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 可
1921年生于旧军人家庭，山东青州人，满族。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入党。战争期间曾创作话剧《清明节》、《戎冠秀》、《喜相逢》等，1949年创作多幕话剧《战斗里成长》，后改编为同名电影。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创作多幕话剧《英雄的阵地》、《战线南移》、《槐树庄》，后者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出版有文集《习剧笔记》、《胡可论剧》、《读剧杂识》、《剧事文稿》
胡可：难忘京西抗日“红蓝箍”
青年八路军胡可
在“七七事变”73周年到来前夕，我去看望因电影《战斗里成长》和话剧、电影《槐树庄》而闻名遐迩的老一代著名剧作家胡可先生，恰遇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拍摄。他们的话题非常有趣，《寻找当年学生军》。说的是“七七事变”以后活跃在北平西北郊的一支游击队，这支游击队由于有大批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参加而被老百姓称为“学生军”。胡老说，这支游击队的原来名称已不大被人记得,但因为佩戴红蓝两色袖箍，曾被老百姓称为“红蓝箍”。
“红蓝箍”？我对这个名字有些陌生。 胡老说：“是啊，是啊，如果再不好好宣传宣传，这段历史就真的会被北京人忘记了。” 此事的契机，是威海的一位年轻人常征，为了记述当年外祖父在“学生军”时的事迹，来北京寻访当年的见证人。威海电视台抓住这个线索，跟踪拍摄，又引起了中央电视台的兴趣。这位年轻人的外祖父正是当年游击队的参谋长常戟武。 胡可老也曾是这个“学生军”里的一员，是个小兵。面对年轻困惑的我们，胡老展开了他的思绪。 1、 年龄最小的小兵 1937年的夏天，16岁的胡可从济南到北平投考高中。经过天津的时候，火车停了很长时间，好像发生了事情。车到丰台，只见站台上满是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其中几个还持枪进到车厢里来盘查，气氛十分紧张。到北平后他才知道，原来盘踞在丰台的日本军队同驻守在宛平卢沟桥的国民党二十九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当时还不知道这就是后来人们常常说起的那个标志着抗日战争爆发的“卢沟桥事变”。这是一个闷热的夏天，北平城里人心惶惶, 少年胡可所住的公寓在西单一带，能清晰地听到城外传来的炮声。不久炮声沉寂下去,日本军队开进了北平，只见插了太阳旗的军车在长安街上疾驶，府右街口的日本哨兵大声地呵斥着路上的行人。他立刻感觉到自己已经同东北同胞一样变成了亡国奴，心情十分痛苦郁闷，投考学校也没有了心思。 他的哥哥胡旭在北平上高中,已经是共产党地下党员。一天晚上，胡旭悄悄来告别，说他已经参加了北平郊区的抗日游击队，今后不可能来照顾弟弟了，嘱咐胡可自己安排今后的生活。 听说抗日游击队，无异于在黑暗里见到了火光，胡可执意要他带自己同去。胡旭先是说他年纪小,游击队可不是儿戏，后来看拗不过弟弟，也就同意了。第二天他们通过了西直门日本兵的哨卡，搭公共汽车到了西北郊。那时北平的郊区还是荒僻的农村，公共汽车也只通到燕京大学（今天的北京大学）一带。他们下了车就顺着田间小路走进了秋虫叫闹着的青纱帐。刚下过雨，庄稼地里蒸发着泥土的潮气和禾黍的清香。走出几里地，他们在路旁见到了坐在瓜棚里放哨的一个留着两撇胡子的胖老头，胡旭管他叫唐三爷。在唐三爷的指引下，他们来到一个叫作大苇塘的小村庄，在一所院落里找到了这支游击队第三总队的队部。 这里聚集了不少人，有的持枪，有的徒手，有的学生模样，有的老百姓打扮。还有一些人穿着和尚一般灰色的短衣，个个面色苍白，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刚从监狱里被解救出来的犯人。引人注意的是，人们的左臂上都佩戴着红蓝两色的袖箍。屋里的几个女同学正在为大家缝制着这种袖箍，一面吟唱着人们十分熟悉的救亡歌曲。听到这歌曲，看到这袖箍，胡可顿时觉得来到了亲人们中间，许多天来那种当了亡国奴的郁闷感觉一扫而光。胡旭把他介绍给一位挎着驳壳枪、满脸胡楂儿的高个子中年人之后，就回他的第一总队去了。这个中年人就是这支游击队第三总队的队长刘凤梧。 这支游击队是由“七七事变”以前潜入关内的少数东北义勇军和北平城里出来的一批进步学生作为骨干组成的。学生大部分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其中有些还是中共党员。党员们遵照北平地下党组织的指示，通过团结下层官兵和对游击队领导人施加影响来实现党的要求。当时，北平德胜门外有个河北省第二监狱，里面关押着七八百名犯人，包括几十名政治犯。北平沦陷以后，为了不使这些被捕的同志落到日寇手里，党组织决定趁敌人尚未接管之际，尽快设法解救他们。游击队司令赵侗也想借此缴获一些枪支，壮大自己的队伍。当时游击队的决策者除了赵侗和他的几个亲信以外，还有高鹏、纪亭榭、汪之力等几位同志，汪之力实际上是我党派到这支游击队里来的代表。他们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在一天夜里，由会日语的义勇军的同志冒充日本兵，骗开了监狱门，缴了狱警们的械，解放了所有的犯人。 砸开第二监狱这件事，震动了沦陷后沉寂的北平，由于其过程具有传奇色彩，曾长期在人们口头流传。这些犯人大部分参加了这支游击队，其中的政治犯许多是多年的老共产党员，他们很快成了游击队的骨干力量。那些普通犯人虽情况各有不同，也都在抗日救国的号召下凝聚在一起。当天夜里，少年胡可和这些犯人们睡在一条炕上，他问躺在身边的一个犯人因为什么坐了监狱，那人坦然地回答说，因为杀了人。胡可当时16岁，虽读过《水浒》、《三国演义》等有着杀人情节的小说，但在实际生活中接触杀人者，还躺在那人身边，仍不免有些毛骨悚然。 这是一群豪爽的有着不同经历的人。少年胡可年纪小，在他们中间是个小兄弟，不多久就和人们混熟了。 2、“我的大学” 游击队人多枪少，而过去军阀间多次战争和不久前国民党军队败退时都曾有些武器遗落在北平民间，于是“起枪”征集索取老百姓藏匿的枪支弹药，便成为当时的一项迫切的任务。为了“起枪”，这支由义勇军、学生、犯人和各路散兵游勇组成的穿着杂色服装的奇特队伍，几乎走遍了北平西北郊的大部分村庄。 少年胡可在三总队队部担任了一名文书，负责编造花名册和登记枪支弹药，这使他学会了识别各式枪支。那时搜集上来的枪支可谓五花八门：捷克式、中正式、三八式、晋造三八大盖、汉阳造、老套筒、俄式水连珠、马拐子、马四环等无奇不有。因为身在队部，他很快背上了一支马金钩——难得见到的一种三八式马枪。在那些日子里，除了“起枪”，行军转移，住下来便是“下卡子”（放哨），弄饭吃，听人们天南海北地神聊，听队长刘凤梧讲他在东北义勇军的经历，听北平同学们讲“一二·九”，讲“双十二”，讲联合战线，讲不久前怎么到南苑慰劳二十九军，也听监狱里出来的同志们讲河北“磁县暴动”，讲监狱里的绝食斗争。义勇军都是东北人，学生们也以东北人居多，每当唱起《五月的鲜花》、《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歌曲，常常边唱边流泪，这给了少年胡可极大感染。这是他接触社会的开始，就像高尔基说的进了这所“我的大学”。这些义勇军朋友、犯人和大同学们，就是他最早的老师。 总队长刘凤梧是个农民出身的有丰富经验的老义勇军，是骑马打枪的好手，曾当过辽南义勇军骑兵旅直属炮兵连连长，文化不高，为人忠厚，对我党十分信赖。负责政治工作的特派员黄秋萍是从监狱里解救出来的老党员，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南方人，因长期戴脚镣，起初行军走路还相当吃力。他考虑问题周到，又有理论修养，很得大家的信任。和少年胡可朝夕相处的还有担任传达长的王洁清，他大几岁，性格爽直，是个正义感很强的人。他祖籍安徽，年纪很小就出来在冯玉祥部队里当了兵，任排长时加入了秘密状态下的中国共产党，后被选入冯玉祥将军的卫队。冯将军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在蒋介石和日本侵略军的夹击下失败以后，他转到天津、北平从事秘密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冯玉祥将军闻讯后曾派人营救，因为他曾在西直门车站卧轨请愿要求抗日，惊动了国民党当局，致使营救未成。此次被解救出狱，得遂抗日夙愿，情绪特别高涨。还有一位面孔白皙戴眼镜的年轻政治犯毛蓬，会作诗，谈吐幽默，在三总队负责宣传工作，胡可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文艺知识。他没想到的是，毛蓬竟是被判处了无期徒刑的人，而且是狱中秘密支部的书记，曾经组织了犯人们的绝食斗争。他们的经历，让少年胡可深深的敬佩。 游击队的人们来路不同，思想作风各异，最初举事的人们当中有的甚至当过胡子。司令赵侗的亲信中就很有几位这类人物；犯人们和后来加入部队的当地游民中间也不乏鸡鸣狗盗式的人，常常你这边向老百姓作宣传，讲我们是抗日的队伍，是保护老百姓的，他那边就捉走了老百姓的小鸡，因此打骂捆绑时有发生。尽管有党员和“民先”队员在做工作，却一时难以改变整个游击队的纪律状况。今天回想起来，当时这支游击队，还是一支带有浓厚游击习气和旧军队作风的散漫的队伍。那时大家已经知道我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陕北，而且知道红军有着极好的军民关系和严格的群众纪律，可是他们相隔遥远，可望而不可即，只能心向往之。 除了“起枪”，游击队还干过一些说起来不怎么光彩的事情。比如司令赵侗曾利用“解决抗日经费”的正当名义，策划挖掘燕山脚下几座清朝王爷的陵墓。这件事完全出乎我党同志们的意料，因为大权在赵侗手里，大家也无法阻止，只能力争使取得的珍宝切实用作抗日经费。挖坟时，人们让有初中文化的胡可坐在洞口的小炕桌前，随着人们对珠宝的唱名一件件进行登记。胡可不知道各总队共挖了几座这类坟墓，取得了多少珠宝，但从事后奖励每人的一小片翡翠或一个小玛瑙球来看，那值钱的东西肯定是不少的。特别是副司令郑子丰趁夜深人静时带着珠宝和一名心腹警卫不辞而别，过了不久又听说，这位副司令在某村投宿，于熟睡中，被他的忠实警卫结果了性命，攫走了财宝。 在四个月的游击队生活里，少年胡可学会了打枪，并参加了三次战斗。每次战斗的目的都是事后才知道，因此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其中只有一次是同日本鬼子交火并且取得了战果。一天夜里，部队奉命出发，在拂晓时分穿过淋满露珠的高粱地，爬上一处叫作天门沟的山梁，第三总队就在这里担任警戒，监视着山下那条由北平城通向温泉、南口去的大道。山梁上有处旧日碉堡的废墟，就作了机枪的掩体。朝霞退去，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山梁上的野草闲花，这时他们发现远远山凹处有座尖顶的饰有十字架的建筑物，那是一座教堂。谁也不知道队伍开到这教堂附近来执行的是什么任务。人们走了半夜，都累了，除了放哨的，都在山坡上或坐或卧地休息起来。快到中午的时候，他记得当时毛蓬正在和一个留着长发的大学生秦某谈马雅可夫斯基，谈叶赛宁，他在一旁正听得入神的时候，不远处忽然有人喊了一声：“看！日本鬼子！”大家纷纷朝山下大道上望去，只见山脚下出现了一个个跳跃移动着的黄色人形，隐约还能看到他们的红色肩章。这时邻近山头响起了游击队员们的枪声，紧接着山上和山下的机枪便开始对射起来，山野间响着沉雷般的回声。当时的游击队还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也谈不到什么统一指挥，只是由于大家抗日心切，见到鬼子便纷纷开枪射击。游击队里有二十九军流落下来的士兵和班、排长，有通州哗变过来的冀东保安队零散人员，他们对日军痛恨，情绪特别高涨。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太阳偏西，这时天空出现了敌人的飞机，飞机擦着山头低地侦察，因为飞得过低，其中一架被二总队的一位原二十九军的副连长用机枪迎头击中，坠毁到清河一带的农田里。后来敌人增兵，用迫击炮轰击山头，游击队才撤离了天门沟地区。 这一仗给予敌人一些杀伤，缴获了一支三八大盖，特别是击落了一架敌机，更是令人振奋。此后“红蓝箍”在北平西北郊声名大振，当地许多青年农民纷纷参加进来。 在天门沟战斗之后，三个总队开始会合，他们发现一总队的队列里出现了一群穿黑袍子的外国人，连续几天行军转移都能见到他们。起初大家都很奇怪，后来才知道，这些外国人原来是天门沟教堂的神父和牧师，分属英、法、比、荷等八个国籍，司令赵侗把队伍拉到天门沟的目的，是借助于会外语的大学生，以募捐为名，逼迫这些外国神父牧师们向他们各自国家在北平的领事馆写信，要他们给游击队捐款、捐枪、捐药品。把他们带走，是用来作为人质的。当大家知道了绑架外国神父的事件，并进而知道内部一些败类趁机向逃到教堂附近的富户进行勒索的事件以后，都十分气愤，认为破坏了抗日游击队的国际影响，破坏了团结抗日的联合战线。后来经过做工作，赵侗终于把这些外国神父释放了。 3、 奔向党的怀抱 庄稼收割了，青纱帐蓦然消失，露出了空旷的田野，游击队在北平的西北郊平原地区的活动失去了屏障。各村富户们为求自保，开始依附敌人，更增加了游击队的困难。天气渐渐凉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尽管在阳坊一带赶制了一批单军装发给大家，改变了行军时五颜六色的形象，却没有御寒的棉衣，队员们在夜里常常被冻醒。 随着困难的增加和游击队向山区转移，部队开始大量减员。从监狱里解放出来的人们当中，那些由于盗窃、强奸、吸毒而蹲了监狱的人，和初期混入的当地少数不逞之徒，他们本没有强烈的抗日要求，而且犯纪律的也多是此类分子，他们在游击队里混了一段时间，见无利可图，也就陆续离队而去。游击队进入山区的时候，已经是初冬天气，山上红叶斑斓，山峡里的溪水已开始结冰。他们在宛平县的青白口、斋堂一带住下来进行休整。这时，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开始在部队里传播，大致的内容是：国、共已经正式合作，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已经改编成第十八集团军，其所属的八路军已经开到了华北，游击队已经派秘书长汪之力等几个同志去跟北上抗日的红军联系去了。据说，红军的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曾给这支游击队捎来了亲笔信。这段时间，部队思想活跃，大家都盼着早日同红军会合。过了一些日子，游击队在河滩里开了一次全体大会，司令赵侗宣布了为同红军会合向冀西进军的决定。关于这件事，若干年后胡可才知道，对国民党蒋介石抱有幻想的赵侗，在同红军会合的问题上曾十分犹豫，只是由于各总队的强烈要求，并考虑到游击队近两千人的被服给养问题，才同意了的。 游击队开始向河北西部山区进发，这时又有一些人自行脱队而去。游击队人员减少了，但留下来的都是觉悟较高的坚定分子，比之进山以前更为纯洁，纪律状况也大有改进。这是一段艰苦的行军。察南冀北的冬季，山风凛冽，时而飘起雪花，大家穿着夹衣，要爬十八盘之类很高的大山，走起来还好，一停下来就感到特别寒冷。夜晚宿营没有被褥，全靠了老百姓的热炕暖身，下热上冷，难耐时就翻一个身，一夜翻身多次，游击队员们戏呼之曰烙饼。有一天，他们来到了蔚县地界的桃花堡。那是一个有千户人家的大村，进到街区，忽然看到墙壁上写着“驱逐日寇出中国”、“欢迎平郊游击队”等大字标语，落款是“八路军一支队宣”，同时听到了远远传来的悠扬舒缓的军号声。这时，大家的心头立刻升起了即将同久已向往的中国工农红军会面的激动慰藉之情。部队还未住下，就看到几个身着灰色棉军装、背着大斗笠的军人在街上策马而过，朝游击队司令部的方向驰去，那大斗笠上用毛笔书写的“第十八集团军”的字样十分清晰。原来，这是聂荣臻将军领导的八路军一师的一部分，就是不久前在山西平型关打过一个震惊中外大胜仗的部队。 由于全体官兵的一致要求，游击队开始编入了八路军的序列，被命名为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就像一条小溪汇入到浩荡的江河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一部分。而新组成的八路军五支队后来再次返回北平郊区，打了几个胜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打下了石景山发电厂，让北平市里一片漆黑，给予日本鬼子有力的打击。 4、谁来重现“红蓝箍”？ 加入八路军不久，总队长刘凤梧和特派员黄秋萍就告诉胡可，要送他和本总队的韩风、刘秉真等几个年轻同志到军区新成立的军政学校去学习。校长就是今日人所共知的“孙胡子”孙毅将军。从此以后，在冰雪斑驳的河滩上，在生满荆棘的山路上，在寺院檐铃铁马的叮当声和朝朝暮暮的军号声中，少年胡可懂得了革命军队的宗旨和革命军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一个充满幻想的中学生，一个“红蓝箍”的小游击队员，变成了一个八路军战士。 匆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时生龙活虎般的青年都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1987年值抗日战争五十周年时，应北京市海淀区委宣传部之邀，当年平郊游击队在京的部分老同志：焦若愚（曾任北京市市长）、汪之力（曾任煤炭工业部党委书记）、纪亭榭（曾任海军航空兵参谋长）、史进前（曾任总政副主任）、王洁清（曾任工程兵学院院长）、冷拙、金振中、王建中、黄秋萍、吴敬宇、阎铁等，同去德胜门外寻访当时第二监狱的旧址，到黑山扈一带查看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彼时，游击队曾经活动过的北京西北郊，已经是楼房林立公路如网的繁华地带。当年荒僻的天门沟，就是今天解放军309医院那披满绿装的后山，病员们散步时，还能在那座教堂的废墟旁看到外国神职人员的墓碑。只是这一带的居民对于当年的“红蓝箍”，已经是一问三不知了。 平郊游击队这段历史，胡老认为应该让生活在北京的人们知道。可惜多年来未见有文艺作品来记述。它是当年社会面貌和历史走向的一个缩影。游击队里，各类人物汇聚在一起，有目标明确的共产党员，有东北义勇军的老战士，有当地破产农民和流散的国民党二十九军的官兵，有广大的“民先”队员和爱国学生，他们在短短的时间里卷入到激烈的对敌斗争之中，最后汇入敌后抗战的洪流。胡老以期待的心情等待电视台对“寻找学生军”的宣传，希望能引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
（原载2010年07月09日《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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