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
——刘绍唐和他的《传记文学》
台湾诗人楚戈说：“历史是过去了的事，使过去了的事，永远也不会过去的是传记文学”；旅美史学家唐德刚说“（刘）以一人而敌一国”。前者作为经典广告语，长期镌刻在《传记文学》的封底，后者成为一则语萃，在华人史学界流传。显然，这是对刘绍唐和他的《传记文学》的一种肯定，“良非过誉也”。
刘绍唐（1921—2000），原名宗向，祖籍河北芦台，生于辽宁锦县。“九一八”事变后，刘流亡山东、上海、南京，抗战胜利后入西南联大，复员后分由北大毕业；曾参加南下工作团，在新华社、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工作。1950年由香港至台，曾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被美国新闻处翻译成十六国语言出版。刘绍唐到台后，先后供职于“中国出版社”和“中央党史会”，与文史界人士多有接触，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各受其主的关系，许多史实难免不受歪曲”的现状，加之受胡适对传记文学鼓吹的影响，又不愿靠别人发饭票过日子的刘绍唐，在胡适、毛子水、沈刚伯等前辈的鼓励下，创办了《传记文学》。
《传记文学》于1962年6月创刊。刊名由北大老校长蒋梦麟题签。创刊初期，刘绍唐忙于邀稿、审稿、校勘、考订和督印，整天骑自行车奔波在台北大街小巷；夫人王爱生则负责会计、总务、发行、邮寄等业务，难怪刘绍唐对妻子说“这是家庭事业”。此后的38年，编辑部、发行所全设在宅内。刘绍唐干脆在办公室支了一张床，真可谓夙兴夜寐、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刊物容量由最初的40页扩至154页，图文并茂。60年代末的某晚，他驾小货车送杂志，小巷灯光昏暗，他一头撞到电线杆上，磕掉了两颗门牙！稍有规模后刘绍唐才聘三、五个编辑做帮手。截止刘绍唐去世，他单枪匹马，谢绝任何政治或经济集团的支持，独自惨淡经营杂志兼传记文学出版社38年，从未假手他人。这在中国近代出版史是个奇迹。480期刊物从没有过中断或脱期，其作者阵容鼎盛，囊括台岛及海外一大批政要权贵、文坛耆宿和名流雅士：早期有陈立夫、陶希圣、罗家伦、李济、沈刚伯、毛子水、蒋复璁、陈纪滢、叶公超、浦薛凤，林语堂、梁实秋、苏雪林、吴大猷、周策纵等。后期有唐德刚、陈香梅、杨步伟、柳无忌、顾毓琇、陈存仁、夏志清，季羡林、吴冠中、王若望、王映霞、卜乃夫等等，尽皆一时之选。内容涵盖王云五、陶希圣、于右任、曹汝霖、黄兴、蔡元培、丁文江、胡汉民、陈济棠等名流的自传，或评传或年谱、或回忆录、或日记和史事研究等。此外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书》244种，《民国史料丛书》22种（含冷门《中国经济志》、《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和《江河修防纪要》等稀有资料），《传记文学集刊》4种，以及《民国人物小传》20册，含民国重要人物小传2000人之多。对陈寅恪、徐志摩等人的研究或全集的出版，领先大陆二十年。有人幽默地说：“《传记文学》是引领读者入民国史大门的入场券，刘绍唐就是那卖门票的老头，一卖卖了四十年。”还有人说他的杂志“把许多死人办活，把一些活人办死”。1982年，唐德刚参加“传记文学20周年纪念会”，见那期杂志正发行到242期，和他手中持有的大陆《文史资料》的期数偶然巧合，唐氏喟叹刘绍唐“以一人而敌一国”。后此话不胫而走，被广为引用。《风云时代》介绍刘绍唐其人时说：“先生为《传记文学》创办人，独立主持《传记文学》38年，出刊400余期，对民国史、现代史之贡献，至深且巨，影响力已遍及全球华人社会及国际史学界。旅美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谓先生“以一人而敌一国，乃为海峡两岸史学家所认同的公论”。
对刘绍唐也有不同的声音，以李敖为代表。他在佩服刘三十年来在结合史料方面所作努力的同时批评道：“刘办《传记文学》有功有过，功在很技巧的显出了（还谈不到揭发）国民党的许多糗事；过在泥沙俱下，也帮国民党做了不实的宣传与伪证。”又诘问：“看了《传记文学》中那么多肉麻当有趣的杰作，那么多数不完的丰功伟业，绍唐大哥，你难道不奇怪：如果他们那样行，大陆怎么还会丢？”
是耶，非耶？尚待历史评说。但刘绍唐的办刊方针和敬业精神确给我们不少借鉴和回味的地方。 “三不”•三个“有所不为”•唐德刚
《传记文学》的发刊词是刘绍唐亲撰的。他在办刊宗旨中说：“《传记文学》是以传记为领域的一种文学，任何与传记有关的文字与资料，都是传记文学的作品。”“目的是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提倡不为贤者讳，不为智者讳，大家写，写大家。还说它是一本学术性与文学性兼容的杂志，对稿件的要求是“态度力求严肃，文字则不妨轻松隽永，以轻松隽永之文学笔法写严肃之真人真事。绝不阿谀颂扬或恶意贬损，也绝不以内幕新闻或低级趣味相号召。”特别强调：“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
刘氏主持《传记文学》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令刘氏本人自豪的、读者乐道的是刊物践行的“三不主义”。一、不登化名或笔名文章。（以考据闻名的胡适曾对刘提醒：担心有些人用化名不负责任地乱写东西，彼此间以不实之事相互攻讦）二、不刊当事人健在（回忆录、自传除外）的文章与寿庆应景的诗文。因此类文章空泛，有互捧之嫌，乏史料价值。为坚持这一点，刘不惜开罪了许多朋友。三、“不炒冷饭”，坚持首发。据刘的老友胡子丹说，他曾想把发过的长文《我在绿岛3212天》缩成短文给《传记文学》，刘以“毕竟还是一碗冷饭”婉拒。在经营上刘绍唐坚持三个“有所不为”。一、绝不乱用刊物、利用人情去兜售广告；二、绝不利用刊物、利用人情到处伸手要钱；三、不利用任何关系和人情去推销杂志，靠杂志本身的特色去打天下。刘绍唐认为“这不是自命清高，这是维持一个杂志的风格与尊严”。刘氏不愿在他人屋檐下“端人碗”，而失去刊物独立的品格。刘绍唐既没有政治背景，又没有资本，更况那时台湾还没“解禁”，他游弋在政治的夹缝里、生活在钱囊的羞涩中，他咬牙坚持这“三不”和三个“有所不为”实属不易。世人交口称赞他有“文人风骨”。
《传记文学》当初的一纸风行，激起了台湾相关传记和文学期刊的出版繁荣。刘绍唐竭力倡导的“口述历史”洋玩意，在台也得到普遍运用。他培养、团结了一批实力雄厚的作者队伍。
实事求是，今天检视刘氏的“三不”，也有“例外”：诸如刘绍唐尊崇蒋廷黻，蒋去世后，刘绍唐曾组发若干组追怀文字，称颂功德者多微词少。在三个当事人都作古后，刘化名赵家铭（造假名谐音）写了《蒋廷黻的婚姻悲剧》，披露了蒋身后同时有“两个女人”的往事。据在《传记文学》工作10多年的陶惠英先生披露，刘偶也为作者隐去真名，如以郭学虞署名的《胡适与陈衡哲的一段往事》，真正的作者是李敖。因李当时正在《文星》杂志呼风唤雨，刘觉得用真名诸多不便。“都是基于当时的某些特别的考量。”另，郭冠英自语张学良九十大寿时，他曾以高茂辰笔名发了一篇祝寿文字，刘绍唐也感慨这是“一文破三不”。不过，那是刘氏蓄意而为。刘绍唐与张学良是同乡，戏称张“乡长”。两人有私交。刘对张甚为崇敬，一次陪张学良吃饭，他坐张一侧，鞍前马后“保驾”。杯酒已斟满，刘忧张年迈酒力不胜，主动倒一半在自己的杯里，对众人说“老乡长不能多喝”。张学良是东北汉子，笑对刘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小气？倒满！”一下喝了两瓶白兰地。刘绍唐“醉翁之意”是想在酒席上成就大事：推荐唐德刚（1920—2009）为张学良作“口述实录”。刘绍唐说他的此举“全为了历史，为了张学良好”。酒后刘绍唐还恭恭敬敬给张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
“日昨上一函，谅蒙 察及，关于吾公回忆录与口述历史事，本有数语奉陈，因恐交浅言深，又易开罪他人，故欲言又止。但反复思之，吾公为国家之人，吾公历史为国家历史一部分，晚如不就所知掬诚已告，心实难安。”……
遗憾的是这件事后来还是泡汤了。有人说是唐德刚在哈德逊河畔与贝夫人（贝祖贻夫人蒋士云）同搀着张学良的手的一张合影，招惹赵四小姐大为不乐，不给采访的入场券。实际上“张史”之腰斩，是《中国时报》的某记者，不向当事人求证迳发消息，造成多方尴尬，张学良也怕再惹麻烦，而作罢。刘绍唐为此事告吹，扼腕不已。
然而，就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及组稿技巧，刘绍唐与唐德刚的精诚合作很值得大书一笔。
如果说刘氏构筑了民国史长城，谁也不能否认唐德刚是这座长城上一块重量级的基石。唐德刚为《传记文学》写了20多年（迄今未辍），他的“唐氏五书”（《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五十年代的尘埃》、《史学与卜学》和《书缘与人缘》）大都是在《传记文学》先发表，后陆续成书风行天下的。2006年又被广西师大出版社引进在大陆出版。唐德刚在追忆刘的悼文中说：“若论个人友情，近三十年来，绍唐兄实在是我在台湾宝岛朝野的社交圈中，往还最全面、友情最诚挚的接待员、指导员和电话总机。”说刘是孟尝君，还倾心代其照顾在台的老泰山吴开山先生，尽“半子之孝”。刘唐相识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经吴相湘教授绍介“识荆”。说来有趣，第一次见面，唐德刚便出了一个大洋相。他们三个人宵夜后，唐把第二天要作报告的稿子丢在南港。时已深夜，开车技术不怎么样的刘，冒着危险摸黑颠簸在乡间小路，终把皮包找回。刘的热情令唐十分感动。唐本以壮士断腕之慨决意“自我封笔”，不再用中文写作了，致力为哥大“中国口述历史部”工作，写了几百万字的胡适、顾维钧、李宗仁等回忆录。而刘绍唐对《胡适口述自传》有兴趣，拟出版。唐对刘说此书原为洋人写，较浅，乏新意，版权又在哥大手中。刘对唐拍胸脯，他愿出中文版，如有版权纠纷一切法律责任由他负。唐为刘的侠义精神而动情。哥大的版权松动后，唐同意出中文版，但实在不愿自译，禁不住刘的“无数次”越洋电话粥，唐难以谢绝，不得已“下海”重作冯妇。中文版“胡传”出版后社会反映效果奇好，刘乘胜追击还要为唐出书。唐成了“过河卒”，重新启笔，遂有“唐氏五书”饮誉海内外。唐说他为《传记文学》写了20多年，从未间断。两人关系何以如此亲密？唐说他俩是“臭味相投”，又自谦地引韩愈的“伯乐说”而比况。笔者以为刘绍唐为唐德刚“作嫁”两不吃亏。唐德刚得了新“嫁衣”，而“嫁衣”无形中又成为刘氏展窗里的经典样品，引来过客的顾盼和青睐。用今人的话说是珠联璧合式的“双赢”。
唐德刚对刘绍唐是十分敬重的。刘逝世后，唐数度作长文追思怀念，动情地说：“历史是个浩淼无边的大海，史家但只能取其一瓢饮，就可以成一家之言，跻身于大儒之列了。而刘绍唐却保存了一个大海湾，洋洋乎亿万言，成为今后研究中国近代史，不可或缺的宝库。在我辈只有‘职业’而无‘事业’的凡夫俗子看来，就更是值得钦羡的了。”
刘作古时，唐因健康原因不能亲临祭拜，但从奉的两副挽联中聊见友谊之深： 办百卷传记，振一代文风，世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
随两岸精英，写三朝元老，知无鲍叔，从此再无司令员。 结千秋业在千禧年，宝岛群英尊师傅；
以一人而独敌一国，中华青史未成灰。 野史馆长 挑战官史
历史，有正史与野史之分。前者为官修，后者为私纂。而刘绍唐认为，野史也是史料。犹如光影有黑白两部分，它与正史并无轩轾，更无尊卑之分。中国素有“成王败寇”一说。成者修史，出于塑造己身“完人”“全人”的形象之须，往往会将败者的“是”也“修”成“非”，把历史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中国近代史正在不断地修正，将被颠倒的再倒颠过来的现状，已是不争之实。
《传记文学》是私营的，刊发民间史料。故台湾人称《传记文学》是“野史馆”。这种称法多少含玩笑和奚落成分，而刘绍唐却欣然笑纳，他那“野史馆长”的诨名也不胫而走。
野史馆长的路子确实有点“野”。他受洋人影响，钟情“自传”和“回忆录”。有些传主在文中难免有自我粉饰成分或失当之处，因此招来“自捧自”、“片面之辞”之类的非议。而刘氏认为历史真相本是多种“片面之辞”的混合体，只有从“片面之辞”中去发掘，才能有历史真相。刘绍唐的观点是宁可“各说杂陈”，也不愿“定于一尊”。他以“争千秋，不争一时”而自勉。他的“野”还表现在为大人物立传的同时，也为小人物乃至“流氓”、“叛逆”，三教九流者立传。
刘绍唐十分激赏于右任的“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的诗句。特别是后一句，成为他的“口头禅”和座右铭。他曾以此为题，呼吁台湾当局开放“大溪档案”和“石叟丛书”。大溪，地名，民国及蒋氏的档案存放处；石叟，陈诚（1898—1965），陈氏健在时费时十年，集自身各类文体案卷900万言，名“石叟丛书”，内有陈氏收蒋介石手翰影存559件，陈本人手稿962件，其历史价值之高，属“国家级”。 陈编此书，旨在供史家研究。且据“石叟丛书”主事者说，所有编辑费用“无一出自于公款”。陈逝世后数月，“这一百几十箱资料，悉数冻结，化有用为无用，不容旁人寓目。”直至陈逝世30年，仍被冻结。刘绍唐认为：蒋、陈是公众人物，“国家的人”，所有史料都是公众财产，国家的财产，应无条件公之于世，供当代及后世史家研究参考。他分析有人之所以将其“秘藏”至今，“死捂住不放”唯一的理由恐怕是“丑媳妇难见公婆（不知是老总统见不得人？抑主事者见不得人？）”刘还披露，蒋经国受苏俄政治反复斗争的影响，不希望个人保存资料或写回忆录，另说是蒋经国历来主张“团队精神”。他的秘书亲见“经国先生在办公室看过的重要函电，随手丢进办公室特设的火炉中，化为灰烬。”让许多事情变成“无案可考”、“查无实据”。出于这种情况，刘绍唐在《传记文学》连续写三篇文章呼吁应逐步开放档案，指出“私藏等于销毁，发表才是保存。”并建议台湾官方应将上述档案移交“中央研究院”。
刘绍唐的呼吁声再高，也是苍白的。没有办法，他只能用他民间的小小野史馆“立此存证”。刘绍唐也会玩点小伎俩，化名写文章，曾以读者名义在《传记文学》上呼吁，例如要求公布李登辉与日本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的访谈记录（鉴于台北无一家报纸刊登）等。值得一提的是，他勇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不为尊者蒋介石讳，顶着风雨在刊物上连载《陈洁如回忆录》。刘此举打破被“塑造了六十七年的偶像”，让世人皆知伟人的七情六欲“竟与凡夫俗子无异”。当时有人怀疑他“是不是为某种目的想报一箭之仇，或者是受某反动分子或某某反对党的利用”。后来刘绍唐在发表《打开历史的黑盒子！——从连载“陈洁如回忆录”说起》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四十多年国民党给台湾带来繁荣和进步，但不肯说历史实话，不肯说历史真话所造成的后遗症，完全是否定自己的负面影响……共产党的兴起，民进党的兴起，都建筑在执政党不肯说老实话的基础上。”又斥责一些尊敬的历史学家“到现在还只是‘说得写不得’，到现在，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在文字上敢于承认陈洁如确有其人，也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敢于公开写出陈蒋关系，这算什么历史？这算什么历史学者？”当时，台湾有位有权势的人物，认为《传记文学》犯了“天条”，咬牙切齿，意欲查封。刘绍唐坦然说，“我只问历史上有陈洁如其人否？把它写出来应不应该？”台湾当局毕竟还算有点雅量，让传记文学出版社将该书出版了。刘绍唐在出版前言中说：“因为蒋陈关系，正史、官史、党史、国史根本没有记载。写史者、读史者皆装聋作哑，久而久之，谎言变成了历史，这是治史者的耻辱，是全国学术界的耻辱，也是我们要不顾一切压力出版这本书的重要原因——历史不是一人一家的，也不是永远可以消灭的。”据资料，蒋介石对刘绍唐不薄，亲自召见三次。刘曾私下对郭冠英说《传记文学》的十字诀：“反共、批毛，扬胡（适），保蒋，捧张（学良）。”可这个当年“红色中国”的叛徒，四十年后又做了“青天白日”的叛徒。耐人寻味。刘绍唐为对历史负责，也付出了代价。在台湾未解严时期，当局不时要找他的“麻烦”，刘绍唐有两个春节是只身躲在外面避秦的，让家人惶惶不可终日。某年台湾某文化部门，要授《传记文学》一奖项，主审者不批，斥其“为匪张目”。刘编的《民国人物小传》收有诸多大陆人士，被斥为“为匪立传”。所幸儒雅的野史馆长扛着“对历史负责”的大旗，磕磕绊绊地趟出了历史三峡。
刘绍唐悠悠三十八载为百千计人做嫁，构筑了“民国史长城”，而他自己连一本书也没有出过。刘过世三年后，友人将其38年来他为《传记文学》所作的发刊词、社论、短评辑成一书《不容青史尽成灰》。郭冠英称他的逝世是“走出史牢，载入史册”。 仁者宽厚 后继有人
刘绍唐一生低调，以“自耕农”、“个体户”自喻。而他的陋室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治史贯古今，相交满天下”，他施展“柔软”的外交，用眯眯的笑与海峡两岸三地的政要权贵或名流雅士品茗把盏，一刻也没有消歇。诗人王蓝有首俏皮的小诗：“天上的星辰，恒河的沙，刘绍唐的徒弟，袁睽九的她”（袁氏，性情温和人缘好，门下收干女儿40余个）。刘绍唐门墙林立，有50余名青年文史爱好者，尊称他为“师父”。师父，一个亦儒亦侠的名字。刘绍唐是酒仙，徒儿们多被熏成酒徒。他仗义、好客。编辑部门前的同庆楼，是他招待文友的“御膳房”，前提是一律由他作东。客人要埋单，店家拒收。刘绍唐风趣，人称“刘传记”。《传记文学》创刊不久，陆军一级上将刘安祺在街上遇到刘绍唐，一把抓住他说：“绍唐，你那个玩意儿（指杂志）真好，我太太比我还喜欢那玩艺儿，就是出得太慢了一点；每次你那玩艺儿来了。害得我太太一夜都不能睡觉。”刘绍唐幽默，故意借用这些暧昧的字眼，来增加趣味性，成为文坛有趣的话题。后来卜少夫把这则趣话写进他的文章里。卜少夫说他那煮酒论史的风流，可与当年兰亭诗会嫓美。刘绍唐的酒德名闻遐迩，豪爽过人。朋友要白的，他也来白的，朋友要红的，他也乐意奉陪。实打实，不奸不诈。有趣的是一位不善酒的朋友喝酒上脸，怕回家遭夫人责难。刘便又请他喝咖啡，喝到脸上红潮全退，再开车送他回府。一次，他的徒弟女记者杨明要为他做专访，作《人与书的对话》电视节目。刘说“采访没意思，不如请我吃饭。”杨明请他吃饭，自然少不了也喝点酒。餐毕刘叮嘱杨明：一回家不许告诉她爸（作家杨念慈也是刘的朋友，不喝酒）自己带她喝酒；二不可以和其他男性喝酒（怕不安全）。杨明守口如瓶。一日杨氏父女与刘绍唐对坐，杨念慈问女儿是否背着他喝过酒。杨明否认。刘绍唐大笑说：“你就承认了吧，我都向你爸爸说了。”因酗酒影响健康，杨明常劝刘绍唐少喝点酒。刘说：“我是老的，你是小的，只有老的管小的，哪有小的管老的？”一副老顽童的样子。徒弟们与师父共席，常白吃白喝，不好意思，闹着要做东，刘拗不过便说“你们只要带酒来罢”。刘过世后，徒弟们说每打开《传记文学》都能闻到淡淡的酒香。
刘绍唐与在香港办《新闻天地》的卜少夫私交甚笃，他们有许多共同语言。两人都是烟酒高手。卜每日吸“骆驼”50支，后因健康缘故戒了。他劝刘也戒。刘回家写了一副字挂在案头：“卜能，我为何不能？”他终未能。过度的烟酒损坏了他的肝脏。
刘绍唐的敬业是有名的。包括出入酒馆他都夹着大包小包的稿子，胸前口袋老是插着两支笔，一红一蓝，随时随地都可办公。他编的刊物质量高，曾在朋友中悬赏：“找出一个错字罚一桌酒。”陈香梅是老作者，刘绍唐常为她出命题作文。约她请张群写《和张岳公谈往事》，因年代久远，张群年岁已高，所说一些人物、时间、地点难免有误。刘绍唐代为查史料一一核对。他常年“出交天下友，回家斗室书”，伏案耕耘。他是有名的夜猫子，惯于迟睡晚起。某天史学家漆高儒一早去看他，见他已起床，惊问他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刘说“我还没睡呢，等看完这几篇稿子。”漆高儒说刘的这种“万事劳其形”的拼命三郎精神，为他过早地写《秋声赋》埋下了伏笔。他有一句名言，似可看作是他的自我写照或评价：“一位从事被社会所肯定的同一工作，坚持数十年至死，虽然世无完人，但可算得上是位成功者，也不失为好人。”
吴大猷先生是刘绍唐所崇敬的老师。刘氏文集就是吴题签的。吴在病中已不能言语，某日忽向家人索纸笔，歪歪斜斜地写了“刘绍唐”三个字。家人赶忙打电话给刘绍唐，刘火急赶去，用讲话、眼神、手势怎么也沟通不了。吴找刘有什么事要交代，成了一个永久的谜。
刘绍唐病后，朋友们为他延医求药，甚而到大陆珠海买药，向北京名师问病。即令在病榻上，刘绍唐仍审稿，“坚持到最后一天才放手”。临终时他最放不下的《传记文学》和爱妻王爱生（1927—2009），王出身书香门第，温贤淑静，锦心绣肠。1941年由昆明到畹町，代表畹町各界向第一批出国对日寇作战的远征军首长献旗致敬。经西南联大训导长李良钊介绍，1959年与刘结缡。胡适亲题“钩之以爱，揣之以恭”以贺。婚后伉俪情深，夫唱妇随，与刘绍唐共创《传记文学》的辉煌。刘绍唐思想开明，他嘱丧事从简，骨灰撒大海，归隐自然（家属另安排）。刘绍唐爱国，九一二台湾地震，他慨捐100万台币赈灾。他爱史，后人遵其遗嘱，将所收奠仪设刘绍唐史学奖；刘绍唐爱母校，身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捐设“刘绍唐奖励基金”。刘逝世消息传遍台北，一时涌来200多位吊唁者，有的哭声不止，有的长跪不起，令王爱生感动不已。对刘绍唐的逝世，《中国时报》的社论则说：“刘绍唐的可贵，是他大胆地挑战掌权者所垄断的解释权，‘一人敌一国’以野史还原被正史所扭曲的真相。”2000年2月12日台湾《联合报》、《新生报》等纷纷撰文纪念。他的友朋们卜少夫、叶明勋、陈香梅、陆铿和北大校友等纷纷撰文以纪。叶明勋说他有“宏远的见识、坚定的毅力，丰沛的人脉和不变的立场”。当有人建议李登辉“总统”给刘绍唐颁褒扬状时，陆铿则说：“这不是‘总统’颁给绍唐的荣誉，而是绍唐给‘总统’的荣誉。”
刘绍唐办《传记文学》，在那白色恐怖岁月，能不断香火延续文脉。有人评说他是智慧型人物。内方外圆，深谙“杯酒释兵权”之奥妙，方不断化险为夷。据说某年蒋孝武带女友到亚都饭店，客满，领班以英文拒之。蒋孝武发少爷脾气拔枪闹事。饭店老板打电话请刘绍唐出面调停（刘与蒋孝武熟识，并曾接受过蒋的文化公司的咨询，帮过忙）。可见刘绍唐的人脉很旺。刘妻王爱生说：“他（刘）不是没有缺点，但他真是为朋友想。”刘绍唐本人自然也不是完人，在他身上表现出的矛盾也不乏其例。他由“红色中国的叛徒”到台湾，成了“蓝色中国的拥护者”。“当蓝色正浓时，他办杂志有很多禁忌，但当禁忌消失后，他那熟悉的蓝色也淡了。甚至他最爱的中国图像也模糊了。这点才是他最遗憾的地方。”（郭冠英）他的“保皇”与“记史”有矛盾。“蒋经国死后，有关他与章亚若的悲剧也慢慢在《传记文学》上披露，其实还处在‘保皇’的尺度内”。再一个例子是在史实与人情的尺度上把握欠当，从他与徒弟苏登基的结怨上反映出来。陈立夫的回忆录《成败之鉴》错误甚多。“尤其是他把周恩来1936年9月1日给他的求和信，记成1935年。这一年之差，对国共分合的历史研究关系甚大。”苏登基在大众认同为1936年一说时，写了一篇《年份问题》，刊在《传记文学》上，指出陈立夫的错误。陈立夫坚持己见，也写了篇《纠正苏错误》。苏登基据理力争，表示还要写一篇反驳文章欲发在《传记文学》上，刘绍唐说：“你不要再谈了，再写我也不登。”苏拂袖而去。刘绍唐逝世后，郭冠英在悼刘的文章作了披露：“史实是非、人情、政治、读者口味”刘绍唐都要考虑、平衡。刘不想再登苏的反驳文章，“事出有因”，原来《年份问题》刊发后，陈立夫怀揣《纠正苏错误》一文，坐在轮椅上，让护士推着到《传记文学》编辑部，“形同恳请刊其稿的”，因为陈视此事有关名誉。据郭冠英说，“刘虽知错在陈，但若再登苏文，对陈这个老人，一个曾风云一时的国府要人，实在是太残忍，史实俱在，陈苏一来一往，也就够了，刘想到此为止吧。这是刘先生厚道慎思之处。”刘绍唐的“点到为止”对尊重史实不免遗憾，但倒也看出他的人情味，不乏可爱。师徒分道后苏登基也很痛苦，他最后谅解了刘绍唐的“两难”。当获知刘去世消息，苏与夫人立即赶到刘宅致哀。两位史家以史实结怨，又以人情而化解，也算史坛一则佳话。
江山代有人才出。
刘绍唐时代的《传记文学》结束了，成露茜接棒时代应运而生。刘过世，台湾文坛杂说纷陈，有的主张关门打烊，保持《传记文学》的形象；有的觉得停了可惜，是史学界一大损失。据刘夫人王爱生说，她面对关门打烊或持续前行的艰难选择，很痛苦。她实在不忍绍唐先生呕心沥血、惨淡经营38年的《传记文学》在自己手中结束。在致笔者函中她说：“《传记文学》自刘先生去世后，我又持续办了半年，经过思考，还是决定转让给办报有名的成舍我先生的两位女公子（成露茜、成嘉玲，笔者），我觉得给她们办《传记文学》还是有继续维持水平不断出版下去的前途。”唐德刚先生在《传记文学的两个四十年》一文中，对继办者也寄予厚望：“民族文化的‘转型运动’如今已接近尾声，历史三峡出峡在望。《传记文学》终于有了一个现代化了的、新的接班人，吾为成露茜博士领导的第二个四十年的远景，寄予灿烂之厚望焉。” 征引参考目录：
1.刘绍唐：《不容青史尽成灰：刘绍唐文集》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 2003年9月出版。
2.王爱生：《无尽的思念并感谢》台湾《传记文学》第七十六卷第三期。
3.唐德刚：《刘传记与民国史学——纪念刘绍唐逝世一周年》台湾《传记文学》第七十八卷第四期。
4.唐德刚：《传记文学的两个四十年——纪念刘绍唐逝世一周年》台湾《传记文学》第七十八卷第五期。
5.李 敖：《国民党与豹》摘自《数风流人物》，台湾天元出版社1989年版。
6.陈香梅：《失约的刘绍唐——欲祭君疑在，天涯哭此时》台湾《传记文学》第七十六卷第三期。
7.叶明勋：《怀往事，伤斯人——敬悼传记文学社长刘绍唐兄》台湾《传记文学》第七十六卷第三期。
8.郭冠英：《同庆忆绍老》台湾《传记文学》第八十卷第二期。
9.郭冠英：《集片面之辞，成历史全貌》《刘绍唐先生纪念文集》。
10.卜少夫：《一代完人，意犹未尽——哀悼一位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写实奉献者》同上。
11.陆 铿：《不容青史尽成灰——悼传记文学创办人刘绍唐》同上。
12.中国时报社论：《野史馆长》台湾《中国时报》2000年2月12日。
13.徐开尘：《义气侠情宛在人间》台湾《民生报》2000年2月12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