宣传雷锋的许多其他稿子，他就向创作组组长崔家骏请示：组长同志，请帮帮忙吧！崔家骏在部队文工团任过政委，有把握稿子思想性尺寸的能力。陈广生写出一章，崔家骏修改后送机关文印室印出一章，张文苑也编出一章，写、改、编一条龙。很快就在1963年的3月完成了这本书稿。解放军文艺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两种版本的《雷锋的故事》。春风文艺出版社，因有编辑潘照坤和王德昌加入赶写，出版时，在作者署名时，于陈广生、崔家骏名字后面，加上了两位编辑的名字。
在写这本书时，团中央来函，邀请陈广生给中国青年出版社写一本雷锋的书，任务也很紧急。军区机关和陈广生致函想把给解放军文艺社的书稿也同时给中国青年出版社；两天后接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答复，他们说这不行，解放军文艺社面对的是全军指战员，我们面对的是全国青少年。陈广生在与合作伙伴加班加点写完第一本书稿后，又只身赴京撰写第二本。陈广生被中国青年出版社安排住在北京炒豆胡同团中央招待所，编辑刘平水平高，经常到陈广生住处给出主意，陈广生遇到问题也到编辑部或到刘平家请教。3月末，书稿经有关领导和出版社编辑审定后送工厂排版时，中国青年出版社责任编辑突然拿来一份中宣部批转的报告给陈广生看。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陈广生写雷锋的几篇通讯，主要是《伟大的战士》见报后反响很大，但有失实之处，报告说，雷锋的生年不是1940年，而是1939年；雷锋的父亲不是被日军打死的，而是病死在家里的；雷锋母亲不是被地主奸污后上吊自杀的，而是生活无着被迫无奈投塘而死的。雷锋小时也有亲戚照顾，不完全是流浪儿。等等。军区也把电话打到北京找陈广生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下让大家都懵了！中宣部！失实！雷锋是建国后毛主席第一次题词号召大家学习的青年楷模，宣传报道出了问题，陈广生责任重大。书还能出吗？两家出版社的编辑都说按照报告里说的，把几处失实的地方改过来，书仍可以出版。陈广生并不同意这样简单的处理。陈广生坚持说，这书里写到的内容没有一处是自己胡编的，每一件事都有出处，都是雷锋亲口对他说的。莫非雷锋年幼时的记忆有误？陈广生坚信，雷锋是不会说谎的。陈广生是较真儿的人，他不会随弯儿就弯儿。为了澄清事实，弄清事情真相，他向出版社编辑刘平借了2百元钱，在北京买了一套便装，打一张火车票便去了湖南雷锋的家乡。到了那里，陈广生傻眼了，他走访雷锋的乡亲们，听不懂当地的方言，仿佛到了外国一样。雷锋家乡荷叶坝小学有一年轻教师普通话说得好，陈广生找他做“翻译”，一家家走访，带着问题调查，一个人、一个人查证，终于弄了个水落石出。原来那份中宣部转来的内参，是当地几个记者听了一面之词拼凑起来的。所谓“失实”的说法并不可靠。雷锋是农历“庚辰年”生的，所以他乳名叫“庚伢子”，查万年历，确认是1940年出生的，没有错；雷锋父亲遭受日军毒打是事实，打后内伤成疾，吐血、便血，半年后死在家中，遭日军毒打是事实，没有当时死，是回到家里死的。雷锋母亲给地主家当佣人，因她是寡妇，人长得端庄清秀，丰姿可人，有人 证实她是被地主儿子强奸的。她披头散发回家没过几天，便把儿子托给本家的叔奶奶，当夜在家里悬梁自尽了。在雷锋家乡，有雷锋一舅母曾跳塘而死，但不是雷锋的母亲。这些情况与雷锋生前讲述的与陈广生写过的情节基本一致。问题查清后，陈广生连夜给中国青年出版社和解放军文艺社打电话说明了情况。两本书没有做大的改动，按时付印了。同时，他也写信向中宣部和沈阳军区领导报告了情况。“文革”中，中国青年出版社还向陈广生追回了当年到湖南雷锋家乡调查“失实”问题所借的2百元钱呢！他们出版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没有给陈广生一分钱稿费。解放军文艺社出版《雷锋的故事》同样没有稿费，只给了50本样书。
1973年，纪念毛主席为雷锋题词10周年时，解放军文艺社约陈广生重写《雷锋的故事》。讨论写作提纲时，因为当时处于“文革”期间，有人提出要适应当时政治斗争需要的问题。陈广生坚持说，雷锋生前对什么“路线斗争”、“继续革命”等压根就没提到过，不能按这个思路写，要写只能原原本本地写雷锋。那就是，他痛恨旧社会，热爱新中国；他忠诚于党的事业，艰苦奋斗，为国分忧；他助人为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关领导和出版社同意这样写。陈广生昼夜伏案40多天，把书稿写了出来。这才没有让“文革”的“色彩”沾染到雷锋的身上。解放军文艺社还请郭沫若同志题写了书名。这件事我知道，因为当时郭老的女婿张澄寰就在解放军文艺社工作，有这个便利条件，张澄寰曾亲口对我说起这件事。发排稿打了纸型，由几家出版社同时出版，当年就发行了数百万册。全国很多报刊还选登了一些章节。1989年，长征出版社编辑出版了《雷锋》一书，一字未改地选用了陈广生重写的《雷锋的故事》。《解放军报》用两个整版选登了其中八节故事。
全国开展学雷锋活动以来，《雷锋的故事》多次再版重印，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就再版过三次，重印15次，中国版本图书馆收藏的《雷锋的故事》有52种之多，这本书成为了全国军民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必读书籍。1993年2月19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新华社电讯中的一段话：“把雷锋、雷锋精神介绍给中国和世界的《雷锋的故事》一书，30年来已累计发行2000多万册，为我国文艺类书籍发行数量之最。”
进入21世纪之后，曾有电视艺术公司邀请广生科长和我为之撰写一部题为《雷锋》的电视连续剧剧本，20多集，剧本写完后，因故没能及时拍摄，春风文艺出版社韩忠良社长和臧永清总编辑从资深编辑邓荫柯口中得知后，热心盛情地约我们把剧本改写成17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并责成邓荫柯、常晶做责任编辑，于2003年2月正式出版发行。
人们称赞陈广生为宣传雷锋所做的一切。他的同事王笑竺赋诗道：“从容大半生，挚意颂雷锋，笔端溢心血，挥洒筑长城。”
说到撰写《雷锋的故事》的往事，说到大半生对宣传雷锋所做过的一切，满头白发的老作家陈广生说：“我和雷锋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关联，大半生与他相伴，这是我的荣幸。我已离休多年，但宣传雷锋的工作并没有停止过。在我有生之年，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会继续为弘扬雷锋精神做些事情……”
2010年5月26日于沈阳三隆世纪城寓所
（原载2010年第3期《辽宁传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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