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求学时期
1910年的早春，朔风凛冽。冰封的东北原野上，一片凋零。寒冷的、干燥的空气团，久久地盘徊在这块土地上不愿离去。在辽河下梢一个叫弓匠堡子的村庄的一户农家中，一个婴儿出世了。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的东北作家的马加。
这天是阴历正月十八。他是家中的长子，起名白永丰。以后又陆续有了二弟一妹。
他家祖上是山东登州府人，逃荒来到东北，已有十几代务农。在清朝，隶属汉军镶黄旗。到了马加的祖父白明儒，才开始读了点书，做过乡村的私塾先生。他对文学的爱好、气质、身教目染，对马加的影响是很大的。祖父性格倔强秉正。不愿奉承权势，因此受到当地乡绅豪门的排斥，忧郁终生。
马加的父亲白清宪则走上了另一条谋生之路。他从药铺的学徒，慢慢成了一个医生。他医术精深，待人诚恳，鄙富济穷，在乡间颇有名气，马加的母亲别是个粗通文墨的家庭妇女，善良、慈祥、富有上进心。他们终日操劳，含辛茹苦，为的是把孩子们培养成人。
马加的父亲受那时兴起的新思潮的影响，很羡慕离村只有几里地的那个小火车站站长的职业。他期待着儿子学好英文，日后找到这样一个铁饭碗子，或到海关上谋个差事，他就心满意足了。可是，个性倔强的儿子却另有他属，他终于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从事文学。
马加迷上了辽河平原那一派绮丽的风光，他热爱家乡的土地，静谧的黎明里，黄鹂在村头的树趟里鸣叫，马儿在村边的草甸上安祥地吃草，弯曲的、黄浊的辽河水，在村旁缓缓地流淌着，打着浪花．载着满是盐粒的扯着白帆的船，向远方驶去……。马加在草甸上放马，在辽河里钓鱼，在草窠里捉蝈蝈，农忙时帮助大人们干农活。难忘的乡村印象，美好的东北自然风光的熏陶，这一切，都深深地影响着少年马加的性格和艺术气质。可以说，马加作品中那种淡淡的馨香，那种北国泥土般的朴素和殷实的风格，那种对东北，对家乡的诱人的抒情的魅力和散文化的美，正是来自这种自幼形成的发自内心的对故乡的赞美和眷恋的感受。
二十世纪初叶的东北，政治经济形势十分险恶，像风暴中飘泊的小船，危机四伏。内有军阀混战，土匪遍地，小农式的经济十分疲竭。外有日本和沙俄的侵略和争夺。1925年，又爆发了“郭军反奉”的内战。战火漫及马加的家乡，少年的马加也随着难民逃难。那时，辽河还常常决口，洪水一到，淹得两岸庄稼颗粒不收。农民无以聊生，逃荒在外，马加父亲的药铺子，生意长久地清冷。天灾人祸，沉重的地租盘剥，像磨盘一样压在老实巴交的农民身上，使他们喘不过气来。马加深切地同情贫苦农民的命运，对他们艰难的生计有亲身的感受，这为以后他写农民，特别是东北农村生活的题材，刻画东北农民的形象，奠定了扎实的生活基础。
当时，日本正在东北耀武扬威，开拓着新的“疆土”，气焰嚣张。离弓匠堡子村不远的七公台村，日本浪人强占中国农民的土地开稻田，肆意打死了中国农民。一连串的挑衅事件，接踵发生……。这一切，给马加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看到东北地位的岌岌可危。国耻当头，一种“国破山河在”的苍凉悲壮的心情，已经袭上了这个少年的心头……。
1925年，已经15岁的马加长成一个善良、敦厚、正直的少年。他性格内向，沉稳含蓄，神清目俊，有一股含而不露的聪颖。他第一次离开父母，到几十里地以外的新民县城里的文会中学去读书。文会中学是英国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高大阴森的院墙内，整日弥漫着一股宗教气氛。学生都要读圣经，作礼拜，学英文。这使马加感到很不习惯，他尤其不愿意读圣经。恰值上海的五卅运动爆发，浪潮也波及这里。一个叫李继渊的高年级同学，是个地下党员，他领同学们上街游行、罢课，反对读圣经，作礼拜。最后校方做了让步，斗争胜利了，马加也参加了这次抗议活动。这事件，使他初次经受了政治斗争的洗礼。
马加的国文老师王莲友和罗慕华，都是当时在东北大力倡导“五四”新文学的青年，他们在《盛京时报》、《泰东日报》上发表一些白话体的新诗，订阅传播新思想的刊物。在他们的影响下，马加初次看到上海出版的《小说世界》、《小说月报》等新潮刊物，他的面前洞开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和人生之路。他内心跃跃欲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文艺的缪斯悄悄闯进他的心田。他开始了对这个新的，生疏而神秘的王国的探求。
1928年秋，马加考上了设在沈阳的东北大学预科。这个18岁来自乡下的青年，迈进了这个有着很大声望的当时东北地区的最高学府，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是不待言的。
马加在学校里结识了两个好朋友。一个叫于卓，一个叫李英时，他们是同学，又是同乡，又共同爱好着文艺。世界的形势，东北的前途，上海文艺界的近况，总是他们的话题。而于卓和李英时当时都是地下共青团员，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在政治上对马加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三个青年都十分向往新的文学思想，都想搞点普罗文学创作。在两位朋友的鼓励下，马加初次向报刊投了稿。这篇处女作是一首叫《秋之歌》的诗，登在1928年沈阳《平民日报》的副刊上，初试成功给马加以很大的鼓舞。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日趋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冲突，使马加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他来自社会的底层，对这个黑暗的社会，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反抗。又加上个人在反抗封建包办婚姻上的创痛，及受到上海传播来的左翼文学的吸引，这一切都互相作用，共同影响着马加，使他的思想日益进步。他创作伊始，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条与这个社会抗争的叛离态度，以一个鲜明的左翼文学青年的姿态出现。他和东北大学的同学李英时、叶幼泉等共同创办了《北国》、《怒潮》两个进步文学刊物。刊物发表了《文艺与阶级》、《文艺与时代》的理论文章，宣传无产阶级的文学理论。这样的题目和内容，在当时还是十分大胆的。马加还在《北国》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母亲》，描写一个青年参加革命的故事。由于这两个刊物过于鲜明的“左”的立场，仅出版一、二期便被迫停刊了。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于1931年发生了，东北全境很快沦入了日寇的魔爪，东北大学也停课了。马加处于一种有家难回、有学难上、有国难奔的境地。他不愿留在东北当顺民，不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生活。他只身来到北平，从此背井离乡，颠沛流离，远离亲人，踽踽独行。一个刚刚21岁的青年，在人生道路上开始了艰难的跋涉，最困难的时期开始了……。
北平，这个历史悠久的古都，板着一副冰冷的面孔，接待着由远方逃难来此的儿子。马加先住在沙滩的文丰公寓里，因没有钱交房租，被公寓的老板告到地方法院，马加被关进了拘留所。他身无分文，最后只得用唯一的行李抵债，才脱了身。但以后到何处去呢？这偌大的北平，竟没有这个流亡青年的一席容身之地。到北平的第一课，就使他体验到这个社会的压迫，世态的炎凉。他无钱无势，失学失业，毫无生计。内心的正义感和倔强的个性，使他绝不学那些巴结国民党，攀权附势的同学。他不去领国民党施舍的助学金，他要凭自己的力量生存，抗争，活下去。他愤而埋头写作，倾泻着满腔的愤怒。可是一篇篇稿子写出来，却无处发表，因为这些稿子的内容实在不合那些当权者的口味。他们尚做着太平的轻纱般的梦，按照“不抵抗”的指示行事，对关外的枪炮声是不感兴趣的。东北的沦陷，好像是别的星球上发生的事情。
东北大学不久也迁到了北平，校址在彰义门里，马加常上那里去。1932年春天，经朋友介绍，他参加了党领导的秘密的“反帝大同盟读书会”，与“左联”的同志开始有了接触。在秘密读的书籍中，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对他的启迪极深。他第一次接触到“阶级斗争”、“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令他震动的字眼，一种崭新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使他对社会种种不平等现象加深了理解。通过自己切身的生活体验和感受，他豪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一新的革命理论。怀着一股炽烈的激情和强烈的阶级爱憎，他写了一首长诗《火祭》。这是一首政治倾向异常鲜明，语言铿锵犀利，节律急骤的政治抒情诗，它抒发着这个青年的觉醒，呼唤着人们抗日的心声。在这首诗里，马加喊出了：“要集中我们的力量，我们要把这古老的社会推翻！//瞧吧，这风的威，电的火，烽火的狂焰，世界上有一支新兴的势力随着杀声推展！//这资本主义社会走进它最后崩溃的阵线。”的句子。这样大胆的语言，无畏的阶级立场，在当时沉闷压抑的北平城，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气氛中，在那些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诗堆中出现，确是十分醒目的。它发表在1933年北平“左联”的刊物《文艺月报》上，并被该年的《文艺年鉴》一书评价为是这年最好的一首诗。
1932年夏天，由于生活的窘迫和他强烈萌生的回故乡去亲身体验东北沦陷生活的动机，马加毅然离开北平，经天津，走水路到营口，又坐火车，冒着生命危险返回了日寇占领下的东北家乡。
在家乡，他看到日本的国旗骄傲地飘扬在这片占领的土地上，日本兵荷枪实弹，神气十足地横行乡里，颐指气使，为所欲为。日本货比比皆是，伪“满洲国”政权俯首贴耳。他看到，故乡更加凋敝，十室九空，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使农民们的生计万分艰难，或是卖子典地，或是外走逃难。到处是一片荒凉，一股压抑恐怖的气氛。在敌人的淫威下，一些人屈服了，更多的人却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偷偷参加了当地的抗日义勇军。村里马加的一个邻居就投奔了义勇军。
马加回到家中后，没有去找事情做。他与农民在一起劳动，在乡下度过了两年光景。他继续勤奋地创作，写了长诗《血腥地带》，诗《给朋友的一封信》，小说《北铭船上》等。
辽河的水，仍旧在村旁缓缓地流淌，泛着黄浊的浪花。这条马加少年时就熟悉的河，此刻在马加的心中，却是东北三千万同胞的泪花汇成，述说着不尽的哀愁。这期间，他还到沈阳去了一趟。看到昔日的同学，如今整日泡在鸦片馆里，喷云吐雾、混混沌沌地打发着日子。日本的广告、妓院和林立的鸦片馆，把这块土地糟蹋得不像样子。故乡的一切使他触目惊心，他的心在颤抖。他决心离开这片被凌辱的土地，去追求解放之路。他瞒着父母，偷偷向舅舅借了20元钱做路费，毅然诀别了家乡，诀别了亲人，怀着刻骨铭心的爱和恨，再次流亡北平……。
这两年在故乡的独特生活体验，对马加以后的创作和世界观的改变，有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没有这种对当时沦陷下的东北农村的亲身观察和感受、没有与家乡被侮辱的农民心灵的交流，马加绝不会写出像《寒夜火种》、《北国风云录》这样出色的反映时代光芒的作品。当时，日本人对东北控制很严，只许进不许出，对抗日分子和共产党员更是格杀勿论。马加的家乡又在铁道线旁，是日本人控制最严厉的地方。马加敢于回来，是冒着风险的。回故乡的两年，为马加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和创作飞跃，奠定个扎实的思想准备和生活基础。
马加再回北平后，住到西郊清华园旁西柳村的一座古庙里，和一个油漆小工合租一间屋子，每月租金只几角钱。从此，他把创作做为自己唯一的职业，靠微薄的稿费，维持着最低水平的生活。内心积满的忧郁和愤怒，使他的心境无法平静。带着像火山喷发样的炽烈感情，他不停地写作，他写短篇、中篇、长篇，写诗歌、杂文……，仅从1935年到1937年，就写下了八、九十万字的作品。他先后在《益世报》、《大公报》、《世界动态》、《清华周刊》、《新地》、《文艺月报》、《光明》、《星火》、《黎明》、《文风》、《文学导报》上发表了中篇小说《寒夜火种》（原名《登基前后》）、短篇小说《我们的祖先》、《家信》，《小伙房》、《还乡》、《潜伏的火焰》、《演习以后》、《老人的死亡》、《鸦片零卖所之夜》、《被解放的人群》……，还有长诗《故都进行曲》。此外，还有一部20万字的小说《小工手抄》的底稿，但后来不幸于战乱中遗失。
马加还与张露薇、叶幼泉、张路一、纂灵均、王辛波、张霁中、石果等人在党的领导下，创办了《文风》、《黎明》、《文学导报》等进步刊物。并担任《文学导报》、《黎明》的主编。这个时期，马加的思想更加成熟，他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与无产阶级的伟大目标联结在一起，表现一种明确的抗日的主题。他的中篇小说《寒夜火种》是当时关内较早地介绍东北人民的生活，反映日伪统治初期东北乡村现状的作品，表现了一种严肃冷峻的现实主义基调。作者满腔悲愤的感情，通过对东北农村风景的细腻准确的刻划，通过对塞北关外源远流长的风俗人情，地方色彩和一连串的生活事件细致的描绘传达出来，给人以一种新鲜和强烈的感受。这是一本在当时很少见到的书，它使人感到一种当时东北独有的压抑的气氛。书里传达出一种与东北人民及土地血肉相连的真切心境。《寒夜火种》以其浓郁的东北地方特色，鲜明的时代感，而成为马加早期创作的代表作。在马加这时期的创作的作品中，忧郁沉闷的气氛已渐渐让位于刚劲严峻的态度，特别是在北平生活的后期更是如此。
1935年夏天，马加在北平清华园参加了“左联”。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飞跃。在他生活上、思想上最困难的时候，他找到了党，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从此，他在“左联”组织的领导下，撒传单，参加游行、集会，做宣传救亡工作……，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延安 心中的歌
1937年夏，“七七事变”爆发了，日寇的魔爪伸向华北，抗日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北平沦陷的前夕，马加把来不及带走的稿子交给友人保管，匆匆离开北平。在组织的安排下，辗转天津、济南、南京、开封、西安、临汾，一路做抗日宣传工作。年底，经王毅夫同志介绍，到一八一师做抗日宣传工作。不久，又到晋西北的抗日组织“动委会”工作，到岚县郭家村担任工作团的团长。后来，参加了续范亭领导的游击队，在雁门关外打游击。过着一种动荡，紧张的生活。
从北平出来后，连续的奔跑，颠簸，锻炼了他，西北地区人民的抗日热情鼓舞着他，他的眼光更开阔了，他的感情更充实了。但是，他的内心似乎总在渴望着什么。一次，队伍经过黄河渡口的保德县城，这里是山西、陕西两省的交界，咆哮的黄河在脚下翻腾，呼叫，马加站在河边，眺望对岸。那里就是陕北，群山起伏，草木青青。这一瞬间，马加忽然明白了，他长久以来所渴望的，向往的，就是陕北的延安！这是抗日的圣地，中国的希望。他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到延安去。
马加怀里揣着组织的介绍信，只身从雁门关外出发，跋涉一千多里，风餐露宿，身边只带着一支钢笔和一个指南针，像孩子一头扎向母亲的怀抱一样，顽强地奔向延安。1938年5月底，当跨过了延河上最后一座小桥，巍峨的宝塔山，古老的延安城第一次展现在面前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像回到了家，心中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希望。
马加首先进入延安的陕北公学学习，9月，从陕公学毕业后，分到边区文协搞创作。1938年10月，他与卞之琳、吴伯箫、韩冰野、朱野蕻，组成八路军随军战地文工团，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5月，马加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生活了近三年光景。他先后到过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冀南军区、冀中军区、晋察冀军区、平西军区，随一二九师作战，参加过陈庄战斗和滹沱河战斗。在枪林弹雨中，和战士们在一起战斗，生活，经历了严峻的炮火考验。他跟随部队行动时，总是随时留意观察和了解八路军的战士，体验他们的感情，熟悉根据地的生活，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他还收集了许多群众的语言，这三年的前线生活锻炼，促使他在思想上愈加成熟了，为他以后创作上的长足进展，做好了准备。1941年5月，当面孔黝黑，风尘仆仆，满身带着战火硝烟的马加再回延安时，他已经完全成为一名坚强的八路军战士了。
回延安之后，在他的生活里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情。
首先，他调到了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当时简称“文抗”）专门搞创作。与许多从大后方和前线归来的作家包括像肖军、罗烽、舒群、白朗这些东北作家工作在一起，在艺术事业上互相切磋磨砺，受益不少。
其次，1941年10月，他在。“文抗”入了党，介绍人是刘白羽和柳青。从此，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文艺战士。
第三件事，他与当时在中央妇委工作的申玮于1942年11月7日在延安结婚。申玮是河南人，1938年入党，也爱好文学，解放后成为一名女作家（笔名申蔚）。多少年来，他们在生活上，事业上，一直相濡以沫，成了志同道合的伴侣。
1942年5月，马加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他决心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向生活学习，向人民学习。《讲话》在他的心灵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并成为他创作风格改变的原动力。
延安的生活是很清苦的，吃的是小米饭，咸菜，穿的是粗布军装。用现在的标准看，是一种很低的生活水准。可是当时在延安生活的人们，却并不觉得苦。他们有一种幸福感，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充实感，解放感。他们朝气蓬勃，追求远大理想，踏踏实实地工作、学习、劳动。马加从心里热爱这里的生活，感到精神上，思想上的富足，他用自己的笔，反映被解放了的土地上的生活。他在延安的《谷雨》、《解放日报》上，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过甸子梁》、《宿营》、《恐惧》、《减租》、《距离》、《间隔》、《通讯员孙林》、《母亲》等。写了散文《肖克将军在马兰》，《杨秀峰片断》、《想起纪念“九一八”》、《飞龙梁上》等。特别是，他创作了一部直接取材于晋察冀四分区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滹沱河流域》，并于1945年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连载。这是当时延安出现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刚从苏联回国的肖三，欣喜地给马加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称赞了这个作品。
马加在延安发表第一篇小说《过甸子梁》时，首次使用了“马加”的笔名，并沿用至今，代替了以前一直用的“白晓光”的笔名。这新笔名的寓意，含有作家在返回延安，新的生活开始之时，时刻激励自己“快马加鞭”。
从1938年到1945年，马加在延安和解放区整整生活了七年时间，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在世界观上，他从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成长为一名自觉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在创作上，他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于自己的独特道路。努力在群众化的方向上，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新鲜的、有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艺术风格。《滹沱河流域》虽然只写了上部，没有最后完成下部，但已成为作家迈向新的，更广阔宏大艺术领域的阶梯。
这粒希望的种子，在东北殷实的原野上孕育、发芽，在华北的大地上生长，在陕北的黄土岗上抽穗，已经成熟了……。大丰收的季节临近了。
行色匆匆向东方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坚持了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0月，马加和申玮告别了延安，随干部大队行军开赴东北。他们渡黄河，跨吕梁，赶到张家口。由于前方战局的变化，前行受阻，只好暂时在此滞留。马加在《晋察冀日报》社担任文艺副刊的主编，申玮则在报社担任记者，每天都很忙碌。
1945年5月初，前方的局势稍稍趋于平稳，他们就又匆匆地上路了。当他们经承德、赤峰、开鲁，抵通辽后，才知道我军已主动撤出四平，到北满的铁路已经中断了。要到北满的东北解放区去，只有穿过内蒙的东科尔沁中旗大草原。那是茫茫数百里的大草甸子，人迹稀少，情况不明。但马加回东北的心情是那么迫切，他不愿意在通辽多耽误一天的时间。正巧，有一支由军队干部组成的小分队准备穿过草原继续向北前进，于是，马加夫妇临时决定加入他们的队伍。他们匆匆收拾了行装，便上路出发了。马加没有料到，正是由于这次不寻常的充满曲折历程的行军的触发，才诞生了他那部最著名的小说——《开不败的花朵》。
这支干部小分队的领队是曹志学团长，还有杨政委、王耀东副团长等十几位八路军团职干部，再加上少数地方干部如马加夫妇、汪洋等人，组成30多人的队伍，分乘四辆胶轮马车，出了通辽城，驶进了神秘莫测广袤的东科尔沁中旗的奈曼草原，目的地是瞻榆县城，那里当时还是我军控制着。
马加在他的小说《开不败的花朵》的开头，是这样描绘这次草原上的行军的，在此不妨照录：
五月梢，在蒙古草原上，到处都是开不败的花朵。
这里是东科尔沁中旗大草原，一望无边。
响晴的天头，天空瓦蓝瓦监的，连一丝一挂的云采也没有，燕子在天空飞着，鹅鹂唱着歌。
地上是一片崭新娇绿的草色。在草窠子里，开放了蓝色的马兰花，粉色的喇叭花，小瓣的猫眼睛花，素淡昀野菊花。风吹过来，簇簇的五花杂草全在点头哈腰，车轱辘莱尖又尖，狼尾巴草挑起了小旗。
有四辆胶皮车，出了通辽县城，朝西北方向走。车把式耍着鞭杆，马耍欢，胶皮轮子在草上压了浅浅的沟。
……
行军开始几天是很顺利的，草青地阔，人心振奋，车走得很快。已经走了三天，还有一天就到瞻榆县城了，这时，迎面走来一个老乡。车把式喝住马，上前问路，那人反复打量着这几车八路军装束的人，迟迟疑疑的，最后实话告诉说:
“你们不要往前走了，瞻榆县里的保安队叛变了，投了中央军。一色都是蒙古马队，一会儿就要奔这过来。”
“叛变的保安队现在在哪里？”
“就在三家子村。”
正前方，三家子村的轮廓已依稀在望！说话间，叛变的保安队已经冲出了村，一场实力悬殊的遭遇战就这样意外地降临了。这以后，干部队终于突围了出去。而马加也经历了战斗、突围、与队伍失散、自已寻找队伍、巧遇农民搭救等一系列曲折惊险，历历难忘的波折，最后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队伍里。王耀东副团长，在这次意外的遭遇战中光荣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也是东北人，“九一八”后流亡关内。现在，他踏上了家乡的土地，却为了家乡的土地和人民，长眠在这里。草原上难忘的经历，特别是王耀东同志的壮烈牺牲，深深地触动了马加的心。这以后，经过四年时间的沉淀积累，他终于捕捉到了充实完美的创作素材。他将草原上不败的鲜花，将草原的历史和蒙古人民英勇斗争的美好传说与今天的人民解放斗争，与王耀东烈士洒在草地上的鲜血联系起来，从而进发出灿烂夺目的革命理想的光芒。1950年，中篇小说《开不败的花朵》问世了。它是我国建国初期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小说连续再版14次，粉碎“四人帮”后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它被译成多国文字，并被收录进《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开不败的花朵》是马加最优秀，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它在建国后的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1946年6月，马加夫妇来到了合江省省会佳木斯。在马加的一再要求下，组织上派他到桦川县长发屯土改工作团参加土改斗争，担任副团长。当时北满的农村里土匪很多，老百姓还有传统的中央军正统的观念，群众存有顾虑，还没有发动起来，土改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在桦川县，马加先后到过长发屯、顺山堡、高家村搞土改，整天和农民吃住在一起，挨家挨户耐心发动群众，交农民朋友。成立农会，分田分地，斗地主，分浮财，分青苗，分牲畜，工作开展得热火朝天。农民兄弟翻了身，马加深深地为他们高兴。在这段日子里，他感到自己和贫雇农的感情简直难以分割了，他的内心，汹涌着一股强烈的要表现他们的创作激情。
1947年冬天，马加到佳木斯市郊的高家村（后改名为江山村）突击了十天的土改工作。过了新年，又在那里呆了两个月光景。江山村土改开头的十天，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两年土改的生活积累终于在这十天的体验中找到了突破口，内心贮藏的众多的农民朋友的形象纷纷跳出来，晃动着，逼迫作家去表现他们。在这股强烈的创作激情的冲击下，马加写出了他的又一部著名的中篇小说《江山村十日》。
《江山村十日》出版于1949年。它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草明的《原动力》、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先后问世，互相衬映，是当时解放区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代表着解放后的东北文学的灿烂收获。被推荐为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优秀作品。它先后再版了13次，在第一次东北文代会上刘芝明的报告中，在王瑶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都论及它。《江山村十日》是马加创作中的重要作品，从这部书开始，他形成了一种自己独特的具有鲜明东北地方气息的创作风格。
马加的《江山村十日》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都取材于伟大的东北解放区的土改斗争，是两部优秀的中长篇作品。但在创作风格上，两部小说也的确各有所长。《暴风骤雨》写得很有气势，也很动人，获得好评。但到底是外乡人写东北，不像《江山村十日》那样，是东北人写家乡，从外在到内里的血液中，都掺进地道的东北的气息，东北人的情。《江山村十日》对北满地域风情的描写和对东北农民语言的运用是很成功的，使得该书的生活气息更加迷人了。
沸腾的生活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12月，马加从哈尔滨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回到了沈阳，在东北文协从事专业创作。当时，东北文协已从哈尔滨迁到沈阳，地址在沈阳大西门里一幢圈形的二层楼房里。周立波、舒群、罗烽、白朗、草明、谢挺宇、蔡天心、井岩盾等许多作家都在这里。周立波和马加担任《文学战线》的主编。不久，东北作家协会成立，马加开始任副主席，以后又任主席。在家乡的土地上，在解放了的和平宁静的环境下写作，是马加向往已久的。看着饱受凌辱的东北人民从此真正当家做了主人，他由衷的高兴、振奋，他的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旺盛期。《江山村十日》出版后，马加很快又写完了《开不败的花朵》。之后，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抗美援朝的斗争中去，到朝鲜采访，体验生活。他与舒群、鲁藜同志一起，随志愿军后勤分部活动。回国后，很快写出了又一部长篇小说《在祖国的东方》。
长篇小说《在祖国的东方》描写的是志愿军一支民工队的战斗生活经历。小说并列表现二条线索，交叉描写着前方民工的英勇事迹和后方人民的支前活动。为了写好这部作品，马加在辽宁丹东的宽甸、河口一带较长时间地深入生活。小说的后方生活场景便是以这一带为生活的基地。在写法上，马加避开了他不太熟悉的朝鲜战争的战斗场面，而选择了志愿军后勤工作来表现伟大的主题，歌颂中朝人民可歌可泣的英雄力量。这本书于1954年脱稿，1955年出版，成为马加创作的又一个值得纪念的力作。1951年冬天，马加参加了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苏联去访问。1955年夏天，他又访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两次出国访问回来后，他写下了不少散文和游记，赞美中苏、中蒙人民之间的亲密友谊。1953年，马加参加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当选为全国作协理事。
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成立，马加任主席，党组书记。1960年6月，马加到北京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7月，参加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再次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两次会议的空隙，马加夫妇自费到南方旅行访问。他们到了广州、海南岛、云南的石林、大理等地，留下了许多新鲜难忘的记忆。他用一组南行的系列散文，抒发自己对祖国河山和人民的热爱。其中，《金花的故乡》、《石林之歌》、《鹿回头村一老人》、《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等篇，写得非常成功，获得很好的反响。
马加是擅长写小说的作家，但这并不妨碍他去写散文，爱散文。他对散文可以说是有些偏爱，以致于越写越放不下，越写越多，越写也越好。他的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朴素、自然，就像他的为人一样，质朴和内向，像沉默的黑土地，厚重深沉，焕发着一种北方特有的芳香。1990年出版的《马加散文选》，收录进了他的主要散文作品，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创作风采。除上面提到的几篇之外，像《祖国的江河土地》、《蒲河草塘》、《青山不老》、《生命不息》、《酿造生活的战士》，《森林里的民族》等，都写得极有特色。它们有的是怀念挚友的，有的是抒发建设新生活的感受的，有的是回忆逝去的难忘生活的。它们共同的风格，就是朴实和自然。马加的散文，像山泉的流水，潺潺湍流，平淡中显得不露声色，内在却很有嚼头。质朴、平易的语言，传递着真挚的感情，成为马加创作整体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1955年，马加到辽宁盖县花园坨村深入生活，住了很长时间。在这里，他交了不少农民朋友，像陆德广、罗凤云、李淑贞、周廷原、复员军人高升林等，产生了很深的感情。而他最熟悉、最要好的朋友，是基层村干部李明新，一个大公无私，舍得把自己的全部献给觉，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人。在他们身上，闪耀着社会主义新农民对生活追求的信念。当时，正值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高潮，马加为农民的崭新精神面貌所感染，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红色的果实》。
1959年，长篇小说《红色的果实》出版了，这部书反映了马加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农村题材创作上总的收获。小说的素材来自马加在盖县农村的生活体验。小说描写一个在朝鲜战场上双目失明的残废军人曲世青鼓起生活的勇气回到家乡，积极筹办农业合作社的经历。小说表现了社会主义农村中新的人物，新的生活，新的题材。浓郁的辽南地方气息和富有时代感的人物形象，使这部小说显得异常质朴、亲切。小说的语言也极富东北地方特色，读后令人难忘。
作为一个作家，马加在创作上总有一股“创新”的势头。他很少用别人已写过的套路，即使是相同的题材，他也总是追求自己的路。当时的中国作家们写农业合作化题材的作品已不少，但马加绕开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这些热门的时尚的主题，而专事去塑造农村中新的人物，把人物放在他作品的中心地位去表现。另外，他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往往也不是那种很高大，很完美式的，而是带有某种缺点，是成长中的，甚至有的还有某种生理缺陷，如曲世青式的。他们是普通的人，是不像“英雄”的英雄。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马加往往不刻意追求那种情节的波澜、冲突和悬念的安排，而是让情节本身也像生活那样自然地发展着，让人物在平常的生活中成长。一句话，马加追求的不是那种直感上的效果，而是创造一种意境，一种平淡的，朴素而沁人心脾的意境。让读者在某种意境中去玩味、享受。淡化和自然的写法，是马加创作的特征。在《红色的果实》里，在《江山村十日》和《开不败的花朵》里，都有这种东西，这种朴素、深沉、平静的美，是作家的鲜明印记。
从1960年开始，国家经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马加和机关的同志一起与困难搏斗。大家吃代食品，省吃俭用。为了解决饥荒，马加主动和新民县的同志联系，在那里办了一个机关的农场。
1962年夏天，周总理来到沈阳。一天晚上，他和邓颖超同志到张学良将军的旧居少帅府散步，正巧辽宁省作协机关就在后面的红楼，马加接到通知匆匆赶到。总理热情地和他握手，介绍身边的邓大姐，同时关切地询问他的创作计划，询问作家们的生活状况和对付经济困难的办法。马加汇报了在乡下办的农场，提到当地的老乡说农场的玉米能亩产五百斤时，总理高兴地笑了，充满信心地说：
“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已经开始好转，而且会一天天好起来。”
周总理的话深深鼓舞了马加。那时仍然是困难时期，周总理却高瞻远瞩，预见到经济局面的根本扭转。周总理深入群众，平易近人，亲自下基层调查的作风，令马加激动不已。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回忆起这次短暂的接见，马加总感到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着他。他时刻提醒自己，要按照总理的要求，更好地工作，更多地创作。
在新民县的日子里
马加的创作，能够将关外地域源远流长的风情习俗的生活场面用一种“北国式的美”表现出来，这种艺术特点，从根本上说，应得益于马加在东北农村长期的生活体验。
1958年10月，马加全家从沈阳搬到新民县兴隆公社安家落户，以便长期深入生活。为了工作和体验生活便利，组织上任命马加兼任新民县委副书记。
从城里搬下来后，全家住在公社旁一座平房里，土垒的墙，墙旁种了一排小杨树。墙外是一条大道，赶集的农民络绎不绝。马儿咴咴的叫声，马车吱吱的响动声，混杂着庄稼的芳香，不时地飘过墙来。那时候，马加常常到下面去，有时在县里开会，一边深入生活，一边写作长篇小说《红色的果实》。孩子们都在当地的农村小学读书，粮食关系、户口都转下来了。一直到1961年为止，全家在这里整整住了三年。
1963年，度过了暂时的经济困难时期以后，马加又来到了新民县长山子村，准备在这里长期蹲点体验生活。
马加刚来时，长山子还是个很穷的村庄。山是秃山，水是恶水，群众生活很困难，光缺粮户就占了一半多。看到这种情况，马加决心首先帮助群众摆脱困难的局面，迅速改变长山子村的面貌。他决心和长山子村的群众并肩战斗、同甘共苦，就像过去在北满土改时和贫雇农在一起时一样。
马加住到大队支书王恩成的家里，在他家东屋北面，又间壁了一间小屋，里面搭铺小炕，放张桌子，这就是他的新“家”了。他和王恩成全家在一起吃饭，白天下地干活，访问群众，同时开始酝酿创作长篇小说《北国风云录》。
马加和王恩成走遍了长山子村的沟沟坎坎，一同进行长山子村的远景规划。为了让秃山尽快绿起来，马加特意请省农科所和沈阳农学院的朋友帮忙指导。又从他的老朋友，盖县花园坨村的李明新那里请来果树技术员，运来果树苗、葡萄苗，在山上栽种了上万株苹果、梨、山杏、葡萄和各种树木，荒山变得一片青翠嫩绿。他还和长山子村农民一起，修了一条引水渠，把辽河水引进来，种上了稻田。秋天，长山子人第一次吃上了自己种的大米。
马加还和长山子村人一起改良猪种、鸡种，建学校。他用自己的稿费买了一些书籍，帮助村里建立了图书室。他还把自己准备在长山子村长住下去而盖房的木料无偿送给了小学校盖校舍。长山子村的老老少少，都熟悉他，亲近他，有心里话愿意和他讲。他的汗水，洒在这里的山岗上，地头上。那时，还正是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十分注重形式上的轰轰烈烈。外村开会，学习，经常一弄就是夜里十一、二点才结束，而社员白天还要干活，乏得很。马加私下嘱咐王恩成：“咱们村开会不搞形式，顶多一个小时，最好半小时就结束。”这些体谅方便群众的措施，自然颇受群众的欢迎。
就这样，马加和长山子村的干部、群众，通过一桩桩，一件件的实事、好事，奋斗了两年，终于改变了长山子村的面貌。到文化大革命前夕，长山子村在各个方面，都走在全公社的前列。这些，长山子村的群众至今没有忘记。群众的心是实在的，眼睛是雪亮的。“文革”初期，机关里的造反派到长山子村来搞外调，收集马加的“材料”，却没有从这里的群众口中掏走一个字。长山子村的群众用他们的心窝子，用他们无言的行动，保护了这个他们认可的，属于自己的作家。关于深入生活的感受，马加自己这样说道：
长期以来，深入生活成为我的必修课题，土地改革，我下到佳木斯的乡下；抗美援朝，我跨过鸭绿江，吃过志愿军的炒面；农业合作化，我住到盖县太阳升公社，交了一些农民朋友；建立人民公社，我到新民县兴隆公社落户，又去长山子大队蹲点，一蹲就是几年光景。我和社员们一块铲地，栽植果树，我花了劳动，也看到了开花结果。（《马加文集•写在前头》）这是他深入生活的真实写照，是一个人民的作家和人民水乳交融深情的倾吐。是啊，他在生活中播下了种子，必定会收获丰硕的果实。
文化大革命后的岁月
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中国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悲剧和厄梦之中，马加也被冲击，批斗，进干校，下乡插队走五七道路，整整被迫搁笔了十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马加作为机关的头号“走资派”，首先遭到冲击和批斗，作品也被打成大毒草。作家本人从此处在无尽的检查、被批斗、惩罚性劳动之中，并被关进了“牛棚”。1968年，到辽宁盘锦的省五七干校劳动。1969年冬天，马加夫妇又被安排到内蒙昭盟的宁城县四道沟公社去“插队落户”，随身带户口、带粮食关系、带工资、带工作关系、带家属，在荒僻的山沟里生活了两年光景。1972年春，转到辽宁省新民县继续“插队”，当五七战士。不久，马加被“借调”回到了沈阳。由于当时各个文艺机关几乎都被“砸烂”，不复存在，所以暂时安置到省新华书店，以后，又调到省文艺创作办公室，在长篇小说学习班里做些创作的辅导工作。家搬到了省新华书店机关楼上两间原先做书库的屋子里，生活仍很艰难。
“文革”中的岁月，对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堪回首的。每个人的坎坷经历，恐怕几天几夜也说不完。马加自然也不例外。对于这一段生活，本文不想细说了。总之，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不能拿笔创作的精神痛苦更甚于肉体上的折磨，但他还是熬过来了。本以为借调回城后会好一些吧，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又愈演愈烈，连想接着写《北国风云录》的愿望也被一些人当作“回潮”的新动向而被注意，这部小说的创作不得不再次中断。马加的命运像一叶小舟，在变幻动荡的时代风雨中沉浮颠簸，身不由己。不拿笔吧心不甘，写吧又不能。这种窘困，直到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后才结束。
在“文革”的十年中，马加只写了《青山不老》和《赞“泥腿子书记”》这两篇散文，他的创作竟出现了罕见的停顿，宛如一座正在猛烈喷发的火山口，突然间却平静停止了喷发。究竟该怎样看待这种反常的现象呢?应该说，在当时的中国作家中间，这种创作被迫中止的情况是较普遍的。其中根本的原因，还应该从国家的、时代的大背景下去把握、认识。其中的深刻教训，值得后人深长思之。
1977年，恢复了创作活力的马加写了散文《回到杨家岭》、《祖国的江河土地》，评论文章《“文艺黑线专政”论必须推翻》。1978年，又一气写出了长诗《延河曲》，散文《酿造生活的战士》，评论《<天安门诗抄>笔谈》、《拨乱反正、繁荣创作》、《纸老虎与乏走狗》、《文艺界需要民主》、《新的长征颂》等。在短时期内写出这样密集的评论文章，在马加的创作经历中是没有过的。它反映了作家心底火山喷发样的创作激情，抒发了作家对极“左”思潮的愤懑。
1978年，马加当选为辽宁省政协常务委员，小说《开不败的花朵》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1979年，马加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再次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以及中共辽宁省委委员。他的小说《江山村十日》由春风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同时，他又任辽宁省文联主席，辽宁省作协主席，党组书记。1982年，他还当选为中共十二大的正式代表。他的工作日渐繁忙，社会职务也较多，但对创作却抓得更紧了。他要追回已被耽误了的时间，身至暮年之际，却迎来了一个创作上全面丰收的黄金时期。
从1979年到1986年，马加共发表了50余篇各类题材的作品。题材与形式的广泛，思想与内容之深邃，使人耳目一新。这里面，不乏深情地回忆自己的创作生涯，总结创作经验的文章。其中评论《从生活谈起》、《谈文学的语言》、《历史的春天》、《写真实》，及散文《我的第一篇作品》、《昭陵二载》、《群星灿烂的北方》、《棒槌岛的风雨》、《暴风雨袭击了我的童年》等，都是深沉富有意蕴的属于切身感受的积淀。他还分别为《柯夫戏剧集》、《夕照明诗词选》、《文学的艺术技巧》等新书作序，扶掖文学新人。1983年，笔耕多年的长篇小说《北国风云录》终于出版了，这一年，他已是73岁高龄了。
1979年后，马加的创作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他的身体已步入老年，创作却依然年轻，笔耕不辍，硕果丰盈。作品也愈发深沉、成熟。1984年，马加患了双目老年性白内障，视力严重下降，要靠放大镜才能写作。但他仍然在出版长篇小说《北国风云录》之后，奋笔完成了它的续集，又一部长篇小说《血映关山——神州烽火录》，并于1989年出版，这对于一个年愈古稀的老人来说，多么不容易啊。它意味着坚强的毅力，意味着信念和一种奋进的精神。在他个人的创作生涯中，晚年拿出了这样沉甸甸的厚重的力作，攀上了自己的艺术峰巅，无疑是奇迹般的事。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时代、环境和作家个人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使人惊叹中国作家伟大的精神力量和似乎无尽的艺术潜能。
《北国风云录》姊妹篇是马加一生中最重要的长篇小说，是凝其毕生心血的扛鼎之作。小说虽出版于作家的暮年，但酝酿和部分初稿却是在“文革”前就开始了的。它的出版了却了作家多年的夙愿，也是作家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
小说的主人公周云，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来自东北农村的一个青年。他考上了沈阳的东北大学，酷爱着文学。他追求进步，反抗封建包办的婚姻。他的身上，明显带着马加自己的影子，从而使这部作品有着浓重的自传性质。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沈风，原是东北军中的一个下级军官，一个比较成熟的年轻党员。作品以周云和沈风的经历为中心，展开双线条交替叙述的结构框架，再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至四十年代初期我国北方社会的宏大生活场景，表现社会各阶层在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时刻形形色色的面貌，歌颂了东北人民民族觉醒求解放的意识，反映了爱国、抗战、革命的历史趋势。这部作品的人物有农民、工人、大学生、商人、大地主、伪吏、国民党要员、汉奸、八路军战士、中央领导直至党的地下工作者等等，组成了一个丰满鲜活的历史人物画廊。这部小说的场景宏阔，地域性鲜明，以东北辽河套的乡村为依托，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辽河的大水灾写起，到东北大学的校园；从“九一八”事变，到弦乐声声，醉生梦死的北平城；从沦陷中的东北农村，到八路军抗战的前线；从北平地下党的斗争，到延安的难忘岁月……。目光掠览了从“九一八”到日本战败投降这一历史纵轴的波光云影，多方位、多角度地描绘了在那风雨如晦，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时代的中国的风云图。这样厚重、宏伟的题材，这样广阔地域的历史生活场景，这样庞大鲜活的人物群像被马加熟练自如地表现出来，表现出一个成熟的作家的能力，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东北社会的具体生活场面。这样的工作，这样的作品，在中国作家中还是头一个。如果说从艺术的角度，完整地开掘一个历史时代的本质而言，《北国风云录》姊妹篇无论在各个方面，都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个”。它达到的高度，它的价值，超过了《开不败的花朵》和《江山村十日》。
《北国风云录》出版后，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全国各刊物上发表的专门评论文章已逾50余篇，《文艺报》、《光明日报》、《文学报》等报纸都登载了评介文章，小说还被辽宁省政府评为优秀文艺作品创作一等奖。
写完这两部重头作品以后，马加开始从事一些回忆录、散文类文章的写作，有时也为别人作序。在马加这时期的创作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有小说《烟泡》、散文《群星灿烂的北方》、《我的第一篇作品》、《长山子的风光》等。那质朴的文风，真挚的感情，优美的语言，地道的东北风情，仍然保持着马加一贯的风格。尤应一提的是散文《棒槌岛的风雨》，它是马加为纪念挚友丁玲而写的，深情的永久的怀念，令人难忘。
1987年，马加年事已高，他主动辞去了所担负的各种职务，正式离休。但是辽宁作协的同志们还是把他选为省作协的名誉主席。马加退下来后，安静的在家写作，养病。他的心里，依然关心着祖国的文学事业，依然关心着文学新人的培养。他的心，依然为祖国，为文学，为东北人民而跳动着。有时摆上一盘围棋，或是到郊外钓鱼，既是一种休息，又是一种精神上的乐趣。
1994年9月22日，与马加相濡以沫的老伴，女作家申玮去世。马加为纪念爱妻，亲自编辑印刷了《申玮纪念集》。1995年，马加开始动笔写作晚年的最后一部力作，长篇传记体回忆录《飘泊生涯》。该文被《新文学史料》连载，并收入其后出版的《马加文集》中。这一年的9月，马加的家乡，辽宁省新民市的“马加资料馆”正式开馆。该馆收集有马加的书籍、手稿、评论文章、资料、书信、照片、文物、及在新民生活劳动时用过的农具等，该展馆已对外开放。
1996年6月，由白长青主编的研究马加的资料专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马加专集》，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7月，由辽宁省作协主办的“马加创作生涯研讨会”在沈阳召开。与会者对马加长达70年的创作生涯及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98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马加文集》（共7卷）。
2000年2月，在马加90诞辰之际，辽宁省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作家”的称号，并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同年，马加写作了散文《九十感怀》，抒发自己创作的心路。对祖国、对人民，充满了一个革命文艺作家的挚爱之情。
马加晚年，身体日渐多病，在家静养，时常咳嗽发烧，导致肺部屡现炎症。2004年春，入沈阳的中国医大一院住院治疗。2004年10月21日在医院病逝，享年95岁 。
马加去世后，辽宁省政府及辽宁文艺界，为其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辽宁省作家协会编辑出版了《人民作家马加》纪念文集。2010年3月，在马加诞辰100周年之际，辽宁省文艺界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东北人民的好儿子，人民作家马加，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注：原稿发表于1994年《新文学史料》第2期。结尾处作者略作补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