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上九天揽月，礼邀嫦娥共舞 ——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登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的故事 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家栋荣获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
敢上九天揽月，礼邀嫦娥共舞
——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登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的故事
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家栋荣获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中国科技的最高荣誉，获取的500万元奖金也是科技界最高物质奖励。更值得称道的是，他还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两项大奖于一身的。孙家栋院士荣获如此巨大殊荣，确属实至名归。在他80寿辰之际，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给他书写贺信，称其为“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其实，他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参与者、组织者、领导者之一，从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东方红号”卫星，到第一颗返还式卫星，再到第一颗定位通讯卫星和替补国人发射的第一颗商业卫星，他都担任技术部门领导职务或总设计师，直到他75岁高龄，依然出任我国全世界瞩目的嫦娥登月工程的总设计师。
笔者是《孙家栋》一书的策划和主编，有幸在孙家栋院士家中做客，并与其亲切会晤与交谈，回来后，写了《敢上九天揽月，礼邀嫦娥共舞》人物通讯，从中，读者既可读到新中国自己选拔和培养的孙家栋先生的成长历程，也可读到新中国航天事业曲折而迅速发展的清晰轮廓。
战火纷飞，坚决北上，
巧遇离散多年的三哥孙家楠
1948年初，兵荒马乱，时局动荡，战火纷飞，人心惶惶，当时在锦州大学上学的青年学子们人各有因，人各有志，有不少人跟随着国民党溃败的军队撤向关内，撤向天津、撤向北平。但是孙家栋没有随大流跟国民党军队南撤，而是坚决逆向而行，转道沈阳，要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去。在沈阳等车的空闲，他去见一位同学，也许是天意，也许是巧合，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竟在那位熟人处遇到了已经离散多年、互无音讯的三哥孙家楠。他并不知道，三哥也是他的同学的朋友，他更不知道三哥当时已经是地下共产党员。兄弟感叹之后，兄长给小弟指明了方向，要他往北再往北，到已经解放了的哈尔滨去，找姐姐商量前程。三哥说，整个中国都快要解放了，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人才，小弟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和人生最高使命便是继续读书。孙家栋听从了三哥的指点，马不停蹄地赶到哈尔滨并顺利找到了姐姐和姐夫。姐弟重逢，喜不自禁，姐姐和姐夫也都目光远大，十分支持小弟继续求学。1948年9月，哈工大贴出招生告示，经过严格考试，孙家栋虽然成绩过关，但他在锦州尚未拿到毕业证书，最后不得不运用调包妙计，在三哥孙家楠的毕业证书上贴了自己的照片“蒙混过关”，报名时，天佑神助，竟然未被识破，侥幸通过，入校后，编在预科班学习俄语。当时，哈工大属苏联人管理，俄语是重中之重的基础课程，而中共和苏共又亲如手足，精通苏联老大哥的语言，将来肯定能派上用场。孙家栋如饥似渴，拼命学习，很快成了班上的高材生，这为他下一步到苏联留学进而登上银河的天梯而打下了牢固的语言基础……
2001年春，孙老对笔者说，那些跟随国民党军队南下的同学，绝大多数命运多舛，有的还十分悲惨。如果我当时不反其道行之，又巧遇三哥的话，此生此世究竟会走到何处，就很难说了。
元宵会餐一碗红烧肉，
让他竟然成为一名光荣的空军战士
那是1950年的元宵节，解放了的哈尔滨在一派节日喜气之中。为了改善生活，孙家栋所在预科班要用食堂里的伙食尾子，做一顿丰盛的佳节会餐，在那个特定年代条件下，其中对学生最具吸引力的是每人一碗红烧肉，不要说吃，只要想想那份油汪汪、红彤彤、香喷喷、亮晶晶的节日大菜，馋虫就会从嗓子眼里往上拱，每个人都会难以控制地吞咽口水。当然，孙家栋同学中也有一些人自动舍弃红烧肉回家或投亲团圆的，孙家栋也很想回到姐姐家共度佳节，但他终于没有克服那碗红烧肉的吸引，而是在心中幸福而激动地计算着：美美地吃完一大碗红烧肉，解决掉馋虫，然后再抓紧时间赶回姐姐家团圆也不会太迟，于是他决定留下参加元宵会餐。
阴差阳错，歪打正着，正当留下来的预科班的同学们敲盆碰碗，得意洋洋，口中开着玩笑，双眼盯着已端上桌的肥美的红烧肉时，校领导突然来到小餐厅，宣布了一条谁也预料不到的消息：留下会餐的同学谁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请即刻报名，参加者必须赶上8点半自哈市开往北京的火车。从天而降的意外喜讯，如一道极强的闪电，把餐厅里的同学们来了一个定格，个个目瞪口呆，一时难以辨别消息的真假，当他们终于弄明白这是千真万确的校方正式通知时，那一碗红烧肉已不再具吸引力。孙家栋的第一个反应是：报名参军！能入伍已经无上光荣，何况又是与蓝天白云为伍的天兵天将呢！来不及过多的思考，来不及与姐姐打招呼，更来不及吃那碗红烧肉，8点30分，孙家栋和他的部分同学已坐在了哈尔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途中，组织上任命赵元亮为队长，任命孙家栋为副队长。同学们这才知道，赵元亮是中共党员、孙家栋是共青团员。
待那些回家团圆和投奔亲友过节的同学们回到学校后，孙家栋们已安全抵达北京了。错失良机的同学们那个后悔呀，一辈子都难以化解。
那些喜不自禁的孙家栋们到了空军后，才探听出这次紧急参军来由：毛主席和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条约”，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急需一批懂俄语的可造人才，幸运和机会才降到孙家栋们的头上。他们如愿以偿。
直到前年，笔者在孙家栋部长家中做客采访时，他还不无感慨地说：是那碗红烧肉又一次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啊!
喜获金奖后被选为留学生代表，
到莫斯科大学聆听毛主席的教诲
1951年，为了培养一批高级飞行指挥员、高级技术员的维修、管理、地勤人员，中央军委批准了刘亚楼司令员的报告，在全国优秀人才中抽调60余人参加考试，最后从这60余人中又精挑细选出30名优中之优，孙家栋名列其间，他们带着祖国的重托，奔赴苏联留学，到举世闻名的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报到。
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十分重视学业，在校门最显眼处竖一个光荣榜，凡成绩为“好”和“优”者，不仅榜上有名，还张贴照片，照片不但以“好”“优”多少分大小，同时还分高低。孙家栋第一年的成绩便获得全“优”，四寸大的照片便上了由下往上的第一排，孙家栋在这个名牌大学共上了6年学，每年成绩都是“优”，因而他的照片从最下面的第一排上升到最上面的第一排，照片的大小由四寸越变越大。最上面的一张大到尺许。获得如此优秀成绩的全院一共5人，中国留学生占了4名。按照最高苏维埃立法，在校学习期间每年全部优秀者，由国家颁发一枚50克重的纯金正面有斯大林头像的奖章。当孙家栋等4名中国留学生身着斯大林式双排扣呢制军大衣，头戴威武的大檐帽，脚蹬闪亮长筒皮马靴，英姿飒爽、朝气蓬勃大步走上领奖台时，所有的将军、校官、师生和校长都把目光投向了他们，投向了这群中华儿女的优秀代表！此时此刻，孙家栋心潮起伏，豪情万丈，他为自己没有辜负祖国的重托而激动无比。
但是，最让孙家栋无比激动的时刻还不在此，而是1957年11月17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音乐堂亲切的接见。作为被毛主席接见的留学生代表都是又红又专、德智双优者，孙家栋在苏联著名高等学府学习尖端专业，又获得了金奖，自然被选作代表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他终身难忘毛主席在这次接见中讲出那一段令他如痴如醉的名言：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当时，孙家栋28岁，真正八九点钟的太阳。后来，孙老不止一次激动地说，毛主席这次接见和讲话，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鼓舞了我一辈子，它让我的生命价值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
刘亚楼心中的宝贝疙瘩，
却被聂荣臻元帅挖走了
60年代初，国内天灾人祸。国外“帝修反”包围，新中国处于空前的困难境遇。但是，中国的领导人目光如炬，指挥若定，下死决心，也要搞“两弹一星”。毛主席说，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原子弹）。邓小平说，砸锅卖铁也要搞。陈毅元帅说，脱裤子当当也在所不惜。聂荣臻元帅说，逼上梁山，自己干吧，别人是靠不住的。张爱萍大将说，讨饭也要有根打狗棍。老一辈领导人的形象生动的冲天豪言，如重锤一般，不时敲打着孙家栋和他同事们的一颗颗激情燃烧着的心。到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部队连续打下美国入侵我国的U-2侦察机后，世界震惊了，纷纷猜测我们是用什么武器打下来的？毛主席无限风趣地对外国记者说：我们是用竹竿子戳下来的。孙家栋和“两弹一星”科学家们听到毛主席的大智慧、大幽默的回答后，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手舞足蹈。周总理总结得好，毛主席和全国人民能够如此扬眉吐气，“两弹一星”专家们应立首功！
孙家栋便是“两弹一星”专家的主要成员之一。当年，孙家栋等23名高材生（另有7名因种种原因没有学完）从苏联学成回国，刘亚楼司令爱才如命，暗自高兴，心中打着美好的小九九：有了这些个孙家栋们，中国空军大干快上就有望了。没想到，为了发展导弹，聂帅却盯上了他们，要把23人全部调走。刘上将一面服从全局，一面讨价还价，苦苦哀求聂帅，至少给他留下三分之一，也就是8名。聂帅答应了，可是刘上将心中的宝贝疙瘩孙家栋却不在留下的8名之列。孙家栋被聂帅挖走搞导弹去了。先是仿制苏式导弹。仿制就得先弄清俄语技术资料，其资料不仅成箱成柜，堆积如山，而且繁杂艰难，冷僻专业。孙家栋过硬的俄文有了用武之地，他和同事们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钻进了技术资料堆里，那种和时间赛跑的繁重脑力劳动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不仅感动了上级领导，也感动了苏联专家。一位将军评价说：“工人的贡献是流汗，战士的贡献是流血，专家的贡献是流脑浆啊！”孙家栋们说，为了和帝国主义抢时间、争速度，汗水、鲜血、脑浆，流什么也顾不上了，即使搭上了命又有何惧哉。
仿制进入关键阶段，背信弃义的赫鲁晓夫撤走了全部苏联专家和关键技术资料，赫鲁晓夫小人得志地说：“有些人不愿加入我们的核保护伞，硬要自己搞，他们不仅搞不成，到头来恐怕连裤子都穿不上。”
我们真的被逼上了梁山，仿制结束，自制开始！孙家栋被委任为我国自制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两年之后，也就是1964年7月9日和7月11日，我国连续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东方红二号”两枚自制导弹，并且通过实弹考验，与原子弹配套成有实战价值的战略武器，紧接着，孙家栋又先后担任射程越来越远、精确度越来越高的“东方红三号”“东方红四号”导弹总体室主任，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
两位卫星专家被“文革”风暴刮进了“牛棚”，
孙家栋临危受托，成了钱学森的得力助手。
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轰动了整个世界和人类。之后，美国也发射了人造卫星。在苏美卫星先后上天之时，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大手一挥，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但是美国那般鸡蛋大的，我们不抛。”人造卫星首席主管钱学森心急如焚：毛主席的号召和决心是一个压力；苏美之后，法国、日本的卫星也上天了，又是一个压力；“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席卷而至，是个更大的压力。钱老心中明白，能否克服种种压力，卫星能否早日上天，头等大事是选人。思考再三，他选到了孙家栋，受钱老的委托，孙家栋又选出了“十八勇士”，集体攻关。攻坚队伍建好了，钱学森是总体部建设总设计师，是军长的“军长”，孙家栋是总体部技术总负责人，是军长的“参谋长”。
在这之前，“东方红”卫星的创始人之一钱骥、赵九章等人，已就卫星的本体设计写出了300页研究课题，为“东方红”诞生打下雄厚的基础。但是“文革”风暴把钱骥和赵九章两位专家刮进了“牛棚”。继任者孙家栋们在钱、赵等人的研创基础上，根据高层“尽量简单、尽快上天”的批示精神，他们提出了简化方案，加快了步伐，形成了总体方针。即“东方红一号”卫星要“上得去，跟得上，看得到，听得见。”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动乱阶段，航天设计科研院所也不得安宁。无论是毛主席关于“不抛鸡蛋那么大的”决心，还是聂帅们的“尽量简单、尽快上天”的指示，都明示孙家栋们，卫星上天，虽然技术至关重要，但其间的政治因素也是决不容许有丝毫忽视的，这样，卫星上天的难度陡增了不知多少倍。他们必须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来把“东方红一号”尽快送上太空。
不知道经过了多少艰难险阻，不知道熬白了多少科学家的头发，也不知道耗尽了多少领导人和科学家的精力，更不知道工人、战士和科学家总共流了多少汗水、鲜血和脑浆，1970年4月24日21时34分，我国第一颗卫星升空了，上天了！卫星总重量为173千克，而苏联第一颗卫星只有83.64千克，美国第一颗卫星只有8.22千克。我们的“东方红”重量相当于苏、美、法、日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不仅实现了毛主席关于“鸡蛋那般大的我们不抛”的誓言，还在太空唱响了悦耳的《东方红》音响，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得见、收听到。中国的卫星上天，不仅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鼓舞了整个第三世界人民的志气！
如今，孙家栋已经81岁高龄，依然在为中国航天事业做奉献，当笔者发短信向他表示祝贺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他说，为了祖国和人民的重托，我将鞠躬尽瘁。
（选自《孙家栋》一书，殷云岭著）敢上九天揽月，礼邀嫦娥共舞 ——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登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的故事 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家栋荣获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
敢上九天揽月，礼邀嫦娥共舞
——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登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的故事
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家栋荣获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中国科技的最高荣誉，获取的500万元奖金也是科技界最高物质奖励。更值得称道的是，他还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两项大奖于一身的。孙家栋院士荣获如此巨大殊荣，确属实至名归。在他80寿辰之际，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给他书写贺信，称其为“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其实，他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参与者、组织者、领导者之一，从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东方红号”卫星，到第一颗返还式卫星，再到第一颗定位通讯卫星和替补国人发射的第一颗商业卫星，他都担任技术部门领导职务或总设计师，直到他75岁高龄，依然出任我国全世界瞩目的嫦娥登月工程的总设计师。
笔者是《孙家栋》一书的策划和主编，有幸在孙家栋院士家中做客，并与其亲切会晤与交谈，回来后，写了《敢上九天揽月，礼邀嫦娥共舞》人物通讯，从中，读者既可读到新中国自己选拔和培养的孙家栋先生的成长历程，也可读到新中国航天事业曲折而迅速发展的清晰轮廓。
战火纷飞，坚决北上，
巧遇离散多年的三哥孙家楠
1948年初，兵荒马乱，时局动荡，战火纷飞，人心惶惶，当时在锦州大学上学的青年学子们人各有因，人各有志，有不少人跟随着国民党溃败的军队撤向关内，撤向天津、撤向北平。但是孙家栋没有随大流跟国民党军队南撤，而是坚决逆向而行，转道沈阳，要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去。在沈阳等车的空闲，他去见一位同学，也许是天意，也许是巧合，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竟在那位熟人处遇到了已经离散多年、互无音讯的三哥孙家楠。他并不知道，三哥也是他的同学的朋友，他更不知道三哥当时已经是地下共产党员。兄弟感叹之后，兄长给小弟指明了方向，要他往北再往北，到已经解放了的哈尔滨去，找姐姐商量前程。三哥说，整个中国都快要解放了，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人才，小弟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和人生最高使命便是继续读书。孙家栋听从了三哥的指点，马不停蹄地赶到哈尔滨并顺利找到了姐姐和姐夫。姐弟重逢，喜不自禁，姐姐和姐夫也都目光远大，十分支持小弟继续求学。1948年9月，哈工大贴出招生告示，经过严格考试，孙家栋虽然成绩过关，但他在锦州尚未拿到毕业证书，最后不得不运用调包妙计，在三哥孙家楠的毕业证书上贴了自己的照片“蒙混过关”，报名时，天佑神助，竟然未被识破，侥幸通过，入校后，编在预科班学习俄语。当时，哈工大属苏联人管理，俄语是重中之重的基础课程，而中共和苏共又亲如手足，精通苏联老大哥的语言，将来肯定能派上用场。孙家栋如饥似渴，拼命学习，很快成了班上的高材生，这为他下一步到苏联留学进而登上银河的天梯而打下了牢固的语言基础……
2001年春，孙老对笔者说，那些跟随国民党军队南下的同学，绝大多数命运多舛，有的还十分悲惨。如果我当时不反其道行之，又巧遇三哥的话，此生此世究竟会走到何处，就很难说了。
元宵会餐一碗红烧肉，
让他竟然成为一名光荣的空军战士
那是1950年的元宵节，解放了的哈尔滨在一派节日喜气之中。为了改善生活，孙家栋所在预科班要用食堂里的伙食尾子，做一顿丰盛的佳节会餐，在那个特定年代条件下，其中对学生最具吸引力的是每人一碗红烧肉，不要说吃，只要想想那份油汪汪、红彤彤、香喷喷、亮晶晶的节日大菜，馋虫就会从嗓子眼里往上拱，每个人都会难以控制地吞咽口水。当然，孙家栋同学中也有一些人自动舍弃红烧肉回家或投亲团圆的，孙家栋也很想回到姐姐家共度佳节，但他终于没有克服那碗红烧肉的吸引，而是在心中幸福而激动地计算着：美美地吃完一大碗红烧肉，解决掉馋虫，然后再抓紧时间赶回姐姐家团圆也不会太迟，于是他决定留下参加元宵会餐。
阴差阳错，歪打正着，正当留下来的预科班的同学们敲盆碰碗，得意洋洋，口中开着玩笑，双眼盯着已端上桌的肥美的红烧肉时，校领导突然来到小餐厅，宣布了一条谁也预料不到的消息：留下会餐的同学谁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请即刻报名，参加者必须赶上8点半自哈市开往北京的火车。从天而降的意外喜讯，如一道极强的闪电，把餐厅里的同学们来了一个定格，个个目瞪口呆，一时难以辨别消息的真假，当他们终于弄明白这是千真万确的校方正式通知时，那一碗红烧肉已不再具吸引力。孙家栋的第一个反应是：报名参军！能入伍已经无上光荣，何况又是与蓝天白云为伍的天兵天将呢！来不及过多的思考，来不及与姐姐打招呼，更来不及吃那碗红烧肉，8点30分，孙家栋和他的部分同学已坐在了哈尔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途中，组织上任命赵元亮为队长，任命孙家栋为副队长。同学们这才知道，赵元亮是中共党员、孙家栋是共青团员。
待那些回家团圆和投奔亲友过节的同学们回到学校后，孙家栋们已安全抵达北京了。错失良机的同学们那个后悔呀，一辈子都难以化解。
那些喜不自禁的孙家栋们到了空军后，才探听出这次紧急参军来由：毛主席和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条约”，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急需一批懂俄语的可造人才，幸运和机会才降到孙家栋们的头上。他们如愿以偿。
直到前年，笔者在孙家栋部长家中做客采访时，他还不无感慨地说：是那碗红烧肉又一次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啊!
喜获金奖后被选为留学生代表，
到莫斯科大学聆听毛主席的教诲
1951年，为了培养一批高级飞行指挥员、高级技术员的维修、管理、地勤人员，中央军委批准了刘亚楼司令员的报告，在全国优秀人才中抽调60余人参加考试，最后从这60余人中又精挑细选出30名优中之优，孙家栋名列其间，他们带着祖国的重托，奔赴苏联留学，到举世闻名的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报到。
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十分重视学业，在校门最显眼处竖一个光荣榜，凡成绩为“好”和“优”者，不仅榜上有名，还张贴照片，照片不但以“好”“优”多少分大小，同时还分高低。孙家栋第一年的成绩便获得全“优”，四寸大的照片便上了由下往上的第一排，孙家栋在这个名牌大学共上了6年学，每年成绩都是“优”，因而他的照片从最下面的第一排上升到最上面的第一排，照片的大小由四寸越变越大。最上面的一张大到尺许。获得如此优秀成绩的全院一共5人，中国留学生占了4名。按照最高苏维埃立法，在校学习期间每年全部优秀者，由国家颁发一枚50克重的纯金正面有斯大林头像的奖章。当孙家栋等4名中国留学生身着斯大林式双排扣呢制军大衣，头戴威武的大檐帽，脚蹬闪亮长筒皮马靴，英姿飒爽、朝气蓬勃大步走上领奖台时，所有的将军、校官、师生和校长都把目光投向了他们，投向了这群中华儿女的优秀代表！此时此刻，孙家栋心潮起伏，豪情万丈，他为自己没有辜负祖国的重托而激动无比。
但是，最让孙家栋无比激动的时刻还不在此，而是1957年11月17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音乐堂亲切的接见。作为被毛主席接见的留学生代表都是又红又专、德智双优者，孙家栋在苏联著名高等学府学习尖端专业，又获得了金奖，自然被选作代表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他终身难忘毛主席在这次接见中讲出那一段令他如痴如醉的名言：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当时，孙家栋28岁，真正八九点钟的太阳。后来，孙老不止一次激动地说，毛主席这次接见和讲话，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鼓舞了我一辈子，它让我的生命价值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
刘亚楼心中的宝贝疙瘩，
却被聂荣臻元帅挖走了
60年代初，国内天灾人祸。国外“帝修反”包围，新中国处于空前的困难境遇。但是，中国的领导人目光如炬，指挥若定，下死决心，也要搞“两弹一星”。毛主席说，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原子弹）。邓小平说，砸锅卖铁也要搞。陈毅元帅说，脱裤子当当也在所不惜。聂荣臻元帅说，逼上梁山，自己干吧，别人是靠不住的。张爱萍大将说，讨饭也要有根打狗棍。老一辈领导人的形象生动的冲天豪言，如重锤一般，不时敲打着孙家栋和他同事们的一颗颗激情燃烧着的心。到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部队连续打下美国入侵我国的U-2侦察机后，世界震惊了，纷纷猜测我们是用什么武器打下来的？毛主席无限风趣地对外国记者说：我们是用竹竿子戳下来的。孙家栋和“两弹一星”科学家们听到毛主席的大智慧、大幽默的回答后，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手舞足蹈。周总理总结得好，毛主席和全国人民能够如此扬眉吐气，“两弹一星”专家们应立首功！
孙家栋便是“两弹一星”专家的主要成员之一。当年，孙家栋等23名高材生（另有7名因种种原因没有学完）从苏联学成回国，刘亚楼司令爱才如命，暗自高兴，心中打着美好的小九九：有了这些个孙家栋们，中国空军大干快上就有望了。没想到，为了发展导弹，聂帅却盯上了他们，要把23人全部调走。刘上将一面服从全局，一面讨价还价，苦苦哀求聂帅，至少给他留下三分之一，也就是8名。聂帅答应了，可是刘上将心中的宝贝疙瘩孙家栋却不在留下的8名之列。孙家栋被聂帅挖走搞导弹去了。先是仿制苏式导弹。仿制就得先弄清俄语技术资料，其资料不仅成箱成柜，堆积如山，而且繁杂艰难，冷僻专业。孙家栋过硬的俄文有了用武之地，他和同事们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钻进了技术资料堆里，那种和时间赛跑的繁重脑力劳动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不仅感动了上级领导，也感动了苏联专家。一位将军评价说：“工人的贡献是流汗，战士的贡献是流血，专家的贡献是流脑浆啊！”孙家栋们说，为了和帝国主义抢时间、争速度，汗水、鲜血、脑浆，流什么也顾不上了，即使搭上了命又有何惧哉。
仿制进入关键阶段，背信弃义的赫鲁晓夫撤走了全部苏联专家和关键技术资料，赫鲁晓夫小人得志地说：“有些人不愿加入我们的核保护伞，硬要自己搞，他们不仅搞不成，到头来恐怕连裤子都穿不上。”
我们真的被逼上了梁山，仿制结束，自制开始！孙家栋被委任为我国自制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两年之后，也就是1964年7月9日和7月11日，我国连续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东方红二号”两枚自制导弹，并且通过实弹考验，与原子弹配套成有实战价值的战略武器，紧接着，孙家栋又先后担任射程越来越远、精确度越来越高的“东方红三号”“东方红四号”导弹总体室主任，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
两位卫星专家被“文革”风暴刮进了“牛棚”，
孙家栋临危受托，成了钱学森的得力助手。
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轰动了整个世界和人类。之后，美国也发射了人造卫星。在苏美卫星先后上天之时，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大手一挥，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但是美国那般鸡蛋大的，我们不抛。”人造卫星首席主管钱学森心急如焚：毛主席的号召和决心是一个压力；苏美之后，法国、日本的卫星也上天了，又是一个压力；“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席卷而至，是个更大的压力。钱老心中明白，能否克服种种压力，卫星能否早日上天，头等大事是选人。思考再三，他选到了孙家栋，受钱老的委托，孙家栋又选出了“十八勇士”，集体攻关。攻坚队伍建好了，钱学森是总体部建设总设计师，是军长的“军长”，孙家栋是总体部技术总负责人，是军长的“参谋长”。
在这之前，“东方红”卫星的创始人之一钱骥、赵九章等人，已就卫星的本体设计写出了300页研究课题，为“东方红”诞生打下雄厚的基础。但是“文革”风暴把钱骥和赵九章两位专家刮进了“牛棚”。继任者孙家栋们在钱、赵等人的研创基础上，根据高层“尽量简单、尽快上天”的批示精神，他们提出了简化方案，加快了步伐，形成了总体方针。即“东方红一号”卫星要“上得去，跟得上，看得到，听得见。”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动乱阶段，航天设计科研院所也不得安宁。无论是毛主席关于“不抛鸡蛋那么大的”决心，还是聂帅们的“尽量简单、尽快上天”的指示，都明示孙家栋们，卫星上天，虽然技术至关重要，但其间的政治因素也是决不容许有丝毫忽视的，这样，卫星上天的难度陡增了不知多少倍。他们必须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来把“东方红一号”尽快送上太空。
不知道经过了多少艰难险阻，不知道熬白了多少科学家的头发，也不知道耗尽了多少领导人和科学家的精力，更不知道工人、战士和科学家总共流了多少汗水、鲜血和脑浆，1970年4月24日21时34分，我国第一颗卫星升空了，上天了！卫星总重量为173千克，而苏联第一颗卫星只有83.64千克，美国第一颗卫星只有8.22千克。我们的“东方红”重量相当于苏、美、法、日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不仅实现了毛主席关于“鸡蛋那般大的我们不抛”的誓言，还在太空唱响了悦耳的《东方红》音响，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得见、收听到。中国的卫星上天，不仅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鼓舞了整个第三世界人民的志气！
如今，孙家栋已经81岁高龄，依然在为中国航天事业做奉献，当笔者发短信向他表示祝贺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他说，为了祖国和人民的重托，我将鞠躬尽瘁。
（选自《孙家栋》一书，殷云岭著）敢上九天揽月，礼邀嫦娥共舞 ——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登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的故事 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家栋荣获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
敢上九天揽月，礼邀嫦娥共舞
——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登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的故事
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家栋荣获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中国科技的最高荣誉，获取的500万元奖金也是科技界最高物质奖励。更值得称道的是，他还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两项大奖于一身的。孙家栋院士荣获如此巨大殊荣，确属实至名归。在他80寿辰之际，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给他书写贺信，称其为“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其实，他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参与者、组织者、领导者之一，从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东方红号”卫星，到第一颗返还式卫星，再到第一颗定位通讯卫星和替补国人发射的第一颗商业卫星，他都担任技术部门领导职务或总设计师，直到他75岁高龄，依然出任我国全世界瞩目的嫦娥登月工程的总设计师。
笔者是《孙家栋》一书的策划和主编，有幸在孙家栋院士家中做客，并与其亲切会晤与交谈，回来后，写了《敢上九天揽月，礼邀嫦娥共舞》人物通讯，从中，读者既可读到新中国自己选拔和培养的孙家栋先生的成长历程，也可读到新中国航天事业曲折而迅速发展的清晰轮廓。
战火纷飞，坚决北上，
巧遇离散多年的三哥孙家楠
1948年初，兵荒马乱，时局动荡，战火纷飞，人心惶惶，当时在锦州大学上学的青年学子们人各有因，人各有志，有不少人跟随着国民党溃败的军队撤向关内，撤向天津、撤向北平。但是孙家栋没有随大流跟国民党军队南撤，而是坚决逆向而行，转道沈阳，要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去。在沈阳等车的空闲，他去见一位同学，也许是天意，也许是巧合，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竟在那位熟人处遇到了已经离散多年、互无音讯的三哥孙家楠。他并不知道，三哥也是他的同学的朋友，他更不知道三哥当时已经是地下共产党员。兄弟感叹之后，兄长给小弟指明了方向，要他往北再往北，到已经解放了的哈尔滨去，找姐姐商量前程。三哥说，整个中国都快要解放了，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人才，小弟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和人生最高使命便是继续读书。孙家栋听从了三哥的指点，马不停蹄地赶到哈尔滨并顺利找到了姐姐和姐夫。姐弟重逢，喜不自禁，姐姐和姐夫也都目光远大，十分支持小弟继续求学。1948年9月，哈工大贴出招生告示，经过严格考试，孙家栋虽然成绩过关，但他在锦州尚未拿到毕业证书，最后不得不运用调包妙计，在三哥孙家楠的毕业证书上贴了自己的照片“蒙混过关”，报名时，天佑神助，竟然未被识破，侥幸通过，入校后，编在预科班学习俄语。当时，哈工大属苏联人管理，俄语是重中之重的基础课程，而中共和苏共又亲如手足，精通苏联老大哥的语言，将来肯定能派上用场。孙家栋如饥似渴，拼命学习，很快成了班上的高材生，这为他下一步到苏联留学进而登上银河的天梯而打下了牢固的语言基础……
2001年春，孙老对笔者说，那些跟随国民党军队南下的同学，绝大多数命运多舛，有的还十分悲惨。如果我当时不反其道行之，又巧遇三哥的话，此生此世究竟会走到何处，就很难说了。
元宵会餐一碗红烧肉，
让他竟然成为一名光荣的空军战士
那是1950年的元宵节，解放了的哈尔滨在一派节日喜气之中。为了改善生活，孙家栋所在预科班要用食堂里的伙食尾子，做一顿丰盛的佳节会餐，在那个特定年代条件下，其中对学生最具吸引力的是每人一碗红烧肉，不要说吃，只要想想那份油汪汪、红彤彤、香喷喷、亮晶晶的节日大菜，馋虫就会从嗓子眼里往上拱，每个人都会难以控制地吞咽口水。当然，孙家栋同学中也有一些人自动舍弃红烧肉回家或投亲团圆的，孙家栋也很想回到姐姐家共度佳节，但他终于没有克服那碗红烧肉的吸引，而是在心中幸福而激动地计算着：美美地吃完一大碗红烧肉，解决掉馋虫，然后再抓紧时间赶回姐姐家团圆也不会太迟，于是他决定留下参加元宵会餐。
阴差阳错，歪打正着，正当留下来的预科班的同学们敲盆碰碗，得意洋洋，口中开着玩笑，双眼盯着已端上桌的肥美的红烧肉时，校领导突然来到小餐厅，宣布了一条谁也预料不到的消息：留下会餐的同学谁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请即刻报名，参加者必须赶上8点半自哈市开往北京的火车。从天而降的意外喜讯，如一道极强的闪电，把餐厅里的同学们来了一个定格，个个目瞪口呆，一时难以辨别消息的真假，当他们终于弄明白这是千真万确的校方正式通知时，那一碗红烧肉已不再具吸引力。孙家栋的第一个反应是：报名参军！能入伍已经无上光荣，何况又是与蓝天白云为伍的天兵天将呢！来不及过多的思考，来不及与姐姐打招呼，更来不及吃那碗红烧肉，8点30分，孙家栋和他的部分同学已坐在了哈尔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途中，组织上任命赵元亮为队长，任命孙家栋为副队长。同学们这才知道，赵元亮是中共党员、孙家栋是共青团员。
待那些回家团圆和投奔亲友过节的同学们回到学校后，孙家栋们已安全抵达北京了。错失良机的同学们那个后悔呀，一辈子都难以化解。
那些喜不自禁的孙家栋们到了空军后，才探听出这次紧急参军来由：毛主席和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条约”，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急需一批懂俄语的可造人才，幸运和机会才降到孙家栋们的头上。他们如愿以偿。
直到前年，笔者在孙家栋部长家中做客采访时，他还不无感慨地说：是那碗红烧肉又一次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啊!
喜获金奖后被选为留学生代表，
到莫斯科大学聆听毛主席的教诲
1951年，为了培养一批高级飞行指挥员、高级技术员的维修、管理、地勤人员，中央军委批准了刘亚楼司令员的报告，在全国优秀人才中抽调60余人参加考试，最后从这60余人中又精挑细选出30名优中之优，孙家栋名列其间，他们带着祖国的重托，奔赴苏联留学，到举世闻名的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报到。
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十分重视学业，在校门最显眼处竖一个光荣榜，凡成绩为“好”和“优”者，不仅榜上有名，还张贴照片，照片不但以“好”“优”多少分大小，同时还分高低。孙家栋第一年的成绩便获得全“优”，四寸大的照片便上了由下往上的第一排，孙家栋在这个名牌大学共上了6年学，每年成绩都是“优”，因而他的照片从最下面的第一排上升到最上面的第一排，照片的大小由四寸越变越大。最上面的一张大到尺许。获得如此优秀成绩的全院一共5人，中国留学生占了4名。按照最高苏维埃立法，在校学习期间每年全部优秀者，由国家颁发一枚50克重的纯金正面有斯大林头像的奖章。当孙家栋等4名中国留学生身着斯大林式双排扣呢制军大衣，头戴威武的大檐帽，脚蹬闪亮长筒皮马靴，英姿飒爽、朝气蓬勃大步走上领奖台时，所有的将军、校官、师生和校长都把目光投向了他们，投向了这群中华儿女的优秀代表！此时此刻，孙家栋心潮起伏，豪情万丈，他为自己没有辜负祖国的重托而激动无比。
但是，最让孙家栋无比激动的时刻还不在此，而是1957年11月17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音乐堂亲切的接见。作为被毛主席接见的留学生代表都是又红又专、德智双优者，孙家栋在苏联著名高等学府学习尖端专业，又获得了金奖，自然被选作代表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他终身难忘毛主席在这次接见中讲出那一段令他如痴如醉的名言：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当时，孙家栋28岁，真正八九点钟的太阳。后来，孙老不止一次激动地说，毛主席这次接见和讲话，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鼓舞了我一辈子，它让我的生命价值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
刘亚楼心中的宝贝疙瘩，
却被聂荣臻元帅挖走了
60年代初，国内天灾人祸。国外“帝修反”包围，新中国处于空前的困难境遇。但是，中国的领导人目光如炬，指挥若定，下死决心，也要搞“两弹一星”。毛主席说，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原子弹）。邓小平说，砸锅卖铁也要搞。陈毅元帅说，脱裤子当当也在所不惜。聂荣臻元帅说，逼上梁山，自己干吧，别人是靠不住的。张爱萍大将说，讨饭也要有根打狗棍。老一辈领导人的形象生动的冲天豪言，如重锤一般，不时敲打着孙家栋和他同事们的一颗颗激情燃烧着的心。到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部队连续打下美国入侵我国的U-2侦察机后，世界震惊了，纷纷猜测我们是用什么武器打下来的？毛主席无限风趣地对外国记者说：我们是用竹竿子戳下来的。孙家栋和“两弹一星”科学家们听到毛主席的大智慧、大幽默的回答后，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手舞足蹈。周总理总结得好，毛主席和全国人民能够如此扬眉吐气，“两弹一星”专家们应立首功！
孙家栋便是“两弹一星”专家的主要成员之一。当年，孙家栋等23名高材生（另有7名因种种原因没有学完）从苏联学成回国，刘亚楼司令爱才如命，暗自高兴，心中打着美好的小九九：有了这些个孙家栋们，中国空军大干快上就有望了。没想到，为了发展导弹，聂帅却盯上了他们，要把23人全部调走。刘上将一面服从全局，一面讨价还价，苦苦哀求聂帅，至少给他留下三分之一，也就是8名。聂帅答应了，可是刘上将心中的宝贝疙瘩孙家栋却不在留下的8名之列。孙家栋被聂帅挖走搞导弹去了。先是仿制苏式导弹。仿制就得先弄清俄语技术资料，其资料不仅成箱成柜，堆积如山，而且繁杂艰难，冷僻专业。孙家栋过硬的俄文有了用武之地，他和同事们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钻进了技术资料堆里，那种和时间赛跑的繁重脑力劳动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不仅感动了上级领导，也感动了苏联专家。一位将军评价说：“工人的贡献是流汗，战士的贡献是流血，专家的贡献是流脑浆啊！”孙家栋们说，为了和帝国主义抢时间、争速度，汗水、鲜血、脑浆，流什么也顾不上了，即使搭上了命又有何惧哉。
仿制进入关键阶段，背信弃义的赫鲁晓夫撤走了全部苏联专家和关键技术资料，赫鲁晓夫小人得志地说：“有些人不愿加入我们的核保护伞，硬要自己搞，他们不仅搞不成，到头来恐怕连裤子都穿不上。”
我们真的被逼上了梁山，仿制结束，自制开始！孙家栋被委任为我国自制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两年之后，也就是1964年7月9日和7月11日，我国连续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东方红二号”两枚自制导弹，并且通过实弹考验，与原子弹配套成有实战价值的战略武器，紧接着，孙家栋又先后担任射程越来越远、精确度越来越高的“东方红三号”“东方红四号”导弹总体室主任，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
两位卫星专家被“文革”风暴刮进了“牛棚”，
孙家栋临危受托，成了钱学森的得力助手。
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轰动了整个世界和人类。之后，美国也发射了人造卫星。在苏美卫星先后上天之时，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大手一挥，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但是美国那般鸡蛋大的，我们不抛。”人造卫星首席主管钱学森心急如焚：毛主席的号召和决心是一个压力；苏美之后，法国、日本的卫星也上天了，又是一个压力；“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席卷而至，是个更大的压力。钱老心中明白，能否克服种种压力，卫星能否早日上天，头等大事是选人。思考再三，他选到了孙家栋，受钱老的委托，孙家栋又选出了“十八勇士”，集体攻关。攻坚队伍建好了，钱学森是总体部建设总设计师，是军长的“军长”，孙家栋是总体部技术总负责人，是军长的“参谋长”。
在这之前，“东方红”卫星的创始人之一钱骥、赵九章等人，已就卫星的本体设计写出了300页研究课题，为“东方红”诞生打下雄厚的基础。但是“文革”风暴把钱骥和赵九章两位专家刮进了“牛棚”。继任者孙家栋们在钱、赵等人的研创基础上，根据高层“尽量简单、尽快上天”的批示精神，他们提出了简化方案，加快了步伐，形成了总体方针。即“东方红一号”卫星要“上得去，跟得上，看得到，听得见。”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动乱阶段，航天设计科研院所也不得安宁。无论是毛主席关于“不抛鸡蛋那么大的”决心，还是聂帅们的“尽量简单、尽快上天”的指示，都明示孙家栋们，卫星上天，虽然技术至关重要，但其间的政治因素也是决不容许有丝毫忽视的，这样，卫星上天的难度陡增了不知多少倍。他们必须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来把“东方红一号”尽快送上太空。
不知道经过了多少艰难险阻，不知道熬白了多少科学家的头发，也不知道耗尽了多少领导人和科学家的精力，更不知道工人、战士和科学家总共流了多少汗水、鲜血和脑浆，1970年4月24日21时34分，我国第一颗卫星升空了，上天了！卫星总重量为173千克，而苏联第一颗卫星只有83.64千克，美国第一颗卫星只有8.22千克。我们的“东方红”重量相当于苏、美、法、日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不仅实现了毛主席关于“鸡蛋那般大的我们不抛”的誓言，还在太空唱响了悦耳的《东方红》音响，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得见、收听到。中国的卫星上天，不仅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鼓舞了整个第三世界人民的志气！
如今，孙家栋已经81岁高龄，依然在为中国航天事业做奉献，当笔者发短信向他表示祝贺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他说，为了祖国和人民的重托，我将鞠躬尽瘁。
（选自《孙家栋》一书，殷云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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