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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兵场上的辉煌 ——李德生培育“郭兴福教学法”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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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刘少奇、罗瑞卿、杨勇、杨德志同志等观看
北京军区、济南军区郭兴福教学法小分队表演  




李德生军长(左)和郭兴福(右)一起研究战术动作




叶剑英元帅亲切接见郭兴福


罗瑞卿大将(右)接见郭兴福




郭兴福在向战士示范射击动作

     
               

         李德生冒风险,大胆进行部队军事训练改革,
       培育出“郭兴福教学法”。毛泽东高度赞扬,中央军
               委号召全军学习。

                   
     1964年,《解放军文艺》3月号首篇,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郭兴福和他的战士们》(作者:连云山、甘耀稷、刘家驹)。因为中央军委在1月3日曾向全军发出指示:“立即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所以《郭》文刊出后,受到部队官兵和各地民兵的普遍关注,其读者群已远远超出文学爱好者的范围。当时任解放军文艺社评论组组长,负责组织反映部队生活征文的张文苑同志,曾告诉笔者:这一年的“五一”节,颐和园举行游园活动时,他见到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罗总长对他说:“你们发表的那篇报告文学《郭兴福和他的战士们》,中央台两次全文广播我都听了,很好。” 1964年5月,上海《解放日报》分三天,整版连载了这篇文章,其影响进一步扩大。1965年,中国作家协会,将此文选入了《新人新作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不久,此文获解放军文艺征文奖。《中国革命军事文学史略》评论该文:“是写训练题材最受人称道的一篇作品……人物写得栩栩如生……使往往显得枯燥的训练生活,表现的十分真实、深刻、新鲜、生动。”这篇文章的特色是,着重写了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战士们的心里,就能使每个人都会变得坚强、勇敢、聪明。这也是“郭兴福教学法”的“核心”,“灵魂”。它区别于以往搞训练只教动作,不讲为什么这做,也不管战士们在想什么?等等。当然使“郭兴福教学法”得以推广,主要是从中央军委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许多新闻媒体共同宣传的的结果,《解放军文艺》的文章,仅仅是其中之一而已。当时的《人民日报》,就曾用整版篇幅,发表过12军党委和军长李德生,培育郭兴福教学法的长篇报道。
     这一运动,影响深远,直到今天,年岁长一些的解放军干部,对于由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而掀起的全军轰轰烈烈的大比武高潮,仍然记忆犹新。
     在解放军建军历史上,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空前重视的具有革命意义的这种练兵方法,是在什么背景下?如何在12军诞生的?又是怎样发展推广的? 本文将记述“郭兴福教学法”的主要创造者,时任12军军长的李德生,培育“郭兴福教学法”的全过程。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大搞“反教条主义”政治运动。
训练部门,有人被撤职,有人被开除军籍、党籍。
军事训练,无所适从,部队干部怕抓训练



         
     1960年,12军军长李德生,从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学习三年后,回到12军继续担任军长。在他学习期间,解放军内部发生过一件大事。那就是1958年5月至7月间,正是极左思潮鼎盛一时的“大跃进”年代,这股强风影响下,部队也不平静。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将克服训练工作中某些缺点的问题,搞成一场严重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这场运动,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军队中的所谓教条主义路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等。在5月刚增选为党中央副主席的军委副主席林彪,趁此机会,煽风点火,别有用心地,将斗争矛头指向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刘伯承和叶剑英二位元帅。对这两个单位的工作及人员,上纲上线进行猛烈的批判和斗争。把训练总监部,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军事学院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许多分管训练工作的领导干部,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在那种形势下,刘伯承、叶剑英都被迫要在大会上作违心的检查。正派耿直的陈毅元帅,却对此很不以为然,他到医院去看望已患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的刘伯承。刘说要写检查,陈毅火了,说:“你写啥子检查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但刘伯承还是坚持要去做检查。当他由两人搀扶着,出现在大会主席台深处时,全场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长达半分多钟。许多人一面鼓掌一面热泪流淌。这动人的场面,表达了在场的将军们,对戎马生涯数十年,舍死忘生奋战疆场,为党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的刘伯承元帅的热爱与崇敬。当意志坚强的刘伯承,以与他虚弱的身体极不相称的洪亮声音念完“检查”稿时,会场上又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欢送刘帅离去。这显然是对这次会议错误倾向的抗议。  
     而对另一些同志,则采取了极严厉的组织措施,进行了不公正的处理。有的被撤职,有的被开除军籍、党籍,有的被发配到边疆劳改,还有的甚至被逼得含冤死去。直到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才使因此而蒙冤受屈的同志得到昭雪。
     当时那场扩大化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严重地影响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给部队带来的直接恶果,就是分管军事训练的同志,竟然都怕抓训练了。因为在党和军队的历史上,还从没有见过因为抓训练而被开除军籍、党籍,甚至被逼至死。
基层也怕抓训练的思想,李德生在北京就知道一些,但军里到底是个什么状态,他还要进一步弄明白。
     李德生1930年14岁时,就参加了红军第四方面军,尔后又在八路军129师及解放军的第二野战军、志愿军的12军工作。先后在徐向前及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部队,从排、连、营、团、旅长、到担任师长、军长,在军事指挥员岗位上,他是一步不漏地升上来的,非常熟悉部队。他在战场上身经百战,与敌人有过无数次浴血厮杀,身负轻重伤多次,一次子弹穿胸而出,一次头顶被子弹铲了一道槽。他深知,部队不抓好军事训练,上了战场就要吃大亏,要付出血的代价。抓好军事训练,是关系到战争胜败,祖国生死存亡的大事!他一直以这样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曾对笔者说:“作为一军之长,如果不能把一个军的部队,训练成精兵强将,就是失职!
     李德生是一个性格鲜明,意志坚强的人。战争年代就以作战勇猛,指挥沉着,善用脑子,敢啃硬骨头而著称。抗日战争时期,已经是团长的李德生,曾亲自带着82名突击队员,冒着大风雪,夜袭日寇,用大刀砍死敌人,拔除了据点。延安党中央的《解放日报》,在头版发消息,表扬了他们。
     现在军事训练遇到了挫折,也绝不能退缩!他分析当前各级指挥员的思想,许多同志在战场上经历过惊涛骇浪,生死拼搏,敢冲敢杀,现在反而怕抓训练,主要是看到“反教条主义”搞得那么凶,万一抓得不好,就要犯错误,甚至受到严厉的处分,因而产生了消极畏难情绪。只有把个人得失丢到一边,采取科学的办法,才能使训练工作走上正轨。但什么是正确的训练方法?我军是在战争年代,从山沟里诞生,又在战火中,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游击队到正规军发展起来的。一直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未有过自己成套、系统、正规的训练方法。解放后,由于当时和苏联的特殊友好关系,采取“一边倒”政策,全盘学苏军搞正规化的那一套训练方法,现在一反“教条主义”,苏军的不学了,而我们自己传统的练兵方法又不成体系,连总部都没有一套样板可作依据。看来一切都只有靠自己去摸索了,这可真是个大难题!


           叶剑英重管军队训练,军委提出了“以我为主”,
          继承传统的新方针。要求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训练
          部队。要求各级军政第一把手亲自抓训练
            李德生带领军、师、团联合工作组下连蹲点。


     1960年初,中央军委批准成立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由叶剑英元帅担任主任,领导全军军事学术研究和训练工作。
     叶帅虽然经历了“反教条主义”的一番折腾,但他毫不气馁,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下决心重振旗鼓,一定要把部队训练抓好。根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以我为主”的方针,他重申了和刘伯承元帅一向倡导的,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学习苏军先进经验的思想,概括地表述为:“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为依据;以总结我军经验为主,有选择地吸收苏联及其他国家的经验;认真研究敌人,从我国我军的现实情况出发,照顾到今后可能的发展。”
这就是当时全军遵循的训练指导思想。
     叶帅在对部队的指示中,特别反复强调:一定要从严、从难、从实战需要出发去训练部队;要求军政第一把手亲自抓训练。
根据叶帅指示的精神,李德生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就对军事训练如何“以我为主”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回军后,他从调查研究入手,把分管训练的同志找来,要他们如实汇报当前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果然,部队经过一批一反,训练中,哪些是应当继承发扬的我军优良传统?怎样去继承发扬?苏军的方法又有哪些不能用?都搞不清楚了。所以部队训练五花八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已处于无所适从,无章可循,重新探索的阶段。李德生客观地思考,问题当然是有的,战争年代,敌人是具体的,打仗是面对敌人,可以根据敌人特点训练,有很强的针对性。但和平时期如何训练部队?连各级指挥员都搞不清楚,怎么去教战士呢?看来只好从头做起进行改革。好在部队思想却因此而很活跃,这也是改革训练的一个有利条件。初步了解情况后,他感到还需到最实际从事军事训练的基层连队去了解情况,他决心“解剖麻雀”。
     l961 年初,李德生亲自带着军、师、团联合组成的工作组,到军的训练先连队34师100团2连蹲点。他看到,战士们练兵热情很高,但领导部门和干部,在教学中却缺乏灵活性,或马马虎虎走过场。射击训练时,干部检查预习忙得团团转,战士趴在那里,半天只能瞄几枪,说是:“练射击,磨肚皮”。对战术作业编的顺口溜是:“做起来一条线,卧倒一大片”,“进攻满山跑,防御没事干”。训练中无章法,无目标。为了训练有好成绩,有的连队在实弹射击时,专选无风无雨的好天气来打靶;练战术,则挑无障碍,无坡度的平地进行。
     这样练出来的兵,怎么能拉到战场上去打仗!必须让干部战士清醒过来。于是李德生采取了一个措施。一天,他对2连进行了一次检验性的,带战术背景的,事先不打招呼的实弹射击考核。
     出的情况是:敌人在离营区十几里以外的三角山“空降”,2连的任务是全连立即紧急集合,跑步前进,“消灭空降敌人”。
2连全副武装跑了十几里以后,他又命令:改变方向追击敌人!
     一路上,这个连队翻了十几个山头,趟过三道河流,来到了三角山下,这时,34师全师的连以上干部,都已集合在这里看2连的动作。部队刚一到,李德生立即命令:全连对准36个靶子,进行实弹射击,8分钟内射击完毕。
     结果,这个在军里被认为是训练好的先行连队,只打了个“及格”,由此可见,全军的训练会是个什么状况了。 。
这时,李德生才把2连负责训练的副连长郭兴福找来谈话。开始郭兴福对这次“突然袭击”式的考核想不通,觉得军长把全师连以上干部集合起来看他们的缺点,是出他们的丑!感到不光彩。虽然他没讲出口,但他闷声不响,和一脸委屈情绪,已经把心思表现得明明白白,显然,郭兴福并不理解一个基层指挥员的职责有多么重要。李德生耐心对他讲,连队是整个军队的基础,就像一座大厦的基石,基石不牢固,不结实,就修建不起大厦,即使勉强修起来,也经受不住考验,稍遇冲击就会坍塌,更不要说狂风暴雨,强烈地震了。连队指挥员带领的是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战士,他们必须个个都是有理想,有觉悟,生龙活虎,机智灵活,本领高强的勇士。一支军队的素质、作风、拼搏精神,都体现在他们身上,否则一个营,一个团,一个师都谈不上具有战斗力。李德生见他情绪不高,又表扬了2连在这次急行军途中吃苦精神好。郭兴福边听边想,情绪才逐渐好转。
      接着,李德生提了几个问题要郭兴福回答。
     李德生问:“在深山密林里,刮着狂风,下着暴雨,既没有指南针也没有向导,你们连能不能夜行百里?”
     郭兴福对这种提问,毫无思想准备,他想了想回答说:“根据现在训练水平,不行!”
     “在各种距离上,在表尺规定的射程内,不论出现什么目标,你们连的战士,能不能举枪就把敌人消灭掉?”    
     郭兴福回答说:“还是不行!”
     又问:“在一二百米内,在猛烈的敌火下,你们连的战士,能不能勇猛地冲上去?敢不敢同敌人拼刺刀肉搏,最后消灭敌人?”
     他的回答还是:“不行!”
     在这些提问下,郭兴福开始认识到,自己连队的训练确实存在不少问题。
     李德生和他谈了一个下午,并要他牢牢记住:训练是为了打仗,不是为了摆花架子,一定要从实战出发,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使每一个战士都练出真本领。
     经过这次长谈 李德生对郭兴福也留下较深的印象。他发现郭兴福对连队战士们十分熟悉,对目前训练状况也觉得急需改进,并坦诚地谈了自己一些想法;另外李德生对他在这次行动中能以身作则,带领大家艰苦完成任务的表现,也较满意,觉得这是一个优秀连队干部的好苗子。
     从听顺口溜到实地考核,李德生对部队的训练状况有了较确切的了解。接着他又召开了从师、团干部到班里战士参加的座谈会,大家都感到部队训练存在的问题太多,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而战术训练又是最薄弱的环节。技术训练,只要解决了操作要领,抓好经常练习,就能使一个战士掌握基本的杀敌本领,但是仅仅有了技术,并不能解决运用智慧去战胜敌人的问题;而战术训练搞好了,却可以使一个战士思想练红,脑子练活,变得聪明起来,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熟练地运用所掌握的军事技术去应付各种突发情况。
     在当时情况下,苏军的训练方法已不能照搬,我军传统练兵方法在新的条件下又没有形成完整的一套,这就是说:在和平时期,如何贯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找出符合我军实际的训练方法,只有自己去闯!李德生决心以战术训练为突破口,去探索“以我为主”的新方法。困难肯定会有,但他很仍然有信心,因为12军是一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部队。解放战争初期,12军的前身:中原野战军第6 纵队,曾出现过闻名全军的带兵模范王克勤。他创造的带兵方法,曾受到党中央肯定,并号召全解放军普遍开展学习王克勤运动,在12军范围内当然广大干部战士更为熟悉了。再者,目前部队的军、师、团,甚至营连干部,都经过严酷的战争锻炼,有丰富的作战实践、带兵经验,如能把大家的智慧发挥出来,集中起来,加以总结、提高,肯定能探索出“以我为主”的新路子,打开新局面,如何能做到这些,就要靠领导,首先是军党委的重视了。
     李德生和军政委史景班及党委各同志,很快统一了认识,决心下大力气,在训练问题上抓出成效来。这是1961年初的事。
     这期间,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十分重视训练问题,他曾先后在上海、无锡、南京,连续参加了海军、空军、陆军召开的训练会,进一步从理论到具体要求作了一系列指示。他多次强调,和平时期,部队要靠训练来学会打仗,靠训练来提高战斗力,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作指导,继承和发扬我军群众性练兵习武的优良传统,并对部队训练提出要在巩固和提高技术训练的基础上加强战术训练。技术训练要采取“摸、爬、滚、打”的办法。要求党委、首长和各级军官,带头搞战术训练;钻技术,钻理论,钻条令;在训练场上勤学苦练;去野外演习,海上演习,空中演习。
     叶帅还特别反复强调:“一定要从严、从难、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军队。”
      叶帅的指示,使12 军的领导更加明确了训练工作的方针、要求。李德生带的军、师、团联合工作组,在100团2连扎下后,确定从单兵、小组和班的战术训练开始,进行试验,对训练内容、训练方法都作了一些改革。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演练,初步有了一个样子。军的全部首长,曾出席了一次富有实战经验的营以上主官参加的训练现场会,要求大家用“实战需要”这把尺子,来衡量试验分队的作业,严格要求,多找薄弱环节。会上,提出近200条改进意见。大家看到几个战术课题都有不同程度的革新,其中以2连副连长郭兴福的小组进攻战术为最好。他吸收了作训参谋宋文皋、吴亚东搞单兵和班战术教学的优点,教的细,教的活,作业内容丰富,较切合实战。他最显著的优点是讲的浅显易懂,既讲出了所以然,又很能为战士接受。每个战术动作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做?既练思想又练动作,使战士们听得懂,记得牢。大家一致认为,郭兴福带的小分队,应该继续抓下去。
     有了好的基础,李德生下决心更进一步抓好这个典型,一是要从战术训练突破,总结出一套较完整的“以我为主”的训练方法;二是要把郭兴福培养成一个能作为榜样的优秀教练员。
     领导们又专门分析了郭兴福本人的情况。他是山东邹平县人,1930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幼年丧父,只读了3个月书,就在家拾柴、放猪。1944年14岁时,到国民党吴化文部队当勤务兵;1948年济南战役随吴部起义,在华东野战军13纵队战斗连队当兵,参加过淮海、渡江、淞沪、漳厦战役,当过战士、副班长、班长,194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进陆军第14步兵学校学习,1955年毕业,分配到12军34师军事教导营任排长4年,又调100团2连任副连长。从郭兴福的经历看,他担任教练员有不少有利条件。他有实战经验;住过步校,经过严格的科班训练;又在师教导营当过排长,有一定教学经验。从前阶段训练教学中,还看出,他能吃苦耐劳,以身作则,示范教学,身体也好;他脑子灵活,领悟问题快,接受能力强,对于学到的东西能应用发挥。他的缺点是教学不太耐心,有点简单粗暴,还有些固执,不太虚心。大家觉得只要帮助他改正缺点,发扬优点,一定能够担负起试点分队的教学任务,成为一名优秀的教练员。
     同时还决定,将抗美援朝战争中,以舍身爆破的英雄伍先华命名的100团2连3班,拉出来作试点班。为了真正达到训练效果,3班保持原有人员,不专门从别的班排挑选优秀战士换补,只派一名副排长去当班长,由郭兴福担任教练员。34师副师长武效贤,当年担任过王克勤所在营的教导员,他有长期从事部队基层政治工作、军事工作的经验,就派他带工作组亲自抓郭兴福这个班的训练改革。34师参谋范志伦也随武效贤,始终加入了这一工作。李德生在2连蹲了一段时间,临走时,又把工作组找来,专门嘱咐说:“效贤,你练好后预习一次,一定通知我来看!”到预习的前一天,武效贤报告了李德生,他竟然提前半小时来到现场。军首长如此重视,大家劲头更大了,李德生看过后及时作了讲评。李德生还和同是老红军的副军长谭友夫,经常去现场指导,研究解决训练中遇到的新问题,将他们几十年积累的实战经验和带兵经验,传授给郭兴福班。
     经过半年多艰苦努力,郭兴福和他带的这个班进步很大,在教学上已经有了一套较成型的办法。战士们不畏严寒酷暑,不分白天黑夜,晴天雨天,摸爬滚打,练得很苦很累,但大家的情绪却越练越高;技术有长进,战术也灵活。原因是郭兴福已经改变了简单粗暴的作风,学会将政治工作渗透到训练中,能针对每个战士的思想状况,身体条件,接受能力,性格特点,因人施教,这个班,被郭兴福带得生龙活虎,朝气蓬勃。
     李德生见他们已经练出些成效,就组织34师全师干部先后看了三次,普遍反映较好。他又派军的作战训练处参谋,带这个小分队到另外两个师和军直属队表演,也获得好评,并得以更广泛地听取意见,不断改进,探索完善。

                     
巧逢机遇 总参训练专家路过12军,    
郝云虹独具慧眼,起名并鼎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



       
     1961年8月,浙江金华地区,正是烈日如火的酷暑季节 。有一天,作训处向李德生汇报:总参军训部《军训通讯》杂志的副总编郝云虹,带了几个编辑到军里来了,他们是到福建部队去了解情况,因收到军里一篇有关射击训练的稿子,就顺路到金华12军军部看看。当时的《军训通讯》是指导全军训练的刊物,发到团以上单位,李德生每期都读得很仔细,以求开阔眼界,了解全军训练动态及解决一些训练中碰到的难题。这次主编刊物的郝云虹来军,是个极好的交流机会,他们在军里逗留的几天,李德生常去聊天。郝云虹后来对笔者谈起他对李德生的第一印象。他说自己当时是副师干部,到军里为一篇稿子,也没什么大的任务,按说军的作训处去人看看,或者最多军参谋长看看他就行了,没有想到军长会去看他们。觉得李军长很随和,亲切,还关心他们的生活,闲谈中,也就没有顾忌。说到,同去的一位编辑饭量大,一次吃了16个包子,大家听到都笑了。李德生当即把招待所管理员叫来交代:对他们几位客人吃饭不要限量。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无法理解,一个军长怎么会关心起这档子事来。要知道,那时自然灾害严重,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即使在部队,无论哪级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也都是定量供应粮食。后来笔者采写稿子时见到当年军的管理处长,他才讲到,李德生家孩子多,因为粮食不够,还常吃稀饭,由此可以看出条件之困难。而一位军长这么严格带头遵守国家政策,也令人感动。
     交谈中李德生得知,郝云虹是位精通训练的专家。八年抗战时期, 他都在抗大当军事教员,专搞军训;以后又长期在总参军训部门工作,业务十分熟悉。1958年两个多月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他从始至终参加了会议,还是秘书组成员,对军事训练工作中的曲折发展过程一清二楚。现在不单是《军训通讯》副总编还是总参军训部处长。
     李德生从来就是一个埋头苦干,作风踏实的人,干任何事,都是为了部队建设,他特别反对 当工作还没有什么眉目的时候,就到处张扬的浮躁作风。当时他认为,郭兴福这个班的训练改革试点,正处于探索阶段,所以既没有向南京军区训练部门报告,也没有让宣传部门对外进行报道。可是现在总参专门研究军训的杂志社偶然来了人,何不借此机会请他们看一看?但他的这个想法,是直到郝云虹第二天就要走了才产生的,他去招待所话别时,就提起军里搞了个军训改革的试点小分队,问他们是否多留一天,看了再走,提些意见。
     郝云虹欣然同意。
     第二天,在烈日当空的三伏天气,李德生陪同他们看了郭兴福班的战术训练表演。那天,气温高达37度,郭兴福和战士们在作业场上浑身汗水湿透,但始终情绪饱满,演练认真,要求严格;训练中还开展群众性的政治工作,研讨问题时,热烈争论,畅所欲言,一派活跃气氛,再现了我军在战争年代那种开展军事民主,互教互学的优良传统。
     郝云虹看过后,大感意外,连声称好。并当场表示:他们不去福建了,就留在金华,请军里派几个同志,一起到100团2连,总结郭兴福的教学经验,将3班全部作业过程整理出来,向全军推广。
当时《军训通讯》有个好作风,叫开门办刊物,走出机关,到部队去发现好的典型,即编即发。郝云虹及随行的同志,第二天就和军作训处参谋宋文皋、余西祥等同志,蹲到2连去了。
     就在他们紧张整理材料期间,李德生也来2连检查工作。郝云虹和军里几个参谋觉得要为这个教学法起个名,大家商议了几次定不下来。郝云虹见多识广,就说:“向文化大进军中,出现了祁建华识字法,纺织工人中有郝建秀工作法,100团2连副连长郭兴福的教学法很有特色,我建议就叫它郭兴福教学法。”
   正好李德生来了,大家等着军长表态。李德生回想起,解放战争时期,12军前身中野6纵队,开展过学习战斗英雄、带兵模范王克勤,带兵、练兵的“王克勤运动”,以后在全解放军推广。延安党中央的《解放日报》还发表社论,号召全军学习,效果很好。郭兴福的教学法是在新形势下,带兵、练兵的好方法,为什么不能以他的名字命名呢!于是当场拍板,说:“我看可以这样命名!”
     以后闻名全军、全国的“郭兴福教学法”就此诞生。
     1961年10月2日,《军训通讯》为介绍郭兴福的教学经验,特地出了一期增刊(专集),增加许多倍发行量,从原来只发到团级,扩大到每个连队发两本。增刊载有100团2连战术训练经验、郭兴福任班长的“单兵进攻战术作业笔记”,编辑部还撰写了《既严又活》的专论,第一次向全军介绍和推广了“郭兴福教学法”。军训部的支持给予了12军极大的鼓舞,“郭兴福教学法”迅速在军里推广,各师也开始培养自己的典型。
     《军训通讯》是下发部队的刊物,当时编辑部还编有一种反映部队训练情况的《军训简报》,印数很少,专送军委常委。在众多领导同志中,只有分管军事训练的叶剑英元帅和总政肖华主任,
每期附送一份《军训简报》。因此,这一期《军训通讯》和郭兴福教学法专刊,也呈送到了叶帅的桌上。
     叶帅将厚厚的一本赠刊看完后,对“郭兴福教学法”高度关注。原来几年来,叶帅一直在积极寻求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以我为主”的训练方法。他曾说:有了正确的训练方针,还要有好的训练方法,否则就达不到目的和要求。因此他时刻注意部队的训练动态,特别关心部队的训练改革。
   叶帅记住了南京部队的这一创造。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在郝云虹回北京后,南京军区训练部听说他们看了100团2连的演练,就来了位科长看。看过后科长说:“这个方法不行!”还和武效贤吵了起来。汇报给李德生,他听了也不生气,只是淡淡地说:那就让他回去吧。李德生知道,任何新生事物刚出现的时候,总难免有不同看法的。但是,李德生对“郭兴福教学法”是充满信心的,因为他很清楚,这一切都来自我军传统,来自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广大12军指战员的实战经验,是群众智慧的结晶。特别是它针对性很强的解决了部队训练中的难题。李德生指示武效贤:“不要理会那位科长的说法,我们继续干下去!”
   后来当“郭兴福教学法”在全军推广时,军区一位管训练的副参谋长见到总参发来的《军训通讯》增刊,立即给武效贤打电话。他们平日都很熟,就开玩笑说:“你小子,不报告我,一下就报到总参!”武效贤这才回敬他。“你们来了个科长,看了过后说不行,还和我吵了一架,能怪我吗!”也许是那位科长,自己就将“郭兴福教学法”给否定了,根本没有向领导汇报吧。
   《军训通讯》专刊,同样也引起了南京军区领导的关注,分管训练的著名战将、王必成副司令员,立即要郭兴福带小分队去南京表演。王必成看过后,连声称赞郭兴福:“教得好!教得活!你把战士们的思想教活了,动作也教活了,向你们学习!”当即对军区有关部门作了三条指示:一是南京步校毕业班的学员,要把这一套教学法学会了才给进行分配;二是要求军区司令部,组织郭兴福到全军区部队表演;三是做好“郭兴福教学法”的推广工作。军区机关对培养,总结、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也给予热心支持和帮助。南京军区军训部长蒋科先后几次到12军具体指导,为“郭兴福教学法”在面上开花结果创造条件。巧的是蒋科原来曾任过34师师长,对自己的老部队出了这么大一个典型,感到格外光荣,高兴!。
   叶帅很关心‘郭兴福教学法”,他先是派了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兼军事训练、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莫阳,率工作组到南京军区进行考察;后来又专门派总参分管军事训练的张宗逊副总长,到南京看了郭兴福的表演。张宗逊看后当场指出:“像郭兴福这样严肃、认真、灵活的训练单兵、小组的方法,是个方向问题,也是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应该推广。”
他回到北京后,向叶帅汇报了自己对郭兴福教学法的观感、评价,他说:“全军如果都能像郭兴福这样练兵,我们部队的战斗力,将会起到质的变化!”叶帅听了很高兴,更加重视12军的这一创造。
郝云虹曾对笔者说,郭兴福教学法的出现,绝非偶然,有它的必然性。反教条主义后,提出要走自己的路,传统和现代结合,走“以我为主”的路,又吸取外军近代化经验,是时代的课题。老帅呼唤解决,迟早会出现,12军是先行者!李德生长期在野战部队工作,非常熟悉士兵,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385旅的大练兵,深深懂得战术、技术对一个战士在作战中的重要性;12军还出现过,重视战士思想工作的带兵模范王克勤,有光荣传统。这些因素使李德生重视将战士们只顾呆板的练动作,引导到通过战术训练把思想练活;从军政分离的现象转变为将政治工作渗透到训练中;从士兵到将军,每个个人都练精业务技术,再进行整体的演练,又全面提高了部队素质。这就是“郭兴福教学法”,在我军训练中,引起的革命性的质的飞跃!也是12军的重大贡献。
郝云虹还特别谈到,能做到这些,和李德生军长长期保持老红军的传统作风分不开,他很谦虚,尊重人,不管到团里,连里,都以普通一兵的微分,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因而能发现群众中可贵的创造性,这在高级将领中是很可贵的。看连队练兵,日晒雨淋,既枯燥又无味,李军长不怕艰苦,能蹲下去发现战士的优点,很难得。以上种种因素,都是产生“郭兴福教学法”的必然性。
而作为我军资深的军事训练专家郝云虹,以对革命工作的高度责任感,热情支持群众中的新生事物,在发现,帮助,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中,是有大贡献的!
1962年3月,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向全军区发出学习和宣传郭兴福和“郭兴福教学法”的指示,并要求各部队在训练中培养自己的郭兴福。
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都十分重视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军区先后召开过数百名团以上干部参加的战术现场会,和各兵种40多个战术技术科目汇报会,汇报表演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成果。实践证明了“郭兴福教学法”的普遍实用性。在此期间,郭兴福还带着他的小分队应邀到广州、武汉、沈阳军区作了十几场表演,受到热烈欢迎。军里专门派出军政干部组成的工作组随同郭兴福小分队巡回表演,帮助郭兴福提高思想、业务水平。他们每次出发和归来,李德生和谭友夫等军的其他领导同志都要和郭兴福谈话,对他提出要求和鼓励。    。
   “郭兴福教学法”已经在全军大部分部队中,广泛、自发地传播,并推动了群众性练兵热潮的兴起。
   “郭兴福教学法”,引起各级领导和广大官兵如此强烈的兴趣是有道理的。首先在于,战术训练本身是一门锻炼人的智慧的军事学科,在战斗中,由于敌情、我情、天候、地形地物、武器装备、参战人员等诸因素的不同,而产生出千差万别的情况,如何适应这些复杂的变化,并力求克敌制胜,就形成战术。完全从实战出发来训练战士,就能使训练场变活,否则就单调、僵化,形成呆板的模式。“郭兴福教学法”的独到之处,就是始终把握住:一切从实战出发这个首要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他灵活地吸取各种知识,加以运用,创造出了许多新鲜,生动的教学方法。
   归纳起来有以下特点:
   方法多样,教活练活。
   情况诱导,因人施教,正误对比,形象教学,这是郭兴福把兵练活的重要方法。郭兴福出情况不是直来直去,而是“逼”着战士动脑筋想办法。他对一个战士出情况时说,“敌人的半自动步枪手,向你打了八九发子弹以后,突然停止了射击,你该怎么办?”战士想:敌人火力中断有几种可能:被我消灭、枪发生故障、有意欺骗……但半自动步枪一次只能装10发子弹,现在打了八九发,很可能是装子弹,于是战士就飞身跃起前进了。
   情况变了,不能依样画葫芦。一次郭兴福做示范动作,冲击前进时,“敌人”一个手榴弹投过来落在身边,他一脚将手榴弹踢飞,继续前进。轮到战士冲击了,手榴弹飞过来,落在离他四五米远的地方,这个战士跑过去踢手榴弹。郭兴福立即叫停!告诉战士,刚才手榴弹离我近,应该踢,现在离你远,就不应停留,要赶快避开,争取时间快速冲过去。使战士明白每一个动作的道理,而不是“做样子”,“走过场”。
   练习打火力点时,当爆破手抱着炸药包冲到地堡跟前,郭兴福说,雷管失效,爆破手马上取下手榴弹往射孔里塞;郭兴福又说,射孔有铁丝网挡住,爆破手就地一滚,想绕到地堡后门投弹;郭兴福又说,后门关上了,爆破手就立即取下小铁锹往射孔里扬土,干扰敌人视线,掩护战友上去把地堡炸了。
一个班的战士,水平、体力、文化程度都不同,郭兴福特别注意因人施教。胆小的,他亲自带着锻炼,让他单独活动,越练胆子越大。好空谈理论不切实际的,就让他在事实面前碰壁,自己接受教训,变得踏实起来。战士叶铁虎,好胜心强,做动作勇猛、利索,战士们称他“铁老虎”,但他有时容易满足,郭兴福就激励他的上进心,启发他和动作好的同志比赛,一听比赛,叶铁虎的劲头就上来了,越比进步越快,也促进了其他同志好学上进。
既讲全面,又有重点。
   郭兴福在教学中,既全面讲解,又能抓住重点精讲多练。他首先把课目的本质吃透,如单兵进攻,最核心的就是在战术情况诱导下,训练战士勇敢、机智、灵活,巧妙地运用五大技术,学会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本领。郭兴福就围绕此核心内容,先全面讲解,如利用地形地物,有开阔地、起伏地、沟、坎、包、坑,以及房屋、断墙、田坎、树木等。众多地物中,他又抓住高于地面的“包”,和低于地面的“坑”,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地形地物,反复讲解,反复演练,使战士掌握其基本特点后,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灵活运用。如利用土包,他首先讲,如遇树丛和土包,要利用土包,因为它既能隐蔽身体,又能作射击依托。如何利用呢?他讲清,土包分左侧、右侧和顶部,一般利用右侧出枪,因为大多数人是惯用右手和右眼瞄准,这样,身体大部可隐蔽。但个别同志是“左撇子”用左眼瞄准的,就应从左面出枪。当侧面无法观察时,则可利用顶部,虽然危险,但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前者是主要的,就应在顶部射击。经过反复讲解后,他归纳利用地形地物要符合3个“便于”:即便于观察和射击;便于隐蔽身体;便于占领和前进。以及3个“从下到上”,即从下到上占领、观察、出枪。一个土包讲出许多学问,讲得细致全面,使战士们听得津津有味,印象深刻。
严格要求,一丝不苟。
   叶铁虎每次冲击都是一面前进,一面装退子弹,可是有次演习,在他第三次端枪射击时,郭兴福突然叫停,问他子弹有没有上膛?叶铁虎很自信地回答:上了!郭兴福叫他拉枪栓。哗啦一响,跳出来的却是个空弹壳。他连忙装上子弹继续作业。郭兴福在训练中看到战士投弹没拉弦,枪口沾了泥,出枪时刺刀晃动,观察时拨动了面前的草丛等,任何细小的错误,他从不放过,及时指出纠正,使战士个个动作都达到准确无误,养成严格要求的自觉性。
   他的严格要求还表现在对课目的讲解和理解,教投弹、射击,把每个动作都分解开来,一项项讲清,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直到大家都懂了,再反复苦练。如有一天练投弹,大家投了许多次,也没投中堑壕,郭兴福就叫大家停下找原因?是因为天冷?风大?还是坡高?最后郭兴福说,我看是风大,弹道低了些。大家一试验,果然命中。
   军事民主,教学相长。
郭兴福有作战经验,又经过军校专门训练,比战士们条件当然好得多,但他也能放下架子,虚心听取战士意见,吸收别人长处,这一点十分难得。一次练习利用地形地物,前面是一人高的断墙,郭兴福本想利用它的右侧,可是班里有个爱用脑子的战士却说:断墙只有一人高,当中有一个人头大的缺口,利用缺口,比在右侧更利于隐蔽身体,发扬火力。郭兴福端枪上前试了试,果然如此,就推翻了自己的预案,照这个战士的意见做了。
   班里有个战士,冲锋时动作干净、利索,两眼始终能紧盯“敌人”,一面冲击,一面装子弹。郭兴福觉得自己不如他,就虚心向这个战士请教要领,刻苦学习,练好才罢。谁手榴弹投得远,枪打得好,刺杀有力,他都学习,集战士们的长处于一身,做到训练中各种动作,都能示范。他的行动,影响了战士,使全班养成虚心学习的好风气。
   思想工作,贯穿始终。
   在战场上及时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是我军优良传统。郭兴福在训练过程中运用较好。有一次,他给一个战士出情况:现在敌人火力很猛,部队正要发起冲击时,只听见班长喊:“全班自左至右……”这时口令被枪声淹没,后面的话听不请了,你该怎么办?这个战士一跃而起,提起枪就向前冲去。郭兴福表扬战士做得对,他说: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向敌人冲锋时,有命令要前进,没有命令也要主动前进。并提倡像战争年代那样,如果战斗中指挥员伤亡,阵地上无人指挥时,应主动带领战友作战。
   他示范勇猛的冲击动作时,将刺刀狠狠地穿透靶心,对大家说:在战场上,对敌人就要这样狠!要像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上那样,刺刀弯了用枪托打,枪托断了用圆锹砍,石头砸,用手掐,牙齿咬,也要和敌人拼到底!郭兴福无论看一本书,看一场电影,或到一个地区表演,都能结合实际,运用看到的、听到的先进人物的事迹,鼓舞战士们认真刻苦锻炼。见到哪个战士情绪不高就及时谈心,解开思想疙瘩,使他们全身心投入训练。
   牢记宗旨,练为战是根本。    
   郭兴福教学法最根本的经验,就是首先以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觉悟,真正明确人民军队的宗旨是保卫祖国,为人民服务,打起仗来就能舍生忘死,平日训练就是为了打仗。牢固树立了这些思想,才能在训练中不怕苦不怕累,钻研问题,出智慧,想办法,练出精兵。


                 叶帅观看郭兴福班表演后,喜报军委。毛泽东说:“叶帅
             找到了一个好方法。”当他看到“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
             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这
             几句话时,用红铅笔在下面划了一条杠,毛泽东很高兴地说:
            “这一条我最感兴趣!”

             
   总参于1963年底,在镇江张高山召开了有各大军区、军事院校领导干部参加的现场会。叶剑英元帅于12月24日,专程赶到镇江,冒着严寒,在野地现场,观看了郭兴福单兵进攻战术作业表演。
叶帅参观的那天,是专场汇报,郭兴福和他班里的战士们有些紧张,但也表现得很出色。
   叶帅看得很仔细,边看边问,战士负荷有多重?戴上防毒面具对射击、战术动作有多大影响?还问到战士的姓名、年龄、何时入伍、文化水平。当他看到名叫叶铁虎的战士冲击勇猛,一手投出两个手榴弹时,满意地称赞道:“真像一只小老虎!”
   看完表演,叶帅十分高兴,连声说:“大开眼界!大开脑筋!这充分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他还和郭兴福及郭兴福班的战士们一起照了相。
   叶帅在镇江停留了三天,听取了南京军区领导关于郭兴福教学法的产生、发展、推广过程的汇报,并与主管军训的同志和郭兴福式教练员进行了座谈。到12月27日,大会总结后,叶帅作了重要讲话。
   他指出:“我们解放军最近几年来,从1960年开始,四年当中,我们部队里头,特别是在陆军中,从低到高,从小到大地开展了一个叫“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这个教学法,不是从1963年开始的,是1960年郭兴福工作的12军就开始研究、开始创造,经过军师团营各级干部的鼓励,军党委的支持帮助,使郭兴福这个教学法,在12军树立起一个标兵、模范。“郭兴福教学法”在12军连队里生根发芽,军的各级党委首长加肥,南京军区党委和首长又追肥,现在到1963年,经过军委军训部推广,在全军范围内有了第一次收成。经过数年全军公认了。现在全军公认“郭兴福教学法”是个好方法,不管哪个军种、兵种的基层连队,全国的民兵,都认真按郭兴福的教学法来训练部队,我们部队的战斗力就会大大的提高。”
   叶帅对郭兴福本人作了很高的评价。叶帅说:“郭兴福同志真正领会了军委的训练思想,他想了很多办法,真正扎实地练好了单兵动作、技术动作、战术动作,他是全军教学的模范。他是把政治、思想、作风、技术、战术联结起来训练的。……郭兴福同志的教学方法,是我们几十年来战斗中,训练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的综合和具体运用,运用得很好。”
   叶帅还检阅了全军部分参谋人员参加的,参谋业务作业表演比赛。看完后接见并表扬了他们。12军作训处长姜智敏带领93团作训股长张春波、舒新文等参加了接见。
会议结束的当天,叶帅立即给中央军委写了报告,介绍“郭兴福教学法”及自己看后的观感。他在报告中写道:“‘郭兴福教学法’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是领导培养、群众支持和他个人努力的结果。”
   叶帅认为郭兴福教学法有五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善于在教学中抓活的思想,充分调动战士练兵的积极性,并能够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实行官兵互教,评教评学;
   第二,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
   第三,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情况诱导,正误对比的方法,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
   第四,言教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使战士百听不厌,百练不倦;
   第五,严格要求,一丝不苟,谆谆善诱,耐心说服。”
   报告最后建议军委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掀起军事训练的高潮。
   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收到叶帅的报告后,立即送呈毛主席,并当面汇报了情况。毛主席仔细看了这份报告,当他看到“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这几句话时,用红铅笔在下面划了一条杠,很高兴地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
   同时还强调指出:“‘郭兴福教学方法’,不仅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主要是在新的条件下的发扬。”最后又对罗瑞卿说:“叶帅找到了一个好方法。”
   毛主席对叶帅报告的批语,叶帅还寄给李德生,军党委首先传阅,讨论学习。
由于毛主席如此高度的评价,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指示,号召全军立即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
   1月下旬,罗瑞卿总参谋长赶到南京,主持召开了全军推广郭兴福和郭兴福式教学方法现场会。这次会规模很大,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军兵种、各军事院校主管训练的领导,海军舰队司令、陆军、空军所有军长,以及总部有关部门的领导127人,会议开了6天。大家看了11个教学单位的精彩表演项目后,一致认为这种方法应在全军推广。
李德生受到罗瑞卿的表扬。
会议结束后,李德生陪同罗瑞卿到12军苏北防区进行视察,罗瑞卿对李德生作了许多关于抓好部队训练的指示。他回到北京后给34师100团2连3班——“伍先华班”(即郭兴福班),题了词:“思想作风力求做到好上加好,战术技术务必讲究精益求精”,寄给李德生,转给了“伍先华班”。
   罗瑞卿回北京后,给中央军委和党中央、毛主席写的报告中认为:“郭兴福教学法”,“军事和政治,理论和实际,行动和思想,战术和技术,演练和讲解,言教和身教,都结合很好。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因人施教。表扬多于批评,善于启发诱导。把工作做活了,把兵练活了,把自己头脑也使活了。这种教学方法,可以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学方法。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教学方法。”
   3月7日至3月20日,南京军区为响应军委号召,举办了干部集训,许世友司令员担任集训队队长、杜平政委担任集训队政委。12军的60多名干部编一个连,由军长李德生任连长。郭兴福和他班里的战士叶伯义,都担任集训队的教员。
为表彰郭兴福对部队建设的贡献,南京军区给郭兴福和他的班记了一等功。许世友司令员亲自给郭兴福颁奖。
那段时期,许世友司令员特别高兴,他说:我们南京军区有“三宝”:“南京路上好八连”(全军先进连队),毛主席为他们写了《八连颂》;《霓虹灯下的哨兵》(话剧、电影),剧作家沈西蒙陪同毛主席看了话剧;再就是“郭兴福教学法”,毛主席亲口夸赞“小老虎”。
南京军区非常重视对“郭兴福教学法”的宣传,军区党委要求文化部抓好这项工作。写《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剧作家、文化部长沈西蒙,亲自组织军区话剧团、歌剧团以郭兴福的事迹为基础,编写了两台戏演出。写过《柳堡的故事》小说及电影的作家胡石言、剧作家冠潮、12军的甘耀稷三人,在沈西蒙的亲自指导下,写成歌剧《战旗红》剧本。由谱写过歌剧《红霞》的音乐家张锐、俞频作曲,演过《红霞》女主角的蔡佩莹主演。《战旗红》上演后反映很好。下部队演出时,许世友司令员亲自给歌剧团送行。还大声嘱咐:“叫那个高虎林,不要太骄傲!”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原来许司令说的那个“高虎林”,就是以郭兴福班战士叶铁虎为原型创作的剧中人物的名字。 许司令用朴素的语言,关心这个“战士”的成长,足见剧本塑造的人物,已为观众接受,“郭兴福教学法”已深入人心。
全军响应军委号召,出现了学、赶、超郭兴福的热潮,各级主官亲自抓训练,“反教条主义”后,那种犹豫、疑虑,害怕抓训练的心理 一扫而光,全军大练兵,大比武运动,进入了空前未有的新高潮。八一制片厂还拍摄了“郭兴福教学法”的军教片在全国放映。
   1964年6月15日、16日连着两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贺龙、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了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学习郭兴福式尖子分队的战术、技术表演。当时正在北京开会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也都全部去观看。毛泽东对每项精彩的表演都鼓了掌。在看完擒拿格斗表演后,他还对画有蒋介石头像的沙袋打了几拳,边打边说:“老朋友,久违了!我也打你几拳!”他在看表演时还对罗瑞卿说:“北京、济南部队的表演很好,要在全军普及。”“部队要练近战、夜战。”“夜老虎连要普及,现在可以一个营先搞一个连,将来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
   这些活动,更加鼓舞了全军广大官兵的练兵热情,训练成绩显著上升,据总参军训部统计,1964年射击优秀的步兵师,比上年增加了四倍,投弹40米以上的增加了九倍。
教育部长杨秀峰看了郭兴福的表演及相关资料后,号召全国教育界,所有大专院校,中小学教师,都要认真学习郭兴福的教学方法。这种比、学、赶、帮的热潮,甚至还推动了地方各行各业的“岗位练兵”活动。
还有消息说,连在台湾的蒋介石,都搞了两个团的部队,按报纸上的资料做参考,在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这件事听起来虽然觉得有点滑稽,但也足见其影响之广。      
           

            风云突变,林彪陷害罗瑞卿。批判由于学习“郭兴福教学法”
        掀起的全军练兵热潮,“是军事冲击政治”。“文革”期间罗瑞卿、
        郭兴福都遭受残酷迫害。
            十年动乱结束,“郭兴福教学法”再显辉煌


     1964年,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看了叶帅的报告后,也曾对“郭兴福教学法”表示过赞许,可是后来,他出于个人野心私欲,陷害忠于党的事业的罗瑞卿同志,却别有用心地污蔑“大练兵冲击了政治”,“犯了路线错误”,于1964年12月,下发了所谓《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说:“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搞“ 大比武”是军事训练冲击了政治。把全军轰轰烈烈的练兵热潮打了下去。他还把突出政治与突出军事,说成是我军两条建军路线之争,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大批搞训练的军队领导人也因此受到迫害。
  “文革”中,郭兴福也被打成“反革命”,遭连续残酷批斗,逼得愤而自杀(未遂),并被长期关押,家人也惨遭连累。
     罗瑞卿受到的伤害最深,“文革”一开始,就打成“反革命”。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后,毛泽东才醒悟到林彪才是真正的个人野心家,是反对他的,一些老同志在“文革”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毛泽东在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后和1973年的一次中央军委会上,都表示了对战友们的歉意。经毛泽东批准,这年的11月解除了对罗瑞卿的监禁。1975年8月,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1977年8月,他在党的十一次中央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他出来工作后,只要一有机会,就向有关同志做工作,争取为郭兴福平反。
     粉碎“四人帮”以后,重新主持军委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号召,全军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紧紧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把部队建设搞好。李德生向有关单位提出郭兴福是个好同志,应尽快弄清他的问题。到党的十一中全会上,李德生,正式给叶剑英写信,请求重新审理郭兴福一案,使他早日得到平反昭雪。
早在1977年3月,郭兴福尚未平反,还被搞到农场劳动改造的情况下,以官峻亭、成冲霄为正副书记的12军党委一班人,坚持真理,以果断的气魄,理直气壮地通过了《关于发扬1964年大练兵的革命精神,大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立即掀起教育训练新高潮的决定》。
     又几经曲折,直到1979年3月,中央军委才正式行文给郭兴福同志彻底平反,并恢复其党籍、军职。南京军区步校为此隆重召开大会。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南京步校、12军领导和官兵代表1000多人出席。军区杜平政委在大会上讲话,充分肯定了郭兴福在1960年至1964年大练兵运动中的先进事迹,对全军的贡献,揭露了林彪、“四人帮”为了陷害罗瑞卿同志,而残酷迫害郭兴福及其家人的令人发指的罪行,宣布为郭兴福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任命他为南京军区步兵学校战术教研室副主任。
郭兴福于1983年离休。令人深感惋惜的是,他在1985年一次偶然车祸中逝世。
历史是公正的。到1991年“郭兴福教学法”创立30周年的日子,原12军军长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郭锡章,向军区党委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光辉,继承和发扬了我军优良传统的“郭兴福教学法”,经过历史进程的考验,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光辉,它对加强全军部队训练和院校教育,促进部队的全面建设,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建议开会纪念。军区党委同意后,他通报了12军军长陈希滔、政委温宗仁。随后郭锡章又和军区参谋长张宗德,一起去北京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1991年4月,南京军区在12军34师举行隆重集会,纪念“郭兴福教学法”创立30周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总参谋长迟浩田,出席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作为“郭兴福教学法”的创立和培育者,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李德生也参加了大会并讲了话。
     会后,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联合发文,号召全军指战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在实践中加以继承和发展,为部队培养更多更优秀的教练员、政治工作人员,使部队训练生动活泼,不断发展,开创新局面。
     李德生在南京暂短逗留时,要会见12军的老同志。他告诉秘书,一定要通知当年在军里一起搞“郭兴福教学法”的同志们,一个也不能少,全请来见见面。人都到了以后,他看到了当年日夜辛劳搞“郭兴福教学法”的郭锡章、姜智敏、余西祥、宋文皋,苏语,和已任军区副参谋长的范志伦等,却没有看到参谋、“拼命三郎”吴亚东。就问怎么没来?回答说,他工作很忙,身体又不好,并告诉李德生,吴亚东已得了不治之症。会后,军区领导邀请李德生到皖南黄山度假,李德生给有关单位领导去电话,一定要给吴亚东请假,并带他去了黄山一游。没过多久,吴亚东逝世。在他离开人世前,终于能和老首长欢聚了些时日,也当含笑九泉了。李德生关爱战友的佳话,令人感动。
     1993年,李德生到了无锡,见到了12军很多老同志,他给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讲,要见见郭兴福班从无锡参军的两名战士:李伯英、叶铁虎。可是很多年没联系了,只好请公安局的同志帮忙查找。却查出全市有6个李伯英,谁是要找的人呢?李德生要过送来的简历看,他认定,6个人当中,唯一在1961年参军的无锡市工商局长,就是要找的人。李伯英刚到不久,门外一声洪亮的:“报告!”随着人就进来了。李德生正在和大家讲话,没有回头,就立即喊出:“叶铁虎!”这个独特的充满朝气的声音,30年也没有变呵!叶铁虎听到当年的李军长,能背着身子就听出他的声音叫出他的名字,十分激动。
     他们向李德生汇报了自己和“郭兴福班”的战友们,在“文革”中遭遇的种种挫折和磨难。李德生勉励他们,要永远记住:大家共同创造的“郭兴福教学法”,受到毛主席、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对全军作出的杰出贡献,要永远像当年的“小老虎”那样,保持革命战士的旺盛斗志,继续为革命作贡献。
     再后,由李德生担任主编,郝云虹、郭安华任副主编,在南京军区和12军历任领导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从郭兴福教学法到科技大练兵》一书。李德生在书中写到:“是要通过对郭兴福教学法到科技大练兵的这一段,对我军建国以来军事训练历史的深入研究,探寻我军军事训练改革与发展的基本规律”,“研究和发展具有我军特色的军事训练理论,以期为我军军事训练的跨世纪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他在另一次讲话中特别强调指出:“‘郭兴福教学法是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同志们,从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值得一代代没有经历过战争的青年军人去钻研,学习,重视,启发他们对军事训练的兴趣。”
     历史在前进,我们党的事业在发展,我们军队的战斗力在不断提高。未来在召唤朝气蓬勃的年轻军人,去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
     李德生是一个在征途上永不停步,永远前进,从不知疲劳的革命者,无论是在战争年代或是和平时期,他都在考虑着,追求探索革命的新目标,并为之而努力奋斗。
     在我军历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郭兴福教学法”的创造、培育和形成,就是他的一大贡献。
     最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是通过“郭兴福教学法”,第一次知道了南京军区还有一位叫李德生的军长,身为军事指挥员竟然非常重视思想工作,而且很出色地将政治工作渗透到军事训练中去,培育出了“郭兴福教学法”,对和平时期的部队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几年后,毛泽东又发现,还是这个李德生,在“文革”中不费一枪一弹,靠政治思想工作解决了安徽严重的武斗问题,于是将他调到党中央工作,并让他“改行”,在成千的将军中,挑选李德生担任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领导全军政治工作。
     叶剑英元帅,也是通过“郭兴福教学法”了解了李德生。后来李德生在中央工作期间,成了叶帅的得力助手。
     邓小平复出后任中央军委主席,他也很器重军政双全的李德生,任命他为人民解放军最高学府——国防大学的政治委员 。
     这些精彩的内容,作者将在以后的文章里推荐给广大读者分享。


                                                               选自《李德生传》(即将出版)

作者简介:
甘耀稷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曾任军文化处副处长;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副师职编剧。《陈毅传》、《中国元帅陈毅》作者之一。专集有陈毅文学传《传檄到中原》、报告文学集《军情似火》。

李和平   国务院文化部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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